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社会与私营企业的再生崛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私营企业论文,社会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14X（2002）06－0073－08
私营企业的再生崛起是改革开放所引发的社会变迁和转型的重要标志和结果之一，它促进了市场的建立和竞争机制的形成，引发了社会阶层结构的更新和转变，同时也拓展出一块资源交换流动的“非国家空间”。迄今为止，围绕私营企业所展开进行的系统调查和专业研究对私营企业再生成长的基本状况历程和各方面特征进行了较多和较详细的分析探讨（注：有关全国范围内私营企业系统调查的资料与报告，可参见张厚义等编著的关于私营企业发展的书作，以及中国工商联合出版社1994年、1996年出版的《中国私营经济年鉴》。上述著作中记有1993、1995和1997年三次全国范围私营企业调查的基本数据资料。关于私营企业家的研究，可参见李路路的专著和有关论文，以及张厚义的研究。关于私营企业劳资关系的研究，可参见杨海波、戴建中、风笑天等人的著作和论文。）。私营企业及私营企业主代表着一种全新的社会构成，即他们是一种独立于国家和原有社会之外，并与国家和原有社会保持互动影响和相互制衡关系的社会行动者，代表和体现着正在发育成长的市场的需求和意愿。本文将通过分析有关私营企业的抽样调查资料来深入探讨私营企业再生崛起所依赖的条件和途径，进一步分析国家与社会在私营企业再生崛起过程中所具有的作用和影响。
一、国家与社会：两种论点的争执
在有关社会主义国家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转型时期的社会分层和精英群体的研究中以及有关私营经济和私营企业的研究中都涉及和包含了有关私营企业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再生崛起的原因条件的分析和解说。这些分析和解说虽有各自不同的视角、思路及观点见解，但都包括有关于国家政府作用和影响的看法和主张，归纳起来可以分为两种各不相同的论点。一种认为国家对私营企业的再生崛起并没表现出明确直接的推动促进作用，私营企业的再生崛起也不是国家某种政策的结果，而是一定的社会历史原因或社会政治原因促成的。撒列尼（Szelenyi,I.1988）在其关于匈牙利农村私营农场和农场主的研究中就提出，私营农场和农场主在经济改革中的重新出现是一个自下而发的过程，是一种被中断了的历史文化传统在新时期里的再生和延续。当改革的进行使得社会主义经济的国家控制和计划管治遭受动摇和松懈时，那些曾经经营过家庭农场，了解认识市场经济的生产运作过程，并形成了偏好市场的家庭文化和习性的家庭和成员就能够迅速崛起成功地经营起自己的农场，并成为新一代的经济精英。李路路（1998）在其关于转型社会中的私营企业主的研究中提出了与撒列尼相接近的观点。他认为私营企业的再生崛起依赖于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体制空间”和“市场空间”，即允许私营企业存在的“制度环境”和“经济环境”；同时，体制改革又触发了新的经济建设和工业化的发展热潮，而国有经济部门的增长难以满足这种发展的需求，从而为私营经济部门的成长发展提供了机遇和条件。依据撒列尼和李路路的分析思路和观点主张来看，私营企业的再生崛起虽与国家的经济改革密切相关，但是国家改革的政策举措及所创造的宽松环境并不只是为私营企业的再生重现度身订造的，私营企业的再生崛起主要取决于一定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政治因素，国家的作用在宏观层面上仅仅表现为对私营企业存在的政策默许和宽容。另一位研究者张厚义（1995）在其关于私营经济与私营企业主的研究中更加明确提出，私营经济的产生不是国家实行某种政策的结果，而是由其他的经济社会原因造成的。认为只要存在私有资本和商品化了的劳动力，就会有私有经济产生和存在，如同有了土壤就会长出花草一样。
另一种观点则持相反的看法。认为私营企业在社会主义经济改革中的再生崛起主要是由于国家政府改革政策的许可、鼓励和保障促成的，缺少了国家的支持推动，个人追求经济利益的本能动机仍无法转变为投资兴业的内在动因和外部行为。罗纳一塔斯（Akos Rona-Tas,1994）在其关于转型时期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分层和精英群体的研究中提出，私营企业的再生和成长会由于处在国家经济改革的不同阶段而有不同的遭遇和表现。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遭受“侵蚀的阶段”，国家对私有经济部门实施抵制、排斥和限制的政策措施，在私有经济与公有经济之间构筑起一道难以逾越的壁垒高墙，从而使私营企业的再生成长极为艰难，私有的生产经营活动也仅仅是一种满足日常生活所需、自产自销、非正式的商品生产交换的活动。但是到了朝向市场“转型的阶段”，国家为推动市场经济的发展开始从政策上放松和解除对私营经济的抵制和限制，并着手制定法规保障私有产权和私有企业免受不法侵害，从而使私营企业得以迅速崛起和发展。罗纳一塔斯的这种观点无疑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肯定了国家政府在私营企业的再生成长过程中所具有的直接的影响作用，而且这种影响是一种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国内的一些研究者也持有相近或相同的观点。如解力平等（2000）在其关于浙江私营经济的研究中就提出，国家的改革政策和法规是个体经济和私营企业恢复和发展的重要保障和基本条件。风笑天等（2000）在其关于私营企业劳资关系的研究中也提出，私营企业的再度出现首先依赖于国家政策上允许、法律上保障等条件，这是私营企业再度出现所必需的、重要的政治环境因素。
上述两种论点之间的争执虽从不同的方面揭示了国家与社会在私营企业的再生崛起中所具有的作用和影响，但都未免各执一端，忽略了转型时期国家与社会在经济发展中所具有的复杂多样的作用以及对私营企业再生崛起影响作用的不同方式和途径。本文将通过对有关调查统计数据的分析来进一步检验上述的三个假设，并据此形成有关私营企业再生崛起与国家、社会之间互动关联的理论解说。
二、资料分析与假设检验
本文中所使用的数据资料主要来自于“中国私营企业研究课题组”分别在1993、1995和1997年所进行的全国私营企业调查的结果报告，这些结果与报告均已在有关私营企业研究的论著中公开发表。（注：有关全国范围内私营企业系统调查的资料与报告，可参见张厚义等编著的关于私营企业发展的书作，以及中国工商联合出版社1994年、1996年出版的《中国私营经济年鉴》。上述著作中记有1993、1995和1997年三次全国范围私营企业调查的基本数据资料。关于私营企业家的研究，可参见李路路的专著和有关论文，以及张厚义的研究。关于私营企业劳资关系的研究，可参见杨海波、戴建中、风笑天等人的著作和论文。）此外尚有少部分数据资料来自于国家有关行政管理部门的统计汇总资料。
（一）私营企业的再生崛起与国有生产部门的互动联系
从1993年的调查结果中可以发现，私营企业在原料进货、产品销售和技术管理人员来源等方面与国有企业单位保持着明显的互动联系（见表1、表2、表3）， 国有企业是私营企业购买原材料和销售产品的主要交易客户，同时也是私营企业获取较高质素员工的首要途径。这种情况在1995年的调查中仍然明显存在。（注：有关全国范围内私营企业系统调查的资料与报告，可参见张厚义等编著的关于私营企业发展的书作，以及中国工商联合出版社1994年、1996年出版的《中国私营经济年鉴》。上述著作中记有1993、1995和1997年三次全国范围私营企业调查的基本数据资料。关于私营企业家的研究，可参见李路路的专著和有关论文，以及张厚义的研究。关于私营企业劳资关系的研究，可参见杨海波、戴建中、风笑天等人的著作和论文。）这表明在私营企业崛起成长的早期，国有企业部门是私营企业寻求生存空间和条件的主要途径，依赖与国有企业建立的各方面的供求联系，私营企业获得了自身生存发展的机会和可能。
表1 私营企业原料或进货主要来源
原料进货来源国有企业正式交易市场私营企业其他
企业数% 42.6 44.77.2
5.5
表2 私营企业产品销售或服务对象
销售服务对象 国有企业 乡镇私营企业 消费市场 出口服务 其他
企业数% 65.4 49.8 58.0 14.0 3.4
表3 私营企业管理技术人员来源（％）
人员来源 国有单位 集体单位 高校毕业 民营企业 农民 无业人员 其他
管理人员36.4 17.6 3.68.1 18.013.32.8
技术人员38.9 18.0 8.17.4 14.49.73.5
资料来源：表1、表2、表3中的数据来自于张厚义等著《中国的私营经济与私营企业主》，第384—385页。
在1997年的调查结果中仍可以发现私营企业与国有企业之间保持的这种联系，虽然这种联系已经伴随着改革不断地推进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发生了较大改变，但仍然是私营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所建立的外部联系的一个主要方面。（见表4）
表4 私营企业产品销售或服务对象
销售服务对象 国有企业 乡镇私营企业 消费市场 出口服务 其他
企业数%30.019.0 45.8 4.1 1.1
资料来源：张厚义等编《中国私营企业发展报告》（1999 ）， 第103页。
（二）私营企业的再生崛起与国家政策法规和经济局势的相互关联
关于国家政府在私营企业再生崛起过程中的作用和角色问题，前述有关研究所作的分析虽不乏言之成理或言之有据之处，但都难免抓住一点不计其他的片面性，缺少整体与历史的视角和思路。
根据国家有关部门的统计数据可知，改革开放以来私营企业的成长发展经历了一个有较大起伏变化的时期。从表5可见，在从1989—1991年期间，私营企业的增长平稳缓慢，没有显著的增长变化；从1992年开始私营企业的增长才开始表现出急剧增长的势头，1993年和1994两年则是私营企业高速增长的时期，1995年仍是私营企业快速增长的时期，仍保持着较高的增长率；从1996年开始私营企业的增长明显地退出了快速增长时期而进入了低速的平缓增长时期，年增长率也回到了1992年的增长水平之下，表明完成了起落升降的一个周期。
表5 1989—1998私营企业户数增长情况
年份户数(个)增长(%)
198990581
1990981418.35
1991107843
9.89
1992139633 29.48
1993237919 70.39
1994432240 81.68
1995654331 51.43
1996819252 25.17
1997960726 17.27
19981200978 25.01
平均增长33.27
资料来源：同表4，第33页。
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政府有关私营企业的政策法规也经历了一个不断调整变化的过程。在1987年之前，国家政府对个体私营经济采取了不禁止也不宣传的“两不”方针，期望通过观察来检验和权衡私营经济存在发展的利弊。到1987年时这样的一种任其自生自灭的态度和方针开始发生了明确的改变，即中共中央在党的有关决议和会议报告中明确地提出要允许私营企业存在，要鼓励私营企业发展，私营经济是对公有制经济必要和有益的补充。到了1988年时国家有关私营企业的政策决议开始转变为国家政府的相应法规，即1988年4 月七届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中的有关条文规定和6 月国务院颁布的关于私营企业的三项法规条例。至此，国家政府关于管理监督私营企业的政策法规建设开始有了一个制度化的基础和框架，也为私营企业的成长发展确定了一个明确规范的环境空间。
此外，在私营企业再生成长的过程中，国家经济改革的宏观政策和发展局势也经历了多次的调整和改变。在1988年国家政府颁布私营企业管理法规条例的同时，国家宏观经济的发展也进入了“治理整顿”时期，经济秩序与环境是治理整顿的重点内容。随着治理整顿的进行而出现的则是市场需求疲软和经济增长速度的减慢。直到1992年我国改革开放进入了又一个新的高潮时期，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中“三个有利于”的指示成为解放思想和指导实践的新的理论原则，此时国家宏观经济局势和经济增长速度才开始有了复苏和回升的表现并开始了新一轮的增长时期。
综合上述可以发现，当宏观经济局势紧缩低落时则私营企业的再生崛起缓慢；当宏观经济局势宽松活跃时则私营企业的再生崛起急剧增长。这种情况在1997年的私营企业调查中仍明显存在，即认为“经济宏观调控”是影响私企生产经营最大的首选外部环境因素的企业主人数最多。（见表6）与此相比较， 国家政府有关私营企业的各种政策决议及法规条例与私营企业再生崛起的起落变更并无明确一致的相互关联。
表6 外部环境对私营企业经营的最大影响
最大影响因素 经济宏观调控 税收政策 信贷政策
企业赞同数% 29.6 24.7
20.4
资料来源：同表4，第105页。
（三）私营企业的再生崛起与社会的互动联系
影响和制约私营企业再生崛起的因素条件是多方面和多种多样的。从1993年私营企业调查结果中可知，在私营企业再生崛起与成长发展的过程中直接的影响因素或条件主要是来自于由私营企业主个人社会关系所构成的社会。如表7所示， 私营企业开业时的资金主要来源是生产积累即在市场上的获利和亲友借贷即从社会寻求的资助，而不是从国家银行或机构组织获取的借贷。这种状况在以后的1995年调查中仍基本保持不变。
表7 私营企业开办时资金来源（％）
资金第一 劳动经营 银行、信用社、 亲友和个人 继承家业和 其他
来源积累集体借贷 借款海外投资
1993年 45.3 11.7 29.710.8
2.5
1995年 56.3 21.0 13.5 8.0
1.2
资料来源：张厚义等著《中国的私营经济与私营企业主》，第358页；
李路路著《转型社会中的私营企业主》，第73－74页。
另一方面从私营企业开办之后购买原材料和进货的方式途径来看，社会关系和市场途径仍是首选和主要的方式。如表8所示，在1993 年和1995年的调查结果中都表现出了这种状况，并且1995年调查中表现出的状况远比1993年更为显著。这表明在私营企业的生产经营运作中，社会因素和市场因素总是交织在一起影响着私营企业的成长，并且进一步成为私营企业谋求生存发展的主要手段。此外，有关私营企业经营变化的调查结果也表明社会与市场是首要的制约和影响因素。如表9 所示1993年的调查结果表明，私营企业开办中经营变化或扩大的原因首选的仍是市场和社会（撇开企业自身因素不考虑），即市场需求和企业的社会关系。政策的影响虽然也十分明显，但它的重要作用最终仍排在市场需求和企业社会关系之后。
表8 私营企业购买原料与进货方式（％）
购货方式纳入国家计划 通过交易市场 利用人际关系 利用互惠手段
1993年企业数 1.863.4 17.3 17.5
1995年企业数 2.139.4 26.8 31.7
资料来源：同表7，第385页，第194页。
表9 私营企业经营变化的原因（％）
变化原因 新的市场需求 新的社会关系 实力增强 政策变化 其他
最重要
39.1
6.140.0 12.2 2.2
次重要
19.8
29.7
32.2 17.4 0.9
第三重要 20.1
26.1
22.0 26.7 5.1
合计 79.0
61.9
94.2 56.3 8.2
资料来源：同表3，第362页。
三、讨论与总结
本文在此将着重讨论以下几个问题：
1.私营企业再生崛起过程中国家政府的作用
本文在第一部分中提到了两种关于国家与社会作用的观点主张，两种观点截然对立，各执一端。本文根据调查统计数据所作的分析则表明，这两种观点都难免简单和片面，国家政府的具体政策法规与私营企业的再生崛起之间并不存在显著一致的关联，但是私营企业的再生崛起又始终与国家政府方针政策所培育的宏观经济局势密切相联。这表明两者之间的关系无论是在形式上抑或是在结果方面，都远非是直线的线性关系所描述的有A则有B无A则无B那样简单。关于国家政府与私营企业之间关系的探讨争论，核心的问题不是有无联系或影响，而是有什么样的影响和联系。在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改革过程中，市场的形成和依市场规则行事的行动者的成长，无疑离不开国家政府扶持和引导。但是，从相关研究来看，国家政府对私营企业的作用和影响并非完全是直接和单一性的作用和影响，而往往是间接的、多种形式的。本文从国家政府政策影响的层面所作的分析也揭示了这一点，并发现经济改革的宏观局势与私营企业再生崛起有着密切一致的相互关联，而这种作为背景环境或舞台情境的宏观经济局势的波动又是与国家政府的方针政策、特别是统揽全局的宏观政策和战略性思考密切相联的。具体的政策法规并未表现出明显和独立的影响作用与关联。对此，本文认为主要是由于改革所引发的市场转型造成了原有经济活动领域和空间的重新划分和组合，形成和出现了全新的经济活动领域和空间，同时也在重塑和培育着新型的国家与市场、政府与企业的相互关联。这种全新的经济领域和空间指的是从事各行各业的各类经济行动者所实际面对的开展生产经营活动的领域和空间，它们或者是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转型过程中逐渐从原有领域中分化出来，或者是在原有领域整改退缩后出现的空间中慢慢地组合起来，最终形成了与原有领域和空间仍保持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生产经营的方式、机制和运作过程等又截然不同的新的经济活动领域和空间，这即是一种“准市场领域和空间”，它具有不为国家政府的需求意愿所直接影响的特点，同时其自身又尚未产生形成协调一致的主导性需求和意愿，生产经营活动处于无序、不协调和机遇性的冲动欲求支配影响下。
2.私营企业再生崛起过程中社会的作用
“准市场领域和空间”的产生具有多方面的意义，它意味着转型时期市场的发育尚不成熟，也暗示着一些非市场的机制和力量能够替补或代替市场而发挥作用。这不仅可能表现为政府力量和计划管治，也可能表现为社会力量和非经济性质的社会机制的影响。本文中所作分析就表明，私营企业在开办和生产经营时所受到的主要影响制约因素之一即是企业主自身所拥有的社会关系，包括亲戚、朋友、熟人甚至其他的人际关系。这种社会关系形式上表现为人与人之间所建立和确定的相互联系，但是通过这种人际联系人们相互交换分享着信息和资源，并籍此进行利益回报的分配和互惠，并进一步作出关于未来的判断和选择。因此在这种人际联系的基础上，人们实际上已经组成了一个“社会”，一种以人际互动关系而不是以个人身份地位为依据而组成的“社会”。可以暂时将这种社会称作为“网络社会”或“关系社会”。通过这一社会人们可以获取到所需要的资源和利益。更重要的还在于这种网络或关系的社会与中国社会的传统和文化协调一致，因而能够维续并发挥一定的功能作用。正是这样的“社会”在市场取向的经济改革中表现出了传播信息、配置资源和分配利益回报的重要作用，在市场尚未健全成熟的转型过渡时期替补或代替着政府与市场的力量促进和推动着私营企业的成长与发展。
3.私营企业再生崛起过程中与国有企业的互动
本文根据有关调查资料所作的分析表明，再生崛起中的私营企业在生产、经营和获取人力资源的运作中通过寻求国有企业的帮助和支持谋求到了自身生存发展的条件机会和可能。但是有关发展中国家公营企业的一些研究却发现，在改革发展过程中公营企业往往会依靠国家的扶助而与私营企业争市夺利，从而造成公私营企业的摩擦和冲突。如索吉（Sorj,B.1983）就认为公营企业具有两个重要的社会职能，一是为国家积累资本和增加收入从而维护国家政权的权威性和正统性，另一是行使国家社会经济管理的职能，通过自身的成长发展使国家的政策指令得到贯彻落实，达到政府管治预期的目标。当公营企业因国家的积极扶持和担负了较多职能而变得强大时，就会与私营企业争夺利益发生冲突。然而在本文的分析中，私营企业与国有企业之间所存在的更多地是双方生产经营活动的相互交换、调剂和补充，而不是明显外现地对立和利益冲突。这一结果虽然与上述的有关研究与观点不相符合，但却揭示了中国的改革正朝向市场化方向前进。这是因为国有企业也在逐渐脱离计划体制和政府管治，成为相对独立的市场上的行动者，而不仅仅是国家政策的执行者和国家利益的创造者，国有企业在谋求生存发展时也开始转向市场寻求机会和空间。另一方面也揭示了在市场发育尚未成熟的过渡转型时期，新生的经济力量和社会行动者仍不可避免地与原有的社会行动者保持着密切和多方面的联系，尽管这些联系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社会变革更新的重要内容，但同时也是新生社会力量产生成长的重要前提条件和依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