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马克思哲学“当代性”的理论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当代论文,哲学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下，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有两件事情正成为人们热烈谈论的话题，一是英国BBC公司和路透社等国外媒体在千年交汇之时所作的民意测验中，马克思被评选为千年来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二是一些西方著名思想家都在认真研究马克思，并写下了许多对马克思持积极立场的理论著作，其中较具代表性的便是德里达的名著《马克思的幽灵》。在国内已有许多人撰文，把这两件事视为代表“马克思思想当代复兴”和“马克思哲学世纪性凯旋”的标志性事件，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我们同样为这两个事件所激动和高兴。然而，笔者认为国内有些论者在对待这些事件上所表现出的某些态度是值得警惕和忧虑的。这种态度可以概括为“理论实体主义”，其基本特点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视为现成的、客观的、“永恒在场”的“实体”，这种“实体”具有与现实生活无关的客观性和普适性，可以不管时代的生活旨趣而支配着人们的今天和未来，因而只需“回到马克思”或“把马克思拉到今天”，就可以充分“确证”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与这种“理论实体主义”紧密相关的便是理论上的盲目乐观态度，这种态度仿佛完全没有看到马克思主义曾经遇到和正在遇到的挑战乃至挫折，认为毋须当代人创造性的努力，只需睡在马克思为我们准备的温床上，即可万事大吉。
我们认为，上述“理论实体主义”以及与之相伴的浅薄的乐观主义的根本错误就在于它颠倒了理论的“现实性”与“可能性”的关系，由于这种颠倒，那种貌似捍卫马克思威信的做法，结果恰恰使马克思哲学失去了其应有的当代意义。只有把这种颠倒的关系重新颠倒过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才有可能真正得以透亮。
一、理论的“可能性”高于理论的“现实性”
历史上任何一种产生过重大影响的理论，都有着两种存在样式，一种是由这种理论的创始者所确立的原版的、现成的存在样式，我们称之为“现实性”的存在样式，另一种便是在其流传演变过程中所形成的“可能性”的存在样式。
前者一般具有两个基本特点：(1)原创性。理论的创始人在批判前人成说的基础上，经过长期探索，提出了独立的理论纲领，确立了独创性的理论体系，“原创性”是其重要特点。(2)历史性。所有原创性的理论都总是产生于一定的历史情境之中，天才的思想家虽然常可以超出时代，提出富有预见力的思想，但就总体而言，它仍然是其时代的产儿，无论是所针对的问题、运用的材料、论证的方式、使用的语言、思考的方法等，都深植于具体的生活世界场域，不可避免地印染着时代特有的底色。“原创性”和“历史性”表明，这种理论存在样式是理论创始人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完成的、留给后人的思想遗产，思想家的思想凝聚在字里行间，付诸出版的著作和手稿中。我们称这种“原版”的理论存在样式为“现实性”的存在样式。
与“现实性”相对，理论的另一存在样式可以称为“可能性”的存在样式。任何有影响的理论，一旦产生，它就进入了历史性的时间之流中，交付给了后人阅读和理解，并在与后人的对话中不断延续和增殖其意义，只要人类的理解活动不终止，这种意义的增殖过程也就永远不会终结。一种理论正是在此生生不息的过程中，生成为所谓“传统”。具体而言，这种理论存在样式具有三个特点：(1)开放性。它总是面向未来并对未来有所期待，理论文本的意义不是封闭的，而是敞开的，“一段文本或一件艺术品的真正意义的发现永远不会结束：事实上它是一个无限的过程”（注：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257页。）。(2)与理解主体内在的相关性。理论文本的意义不是由原作品单方面地决定的，而是生成于读者与作者创造性的对话中，通过这种对话，理解者和原作的历史间距才真正得以克服。(3)理论传统的自我超越性。“传统”不是一种静止凝滞的“实体”，相反，“生成流变”和“自我超越”是“传统”成为可能的基本条件，或者说，传统根本不是一个“名词”，而是一个时刻保持创造态势的“动词”。由于这三个特点，我们把这种始终处于流动状态的理论样式称为“可能性”的存在样式。
“现实性”与“可能性”是任何一种理论都不可避免地拥有的两种存在样式。那么，二者是什么关系呢？这种关系，一言以蔽之：“现实性”是“可能性”的基础，“可能性”高于“现实性”。
“现实性”是“可能性”的基础，这意味着后人对“原版”理论的解读不能是主观随意的，人们始终应该以发现和挖掘“理论本身”的意义为目标，时刻保持一种对理论本文谦逊的“倾听”态度。离开这一点，一种理论将无以为“传统”，它最终必然弥散于“能指的海洋”而消亡殆尽。
“可能性”高于“现实性”则意味着：每一代人都是立足于当代人的生活旨趣，并从这一旨趣出发，去理解和揭示理论对于当代人所体现的意义。因此，在当代人与“原版”的理论样式之间，始终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历史间距，这种“历史间距”的客观存在，使人们永远不可能脱离自己的立场、“走出自身”，一劳永逸地回到“原版”理论中去；更重要的是，历史间距并不构成理解的障碍，相反，它恰恰构成了一切真正理解的条件，只有承认这种历史间距，带着当代人的生活旨趣，去与既有理论进行创造性的对话，既有理论中那些与当代人的生活仍有意义关联的思想资源才能向我们清晰地展现出来，既有理论才能向当代人呈现其亲切而生动的面貌。反之，如果取消当代人的生活旨趣和立场，消解人们与“原版”理论之间的历史间距，以一种彻底客观主义的方式回到“原版”理论上去，这种做法由于完全遗忘了人所具有的历史本性，结果将不但不能真正理解“原版”理论对当代人的意义，反而会使原有理论的形象变得模糊起来。可见，只有让“原版”的理论样式处于辩证的开放状态，并通过与当代人的生活关联，它才能获得“具体的”和“活生生的”生命（或者说，“现实性”的存在样式只有通过“可能性”的存在样式才能获得真实的生命），否则它就只能是一种模糊一团的抽象存在。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认为“可能性”高于“现实性”
“可能性”高于“现实性”的道理在思想史上可以找到无数的证据。以柏拉图为例，怀特海称一部西方哲学史不过是“柏拉图哲学”的注脚，但到其亲炙弟子亚里士多德那里，柏拉图就已是亚里士多德所理解的“柏拉图”了，他那“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名言以其特有的方式表达了其鲜明的“解释学意识”。至于其后，中世纪的“柏拉图”、康德的“柏拉图”、黑格尔的“柏拉图”、海德格尔的“柏拉图”……，都是这些后世思想家视界里的各种各样“可能性”的“柏拉图”。在此过程中柏拉图不但没有消失，相反，他在后人的理解中不断获得了新生，倘若没有后人的创造性视野，柏拉图就确实彻底地死亡了。可以毫不过分地说：柏拉图的“可能性”高于柏拉图的“现实性”。
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一书中指出：“现象学是以胡塞尔的《逻辑研究》开山的。下面的探索只有在胡塞尔奠基的地基上才是可能的。对现象学的先行概念的解说表明：在现象学中，本质的东西不在于它作为一种哲学的‘流派’才是现实的。可能性高于现实性。现象学的领悟唯在于把现象学当作可能性来加以掌握。”（注：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48页。）海德格尔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这才有了这位20世纪最杰出的哲学家。
二、马克思哲学：一种伟大的“可能性”
马克思被评为千年最有影响的思想家，这的确是马克思莫大的荣耀和成功。那么，马克思的荣耀和成功究竟体现在何处呢？
无疑，这首先体现于马克思所留下的“原版”的理论著作，在其中，马克思对他生活的时代的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在许多方面，他超越了同时代人，体现出了杰出的洞察力和罕见的思想深度。
然而，在我们看来，马克思更为伟大的地方在于他开创了一种伟大的思想传统，并为这一传统奠定了第一块坚实的基石，从此以后，不同的人们就可以从不同的方向加入到这一传统的生成和创造之中。就此而言，我们认为，马克思所开创的乃是一种具有巨大潜能和生命力的思想“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为后人留下了充分的参与和创造空间，从而使马克思所开创的思想传统不但不会衰竭，反而会随着时代的推进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充满活力。
在此意义上，我们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可能性高于现实性”的命题同样是恰切的。
研读德里达的名著《马克思的幽灵》，我们深深感到：这位法国解构主义大师正是深谙“可能性高于现实性”这一理论规律的思想家。早有学者指出：这是一本“为马克思辩护”的书，而我们认为，这种“辩护”不是在“现实性”的意义上而是在“可能性”的意义上进行的。鉴于目前国内对此书存在多种迥异其趣的解读方式，因此，本文不妨把它作为一个有代表性的个案，来阐释马克思哲学的“可能性”与“现实性”的关系。
德里达这本书的原形是一次题为“马克思主义往何处去”的国际讨论会的专题发言。按照英语翻译，德里达的这部著作的名称被译为"Spectres of Marx"，在这里，"Spectres"（幽灵们）使用的是复数，这一点中文书名里没有得到充分的传达，但这对于理解德里达却是至关重要的。德里达为什么把马克思称为幽灵，而且要使用复数的“幽灵们”呢？
把马克思理解为“幽灵”，正是为了替马克思展开有效的辩护。在德里达看来，马克思的“形体”虽然已不再存在，但他的精神或“幽灵”却无处不在场，因此，一切对马克思的攻击，一切关于“马克思主义已经终结”的喧哗都没有看到这至关重要的一点，那就是：马克思在今天采取了一种特殊的“在场方式”，即“不在场的在场”、“不可见的可见性”的方式：“那幽灵，正如它的名字所表明的，是具有某种频率的可见性，但又是不可见的可见性。并且可见性在其本质上是看不见的。这就是为什么它一直存在于现象或存在之外。”“不在场的在场”、“不可见的可见性”这一似乎有点拗口的说法想表达的是：马克思仍然与我们同在，但这种“同在”，不是一种“实体主义”的、“现成”的“在场”，而是一种精神性的、开放性的“在场”。我们与马克思并不属于同一个时代，我们面临着与马克思不同的困境和问题，这表明马克思在躯体上已经“不在场”，但是，我们的时代依然是一个危机重重的时代，只要我们不“掩耳盗铃，通过对自己隐瞒所有这些失败和危险”（注：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何一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3、98页。），那么，马克思的遗产中有两样极为重要的东西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就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一是马克思特有的“批判精神”，二是马克思关于人类解放的承诺和指向。虽然马克思在“形体”上已不在场，但这两种精神却使马克思超越其“形体”而与我们同在；这两种精神“不可见”，似乎是一个不真实的错觉或幻影，而实际上，它们要比人们轻率地称做活生生的在场的东西更为真实。只要承认“地球上有如此之多的……人……在受奴役、挨饿和被灭绝”，马克思的精神就永远“在场”。
这就是“不在场的在场”、“不可见的可见性”的真实含义。正因为采取了这样一种特殊的在场方式，马克思才永远是我们的同时代人。更重要的是，德里达不仅把马克思理解为“幽灵”，而且还进一步把马克思理解为复数意义上的“幽灵们”。这一点所要表明的是：马克思的精神不是一种，而是有多种；不是同质性的，而是“异质性”的。“马克思的精神不止一种，而且它们都是异质的”。“有诸多个马克思的精神，也必须有诸多个马克思的精神”（注：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第107、21页。）。
为什么说“马克思的精神不止一种”、“有诸多个马克思的精神”？那是因为：对于后人来说，马克思的学说根本不是像口袋里的物件一样可现成拿来的“东西”，人们不应使用自然主义的、价值中立的态度去对待马克思的学说，而是必须立足于自己时代特有的问题和境遇，对马克思的学说进行创造性的理解和开放性的选择。如果以一种积极的、主动的姿态去对待马克思的遗产，我们就会发现，马克思的遗产并非一个现成的、铁板一块的实体，不是一种“给定的、自然的、透明的、单义的”存在，而是充满了异质性和差异性，“我们首先要考虑的就是遗产的根本的和必要的异质性，是必定存在于遗产之中的无对立的差异性以及一种非辩证的‘不一致’和近乎并置的关系……。遗产根本就不能被聚集在一起，它根本就不是一个自身完整的整体。……你必须过滤、筛选、批判，必须挑选出几种不同的可能。”（注：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第25页。）
这即是说，突出地强调“马克思的幽灵们”这一复数性质，其根本旨趣是为了凸显马克思学说的开放性和生成性。的确，我们都是马克思的继承人，但这种继承，不是以一种客观主义的方式来消除历史间距，并消极被动地接受马克思的具体结论，而是通过与这一“幽灵”的创造性对话延续和丰富其生命。对此，德里达说道：“我们不是非得要求得到马克思的同意——他甚至在未死之前就反对这么做——才可以去继承他的观点：继承这样那样的观点，不过这并不是要去继承来自于他的观点而是要去继承通过他、借助他来到我们的观点。”（注：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第49页。）
从这种看法出发，德里达猛烈地批判了那种以实体主义方式对待马克思并企图“回到马克思”的做法。德里达把这种做法概括为“理论中立主义的麻木”，其要点是强调必须“平和地、客观地、不带偏见地对待”马克思，“依照学术规则，在大学、图书馆，在学术会议上”，“遵守阐释学、语文学、哲学的注释规范”，把马克思当作一个与现时代无关的过去的哲学家来研究。这样做，其结果只能使马克思彻底丧失生机。因此，德里达疾呼：我们“必须避免一种新的理论主义中立化的麻木，以及防止使一种哲学—语文学的回到马克思成为时尚”（注：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第46页。）。
在《马克思的幽灵》一书里，德里达还就其它许多具体问题进行了讨论，但从以上评述，我们已经可以辨认出德里达在对待马克思学说上的基本立场。我们看到，当德里达以“马克思的幽灵们”来命名他的这一著作时，他与我们前面所表述的立场是十分接近的，那就是：对于一种理论学说的存在和发展来说，“可能性”总是高于“现实性”，马克思学说的强大生命力正体现在他为未来的多种异质的“可能性”留出了广阔的空间，为后人创造性的参与提供了无限的空间。只有在此意义上，我们才可以说：“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注：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第21页。）
《马克思的幽灵》一书中的不少观点我们并不赞成。我们只是希望通过以上的分析和评述，来纠正国内有些学者一些偏执而片面的理解（这些学者其实正是以德里达所激烈批评的“理论中立主义的麻木”的实体主义态度看待马克思），并借此说明我们的观点：马克思学说的强大生命力在于它代表着一种伟大的“可能性”，只有运用我们的智慧，充分地利用和发挥这种“可能性”，马克思的学说才能得到最有力的辩护，它才能真正成为我们时代“不可超越的”哲学。
三、挖掘和发挥马克思哲学的当代“可能性”：我们的重大的理论任务
世纪之交，许多人都在思考“马克思哲学的未来发展”这一问题，人们给出了各种答案，应该说，这些答案很多都深具启发性。但我们以为，比答案更为重要的是对待马克思哲学的基本态度，即究竟是以一种创造性的态度，把它视为一种不断生成的“可能性”，还是以一种被动消极的态度，把它看作一种“现成的实体”？
历史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当人们把其视为开放的“可能性”之时，马克思哲学往往能得到丰富和发展，而在把它看作“现成的实体”之时，马克思哲学就总是处于低迷状态。这一点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都得到了充分的证实。正是由于把马克思哲学视为开放的“可能性”，在西方，卢卡奇、葛兰西、霍克海默、哈贝马斯等思想家才得以形成在当代哲学复杂景观中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即“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才有了邓小平理论的产生以及以市场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转型。反之，理论上的凋敝和实践上的失败便总是不可避免的降临，前苏联和中国改革开放前几十年的惨痛教训即是明证。
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强调：挖掘和发挥马克思哲学的当代“可能性”，理应成为我们最为重大的理论任务。要挖掘和发挥马克思哲学的当代“可能性”，需要开动每个人创造性的头脑，从方方面面进行具体的努力。在此，我们只想着重指出，对于我们而言，有两方面的工作具有首要的迫切性：一是对中国当代社会和中国人现实生活的本质进行准确的透视和定位；二是充分挖掘和发挥马克思所独具的“反思批判”精神，以此保持理论自我超越的活力。
对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现实生活的本质进行准确的透视和定位，其根本目的正在于澄清我们的生活旨趣，清理与马克思进行对话时我们所处的“前理解”状态，从而为重新理解马克思的思想资源、建设性地挖掘和发挥马克思哲学所蕴含的理论“可能性”做好必要的准备。正确认识自我，是正确认识对象的必要条件。只有准确地判明了我们所处的生活世界的本质旨趣，并因此有效地澄清了自身的“前理解”视野，我们才能以正确的方式进入马克思哲学的“解释学循环”，才能使我们在深刻理解自己的同时，也更深刻地理解马克思哲学。
我们每天都栖居在中国社会这一特有的时空中，但这并不意味着对它一定会有真切的了解，相反，正因为对其过于“熟悉”，反而会遮蔽对其本质的洞察。事实上，直到今天，我们对中国社会的历史定位和中国人现实生活本质的认识，在总体上依然是不清晰的。这一点，从理论界存在的种种相互矛盾抵牾的话语中得到了集中的反映。这些迥异其趣的理论话语，比较典型的如：中国传统文化、西方“现代性”、西方“后现代性”三种价值系统各呈其势，彼此攻讦；自由主义、社群主义和保守主义思想理念各持己见，互不相让；新左派、新右派和中间派偏执于各自理论主张，争执不下；集体本位、个体本位和“类”本位各持其价值吁求，令人难分高下；自由的价值和平等的价值孰先孰后，社会正义的价值和经济效率的价值谁高谁低，功利主义与义务主义谁更崇高谁更合乎国情……，凡此种种，共存于同一时空中；而且，这些充满异质性的思想理念都还在努力谋求占据权力话语的中心，企图以自己来控制其它思想理念，并进而落实到现实生活中，影响现实实践的发展进程。这种种理论话语的冲突，在深层所反映的正是人们对中国社会所处历史方位、对中国社会生活本质基本判断和认识上的冲突，它表明人们在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上，还远未形成必要的共识。
缺少对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现实生活本质的洞察，我们就不会有理解马克思哲学并挖掘和发挥其当代“可能性”的立足点，并最终使我们失去与马克思对话的基本资格。我们将因此陷入两种抽象化的思想倾向：一是主观随意的任意性倾向，导致对马克思哲学为我所用的独断和轻率，其结果将使我们完全脱离马克思的哲学传统；另一种倾向是彻底泯灭我们的生活旨趣和理解视野，完全消除我们与马克思之间所客观存在的历史间距，以还原和复制出一个超历史、超时代的原原本本的“马克思”，从而陷入在前面所批判过的“理论实体主义”。这两种倾向在表面上似乎彼此对立，但其后果却是完全一致的，那就是：我们既失去了自我，同时也最终失去了马克思，当然也就根本谈不上去挖掘和发挥马克思的当代可能性了。
对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现实生活本质的透彻把握，需要我们以“回到事物本身”的彻底性，摒除一切似是而非的话语喧嚣的遮蔽，进行脚踏实地的具体研究。这需要理论的勇气、无私的情怀、高度的热忱以及对民族历史命运强烈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感，因而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作。然而，正因其艰巨，才显得尤为重要，倘若离开了这一点，今天谈论挖掘和发挥马克思哲学的当代可能性就将成为一句空话。
在对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现实生活的本质进行透彻研究的基础上，要挖掘和发挥马克思哲学的当代可能性，另一至关重要之点就是弘扬它所独具的“反思批判”精神。“反思批判”精神是马克思哲学永远保持自我超越、自我开放的活力的基本保障，对于挖掘和发挥马克思哲学的当代可能性，具有特殊的意义。
反思批判精神是马克思哲学的理论灵魂，是生动地体现在马克思著作字里行间的精髓，这对于每一个真正理解马克思的人来说本不是什么新的东西。但十分可惜的是，长期以来，我们失却了这种极宝贵的精神。正因为这种失却，马克思哲学走向新的“可能性”的大门被关紧了，马克思哲学本来充满活力的思想传统遭到了窒息。
马克思哲学的反思批判精神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基本内容。一是面向人们的生活，对人的生存状态和生存方式进行反思和批判：它要求人们永远激发思想的怀疑能力，永不停止怀疑看似明晰与确定的东西，提醒人们公认正确和合法的东西可能还有“另一面”；它要求人们不竭地去追问：人们现存的生存状态和生存方式是否合理？何种生存状态和生存方式是相对更“好”的？应通过何种途径去达到这种生存状态和生存方式？通过这种前提性的追问，使人们的全部生活保持生机勃勃的求真意识、向善意识与审美意识，从而不断推动人们向未来敞开自我超越和自我创造的空间。二是理论上的“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精神：它要求理论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自我追问，构成自身理论前提的东西是否仍是恰切的？它对于今天和未来人们的生活而言所具有的解释力是否依旧充足？如何使理论与人们的生活旨趣保持必要的和谐？通过这种自我追问，使理论永远保持自我更新的欲求和能力，从而推动理论不断开启着各种新的“可能性”。
在我们今天看来，马克思所讨论的具体问题、所使用的思想材料，甚至所得出的某些具体结论都有可能受制于他那个时代而不可避免地具有局限性，但是，这些局限却因马克思所独具的反思批判精神，因而具有自我消解、自我调节和自我超越的“可能性”。可以说，反思批判精神是马克思区别于历史上那些总是把自己的理论神圣化、绝对化的“形而上学”家们的旗帜和徽章，它构成马克思哲学超越了时空限制而真正“永恒在场”的东西。
由于上述反思批判精神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因此，在今天，要挖掘和发挥马克思哲学的当代可能性，恢复和弘扬这种反思批判精神显得十分迫切。我们认同于德里达的这一论述：“为了在一种必然的无限进程的过程中使‘现实’适应‘理想’，求助于某种马克思的批判精神仍然是当务之急，而且将必定是无限期的必要的。如果人们知道如何使这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适应新的条件，无论是新的生产方式、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力量和知识的占有，还是国内法或国际法的话语与实践的司法程序，或公民资格和国籍的种种新问题等等，那么，这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就仍然结出硕果”。“要想继续从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中汲取灵感，就必须忠实于总是在原则上构成马克思主义而且首要地是构成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激进的批判的东西，那就是随时准备进行自我批判的步骤。这种批判在原则上显然是自愿接受它的变革、价值和自我再阐释的。”（注：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第122、124页。）——只有继承这种批判和自我批判精神，我们才有资格成为马克思哲学传统在当代的传人。
对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现实的生活的本质进行准确的把握和判断，发挥马克思哲学特有的反思批判精神，这二者当然并非挖掘和发挥马克思哲学当代可能性的全部内容。但对我们而言，这二者以及二者的结合，的确构成了今天揭示马克思哲学当代“可能性”的十分迫切的前提条件。如果缺少了这二者，今天讨论马克思哲学的未来发展，无论有多少“意见”被提出来，也必然是游谈无根，毫无结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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