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共产国际研究中的热点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共产国际论文,热点问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大批俄罗斯新解密的联共(布)、共产国际的档案，使学者对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密切程度及其影响中国的深度等诸多问题，有了崭新的认识——
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我国翻译、出版了一大批俄罗斯新解密的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档案资料，这大大推动了学界对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问题的研究。近年来，学界在共产国际研究上的热点问题和主要观点如下：
■关于共产国际与中共创建的关系
学者认为，共产国际从中国早期共产党组织的建立到中共的正式成立及其初期活动，都进行了直接领导、组织和帮助。
国内传统的观点认为，中国共产党是马列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很少提到共产国际和俄国党的作用。随着新的档案资料的挖掘和公布，学者们认识到，俄共(布)、共产国际在党的创建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杨奎松认为，俄共(布)代表威连斯基、维经斯基等人对领导组织成立中共上海发起组和各地早期共产党组织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们首先致力于建立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社会主义者同盟，并在以后使之逐渐转为纯粹的共产党组织。正是由于中共早期组织是在俄共党人推动和帮助下建立起来的，中共最初的思想理论准备和干部准备都相当欠缺，也造成其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及其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努力，缺少创造性思维和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深层次思考。
李颖认为，共产国际与中共之间在建党问题上存在着博弈互动的关系，在中共创建时期，中共主要领导人和俄共(布)、共产国际代表之间在建党的依靠对象、共产国际的援助及其领导体制、党的工作体制等问题上，存在着较为激烈的矛盾冲突，他们在磨合与沟通中走向理解与合作，中共至二大正式决定加入共产国际，接受共产国际的直接领导。
■关于共产国际对中国大革命的影响
学者认为，大革命期间涉及军事、政治、党的建设、重要会议、政策策略的制定等方面，都受到共产国际的直接影响和控制。
新的档案资料，使学者们对共产国际与中国大革命之间的密切关系有了新的认识。
唐宝林认为，中国大革命是在联共(布)政治局和共产国际直接指导和控制下进行的，指导大革命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几乎全部来自莫斯科，并由莫斯科派驻中国的代表、顾问亲自执行，只有一小部分是在他们的代表严密监督下由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执行的。联共(布)、共产国际的决策和控制是中国大革命历史发展的主导因素。
敖光旭研究了共产国际与大革命初期广东商团事件的关系，认为共产国际介入这一事件，最终镇压了广东商团，并成功促使孙中山及国民党“向左转”，成为中国大变局之枢纽。它预示着中国国民革命“合力革命”的终结及“阶级革命”的开端，不仅巩固了广东这个“世界革命的车站”，而且在新的高度确立了苏俄在远东的“新兴权威”，世界革命的重心开始由欧洲移往远东。
■关于共产国际与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关系
学者认为，共产国际作为中国大革命的直接指导者和操纵者，应对大革命失败负主要责任。
传统观点一直认为，大革命失败的主观原因是中共在革命中推行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和投降主义，新的研究证明，这与历史真相相去甚远。
唐宝林认为，在大革命时期，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制定中国革命路线、政策的最高标准是以苏联国家利益为转移，造成了大革命的潜在危机和最后失败；1923-1925年提出了比较积极的革命方针，但自始就轻视中共力量，只武装国民党而不武装共产党；1925年秋，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则开始实行右倾退让的路线，一味依赖国民党甚至蒋介石个人，让中共全面放弃独立性和领导权；最终，国民党右派羽翼丰满、全面反动时，又突然命令中共迅速组建几万人的自己的军队，陈独秀主动承担了对抗这个不可能实现的命令的责任，成为莫斯科造成大革命失败的“替罪羊”。
何云庵认为，直到1920年，列宁和共产国际还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意义上坚持世界革命理论。尽管在共产国际二大上对东方革命的前景作出了超越阶段的乐观估计，但仍然是以欧洲革命胜利为前提的。直到共产国际四大，随着欧洲革命陷入低潮，东方革命在世界革命中的地位才变得突出。这是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大革命中一系列错误的总根源。
■关于共产国际与中国红军长征的关系
学者认为，共产国际对于红军长征有功有过，总体上功大于过。
关于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决策与准备问题，有学者根据权威档案资料进行了新的探究。
王新生认为，1934年5月，共产国际虽然选择了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最坏的情况下红军主力战略转移的方案，但其主导思想还是作最后的努力，力争在夏季扭转斗争的不利形势。这种指导思想是脱离当时斗争实际的。由于对中央苏区整体状况的估量出现错误，共产国际从5月底到9月底的四个多月时间里，一直致力于中央红军主力在苏区内部打破国民党军的“围剿”，而对红军主力战略转移问题犹豫不决。这不能不说是严重的失误。在共产国际错误方针指导下，“左”倾错误领导者博古、李德把主要精力用于作战上，没有积极作战略转移准备工作，当国民党军推进到中央苏区腹地时，才仓促准备，率领红军主力转移。
学者还指出，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共产国际想方设法恢复与中共中央和红军的联系，在宣传红军长征、指导中共及时实现战略方针的转变、支持陕北中共中央战胜张国焘分裂主义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红军长征时期，正是共产国际的战略策略由“左”倾向正确方向转变的时期，也是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由差向好的转变时期。共产国际对于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有功有过，总体上功大于过。
■关于共产国际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的建设的关系
学者认为，在红军长征以前共产国际直接指导和控制着中共自身建设，成为中共和中国革命恢复、发展和遭受挫折的决定性因素。
共产国际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自身建设的关系，是学界研究的薄弱环节。
金冲及对这一时期党的三次“左”倾错误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它们都与共产国际有着密切关系，是在共产国际的直接指导和影响下发生的，第三次“左”倾错误更是完全倚仗共产国际在中国共产党内的巨大威望和组织约束力，才取得支配地位并持续四年之久，给中国革命造成惨重损失。远在万里之外的共产国际很难做到准确估量不断变动的形势，真正从实际出发指导中国革命。
汤涛认为，共产国际在大革命失败后及时调整方针政策，在党的建设一些方面的正确指导加速了中共组织的恢复与发展，为中国革命走向复兴提供了重要条件；另一方面，“第三时期”理论、对党员成分的错误认识、破坏党内民主、盲目推行联共(布)党建模式等消极因素，却又使中共走了许多弯路，遭受了重大损失。
■关于共产国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
学者认为，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到了重要指导作用。
关于共产国际与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关系，以往的研究通常是割裂毛泽东思想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只看到两者对抗斗争的一面，只强调毛泽东思想的独创性，而忽视了其辩证统一的一面，没有深入探究毛泽东思想的渊源关系和发展机制。近年来的研究在这方面有所突破。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的提出，鲁振祥认为，这既是中共成立后多年探索和思考的产物，也是共产国际七大关于改变领导方法、工作方法和灵活具体地应用马列主义等精神，对中共起到重要思想解放作用的结果。而抗日战争前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在反对王明教条搬用共产国际“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原则的斗争中，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并于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正式提出和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
■关于共产国际与中国抗日战争的关系
学者认为，抗战期间虽然共产国际与中共在一系列问题上存在分歧，但应该承认共产国际对中国抗战胜利作出了贡献。
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的历史性转折，发生于“九一八”事变之后，特别是1935-1945年之间，所以抗战期间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问题的研究，成为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研究的重点。学者们根据目前公布和披露的一些史料，对有关问题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关于西安事变，以往学者认为，中共在事变前后转向实行统一战线政策是莫斯科所建议和指示的，并且季米特洛夫还对中共中央的领导能力表示怀疑，担心中共会妨碍统一战线的建立。杨奎松认为，实际情况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对政策转变幅度的认识是不完全一致的，季米特洛夫对中共彻底转向统一战线的政策持保留态度，他担心的不是中共会妨碍统一战线的建立，而是中共会被统一战线所淹没。
关于延安整风，以往的研究只是从中国的角度来解读这一事件及过程，对于共产国际的态度，至多是一般地推测莫斯科对此十分不满。延安整风正是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问题的核心。杨奎松认为，实际上，共产国际对于发生在延安的一切，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并没有给予高度重视。由于苏德战争的关系，莫斯科这时主要关心的，还是如何维持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以确保中国继续抗日的问题。1943年底苏军转入反攻后，季米特洛夫开始对延安整风作出了反应，委婉地批评了中共的统战政策和在党内所实施的斗争，要求毛泽东不要展开反对周恩来和王明的斗争。这种批评，是因为苏联情报机构提供了并不十分准确的有关整风的情报。即便如此，毛泽东还是适当调整了整风的政策措施，并没有造成中共与莫斯科之间的关系恶化。
黄一兵研究了抗战期间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问题，认为它参与领导东北抗战，努力贯彻落实共产国际七大路线，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正确抗战路线，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对抗日战争作出了重要贡献。
■关于毛泽东与共产国际的关系
学者认为，共产国际从1927年就开始重视毛泽东在中共当中的作用。
有关历史人物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是这一领域的重要研究热点。关于毛泽东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传统观点认为，在抗日战争以前共产国际长期不信任并压制、打击毛泽东，毛泽东能够重新取得领导地位，恰恰得益于红军在被迫长征后失去了和共产国际的联系；而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国际又推举毛泽东做中共领袖，是因为误信了任弼时1938年向共产国际的报告，报告如实介绍了中共中央内部围绕国共合作方针发生的争论，和毛泽东坚持独立自主方针取得的成绩，因而赢得了季米特洛夫的赞扬。
杨奎松指出，事实并非如此。恰恰相反，共产国际从1927年就开始重视毛泽东在中共当中的作用，高度评价毛泽东的农村革命思想和斗争实践，并维护和宣传毛泽东在中央的领导地位；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得到共产国际的推举，绝不是因为共产国际赞赏毛泽东敢于抵制莫斯科的指示，恰恰是任弼时的报告高度肯定了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季米特洛夫相信毛泽东及其中共中央能够正确地理解和贯彻共产国际的政策方针。也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取得领袖资格后，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所做的最突出的表态，就是在自己的报告中系统地提出了有利于进一步推进国共合作的各种新建议。
■关于共产国际的作用与中共独立自主的关系
学者认为，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成功有积极的作用，并对此后的中共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长期以来，学界一般认为中国革命成功的根本在于中共坚持独立自主，战胜教条主义、本本主义，而对共产国际的援助缺乏应有的了解与估价。
杨奎松专门研究了共产国际向中共提供财政援助的问题，得出如下结论：自1920年起，共产国际的财政援助对于中共特别是其前期的生存和发展，曾经起过至关重要的作用。其经费援助的多少，与党的活跃程度乃至发展的快慢，明显的成正比。在一些关键时期，共产国际的紧急拨款，对党的命运发生过重要影响。但是由于各自的利益所在和考虑的目标不尽相同，共产国际财政援助的力度、形式及其实现的快慢，并不完全符合中共自身发展的实际状况，双方为此发生矛盾冲突在所难免。中共逐渐摆脱对于共产国际财政支持的全面依赖，走上独立自主的道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农村根据地的开辟和红军力量的发展。中共只有在经济上取得独立自主的条件之后，其政治上独立自主的时代才会逐渐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