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心雕龙#183;知音》看刘勰对接受主体的重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心雕龙论文,知音论文,主体论文,重视论文,看刘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刘勰的《文心雕龙》是我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史上最完整的一部巨著，具有“体大而虑周”、“笼罩群言”（章学诚《文史通义·诗话篇》）的特点。全书十卷共五十篇，总结了自先秦以来文学批评及理论的各个方面，涉及到作家作品的品评，文学创作的探寻，不同文体的特点，以及风格流变等诸多问题，在创作论、风格论、文体论、批评鉴赏方面，都作出了许多新异的超过前人的探索。可能是受作者本人在《序志》篇里对《文心雕龙》体系所做的划分的影响，历来研究《文心雕龙》的学者论及作家作品、创作、文体等问题的多，对《文心雕龙》中的文学批评和文学鉴赏的思想注意较少，尤其是鉴赏论长期未被注视（注：对《文心雕龙》的研究历来注意的是批评论，没有注意鉴赏论。有的研究已接触到批评鉴赏的问题，但鉴赏论作为一个独立的问题提出来研究，始于1980年牟世金先生的《刘勰论文学欣赏》一文的发表（见《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4期）。）。 再加上我们历来研究文学活动都只注意作家和作品的研究，不重视读者的研究，所以，以往的论者对《知音》的阐释不论从批评论出发，还是把《知音》作为鉴赏论，或者批评论、鉴赏论并提（注：从鉴赏论角度论析《知音》，未论及鉴赏与批评的关系，如蔡润田先生、振甫先生、刘文忠先生、吴调公先生将之作为鉴赏论，在具体论述中往往将鉴赏与批评二者并提；缪俊杰先生、蒋祖怡先生等诸家之论也是二者相提并论（参见《文心雕龙研究论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北京）。），但都是从一个视角，即从作家作品的视界进行论述的，很少甚至没有从读者这个视角去研究，更没有注意到读者作为接受主体的重要性。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作为物态化形式的作品，对于文学活动而言是很重要的，没有作家，作品无法生成，没有作品，创作还只处于构思阶段，不能物态化。但是，文学活动并不终止于作家创作作品的完成，而要延伸到读者的接受，作家的创作，乃至于创作的物态化——作品的形成，只是文学活动的第一、第二环节，若没有读者的参与，作品拥有的文学价值还只是潜在的价值，文学活动的整个过程就还没有终结，只有有了读者的参与，整个文学活动才得以完成，读者的接受是文学活动的第三个环节。作家——作品——读者，是不可缺少的三个环节。当作品完成后，成为静态化的客观存在时，读者的接受具有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刘勰在写作《文心雕龙》时已注意到读者的这种重要性，故专门写了《知音》一篇，论述读者的接受问题。在此，我们不妨调整一下视角，从作品的生成转换到作品的消费，从接受的角度来看《知音》。
无论我们把《知音》看作是批评论还是鉴赏论，这都涉及到读者的接受问题。也可以说读者对作品的接受包括两种性质的接受，一是以审美享受的为主要目的的欣赏接受，一是在欣赏的基础上所作的客观的、科学的批评接受。前者以感性的体验玩味为主，渗合了理性的评判——审美判断，后者以理性的分析判断为主，处处以感性的体验玩味为基础。欣赏接受和批评接受是互为区别又交互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刘勰在《知音》中以论述鉴赏为主，又结合了批评的论述。但是，刘勰在《知音》中，不管是论鉴赏还是批评，他都十分关注接受主体，并非常重视接受主体——读者的关键作用，这从他正面的规定主张和反面的批评责难中，都不难看出。
首先，从《知音》篇的篇名上就可以体察出刘勰的良苦用心：
伯牙鼓琴，钟子期听之。方鼓瑟而志在泰山；钟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泰山”。少选之间，而志在流水，钟子期又曰：“善哉乎鼓琴，汤汤乎若流水”。钟子期死，伯牙破琴绝弦，终生不复鼓琴。
（《吕氏春秋.本味》）
历来阐释这一典故都注意钟子期的善听，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相知，对于文学欣赏来说是读者对作家、作品的理解。这段本文也可以做这样的解读：读者的接受对于作品的潜在价值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一旦离开了读者的接受，作品的潜在价值就不能实现，也就是说，没有了读者，作品就无存在的意义，所以，钟子期一死，伯牙终身不再鼓琴。刘勰正是解读出“知音”典故的这一层涵义，用“知音”作为他论述文学批评和文学鉴赏的篇名，含义深刻地强调接受主体的重要性，他对接受主体的重视昭然若揭。
在《知音》篇中刘勰开宗名义，篇首呼出：“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清代纪昀评曰：“难字一篇之骨”。知音之难包括两个方面：
一方面：“音实难知”。刘勰认为“形器易徵，谬乃若是”，那么，“篇章杂沓，质文交加”的文学作品文情“幽”而不“显”，就更难明察了，所以说“文情难鉴”。刘勰看到了文学作品内容与形式的复杂性，认识到文情的幽隐、虚幻的特点，不比形体显著的客观物体易于鉴识。这是“音实难知”的客观因素。作品本身具有复杂性，而接受者又各自有自己的偏好，往往“会已则嗟讽，异我则沮弃”，故“知多偏好，人莫圆该”。这是“音实难知”的主观因素。正是因为这种客观上“文情难鉴”，主观上“知多偏好”，才带来了“音实难知”。刘勰比前人高明之处就在于既看到了接受客体的复杂性，又看到了接受主体的多样性，更认识到二者之间的矛盾以及这种矛盾带来的“音实难知”，发展了前人之说。在此，刘勰已涉及到了审美的差异性，并深入到了接受主体的审美趣味和审美主体的选择性等问题，尽管他并没有自觉地、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并且对此持片面的否定态度。刘勰虽然简单地否定了接受主体的心理偏向和审美的差异性，却从反面道出了接受中主体的制约、限制及重要性，不同的读者对于不同的作品甚至同一作品有不同的接受，这也说明作品的最终完成，离不开作为接受主体的读者。
另一方面，“知实难逢”。刘勰认为造成“知实难逢”的原因有三：一，“贵古贱今”；二，“崇已抑人”；三，“信伪迷真”。关于“贵古贱今”、“崇已抑人”，是刘勰根据历史上和现实中存在的恶劣现象，并继承了前人的观点所作的总结，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曹丕在《典论·论文》中就曾指出：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傅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间耳，而固小之，与弟超书曰：“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里语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见之患也。
……
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又患于自见，谓已为贤。
贱今崇古，文人相轻，作为接受主体的心理偏向的确大量存在着，它阻碍了审美接受活动的正常进行，影响了正确的审美接受。刘勰注意到了接受主体这种不良的心理偏向，并加以指责。至于“信伪迷真”是属于接受主体的知识水平和鉴赏能力问题，只有加强艺术修养，提高鉴赏水平，才能避免这一偏向。刘勰从以上造成“知实难逢”的三个方面的主观因素中认识到在接受客体——作品相对稳定的实际情况下，接受主体对于文学活动尤其重要，若没有接受主体的接受，无论多么美多么优秀的作品也只能是盖“酱瓿”的木板，没有任何审美价值。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知音》篇“释义”说：“文学之事，作者之外，有读者焉。假使作者之性情学术，才能识略，高矣美矣，其辞令华采，已尽工矣；而读者识鉴之精粗，赏会之深浅，其间差异，有同天壤。此舍人所以‘惆怅于知音’也。善作者往矣，其所述造，犹能绵绵不绝者，实赖精识之士，能默契于寸心，神遇于千古矣”。刘永济先生是深刻认识到了刘勰在《知音》篇中对接受主体的重视。
刘勰正是认识到了接受主体的重要性，看到了接受主体的心理偏向给接受活动带来的不良影响，从纠正这种不良的心理偏向出发，提出了接受主体必备的前提条件：“博观”。为了“不偏”就必须“博观”，因为“操千曲而后晓音，观千剑而后识器”。接受主体通过“博观”，拓宽自己的审美视野，积累丰富的审美经验，提高艺术修养和鉴赏力，这样才能做到“圆该”而“不偏”，才能“平理若衡，照辞如镜”。结合前面我们论及的刘勰注重接受主体的心理因素来看，在此，他强调的是接受主体的学识水平、艺术修养、审美能力的培训。在刘勰看来，审美接受过程中，接受主体自身的这些条件比作品本身更为重要，虽然“文情难鉴”，但“文情可见”，重要的是在拥有这些必备条件后，掌握正确的观文方法。这正确的方法就是刘勰首创的“六观”：“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在刘勰看来，只要接受主体具备了“博观”的必备条件，掌握了“六观”的具体方法，就能成功地“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作品是作者情感思想的物态化形式，文情是虚幻的，隐而不显，接受主体通过“讨源”就能“入情”，最后达到“深识鉴奥，必欢然内怿”。
刘勰所提出的“操千曲”、“观千剑”，是接受主体为了“不偏”应具备的前提条件，为的是生成和拓宽自己的视野。的确读者期待视野的形成，既有生活经验，心理经验的积累，又有艺术经验的积累，它不断地在审美中形成和发展，打破和重塑。读者一次一次地接受作品，期待视野得已形成和发展，于是他又带着新的期待视野进行新的接受，进而再次打破、调整、重塑他的期待视野。所以，刘勰提出的“博观”是相当重要的，也是他的贡献。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得知，刘勰无论是《知音》篇的名题，还是流弊的指出，方法的提出，都基于一种态度——对接受主体的重视：无论是继承前人的观点，还是提出自己的独创，刘勰总是把对接受主体的关注放在第一位；无论是正面立论，还是反面批驳，他始终围绕接受主体的关键地位来进行。刘勰既从接受主体的心理分析入手去鉴赏与批评，又从接受主体应具备的前提条件去论鉴赏与批评，还从接受主体应掌握的具体方法去论鉴赏与批评，一句话，刘勰是从接受主体的角度去论鉴赏与批评，把接受主体放在首位，充分认识到文学活动过程中主体这一环节的重要性。考察《文心雕龙》整个体系，《知音》是作者从接受主体的角度论文学活动的专论，和前面的作家论、作品论相联系而观之，刘勰已注意从作家、作品、读者三个方面去论述作为一个过程的文学活动，尽管这种努力对于作者本人来说还是朦胧的、自发的，不具有清醒的认识和明确的意图，但毕竟对问题有所触及，我们有必要对此进行研究和探讨。
当然，《知音》中也反映了刘勰认识上的一些不足，比如，由于读者的个性爱好不同，接受主体的差异，对不同的作品甚至同一作品有不同的认识、评价，是很自然的事，也是文学欣赏的规律之一，刘勰片面否定这种差异性的合理性。不同的读者期待视野的不同，才产生不同的偏好，是正常现象，刘勰想消除这种主观性，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反对“一隅之解”是对的，但忽略审美趣味的差异性，则是刘勰认识上的局限。鉴赏的主观性与多样性是鉴赏的规律，刘勰已经触及到这一规律，但没有正确地全面地认识到，而片面地视若“偏狭”加以反对，这是刘勰的局限。但是，刘勰毕竟看到了审美主体因素所造成的影响（在作品的内涵相对凝固的实际情况下），虽然简略而且否定主体的心理偏向，却也道出了鉴赏或曰接受中主体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