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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1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310(2016)-05-0041-06 陆耀东教授著《中国新诗史》(1916-1949)第三卷，2015年7月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记得三个月前在珞珈山上，曾经有一个本书的出版座谈会，也请我出席，可是，由于我听到电话的时候正在四川老家看望年迈的父母，而没有能够参加，一直以来深感不安。陆耀东教授是我在上个世纪80年代在武汉大学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访学时的导师，对我的成长与发展有过很大帮助。从小以来一直不习惯于讲什么奉承之言，所以数月以来没有就此书发表过言论。导师早在数年前已经离我们而去，音容笑貌还时不时闪现在眼前，好在我们没有说什么不恭之语。最近从师母处得到了此书，阅读之后，真的还有话要说。主要不是讲这书的本身，而是讲它的背后。自1984年从四川大学中文系毕业，来到这个江汉之城算起，我与陆老师的师生之谊和学术交往长达25年。我本是一个无名之辈，如何可能与当时的名学者交往呢？也许有的人并不是太清楚原因。一是因为师母是我们学校(中南民族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研室主任，一是因为我从小对于诗歌特别是对于新诗有浓厚的兴趣，对研究新诗史的专家有了一种无限向往，有的时候更是要向他请教。陆老师是一个像乡下农民一样的学者，实在是平易近人得很，所以让人比较容易亲近。陆老师好打交道，他说话很直接，从来不搞阴谋诡计那一套。他曾经当着我的面，说过我认识的一些人的不是，并且表现出很是生气的样子。陆老师研究新诗，自己也成为了一位诗人，在那样一个假话流行的时代，他从来不想说一句假话，也没有说过一句假话。相反他很客观，总是以学者的眼光来考虑问题。他曾经说过，学者的使命是求得真知、追求真理的，因此古今中外的东西，都需要了解与认识。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从这一部《中国新诗史》可以看出，他总是以比较的眼光看待中国新诗的历史，以比较文学的方法探讨中国新诗的历史，所以一切都是求真务实的历史形态的东西，少有主观的评判与故意的褒贬。一切让作品说话，一切让材料证明，这部《中国新诗史》体现了一位文学史家的根本观念，与学术研究的基本方法。 《中国新诗史》第三卷共由十章组成，包括第一章“战争与诗——本时期诗坛概况和诗美特征”、第二章“朱自清、胡风、艾青等的诗歌理论”、第三章“袁可嘉的诗论与朱光潜的诗歌美学”、第四章“超越多种流派的自由体高峰”、第五章“田间、绿原和《七月》派的诗”、第六章“工农兵文艺的硕果：李季、阮章竞等的诗和民歌体派诗的成熟”、第七章“雪峰的诗”、第八章“现代派新诗的成熟(一)冯至的《十四行集》”、第九章“现代派新诗的成熟(二)：穆旦和《中国新诗》诗人群”、第十章“《马凡陀山歌》等讽刺诗”。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没有能够全部细读这部诗史的所有章节，所以只能就第四章关于冯至《十四行集》的叙述，发表一些个人意见。冯至是早有诗名的抒情诗人，在20年代就因为鲁迅的一句话而得到佳评。只不过他一生中也只有3部诗集，鲁迅先生只是针对其第一个诗集而言。《十四行集》是在抗战时期写的，鲁迅已经不在人世了，如果见到也许会重复地说：冯至是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之一。陆耀东没有重复，而是集中精力对《十四行集》进行细致分析，对其为什么写进行具体探讨，对其诗史地位进行判断。这是一位文学史家的分析、一位诗歌研究专家的判断，而不只是一位批评者的体会、阅读者的印象。在中国，写作新诗史的人也不少，本书的作者却是花费时间最多、精力最大、准备充分、成果显著的一位学者。为什么可以这样说呢？主要体现在这部书的五个特点与追求上。 其一，对于十四行诗的分析深刻精到。要讲诗歌史或文学史，首先就要分析作家与作品；要揭示出作家的文学史地位，首先就要分析他的作品，这是文学史写作的基本要求，文学史展开的重要方式。然而，国内有的文学史完全没有对作家作品的分析，把文学史写成了干巴巴的几条概述，或者只是从他人的论文里取出来一些东西拼合起来。没有一点个人化的阅读体验，没有一点鲜活的情感内容，当然就没有自我评判与自我反思。你都没有阅读作品哪里来的体验呢，你都没有体验又哪里来的判断呢？本书作者对冯至的十四行诗，有反复的阅读与认真的分析，诗集共有27首作品，本书涉及到的有10首之多，有的是片断有的是全诗。虽然还不是冯至诗集里全部的作品，然而在一部诗史中就一个诗人而言，涉及到的作品已经够多的了。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本书作者从年轻时候起就立下志向要写一部“中国新诗史”，可是他到了很晚的时候才开始动笔，所以在生前他的中国新诗史并没有全部完成。为什么会如此呢？我觉得主要是因为他的一个观念，认为必须要看完了所有诗人的全部作品，才可以来进行文学史的叙述，而在他所生活得那样一个时代，资讯很不发达，没有复印机也没有网络，要收集一个诗人全部诗集谈何容易，要收集整个现代诗人的诗集更是艰难。据我所知，他书房里所保存的许多诗集都是手抄本，都是他在全国各大图书馆里抄来的，据他自己说有的时候一抄就是三五天，有的时候谢老师还帮他抄。那个时候不像我们现在，在复印机时代可以全部扫描，或者无限地复制。由此可见，他的学术观念是如何传统，他的学术态度是何等严谨。我们现在有的所谓文学史家，有这样的气度与精神吗？作者在本书中对冯至十四诗的分析，就是建立在阅读与欣赏基础之上的。他这样分析冯至的第一首十四行诗：“在冯至的笔下，死亡也展露了它辉煌的瞬间：有过一次高峰体验的交媾，或者经历过惊心动魄的危险，生命不再是虚度的。这样的死，自然不会是‘轻于鸿毛’，而是‘重于泰山’的高质量的死。获取了诗意的价值的死亡如同初恋情人的第一次拥抱一般，蕴含着无限的生机，其展示的可能性，仿佛自由的大门向人类敞开着。”①表面上看起来这一段话似乎不是对一首诗的分析，而是在表达自我对于死亡的认识，说明作者是进入了冯至诗作的意境之中，并以自我的方式进行了全方位的体认，所以才有这样精到与深刻的见识。这只是他大量分析的一个很小的部分，对于其多达10首(节)十四行诗的分析，让我们为他对于诗的敏感与深入方式而感到惊奇。现在有一些文学史工作者根本不看作品，根据前人的研究就可以撰写所谓的文学史，没有对研究的研究就可以大胆地叙述。这部诗史从作品批评方面对我们提出了警示，从文学史的建构方式上对我们提出了批评。作品分析是文学史叙述的主要内容，虽然作品分析并不能代替对于文学史的叙述，只有在作品分析的基础上才可能有准确的文学史叙述。 其二，叙述“这一个”的时候，顾及到了它的全部与整体。标题是从冯至的《十四行集》而谈现代诗的成熟，而作者的文学史叙述却是着眼于诗人一生的创作，而不只是就这一部诗集而言。作者从诗人从前的诗歌写作开始讲起，许多论述与诗人本有的诗学观念相联系，根本不是就作品而论作品，就十四行而论十四行。这里的文学史叙述总是联系到冯至的诗学接受史与人际交往，从天远地远的地方开始讲起，很长时间以后才来分析诗人《十四行集》里的一些作品。作者指出：“建国前，冯至出版过三个诗集《昨日之歌》、《北游及其他》和《十四行集》。《昨日之歌》受五四时期白话诗影响比较深，多以自由体出现，缺少锤炼的功夫，句子较散漫，而今看来，在诗人的情感与表达之间还存在着一些生涩的障碍。”②作者并不完全赞同鲁迅先生对于冯至的评价，而是指出了他早期诗歌的缺失与弱点，还引用了孙琴安的观点来为自己佐证。那么，为什么作者并没有跟着鲁迅先生说冯至的第一个诗集是如何了不得呢？这就体现了作者的独立性，早期诗歌只是他的试验之作，《十四行集》才表明了中国现代诗的成熟。讲《十四行集》而从开头讲起，正是体现了鲁迅先生的学术方法，因为你不讲来龙与去脉，就讲不清楚它的本身。在论述冯至十四行诗之前，用相当多的篇幅讨论《北游及其他》，五次具体引用与分析了《北游》《我只能》《桥》等诗作，为后来的文学史叙述作了一个坚实的铺垫。如果按照有的学者的认识，前面这些笔墨可能是多余的。冯至为什么从自由体诗写作后来又过渡到十四行诗写作，为什么要选择来自西方的诗歌形式？与他留学德国的经历有关，也与他在抗战时期所处的自然与人文环境有关。作者指出：“一九三零年十月，冯至去德国留学，诗人固有的素质使他马上便亲近了德国的生命哲学和浪漫美学。在海德堡大学，他听过二十世纪著名的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课程，阅读郭尔恺郭尔和尼采的作品，欣赏凡高和高更的绘画，诵读里尔克的诗歌。这一切，尤其是后者，对冯至的世界观及其艺术风格的形成起着不容忽视的影响。”③诗人是在德国留学时期，接触到了德国著名诗人里尔克，里尔克却是以十四行诗的写作著称的，那么冯至写作十四行诗就是顺理成章的。同时，他之所以写十四行诗也是与诗人接触到德国生命哲学家与浪漫美学家分不开，他正是在此条件下来思考自我的人生与世界、自我的生命与价值等哲学问题的。同时，冯至是在一种全新的环境里，在那样一个大规模民族解放战争时期，在西南联大任教期间，不得已到了昆明的乡下居住，而这段时间在中国在世界，都发生着重大的事件，这就是法西斯德国和日本对世界各国的侵略，对此，作为一位诗人不得不有所思考。里尔克是一位伟大的诗人和哲学家，在十四行诗方面也取得了很高成就，具有世界性的影响，冯至是十分喜爱他的作品的，因为他对于里尔克有一些翻译与评价。再说冯至当时的心境，也适合于对自然与人类作一些哲学沉思，所以，他选择了这样一种比较舒缓的形式——十四行诗。在一个安定的环境里，慢慢地来讲述自我的心境、自我的沉思。作者如此描述冯至的处境与思想，诗人的经历与求学的过程，为我们进一步地了解他的诗歌作品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为了让大家进一步全面地了解冯至十四行诗的思想与艺术特点，作者花费了许多篇幅来进行回顾，还扩展地讲述了与此相关的内容。有的人也许认为是没有必要的，因为现在要讲的是诗人的一本新诗集，过去只是一个背景，然而没有对于这个背景的考证真还不行，因为追根究底是一种科学的方法，只不过作者没有单独处理，而是把时代的前后、诗人的左右联系起来。两者之间当然是有重要关系的，因为前者是可以证明后者的，后者也是可以说明前者的。如果十四行诗不是外来的，如果冯至一开始就创作十四行诗，处理方式就会完全不一样。追根究底是一种科学的方法，也是一种美学的方法。作者在此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正是这一肥沃的世界文化土壤，孕育了冯至一生最为重要的代表作——《十四行集》，使一度中断了的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在深化的基础上得到继续发展。”④冯至十四行诗创作的地方在中国，而它的思想与艺术来源则在德国，所以作者正确地采取了以比较文学的眼光，联系前后左右来进行探讨的方法，让自己的文学史叙述具有强大的说服力。《十四行集》只有27首诗，如果只是就诗而论诗、就作品而论作品，可能就不会广博，也不会深入。在整体中来看待这一部诗集，在历史与文化中来分析它的价值，就让诗史的叙述更加准确科学，更加突出作品的意义与价值。 其三，在一个更广阔的时代与历史背景中，准确地判断一部诗集的思想价值与艺术意义。作者以很大篇幅来讲本时期诗坛的整体情况，一方面是在北方形成了具有民歌民谣风格的一派，一方面是在南方产生的“中国新诗”派和“七月”诗派。当时这一个整体的诗坛格局是如何形成的，作者在此论述得很清楚。他说：“由于历史和政治的原因，这个时期的文学格局分为解放区与国统区两大板块。与解放区明快激昂，洋溢着民歌风的大众化诗歌相映照的是在国统区崛起了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七月’诗派和‘中国新诗’派，他们遥相呼应，平行发展，各以自己的特色参与了救亡运动和文化建设。”⑤作者在这里是一个整体的描述，一个全景式的观照。而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在这样一个文学条件下，冯至十四行诗是如何出现的，意义与价值何在？这样的前叙述让后来的叙述有了逻辑基础。作者对中国新诗史的叙述总是有一个总体思路，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观念，以及文学产生于特定时代与特定语境的思想。作者指出：“西南联大坐落在一个古朴原始的地理环境中，当地巫幻般的风情暗示出一种神性的存在，披露了人性完满地舒展的自由，它与存留着最后的温柔的另一重现实灵魂世界有着神秘而深刻的契合，引起经久不息的共鸣，在永恒的回音壁上振荡。”⑥作者在这里揭示的是《十四行集》产生的特定地理环境，这样的论述与我们倡导的文学地理学批评相关的，没有想到作者当年在论述冯至的时候，就如此注重地理环境对诗人诗作所产生的影响。同时，作者也集中探讨了冯至十四行诗的来历，如何受到了德国诗人里尔克的影响，让其文学史叙述具有了一种比较文学的眼光，体现了一种比较文学的观念。如果只就中国而论中国，只就新诗而论新诗，那可能就只是一叶障目而不识泰山。在分析冯至十四行诗的过程中，作者引用并对比分析了里尔克的两首诗，一首是《致奥尔甫斯的十四行诗》，一首是《严重的时刻》。作者在这部分文学史叙述中不仅引用里尔克的诗作与言论，还引用了王尔德、济慈、罗丹等人的作品与言论。其实，近代以来中国一些学者总是就事论事，在文学史中讲一个作家就讲这一个作家，分析一个作品就只是这一个作品，体现的是一种自以为是、不容他者的态度，所以让一部文学史只是流于作家作品的介绍。以此而言，中国发展比较文学学科就是具有必要性的，而我们的一些人直到今天，对于在中国发展比较文学，还时不时地产生这样那样的微词，也许是固有的观念在作怪，也许是因为他们对比较文学没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当代中国不可能在世界上单独存在，中国新诗是在世界文学的整体中发展起来的，也是在这样的发展中才形成为一个整体的。而我们要关注的主要就是这个整体，而不只是个别的诗人与诗作。所以，《中国新诗史》第三卷与前两卷一样，对于中国新诗史的叙述是一种整体性的叙述，而不只是作家作品介绍的相加，而在这个过程中，比较文学方法在中国新诗史的叙述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没有里尔克就没有冯至，没有西方的十四行诗就没有中国的十四行诗，没有在德国对于生命哲学与浪漫美学的了解与认识，就没有冯至十四行诗中的生命哲学与浪漫美学，也不可能在中国新诗史上标志着现代诗的最早成熟。 其四，语言平实精警，有许多精到的论述，让人佩服不已。我很有兴趣地一口气读下来，没有想到作者的语言还很有哲学气度，论述精到，相当透辟，对于后来者会有诸多启示。在这一部分的文学史叙述中，表面上看来，似乎没有什么新的名词与术语，然而每一句话、每一段话都有深厚的内涵，这样的话语没有独到研究的人是讲不出来的。特别是对于某一段历史的描述，似乎可以让我们看到当时的状况与真实的情境。对冯至在乡下写作十四行诗的叙述，也可以让我们身临其境，似乎曾经到过那个地方。文学史的叙述语言达到了这样的高度，是我们没有想到的。作者这样评价冯至的十四行诗的第十四首：“歌德的名言‘死和变’道出世间一切生的意义，每每绝处逢生的浮士德以其行动哲学提炼了人类精神中走向不朽的渴望，再度提醒了我们死亡是生命的延续的观念。十四行诗集中的第十四首是献给绘画家凡高的，在现代绘画史上，凡高是最具独创性的艺术家之一，他那为艺术的殉道的执着有着宗教的狂热。显然，凡高之于冯至的心灵上的震荡绝不亚于罗丹对于里尔克的影响。”⑦简直就是一位哲人之言，似乎并不是一个文学史家的叙述，因为文学史家对于生与死的认识，往往达不到如此程度，作者对于冯至、里尔克、凡高与歌德等及其关系的认识，完全是一种整体性的、高屋建瓴的认识。对于文学史的叙述，究竟应当采取何种方式，以什么样的语言来进行，都是需要反复考究的。因为作者是研究新诗的，本来就具有诗人的气质，所以在诗史的叙述中，颇有诗情画意也是可以理解的，却是一种学术化的语言。以一位诗人的眼光来看待诗人与他的作品，这样的诗史自然是可感的、可读的、可品的，从而也是可靠的、可信的。语言的高度个性化是文学史叙述难于达到的境界，没有数十年积累与长期的修养是不可能的，所以我敬重于作者的并不只是他的才华，而是他的诗人气质与学者气度，他那数十年如一日做学问的精神，一颗永远不老的赤子之心，一份认真执着的学者之情。今天，这样的学者实在是太少了，许多人都是做作而已、应付而已，哪里是要求得真知、追求真理呢？ 其五，对诗人的诗史地位有独到的揭示，从理论上对十四行诗进行了科学总结。作者虽然重视对诗作的分析，然而并没有停留于此，而在古今中外的联系中，在上下左右的探讨中，把对一位诗人和一本诗集的认识扩大与深化，从而作出符合文学史的科学论述。冯至这本诗集一共只有27首诗，它在中国新诗史上会有什么地位呢？有的人也许根本认识不到它进入历史的根据与方式。然而作者在大量分析其作品之后，揭示了冯至十四行诗的诗史地位，并且从理论上对于诗的形式和内容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精到的论述：“形式为冯至的情感和哲思提供了一个合理的框架，四十年代的冯至已从早期海涅式的浪漫抒情，走向哲理的沉思，经过自由诗的尝试之后，他的感情已从最初的炽热、浮躁转向内敛，而节制、含蕴的特点又需要格律化的形式辅助。所以，与其说十四行限制了冯至的抒情，毋宁说为他提供了一个最佳的视角，‘从一粒沙中看世界’，以形式的有限启迪了思想的无限。”⑧这一段精到的论述不仅揭示了冯至诗歌创作的历程，也展示了十四行集的历史地位；这样的形式对于冯至思想表达也有很大的帮助，作者对此也进行了深入的探讨。除此之外，作者还从理论上对诗的形式与内容的关系，进行了全面而独到的揭示：“我们以往太过看轻形式的作用，忽视形式的生成功能，冯至的实验表明，形式与内容原本是浑然不能分离的东西，十四行的体式帮助冯至完成了他的诗意沉思，冯至则为十四行体在中国的移植提供了成功的例证：‘这集子可以说建立了中国十四行的基础，使得向来怀疑这诗体的人也相信它可以在中国诗里活下去。’(朱自清《新诗杂话诗的形式》)”⑨作者即使不引用朱自清先生的论断，也具有相当的说服力，能够让我们认识到冯至十四行诗在形式上的独到价值，在诗歌表现中是一种必不可少的东西。然而，作者的引用再次证明了他广博的知识，作者总是在诗论、诗史、诗作、诗人的统一中，来讨论他所要讨论的所有问题。记得当年有人曾经嘲笑作者的《中国新诗史》是片断式的，认为他的文学史叙述只是对诗人的介绍、诗作的分析，其实在我看来完全不是这样的，它的整体性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它的文学史意识不是显在的而是潜在的，也许这也是一般人不容易理解他和他的著述的主要原因之一。作为文学史之一部分的诗歌史，具有多种多样的写法，有的可能是以思潮为主线，有的可能是以流派为主线，有的可能是以区域为框架，有的可能是以比较为框架，而陆耀东采取的是以作品为主要内容、以诗人为呈现形式而兼顾流派与思潮的方式，这就让他的三部《中国新诗史》具有了一种开创性的学术价值与文学史意义。 《中国新诗史》三卷是陆耀东教授毕其一生的巨著，然而他个人完成的是前两部，第三部没有全部完成即仙逝了，只好由他的学生们根据他的遗稿，以及他已经发表的一些论文，整理而成。由于这部书不是自始至终由一个人负责，所以还是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说涉及到的诗人还不够多、历史的线索还不够明晰、目录中有的不统一、有的引用没有注明原始出处等。不过，在总体上还是体现了陆耀东先生的学术水准，以及他一贯的学术风格，所以，我首先要对付出劳动的同门表示由衷的敬意。作者在生前曾经提出要求，要我参与进去，与他一同完成《中国新诗史》的第三卷，虽然我当时听了以后还是感到高兴，对于陆老师的信任表示了感谢，只是由于我当时正在负责《外国文学研究》杂志社日常工作，杂志的再上台阶需要我的付出，所以只好委婉地推辞了这一份重要的工作。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他会不会怪罪，不过后来他从来没有再说起过这件事。现在回过头来，重新阅读他在《中国新诗史》中关于冯至十四行诗的论述，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让我思考了一些相关的问题。作者一生著述丰富，《二十年代中国各流派诗人论》《徐志摩评传》《中国现代文学大辞典》(主编)等，然而最重要的还是《中国新诗史》，因为它们体现的是一种真功夫，是一种苦功夫，是一种进取的精神、一种严谨的态度，而不是像有的学者一生所玩的是一些假把式。有的人喜欢说真话，有的人喜欢说假话，人类就是这样构成的，社会就是这样发展的，我对此也没有多余的话好说，我只能说我特别怀念陆老师这样的真学者、真诗人，如果当代中国有一流大学者的话，陆老师当然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位。陆耀东教授生前不想说一句假话，也不想多说一句话，他的话都保存在了这样一部大书之中。《中国新诗史》是以说真话而著称的书，也会以真话而存在于中国的历史、世界的历史。这样一位学者没有得到公平的待遇，正如程千帆先生没有得到公正的待遇一样，这就说明了中国社会的毛病与中国学术体制的失败。当我们面对前辈学者的时候，许多时候实在是无话可说。陆老师已经仙逝多年，然而他的精神与气度却永远值得我们学习。这么多年过去了，而他身上的许多东西我们仍然没有了解到与学习到，比如说他的专注于某一领域的研究，他对待学生的严厉与厚爱，他每一天都要喝的一点小酒，他时不时闪现出来的一点诗情画意，他对日本人杀了他大哥一刀的仇恨，他小时候的苦难所产生的影响，他在很大年纪还骑着那辆小自行车上山坡，他对于高徒龙泉明教授离世的伤感与重病，他对女弟子的批评与扶持，等等，都体现了作为一位导师的高风亮节与学者情怀。读到这部《中国新诗史》就让我想起了从前与他交往过程中的一些趣事，以及他与我讲过的一些话。我感受最深的一点，就是陆老师虽然不是做比较文学的，然而由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天然联系，他在研究的过程中其实是运用了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的方法，如他研究的几个重点闻一多、徐志摩、冯至、艾青等诗人，都是从国外回来的，他们都是在西方文学的影响下开始诗歌创作的，所以也必须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才能进行研究，也只有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才能理清其诗作的来龙去脉，也才能认识其诗作的特点与诗学的深厚。所以，我认为本书的最大特点就是比较文学的眼光与比较文学的观念，为他的中国新诗史研究带来了诸多的亮色与鲜明的特质。 ①陆耀东：《中国新诗史》第三卷，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5年，第325页。 ②陆耀东：《中国新诗史》第三卷，第319页。 ③陆耀东：《中国新诗史》第三卷，第323页。 ④陆耀东：《中国新诗史》第三卷，第323页。 ⑤陆耀东：《中国新诗史》第三卷，第316页。 ⑥陆耀东：《中国新诗史》第三卷，第318页。 ⑦陆耀东：《中国新诗史》第三卷，第328-329页。 ⑧陆耀东：《中国新诗史》第三卷，第336页。 ⑨陆耀东：《中国新诗史》第三卷，第336页。标签：比较文学论文; 冯至论文; 里尔克论文; 中国文学史论文; 文学论文; 艺术论文; 作品分析论文; 文化论文; 读书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十四行诗论文; 十四行集论文; 诗歌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