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理论划时代意义的创新——谈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研究论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文,几个问题论文,意义论文,社会主义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概述
当前，在思想战线上，我们面临着的一个重要的具有战略意义的任务，就是要用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武装全国人民。而要学习、掌握邓小平理论体系，首先应认真学习、研究他所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
在邓小平理论体系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并且是这一理论体系的核心内容。因为：
第一、邓小平理论的着眼点，在于探索新的历史时期如何结合中国的特点，通过一系列的改革，以加快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是我国改革的总目标，也是邓小平理论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第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是经济的局部变改，而是经济和社会的根本性的改革，是我国社会主义的“第二次革命”，必然引起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巨大变化。十五年来我国的改革，就是市场取向的改革。不了解和掌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就不可能正确认识我国十五年来改革的进程，不可能谋划今后改革的问题，更不可能真正理解作为这一改革指导思想的邓小平理论。
邓小平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改变了人们长期以来对社会主义的看法，纠正了人们认识上的误区。
长期以来，无论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反马克思主义者，人们都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这似乎已成为定论。我们知道，市场经济这一概念本身，最初就是由西方经济学家作为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对立物而提出来的（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一般称商品货币的交换为“货币经济”或“商品──货币经济”）在权威的西方经济学理论中，市场经济被看作是“主要由自由而独立的个人经营管理”的经济。西方经济学家公认的市场经济的三项基本原则，第一项就是“私有财产制度”（其他二项原则是：“契约自由原则”和“自我负责原则”。见《现代日本经济学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和日本志研究出版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出版，1982年版，第148页）。他们认为，市场经济是只能与私有制相适应的经济制度。在社会主义国家，由于马克思曾提出私有制的出现是商品交换存在的前提之一，所以也把市场经济同私有制联系在一起，极力抵制市场经济，限制商品交换和价值规律的作用。我国在“左”的思潮影响时期，甚至连个体生产和农民的集市贸易也被取缔。
高度集中的单一计划经济体制，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能充分发挥出来。为了给经济的发展注入活力，我国经济学界从50年代开始就开展了关于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作用的讨论，一些同志极力主张引进市场机制作为调节经济的辅助手段。这种讨论时断时续，直到80年代。可是，由于政治、经济、思想等方面多种因素的制约，人们始终未能冲破市场经济的禁区。
为了消除根深缔固的传统观念对人们思想的束缚，邓小平同志在酝酿改革的时候，首先大力倡导解放思想，实事实是。他以革命家、改革家、战略家的非凡胆识，高瞻远瞩，深入思考，敢于创新，独树一帜。这种坚持从实际出发，敢于创新的精神，在对待市场经济理论问题上表现得十分明显。据现已公布的资料，早在我国改革前夕的1979年11月，他在一次谈话中就指出：说市场经济只限于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转引自《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发展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3页）。这些论述一语破的,击中了人们长期以来将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的要害。自此以后，他在领导我国改革的实践中，对市场经济问题又有过许多次的论述，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
邓小平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的重大贡献，概括起来是：他站在时代的高度，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分析了当代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状况，分析了市场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发现计划和市场都只是发展生产力的手段，而不是划分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标准，市场和计划可以结合起来；他从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目标出发，总结了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发现单一计划经济体制束缚生产力的发展，因而必须引进市场机制，以利于生产力发展。由于这些发现，他重新认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经济运行的规律，科学地把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联结起来，阐明了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保持计划宏观调控作用的条件下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阐明了社会主义市场取向改革的方向、道路、政策原则和策略等一系列重要问题，而创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并成功地领导了我国─一一个东方的社会主义大国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实践。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社会主义观，而且使社会主义制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民日报》在一篇社论中曾写道：“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是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战略性转移。”（见1993年11月15日《人民日报》）。江泽民同志在谈到我国由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时，进一步指出：“这种转变，可以说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见江泽民为《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书所写的序言。该书已于1993年由中国发展出版社出版）。实现这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变，是由于邓小平同志在社会主义理论上的重大突破所引起的。所以，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是社会主义理论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创新。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提出的重大意义
我们可以从许多方面来认识邓小平同志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意义，但是，如果要把这一理论的重大意义归结为一点，我认为,那就是：它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在社会主义面临严峻挑战的情况下，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重新认识社会主义，正确地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两个关系到社会主义生死存亡的至关重要的问题。它使社会主义在一个有十二亿人口的大国重新活跃起来，出现蓬勃生机。并且，它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国界，在世界社会主义处于低潮的情况下，使人们看到了社会主义的希望，使社会主义者增强了信心。它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实践虽然时间还不长，但已经取得了使世界为之震惊的成就。
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多次提出我们虽然搞了几十年社会主义，但并没真正弄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邓小平理论，特别是他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使我们对这些问题有了新的认识。
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有些同志尤其是一些青年同志往往会提出这样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已经诞生一百多年了，为什么还说没弄清什么叫社会主义，对此感到不好理解。要理解这个问题，有必要简略回顾一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产生的历史。
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早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前就已经出现了，这就是被称之为“乌托邦”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它反映小资产阶段因对当时阶级压迫不满，而产生的对于建立没有阶级、没有剥削的平等社会的幻想。恩格斯在评论这种社会思潮时，曾指出它是一种不成熟的理论；指出这种“不成熟的理论，是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指出它是“从头脑中产生出来”，“把它从外面强加于社会”；它对新的社会制度“愈是制定得详尽周密，就愈要限入纯粹的幻想”。（《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409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他们之所以能够完成这种理论上的革命性转变，是由于他们批判地继承了人类历史上一切先进思想，运用正确方法深入研究了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分析了各种社会关系，特别是深刻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关系。恩格斯在谈到马克思之所以能够对未来社会作出科学预见时，十分强调他的两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发现：一是他“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这就是他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另一是他“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同上书，第574页）即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所揭示的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导致资本主义制度必然被新的社会制度所代替的规律。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概述了这两大发现，指出：“由于这些发现，社会主义已经变成了科学”。（同上书，第424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依据已被发现的社会发展的规律，对未来社会提出了一些预见，提出了未来社会不同发展阶段的一些基本特征。但是，他们都没有给自己提出详尽地制定未来社会制度的任务。这是因为他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而不是空想家。他们懂得“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国为只要仔细观察，就可以发现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能产生。”（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正因为这样，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不是对社会主义理论探索的结束，相反地只是用正确方法研究社会主义问题的开始。它需要人们在社会主义事业的实践中，不断地用新的认识去丰富和发展这一理论。恩格斯曾说过：“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做科学看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马克思恩格斯先集》第二卷，第301页）
马克思，恩格斯逝世以后，人们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作出了一系列的研究和探索，取得了极大的成就。特别是列宁、毛泽东等人对此作出了非常杰出的贡献。但是，正如恩格斯评论空想社会主义者时所指出的在“不成熟”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不可能认识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一样，社会主义制度诞生还只有几十年的时间，作为一个新的社会制度在这么短的时间不可能成熟，它的运动规律尚未充分展示出来，人们还很难认识和把握。这也就是说，人们对它的认识必然受着它自身发展状况的局限。严格说来，自社会主义制度诞生直到现在，我们对它的认识还一直处于探索阶段；而探索本身就包含正误两种可能。所以，对社会主义制度及其发展规律的认识出现失误，从一定意义上说是难以避免的。还在60年代初期，毛泽东同志就曾说过，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他还说，要准备着由于盲目性而遭受到许多的失败和挫折，从而取得经验，取得最后的胜利。
邓小平同志说我们还没有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按我们的理解，就是指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还存在很大的盲目性。例如，过去我们在如何对待发展生产力，如何对待贫困，如何对待商品货币经济等问题上，存在的盲目性就很大。特别是在社会主义是否保留商品货币经济上，自马克思以来的一百多年，虽然有过多次大的争论，但一直未能得出科学的结论。
我们知道，马克思是通过对商品货币关系的分析而揭示出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揭示资本剥削的秘密，从而得出了资本主义制度必须为新的社会制度代替的结论。《资本论》中第一句话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财富表现为“一个惊人庞大的商品堆积”。所以，他比较看重商品货币关系的内在矛盾。他还指出商品交换产生的前提之一是私有制，注重商品货币与私有制的联系。因此，他设想在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未来社会不存在商品和货币，人们将有计划地组织全社会的经济活动。提出这种设想，在他所处的时代，似乎是很自然的，是合乎“逻辑”的。问题在于这一未经实践检验的设想，竟影响了几代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人，包括已处于社会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
在列宁时代，对十月革命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有过很大的争论。列宁曾勇敢地实行了“新经济政策”，组织工农业之间的商品交换，提出要发展商业，主张“采取市场的经济形式”实现国家经济计划等。这是社会主义制度诞生后不久第一次实行的重大改革。但是，由于当时存在复杂的政治形势和国内外尖锐的阶级对立与斗争，以及对新社会制度如何建设难以有成熟的认识，使列宁把新经济政策说成是“暂时的退却”，一当经济恢复，就要结束“退却”，转入“进攻”。因此，列宁对社会主义制度下能否采取市场经济形式问题，在理论上并没有解决。应当说，在这个问题上，他已经接近了真理，却不能再跨出最后的一步。
在新经济政策后期，苏共党内就如何实现工业化问题出现了争论。值得指出的是，布哈林在争论中曾提出要坚持新经济政策，发展商品交换，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他甚至还提出了“发财吧”的口号，使一部分农民先富起来，等等。斯大林则利用列宁“暂时退却”的说法，压制了布哈林的意见。现在看来，斯大林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有很大的片面性。列宁逝世后，苏联在他的领导下，建立了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模式。这种经济模式，被二次大战后各个新成立的社会主义国家所采用，并被看作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之一。在斯大林的晚年，虽然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商品生产，但只认为消费资料是商品，不承认生产资料是商品，不承认价值规律对生产的调节作用。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理论有许多重大的贡献。在商品货币经济问题上，他比斯大林前进了一步。承认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资料也是商品，指出不要怕商品生产，强调在工农业产品交换中要遵循价值规律，并形象地指出价值规律是一个“大学校”，我们必须学习它、运用它等等。他发现了苏联经济体制的许多弊端，并为克服这些弊端作过许多有益的探索，力图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但是，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以及他过度强调阶级斗争，过份强调公有制的“纯洁性”等，使他在解决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出现了偏差。
回顾这些历史的目的，是为了说明认识一个新的社会制度发展的规律，是很不容易的，即使是伟大的天才人物，也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必须经过反复实践，不断总结经验，在“反复、比较”中前进，才能认识规律，掌握必然，取得自由。
正确认识和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历史地落在了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继承者的身上。特别是在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面临着严峻挑战，能否正确解决这些问题，已成为关系社会主义命运和前途的大事。
我们知道，当代世界已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经济和社会发展成了时代的主题。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对立的社会制度的较量，主要表现在谁能更快更好地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上；落后就意味着失败。西方一些国家自十八至十九世纪产业革命以来，生产力社会化发展已有二百多年的历史。与社会主义国家比较，其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起点较高。二次世界大战后，又经历了以电子技术为代表的技术革命和新的产业革命。与此相适应，资本主义国家调整了部分生产关系，并以市场为基础，强化国家宏观调控，实行计划指导，缓和了经济周期性危机，经历了一个经济相对稳定并较快发展的时期，使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水平有了新的极大的提高。各社会主义国家原来大都处于较落后的状态，生产力发展的起点相对较低；建立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后，曾经历过一个辉煌发展的时期；但由于这一新的制度本身尚不完善，加上存在着如前所述的认识上的误区，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及经济运行机制等问题未能很好解决，使新制度本身具有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潜能难以充分释放出来；相反地，由于体制等问题引起的矛盾却逐步积累，束缚着生产力发展，经济和社会发展相对落后的状况长期难以改变。特别是进入60年代以后，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先后碰到了经济停滞、社会不稳的问题。这种状况，使社会主义在与资本主义的竞争和较量中处于劣势；使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运动由40至50年代的高潮转入低潮，甚至一些原来的社会主义者对这一制度的生存和发展失去了信心，社会主义制度面临着新的非常严峻的考验。
原苏联和东欧各国在这种考验面前失败了。这种失败使全世界为之震惊。它们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现在各国的社会主义者还在总结它们失败的教训，认识还不完全一致。我认为，其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它们没有找到正确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之路。除个别国家外，它们看到了引进市场经机制的必要性，但是却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为不相容的对立物，为了求得发展实行市场经济而摒弃了社会主义制度。结果，改革走上了邪路，求得发展的愿望未能实现，相反的经济连年大幅度下降，社会动乱，出现了更为严峻的局面，原苏联也因之而解体。直到现在，仍未罢脱困难局面。
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的改革理论家和实践家，敢于在全世界面前独树一帜，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将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成功地结合起来，从而解决了自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创立以来一百多年未能完全解决的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十五年来，中国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下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已经取得了世界公认的成就。中国改革的成就，应归功于中国共产党人的努力，中国改革理论家和实践家的拼搏和中国亿万人民的支持；其中最主要的，应归功于中国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的理论勇气、战略思考、求实精神、科学态度和他由此而作出的非凡的贡献。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是科学社会主义论文理论的重大突破；它引起的变化是如此之大，以致将要改写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几乎全部内容。它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写下了新的篇章，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树起了新的里程碑。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
由于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旗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设想和论述，存在着很大的不同，于是，一些人提出了这样的问题：究竟应当怎样认识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特别是在我国，应当怎样认识邓小平理论同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关系？
当前，我国思想理论界对上述问题还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当把握住两点：第一、应当承认，邓小平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原有的理论比较，有重大突破和创新。这种突破和创新我们在前面已作了简要的论述。不承认这种突破和创新，就不可能认识邓小平理论的重大意义，更不可能理解15年来我国的改革路线，以及改革路线带来的我国社会主义面貌的巨大变化。第二、同时也应看到，邓小平理论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之间存在着继承关系。因为它们属于同一思想体系，具有相同的世界观、方法论和同一的阶级属性。它们都是无产阶级、劳动人民为建立新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论武器。邓小平同志在创立他的新的理论体系的时候，不仅坚持、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且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思想。对此，邓小平同志曾有过明确的论述。他指出：“思想路线是什么？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也就是坚持毛泽东同志说的实事求是，坚持毛泽东同志的基本思想。”（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62页）
我们应当把上述两点有机的结合起来。二者结合的关键，在于我们要正确理解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坚持、继承与发展的关系。要看到坚持、继承与发展的一致性：在客观世界不断发展变化的情况下，没有理论上的发展就不可能坚持和继承马克思主义；同样，不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坚持和继承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也不可能发展马克思主义。
对此，邓小平同志也有过很深刻明确的论述。1989年5月，他在一次谈话中指出：“马克思去世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他还说“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的一年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时间。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者。”（同上书，第291-292页）
时代的发展，呼唤着理论的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学说，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有所扬弃，摒弃其过时的部分，纠正经实践检验证明是不符合实际的某些结论，补充符合时代前进规律的新的内容。恩格斯曾经说过：“所谓‘社会主义’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的和改革的社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43页）客观事物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特别是对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及其经济运行方式的认识，也必须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们创立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而认识了社会发展的总规律，揭示了社会发展的总趋势，但是，他们并没人穷尽对社会发展具体规律的认识。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必须不断发展的原因。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揭示社会发展的规律，在理论上弃旧扬新，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继承人的历史使命，是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责任。也正因为这样，马克思主义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才具有永不过时的活力和生命力。
这种理论上弃旧扬新的过程，就是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乃至他的整个理论体系，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新认识。它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也是当代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不是“经院式”的书斋中的理论，而是指导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为推动历史前进而奋斗的武器。它的重大发展，总是与解决时代提出的重大实践问题联系在一起的。邓小平同志在谈到必须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时说过：“列宁之所以是一个真正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在于他不是从书本里，而是从实际、逻辑、哲学思想、共产主义理想上找到革命道路，在一个落后的国家干成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中国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并不是在马克思、列宁的书本里寻求在落后的中国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途径，马克思能预料到在一个落后的俄国会实现十月革命吗？列宁能预料到中国会用农村包围城市夺取胜利吗？”（《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92页）同列宁、毛泽东一样，邓小平也不是从书本里，而是“从实际、逻辑、哲学思想、共产主义理想上”找到了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途径。他因此成为当代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如果说，列宁在资本主义走向垄断的阶段，发现了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摒弃了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必须在各个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取得胜利的主张，提出了一国首先胜利的学说，标志着列宁主义的诞生；如果说，毛泽东根据中国的国情，认识了中国革命的规律，摒弃了列宁领导城市暴动夺取十月革命胜利的途径，提出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形成；那么，同样可以说，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时期，认识了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摒弃了把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对立起来的观点，提出了社会主义可以而且必须搞市场经济的改革之路，标志着邓小平理论体系的确立。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从不墨守成规，从不以“本本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敢于面向实际，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认识规律，弃旧扬新。我们都承认，列宁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继续和发展；那么，我们同样应该说，邓小平理论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四、正确认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
如前所述，邓小平同志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上的一个突出贡献，就在于他纠正了人们长期以来把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对立起来的看法，提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可以搞市场经济。要深刻理解邓小平同志的这一思想观点，需要对市场、市场经济等问题，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我们知道，市场作为商品交换的场所，并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产物。自原始社会末期出现商品交换时起，就有了市场。市场同商品交换如形动影移般不可分离，它们同时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存在过，到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顶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虽然过去实行单一计划经济体制，但我们仍然承认消费资料是商品，存在着消费品市场。在我国，还允许部分生产资料进入市场。所以，邓小平同志说，社会主义也有市场。
诚然，在市场交换中，反映着一定的人与人之间（各商品经营者之间）的经济关系。马克思也曾说过，市场是交换关系的总和。这说明市场具有一定的社会属性。但这种社会属性不能成为社会主义社会不能利用市场的理由。因为市场交换所反映的经济关系的性质，不能由市场本身所决定，而是由市场主体（指进入市场交换的个人、企业及其他商品经营者）的性质所决定的。除了这种由交换所反映的特定经济关系的性质外，市场本身则只是为商品经营提供了交换场所、信息和各种交换手段，提供多种便利交换的服务。正因为这样，市场才有可能在不同社会制度下存在。由于不同社会制度下进入市场的商品经营者具有不同的经济性质，市场所服务的对象不同，它才被划分为不同性质的市场，如资本主义市场、社会主义市场等。
有市场交换并不等于有了市场经济。只有当市场交换成为整个社会经济运行的轴心，成为调节社会资源配置的重要手段，这时的社会经济才被称之谓市场经济。因此，可以说，市场经济的出现，是市场交换发展的结果。
我们知道，资本主义的特点是雇佣劳动制度，在这一制度下，资本家利用市场交换，通过劳动力商品的购买和使用，剥削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资本主义制度是利用市场交换形成的，没有市场交换就不可能有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资本主义同商品经济、市场交换交织在一起。这很容易使人们产生一种认识上的偏差，即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
其实，市场经济形成的决定因素，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只有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看问题，才能使我们走出上述认识上的误区。从这个角度来观察，生产力不仅决定着社会的生产关系，而且也决定着社会的经济组织形式和经济运行方式。当生产力还未达到社会化程度时，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形式是自然经济。这时市场存在着，但对社会经济活动不起主要作用。生产力的社会化，导致自然经济解体，自然经济被发展了的商品经济所代替。这时，市场交换也因之进一步发展，成为整个经济运行的轴心。这时的社会经济，必然采取市场经济的形式。
所以，我们可以说，市场经济是与社会化的生产力相适应的经济形式和经济运行方式。
根据这种分析，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既然生产力己经社会化，就应当实行市场经济了。然而，问题并非就这么简单，还有一个如何看待生产资料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是否相容的问题。
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有些人一直认为只有在私有制基础上市场经济才可能存在。他们支持中国搞以市场经济为目标的改革，目的是希望中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逐步走向私有化，从而实现其对社会主义中国进行“和平演变”的迷梦。
在独联体及东欧一些国家，也有些人认为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有不可克服的矛盾。他们为了搞市场经济而大搞私有化，从而放弃了社会主义道路。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去年下半年以来，当我国国有企业的改革进展不快，经营出现困难局面时，国内也有一些经济学家对公有制失去了信心。他们散布一些似是而非的论调，动摇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削弱公有制，甚至从根本上否定公有制。
如果否定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搞所谓私有化，就不可能实现共同富裕，就会出现剥削阶级，出现两极分化。这样，即使仍挂着“社会主义”的牌子，实际上已不成其为社会主义了！邓小平同志曾多次反复强调：“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42页）他还尖锐地指出：“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同上书，第111页）
看来，有两条搞市场经济的改革之路：一条是掉公有制，实行私有化之路；一条是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作为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改革道路。前一条路的实质是要变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也就是邓小平同志所说的将导致社会主义“失败”的“邪路”。我们只能走后一条改革之路。这样提出问题决不是危言耸听！对此，我们必须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
公有制经济与市场经济体制相结合的关键，在于转变国有企业经营机制，改革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过去在单一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成了政府的附属物,没有自主的经营权，也没有自己独立的利益,这样的企业制度肯定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因此，深化企业改革,是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环节。我们应当看到,我国经过15年来的改革,现在已经有了一部分国有企业逐步适应了市场经济的要求，不仅在生产经营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果，而且在企业改革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在国外，虽然八十年代以来掀起一股“私有化”的思潮，但仍有一部分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存、发展的经验可供借鉴。尽管在国有企业改革方面还有许多具体问题需要探索，在这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尽管当前有相当多的国有企业存在着不适应或不太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困难，但搞好国有企业的信心不应动摇。
这里涉及到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有人提出，市场交换是商品所有权的转移，在国有经济内部企业之间的交换，不存在所有权的转移，因此不可能有真正的市场交换，最多只能搞模拟市场。其实，过去我们就是以此为根据，而否定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对这个问题，需要我们重新认识，并作出具体的分析。所谓模拟市场，指的是参与市场交换的企业不是独立的法人，既没有经营的自主权，也没有自己的利益追求；对交换是否能实现价值的增值，企业并不关心；价格作为市场信号，对企业也不起引导作用。这样的市场，没有竞争和激励机制，也不能在资源配置方面起作用。所谓市场交换，以及交换中的价格、盈利等等，只是对企业实行经济核算的手段。我国过去在单一计划体制下的市场，实际上就是这种模拟市场。但是，经过15年改革的今天，情况已经开始有了变化。企业的所有权仍然没变，但已经有了相对独立的经营自主权，有了企业自己独立的利益追求。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以及企业经营者和企业职工的利益，已经同市场有了某种联系。企业经营者已经感觉到，市场交换成了同企业利益休戚相关的大事。市场对企业的激励作用，也已开始产生。这样的市场，已经不同于过去的模拟市场。随着企业制度的进一步改革，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以及《破产法》的进一步贯彻实施，市场优胜劣汰竞争机制的进一步强化，上述情况将有一根本的变化。因此，仍然把这种市场看作是模拟市场，是不符合实际的。
之所以在同一的所有制内部的交换中，市场能发挥竞争机制的作用，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市场交换表面看是商品所有权的转移，实际上是一种利益交换。在商品最终所有权没有转移的情况下，发生了法人的利益交换，这仍然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市场交换活动，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仍能充分发挥出来，而不是什么“模拟市场”。在西方企业集团化和企业间相互持股已充分发展的今天，企业所有权呈相互错宗交叉的状态；企业之间通过市场的交换，包含着同一财团所属子公司之间的交换,以及相互持股的企业之间的交换;在这种情况下,市场交换已不完全体现所有权的转移，而是企业作为法人的利益的交换和实现。因此，所有权不转移或不完全转移的利益交换，已在西方国家出现，并非我国所特有。以所有权没有转移作为否定国有企业可以适应市场经济的理由，已不符合当代企业制度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
自改革以来，特别是近几年来，我国经济发展速度为世界所瞩目，国力大大增强，人民生活有明显改善；我国的国际地位也日益提高。所有这些都说明，我国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比资本主义国家私有制占统治地位，更适合社会化生产力的要求，更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这种情况也表明，马克思关于社会化生产力要实行公有制的原理并没有过时；我们在考虑和研究改革基本思路时，不应忘掉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基本原理。
总之，为了实行市场体制而否定公有制，或否定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这在理论上是不能成立的，在实践上是十分有害的。
过去，在我们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认为只有社会主义公有制才要求实行计划经济，因而把计划经济看作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之一。其实，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并不是从公有制出发，而是从社会化生产力的要求出发，来论述计划的必要性的。例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谈到这一问题时就曾指出：“当人们按照今天的生产终于被认识了的本性来对待这种生产力的时候，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就让位于按照全社会和每个社会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有计划的调节。”（《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319页）在这里，恩格斯就是从社会化生产力的本性来说明计划调节必要性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揭示了生产无政府状态与社会化生产力的矛盾，对此他们有过大量的论述。逻辑的结论必然是：为了适应这种生产力的要求，生产无政府状态应当被有计划的调节所代替。他们的这个结论，直到今天来看，仍然是正确的。正因为计划调节是社会化生产力所要求的，所以，在当今的世界上，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甚至一些发展中国家，都实行了程度不同的计划调节。这种情况表明，计划只是调控经济的手段和方法，不能把它看成社会主义公有制独特的要求，更不能把它看作是不同社会制度的本质区别。
总之，市场和计划都是社会化生产力所要求的；建立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也是社会化生产力的客观要求。正因为这样，我们才在能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把计划与市场结合起来，建立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体制。也只有把握住社会化生产力的客观要求，才能更深刻地理解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才能坚持经济改革的正确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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