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决策的心理学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风险论文,心理学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本文认为，风险决策的心理学研究经历了三个方面的发展：从以效用值和主观概率为主的研究到以信息加工思想为主导的启发式策略的研究，从主要侧重于静态风险决策任务的研究到更加侧重于动态风险决策任务的研究，从只注重于封闭性风险决策任务到更注重于开放性风险决策任务的研究。并且指出，开放性风险决策任务的研究应当成为心理决策研究的主要方向。
关键词 静态风险决策 动态风险决策 封闭性风险决策
开放性风险决策
风险决策的心理学研究始于大约半个世纪以前，研究者们试图运用有关的决策心理学理论去描述、解释、预测人类在日常生活与工作中进行的各种决策过程。风险决策的心理学研究是其中的重要方面。但是迄今为止，这方面的研究仍然为数不多，因而困难重重。尤其在国内有关决策的心理学研究文献中，风险决策任务的心理学研究几乎还是一片空白，大多数决策心理学的书籍都没有提及风险决策的概念及其研究情况。然而事实上，风险性才是人类决策的最大特征。
在改革开放、商品经济不断发展的今日中国，各项改革措施、信贷投资、股票证券、企业经营、市场开发，无不充满着风险性决策。从寻常百姓到领导人物，都面临着越来越多的风险性决策。因此，风险性决策的心理学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应当成为当今决策心理学研究的中心问题。
哈沃德（Howard，1968）〔1〕指出，决策情境是由不确定性、动态性和复杂性构成的三维空间。其中，不确定性是指存在着决策者无法完全准确预测事件的决策情境。这是决策情境的最为重要的维度；动态性是指由于决策情境随着文化社会心理等因素的变化而不断地发生变化所呈现出来的可变性与可更改性。
任何一项决策任务都可以用相应的三维坐标来表示，可以根据每一种决策任务在决策情境中所处的坐标来确定出决策任务的类型。不确定性维度不为零的决策任务称为风险决策任务，在风险决策情境中，决策者无法确切在预测决策结果是成功还是失败、是赢还是输。对决策者来说，这两种决策的结果在决策之前最多不过是具有某种概率或可能性而已。
风险性决策任务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静态风险决策任务（动态性维度为零），另一类是动态风险决策任务（动态性维度不为零）。静态风险决策任务（SRT）可以表示为SRT＝（A，H，W），其中A＝（a[,1]，a[,2]，……，a[,n]）表示一系列有限数目的备择方案，决策者从中选择一项符合其决策目标的方案。H=（h[,1]，h[,2]，……h[,m]）表示一系列有限数目的对于决策结果性质的预测或假设，通常以某种结果发生的概率来表示。W＝（w[,1]，w[,2]，……w[,m]）表示当某种决策结果以相应概率发生时，决策者选择某种备择方案后产生的决策后果，通常以其对于决策者的价值（收益或报偿）来表示。在静态风险决策任务中，我们假定，对决策者而言，有关备择方案及其结果的信息在决策开始到决策结束这段时间（t[,1]，t[,n]）内是不变的，A、H、W、主观概率和效用函数都是不变的，这就是说，在整个决策过程当中，决策者不接收任何成功或失败的反馈信息，只是在决策结束后才能体会到决策结果的价值。
显然，静态风险决策任务在现实生活中是很少存在的。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不断动态变化着的世界中，特别是在当今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里，决策者在进行决策时不可能不面对着时刻变化着的信息，这使得任何真正意义上的风险决策情境都是变化着的，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动态风险决策情境。动态风险决策任务（DRT）可以表示为DRT＝〈A，H，W，D〉，其中，D＝（d[,1]，d[,2]，……，d[,k]）表示来自各个信息源的信息。
有关动态风险决策任务的研究已经有不少，大多数早期的实验研究注重研究的问题是，各种来源的信息在决策者对于结果发生的主观概率评估中所起的作用。当新的信息在时间区间（t[,1]，t[,n]）输入到决策系统中时，决策者会对原先的决策结果的主观概率（先验概率）进行相应的修正，变成当前时刻的新的主观概率（后验概率）。这整个的修正过程称之为判断过程。最后的主观概率称为判断结果，它是根据决策结果假设系列作出的后验概率的函数。可以说，在所有的政治、经济、教育、军事等领域的决策者的风险决策过程中，都存在着这样的判断过程。那么怎样才能在这个过程中保证作出理性的行为呢？早期的大多数心理学家都认为，人类决策者是按照贝叶斯理论模型所说的那样，象一位直觉的统计专家一样作出理性的决策。许多而后的研究者认为这至少是过于偏激了。
在有关主观概率的研究中存在的一个问题是，研究者们忽视了后验概率对备择方案、决策后果及其主观效用值的影响。信息对于决策过程的重要影响还远远没有得到应有的、深入细致的研究，比如信息的有效利用对提高决策质量的作用的研究就相当缺乏。当然，最重要的困难在于我们对信息在决策过程中的影响机制还知之甚少。
在上述两种风险决策任务中，A，H，W，D都是现成的，即决策者事先知道所有的备择方案及其各种可能的后果，这类风险决策任务我们称之为封闭性风险决策任务。企事业单位的较低级的行政部门的日常行政任务就属于这一类。而在实际决策中有相当一部分真正带有风险性的决策是在正式决策之前需要决策者自己先提出可行的备择方案并对各种备择方案的结果做出预测，也就是在上述时间区间内，A，H，W，D都不是现成的，都是需要决策者自己找出来的，我们称这样的风险决策任务为开放性风险决策任务。如各项改革措施的制定与决策过程，就是一种典型的开放性风险决策任务。因为改革是一种从未有过的新的举措，没有现成的算法规则可以依循，也没有现成的备择方案，更无法准确预知各种备择方案的后果，各种可能出现的、影响决策结果的信息也无法准确预测，只能等到方案实施之后才知道结果如何，因而风险性是最大的。
心理学对于风险决策行为的研究表明，风险决策过程主要是由以下四个阶段构成的：对风险决策任务作出内部表征；对每种决策方案可能产生的结果进行评价；对影响决策结果的事件进行预测；对各种备择方案作出风险选择。
决策者在进行风险决策时，首先就是对风险决策任务作出内部表征。即决策者在其大脑中就风险决策任务建立其相应的、内在的心理模型。研究者们认为，封闭性风险决策任务的内部表征可以分成三类，即概率表征、归因表征和确定性表征。风险决策过程是由一系列赌注构成的。当决策者把这一系列的赌注看成是具有已知结果概率分布的随机变量时，该决策者就是对这项决策任务形成了概率表征。然而，在实际生活里的决策过程中，决策者很少使用诸如概率分布、随机变量等专业术语，他们会更多地使用成功或失败的可能性、风险性大或小等描述任务特征的日常用语。对决策者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是决策的风险水平。斯劳威克等人（Slovic和Lichtenstein，1969）〔2〕曾经指出，决策者往往倾向于把他所面对的风险性按照其重要性程度加以排列，在其大脑中形成了一种把每种决策备择方案的风险性排列起来的内部表征，称为归因表征。许多因素都会对归因表征产生重要影响。高尔（Gaul，1977）〔3〕的研究表明，决策者的人格特征对归因表征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他的研究发现，低焦虑感的决策者更加看重于成功的可能性，因而宁愿冒更大的风险也在所不惜。而高焦虑感的决策者则因为更加看重失败的可能性而把自己的可接受的风险水平定得很低，宁肯保守一些也不愿意冒他认为比较大的风险。这些有趣的发现无疑将促进进一步深入的实验研究。第三类内部表征是确定性表征。但是已有研究证据表明，在实际决策中的确存在这种现象。当决策者面对风险性决策任务时，有些决策者会在心理假定这项任务不是由任何随机变量构成的，每种决策备择方案的结果都可以是由一些只要我们想建立就能建立的规则严格预定好了的，决策者应该有可能对决策后果作出完全确定的预测。使用确定性表征的决策者，试图找出隐藏在风险性决策任务背后的那些控制风险性决策任务的规则，把本来看来是不确定的问题转换成确定性问题，把风险性决策转化成完全理智的、可以找出确定性规则的问题。
研究表明，把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的外部决策情境及风险决策任务以图式或表征的方式反映到决策者的大脑中，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转换过程。风险决策的内部表征有如下特点：
1.是由决策任务结构决定的，但它并不是决策任务结构的内部拷贝，决策者会对决策任务信息进行主动的组织与加工，不同的决策者对于同样的决策任务可能会形成完全不同的内部表征。
2.是一种动态结构，可以在决策过程中被不断地加以修正。
3.对于风险决策任务的信息加工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决策者对该决策任务所形成的内部表征。一般而言，风险决策任务内部表征的结构决定了该决策任务信息加工的程序。
4.能否正确地进行风险决策，还取决于决策者选用的内部表征的种类是否合适。因为研究已经表明，只有适应于某种决策任务的相应的内部表征才真正有利于决策过程的进行，否则，可能成为一种不利于决策正确进行的障碍。适当的内部表征已经使风险决策取得了一半的成功。
对于风险决策内部表征过程的研究，是心理决策过程研究的重点问题。但其中主要都是关于封闭性风险决策任务的研究。对开放性风险决策任务涉及的并不多。施特曼克（Shtemenko，1968）〔4〕曾经就斯大林（Stalin）的政治军事决策做过富有启发意义的探讨。贝尔曼与斯密斯（Bellman & Smith，1973）〔5〕曾对心理治疗过程中的问题解决过程进行过研究。有关的实验研究就更为不多了。
考茨莱基（Kozielecki，1969）〔6〕做过一项名为“军事侦察”的实验，研究开放性风险决策任务的内部表征问题。在实验中，让被试想象自己是一位在军事中心工作的、必须不断搜集敌人军事力量情报的军事专家。他可以从五种信息呈现中获取有关“情报”：每种信息以两种符号（X和L）、七个字符的方式直线排列，被试的任务是找出七列字符的共同特征（敌军情报）。被试必须事先自己提出种种备择方案，然后进行选择。而且必须连续破译五个这种类似的“情报”。结果发现，被试都会犯一种考茨莱基称之为“判断衰减”的错误：他们都不能完全正确地提出所有的备择方案。
同时，他们还会犯的另外一种错误是，提出一些并不能描述七列字符共同特征的假设。考茨莱基认为，备择方案的复杂性、特殊性和抽象性是直接影响开放性风险决策任务内部表征的重要因素：决策任务越是复杂、越是需要抽象性和创造性思维的备择方案就越不容易被形成内部表征，越不容易被提出，越容易发生“判断衰减”的错误。备择方案中被描述的对象越是有特色，这项备择方案就越容易被表征、越容易被提出。而判断衰减又会导致更多的判断错误。这是决策者进行开放性风险决策时发生失误的主要原因。减少这种决策失误的一种方法是“专家同时工作法”，即让一组专家各成员同时分别地提出各自的备择方案，以提高开放性风险决策的质量和有效性。
为了进行风险评价、决策者必须给每种决策结果赋于一个主观价值，即主观效用值。它主要取决于风险决策的目标结构。风险决策的目标不同，则风险决策结果的效用值也不同。人们一般是根据个人目标来评价风险决策结果的效用值的。因此效用值与目标结构之间的关系应当成为心理决策研究的重要研究课题。
在有关决策结果预测的研究中，早期主要是在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20多年的时间中对主观概率问题的研究。当时的研究者们认为，主观概率是人类风险决策行为的主要决定因素。因为在他们看来，政治家、医生、管理者等作出风险决策时都很显然地受到了他们对于未来事件的概率评估的影响。七十年代中后期，开始有研究者对主观概率的作用提出了质疑。
风险决策的最后一个过程是决策方案的选择过程。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大多数心理学家倾向于，应该运用主观期望效用理论来解释决策者的风险选择过程。该理论认为，面对一项风险决策任务时，决策者是以线性组合的方式对主观概率和效用值进行整合并选择主观期望效用值最大的行动方案。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主观期望效用理论又发展出许多模型来解释和预测决策行为，并提出了其它的决策任务各项参数整合的理论。但是而后的研究表明，这种理论在许多方面存在着困难。研究者们越来越认识到，风险决策过程及其规则控制系统是人类对自我、外部环境及二者相互关系的知识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决策者可接受的风险水平是其中更具影响力、更有待深入研究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与此有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决策方案风险选择的标准问题。西蒙（Simon，1963）〔7〕认为，对于开放性风险决策任务而言，不应该以最大目标函数值来确定最优决策方案，因为既然决策者自己都不知道有哪些备择方案可供选用，那么最优方案也就无从谈起了。在开放性风险决策情境中，决策者的抱负水平是影响决策方案选择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开放性风险决策，其实就是决策者根据其抱负水平选择出满意决策的冒险过程。
对于这个问题，辛格和费若克（Siegel & Fouraker，1960）〔8〕的研究以及克拉克森（Clarkson 1963）〔9〕的研究是很有代表性的。辛格与费若克曾经对做生意中的讨价还价问题进行过一系列实验研究，尽管讨价还价并不是典型的开放性风险决策任务，但是该项研究的确证实了抱负水平在决策过程中的作用，证实了西蒙的满意理论中提出的抱负水平是决策的重要标准的命题。研究还表明，一个人的抱负水平是其成就感的重要决定因素。不过，讨价还价的实验研究结果并不能够被完全接受，尽管其设计十分巧妙，但人工色彩太重，实验设计出来的抱负水平是否真的被被试接受或正是被试自己的抱负水平仍不得而知。
克拉克森曾对一位银行信托员在普通股信托基金上的利润投资决策过程做过实验研究。这的确是一项充满风险的开放性风险决策任务。为了追踪整个决策过程，克拉克森记录了这位信托员整个工作日的所有操作，还请他对自己的想法进行评论，研究者就可以从中抽取出其决策行为的潜在启发式策略。克拉克森成功地重建了这位信托员的思维过程，并且以此为根据编制出了模拟银行信托员投资决策过程的计算机程序。这项研究也证实了满意理论的正确性。结果表明，决策者的抱负水平既是他们选择备择方案的重要标准，又是他们继续寻找更好的备择方案的一个重要的动机因素。
不过，一些研究者仍坚持认为，抱负水平这一选择标准可以简化成最大目标函数值的选择标准（Pitz，1977）〔10〕。他们把前者看成是后者的一种特例。尽管这种说法可能也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从本质上说，开放性风险决策任务的决策方案选择过程的认知机制，仍然不同于封闭性风险决策任务下的认知机制。
自五十年代末开始，风险选择策略特别是启发式策略受到了特别的瞩目。研究者们运用的方法主要是大声思维法和决策过程模拟法。其中费德曼（Feldman，1963）〔11〕和克拉森（Clarson，1963）的研究颇具代表性。风险决策过程的计算机模拟，使得心理学家能够用比较准确的语言来描述风险选择中使用的启发式策略。
这些研究表明，风险决策任务可以被看成是由一系列特征或维度构成的。每一种备择方案都有相应的一组特征。决策者对备择方案进行比较和评估时，运用了两种启发式策略。第一种称为内部策略。决策者把每个备择方案的特征当做是离散的变量，在这些变量之间进行相互比较并做出分析。分析的方法又有两种：其一是，决策者对这些特征进行比较并确定出收益与损失、风险与所行之间的关系，他按照某种次序作出这种评价，并对各种备择方案对自己的综合吸引力作出判断；其二是，决策者把各种备择方案特征与某个标准进行比较，而不是进行相互之间的比较。不管是用哪一种内在分析，决策者都是把同一种备择方案的各个特征进行比较与判断之后对备择方案的吸引力作出综合分析，最后选出一个最佳方案。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方法其实与定性的主观概率与效用分析是一致的。
第二种方法称为外部策略。决策者在各个备择方案的相应特征之间进行比较与分析，这种比较显得更为直接和简洁，同质的特征之间的比较（如收益与收益、概率与概率）也更方便一些。斯维森（Svenson， 1972）〔12〕曾经做过一个选择房子的有趣实验来研究人们对于内部策略和外部策略的选择问题。结果表明，对于一项风险任务来说，人们在正式作出决策之前既用了内部策略也同时用了外部策略，是一种混合策略。而这种多阶段的加工策略是由一种目前我们还不知道的启发式策略加以控制的。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使研究者更加注意到决策选择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往往被实验室实验中的被试在内部策略与外部策略之间作出选择的现象所掩盖。
贝特曼和杰克比（Bettman & Jacoby，1976）〔13〕沿着这个研究方向进行了另外一项实验研究。他们得出结论认为，被试既不是只使用内部策略也不是只使用外部策略，而是使用了一种由反馈信息控制的复杂的选择性策略。这种策略使被试交替使用短序列的内部策略和外部策略，这种选择并不是随机的，而是在目前人们还不完全清楚的选择性启发式策略的控制下进行的。到目前为止，这个问题还没有定论，这方面的研究基本上还是处于假设阶段，许多假设有待进一步的实验验证。
在风险决策中，相对而言，开放性风险决策的研究显得更为重要，因为它更能体现出人类真正复杂的决策过程。开放性风险决策在许多方面都不同于封闭性风险决策。即使决策者已经提出各种备择方案并能预测其后果，开放性风险决策仍然无法等同于封闭性风险决策。开放性风险决策的可定量化水平很低，许多参数与变量都只能定性表示而无法定量表示，这使得决策选择的算法策略完全失效，启发式策略的作用也有待进一步研究。
注释：
〔1〕Howard,R. A.,1968,The Foundation of Decision Analysis,IEEE,Transactions on Systems Science and Cybernetics4,211—219.
〔2〕Slovic,P. and Lichtenstein, S, 1968, RelativeImportance of Probabitities and Payoffs in Risk Taking.Journal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78,No.3,Part 2,1—18
〔3〕Gaul,M.1977,Influence of Anxiety Level in Evaluationof Dimensional Importance in Risk Tasks,PolishPsychologicalBulletin 8.165—170. Quoted by Kozieiecki in PsychologicalDecision Theory ,1981.
〔4〕Shtemenko,S.,1968,Generalnyi shtaby gody voyny ( TheGeneral Staff during the War,in Russian) ,Voenizdat,Mossow.Also by Kozielecki,1981.
〔5〕Bellman,R.and Smith,Ch.P.,1973,Simulation in HumanSystems:Decision Making in Psychotherapy,Wiley,New York.
〔6〕Kozielecki,J.,1969,Psychology of PredecisionalProcesses,PWN,Warsaw.Psychological Decision Theory ,1981.
〔7〕Simion,H.A.,1963,A Framework for Decision Making.Ohio Uni.,Athens,Ohio.
〔8〕Siegel,S.and Fouraker,L. E. ,1960.Bargaining andGroup Decision Making,McGraw—Hill,New York.
〔9〕Clarkson,G.P.,1963,A Model of the Trust InvestmentProcess,in :Feigenbaum,E.A.and Feldman,J.(Ed.),Computersand Thought,McGraw—Hill,New York.
〔10〕Pitz,G.F.,1977,Decision Making and Cognition ,in :Jungermann,H.and de Zeeuw,G.(Eds),Decision Making and Changein Human Affairs,Reidel,Dordrecht.
〔11〕Feldman,J.,1963,Simulation of Behaviour in theBinary Choice Experiment,in:Feigenbaum,E.A.and Feldman,J.(Ed.),Computers and Thought.McGraw—Hill,New York.
〔12〕Svenson,().,1972,On Research in Decision Making,discribed by Jozef Kozielecki in Psychological Decision Theory,1981.
〔13〕Bettman,J.R.,and Jacoby,J.,1976,Patterns ofProcessing in Consumer Information Acquisition,in :Beverlee,B.and Anderson,N.H.(Ed.),Advances in Consumer Research,Vol.3,Assochation for Consumer Research,Chic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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