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后知识精英与国家的关系——从院士到学部委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部委员论文,院士论文,年后论文,精英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49年中国政权发生转换以后，知识精英与新政权的关系成为一个敏感问题。政权转换对知识精英的影响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本文所谓的知识精英泛指著名的知识分子(包括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在1949年前主要以原中央研究院院士为主，1949年以后主要以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为主。
1949年以后，政权转换首先面临的是对原有国家机构的接收问题。一般来说，原初的接收基本是自然过渡的，震动不是很大，就地接收，平稳过渡，是政权转换的基本接收模式，因为军事接管是政权转换时的基本接管前提，所以早期接管的科学、文化和教育机构中，以军人为主。中国的高等院校、新闻机构以及其它政权机构大体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转变到新时代的，中国科学院的情况也不例外，它是在接收原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两个系统加上静生生物调查所、西北科学考察团和中国地理研究所等机构的基础上组建完成的。（注：参阅樊洪业主编《中国科学院史事汇要(1949)》页74—76，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研究所院史研究室，1991年，北京。）
1949年以后，国家和知识精英的关系初期较为平衡，当时科学院院长和副院长(郭沫若、陈伯达、李四光、陶孟和、竺可桢)中，有四位是原中央研究院院士，但越往后越紧张。虽然为了中国的工业化，国家不得不依赖一些旧时代留下来的知识精英，但对他们的使用，不是完全信任。这一点，从1948年中央研究院院士和1955年科学学部委员的变化中，可以看得非常明显。知识精英与国家的关系一般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外部关系，主要指知识精英和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如知识精英在资金和科研条件方面对国家的依赖以及国家对知识精英创造成果的需求)，二是知识精英内部之间的关系。本文只注意前者，因为在1949年后的知识精英与国家的关系中，国家居于绝对主导地位，知识精英内部的关系主要是在国家关系制约下才产生作用的。也就是说，在这个历史条件下，如果国家没有主动与知识精英保持信任的诚意，这个关系很难达成平衡。中国知识精英后来的命运主要是国家造成的，因为国家的基本制度对知识精英的普遍不信任，最后导致了知识精英的悲剧命运。何方认为，国际共运本身就有一个“不信任知识分子的传统”，从延安整风以后，对知识分子普遍歧视和蔑视成为一种新传统，使中国共产党在处理同党内知识精英的关系时始终处在紧张的状态下。（注：何方《党史笔记——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下册第243页，利文出版社，2005年，香港。） 与其它知识精英的关系也可想而知。一个象征性的事实是在1949年以后的政治运动中先后有饶毓泰、谢家荣、赵九章、涂长望、汤飞凡等科学家自杀了。弗里德曼认为，在非市场经济的制度下自然科学也不能发展。他认为“现代物理学是思想自由市场的产物。”（注：米尔顿·弗里德曼、罗斯·弗里德曼《自由选择》第30页，商务印书馆，1998年，北京。）
一、1948年中央研究院院士的选举
1948年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共有81人，其中人文组28人。名单如下：
吴敬恒、金岳霖、汤用彤、冯友兰、余嘉锡、胡适、张元济、杨树达、柳诒徵、陈垣、陈寅恪、傅斯年、顾颉刚、李方桂、赵元任、李济、梁思永、郭沫若、董作宾、梁思成、王世杰、王宠惠、周鲠生、钱端升、萧公权、马寅初、陈达、陶孟和
1955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共有61人，名单如下：
丁声树、千家驹、于光远、尹达、王力、王亚南、王学文、向达、艾思奇、何其芳、吴玉章、吴晗、吕淑湘、吕振羽、李亚农、李达、李俨、杜国庠、沈志远、狄超白、周扬、季羡林、金岳霖、侯外庐、胡乔木、胡绳、范文澜、茅盾、夏鼐、马寅初、马叙伦、张如心、张稼夫、许涤新、郭大力、郭沫若、陈伯达、陈垣、陈寅恪、陈望道、陈翰笙、陶孟和、汤用彤、冯友兰、冯至、冯定、黄松龄、杨树达、杨献珍、刘大年、潘梓年、翦伯赞、邓拓、郑振铎、黎锦熙、钱俊瑞、骆耕漠、包尔汉、薛暮桥、魏建功、罗常培
中央研究院院士选举，据吴大猷回忆是这样进行的：“三十五年由评议会筹办院士选举，先由各大学院校、专门学会、研究机构及学术界有资望人士，分科提名候选人，约四百余人，三十六年由评议会审定候选人一百五十人。三十七年再由评议会选出院士八十一人。”（注：《中央研究院的回顾、现况及前瞻》，《传记文学》第48卷第5期，页56，台北。） 中央研究院的评议会制度，是保证后来院士选举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制定出《国立中央研究院组织法》的基础上，先后完善的《国立中央研究院评议会条例》和《国立中央研究院研究所组织规程》为1948年进行的院士选举作了制度设计方面的保证。
对中央研究院院士的选举是以学术为基本原则的选举，没有意识形态色彩。在当选的名单中没有国民党负责意识形态的主管人员(王世杰是以法学家身份当选的，他曾做过国民党的宣传部长，但在当选院士时，他已离任改就外交部长一职)，相反郭沫若却一直在这个名单上。胡适日记中曾留下了一份中央研究院院士人文组部分拟提名单：（注：《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十五册，远流出版公司，台北。）
哲学：吴敬恒、汤用彤、金岳霖
中国文学：沈兼士、杨树达、傅增湘
史学：张元济、陈垣、陈寅恪、傅斯年
语言学：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
考古学及艺术史：董作宾、郭沫若、李济、梁思成
人文地理民族学：想不出人名
名单上没有胡适的名字，可见是有回避的，就是推荐人不能自荐。胡适提名的这些人选中，沈兼士、傅增湘最终没有当选，而郭沫若却当选了。1948年郭沫若的政治态度是人所共知的，但中央研究院没有因为他的政治倾向就把他排斥在院士以外，可以说，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的选举没有政治干预。
1949年5月30日，竺可桢在上海见到陈毅，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渠曾阅研究院院士录，见有郭沫若之名，知研究院之能兼收并蓄。”（注：《竺可桢日记》第2册页1257，科学出版社，1989年，北京。）
中央研究院是国家的最高科学(包括人文)研究机构，一个时代的学术自由和政治宽容，最能在这样体制化的机构中体现出来。对一个时代学术制度的评价，要看它对于学者政治选择的容忍程度，也就是说，一个时代在政治文化上的相对宽容，要以它的体制化行为来评价。当时除了郭沫若当选之外，还有马寅初当选。马寅初在四十年代的政治选择和郭沫若是一致的。国民党软禁过马寅初，三十年代末期，他通过经济学家沈志远、许涤新和中共建立了联系。在四十年代，他是在经济上批评国民党最激烈的一个经济学家，对国民党政权、对蒋介石、对四大家族和官僚资本，马寅初都写过很多文章，正因为如此，国民党才对他恨之入骨。他也是1948年秋由中共接到香港然后到了解放区的民主人士之一，但他那些抨击官僚资本的文章并没有影响到他的当选。中央研究院在人文组候选人的评语中对他的介绍是：“研究中国金融市场及财政金融等问题”。（注：李扬编《国立中央研究院史》页143，图书情报工作杂志社，1998年，北京）
当时人文组的院士候选人共有55人，最后当选的只有28人，是两个人当中才能选一个，那次选举原计划选出100人，但最后当选的只有81人。以下是人文组55名候选人的名单(下划线为当选者)：
吴敬恒 金岳霖 陈康 汤用彤 冯友兰 余嘉锡 胡适 唐兰
张元济 杨树达 刘文典 李剑农 柳诒徵 徐中舒 徐炳昶 陈垣
陈寅恪 陈受颐 傅斯年 蒋廷黻 顾颉刚 王力李方桂 赵元任
罗常培 李济梁思永 郭沫若 董作宾 梁思成 徐鸿宝 王世杰
王宠惠 吴经熊 李浩培 郭云观 燕树棠 周鲠生 张忠绂 张奚若
钱端升 萧公权 方显廷 何廉巫宝三 马寅初 陈总杨西孟
杨端六 刘大钧 吴景超 凌纯声 陈达陶孟和 潘光旦
这55人多数是当时中国第一流的科学家和人文学者，在国民政府中做过官的人也不在少数，像蒋廷黻、吴景超、何廉等，但都没有当选。在中央研究院院士的选举中，胡适和傅斯年是关键人物，但从名单中可以看出和胡适、傅斯年关系好的学者没有当选的也很多，如张忠绂，他是胡适做驻美大使时身边的两个助手之一(另一个是钱端升)，还有潘光旦也没有当选。
杨钟健回忆说：“院士之当选，在国内一时被认为特殊荣誉。至少在产生方式方面，十分慎重，缺少弊端，其为一般人之重视，当亦在此。真正的饱学之士被遗漏者亦有其人，譬如裴文中连第一次推荐时即未被列入，而他却在近年来，尤其在抗战期中，对学术工作很有成绩。1947年，我赴平时，正值各机关推选候选人初步名单之时，胡适之曾问我：‘何以中国地质机关方面未推荐裴文中？是不推考古界？还是正拟推荐？’但后来还是终于没有推荐。事后，我也听到许多对于选举院士不满意之怨言，见仁见智，各有不同。大凡一事之举，欲求各方面均能如愿是不大可能的，好在大体方面并不很错，且以后还有补救机会，即每年仍有选出十五人之规定，第一次未入选者，以后仍有机会。”（注：《杨钟健回忆录》页167，地质出版社，1983年，北京。）
对于这次院士的选举，夏鼐在当时就说过：“这次中央研究院举行第一次院士会议，可算是近年来国内文化界的一件大事。中央研究院创办已达二十年，今年才举行选举院士；原拟选出八十名至一百名，听说选举时第一次投票仅选出六十来名。一连投了五次票，才选足八十一名，可以说相当的郑重审慎。不管各方面对于这次院士名单的意见如何(尤其因为提名的办法不佳，有些可以当选的学者，根本没有被提名，以致无从选出，令人颇有遗珠之感)，我们如果说‘这一个名单，相当的足以代表今日中国学术界的情况’，这话大致不会有多大的错误吧。”（注：《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的分析》，《观察》周刊第5卷第14期页3，1948年，上海。）
二、1955年学部委员的产生
1955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的产生则是另外一种方式，据当时负责学部筹备工作并担任社会科学领域学术秘书的刘大年回忆：“第一届学部委员的产生属于协商性质，是协商产生的。自然科学方面的人选是科学家推荐，但推荐不是选举。”
“社会科学方面是在提出名单之前，征求了各学科主要人物的意见。我当时参加了这些活动，主要在北京地区找有关人士谈。北京以外的就没有去找，是书面征求意见的。我记得当时找了这样几方面的人：哲学方面有杨献珍、艾思奇、张如心、汤用彤；语言学方面有王力、罗常培、丁声树、吕淑湘；历史学方面有季羡林；经济学方面有狄超白，等等。当然不止这几位，还有一些我现在记不清了。在征求意见时，我们首先把科学院的精神告诉他们。当时提出的人选标准主要有这么两条：一条是政治的标准。社会科学的政治标准主要是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另一条是学术标准，即在本学科中是否有成绩。所谓成绩就是看他的著作，以及群众对他学术著作的评价。根据这个要求，来征求他们认为适合做学部委员的人选来。然后，党组根据这些意见拟出名单。”（注：刘潞《刘大年忆郭沫若》，《百年潮》第4期页61，1998年，上海。）
1953年7月21日，张稼夫在科学院第23次常务会议上的报告中，提出了建立学部的完整构想。当时的想法是：“成立学部，以改善学术领导工作，扩大学术领导机构。拟分为基础科学、技术科学、生物科学、社会科学四部。学部之下成立部务委员会；部务委员会下设常务委员，常务委员建立工作会议，吸收秘书工作人员参加。”（注：薛攀皋、季楚卿编《中国科学院史料汇编(1953年)》页95，中国科学院院史文物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1996年，北京。）
1955年1月6日，中科院党组第一次会议讨论筹建学部问题，认为这是当年党组压倒一切的任务。在这次会议上，对于组建学部的工作机构和相关人员都进行了讨论。（注：王忠俊《中国科学院史事汇要(1955年)》页3，中国科学院院史文物征集委员会办公室，1995年，北京。）经过近半年的紧张工作，1955年5月9日，科学院党组致函中宣部，汇报根据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对学部委员名单所作的修改情况，学部委员名单由238人减至224人。中央审批时，又加了11人，最后名单成为235人。（注：王忠俊《中国科学院史事汇要(1955年)》页41，中国科学院院史文物征集委员会办公室，1995年，北京。）
科学院在给中宣部的信中认为，学部委员选定的标准是从学术水平和政治情况两方面考虑。总的原则是：“学部委员必须是学术水平较高，在本门学科中较有声望，政治上无现行反革命嫌疑的人。”（注：王忠俊《中国科学院史事汇要(1955年)》页39，中国科学院院史文物征集委员会办公室，1995年，北京。）根据这个原则，科学院定出了不应列入的三条标准和应列入的四条标准。不应列入的三条标准是：
1、学术水平较高，但政治上有严重的现行反革命嫌疑者。
2、学术水平较高，目前虽无现行可疑情节，但因历史上有严重恶迹为科学界所不满者。
3、学术水平一般，在本门学科中威望不高者。
应列入的四条标准是：
1、学术水平较高，政治上虽有某些可疑情节，但无适当理由向科学界进行公开解释或因国家建设的需要，目前担任着国家机关或企业厂矿重要职务而不能不用者。
2、学术水平虽然不高，政治上也无可疑之处，但因该学科人才十分缺少，必须适当照顾者。
3、旧科学界代表性人物，然有的学术水平不高，有的学术观点陈旧甚至反动为了照顾旧的科学传统。
4、由于工作需要，党派到各学术部门从事学术组织工作的共产党员，虽然学术水平不高或懂得学术很少。（注：王忠俊《中国科学院史事汇要(1955年)》页40，中国科学院院史文物征集委员会办公室，1995年，北京。）
当时科学院对中国科学界的总体评价是：科学基础仍很薄弱，学术水平一般不高，各门学科的发展亦不平衡，旧科学家中政治情况又比较复杂。
应该说，1949年前后，国家对未来科学体制的设想还是非常努力。竺可桢在参加会见苏联文化艺术科学工作者代表团时曾问及苏联科学院院士的选举情况，政权接收过程中，比较早地考虑到了未来中国科学体制的制度设计，当时建立院士制度是高层和知识精英共同的理想，作为向院士制度过渡的一种设想，建立学部是一种临时选择。1955年5月31日学部成立前一天的预备会上，郭沫若说：“科学院应该以院士、通讯院士为基础的，中央已交给我们建立院士制度，学位制度的任务了……正式的科学院需要等院士大会选出院长、副院长、及主席团，学部委员会是产生院士的基础。”（注：王忠俊《中国科学院史事汇要(1955年)》页47，中国科学院院史文物征集委员会办公室，1995年，北京。）
1955年2月12日科学院在给周恩来和陈毅的一封信中认为，对于原中央研究院的院士，中国科学院成立时没有承认，现在承认这些院士，他们不知该采取什么态度。信中说：“如果我们采取‘宁缺勿滥’的方针，则有许多资历老而学术上有错误或没有成就者，如陶孟和、马寅初、冯友兰等人就势必被淘汰，这样做不利于团结也不利于当前的工作；如果把现在大陆的1948年选的院士都承认下来，再另增加一批新院士，则对比之下人选就势必太多太滥，如选择不当反而会造成新的纠纷。”（注：王忠俊《中国科学院史史料汇编(1955年)》页43，中国科学院院史文物征集委员会办公室，1995年，北京。）所以他们建议，先以“学部联席会议和院务委员会”的组织作为正式建立院士制度以前的过渡形式。
陈毅在学部成立后的一次学部联席会议上特别强调：“我们科学院现在也是先搞学部，再过渡到院士制度，选举院长，先由下而上，再由上而下。也有一个办法是先搞一批院士、选举院长，再搞学部，由上而下，这样最不得人心。”（注：王忠俊《中国科学院史史料汇编(1955年)》页177，中国科学院院史文物征集委员会办公室，1995年，北京。）
据武衡回忆，1953年中国科学院代表团访问苏联回国后，把科学院作为国家最高学术机关的思想为科学家和领导共同接受，因此建立新院士制度成为科学家酝酿的话题。武衡说：“但是在新中国成立不久，科学家的思想尚待改造的情况下，把科学院作为院士的组织，以院士大会做为最高权力机关，就意味着脱离党的领导，难以保证按照社会主义的方向前进，难以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甚至有人认为科学家们主张搞院士制就是向党‘夺权’。”（注：武衡《科技战线五十年》第147页，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2年，北京。）对比陈毅的说法，说明当时把学部作为向院士制度过渡的主要考虑还是对科学家不信任。
按当时的设想，学部的过渡期大约是一到三年，但1957年以后，这个工作实际上就停止了。但在当时的构想里学部就不是一个纯粹的学术机构，而是一个领导机构。科学院在学部成立后的一个总结报告中明确指出：“至于院士制度实行后，学部委员制度仍可并行不悖，因学部委员的团结面比院士更加广泛，对团结全国科学家和沟通科学院与各部门之间的关系以及推动科学事业的发展都是有利的。”（注：王忠俊《中国科学院史史料汇编(1955年)》页214，中国科学院院史文物征集委员会办公室，1995年，北京。）可以说学部不是一个纯粹的学术机构。
学部建立中一个值得肯定的思路是它保留了对原中央研究院制度中包括人文科学的理念。郭沫若在中国科学院刚刚组建时的一次茶话会上特别强调：“我们所了解的科学是包含着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注：樊洪业主编《中国科学院史事汇要(1949年)》页49，1991年，北京。）但在哲学社会科学的学部委员产生中，政治介入学术表现的特别严重。
在自然科学的学部委员中，1948年中央研究院的院士，凡是没有离开的，除极少数人外，都成了学部委员。在离开的院士(赴美、赴台)中，有10人是人文组的院士，也就是说，当年离开的院士主要是人文组的院士。
比较一下就会发现，中央研究院和中国科学院学部在组成的理念上完全不同。对此，科学院学部成立大会上通过的总决议中说得很清楚，就是要“进一步学习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先进科学”。（注：《一九五六年人民手册》页572，大公报社，1957年，北京。） 当时出席学部成立大会的有苏联科学院副院长巴尔金、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和波兰科学院副院长维尔茨皮斯基。
中央研究院人文组的院士是28人，过了五年时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就成了61人，是过去的近三倍。除了时代转换以外，学术并没有发展，而学部委员的人数却在激增。但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学部委员名单中除了人数增加以外，更重要的是强化了人文学科的意识形态色彩。中央研究院人文组院士的构成中，除了顾及各学科的专业水平以外，一个明显的特点是法学家在人文组院士中有较大比例，有王世杰、王宠惠、周鲠生、钱端升四位院士。到了学部委员时，这四位法学家中(王世杰、王宠惠去台湾)，因为1955年中国已取消了法学和社会学，留下来的周鲠生、钱端升和陈达都没有成为学部委员。当时余嘉锡、梁思永已逝世。老辈学者张元济、柳诒徵可能是因为年龄关系没有成为学部委员，还有一个就是顾颉刚。
1955年学部成立的时间离批判胡适运动开始还不到半年时间，过去和胡适关系较近的学者已没有可能成为学部委员。作为一个研究古史的学者，顾颉刚的专业与政治并不紧密，但因为他过去和胡适的关系，再加上在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尹达个人的关系不好，所以被排斥在外。他在日记中说：“近来批判胡适历史学、考据学的文字中，常常牵到我和《古史辨》，因此，我在今天会上说个明白。”（注：顾潮《顾颉刚年谱》页355。）因为顾颉刚在批判胡适的考据学时，曾说考据学是反封建的，“闻者大哗，对予抨击”。
学部委员中没有法学家，隐含着对法学和社会学的基本评价。取消这两个学科的深层意义，诚如布尔迪厄所说：“社会科学即便仅仅描述事实与效果，即使仅仅揭示某些机制(例如制造Symbolique暴力的机制)，它产生的效果也具有批判性。因此社会学的存在本身便是无法容忍的。任何专制政体从一开始便取缔社会学。他们要求的是实用社会学，这种社会学有助于调解矛盾和冲突，有助于使统治合理化。”（注：桂裕芳译《自由交流》页53，三联书店，1996年，北京。）
中央研究院人文组28名院士的构成，从教育背景上看，留学欧美的19人，有博士学位的13人，有硕士学位的3人，其余3人不详。有6人没有出国受西式教育，其中4人是前清科举中出来的(进士、举人、廪生各一人，一人不详)，另外二人是国立大学本科或研究所毕业的。
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主体是延安知识分子，多数来自延安中央研究院，以陈伯达、胡乔木、周扬、艾思奇、胡绳、范文澜、尹达、张如心为代表。
学部委员比过去院士最大的特点是高度意识形态化，当时负责意识形态部门的主要官员都是学部委员，如陈伯达、胡乔木、胡绳、邓拓、茅盾、周扬、冯定等，据说当时中宣部长陆定一本来也在名单上，是他主动放弃了。
学部委员与院士本来就是同时代人，1948年没有当选院士，不是因为他们的政治态度，而是因为学术原因。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学部的权力在行政人员手中，竺可桢对此就很不理解，他在日记中说：“学部即有233专家，应为最高权力机关，为何组织章程草案第十条院务委员会最高权力机关许多统是行政人员，而院务常委会中行政人员的成份更大。”（注：《竺可桢日记》第3册页568，科学出版社，1989年，北京。）
郭沫若在学部成立大会上开幕词中说是“为中国科学院进一步建立院士制度准备了条件”。可以理解为这是一个过渡性的选择，中央研究院从蔡元培手里建立，到1948选出第一届院士已经过去了二十年，从研究院的评议会到选出院士，本来已经完成了在中国建立院士制度的准备，而且以1948年中央研究院院士的选举为标志，已经成功地开创了中国的院士制度。重新选择由学部过渡，说明对1948年的院士制度是否定的。
三、陈寅恪问题
1955年学部委员选举中，陈寅恪的当选有一定的特殊性。陈寅恪当学部委员，与毛泽东有关。据张稼夫回忆，对于学部委员的选举“自然科学部门并不感到困难，比较难的是社会科学部门。社会科学这个部门定学位没有个明确的标准，特别是科学院党内的一些同志，没有多少社会科学的著作。但他搞的工作是社会科学，他们在实际工作中能够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能讲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是来不及写多少文章和不会著书立说，其中有一些人也有不少著作，这些人不进学部也不大合理。实事求是地办吧，后来还是在这些同志中定了一批学部委员。在这个工作中，矛盾最尖锐的是研究隋唐五代史的历史学家陈寅恪，他是这个学科的权威人士，不选进学部委员会不行，他下边一班人也会有意见。若选他进学部委员会，他却又一再申明他不信仰马克思主义。我们只好请示毛主席，毛主席批示：‘要选上’。这样，陈寅恪就进了哲学社会科学的学部委员会。”（注：《庚申忆逝》页131，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太原。）
这个回忆，证之后来的一些材料，应该说是准确的。在这一点上，应当说毛泽东和刘少奇对此也有很开明的认识。
杨尚昆在他的日记中曾提到过，“对于科学院的领导工作，政治局表示不满。对学部委员名单，少奇同志指出必须十分慎重，要真是在学术上有地位的人；共产党员的安排亦必须是有学术贡献的，不能凭资格和地位，党派去在科学机关服务的人则不能以学者资格出现，要老老实实为科学服务。共产党员不能靠党的资格作院士。”（注：《杨尚昆日记》上册页199，中央文献出版，2001年，北京。）
当时在操作层面的是延安知识分子，这些人负责具体工作，他们往往比高层更左倾。他们自己基本处理不好学术和政治的关系，如果按毛泽东和刘少奇的意思，那些当时在政治上有问题的学者，本来是可以顺利成为学部委员的，但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延安知识分子在新意识形态建立的过程中，常常以宁左勿右的态度行事。
从张稼夫的回忆中，仍可以判断出当时对学者的基本评价标准。陈寅恪的当选，也算是特例。从当时的标准，陈寅恪是没有资格当选的，因为他不相信马列。毛泽东说了话，才有后来的结果。可见是政治高于学术，而1948年的院士选举却是学术超越政治。
特别是对郭沫若的当选，当年董作宾在给胡适的一封信中，明确说过在考古学院士人选中他愿放弃，而愿提郭沫若，他特别强调“沫若是院外人，以昭大公”。
中央研究院院士的选举工作主要是胡适、傅斯年和陶孟和负责的。当时傅斯年给胡适写过一封信，从信中可以了解中央研究院院士的选举工作的进行情况：
适之先生：
话说天下大乱，还要选举院士，去年我就说，这事问题甚多，弄不好，可把中央研究院弄垮台，大家不听，今天只有竭力办得他公正、像样，不太集中，以免为祸算了。
日前开会商量应该在提名中不忘了外名单(不必即日举出，此会尽力，不能包办也)，想南方人士，而不可多得，兹将当日所写之名单送上一看，但请千万秘密。有涉人文组者：
(一)人文组与社会科学平等数目，殊不公。因前者在中国比后者发达也。孟和原单标准低减后人士。我看人文方面非有二十人不可，分配如下：
中国文学 四 史学 六 考古及美术史 四 语 三 哲 三。
我个人觉得以上单子，可如下分配
中国文学①吴 ②胡 以上关系文学风气者
③杨树达 经籍考定
④张元济 古本流传□□不能专就百衲本定，因此者校勘记并未刊行也
史学 ①陈 ②陈 ③傅 ④顾颉刚
⑤蒋廷黻 近代史尚无第二人
⑥余嘉锡或柳诒徽 柳不如余□□□以不如余大
考古及美术史①李济②董作宾③郭沫若④梁思成
哲学 汤 金 冯
语言 赵 李 罗
此似乎为最少之人数，乞先生考虑，下次开会时此一总得名额不可少于二十(如此则社会科目只有十四)
以上陈寅恪、李济、赵元任、董作宾、傅斯年五人为本所职员，似在此不便提名，拟请北大提出如何？
(二)其它部门我们学校人数不多(清华多得多)亦得有其理由，然我们为求公道起见，不可不注意，理学院饶、江、吴、杨、孙似不可落选，亦请先生届时留意。
(三)北大要提出一个名单，不能专写名字，须照格式填，写作原件附寄。
(四)提名不可太少，亦不必太多。北大可先由各学院自报，最后先生审定寄此也。
馀后陈 专颂
六月廿日（注：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37册，页524，黄山书社，1992年，合肥。）
作为人文学者，傅斯年对自己的学科有所偏爱，对于史语所的人员也较看重，还有因为他是北大出身，很在意北大和清华之间的比较，他希望北大至少要和清华差不多。这些都是傅斯年的私心，这在任何选举当中都是难免的。不过规则并没有破坏，傅斯年在信中还说，他史语所的职员是不能由他们史语所提名的，他只好请胡适以北大名义提名。
中央研究院院士的选举并非完美无缺，当时的知识分子也不是清高到了不在意这样的选举，胡适在日记中就说过唐兰如何想让他提名的事。但现在看来，那次的院士选举大体上是公正的。
四、胡先骕问题
1955年学部成立时，在自然科学家中，胡先骕是原中央研究院院士中极个别没有成为学部委员的一个(除离开大陆和去世的)。1948年中央研究院院士是在此前几届评议委员会委员的基础上选出的，就是说，评议会委员到1948年选举院士时，都当选为院士。1935年，胡先骕四十二岁时就是中央研究院评议会的委员，他在中国生物学界有很高的威望。胡先骕最终没有成为学部委员。1955年胡先骕落选，1957年再次落选。一种科学体制因非学术的原因把第一流的科学家排斥在外，这是值得深思的。
1954年，胡先骕在写作《植物分类学简编》一书中，针对李森科的“小麦变黑麦”的论点做了严厉的学术批判，指出其不符合现代遗传学的实际，是反达尔文演化学说的非科学理论，并批评李森科是靠政治力量来支持其反科学的理论的。他在书中告诫中国的生物学工作者，尤其是植物分类学工作者：“必须有深刻的认识，才不至于被引入迷途。”虽然那时苏联也有科学家对李森科的非科学理论进行了批判(如苏卡高夫等)，但在中国科学界，公开对李森科理论进行批判，胡先骕还是第一次。
过去认为这是胡先骕没有成为学部委员的主要原因。但胡宗刚在一篇未刊的文章中却有不同的看法。他说：“胡先骕批判李森科伪科学的言论，是写于其专著《植物分类学简编》之后，该书于1955年3月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科学院向中央报呈学部委员名单在1955年5月9日，中央审批在5月15日，《简编》一书出版仅两个多月，还没有引起反响，两事没有关联。指出《简编》有‘严重政治性错误’的始作俑者，是北京农业大学六位讲师助教于是年夏给出版社的信函，要求停止《简编》的发行，随后在高教部的苏联专家提出‘严重抗议’，说‘这是对苏联在政治上的诬蔑’。继而中科院在纪念米丘林诞生一百周年的纪念会上，对胡先骕的观点进行了批判，这些都在中科院学部成立之后。”胡宗刚认为胡先骕没有成为学部委员主要是因为他过去的政治观点。陆定一当时是中宣传部长，当时学部委员的选举工作主要是由中宣部负责的。（注：胡宗刚《胡先骕没有选上学部委员》(未刊)，2004年。）
胡先骕没有成为学部委员的主要原因，确是因为他反对李森科的非科学理论。科学院在最初上报的一个238名学部委员名单中本来是有胡先骕的，但在最后确定的233人名单中拿掉了胡先骕等几个人。（注：李真真《中国科学院学部的筹备与建立》，《自然辩证法通讯》4期页46，1992年，北京。）李真真认为：“他们最终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而落榜”。所谓政治上的原因，具体到胡先骕，就是上面说到的那些原因。不过近年发现的档案说明，胡先骕没有成为学部委员可能还有其它原因。
1956年4月27日，陆定一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讨论《论十大关系》时做过一次发言。他讲到了胡先骕：
从前胡先骕那个文件我也看了一下，看一看是不是能够辩护一下，那是很难辩护的。那个时候我们给他加了几句，就是着重他的政治问题，因为他那个时候骂苏联，所以我们就气了。他讲的问题是生物学界很重要的问题，这个人在生物学界很有威望。(毛泽东插话：不是什么人叫我们跟他斗一斗吗？)后来我们把那个东西和缓了，报纸上没有提他的名字，是在一个什么米丘林的纪念会上有几个人讲话讲到他，我们掌握了这一点，就是报纸上的一个名字都不讲，因此没有和他撕破脸。(毛泽东插话：胡先骕的那个文章对不对？)他批评李森科的观点很好，那是属于学术性质的问题，我们不要去干涉比较好。(康生插话：我问了一下于光远，他觉得胡先骕是有道理的。胡先骕是反对李森科的，什么问题呢？李森科说，从松树上长出一棵榆树来，这是辩证法的突变，松树可以变榆树〈笑声〉，这是一种突变论。毛泽东问：能不能变？康生答：怎么能变呢？那棵松树上常常长榆树，那是榆树掉下来的种子长出来的。这件事情胡先骕反对是对的。但胡先骕说李森科可以吃得开是有政治支持着的，其实，斯大林死了以后，苏共批评了李森科，没有支持李森科，所以胡先骕这一点没有说对。但整个的来讲，胡先骕讲得还是对的，他只讲错了一个例子，我们不应该去抓人家的小辫子，就说他是错误的。)那倒不一定去向他承认错误。(毛泽东插话：那个人是很顽固的，他是中国生物学界的老祖宗，年纪七八十了。他赞成文言文，反对白话文，这个人现在是学部委员吗？)不是，没有给。(毛泽东插话：恐怕还是要给，他是中国生物学界的老祖宗。)（注：陈清泉、宋广渭合作的《陆定一传》页415，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北京。）
这些材料中大体可以把问题说清楚。
第一，最早反对胡先骕的正是他的同行，也就是当时北京农业大学那些赞成李森科理论的人，以后就是苏联专家。是他们给中宣部写信告状。中宣部认为胡先骕在政治上是有问题的，“很生气”。中宣部从策略考虑，没有点胡先骕的名，但对他已有了很坏的印象，用陆定一的话说就是“没有和他撕破脸”。
第二、毛泽东对胡先骕是有印象的，但并不了解具体情况，知道他在五四时期反对过白话文，那时胡先骕是《学衡》的主将之一。毛泽东说胡先骕“年纪七八十了”，其实那时胡先骕只有63岁，比毛泽东还小一岁。
第三、中宣部对胡先骕产生坏印象时，正是学部委员由中宣部认定的时候，因为有那样的印象，所以就有陆定一口气很硬的回答：“不是，没有给。”这一点也符合1957年陆定一对胡先骕的评价：“胡先骕是不用戴帽的右派。”（注：江西庐山植物园编印《胡先骕 秦人昌 陈封怀生平简介汇编》页12，1994年8月，庐山。）
第四、毛泽东没有反对胡先骕成为学部委员，是那些具体操作者对胡有成见。
第五、胡先骕批评李森科，说他靠政治来支持自己的理论，这一点虽然在时间上有一点出入，但胡先骕对李森科的批评从根本上说没有错，李森科就是一个靠政治吃饭的科学骗子。
第六、在对胡先骕的问题上，虽然承认了他是对的，但最后的态度却是：“那倒不一定向他承认错误。”
第七、陆定一在对胡先骕的态度上很不宽容。
还有一个历史细节是，胡先骕在接收静生生物调查所时提过条件。当时胡先骕是静生生物调查所所长，他不愿意把静生生物调查所并入北京农业大学。当时北京农业大学的负责人乐天宇说过胡先骕曾有“不愿意受谁领导”的话。当时科学院接受了胡先骕的意见，但特别提出：“决定接管静生生物调查所，以一切工作听由本院领导为前提条件。”（注：樊洪业主编《中国科学院史事汇要(1949年)》页53，1991年，北京。）
当时对静生生物调查所的评价是：“本院鉴于静生生物调查所有二十多年的工作经历，过去研究工作虽有表现，但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之下并未得到合理的发展，现在人民政府重视科学工作，但对过去科学工作机构必须做合理的调整，现在静生生物调查所整理委员会，即本此原则进行，拟定委员人选已得文委同意，即可开始工作。”
当时可能还有人不同意胡先骕参加，所以文委特别提出一条：“可邀胡先骕参加”。（注：樊洪业主编《中国科学院史事汇要(1949年)》页57，1991年，北京。）接管静生生物调查所时，可能遇到了一些阻力，主要是当时胡先骕提出要优待范静生家属，安排陈封怀、俞德浚和唐耀三人的工作以及给哈佛大学补寄标本等问题。对胡先骕提出的这些问题，当时的答复是：“有些今天尚不能解决，以后当慢慢讨论”。静生生物调查所由科学院接收后，“一切由科学院领导，加以适当的调整。这样的做并不是静生生物所的停止工作，而是合理调整集中力量加强研究工作的发展。静生生物调查所的接收手续已由文委通知教育部立即赶前移交。如该所的房屋、器材、档案、图书等物应清楚的有条不紊的交给科学院。”（注：樊洪业主编《中国科学院史事汇要(1949年)》页59，1991年，北京。）接收过程中发生的这些事可能使科学院领导对胡先骕有了不好的印象，他后来的遭遇与此不无关系。据《竺可桢日记》记载，1957年再次选举学部委员时，对胡先骕的评价是：“平日言语不慎，工作质量不高，且所著《高等植物分类》一书，多译自英文，未指出原作者姓名，有掠美之嫌。”（注：胡宗刚《不该遗忘的胡先骕》页162，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武汉。）
五、简短结论
从许多历史细节可以说明，1948年中央研究院院士的选举是在保持学术独立的情况下完成的，体现了学术独立和思想自由的原则。中央研究院的早期工作基本是在蔡元培领导下进行的，已经积累了约有二十年时间，所以它的成功并不偶然。1948年中央研究院院士选举的成功，从另一方面说明西方文明与中国现实相遇并没有显示出不适应，在与中国现实较好结合的情况下，形成了中国现代学术的新传统。知识精英与国家的关系大体是平衡的，偶有冲突但都在正常范围。作为制度选择，中国院士制度的完成使中国现代学术制度建立起了完整的规范，最后融入了世界文明的主流，中国院士制度最后在台湾得以延续。
1949年以后，因为国家依靠意识形态管理科学，主动放弃已经建立的中国院士制度传统，代之以学部制度。所以从制度选择的角度评价，从院士到学部标志着中国科学体制是由落后代替先进，这个规律影响和制约了1949年以后中国科学的发展。
1955年作为过渡形式完成的中国学部委员制度本身持续的时间并不长，随着不断的政治运动和十年“文革”的发生，作为中国最高的学术体制，它并没有达到预期的平衡知识精英与国家的关系，因为放弃了学术独立和思想自由的原则，政治和行政对学术的干预程度过深，作为国家学术制度的权威性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作为过渡性的制度设计方案，学部制度因为原初的设计理念偏离了世界文明的主流，最终对中国现代学术制度产生了负面影响。在知识精英和国家之间，国家没有对知识精英的学术独立和思想自由保持敬意，在深层制约了中国科学和文化的发展。从院士到学部委员的变迁，不只是学术制度的转换，更是两种不同政治文化的差异，院士制度最终为学部制度取代，虽然最终又回到了院士制度，但作为学术传统，它没有回到1948年中央研究院所积累的传统上，还是回到了1955年所开创的学部制度上，只是名称不同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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