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艾芜与高尔基流浪汉小说中的人道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尔基论文,流浪汉论文,人道主义论文,小说论文,论艾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高尔基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产生的影响是难以估衡的，在鲁迅、茅盾、巴金、瞿秋白、胡风、路翎、艾芜、舒婷、高晓声等一系列中国重要作家和理论家的身上都能寻绎到高尔基影响的印痕。但在如此之长的“影响链”中，高尔基对艾芜的影响，抑或说艾芜对高尔基的接受，却显得尤为特别。这种特别就体现在：艾芜是在流浪经历中生发的人道主义思想方面，寻绎出他与高尔基共同的思想特质。但目前学界对艾芜与高尔基这种特殊的关系却并未给予关注，甚至是两人的流浪汉小说创作都少有人探讨。据笔者掌握的资料，仅有王晓明的《艾芜：潜力的解放》一文涉猎到艾芜与高尔基的流浪汉小说创作，但王文仅选取《海岛上》和《草原上》两文进行了比较，而没有把艾芜与高尔基的流浪汉小说作为一个整体加以全面的研究与探讨。①事实上，对艾芜与高尔基的流浪汉小说进行全面的研究与探讨是极其必要的，因为通过两人流浪汉小说的比较分析，我们不仅可以明晰两人流浪汉小说的创作取向、文本内涵、风格特征，而且还可以管窥潜隐于文本背后的两位作家共同的人道主义思想。 据目前的资料记载，艾芜首次提到高尔基是在1928年，这一年艾芜刚刚从四川新繁老家逃婚到仰光，初到仰光的艾芜贫病交加、饥寒交迫，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艾芜在英文报《仰光公报》上首次接触到了介绍高尔基的文章，并将其译成中文在《仰光日报》上发表。据艾芜的好友黄绰卿回忆，这篇介绍高尔基的文章曾给予艾芜精神上很大的“鼓励”。②或许正是由于这种“鼓励”，使艾芜在之后的岁月里不仅阅读了高尔基的大量作品，而且还写作了关于高尔基的大量的评论性文章。他不仅是《幽会》《在草原上》等作品的热心绍介者，而且在其《文学手册》《高尔基的小说》《读高尔基的小说》等文章中也曾多次提到高尔基。1956年，艾芜在《我与苏联文艺》一文中写道：“在世界各国的文学中，我最喜欢苏联文学。这不只是由于我爱苏联这个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而且还由于苏联以前的文学遗产，即俄国文学的那种热爱劳动人民的美丽的作品，那种同情被侮辱、被压迫者的人道主义，曾深切地吸引着我。许多年前读过的作品，科罗连科的《玛加尔的梦》、屠格涅夫的《木木》、高尔基的《草原上》、果戈理的《外套》……到今天，那里面的人物还生动地活在我的记忆里面。”③1958年，艾芜又在《人民日报》上明确指出：“由于有了流浪的生活，又有渴望自由的心情，一旦读到高尔基的初期的短篇小说，真如干燥极了的土地上一下逢着甘雨，心里有着说不出的喜悦。凡是翻成中文的高尔基作品，我都找来读，而且不止读一次，总是常常拿来读。……我觉得我自己曾经成了高尔基热烈的爱好者和追随者。”④那么艾芜为何如此青睐与推崇高尔基？一方面是由于“那种热爱劳动人民的美丽的作品，那种同情被侮辱、被压迫者的人道主义”；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有了流浪的生活，又有渴望自由的心情”。 然而，尽管艾芜于追求自由的流浪途中与高尔基产生了人道主义的思想共鸣，但有一个问题值得我们注意，即艾芜与高尔基流浪的缘起并不相同。如果说艾芜的流浪是出于自觉，是他自主选择的结果；那么高尔基的流浪就是源于被迫，是生活的窘境逼他不得不踏上流浪之路。 艾芜在童年时期就对大自然和外面的世界满怀无比的热爱和无限的憧憬，之后他满怀兴味地诵读的“古代诗人歌咏柳絮清风的诗篇”，以及《三国演义》《今古奇观》《七剑十三侠》《燕山外史》《禅真逸史》等书籍，“更给他对大自然的崇拜掺进了一种浪漫激情”，致使他从小就强烈地渴望走出家门，去打量外面五彩斑斓而又神秘新奇的世界。所以“一旦生活终于向他露出卑俗的嘴脸”⑤，祖父卖掉最后十亩田，又给他包娶了一位不识字的农家姑娘作妻子的时候，他就急不可耐地离开了家乡，踏上了他的寻梦之旅。从这一角度来看，艾芜的流浪其实是源于他对儿时诗意梦想的追寻，所以尽管他在流浪的途中也体验到了现实的残酷，人性的丑恶，但艾芜却往往不情愿因此而破坏自己内心的浪漫诗意，他要么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侧过脸去欣赏大自然的美景，要么尽量回避人性中的丑恶而极力去挖掘人性中的善良。与艾芜的这种自觉的流浪意识不同，高尔基的流浪是源于被迫。高尔基没有艾芜那样令人艳羡的童年生活，也没有艾芜那种浪漫新奇的想象，当高尔基还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孩子的时候，他就被生活抛入到了残酷现实的洪流，而在之后的流浪岁月里，他又饱尝了人世的艰辛与磨难，这使他深刻地体验到了现实的黑暗与人性的丑恶，加之他受到的具有“殉道”色彩的、充满“沉郁和苍凉”文化底蕴的、以十九世纪俄国古典文学为主的传统文化的熏染。所以高尔基绝不会像艾芜那样以新奇的、浪漫的、善意的眼光去打量世界，他只会以憎恨的、愤怒的、批判的眼光来谛视与反抗现实。 不同的流浪缘起，决定了艾芜与高尔基流浪汉小说创作取向的某些差异。这些差异主要体现在：艾芜虽然始终注视着“现实的大地”，始终描绘着“真实具体的人性”，但往往不由得向浪漫主义倾斜。而高尔基虽然以浪漫主义的姿态登上文坛，但他却始终以忧郁的眼光、深沉的姿态默默地谛视着现实，从未“脱离现实，忘记现实”。也正是由于诸上因素的影响，艾芜和高尔基在书写流浪汉小说时，提供给我们两个存在某些差异的文本世界。 艾芜与高尔基流浪汉小说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挖掘人性的深度、批判现实的力度、反抗意识的强度等几个方面。 在反映流浪汉的人性方面，艾芜往往着重凸显流浪汉的人性之“善”，而淡化对人性之“恶”的客观审视与深入挖掘。比如《松岭上》一文中的老货郎，在年轻时曾因在地主家偷米喂养妻儿而惨遭毒打，妻子也因这一事件而遭遇地主的蹂躏。面对此景，老货郎对妻子的不是理解与安慰，而是碍于面子，将妻儿残忍地杀死，而后浪迹天涯。多年后，作品中的“我”在“岭上的山家店里”遇到了这个风烛残年的老货郎，而此时的他却依然做着哄骗乡民的买卖。面对这样一种令人发指的罪行，这样一个道德意识薄弱的人，令人不解的是，作品中的“我”不但没有给予这个老人应有的谴责，相反却因老人的寂寞而给予了些许同情。与艾芜不同的是，高尔基在其流浪汉小说中不仅表现了人性之“善”，而且还对人性之“恶”给予揭示，并且往往将人性的“善”与“恶”放在二元对立的结构中加以展示。比如在短篇小说《切尔卡什》中，作者就描写了流浪汉切尔卡什和农民加弗里拉两个彼此对立的形象：前者颇讲义气、向往自由、落拓不羁；后者胆小怕事、自私自利、无比贪婪。在二人偷盗后瓜分所得时，加弗里拉企图杀害同伙、独占赃款。切尔卡什虽遭暗算而受伤，却还是饶恕了加弗里拉，并把全部钱财轻蔑地扔给了他。与此同时，文中写道： 切尔卡什听着他快乐的号叫，望着那容光焕发的，因为贪婪的喜悦变了形的面孔，他觉得尽管他是一个贼，一个和一切亲属断了关系的流浪汉，却永远不会这样贪婪、这样下贱、这样忘乎所以。永远不会这样！……这种想法和感觉，使他充分意识到自己的自由，使他留在荒凉的海岸上，站在加弗里拉旁边。⑥ 作者通过这样一段心理独白，不仅揭示出人性中“善”与“恶”的不可融合性，而且通过“善”与“恶”的鲜明对立，使人性之“善”得以极大的张扬，而使人性之“恶”得以轻蔑的贬损。这些充分彰显出作者对人性的理解与挖掘之深。 在关注现实方面，艾芜往往陶醉于大自然当中，而“不愿意长久地审视黑暗”和“丑恶”。⑦这在其流浪汉小说中有着鲜明的印记。比如在《乌鸦之歌》中那个濒临灭亡的村庄和懦弱的老农民使“我”深感悲哀，但当“我”离开这个村庄，走在路上时，“呼吸着山间特有的新鲜空气，又听见沿途飞着觅食的乌鸦叫着单纯而又勇敢的声音”，竟使“我”忘记了先前的悲哀，觉得两腿“渐渐硬朗起来，满身也添加了许多活气”。⑧这种对自然的崇拜与热爱，对一个作家而言，并无可指摘之处，但在某种程度上却消解了作品的悲剧意味和批判现实的力度。与艾芜相比，高尔基的作品往往能让我们体会到较强的批判现实的力度和解剖现实的深度。比如在《切尔卡什》中，作者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残酷性和底层人民的悲惨处境给予了沉痛的审视： 令人笑出眼泪的是装卸工人的长长队列，他们用自己的肩膀把几千普特的粮食扛进船只的铁腹，目的只是为了弄到几磅同样的粮食来果腹。一面是衣衫褴褛，汗流浃背，由于疲倦、喧闹与炎热而变得迟钝的人们，一面却是这些人创造出来的强有力的，迎着太阳闪闪发光的又高又大的机器——归根结蒂仍旧不是由蒸汽，而是由它们的制造者的筋肉与血液来推动的机器，——在这一对照里存在着整整一首残酷的讽刺诗篇。⑨ 在高尔基的作品中，这种现实批判性的描写可谓颇多，而在这种描写的背后，我们分明能够窥见作者那充满愤恨、悲悯、无奈和痛苦的表情。 艾芜与高尔基不仅在挖掘人性的深度、批判现实的力度方面表现出一定的差异，而且在人物反抗意识的强度方面也不完全相同。在艾芜的流浪汉小说中，他只是“把那些在生活重压下强烈求生的欲望和朦胧反抗的冲动，刻画在创作里”⑩，所以致使其作品中的人物虽也有对自己被压迫的不幸命运的反抗，但这样的抗争意识显得微弱。比如在小说《山峡中》一文中，在小黑牛被同伙无情地扔到大江以后，文中的“我”有这样一番感慨： 小黑牛在那个世界里躲开了张太爷的拳击，掉过身来在这个世界里，却仍然又免不了江流的吞食。我不禁就由这想起，难道穷苦人的生活本身，便原是悲痛而残酷的么？也许地球上还有另外的光明留给我们的吧？明天我终于要走了。(11) 尽管这段话内蕴着“我”对黑暗社会吃人本质的极度痛恨，以及对光明世界的热切渴盼。但一句“明天我终于要走了”，却使先前的悲剧性的力量骤然消解。相对于艾芜而言，文学对于高尔基而言“只是他介入、干预生活的一种方式”(12)。他用这种方式“不遗余力地反对任何形式的压制人性，而首先是反对置人于死地的那些人”(13)。正是基于此，高尔基的笔下才出现了那么多反抗强权与压迫的人物。而这种反抗意识在小说《科诺瓦洛夫》一文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作品中的科诺瓦洛夫不仅明确意识到要想获得自由与幸福的生活，就只有走向反抗的真谛，而且他还积极呼吁底层人民应该站在同一战线上，建立属于自己的新生活，“可是由谁来建立生活呢？……我们！我们自己！如果我们不会建立生活，我们的生活建立得不好，那我们怎么建立生活呢？”(14)尽管，科诺瓦洛夫最终也未能实现自己的美好愿望，其结局也是悲剧性的。但作者在文中却真实而自觉地揭示出：虽然底层人民还尚未最终找到获得自由与新生的道路，但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觉醒。 艾芜与高尔基的流浪汉小说在呈现出差异性的同时，在人物的塑造、社会的批判、人性的关照等方面又非常清晰地彰显出诸多的共性特征。 艾芜与高尔基在其流浪汉的小说创作中塑造的几乎都是强盗、小偷、乞丐、娼妓等底层人物形象。这些人物几乎都是被当时社会抛出“正常生活轨道”的“边缘人”，他们衣食无着、忍饥挨饿，过着朝不保夕的惨淡日子。这些人物对造成自身贫穷与落魄的黑暗社会现实和丑恶势力往往有着强烈的痛恨，这种痛恨之深甚至使他们的性格发生极度的扭曲。比如艾芜在《月夜》一文中这样写道： 我的旅伴吴大林，说他所以干了这么一种牵羊拔牛毛的职业，完全由于他从小到大，都过着挨打受骂的生活。起初在鞋匠那里，挨着鞋底板和巴掌，继后又在打铁店吃了拳头和脚腿，终于从裁缝铺子里逃了出来，手臂上带着烙铁烙伤的痕迹。从此在街上变成流浪人，和扒手偷儿一道打堆，学会了牵羊拔牛毛的技术。……他对他的同道，极抱好感，碰着无业的人，也能彼此相合，可以称兄道弟，其余的人便都成了他的眼中钉，总是设法使他们受到一点损害。他的快乐，便是建筑在他们的悔恨和气恼上面的。(15) 高尔基在其小说《叶美良·皮里雅依》中也有类似的表述： “不管你怎么说，对着有钱人的脑袋来一下，倒是非常痛快的；特别是在把事情安排得巧妙的时候，”叶美良意外地说。 “你不要再瞎扯啦，”我说。 “瞎扯？！这怎么是瞎扯！这件事情是要实现的，请你相信我的良心。我四十七岁了，二十多年来我就一直在绞脑筋想这个办法。我过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狗的生活。没有一个窝，没有一块面包——比狗的生活还不如！难道我是个人？不，朋友，不是人，比虫、比兽都不如！谁能够了解我呢？没有人能够！不过要是我知道人们能够好好地生活，那么——为什么我不能够这样生活呢？唉！让魔鬼抓了你们，这群鬼东西！”(16) 两相比较，不难发现，两位作者都将批判的矛头指向黑暗的社会现实，并指出残酷而丑恶的“有钱人”才是造成人们贫穷、流浪和居无定所的罪恶渊薮。但两人的书写目的并不完全限于对黑暗现实的揭示，而是要竭力挖掘出这些“歪人”身上内蕴的“人性闪光”。因此他们将笔触深入到这些流浪汉内面的精神世界，对这些流浪汉人性当中蕴含的善良本性给予审视，从而使我们看到即使是强盗、小偷也有其善良的一面。 在艾芜的小说中，流浪汉的人性之“善”在《荒山上》的强盗、《山峡中》的野猫子、《流浪人》中的矮汉子、《我的旅伴》中的老何、《我的友人》中的老江等人身上有着鲜明的体现。比如《荒山上》那个行动诡秘的强盗，和作品中的“我”并不相熟，但却好心地阻止“我”不要匆忙上路，以免遭遇前面流民的抢劫。当我完全不能理解他的好意，疑心重重，而同伙又埋怨他多事时，他对同伴竟说出了这样一番话：“疑心倒不要紧，就只怕自己问心不过，眼看一个人要跌下岩去，顺手都不拉一把，那咋个要得？我顺贞子，根本就不是这样的人！并且同走几步路，就该是朋友，何况我们已经同上三五天。”在日常生活中，荒山遇强盗，这无疑是一件可怖的事，更不可能想象他会担心你受别人的抢劫，而且还说出这么一番感人肺腑的话。尽管这种描写自身可能暗含着作者的主观因素，但作者生活在那样一个荒乱的年代，他能够挖掘出这样的人性之“善”，却是难能可贵的，这实则内蕴着作者的人道主义思想。高尔基的创作目的同样是想凭借着自己“对流浪汉这个特殊社会阶层的生活与心理的熟知”，揭示出流浪汉身上“那掩藏在生活实践的粗糙外壳下的珍珠般的品格”。(17)比如在小说《阿库莉娜奶奶》中，作者为我们塑造一个“母亲般”的人物——阿库莉娜奶奶： 阿库莉娜奶奶是阴沟街上的慈善家。她沿街乞讨，有时也附带地就便稍稍偷一点。经常有五至十个所谓的“孙孙”寄居在她身边，而她总是能想出办法供大家吃饭。这些“孙孙”是那些不可救药的酒鬼流浪汉，小偷，以及有时由于种种原因而暂时无法操皮肉生涯的娼妓。 阿库莉娜奶奶分不清哪些人值得她照顾，哪些人不值得她照顾，她对于被命运驱赶到她地下室来的任何人都一样的热心和殷勤。(18) 当阿库莉娜奶奶讨饭不慎摔伤，悄然离世后，文章是这样结尾的：“人们就这样埋葬了阿库莉娜奶奶，埋葬了这个小偷、乞丐和阴沟街上的善人。”(19)这种平静语调的背后，分明能够感觉到这种珍贵的人性之“善”的殒殁，给作者带来的惋惜与沉痛，同时也能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作者深厚的人道主义情怀。 有意味的是：艾芜与高尔基的国别不同、生活环境不同、接受的传统文化亦不相同，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两人流浪汉小说体现出诸多的共性特征？我想，两人在流浪经历中生发的人道主义思想是其重要的原因。 高尔基曾经三次漫游俄罗斯，而艾芜也是三次南行。可以说，艾芜与高尔基的“文学道路都缘于流浪。漫游俄罗斯与南行滇缅成为高尔基与艾芜文学创作”的重要“源泉”。(20)“正如高尔基在‘人间’读‘大学’，成为伟大的文豪”一样，流浪生涯也同样造就了“中国的高尔基——流浪文豪艾芜”。(21) 高尔基年仅11岁时就带着外祖父留给他的“疼痛”记忆，开始了他漫长的流浪生涯。在炼狱般的“人间”，高尔基看尽了社会上各种各样残忍、污秽、丑恶的事情，他亲眼目睹后父用长脚凶狠地踢母亲的胸脯；亲眼看到一个妓女被人像拖死尸一样丢弃在人行道上……这些事情“使他比同时代的任何作家都更为真切地体验到了底层人民的苦难和不幸”(22)。所以，高尔基自从登上文坛的那一刻起，他就一直在愤怒地谛视着俄罗斯这些“富有生命力的丑恶的真实”，并渴望从这“丑恶”的“土壤”里能够“胜利地生长出鲜明、健康、富有创造性的东西”，生长出“善良——人所固有的善良”。(23) 艾芜的流浪经历同样让他刻骨铭心，他把这段充满艰辛的流浪记忆镌刻在了其文学创作中。在艾芜的首篇流浪汉小说《人生哲学的一课》中，他就深有感触地写到自身的无归属感和生活的窘境：“在这离开故乡一两千里的陌生都市里，我象被人类抛弃的垃圾一样。成天就只同饥饿做了朋友，在各街各巷寂寞地巡游。”(24)后来他在其散文《想到漂泊》中又写道：“我自己，由四川到缅甸，就全用赤脚，走那些难行的云南的山道，而且，在昆明、在仰光，都曾有过缴不出店钱而被赶到街头的苦况。”(25)艾芜于流浪途中遭遇的种种苦难与屈辱，使他对底层人民产生了深深的热爱，而对剥削阶级产生了无比的憎恨。他在《〈南行记〉后记》中曾言：“因为我和里面被压迫的劳动人民，一道受过剥削和侮辱。我热爱劳动人民，可以说，是在南行中扎下根的。憎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以及封建地主的统治，也可以说是在南行中开始的。”(26) 艰辛的流浪历程，沦落底层的凄惨境遇，使艾芜与高尔基切身感受到社会黑暗的同时，更使他们深谙了底层人民的不幸，并对底层人民产生了深深的人道主义情怀。也正是由于受到这种浓郁的人道主义思想的影响，才使艾芜和高尔基在流浪汉小说中不约而同地关注底层、批判社会、讴歌人性之“善”。在这里，因流浪而生发的人道主义思想实则成为了“纽带”，由此可以寻绎出艾芜与高尔基共同的思想特质。 ①王晓明：《艾芜：潜力的解放》，《走向世界文学》，曾小逸主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年版，第249～251页。 ②黄绰卿：《艾芜漂泊在缅甸》，《艾芜研究专集》，毛文、黄莉如编，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73～74页。 ③艾芜：《我与苏联文艺》，《艾芜研究专集》，毛文、黄莉如编，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221～222页。 ④艾芜：《高尔基永远走在我们的前头》，《艾芜研究专集》，毛文、黄莉如编，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335页。 ⑤⑦王晓明：《沙汀艾芜的小说世界》，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126～127、159～160页。 ⑥⑨(16)[苏]高尔基：《高尔基文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63、327、141页。 ⑧(11)(15)艾芜：《艾芜文集》(第1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5、163、115页。 ⑩艾芜：《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去信》，《十字街头》1932年1月，第3期。 (12)[苏]高尔基：《高尔基读本·前言》，汪介之选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页。 (13)[俄]瓦季姆·巴拉诺夫：《高尔基传：去掉伪饰的高尔基及作家死亡之谜》，张金长等译，漓江出版社1998年版，第10页。 (14)[苏]高尔基：《高尔基文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34页。 (17)任光宣：《俄罗斯文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96页。 (18)(19)高尔基：《高尔基文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30、235页。 (20)张建锋：《艾芜与高尔基反思国民性的比较》，《成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 (21)廉正祥：《流浪文豪：艾芜传》，北岳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2页。 (22)汪介之：《俄罗斯命运的回声——高尔基的思想与艺术探索》，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9页。 (23)[苏]高尔基：《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刘辽逸、楼适夷、陆风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98页。 (24)艾芜：《人生哲学的一课》，《南行记》，中国现代文学馆编，华夏出版社2009年版，第12页。 (25)艾芜：《想到漂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 (26)艾芜：《〈南行记〉后记》，《艾芜文集》(第1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