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蒙古文辞书的形成历程-“清文鉴”至《蒙汉字典》论文

近代蒙古文辞书的形成历程
——“清文鉴”至《蒙汉字典》

栗林均1 著 长 山2译编

(1.日本东北大学 东北亚研究中心,仙台 9800862;2.黑龙江大学 满学研究院,哈尔滨 150080)

摘要: 在清代“清文鉴”系列辞书中,《四体清文鉴》对近代蒙古语辞书的影响较大。《蒙文汇书》《蒙古大词典》《蒙文分类辞典》《蒙文分类辞典》等近代蒙古文辞书均从《四体清文鉴》中直接或间接选取语料,并模仿其体例而编写。

关键词 :清文鉴;四体清文鉴;蒙古语辞书;蒙汉字典

一、引言

目前,提起“清文鉴”,多数人会想到《五体清文鉴》(即《御制五体清文鉴》)。《五体清文鉴》成书于18世纪末,是清乾隆皇帝敕命编纂的满、蒙古、汉、藏及维吾尔等5种语言对照辞书。全书36卷,五千余页。1957年,民族出版社影印出版《五体清文鉴》上中下三册。[1]但“清文鉴”不仅是《五体清文鉴》的简称,而是18世纪清朝相继编纂刊行的满语系列辞书之泛称,其中包括所用语言数量及种类、收录词条、翻译及注音、标记体例等方面不尽相同的诸多辞书。以刊行年代排序的“清文鉴”系列辞书详情见下表。[2]146

在“清文鉴”系列辞书当中,《五体清文鉴》是最后形成的,所用语言及收录词条最多,可视为集成诸本“清文鉴”的辞书。虽然《五体清文鉴》已成为系列“清文鉴”的代表辞书,但与其他“清文鉴”辞书的刊刻发行不同,此辞书于18世纪末成书之后以抄本形式收藏于清廷,长期以来未被世人所知。本文探讨18世纪清廷编纂的“清文鉴”辞书对其后编纂的蒙古文辞书影响,但并非依据《五体清文鉴》而论述。

二、《四体清文鉴》

在“清文鉴”系列辞书当中,释义辞书《御制满蒙文鉴》(附康熙五十六年,即1717年序文)和对译辞书《四体清文鉴》对近代蒙古语辞书的影响较大。在此,从对译辞书视角探讨《四体清文鉴》的特点与地位。

《五体清文鉴》是满语、蒙古语、汉语、藏语和维吾尔语等5种语言的对译辞书。与此相比,《四体清文鉴》是除维吾尔语外其他4种语言对译辞书。与《五体清文鉴》对藏语和维吾尔语的满文标音不同,《四体清文鉴》没有此项内容,仅简单排列对译词语。两部辞书除了标记体例有别之外,其他方面完全相同,均由正编32卷和补编4卷构成,其中正编35部292类,补编21类。在收录词汇方面,《五体清文鉴》仅比《四体清文鉴》多收录4条词语,(1) 此4个词条为:第九卷武功部二畋猎类三之fefuliyen tuheke“兽中伤口着地倒装”,第十六卷人部七疼痛类二的holhon gocibumbi“腿肚转筋”,第二十二卷生产部打牲器用类的horhotu“打虎豹大木笼”,第三十一卷兽部兽类三之šolonggo mafuta“二岁鹿”。 两部辞书的满语、蒙古语和汉语等3种语言基本相同。与《五体清文鉴》以抄本形式收藏宫廷、鲜为人知相比,《四体清文鉴》以刊刻形式流传于世,成为18—19世纪最新而最大的“清文鉴”辞书。

《四体清文鉴》对其后编纂的蒙古语辞书的影响主要有以下两点。

第一,在收录词汇的数量和性质方面,《四体清文鉴》收录满语、蒙古语、汉语和藏语等4种语言相互对照的18 667条词语,多于之前编纂的任何“清文鉴”辞书。尤其所收录的蒙古语词语,比《御制满蒙文鉴》(附康熙五十六年,即1717年序文)多6 500余条,比《御制满珠蒙古汉字三合切音清文鉴》(附乾隆三十六年,即1780年序文)多4 800余条。按“清文鉴”系列辞书编纂传统,《四体清文鉴》收录词义涉及清代社会、制度、文化、衣食、住行、自然、动物、植物、人际关系,以及人类的动作、性质、精神生活等领域,是分类齐全的百科性辞书。尤其《四体清文鉴》收录非常丰富的与日常语言生活有关蒙古语词汇,并以满语、汉语及藏语对译,为蒙古语辞书的编纂提供了语料。[2]149-151

第二,在词汇分类的体例方面,《四体清文鉴》对近代蒙古语辞书的影响较大。我们已看惯《五体清文鉴》的书写体例,但《四体清文鉴》则采用“1项1行”的书写形式。《四体清文鉴》1页4行,1项1行,1行4段,由上至下依次书写满语、藏语、蒙古语、汉语,最上段为主词条满语,下为翻译语言。在编写对译辞书过程中,在主词条之后放置翻译语时,为避免两种语言对译辞书中出现较大的空白之处,在一行中书写两三项内容或将一项内容跨行书写的情况比较常见。《四体清文鉴》之前编纂的满语辞书中,已有使用“1项1行”体例的辞书,但《四体清文鉴》是首次使用“1项1行”书写体例的“清文鉴”辞书,并被沿用于其后编写的蒙古语辞书的书写体例。

陆游在梁益时,总以过去与故乡的美好,而反观反衬当前与他乡的落魄,但他离开西州不久,到了叙州,就开始追忆成都等“西州”的美好生活,所谓“浣花行乐梦西州”(《叙州》之《锁江亭》),“行乐”与“流落”显然有些冲突。

图1 《四体清文鉴》第一卷第一页

三、《三合便览》

《三合便览》(满文为ilan hacin i gisun kamcibuha tuwara de ja obuha bithe,蒙古文为γurban üil ün üge qadamal üüi dür kilbar bolγaγsan 是满、蒙古、汉等3种语言对照辞书,卷首附有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富俊所写序文。全书12卷,木板印刷,第一卷由“序”“十二字头”“蒙文指要”“清文指要”等部分构成,第二卷至第十二卷为辞书主体部分。辞书主体部分每页8行,1项1行,1行4段,最上段为满语(满文),第二段为汉语(汉字),第三段为蒙古语(蒙古文),第四段为满文书写蒙古语的语音。

“清文鉴”系列辞书是根据满语词义分类排序的语义分类辞书,而《三合便览》是以满文字母顺序排序的音序辞书。作为满语音序辞书,之前已有《大清全书》(康熙二十二年,即1683年序文),但《三合便览》系在满语音序辞书当中首次收录蒙古语译词的辞书。

管理上坚决杜绝“长流水”,绝无“放任自流”。特别是水方面要杜绝“跑、冒、滴、漏”现象,及时修理,减少对水的损耗。

本题材料频繁出现一个词汇是“人民主权”,即主题是“人民主权”。而问题却要求围绕“制度构想与实践”自行拟定一个具体的论题,因此,综合判断,这个是“不开”式论题。据此,可拟定的论题如下:(1)人民主权原则与英国君主立宪制的确立与发展;(2)三权分立学说与美国1787年宪法的制定与完善;……可以发现,若能够在所拟定的论题中出现“人民主权”、“三权分立学说”、“英国君主立宪制”、“美国民主共和制”或“美国 1787年宪法”等历史学科术语,辅之以语文必要的造句功底,则稳健拟定论题基本实现。

图2 《三合便览》(1780)第二卷第一页

上图2为《三合便览》第二卷第一页,是辞书前面部分。在第一项词语中,满语主词条a与其对应的汉语和蒙古语翻译词语,在《四体清文鉴》中出现于以下4处(《五体清文鉴》与此相同)。

《三合便览》将《四体清文鉴》之4条主词条a归纳为1条。

此外,《三合便览》第一页其他词语,在《四体清文鉴》中有如下对应。

据日本学者今西春秋研究,《三合便览》和《四体清文鉴》关系密切,两部辞书收录的满语、蒙古语、汉语等3种词汇基本相同,尤其全文结构的相同性值得关注。即《四体清文鉴》36卷由正编32卷和补编4卷构成,而《三合便览》第二卷至第十卷为《四体清文鉴》正编部分,第十一卷和第十二卷为《四体清文鉴》补编部分,以满文字母顺序排列。[2]151-154

比较分析表格内容与上页图2文字后得知,《四体清文鉴》词条被原封不动地收录于《三合便览》当中,即《三合便览》是以《四体清文鉴》为基础,选取其满语、蒙古语、汉语词汇,以满语音序排列,添加蒙古文译词的满语读音而形成的。最后一段蒙古文译词的满语读音是根据《御制满珠蒙古汉字三合切音清文鉴》而添加的,《御制满珠蒙古汉字三合切音清文鉴》未收录的4 800条余词语的满语读音则用相同的方法添写,此部分从而成为《三合便览》独有的内容。

在体例方面,《三合便览》沿用《四体清文鉴》“1项1行”的体例。按音序排序以语义分类的大量词汇,难以评估“1组1行”体例的工作效率。在音序过程中,不会产生中断或跨行现象,因此,纵向切开每组词语之后,将其按字母顺序替换排列即可。在实际操作中,无法确定是剪切粘贴的,还是誊写的,但《三合便览》是在沿用《四体清文鉴》“1项1行”体例基础上编纂而成的。

《三合便览》收录16 345条词语,虽然比《四体清文鉴》词条18 667要少,但是,诸如主词条a等在《四体清文鉴》中分别属于不同部类的主词条,在《三合便览》当中实现了合并。

四、《蒙古托忒汇集》

《三合便览》主词条a归纳《四体清文鉴》4条满语主词条a的3处蒙古文翻译。此外,第一页左侧其他词条在《四体清文鉴》当中如下对应。

在《蒙文汇书》中,一本附有“蒙文倒纲”的题签(笔者所藏),见图4。其第一卷首赛尚阿咸丰元年(1851年)的序文中写有“蒙文汇书”的题目。此外,通过以下图书研究,亦可确认“蒙文倒纲”与《蒙文汇书》为同一书稿。如,卢秀丽、阎向东编著《满文书籍联合目录》中载有《蒙文汇书十六卷》首页影印,与《蒙文倒纲》首页(图5)相同。[5]春花《清代满蒙文词典研究》详细介绍过《蒙文汇书十六卷》的内容,由此可以确认《蒙文倒纲》与《蒙文汇书》内容相符。[3]332-336

在蒙古文十二字头中,元音字母分为a、e、i、o、u、ö/ü等6种,虽然区分阳性元音字母o、u,但是未区分阴性元音字母ö、ü。

下页图3第一页左第一行左侧的蒙古语(第一段)、满语(第四段)、汉语(第五段)分别如下。

根据丘陵山区的特殊地理条件,农户的种田规模都不大。对于复杂的育秧技术,要让大多数使用插秧机的农户都掌握这项技术是不现实的。因此,可以根据当地对插秧机示范推广、使用的情况,选择合适的地理位置,由政府补贴,建立综合育秧场地。由专业技术人员统一育秧,可以减少育秧过程的损失或由于育秧不规范导致插秧过程的损失。这样会给农户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会在很大程度上提高农户使用插秧机的积极性。

总而言之,使用模拟人进行医学模拟教学是医学教育不可或缺的方法,应用于急诊、麻醉等领域有很大的作用,对全科医学研究生的培养和教学有非常好的效果,对模拟人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进行深入的探讨分析,能够为医学教学提供更多更好的帮助。

《三合便览》是以《四体清文鉴》为基础,按满语主词条的音序排序满语和汉语、蒙古语的对照辞书。与此相同,若把蒙古语作主词条,并以蒙古语音序排序,就可编纂蒙古语和满语、汉语的对照辞书。《三合便览》编者富俊进一步发展《三合便览》,添加卫拉特方言(托忒文),编成《蒙古托忒汇集》。

图3 《蒙古托忒汇集》(1797)第一卷,正文部分第一页

《蒙文汇书》共有17 953词条,比《三合便览》多1 600余条。赛尚阿去世以后,由理藩院倡导,修订《蒙文汇书》,刊行《钦定蒙文汇书》。与16卷的《蒙文汇书》相比,《钦定蒙文汇书》共17卷,由“原奏·官衔”1卷与正文16卷组成,并原奏中附加修订日期光绪十七年(1891年)。辞书正文格式与《蒙文汇书》相同,每页8行,每行分3段对照排列蒙语、汉语满语的词语,见上页图6。如上页图5图6所示,《钦定蒙文汇书》收录词汇与《蒙文汇书》基本相同,仅添加修订或换行部分字句,并添加“增补”词条之下的翻译条目。《钦定蒙文汇书》皇帝“钦定”出版,为其后编纂蒙古语音序词典提供了范例。

五、《蒙文汇书》与《钦定蒙文汇书》

《蒙文汇书》(蒙古文为monγγol üsüg ün quriyaγsan 满文为monggo hergen i isabuah bithe)是由赛尚阿(sayišinγγa)于咸丰元年(1851年)作序的蒙古、汉、满等3种语言对照辞典。辞书共计16卷,抄本,继第一卷首序文,正文每页8行,与《四体清文鉴》《三合便览》《蒙古托忒汇集》相同,用“1项1行”格式,以字母顺序排序蒙古文主词条。正文各行分3段,自上至下以蒙古文、汉文、满文的顺序排列对照词语。目前已发现数册《蒙文汇书》抄本,[4]是清代最早通行的以蒙古文字母顺序排列辞典,但仅见私人抄本,未见刻版印行信息。赛尚阿去世之后,清廷于光绪十七年(1891年)木刻修订刊印《钦定蒙文汇书》。

《蒙古托忒汇集》为多种语言对译辞书,抄本,8卷,卷前附嘉庆二年(1797年)富俊撰写的序文,其孤本现藏于故宫博物院图书馆。[3]314-317是书继第一卷首序文,附托忒文字母表和卫拉特方言文本。辞书正文每页8行,1项1行,1行5段,最上段主词条为以字母(十二字头)顺序排列的蒙古书面语(蒙古文),其下依次为蒙古语口语(满文)、卫拉特口语(托忒文)、满语(满文)、汉语(汉字)等5种语言的对照单词。

图4 《蒙文倒纲》第一卷序、第二卷及其他卷本

题目《蒙文倒纲》反映着《蒙文汇书》成书过程。“纲”为“清文鉴”系列辞书的“总纲”,即指《蒙文汇书》卷末收录的满文索引。“总纲”是以满文字母顺序排列的索引,如果以此作主词条,再附蒙古文或汉文译文,便可形成满语音序辞典(蒙古文及汉文翻译在《四体清文鉴》中已完成)。“倒纲”之“倒”含有颠倒位于满文下面的蒙古文(放在上面),以其作主词条的意义。“将蒙古文作主词条,以字母顺序排列的索引式辞书”即为“蒙文倒纲”。本文将《蒙文汇书》与《蒙文倒纲》视为同一书籍。

赛尚阿在《蒙文汇书》(《蒙文倒纲》)序文中写道,《蒙文汇书》是编者阅读“四体鉴”(dörbenüil ün üsüg ün toli 及“满蒙解语鉴 monγγol üsüg i tayiluγsan toli)后,将其蒙古文以字母顺序排列,模仿《清文汇书》格式而编纂的。在此所举“满蒙解语鉴”是满语与蒙古语对译辞书,是指附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序言的“御制满蒙清文鉴”或附乾隆八年(1743年)序言的“御制满蒙清文鉴(满文字母标记)”。这两部“清文鉴”内容完全相同,后者将前者的蒙古语(蒙古文字)全部更换为满文。两部辞书主词条以满语及蒙古语解释,在编纂《蒙文汇书》(《蒙文倒纲》)时,以此参照确认蒙古文语义。序文中所举的“四体鉴”,指《四体清文鉴》。

众所周知,除了《蒙文汇书》之外,赛尚阿还编纂了《蒙文晰义》《蒙文法程》《便览补遗》等书籍。其中《蒙文晰义》以满语多义词作主词条,并附加汉语与蒙古语的对译词语。《蒙文法程》以与蒙古语对译形式,对比排列满语动词形态成分、词缀、助词等功能语类。《便览补遗》是由修订《三合便览》舛误编纂的《便览正讹(便览讹字)》和汇集《三合便览》未收录语句或译文成书的《便览补汇(便览遗字)》而构成的。如前所述,《三合便览》是以《四体清文鉴》基础而编纂的。因为曾修订过《三合便览》,所以,赛尚阿编纂《蒙文汇书》时,未单独参考《三合便览》,而是综合利用《三合便览》《四体清文鉴》,并在使用《蒙文晰义》译语部分的基础上,编纂了包含《便览补遗》修订内容的《蒙文汇书》。

图5 《蒙文汇书》(《蒙文倒纲》)(1851)第一卷正文开头部分

图6 《钦定蒙文汇书》(1891)第一卷第一页

将蒙古语作主词条排序以上词语,则成为图3形式。《蒙古托忒汇集》基础部分的蒙古语、满语及汉语,与《三合便览》相同,该辞书是以《四体清文鉴》为基础,其上添加蒙古语口语(满文标记)和卫拉特书面语(托忒文标记)而编纂的。《蒙古托忒汇集》是以蒙古语作主词条的最早音序辞书,但该辞书长期以来以抄本形式收藏,与世隔绝,难以确定对其后蒙古文辞书编纂的影响。

《蒙文汇书》与《钦定蒙文汇书》第一页的单词,在《四体清文鉴》中有如下收录,详情见下表。(第一表格为第一页左则内容,第二表格为第一页右侧内容)

以上图表中,第一页左侧第一条词语及第一页右侧第三条词语未出现于《四体清文鉴》当中,《蒙文汇书》添加了部分词语。另外,以“十二字头”顺序排列蒙古文主词条时,将元音字母区分为a、e、i、o/u、ö/ü等5种,即圆唇元音分为阳性元音字母和阴性元音字母,未做进一步的分类。同样,未区分排列相同字形的t/d和k/g等辅音字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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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蒙文总汇》(《蒙汉满文三合》)

与《钦定蒙文汇书》公开刊行同年,即光绪十七年(1891年),私人编纂的蒙古语、汉语、满语对照辞典《蒙文总汇》刊刻发行。全书12册,木刻版,卷首附有昭甫裕彰撰写的蒙古文、满文及汉文等3种文字合璧的序文,编者为固什喇嘛李鋐。辞书正文如下页图7所示,每页9行,每行3段,自上至下排列蒙古文、汉文、满文。辞书采用“1项1行”格式,以蒙古文字母(十二字头)顺序排列主词条,其中将阳性圆唇元音字母分为2种(o、u),共分为a、e、i、o、u、ö/ü等6种,并区分相同字体的t/d、k/g等辅音字母。

图7 《蒙文总汇》(1891)第一卷第一页

4.《蒙文汇书》(《钦定蒙文汇书》)多沿用《四体清文鉴》的汉文翻译,而《蒙文总汇》或则修改《四体清文鉴》汉译,或多处补充批注,加以说明语义。如上页图7从左第四条汉译“艌匠”下附加批注“艌船人”,第五条词语亦增加3行小字批注,对其语义加以解释。

术后1 d,FLEx组泪液中IL-1α表达较术前增加,同时比SMILE组高(P=0.019),在术后1周就恢复到术前水平。2组术前术后泪液中TNF-α表达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见图2。

《钦定蒙文汇书》《蒙文总汇》格式与内容的相似,与二者基于之前刊行的《蒙文汇书》而编纂有关。虽然《蒙文总汇》序文未列举参照书目,但从其收录词语的相同性可得知,《蒙文总汇》编纂者参考了《蒙文汇书》。

比较研究图7《蒙文总汇》第一词条与前页图5《蒙文汇书》正文第一条就会发现,《蒙文汇书》收录而《蒙文总汇》未收录的词语仅有2条。

农产品价格的波动能够直接或间接影响CPI的波动。根据凯恩斯理论,影响农产品价格波动的因素主要包括成本、自然灾害及疫病、农业信息不对称、国际市场等;影响CPI波动的因素主要是成本、市场供求、货币发行量、经济结构等。可见农产品价格和CPI的影响因素存在交叉重合,并且通过传导机制的分析可知,农产品主要是通过食品价格影响CPI,因为食品类在CPI权重中占据第1位。此外,农产品还通过PPI、其他行业、通胀预期将价格的波动传导至CPI。

除第一页2条词语外,《蒙文总汇》收录《蒙文汇书》其他全部词语,但多处修改汉文翻译。《蒙文汇书》的汉译源自《四体清文鉴》,而《四体清文鉴》汉文翻译则多沿用了附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序的《御制增订清文鉴》,是百年之前的满文汉译。《蒙文总汇》编纂者认为,这些汉文翻译更符合蒙古文,易于读者理解。

4)满足《水文巡测规范》(SL195-2015)4.2.4条 a要求,水位流量关系经单值化处理后水位流量关系线呈单一线,流量定线达到本标准规定的允许误差,故该站流量可实行巡测。

下面以表格形式对照分析《蒙文汇书》第一页汉文翻译与《蒙文总汇》汉文翻译。

图8 《蒙汉满三合》(1913)第一册封皮

两本辞书汉语翻译完全相同者仅有3条,其余或修改蒙古语翻译的表达方式,或添加说明使语义更加明确。比较研究《蒙文汇书》(《钦定蒙文汇书》)与《蒙文总汇》就可发现,《蒙文汇书》具有以下显著特征。

1.《蒙文汇书》收录17 953条词语,《蒙文总汇》则收录16 381条词语,后者比前者少1 570条。通过表格亦可看出,《蒙文总汇》并未收录《蒙文汇书》的全部词条,编纂时予以甄别。

2.在《蒙文汇书》(《钦定蒙文汇书》)中,元音字母分为a、e、i、o/u、ö/ü,而《蒙文总汇》则元音字母分为a、e、i、o、u、ö/ü。在《蒙文汇书》(《钦定蒙文汇书》)中,字形相同的辅音字母t/d及k/g视为同一字母,而《蒙文总汇》予以区分。

3.在《蒙文汇书》(《钦定蒙文汇书》)中,位于元音字母之前的辅音字母γ未加点,字形与辅音字母q相同,而《蒙文总汇》则在γ之前加点。《蒙文汇书》及《钦定蒙文汇书》在词条aqa之下附汉译“糠”及“兄”,而《蒙文总汇》以加点方式区分aγa“糠”、aha“兄”,视为不同的字。以上第二与第三个特征影响了两部辞书的词条排序。

《钦定蒙文汇书》与《蒙文总汇》是同年以木刻刊行的蒙古语辞典,二者格式及内容极其相似。其格式均为1项1行,1行3段,上段为蒙古文、中段为汉文、下段为满文,主词条(蒙古文)则以字母(十二字头)顺序排列,所收词汇及汉文、满文的译文亦有较多相通之处。

《钦定蒙文汇书》与《蒙文总汇》均于光绪十七年(1891年)刊行,是“清朝最早出版的蒙古文音序辞书”。《钦定蒙文汇书》虽然是官方“钦定”的辞书,但是,《蒙文总汇》更为广泛流传。

1913年,北京正蒙印书局以《蒙汉满文三合》为题,以石刻出版《蒙文总汇》,见上页图8。石刻本《蒙汉满文三合》版心为12.6厘米×20厘米,比《蒙文总汇》版心19.4厘米×25.6厘米略小,除每册添加封面外,还在原序文之后添加内容相同的蒙古文(2张4页)和汉文(1张2页)新序文。其他与《蒙文总汇》完全相同,可视为《蒙文总汇》影印复刻本。再版发行说明,当时《蒙文总汇》的社会需求量是较大的。

七、《蒙古大辞典》

1912年,北京筹蒙学社石刻出版蒙汉辞书《蒙古大辞典》。是书版心15.8厘米×11厘米,分上下两册,底页书写编者有应时、周日庠、叶森、杨维翰、叶绍先、万纶、黄锟、赵常恂、龚鸿楷等人名。上册卷首附“例言”(凡例)4页,正文每页9行,1项1行,每行3段,最上段为以音序(十二字头)排列的蒙古文主词条,中段为汉文翻译,最下段为词条序号,见图9。下册尾部附加的626页“汉文对照表”(汉语索引),自右向左排行,亦自右向左排版,即下册“汉文对照表”(汉语索引)从末页(辞书反方向)打开,成合订本形式。

我儿子轩轩1岁半以后,几乎1个多月就会发烧一次,每次要住院治疗1周。轩轩一吃药就反胃,只好依赖打针。但是打针也很困难,轩轩手臂上的肉比较厚,打点滴的时候不好找注射血管,只好从头皮上注射,或者采用肌肉注射。不管怎样,都需要父母“绑架”,使他动弹不得,才能接受治疗,每次都折腾出满头大汗,内衣湿透。我和他爸爸轮流请假带轩轩治病,身心疲惫,每过1个月就“胆战心惊”一次,生怕稍微有点闪失宝宝又会生病。

选择李维平主编的《蛋白质工程》[9]为教材.该书为“案例版”生物工程系列规划教材,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

在我国有很多校企合作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模式,即学生在学校学习专业知识,在暑期或者大三以后到企业进行实践联系,将自己在学校学习到的专业知识应用到工作中,这样学习-生产-实践的模式能够使学生熟练的掌握专业知识,积累工作经验,为以后的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总之,高校在进行小语种人才培养时,应该注重与企业的合作,不断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图9 《蒙古大词典》(1912)第一、第二页

该书“例言”列出编纂《蒙古大辞典》的参考书目《蒙文汇书》《蒙文鉴》《三合便览》《蒙文晰义》《四体合璧》。对照图9之第1—2页词条与前页图6就可得知,《蒙古大辞典》与《钦定蒙文汇书》的蒙古文及汉文翻译部分完全相同,而且与《钦定蒙文汇书》(以及《蒙文汇书》)相同,《蒙古大辞典》未加元音之前辅音字母γ的识点,以辅音字母q相同的字形书写。此外,元音字母分a、e、i、o/u、ö/ü等5种,未区分相同字形的t/d及k/g等辅音字母。这些特征表明,《蒙古大辞典》与《钦定蒙文汇书》同出一辙,其正文部分沿用了《钦定蒙文汇书》。

其中qk=wεk、qj=wεj/wj分别表示本国与进口中间品目的地、出口目的地的实际汇率。由式(6)可知,企业加成率markup与边际成本mc分别为:

《蒙古大辞典》之汉语索引具有独特的特点。图10为《蒙古大辞典》“汉文对照表”第1—2页,其中“对照表”分“实字部”“虚字部”“成语部”,“实字部”又分“名辞”“组合名词”“指示词”“形容词”“动词”“形容动词”“代名词”,这是根据语义进行的上下位分类。

此外,《蒙古大辞典》在检索方法方面颇具特点。“对照表”首词“天te/de 1277”,表达汉文翻译词语“天”对应的蒙古文词语位置为蒙古文主词条te/de行之第1277号,数字1277为辞书最下段的序号。同样,“上天 644”表示与汉文翻译词语“上天”对应的蒙古文词语位置为蒙古文主词条te/de行之第644号。每页最下段的词条序号,是为汉语索引检索而设置的。

图10 《蒙古大词典》(1912)“汉文对照表”第一、第二页

八、《蒙文分类辞典》与《蒙汉字典》

1926年,北京蒙文书社活字印刷版出版蒙汉对译分类辞典《蒙文分类辞典》(monγγol udqa yi üiln quriyaγsan toli 上下2册。在上册中,继蒙文书社总经理汪睿昌撰写的蒙汉对译的序文(5页)及目录(12页)、勘误表(6页),辞书正文为分上下3段排列蒙汉语对译。词汇分类与《四体清文鉴》正编(第1—32卷)完全相同,从《四体清文鉴》中选取蒙汉文词语之后以对译的形式排列,见下页图11。因为不包括《四体清文鉴》的补编部分(第32—36卷),所以,收录词条与《四体合璧文鉴》相同。《蒙文分类辞典(音标)》未包括《五体清文鉴》新加的4条词汇,该辞书的出典并非是《五体清文鉴》。从“清文鉴”当中选取蒙汉词语之后,依据原样,在蒙古文后附加汉文翻译编辑的分类辞典。1956年,民族出版社与新华书店以“蒙文分类辞典”为题,出版《蒙文分类辞典》(袖珍本),见下页图12。

图11 《蒙文分类辞典》(1926)第一页

图12 《蒙文分类辞典》(1956年再版本)

图13 《蒙汉字典》(1928)正文第一页

1928年,北京蒙文书社活字印刷出版蒙汉对译辞典《蒙汉字典》(monγγol naγγiyad üsüg ün toli 上下两册。辞书上册卷首附有目录(4页)、勘误表(6页)、蒙文十二字头(2页),正文分3段,各段为以十二字头音顺序排列蒙古文词条及其下附加的汉译词语。图13为《蒙汉字典》正文第1页,其左上段及中段所载条目与《钦定蒙文汇书》第1页(图6)基本相同。二者区别仅有以下两点。第一,《蒙汉字典》上段第2条目a a“惊惧声”,在《钦定蒙文汇书》中被归入蒙古文a词条;第二,《蒙汉字典》中段所载anirtumui“应声响”、anirlamui“余韵”二词顺序与《钦定蒙文汇书》相反。与《钦定蒙文汇书》相同,在音序排列中,元音字母被分为a、e、i、o/u、ö/ü等5种,未区分相同字形的t/d及k/g等。此外,该字典收入词汇包括了《钦定蒙文汇书》“增补”词汇。值得关注的是,与《钦定蒙文汇书》不同,《蒙汉字典》紧靠元音字母之前的辅音字母γ之前加点,予以辅音字母q区分,在排列上亦被视为不同文字。如,上页图13左页第3段aqa“兄长”与右页中段aγa“糠”,在《蒙文汇书》(《蒙文倒纲》)《钦定蒙文汇书》中,都被置于词条aqa之下。

虽然《蒙文分类辞典》(1926年)和《蒙汉字典》(1928年)以活字印刷版,并以现代方式装订的辞书,但二者都直接或间接继承了“清文鉴”。《蒙文分类辞典》系从《四体清文鉴》中选取蒙古文及汉文词条编撰,而《蒙汉字典》则是选取《钦定蒙文汇书》之蒙汉文词条而编成的,其核心部分亦来自《四体清文鉴》。《蒙古大辞典》等蒙古语辞书,都源自于满语辞书“清文鉴”,只是删除其满语之后编辑而成的。

参考文献:

[1]五体清文鉴[M].北京:民族出版社,1957.

[2]今西春秋.清文鑬—単体から5体まで.朝鮮学会『朝鮮学報』第39-40輯,1966.

[3]春花.清代满蒙文词典研究[M].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8.

[4]中国蒙古文古籍总目[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

[5]辽宁省图书馆满文古籍图书总录[M].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2.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Mongolian Dictionaries ——from the 18th century to 20th century

Written by Kuribayashi Hitoshi 1Compiled and Translated by CHANGSHAN 2

(Center of Northeast Asia Studies, Tohoku University, Sendai 9800862, Japan; Institute of Manchu Studies,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 :In the Qing dynasty “Qing Wen Jian” series of dictionaries, “Qing Wen Jian in Four Languages” has a greater impact on modern Mongolian dictionaries. “Mongolian Book”, “Mongolian Dictionary”, “Mongolian Classification Dictionary”, “Mongolian Classification Dictionary” and other modern Mongolian dictionaries are all selected from the “Qing Wen Jian in Four Languages” and compiled according to its style.

Key words :Qing Wen Jian; Qing Wen Jian in Four Languages; Mongolian dictionaries; Mongolian-Chinese dictionary

收稿日期: 2019-05-26

译者简介 :长山(1977-),男(蒙古族),内蒙古科尔沁人,副研究员,主要从事满语文教学与研究。

本文译自日本东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刊行的《东北亚研究》第16卷。

中图分类号 :H21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7873(2019)01-007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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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蒙古文辞书的形成历程-“清文鉴”至《蒙汉字典》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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