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文化和政治稳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论文,边疆论文,少数民族地区论文,稳定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来研究政治稳定，尤其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政治稳定是个新课题。政治文化是政治发展的深层结构因素，它影响甚至决定着一个民族或每个政治角色的政治行为方式及价值取向，对国家或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起着巨大的制约作用。政治稳定既是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必要前提，又是其主要价值目标。在我国改革已进入攻坚阶段，各种矛盾和问题都比较突出的情况下，如何在社会政治稳定中推进改革和发展，在改革发展中保持社会政治稳定，这是一个有待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进一步研究解决的问题。
这里所说的少数民族地区主要以云南为个案。云南是中国多民族的缩影。千百年来，云南各民族的先民们在这片美丽富饶的土地上生息繁衍，各民族之间分合交叠，相互吸纳，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组织形式以及各具特色的政治文化。尽管历史上有过长期的政治地理变迁，但各民族为开拓和保卫西南边疆，为祖国拥有一个云岭以南的稳定的政治疆域作出了积极贡献。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反压迫、反侵略斗争中谱写了光辉的篇章，有着光荣的政治传统。新中国的诞生尤其是改革开放后，云南各民族社会经济和政治文化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消除了阶级压迫剥削的中华民族大家庭里，为保持祖国南疆长期的社会政治稳定作出了新贡献。
一、少数民族地区政治文化发展的历史因素和特点
阿尔蒙德指出，政治文化形成于本民族的历史以及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进程中。因此，要全面准确地把握云南少数民族地区政治文化的现状及其对政治稳定的影响，就要对它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活动的历史进程作一个简要的分析。
需要指出，研究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历史上的政治文化，不可能直接去考察每个时代人们的政治情感、政治态度和心理取向，也不可能从统计的概率中作出推断。我们只能根据历史文献记载的政治制度和民族的状况等来分析蕴涵其中的政治文化。可见，这里所说的历史上的政治文化是广义政治文化。
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历史上的政治文化是一个内容丰富的，具有多结构多层次多因素的动态进程。从中华民族整体看，中华民族的政治文化是中华大地上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是多元一体的政治文化。自各民族政治体系纳入统一的国家政治体系起，经过长期的民族分化融合已具有“一脉多传”的特点。各民族之间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血肉关系。然而，由于各民族特有的政治地理环境、生产生活方式、宗教习俗、文化传统、心理素质等，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政治文化又都有两个层次的政治认同：一是认同于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共同文化心理特征的本民族共同体；二是认同于中华民族主导政治文化。从纵切面看，早在秦汉时期，云南就是少数民族比较多的地方。由于反动统治者实行民族歧视、压迫的政策，各少数民族或不同地区的同一民族，在经历了漫长的缓慢的分化融合后，直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几种社会经济形态都存在，社会经济和政治文化发展程度不平衡的状态十分突出。多半由于历史的原因，至今有的地区和民族之间的相对差距仍有扩大的趋势；政治社会化也因受经济、文化、宗教、地缘等诸多因素制约，进程很缓慢且极不平衡。云南历史上发生的重大民族问题，常常对全国治乱安危的大局产生重要影响。从横切面看，由于特殊复杂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条件，一个民族分布于不同地区而处于不同的历史阶段，呈现出立体的生产力水平和社会经济结构及相应的政治文化特点。在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跨境而居，边民通婚互市，民族关系及内外关系交织在一起，这些都构成民族文化及其心理素质中的复杂因素，对政治文化发展乃至政治稳定产生重大影响。为便于分析，我们且从以下几个主要方面来加以说明：
第一，政治地理。我们这里借用政治地理学的某些观点和方法来分析构成民族的地理要素——“共同地域”——对民族社会经济、政治生活与社会进步的影响而表现出来的差异。每个民族都在一定的政治地域上生产生活，与其他民族相互交往，创造并传承着用于维持其自身的社会经济方式和政治文化。一个民族的经济和政治文化发展不可能挣脱“人与自然环境”的联系链条。民族的状况、分布特点和在时代中的地位往往根植于特定地理环境的“天然物性之中”。作为高原山区省份的云南，在38.4万平方公里面积中94%是山地，平坝及河谷只占6%。 全省地势自西北向东南分三大阶梯：德钦、中甸一带为最高一级阶梯，滇中高原为第二阶梯，南部及东南和西南部为第三阶梯（注：高志国主编《当代中国的云南》，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第8页。）。 海拔最高为6740米，最底为76.4米，平均每公里递降6米。 这种梯级立体地貌形成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立体分布特点。大致说来，居住于内地坝子和边疆河谷的主要有白、回、壮、纳西、傣等9个民族； 居住于半山区的有哈尼、瑶、拉祜、佤等8个民族；居住于滇西北高原和高山区的有苗、 栗粟、藏、普米、怒、独龙等6个民族；有13 个民族跨境而居（注：高志国主编《当代中国的云南》，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第21页。）。全省没有一个县、市是单一民族居住区。在大杂居中，各少数民族又形成自己的小聚居区，多半是一族一村（寨），尤其是居住在高山区和半山区的兄弟民族，高山横亘，江河阻隔，交通困难，各民族间难得沟通，各自保持着自己的语言、风俗和文化。早在汉武帝时期，汉族地区与少数民族地区的地域分异就开始形成。这种由于地域分异造成的民族历史状况的差异，一方面形成了如今一制（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制度）多式（多层次多样化）的政治文化及民族文化，而作为民族深层次的政治价值观念、政治态度、政治情感等大多以民族文化的样式表现出来，使之带有明显的民族性、地域性色彩；另一方面用“中心——边缘”的观点来看，处于边缘地区的社会仅由于其边缘地位而注定远离经济、政治文化和时代生活的中心。显然，“边缘”不仅仅是地理上的概念，而是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综合反映，但不可否认，地理因素既是云南蕴藏丰富的自然和人文资源的载体，又是长期以来使其处于分散封闭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民族的差异，根本的是政治地理作用其中的民族经济文化和政治文化的差异。
第二，政治制度。所谓制度一般而言是指获得价值和稳定性的组织形式及行为模式。狭义上讲政治制度就是政权的组织形式，属于正式制度安排的范畴。如前所说，政治制度是政治文化的凝固形态。少数民族政治文化首先是对包括社会组织形式在内的制度的心理价值取向。自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实现了全国政治上的统一， 含云南在内的西南夷地区就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一员。从秦王朝在云南境内设置郡县制度始，历代封建王朝都在少数民族地区设官置吏，建立由中央王朝控制的组织机构。由于边疆各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极不平衡其在各地建立的组织机构有不同的形式，但在前期大都是推行“以夷制夷”的“羁縻”政策，到元朝又把以往“以土官治土民”的制度发展为土司制度；明朝逐步推行以流官为主，土官为辅的“改土设流”制度，清王朝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为“改土归流”，而部分边境地区仍保留着土司制度，或形成土流并存的局面。这些制度既是历代封建王朝处理民族关系的重要策略，又是管辖治理少数民族的政权组织形式，它体现的是大一统的集权型政治文化，对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和政治文化的发展有深远影响。二十世纪五十年年初，云南少数民族地区仍存在前资本主义的几种社会经济形态，反映到民族文化和政治文化方面除了具有中华民族传统政治文化的某些特质外，还存在着以原始公社、奴隶制、封建领主制或封建地主制相应的一些政治文化特征，如均平本位的政治文化、家长本位的政治文化、权利本位的政治文化及封闭保守、依附仆从的心理。新中国的诞生铲除了阶级压迫和剥削，为民族之间和民族内部的自由、平等奠定了制度基础，而程度不同地处于前资本主义的各少数民族则分别跨越了一个或几个社会形态直接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然而，社会制度的跨越不等于生产力的跨越，几千年来积淀于民族心理层面的价值意识与行为习惯所展示出来的某些政治文化特征也不会随之消失。这是我们认识少数民族政治文化时需深入研究的问题。
第三，宗教习俗。上面讲的是正式制度安排对少数民族政治文化的影响，此外，非正式制度（即信仰、习俗、规范等）的作用也不可忽视。可以说要了解少数民族的政治文化和民族心理特性，不了解他们的宗教习俗终不过是雾里看花，难见其真。宗教是人类历史上古老而普遍的社会文化现象，是人在面对不可知的自然的或社会的异己力量的处境中产生的特殊的认识方式和活动方式。它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而变化发展。在上古时代宗教与政治或政治文化有着广泛而紧密的联系，甚至几乎可以说是浑然一体。各国政治制度都或多或少包含着神权政治的成分。在我国夏代已有假借天命鬼神来统治的情形，到殷商时代统治者自称天命而王，政令皆假神意而出，周代开始“以德配天”，神权政治随之被削弱，然而，教温和的政教合一制度并未走下历史舞台（注：见吕大吉主编《宗教学通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671、689页。）。如任继愈先生所说：“它实际上是用退出政治来参加政治的。”宗教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是一种普遍而重要的社会存在，具有广泛性、包容性、群众性、民族性和国际性特点，至今还在社会和人生的各个方面发挥着重大影响。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宗教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还有一些民族群众信仰原始宗教。信教的情况也较为复杂，有一个民族信仰一种宗教的，又有同一民族信仰几种宗教的，还有几个民族共同信仰一种宗教；从宗教种类看既有现代宗教，又有原始宗教。从历史上看，宗教存在的时间长，群众分布广，影响渗透深。从现实看，许多宗教活动已经世俗化，与民族的传统习俗和社会生活规范融合在一起，有的还与民族教育相结合，成为民族文化或政治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正是我们所说的云南少数民族政治文化具有明显的民族性、地域性的一个实际内容。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宗教对社会政治稳定的作用既有正面的、积极的，又有负面的、消极的两重性。在社会主义时期，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宗教团体积极探索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表现了极大的爱国爱教的热情，这对边疆的稳定起到了较好的作用。一般说来，宗教的教义和信条具有宏扬正义、扬善惩恶、扶贫济世的蕴涵。在社会生活中，它规劝人们克制欲望，与自然和他人保持和谐。这些宗教特有的精神信仰、道德伦理等也是人类社会重要的道德基础，维持社会稳定是其主要的社会功能之一。另一方面，宗教的神灵崇拜、信仰至上、对物质财富的鄙视、对生活方式的禁欲会对社会生产带来负面影响，尤其是宗教信仰具有排他性及边疆地区部分信教群众存在的外向心理，往往会成为社会动荡的潜在渊薮。
总而观之，云南少数民族的政治文化有其鲜明的特点。一是封闭性。生活在高山区和半山区的少数民族大都处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落后的生产方式以及封闭的自然生境中，村寨中的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其深层次的政治心理、政治情感等较少与外界交流，政治生活与都市相比具有明显的封闭性。封闭与保守是联系在一起的。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传统政治文化免不了带有保守性。这以小农经济的自我封闭模式，价值取向的单一、内向有着密切的关系。二是多样性。民族文化或政治文化是每一个民族适应自然环境的生存方式的反映。每一个少数民族的政治文化都是一种亚文化，是该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表征之一。因此，云南作为中国多民族的缩影其民族文化或政治文化必然具有多样性。我们在建设民族文化大省时也应该注意政治文化多样性的研究和开发。三是低层次性。政治文化产生于特定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生产力水平和社会经济结构所呈现的立体分布，具有明显的层次性，然而整体上说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低层次。以此相应，政治制度化和法制化水平以及人们的政治参与、政治社会化程度等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低层次。四是质朴性。质朴深厚的政治情感和爱国主义的政治传统，是少数民族政治文化中最具凝聚力和稳定性的心理取向。云南少数民族的政治文化所具有的上述特性正随着市场经济的变革而发生着某种程度的异变。
二、社会变迁中政治文化对政治稳定的挑战
从传统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的变革，实际上是一个逐步实现现代化的多方面的进程。在这个进程中社会必然产生的一系列矛盾和冲突，涉及经济、政治、文化和思想价值观念等各个方面。然而，在当前和今后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少数民族地区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比较集中地反映在经济和文化问题上，表现为民族意识增强，他们迫切要求加快经济文化发展，缩小差距，消除由于历史遗留下来的经济、文化的落后性而产生的权利享受事实上的不平等。这个时期社会变迁中的政治文化包括政治认知、政治态度、政治情感、政治行为等也是围绕着经济和文化问题而展开的。集中性、复杂性、不稳定性是其不同于别的时期的重要特征。在温饱没有完全解决的民族地区，生存与发展自然是最大的政治，对这个政治的态度、情感、心理价值取向就是少数民族一定时期的政治文化的反映。事实上，少数民族政治文化历来跟民族的生存和发展的切身利益联系在一起，与社会的经济、文化发展联系在一起，离开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纯粹的政治文化是不存在的。如果围绕经济和文化发展的矛盾及问题处理得不好，差距超过一定的阀值，就会引起社会群体强烈的价值取向的政治表达，影响社会政治稳定。尤其是变革进入攻坚阶段后，原有的体制和规范已被打破，而新的体制和规范尚处在构建中，价值观念中的新与旧、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和碰撞加深了社会的无序状态，加之社会变迁中一些难以完全避免的负面影响的存在等，都会对社会政治稳定构成新的挑战。变革时期少数民族地区影响社会政治稳定的矛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政治发展的历史跳跃性与经济文化落后性的矛盾。随着民族压迫和剥削制度的铲除，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实现了社会政治发展的历史性跳跃，政治上的解放为各民族充分享受自由、平等的民主政治权利创造了制度前提。但是，旧社会民族压迫遗留下来的边疆少数民族经济文化的落后性（即文盲半文盲的人口比重高，传统的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占据重要地位），使他们在社会发展中与内地存在很大差距，进而在权利享受上存在事实上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阻碍了少数民族在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权利享受。这就是说，在民主政治时代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占有的不平等也会导致权力关系及权利享受的事实上的不平等。因此，“消除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根除经济文化的落后性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需要完成的一项重要的政治使命，但同时它又是一个由多种因素制约的历史过程，不可能在短期内彻底解决。众所周知，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各种差距正在拉大，而少数民族迫切要求加快发展，缩小差距，实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意识却日益增强。这是变革中社会的一个政治后果，是社会动员加快的表现。它有利于提升自尊、自信、自强的民族信念，并内化为民族发展和进步的驱动力。但是，如果差距拉大增加了不平等的势头超过一定的度（即社会群体对他们的权利及利益的认识与承受力之间的临界值），那么民族意识增强和动员中快的另一个政治后果就可能激起社会群体强烈的政治行为来争取自身的利益，要求改变事实上的不平等地位。因此，变革社会中如何正确认识和解决平等问题是社会政治稳定的重要前提。
第二，民族意识增强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不完善的矛盾。民族区域自治是我国的一项民主政治制度。它在改善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保持边疆稳定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云南有8个自治州、29个自治县， 是全国民族自治地方最多的省份。民族区域自治在云南的建立和发展，既取得了成就和经验，又有过曲折和教训。1980年，邓小平同志针对民族区域自治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明确提出了“要使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真正实现民族区域自治”的目标。1984年《民族区域自治法》颁布实施，从此，民族区域自治有了法律的保障。但由于缺乏国家层次上的实施细则，在执法中存在衔接，甚至相抵触的部门规章和政策，加之执法监督不配套，使得自治权的行使难于完全落实。不尊重民族区域自治地方权益的事时有发生。这种状况已被随市场经济开放竞争效应而增强的民族意识所感悟。它表现为各少数民族对本民族的包括生存与发展、社会变迁中的地位和角色在内的民族权利和利益的关注。应该看到，市场经济的推进强化了不同地区或民族之间的利益分割，而分割促进了竞争，也当然地增加了矛盾和摩擦。这种矛盾和摩擦的一个根由就是对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变迁中出现的事关民族权利、利益的实际问题认识和研究得不深、行之有效的办法和思路不多、制度和文化建设滞后，不少地方贫穷落后的面貌长期没有根本改观。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少数民族对区域自治的冷漠。邓小平同志指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不把经济搞好，那个自治就是空的。少数民族是想在区域自治里面得到些好处，一系列的经济问题不解决，就会出乱子”（注：《邓小平文选》第1卷， 人民出版社，第167页。）。因此，尊重少数民族的政治权利， 加强制度建设，加快经济文化发展是社会政治稳定的重要保障。
第三，少数民族传统政治文化与现代化的矛盾。现代化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或迟或早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在世界近现代史上，后发型的国家和民族迈向现代化的进程都不同程度地发生了社会政治的不稳定。不稳定成了一种常态。这是由于变革社会中伴随着巨大的利益调整和赶超发展的特点，把始发型现代化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遇到的矛盾和问题集中到一个历史时期来解决，从而使传统社会处在一种复杂多变的矛盾冲突的剧变状态。正是这种不稳定既提出了挑战也提供了机遇，使我们能够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发展自己。一般说来，现代化的过程是将现代性因素引入到传统社会中，以促使传统社会的解体和生成新的现代性因素，而传统社会的习俗、信仰、价值观念、行为模式等，是长期的历史积淀，它们所形成的传统势力是极其顽固的，这势必产生传统与现代、新与旧的冲突。如前所说，少数民族传统政治文化来自于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云南少数民族大多生活在高山区和半山区，还处在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从封闭保守的社会向开放竞争的社会转变的进程中，这些地区的现代化进程是靠外部现代因素引入而拉动的。所谓外部现代因素主要指以先进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现代市场经济所涵盖的物质的和精神文化的各种要素。从政治文化的角度看，现代因素的引入所引发的冲突主要表现为：1.传统的非民主的价值取向与民主政治发展要求的冲突。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之一在于平等，以公正为前提的平等是现代社会文明进步的一个标志。在少数民族地区尤其是后进民族中，“平等”的价值取向确实有着深远的存在根基，但它是由自然经济和匮乏经济决定的分配意识，是传统政治文化均平本位的表现。在今天这种缺乏公正的平等仍有深刻的影响，往往表现为损有余而补不足，阻碍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2.因循守旧的习俗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重效率、竞争的冲突。由于商品观念淡薄，缺乏竞争意识，习惯于封闭保守的自然环境，安逸于“吃饱肚子，有酒喝，有衣穿”或者“小富而安”的理想生活。这在重效率、竞争的商品经济大潮中丧失了往日的宁静，往往感到无所适从，甚至怀有恐惧感。3.小生产造成的依附仆从心理与政治参与的冲突。我国是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长期的小生产和封建专制造成的是依附仆从心理而缺乏民主政治传统，公民政治素质也偏低。这在文盲半文盲比重较高的少数民族地区表现得更为深重和复杂。经济的贫穷，文化的贫困限制了他们政治参与的认知能力和行为能力，即使精英层面的政治参与也受到渠道、机制、体制的限制而难收实效。从经验方面讲，过于贫穷的人往往无心过问政治，由于长期的贫困使他们既有保守的一面，又有盲从的一面（云南省到1998年还有三、四百万的贫困人口，其中大多分布于少数民族地区），但无论保守，还是盲从，都有悖于参与式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甚至还会出现大量的非制度参与破坏社会政治稳定。
总之，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变革中，市场经济的大潮必然要对传统的政治文化观念产生强烈的冲击，引发各种矛盾和冲突并深刻地影响到社会政治稳定。但是，我们是在现有传统的基础上向前发展的。云南少数民族政治文化有着光荣的政治传统，有许多优秀的成分，发扬光大它也是我们推进改革发展，保持政治稳定所必须努力去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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