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种社会形态”说对马克思“经济的社会形态”的误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形态论文,马克思论文,误读论文,五种论文,说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307（2005）01-0108-05
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实践检验了苏式“马克思主义者”（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22卷第81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二版第4卷第398页）、第35卷第385页、第21卷第541页和第37卷第432页、第446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二版第4卷第691、691—692页），参杨木《恩格斯评所谓“马克思主义者”的昭示》（《开发研究》2002年第1期第3—8页）。）对马克思从所在的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类历史”由唯物史观“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经济的社会形态”与唯物史观的社会形态概念混同的舛释之误。对此，马克思生前对舛释他的著作文本原意的做法，就曾感叹：“咳，这些人哪怕是能读懂也好啊！”[1]（P124）（注：恩格斯1891年7月1日《致康拉德·施米特》，本文中所引的原著引文中的黑体字，都是原著文本中原有的。）
一、马克思“社会形态”、“经济的社会形态”概念的历史生成
马克思以唯物史观在19世纪中叶揭开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之谜。
唯物史观这一产生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新唯物主义世界观，是研究人类社会发展历史的马克思理论体系的本源和核心。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生成于马克思“完成了发挥他的唯物主义历史理论的工作”之后，唯物史观原理的逻辑体系，是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前提。
马克思于19世纪40年代，在物质不以人的意识而存在的旧唯物主义上前进，确立了唯物史观的社会存在不依赖于人类社会意识的原理，把一般唯物论原则创发于人类社会历史领域，揭橥了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的这一新唯物主义的哲学世界观。马克思在创立唯物史观的过程中，以改造了的黑格尔的辩证法作为思想工具，与唯物论融为一体，使在黑格尔逻辑学那里“头足倒置”的辩证法，在人类社会历史领域里用脚站立了起来，成为“我的辩证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2]（P22）（注：马克思1873年1月24日《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跋”，5年前的1868年3月6日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中就指出：“我的阐述方法和黑格尔的不同，因为我是唯物主义者，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一切辩证法的基本形式，但是，只有在剥去它的神秘的形式之后才是这样，而这恰好就是我的方法的特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32卷第525—526页，引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二版第4卷第578—579页重新校订译文）。）的唯物辩证法，阐明了人类社会变动不居、历史辩证发展的原因，全面地结束了旧哲学在世界观上的统治，科学地解决了意识和物质、思维和存在这一哲学的最根本问题，辩证唯物地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来自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的根本之源：
1843年3-8月，马克思在克罗茨纳赫时期以研究“法国大革命史”为主[3]（P129）的历史学笔记之后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提出于社会经济生活决定国家政治生活、法的关系原于物质关系的观点和对物质关系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找的观念，开启了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之门。1844年夏—秋，在巴黎时期的《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了生产劳动是社会发展基础的思想，首先创发了“生产方式”的概念。在对前此政治经济学术语、概念的批判中，一步一步地界定了生产力、生产方式的新范畴。1845—1846年，在布鲁塞尔时期与恩格斯合作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以“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4]（P92）（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1卷第43页，此处引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二版重新校订译文。），以生产方式内涵的历史、辩证的实证研究方法，首次阐述了唯物史观，以生产关系的概念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谈一下我自己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经过”[5]（P411）时，指出：“我们见解中有决定意义的论点，在我的1847年出版的为反对蒲鲁东而写的著作《哲学的贫困》中第一次作了科学的、虽然只是论战性的概述。”[5]（P414）正是在1847年4—7月马克思以法文首次出版的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著作《哲学的贫困》中（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4卷第165—166页（引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二版第1卷第163页）：“在宗法制度、种姓制度、封建制度和行会制度下，整个社会的分工都是按照一定的规则进行的。这些规则是由哪个立法看确定的吗？不是，它们最初来自物质生产条件，只是过了很久以后才上升为法律，分工的这些不同形式正是这样才成为同样多的社会组织的基础，至于作坊内部的分工，它在上述一切社会形态中是很不发达的。”参杨木《“社会形态”与“社会经济形态”辩正》（《甘肃理论学刊》2002年第2期第27—31页）。），比迄今论著中的在1851年12月—1852年3月25日以德文发表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8卷第122页（引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二版第1卷第585—586页重新校订译文）：“新的社会形态一形成，远古的巨人连同复活的罗马古董——所有这些布鲁土斯们、格拉古们、普卜利科拉们、护民官们、元老们以及凯撒本人就消失不见了。”），早4—5年就以“社会形态”的术语来表述历史发展阶段了。在这一术语提出的同一年的1847年12月下半月，马克思在于8月底“在布鲁塞尔抓住时机创立了德意志工人协会”[3]（P129）的“讲演”，即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简短地叙述了自己在政治经济学领域进行研究的经过”[5]（P415）的“我用德文写的关于《雇佣劳动》一书，汇集了我在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上对于这个问题的讲演”[5]《雇佣劳动与资本》中，“概述”了“社会形态”这一术语概念的“生产关系总和”内涵：“个人借以生产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生产关系总和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古典古代社会、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都是这样的生产关系的总和，而其中每一个生产关系的总和同时又标志着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段。”[4]（P345）（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6卷第487页，此处引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二版重新校订译文。）在这里，马克思在对唯物史观“个人借以生产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基本原理“叙述”后的“生产关系总和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的“生产关系总和”三个“构成”的排比递进为“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接连两处“生产关系的总和”的“古典古代社会、封建社会和资产阶段社会都是这样的生产关系的总和，而其中每一个生产关系的总和同时又标志着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段”的“历史发展阶段”内容。之后，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大手稿的《〈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基础上，于1859年6月在柏林出版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其间的1857年12月8日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说：“我现在发狂地通宵总结我的经济学研究”[6]（P219）。马克思在1859年1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958）年草稿》[Ⅲ·资本章][第二篇][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形式][7]（P465-516），作了政治经济学抽象资本主义起源的以生产方式“略述经济的社会形态累进时期”的逻辑概括，从对资本主义的“人体解剖”，到前资本主义起源的“猴体解剖”[7]（P47）的“逻辑与历史统一”的论述。“历史破天荒第一次被置于它的真正基础上。”[3]（P136）
二、按马克思原意“读懂”《〈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1858年11月12日马克思对其“大约过一个月，我才能完成，因为实际上我刚刚开始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了两点自我评价：“1.它是十五年的、即我一生的黄金时代的研究成果。”“2.这部著作第一次科学地表述了对社会关系具有重大意义的观点。”[6]（P456）“在他多年研究经济学的最初成果，就是1859年问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在“序言”[3]（P132）中，自述：“我在巴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后来因基佐先生下令驱逐移居布鲁塞尔，在那里继续进行研究。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5]（P412—413）中，在“表述”了唯物史观原理之后，紧接着在与《资本论》第一大手稿的《〈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于第“IV”个笔记本“亚细亚的”（[1V—51]）、“古典古代的”（[IV—52]）、“日耳曼的”（[IV—53]）和第“V”个笔记本[V—1]—[V—15]页上的“亚细亚的”、“罗马的、希腊的（简言之，古典古代的）”论述“资本主义以前的”土地所有制形式[7]（P465—510）的同期，进行了“经济的社会形态”生产方式的从资本主义的“人体解剖”、到资本主义起源的“猴体解剖”的追溯，作了恩格斯所说的“广义的政治经济学”[8]（P492）（注：《反杜林论》“第二编”政治经济学“一、对象和方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20卷第163页，此处引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二版重新校订译文。））的“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注：该句在德文原著中为：“In grossen Umrissen K
nnen asiatische.antike，feudale und modern bürgerliche Produktionsweisen als rogressive Epochen der konomischen Gesellschaftsformation bezeichnet Werden.”（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莫斯科1939年版第388页）开句的“In grossen Umrissen knnen”一语，是马克思恩格斯常用的德语词，中文直译为“大体上轮廓地可以认为”之意,句尾的“bezeichnet Werden”为“看做是发展过程”之意，即“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发展过程”的“累进时期”，也就是段尾的“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Progressive Epochen”实为“累进时期”之意，无固定含义的“公式”化的意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篇第五章“1.劳动过程”的“动物遗骸的结构对于认识已经绝种的动物的机体有重要的意义，劳动资料的遗骸对于判断已经消亡的经济的社会形态也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4卷第210页）句中的“经济时代”，郭大力、王王亚南译文作“经济时期”（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95页），本文即依此论述马克思的“经济时期”的“经济的社会形态累进时期”的真义，而将德语“累进的”“progressive”对应为英语的“evolution”（“进化、演化”）一词，又中译为“演进的几个时代”，由此曲解马克思的原意，形成了所谓“五种社会形态”的误说。在马克思撰写《〈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1859年1月，进化论尚未行之于世，至该年岁杪的11月24日达尔文《物种起源》出版后，才使进化思想及其术语“evolution”流传开来。到了1904年始出版的N·I·斯通（Stone）纽约版的英译本之后的各语言译文，以各来的“进化”涵义的“Progressive”原著德文用语，当是舛误。）”[5]（P413）的逻辑和社会形态历史发展阶段的“略述”。
马克思首先“表述”的唯物史观原理，是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内在本质，而“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资本主义起源的“经济的社会形态累进时期”的政治经济学逻辑“略述”，并不等于“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3]（P594）的“具体历史发展过程”，而在于揭示人类社会发展内在固有的本质联系。
人类社会发展的本质，即具有普适性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原因，仅仅是马克思在“可以简要表述”首句的唯物史观原理的“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因此，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也只是马克思接下来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同一个句段中，先有前面“简要地表述”的“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接着，便在“简要地表述”了“社会形态”的概念的“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之后，又以经济范畴的“经济的社会形态”概念“略述经济的社会形态累进时期”的“亚细亚的、古代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只不过是对“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起源、产生的经济范畴历史追溯的“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累进”逻辑过程的四个“时期”的抽象表现形式。
马克思在这里，前面使用泛称的“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和句后的“在资产阶级社会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的具体指称“资产阶级社会”的“社会形态”（“Gesellschaftstormaition”），与“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累进时期”的“经济的社会形态”（“konmische Gesellschaftstormation”）两个术语，各有其固有涵义。“社会形态”是“生产关系总和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社会发展阶段的概念，“经济的社会形态”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抽象概括的生产方式内涵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的经济范畴概念。因此，“经济的社会形态”与“社会形态”的概念并不等同。马克思继1859年1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之后，1867年7月25日在德文第一版《〈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又作了“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2]（P10）的概述和在《资本论》各卷手稿中具体论述。因此，马克思的“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即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本人即按马克思这一原意，重申马克思“经济的社会形态累进时期”的真义。而俄文第二版和据以翻译的中文第一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恩格斯先后5次转述马克思的口头语：“‘tout ce pue je sast,c'est que mol，je ne suis pas marxiste’——我只知道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9]（P398）的“马克思主义者”，将马克思的“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的“人类社会的”“一种自然史的过程”的“经济的社会形态累进时期”误译为“经济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当成社会发展阶段概念的先后嬗递的社会形态，舛释申引为人类社会发展普遍规律的“五种社会形态”社会发展的理论模式，不但不符合马克思在这里表述的字面和内涵的含义，而且将两个不同范畴的概念加以混淆，实有违学理和逻辑。
三、所谓“五种社会形态”舛释的辨误
追查所谓“五种社会形态”的社会发展模式的由来，1938年9月斯大林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写了第四章中的《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在“历史唯物主义”部分的提法有“历史上五种基本类型的生产关系：原始公社制的、奴隶占有制的、封建制的、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10]（P137）1939年М·罗森塔尔、Л·尤金主编《简明哲学辞典》，把斯大林的“五种基本类型的生产关系”引申为“原始公社制度、奴隶占有制度、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以及社会主义制度（共产主义制度），是各种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特殊阶段。”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的“经济基础”内涵的“经济的社会形态”（“konomische Gesellschaftstormation”）侈释为“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经济制度以及跟它相适应的上层建筑”苏式概念“二合一”的“社会—经济形态”（“ОБШЕСТВЕННОЭКОНМИЧЕСКАЯФОРМАЦИЯ”）、中文又舛译为“社会经济形态”之误。[11]（P295）这与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略述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累进时期”的原意，大相径庭，制造了所谓“五种社会形态”的教条思维定势。虽然当年斯大林提出的仅是“历史上有五种基本类型的生产关系”，但是在苏联Ф·В·康斯坦丁诺夫主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原理》、中国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体系将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社会经济形态—社会形态都等同为社会发展阶段，将一种生产关系、一种生产方式指为一种所谓经济社会形态—社会形态，以一个社会阶段只是指一种生产关系的观念，硬套世界各国不同的具体历史发展，搞成一个所谓“五种社会形态”的教条公式，源自俄苏传统、由起斯大林，始作俑者实为罗森塔尔、尤金、康斯坦丁诺夫等所谓“马克思主义者”，其流俗久远、积深难返。缘此，亟须按马克思本意，打破传统教条的窠臼，正本清源，祛魅所谓的“五种社会形态”。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略述”的“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经济的社会形态累进时期”，是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起源”“‘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12]（P482、456、470、475）、以西欧为典型的“逻辑与历史统一”逻辑抽象的“人类历史”的发展逻辑，决非是对“民族历史”到处套用、普遍适用的马克思痛斥过的“一般历史哲学”的“一把万能钥匙”[12]（P145—146）。而将其公式化为“五种生产关系—社会形态”“五阶段”模式，正是“这种历史哲学”的苏联教科书体系的教条主义的产物。马克思的“整个世界史观”[13]（P134）反对以抽象的观念去套民族历史的“自然史过程”，“马克思研究任何事物时都考查它的历史起源和它的前提”、“从历史起源和发展条件来考察每一件事物”（注：前一段引文引自恩格斯《马克思·亨利希·卡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22卷第400页）。该文是恩格斯于1892年11月9-25日期间为《社会政治科学手册》（《Handw rterbuch für taatswissenschaften》第四卷，1892，耶拿）所写的继1869、1877年后的第三篇马克思传记；后一段引文引自[德]弗·梅林《马克思传》，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中译本第620页。），但所谓“五种社会形态”论却将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抽象的“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累进时期”经济范畴概念，“看做是”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阶段的社会形态概念。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的[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形式]的所有制形式和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四种“经济的社会形态”的生产方式的“经济的社会形态”，都是政治经济学的概念，并不等于就是历史阶段的社会形态。而马克思对原始社会的社会形态的历史阶段的正式认识，是在“摩尔根发现了氏族的真正本质及其对部落的关系，这一卓绝发现把这种原始共产主义的内部组织的典型形式揭示出来了”[4]（P272）（注：《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恩格斯在“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下所加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4卷第466页，引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二版重新校订译文。）、马克思在1880年底—1881年初对此作了《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之后。“社会的史前状态”的原始社会的社会形态是“人类历史”普遍的历史阶段，而马克思在此之前的1857年8月为计划写作总标题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经济学巨著而写的标以“M”字母笔记本上的《导言》的“1.生产、消费、分配、交换（流通）”“1.生产”（笔记本[M-1]）中，指出的是：“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13]（P25）接着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资本章][Ⅱ.资本的流通过程][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形式]（笔记本Ⅳ-50-53）中的“以东方公社为基础的公共土地所有制”[7]（P16s）（注：引文中“土地所有制”的原著德文是“Eigentum”。）的“亚细亚形式”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经济的社会形态”的“亚细亚的”“生产方式”，虽是以地域之名称之，却具有“人类历史”一定地域的重复性，但还不是原始社会的历史阶段的社会形态概念的“原始状态”，[7]（P392）。而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形式]中的“古典古代的”即“罗马的、希腊的（简言之，古典古代的）”所有制形式，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四种“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古代的”一词，原著德文为“antike”，亦是“古希腊、罗马”和“古典古代”地域的名称，却没有“民族历史”的普遍性。在这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形式”的考察，不是社会形态的划分。在[货币章][Ⅱ.资本的流通过程][资本关系形成以前或原始积累的过程]中，马克思又论述：“〔如果把人本身[Ⅴ-5]也作为土地的有机附属物而同土地一起加以夺取，那么，这也就是把他作为生产条件之一而一并加以夺取，这样便产生奴隶制和农奴制，而奴隶制和农奴制很快就败坏和改变一切共同体的原始形式，并使自己成为他们的基础。简单的组织因此便取得了否定的规定〕。”[7]（P484）“奴隶制、农奴制等等总是派生的形式，而决不是原始的形式，尽管它们是以共同体和以共同体中的劳动为基础的那种所有制的必然的和合乎逻辑的结果。”[7]（P489）1880年底—1881年初，马克思在《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后，紧接着在1881年2月20日左右—3月8日前《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12]中，把“原始的公社”（P360）（[复信]）称为“古代社会形态”（P461）（[初稿]）（P472）（[二稿]）（P477）（[三稿]）、“原生的社会形态”（P478）（[三稿]），并指出：“不言而喻，次生的形态包括建立在奴隶制上和农奴制上的一系列社会”。[12]（P478）[三稿]但是，“一切共同体的原始形式”即“原生的社会形态”“产生奴隶制和农奴制”，而“奴隶制、农奴制等等总是派生的形式”“是以共同体和以共同体中的劳动为基础的那种所有制的必然和合乎逻辑的结果。”因此，“不言而喻，次生的形态包括建立在奴隶制上和农奴制上的一系列社会”，并不如同“古代社会形态”那样“表现为一系列不同的、标志着依次更迭的类型”[12]（P472）[二稿]和“原始公社”的“是一系列组织，这些组织的类型，生存的年代彼此都不相同，标志着依次进化的各个阶段”[12]（P476）。
马克思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形式][资本关系形成以前或原始积累以前的过程]中，是在对以资本为表现的私有制充分发展之前的不完全私有制向完全私有制发展的“资产阶级经济的历史起源”[7]（P481）“历史过程”[7]（P481、481、490、496、496）的考察，这一“历史过程”即“经济的社会形态累进的时期”，并非是“依次更迭”的“奴隶制和农奴制”[7]（P484、484、494），都不是独立的社会形态。奴隶制生产关系的经济范畴具有历史的普遍性，却不能与历史阶段的社会形态概念等同。在古希腊、罗马史的后期，由于外族奴隶的输入，奴隶制生产关系一度发展，马克思在论述古罗马的灭亡时，指出古罗马后期奴隶制的发展导致了古罗马与帝国的灭亡。希腊个别城邦和罗马帝国时期，在特殊历史环境下一度发展了的奴隶制（注：斯大林时代形成的在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4世纪千年间希腊—罗马建立在奴隶制上的“奴隶社会”观点和以“工商立国”的“古代资本主义”论的西欧古史观，都已为当代希腊、罗马史研究所证伪。其实所谓希腊城邦，除雅典有城外，其余都有邦无城，斯巴达就只是五个公社的联盟，其境内都多为公民身份的小农而少工商业者。罗马帝国古典奴隶制繁盛时段也只一个世纪，而且集中在意大利半岛和西西里岛，当时全境上亿人口中，社会的主要经济形式也是小农农业，奴隶人数远不占多数。总之，在古希腊、罗马的一定时期和局部地区，由于存在着特别有利于发展商品货币关系和掠夺、买卖奴隶的条件，与商品经济相联系的奴隶制曾一度得到发展，只是局部的历史事实。），在“整个世界史”的全局中，只是一个局部的具体历史事实，没有普适性的意义。奴隶制并不能成为原始社会形态之后有社会发展前途的历史阶段的社会形态，而更不能以特殊的古希腊、罗马历史为模式，制造所谓“五种社会形态”的公式，硬套发展条件下不同的其它民族的历史。马克思唯物史观社会形态理论对在不同历史条件和环境中的民族历史“自然史的过程”，并不提供普适公式，没有要求“民族历史”的社会发展依照某种既定模式进行，也不可能有这样的历史实证。所谓“五种社会形态”却将历史公式化、教条化，是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唯物史观原理和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性质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规律混同，教条地等同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把社会形态与“经济的社会形态”、生产方式、生产关系、所有制形式不同内涵的概念划等号的理论混乱的怪物。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性质从简单到复杂、低级到高级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一对“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的经济范畴相互结合的不同形式，构成社会生产过程中的不同生产方式的“经济的社会形态累进时期”。但是，单一的生产方式仅存在抽象的经济范畴中，而任何一个历史阶段的实际的社会形态，在“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都不是只有一种生产方式的单一的“经济的社会形态。”但所谓“五种社会形态”先验模式“正统”的一种生产关系、一种生产方式就是一个社会发展阶段的所谓“社会经济形态”，即社会形态的观点，却被奉为了传统的金科玉律。在这样的把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使用的“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经济基础”、“经济的社会形态”、“社会形态”的唯物史观的政治经济学术语的概念，统统“看做是”等同于社会发展阶段的社会形态概念的符号，穷原究委，是把马克思以唯物史观考察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产生和发展的逻辑抽象的纯粹形式，违背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与历史统一”的原意，形而上学地当作历史发展的具体形式，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搞成了阶级斗争的“政治”的经济学，因而在所谓“五种社会形态”的公式中，以抽象的纯粹经济范畴对“民族历史”进行削足适履的“一刀切”，在近一个世纪的年代里，以所谓“五种社会形态”的模式硬套对号各国的“民族历史”，影响了对各国“民族历史”的具体研究。对此，在仅距恩格斯逝世四个多月前的1895年3月11日恩格斯在给威尔纳·桑巴特的信中，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研究使用的方法。”[9]（P742—743）（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39卷第406页，此处引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二版重新校订译文。）所以在对“民族历史”的进一步研究中，马克思提供的只是“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的唯物史观的“出发点和供研究使用的方法”，而要求的是“使用”这一“方法”，对“民族历史”的具体史实的“进一步研究中”，以史求实，以实求理，才能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推陈出新。
苏式“五种社会形态”的社会形态论，悖于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论述：“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的唯物史观这一原理，简直是黑格尔“头足倒置”的辩证法的复辟。辨析苏俄特殊历史背景意识形态的“社会—经济形态”的“五种社会形态”模式的教条对马克思社会形态论的舛释，从对马克思追溯资本主义起源的“生产方式”“经济的社会形态累进时期”的错误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剖析从19世纪下半叶传统的苏联教科书体系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思维定势桎梏，以马克思把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性置于历史环境和历史条件之中的方法论，祛魅对马克思“经济的社会形态累进时期”舛释的“社会经济形态”的“五种社会形态”模式，通过对与马克思“经济的社会形态”概念不同的苏俄教科书的“社会经济形态”的内涵的区分，破除来自苏联的曲解马克思“经济的社会形态累进时期”的政治禁忌和意识形态戒条，进行实事求是地学术研究，具有理论上正本清源、拨乱反正、繁荣哲学社会科举各学科，“对于历史科学”[3]（P594）的发展和论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和实践价值。
标签：政治经济学批判论文; 生产方式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历史唯物主义论文; 经济学论文; 关系逻辑论文; 资产阶级革命论文; 恩格斯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