无能的青春——《挪威的森林》主题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挪威论文,无能论文,森林论文,青春论文,主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313.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888(2002)05-0008-04
20世纪，人类经历的苦难密集而又庞大，持续不断的席卷全球的悲剧性事件，足以破坏掉人类自18世纪由理性的确认而培养起的生气勃勃的青春激情。特别是二战过后，从战争的硝烟和废墟中站起来的年轻人陷入了某种颓唐，年轻人被迫过早地知道死亡，知道政治上的欺骗，知道经济大萧条带来的精神压迫，知道战争抹平一切价值的巨大威力，知道暴力世界的无处不在。传统的世界彻底断裂，而新的世界尚未建立起来。一切都处在一种迷惘和无所适从的状态。而青春除了生物性意义上的年轻之外，少有了文艺复兴之后人类由于不断得到确认的人性的力量所激发出的豪壮的生命激情和生命力，呈现出普遍的衰颓和无力。而这一现象成了描写20世纪60年代的文学作品的普遍主题。当代日本作家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即为典型案例。
村上春树于1949年1月出生在日本一个国语教师的家庭。1968年，他考入早稻田大学戏剧专业学习。当时，日本学生运动的失败给整整一代青年带来了终生难以磨灭的挫败感，参加了这场运动的村上也不能幸免，昂扬的政治热情随之化为不尽的失落、孤独、空虚和怅惘。他在经营爵士乐酒吧的同时，每晚在餐桌前尝试着写作，试图在轻松、潇洒的文字和有别于传统的崭新文体中，表现内心世界积淀着“黑沉沉的虚无”。《挪威的森林》借一个处于成长过程中的少年渡边彻之眼，扫视了日本20世纪60年代末的年轻人的成长过程和与之相伴随的年轻人面对现实时深重的挫败感和无能为力感。
一
人在成长的过程中都要经历一番自我确认、自我定位的痛苦煎熬。这种自我确认的心理诉求发生在人首次体验到灵与肉的分离，从时间概念上来说，灵与肉的首次裂变大致发生在人的第二断乳期，即切断与父辈在精神上的哺育关系，从父辈的权威下解脱出来。他们质疑父辈的价值观念，对此进行审视和反思，并有了重新确立价值取向的心理诉求。然而，就如同蹒跚学步的孩子，对于新价值(其实也未必是一种新质的价值，只是表现为对父辈价值观的否定)的寻循过程表现为面对众多价值观的无从选择。理性的匮乏，判断力和选择力的欠缺，使自我价值的重新确认和定位，成为成长中的少年人难以承担的过程，许多人因处处碰壁而心灰意冷，回到父辈的老路上去。
《挪威的森林》中的主人公所处的年代是20世纪60年代末期，正是日本战后经济大发展时期。战败国的阴影，从父辈或多或少影响到这一时期的青少年，并进入到他们的深层心理，在他们的亲人中或许就有人成为战场上的炮灰。过早地近距离地接触到死亡，以及对政治欺骗性的超出其社会经验的感知，使他们对公众事务普遍缺乏热情。而社会提供的成功模式总是以一套严整的机制运行着，普遍缺乏人性关怀。依那样一种成功之路，人于其中将受到外在于自身力量的支配，逐渐丧失自我，逐步被异化。因为在现代社会，日益严密的社会分工使大多数工作日趋精微，合作化、制度化程度越高，个人的力量越显得微不足道。人类的力量、热情、激情在严酷的社会机制前是不堪一击的。书中的主人公“我”(渡边彻)因此始终对融入社会心存恐惧，采取拒绝和回避的姿态。
然而，成长的脚步从不因人的主观拒避而稍有滞缓，而且这种成长是以时间的流逝和年龄的增长不断被提及和强化的。书中有大量对时间的叙议，直接表现为对时间流逝的恐惧，希望时间永远凝固在成长过程中的某一阶段，永远滞留在前社会状态。如：
对直子的二十岁，我竟有些不可思议。我也好，直子也好，总以为应该还是在十八与十九之间徘徊才是。十八之后是十九，十九之前是十八——如此固然明白。但她终究二十岁了，到秋天我也将二十岁。惟死者永远十七。(44页)
再过两个星期日，我将满二十岁。我歪倒在床上，望着墙上的挂历，不觉黯然神伤。(258页)(注：文中凡未标明出处的引文，皆出自《挪威的森林》，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出版。)
因为成长即意味着对自己和他人及社会要承担更多的责任，而责任的承担，必然使原本圆融自足的生存状态被打破。(为了表现主人公的生存状况，作者特意将作品发生的场景安排到远离主人公家庭的京都的学生公寓，主人公的父母兄弟姐妹基本处于缺席状态，只作为交代主人公基本情况的背景材料，与主人公的现实存在本身几乎不发生任何联系。)而一旦这种圆融自足的生存状态被打破，以此为支撑点的内心世界的平静也将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日益复杂甚至芜杂的心灵。因为一旦被抛入某种现实，置身于较此前复杂得多的生活中，人必将面对更多无法回避的粗暴的现实情况，人们常常是无能为力的，只好违心地去顺应，这样一来，人便会不可避免地有异化感，身心逐渐分离，平静欢愉的内心世界愈益难在，如对岸之火(取自《了不起的盖茨比》，是主人公渡边和永泽喜欢的一部作品，对岸的火象征盖茨比永远实现不了的理想)或者奄奄一息的荧火虫发出的光(第54页)，逐渐“微弱浅淡”，最终消失在“漆黑厚重的夜幕中”。人由此失去最后的家园，失去诗意地栖居的可能。
渡边和他的朋友——木月、直子、永泽、绿子、初美……一群聪颖、敏感而早慧的年轻人，对于必然的命运有着超出一般同龄人的预知力，并且对前景普遍地报以悲观态度，非但不去憧憬未来，甚至不惜放弃生命以使自己永远停留在前社会状态，将儿时平静欢愉之美凝固为永恒。明乎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书中的年轻人在选择死亡时都显得如此平静和从容。木月死时17岁，直子死时20岁，直子的姐姐死时17岁，初美24岁……他们都以自杀的方式结束自己年轻的生命。他们甚至精心策划死亡的方式。精心设计，意味着死亡在他们看来不仅仅是自我生命的断绝，更具有了审美因素，表现为一种永生和涅槃，一种指向母体安适之境的回归。毫无疑问，在这死亡的背后有唯美情结的作用。
文中一个次重要的人物初美之死与其他人有所不同。初美是渡边的朋友永泽的未婚妻，是个“娴静、理智、幽默、善良”(第42页)的女性，然而永泽的不负责任的纵欲，给她以极大打击，即便如此，她仍无法放下那份爱。她的死，更多是出于爱而不得的伤情，但同样有唯美心态的流露：如果灵与肉不能和谐共存，便情愿毁灭肉体，以求得灵魂的超然和纯粹。从书中所描述的初美与永泽着墨不多的情感纠葛，我们不难发现，对于永泽的爱几乎成了初美的宗教，当向这块心灵之境的皈依之途被永泽一次次粗暴地切断，所有爱的表达都被证明是自取其辱，她仍初衷不改。她最终以身殉情，其举动本身所体现的悲壮远不及可悲和荒诞。她所尊奉的一元神——永泽，才华出众，在他身上，“似乎具有天生的那种自然而然地吸引人、指使人的气质。他有能力站在众人之上迅速审时度势，向众人巧妙地发出恰到好处的指令，使人乖乖地言听计从。而显示他具有这种能力的非凡气质，就像天使的光环，清晰地悬浮于他的头顶，任何人觑上一眼，都会即刻觉察‘此人实非等闲之辈’，从而生出敬畏感”(37页)。然而他却是个极端自私的人，对别人缺乏起码的同情、关怀和悲悯。他的身上缺乏一种神性——奉献精神和对冥冥众生的尊重，这使任何对他的顶礼膜拜都不可避免地带有盲目性，并有遭嘲弄的危险，因而显得可悲。然而对于初美而言，她已经习惯了对于永泽的爱的奉献，然而连不求任何回报的奉献也被拒绝了。哀莫大于心死，投注生命和激情的对象物突然间缺失，生活失去了中心和重心，人一下子被置于一种虚浮状态，生命仿佛被抽去了所有的意义。长期的虚浮和无意义的生活对于个体生命而言，是生命中难以承受之轻，看不到希望，便只有以结束生命的方式为自己的皈依之途画上一个句号，永远摆脱了虚浮。作为向一种目标的进发，这最后一跳是有着悲壮色调的，它以万劫不复为代价，向理想之境最后一次诉说自己的向往之情，它是不可拒绝的，而且初美的人生由此反而显出了一丝意义。既然死是自己惟一能够自我主宰的机会，那么，就不要放弃，死是人保持自我尊严的最后一道防线。
二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曾在一些私人场合表示：希望村上在其作品中能够突破内闭式个体的失落、孤独、空虚和怅惘等颓废情绪的图谱，赋予作品中的人物更多的社会意义。
可以说，大江健三郎对村上春树的评价是相当中肯的。《挪威的森林》中众多年轻的生命所呈现的生命景观并不是感人至深、催人奋进的青春激情，相反倒具有一种要将人拖曳至生命谷底、毫不见希望的状态中去。这部作品中的年轻人，也有着对于现实的诸多不满，也有意欲反抗的人生指向，但所采取的抗争手段却是极为无力的，其抗争更多的时候只是主人公的一种姿态，而毫无成功的可能。
日本文学向来有一种色情主义倾向，主要表现为大量的色情和纵欲场面的描写。村上春树的作品中也不乏性爱场面的刻画及与此相关的叙述和议论。有论者据此认为：现代小说如劳伦斯的《查泰来夫人的情人》，杜拉斯的《情人》，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都是现代色情文学的典范。
书中人物所显示的性心理是各不相同的：如直子虽爱木月，却无论如何不能进入状态，不爱渡边却平生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有了冲动。因男友的不忠而自虐式并带有补偿心理的与陌生人发生性关系的女孩；永泽的纵欲放旷；“我”因寂寞与思念(对直子与绿子)而一次次地自我放纵……纵欲的目的之一是主体意图从身体欲望的满足中来确证自我的现实存在。原本以为可以藉此来唤醒沉睡的自我，以对抗现实强制性的异化过程。因之，对性爱场面的描写在此是具有了超越本体的作用，是被作为反抗现实的一种特异的途径而被肯定的。然而通过对文本中多个人物的心理分析，我们不难发现：纵欲并不能使自我存在得到真正意义上的确认。对于作品中日益与现实疏离的特定人群来说，自我放纵的结果是在大量体验身体欲望的满足后，因灵与肉的深度分离而导致了心灵更为深重的失落。这特异的一条路也被湮塞了。对于成长的拒绝和必然的社会化是作品中的年轻人无法逃避的一对矛盾，由此导致的精神危机和人格分裂势所难免。肉体的狂欢带来精神上的巨大失重。这似乎在强调一个真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比现实生存的艰辛带给主人公更大的精神背负。渡边对此有着一个由模糊到清醒的认识过程。他感受到自身的无力感，也敏锐地洞察到极端自私又有着极为成功的表象的永泽内心的空虚和难以驱遣的心灵重压：
……他既具有令人赞叹的高贵精神，又是个无可救药的世间俗物。他可以春风得意地率领众人长驱直进，而那颗心同时又在阴暗的泥沼里孤独地挣扎。……他也背负着他的十字架匍匐在人生征途中。(38页)
颓废是日本文学的又一大主题。在本书中直接表现为某种恒定的价值感丧失后，人所呈现出的茫然和无可奈何。动荡的社会、严酷的现实、柔弱病态的人格，造成《挪》中大量颓废的人生场景，所有的抗争，无论是对于现实的虚伪性、异己性，还是对生命自身，都显得无可奈何。缺乏一种积极主动的抗争和求索，因而也就缺乏鼓舞人心的力量。即使是文中着墨较多的爱情，也因双方的犹疑和不确定而成为令人质疑的行为。爱情给予人的不是心醉神迷的甜美。小说中过多呈露的是对爱情真实性的质疑、审视与剖析。连自我的情感都不能完整而真实把握，对于异己的其它人事的无力把握便不足为奇。
当一切向外的努力都归于失败时，作品中的主人公很快完成了“向内转”的过程。作为消费时代的特征，这部小说中充斥了大量现代社会的物质符号：电视、音乐、酒吧、歌厅、夜总会、汽车、高档住房、卡拉OK……渡边在音乐唱片和作为印刷物的书籍中寻找心灵的皈依之所，以酒精的作用来暂时忘却生存之痛；直子和玲子蛰居于一个有乌托邦色彩的、与世隔绝的疗养院，使自己免受外力的粗暴伤害……当他们从自己假想的理想之境中稍一抬头，便再一次受到了现实粗暴机制的伤害。与社会缺乏起码的交流手段，于是对社会的抗争就直接表现为主人公对现实的拒绝与逃避。而日常生活的琐碎、 平庸化也进一步消蚀、吞噬了人物身上残存的激情和力量，人物逐渐萎顿、消沉。而死 亡的选择其实只是一种趋于极致的逃避。抗争的失败源于手段的荒谬，而置身于当时的 社
会情境，成长中的年轻人看不到出路。力量之源的晦暗不明使人们陷入普遍的精神危 机。
三
以上我们从自我价值确认、对成长的拒避和为对抗现实的侵害所采取的种种带有极端性质的手段等角度分析了《挪》所反映的成长主题和爱情主题，目的是想引起疗救的注意。因为这里面所涉及到的问题，已经超出了文本的地域界限，具有了一种世界性。这也就可以解释《挪》何以在中国大陆的正版书销量即已达到400多万册，成了成长期的年轻人普遍推崇的作品。
《挪》所涉及的问题固然有其特定的社会、历史根源。如前所述，这部小说的时代背景是20世纪60年代的日本，时间跨度主要是1968年春至1970年秋，但其外围时间则设定在阿美寮事件发生18年后的1987年，亦即人到中年的“我”在汉堡机场机舱内听见《挪威的森林》受到强烈震撼之时。作品最后反复道：“我现在哪里?”“我现在哪里?”所提示的外围时间，表明即将迎来38岁的“我”仍未获得稳定的位置。
这部作品作为近年来较有影响力的以成长为主题的小说，其间充斥着的许多颇具时代特征的意象——诸如摇滚乐、学生运动、纵欲等，以及所传达出的迷惘、颓废的气息，都与20世纪60年代的西方社会息息相关。从中我们体验不到足以挽救人心的人格之美、足以对抗心灵柔弱的阳刚之美。其所表现出的逃避、疏离恰好是现代人，特别是处于成长和心理裂变阶段的现代年轻人的普遍情绪。而且，这样一种情绪在20世纪60年代——或者将时间跨度再延伸一下，应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西方国家的年轻人中表现得更为突出。在战后婴儿潮中诞生的年轻人，他们的主要成长期即在此一阶段。他们既享受了战后经济快速发展所带来的消费狂潮，也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虚无。他们所经历的一切，助长了这一时期的怀疑、不安和不稳定感的潜流。对于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普遍持怀疑和拒绝的态度，在原则上对道德问题漠不关心，自我了解、自我控制能力较弱。在这一时期较有影响的文化事件都与颓废、对抗和破坏有关。比如兴起于50年代末的“垮掉的一代”、嬉皮士运动、以披头士乐队为代表的摇滚乐，等等，其代表人物的行为举止成了当时西方年轻人竞相效仿的对象。日本当时正积极地向西方国家学习，自然西方文化界的事件也对日本年轻人产生很大影响，在村上春树本人的成长经历、他的作品中都可以看到相当浓厚的西方文化的痕迹。而小说的题目“挪威的森林”即是出自披头士乐队一首同名歌曲。值得一提的是，披头士乐队的主将约翰·列侬1971年被他的一个狂热的崇拜者开枪打死，杀人者在现场丢下了一本书，也是一部成长小说——《麦田守望者》，这是一部在当时颇受推崇的成长小说，其主题涉及的便是一位处于社会边缘状态、始终与主流社会格格不入的少年身心的漂泊。
其实，自二战以后所出现的人类精神危机从来都没有什么新鲜的内容，只不过是它涉及的面更广，对人的影响程度更深。之所以如此，与二战后人类的价值观的变迁有极大关系，同时也与消费时代人类越来越趋向于人类中心主义、自我中心主义的社会现状有关。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使人们骄奢淫逸的生活态度得到满足甚至鼓励和主张，而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人类的精神成果被大量复制，人们沉迷于各种声色享受之中，自身的创造性被遏制。这两方面综合作用的结果是人们自我封闭的生活变得容易起来，而沉浸于虚设的理想世界中，自诩为一切存在的中心，但一旦进入到真实生活中，却无能为力去创造一种均衡的精神体系。所以一旦遭遇失败，便归咎于世上存在的不协调性、时代精神的解体和大众的愚昧，或者落入自怨自艾的泥淖中不能自拔。
面对这样一种有如瘟疫般的颓靡之风，我们不禁会想起那些令人激情涌动的人和事：即使是在20世纪初的巴黎，单纯向上的青春朝气与创造冲动仍随处可见。这种气质在法国哲学家柏格森的“生命冲动”与弗洛伊德学说的鼓舞下，被莫迪里阿尼、马蒂斯、阿波利内尔、杜尚、毕加索们发挥得酣畅淋漓——艺术家与诗人们在洛东达咖啡馆里争吵与喧闹。他们贫穷但是朝气蓬勃。那位叫兰波的少年意气风发地在诗人聚会的餐桌上撒尿、吐口水、朗诵诗歌，最终在巴黎生活无法满足他过剩的青春热情时，就去非洲、亚洲冒险，早夭……也许他们也有过生命受挫的体验，但他们还有能力有勇气用自身的惊世骇俗来对抗，用古希腊世界神祗精神来武装自己。站在20世纪后半叶一片衰颓的精神废墟中，我们不禁要问：那些青春生命的伟大激情呢，那些鼓舞过拜伦、雪莱、夏多布里昂，鼓舞过沃尔特·李普曼与贝克特对于灿烂未来的极度渴望呢，那些青春美丽的幻想呢?
对于青春期即已深入骨髓的无能为力感，作者村上春树也有所认识。他对所有这些虽然用一种唯美的氛围加以表现，但加诸于上的却是爱恨交织的复杂心理。而且，作者以都市生活的亲身历练，写出了真实的、当代的、都市的青春：在茫茫人海中，为偶有的一点友情、恋情而忘怀欢笑；在寂寞孤独中，不求天、不怨人，自我抚慰疗救；在无聊庸碌中，自找乐子、自寻刺激，有滋有味地打发时光。他把笔下的青年锁定在都市，让他们在日常平淡生活中演绎悲欢故事，不容他们远遁，不容他们回避。
经历了在成长泥泞中挣扎的艰辛，他逐渐意识到囿于个人的心灵空间的情感抒写，于明心见性之外所必然折射出的病态人生，转而将视角投向更为宏阔的现实空间。作者在1995年奔走于日本四岛，向数百人调查对奥姆真理教所制造的“地铁沙林事件”的态度。有人对此大惑，无法理解向以撰写带有“私小说”倾向、擅长营造唯美意境和梦幻色调的村上此举意欲何为。对此，村上春树如此回答人们的困惑：“我是小说家，对于‘人’绝对有兴趣的，当时在同一班电车有哪些人，他们于事件后过着怎样的日子?可以采访到这些受害者，也许不能说‘很高兴’，但我当时确实是很兴奋。在采访中，倾听那些受害者家属的痛苦，分担他们失去亲人的悲哀，让我也因此得到不少感动，对于人的悲伤有更深的体会。”其实，无论是《挪威的森林》中年轻人的成长经历，还是带有人类普遍性的成长，都反映出如此规律：一个人如果只关注一己之命运，而对人类社会缺乏起码的关怀，他的力量之源将会枯竭，而自体循环导致的是人格力量的弱化和退化。
一个人必须从他人那里汲取养分，并以自身的努力予以回报，如此方可获得健康和力量。村上对沙林事件的关注意味着他对自我圆融自足状态的带有否定意味的超越。这未必意味着他对公众事务的热心，村上起码做了一个渐趋健康的知识分子应该做的，因为健康人格的表现之一是给予与索取并重，或许有所偏倚，但不致失衡。
其实，村上的道路也可算作是为现实人生中处于成长期的少年人确定人生方向时捉供的一种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