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非实体性到实体化——对丰富沃尔兹结构理论的几点建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体性论文,实体化论文,沃尔论文,几点建议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489(2009)01-0001-06
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一书的出版标志着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结构主义转向：国际关系理论家从以前的“不关心结构”变成“纷纷谈结构”。一些公认的理论创新如新自由制度主义、结构建构主义都借用了沃尔兹的思路。[1](P.29)有学者形容国际关系理论界形成了一种“沃尔兹效应”。[2](P.12)但沃尔兹理论的不足也成了学者们讨论的重点，[3]尤其是他的结构观，普遍认识是，他的结构剥离了太多实体的东西，过于简化、抽象、虚拟。本文认为，沃尔兹结构理论的突出特征在于其非实体性，正是这一非实体性特征限制了沃尔兹结构理论的适应性与解释力。因而，国际政治结构理论的出路在于，在继承其基本的结构主义方法的基础上，充实国际结构的实体化内涵。
一、沃尔兹结构理论的非实体性特征及其不足
在沃尔兹之前也有国际关系理论家应用了系统与结构概念，常常被提及的是默顿·卡普兰、斯坦利·霍夫曼和戴维·辛格。卡普兰的系统思想影响很大，但属于精致而无法应用的理论，其发展后继乏人；而霍夫曼的观点不够系统，影响不大；戴维·辛格则主要是提出了“层次分析”研究方法，对“体系层次理论”和“国家层次理论”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作用进行了详细考察。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一书的出版标志着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结构主义转向，沃尔兹以行为主义为方法论基础，以科学哲学为指导，借用经济学成就创立了结构主义的现实主义理论，从而真正建立了国际政治的系统理论。[4]
沃尔兹理论中的“结构”概念主要建立在这样一个事实基础上，即那些以不同方式排列具有不同权势分布特征的单元，有不同的行为方式，并且在相互作用中产生出不同的结果。正因为体系的结构性问题是有关体系构成单元排列和权势分布的问题，因而沃尔兹认为结构的定义应省略一切单元层次的特点，即一种结构“不能通过列举系统的实体性特征加以界定，而是系统组成部分的排列及那种排列的准则来界定。”[2](P.95)有鉴于此，沃尔兹认为结构应当从三方面加以界定：首先，结构首先是根据系统排列的原则界定的，而这种排列原则只有两种，即等级制原则和无政府原则；其次，结构是根据不同单元的功能来界定的；最后，结构是根据单元之间力量的分配来来界定的。[2](P.119)由于在国际政治中各单元的排列原则始终是无政府原则并由此导致单元功能的同一性，因而沃尔兹的结构定义实质上只有一条，即单元间能力的分布，进一步而言就是大国权势的分布。系统的结构随着单元之间能力的变化而改变。
那么，在沃尔兹那里，什么是结构？这种结构的存在形式是什么？沃尔兹认为结构是指一系列约束性环境。这样的结构充当了选择器的作用，它的运转情况并不像肝和所得税那样可以被看到、被检查和被观察到。因为结构影响着系统内的行动，但不是直接地影响，影响是通过行为主体的社会化和行为主体间的竞争实现的。[2](P.92)可见，沃尔兹的结构并不是看得见的单元间互动与联系，也不是一种看得见的国际制度与国际组织或是战争或联盟，而是一种通过其后续作用才能感受到其存在的非实体性存在。可见结构作为被发明、抽象的理论概念，其突出特征在于“非实体性”，即结构自身并不是一个直观真实的存在物，其存在是通过塑造单元在国际政治中的行为而体现的。
然而，非实体性结构观存在明显的不足，“毕竟，结构可以分为物质性结构和观念性结构，观念结构可以是非实体的，但有时可以理解为观念实体；物质结构显然不大可能是非实体的。”[5](P.134)不仅如此，其实结构的存在也是通过其构成部分才存在的。故完全脱离结构的实体性存在谈论抽象非实体性的结构必然不能反映丰富的国际政治现实，并在不断变迁的国际政治现实面前逐步失去可信性、丧失解释力。正是由于“他采用了被认为是一种方法论原理的东西(即结构主义，并以此来构筑理论，这本无可非议)，但却随即将其转化成一种本体论”，[6](P.131)这种具有强烈本体论倾向的方法论，一旦用于理论建构必然使该理论变得空洞而单调，故“沃尔兹创造的是一个缺乏内容的体系”，[7](P.31)其解释力随着国际政治实践的丰富和发展而日益贫乏。
二、非实体性结构特征原因探析
由于沃尔兹本人对国际政治理论的性质及检验的看法实际上不同于在他之前的任何一位国际政治理论家，其在理论建构问题上由于受到行为主义革命的深刻影响而具有强烈的科学实在论倾向，这使沃尔兹在他的理论研究中力图要实现一种使国际政治研究具有完全的“确定性”的目标。一般说来，这种对经验事实的“确定性”的追求虽然使沃尔兹的理论具有其他国际政治理论难以比拟的严谨和简洁，但与此同时也造成了沃尔兹构建的理论过于虚拟和抽象，正是这种非实体特征导致结构现实主义理论不断招致各种非议。而沃尔兹的结构观之所以具有非实体特征，其原因在于：
(一)思想渊源
无论在思想本质还是在根本逻辑上，沃尔兹创立的国际政治理论实际都相当直接地承继了霍布斯的国际关系哲学。[10](P.80)霍布斯政治哲学中蕴含的国际关系思想的立论基石是“自然状态论”，其目的是说明在一个缺乏公共权威的社会状态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必定是处于一种“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霍布斯的国际关系哲学(包括其政治哲学)正是以“自然状态论”为基点，进而推导出其有关现代国际关系本质的核心论述，即国际无政府状态决定并导致了普遍与绝对的国际冲突。[9](P.136)
然而，关于“自然状态论”，我们必须注意到以下两个方面，即，一方面包括霍布斯在内的近代思想家们首先相信，或者试图使人相信，自然状态是一种实际的状况，是各种族人民在某一时期当中所处的状态。例如霍布斯认为当时有许多人，如美洲许多地方的野蛮民族，以及作为个人的各国国王或最高主权者处于自然状态，而洛克则认为在同意成为某种政治社会的成员以前，“所有的人自然地处于这种状态”。[11](P.15)但是，另一方面，事实上没有一个思想家认为所有的民族在同一时期都真的处于这种生活状况。例如，霍布斯相信“决不会整个世界普遍出现这种状况”，[11](P.56)普芬道夫认为“整个人类从不会整个地、同时地处于自然状态，这是很显然的。”[11](P.56)洛克也解释说“很少能看到有多少人能长期在这种状态中共同生活。”[11](P.56)可见，“自然状态论”的典型特征就在于它不是人类真实存在过的状态而只是一种理论设想。
很显然，这种虚拟但却构成西方重要政治哲学思想传统的自然状态论，为沃尔兹所继承。沃尔兹通过国际国内结构的比较，指出了国际结构的根本不同在于，其一，它是无政府的，其二，霍布斯无政府状态使各单元只能自助以求生存。于是，沃尔兹放弃了摩根索经典现实主义人性本恶的立论前提，而代之以类似“自然状态”的国际无政府状态这一结构因素。这一改造，一方面为我们理解纷繁复杂的国际政治现实提供了一种系统性的分析框架，[8](P.21-37)另一方面，也为其结构的非实体性抽象奠定了思想基调。
(二)对规律与理论的独特区分
沃尔兹试图通过对“规律”与“理论”这两个关键性术语的定义，构建一个符合科学哲学标准的国际政治理论，他指出理论有两种定义，一种是：理论是与某种特定的行为或现象有关的规律的集中或组合，但这种定义，使得在规律与理论之间，看不出质地差别。[4](P.2)因此，沃尔兹接受理论的第二种定义，即理论是解释规律的陈述，而不仅仅是规律的集中。理论与规律有质的区别，规律指出恒定的或很可能存在的联系，理论揭示这些联系为什么普遍存在；规律中的每一个描述性术语都是与观察或试验的过程直接相关的，规律只有经过观察或试验的检验才能成立，理论除了描述性术语之外，还包括理论性的概念。[4](P.6)对于号称规律的，我们问：“它们真实吗？”对于理论，我们问：“它们的解释能力有多强？”[4](P.7)从规律到理论的飞跃，从形成假说发展到对假说的解释的飞跃，是不能通过以资料为证据并寻求更多资料来完成的，因为，理论不是一座真理大厦，不是现实的复制品，而是头脑中构思出来的一幅图画。也正是如此，沃尔兹强调，理论不能单靠归纳来建立，因为理论概念只能被“发明”，不能被“发现”。[4](P.6)理论是被“创造性地”“发明”的，是一种高明的直觉闪光，一个创造性的想法浮现，[4](P.11)一个想象出的模式。[4](P.12)可见在沃尔兹那里，规律实际上反映的是任何实体性的主体存在及其相互关系状态，理论则是人们对这些实体性规律状态的主观解释，即一种非实体性理论阐释。而沃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结构概念也正是“创造性地”构想出来的一幅权势分布图，而不是国际政治现实大厦的再现，因而必然具有非实体性特征。
(三)对单元(互动)、结构(系统)层次的严格区分
沃尔兹认为国际政治理论的主要目的在于解释为什么即使个体行为随着时间而改变，但系统层次的行为却仍有规律。对该问题，他认为从国家层面入手，如传统现实主义，并不能很好地理解，而新现实主义则相反，是为了解释国际政治的结果而出现的，是国际层次的系统理论。为此，他首先批判简化方法，认为该理论着眼于单元或国家层次上，通过行为者属性的差异来解释国际政治，如从个人等国内层次上考察战争的原因等，充其量不过是一种外交政策或者国家的理论，而不能解释发生在系统层次上国际政治现象。
沃尔兹对系统、结构的理解不仅仅停留在与单元相区别的层次上，为使自己的系统理论更科学，他对当时三个著名体系理论家的著作进行了考察与批判，如认为“系统的经验分析主义”的罗斯克兰斯的方法实际上“是简化方法，而不是系统方法”，[4](P.49)而力主从系统角度分析国际政治的霍夫曼“没有创立一个理论而是表现出对一种思想方法的热烈信奉。”[4](P.56)对于以国际政治系统论闻名的卡普兰，沃尔兹甚至认为其理论与其说是国际政治理论，不如说是一种方法和分类。[4](P.65)总之，在沃尔兹看来，罗斯克兰斯视国际系统为结果，而绝不是原因，霍夫曼只是体现了对系统方法的信奉，而卡普兰断言国际政治是由子系统决定的。所以，他们的理论虽有不同但都属于简化理论，他们考察国际政治，是从国家的特点和它们相互作用的方式出发，而不是从它们的处境间的相互关系出发。他们把研究只局限于影响他们观察的对象的因素，而不去考虑“更高一级的结构组合可能有自身值得研究的特性，”从而犯了C·F·A潘亭所说的“分析性谬误。”[4](P.73)混淆系统的不同层次之间的区别，一直是国际政治理论发展的主要障碍。[4](P.73)
因此，沃尔兹宣称，如果结局不仅受到变量的特性的影响，而且也受到他们组织方式的影响，那么分析法就不够用了，就需要系统方法了。[4](P.44-45)为了把单元与系统层次区分开，沃尔兹指出，对结构的界定必须略去单元的属性和他们的联系，只要集中于单元间的结构关系就够了。正是通过这种对单元与结构层次的区分，沃尔兹严格地将单元及其互动等实体因素排除在了系统层次之外。
(四)简化与抽象方法
沃尔兹构建的理论之所以具有非实体化特征，还在于他采用了一种抽象的简化方法构建其理论。沃尔兹认为要建立一个理论，我们得把现实抽象化，也就是要抛掉我们所见所经历的大部分东西，并认为千百年来，自然科学通过拉开与日常现实的距离和实现科南特的抱负——降低“解决问题时涉及的经验主义的程度”而获得了飞跃发展。[4](P.78)沃尔兹认为理论观念无所谓对错，本身只是理论推理的依据。理论于是必须经过精简或者精简的形式假设来建立。精简有四种方法，即分离、提取、归并和理想化。理论假设所使用的概念是理论家发明创造的(比如力的概念)，并能够给资料赋予意义。[4](P.12-13)因此，沃尔兹认为“结构不是我们看到的某种东西”，[4](P.95)而是被发明、抽象的理论概念，就如牛顿力学的力的概念一样，因而我们看到沃尔兹创造性地构造的结构本身并不是一个直观真实的存在物，其存在只是通过塑造单元在国际政治中的行为而体现的。通过这种抽象简化方法得来的结构概念，自然舍掉了丰富的国际政治现实画面，而具有非实体性特征。
三、结构理论的实体化构想：丰富结构理论的几点建议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正是鉴于沃尔兹对西方经久的自然状态理论的继承，对科学实在论的追求，对微观经济学方法的借鉴，出于创建其构想的国际系统理论的需要，他构造了一个精简、抽象、非实体性的结构概念。沃尔兹建立系统理论的努力取得了很大成功，其结构主义的基本方法具有可取之处，“沃尔兹理论的过人之处，不在于他倡议了一种新的理论研究或理论思考路线，而在于他努力将政治现实主义体系化，使之成为一种严谨的、演绎性的国际政治体系理论”。[3](P.14)然而，与此同时，正是这种非实体化倾向，导致了结构现实主义理论不断招致各种非议。那么，结构现实主义的未来发展与出路在哪里？如何在继承其基本的结构主义方法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这一理论？正是由于“非实体性”是导致沃尔兹结构理论不足的主要原因，因此，对国际政治结构的实体化构想是结构理论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这一构想可以从以下几个建议入手：
(一)理论假说回归经验层面
所谓国际关系理论假设，通常就是拉卡托斯所说的理论硬核，或者沃尔兹所谓的“理论观念”，它指国际关系研究者用来说明各个概念(变量)存在及表现的程度，以及各个概念(变量)间的关系和发展趋势的科学语句。这里，理论假设所使用的概念可能是理论家发明创造的(比如力的概念)，但是理论假设所指涉的内容或者是经验的，或者是从现实中抽象出来的，或者是根据现实进行的反事实想象，总之必须来源于经验现实。而沃尔兹企图构建一个符合科学哲学标准的理论，认为理论观念无所谓对错，本身只是理论推理的依据。因而，理论本身不可能直接去接受事实的检验，而只有那些从他们推导出的命题或假说才能直接地接受事实的检验。显然，沃尔兹这种脱离国际政治现实的假定必然不能反映日新月异的现实世界，最终必将与现实相背离。另一方面，沃尔兹虽然强调概念、假定的精简与抽象及其与现实的区别，但其对结构简约的定义实际上也是对当时高度稳定的冷战格局的反映而已。但是，随着冷战结构的解体，非国家行为体作用突显，国际结构出现了多元化、制度化趋向，因此，如果我们对国际结构的定义不囊括进这些新要素，必然会逐步丧失理论活力与解释力。在结构界定中摆脱对非实体化结构的依赖以涵盖各种新的国际行为体与各种制度化规范化等实体因素，就必然成为国际政治结构理论的必然出路。
(二)结构的双重内涵：对抗与合作
沃尔兹结构现实主义与历代结构现实主义思想家一样，采用的全都是演绎法，因而他们的思想虽极具逻辑雄辩之力和简洁明晰之美，但同时他们也总是将经验内涵极为丰富的国际无政府状态加以具象化，即仅仅抽取它其中一个特征(尽管这可能是最本质的特征)作为理论的出发点，以此追求逻辑上的完美。沃尔兹通过对“未来将与过去类似吗”[3](P.194)这一问题做出肯定回答，抓住了国际政治中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会存在对抗冲突这一本质，但是却忽视了国际政治的另一面，即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合作也是国际政治中广泛存在的现象。正是因为如此，几乎所有的结构现实主义思想家往往都过度关注于国家间相互对抗的一面，而完全忽略了它同时也具有制度化规范性合作的一面。不仅如此，经过精简与抽象的沃尔兹结构理论还将这种结构高度抽象为一种非实体化的抽象存在，从而将国际政治中日益发展的以国际组织、国际机制、国际条约为载体的国际合作完全彻底地排斥在其结构定义之外。如果这种排斥在高度稳定的冷战结构背景下还是合理的话，那么在这个国际合作日益广泛与常见的相互依赖的全球化时代就显得日益不合时宜了。
(三)结合个体主义本体论与方法论
沃尔兹在提出自己的系统主义整体方法之前，对简化方法进行了分析，认为所有这些从内部到外部的解释模式均沿用了相关性逻辑，只考察了单元层次问题而没有注意到单元间关系的结构问题，从而犯了一种“分析性谬误”。所以，沃尔兹认为，只观察国家的内部情况，是不可能认识国际政治的因为在沃尔兹看来，由于无政府状态的持续存在必然使单元具有同一性，功能趋同。所以，想通过考察互动的单元，对国际结果进行分析和解释的尝试一再失败。这有力地显示出系统方法的必要性。[4](P.92)因此，以这种结构主义的方法论构筑理论是必要的，本无可非议，但沃尔兹随即将其转化成一种本体论，就必然使该理论变得空洞、单调，缺乏任何实体内容。可见，正是沃尔兹对关系结构及与之相联系的功能趋同论的过分强调和对属性理论的拒绝使其理论失去了“历时性”维度，必然不能解释国际政治中的变迁。
韦伯很明确地说过，社会是名义上的整体，对社会的研究只能采取方法论个体主义、通过社会行动(即与他人有关的行动)来考察。[12](P.3)在这个意义上，国际政治结构也只是一个名义上的整体，它的存在与运作只能通过其构成单元及其互动机制来体现。沃尔兹作为现实主义者自然把国家作为唯一行为体，现在，虽然非国家行为体在增加，但显然并没有改变国家仍是当今最重要的行为体的地位，从这点来说，沃尔兹只关注国家的做法仍然是有效的；但是，在全球化条件下，仍把国家当成功能完全趋同的单元就日益远离现实了。沃尔兹的功能趋同论建立在国家间分工不存在的情况下，但我们看到，全球化背景下国家之间的分工日益多样、细密，在生产上尤其如此。这种国际分工显然对国际结构有着深远的影响。在另一方面，功能趋同论也忽略了国际政治中的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即任何国家的内部性质都必然影响到这个国家对外政策的目标及实现这种目标的方式，[10](P.155)进而也将直接地影响到一种国际体系中的结构和过程的变化。[13](P.48)因此，国家属性的改变其实也能引起国际结构的巨变，例如，正是20世纪苏联和中国的先后革命才塑造了影响整个世界的冷战结构。可见，即使存在国际政治结构的限制作用，单元间的多样性与国际分工也是客观存在，而且这种内部性质的不同，也必然会折射到国际政治的结构中来。
可见，一个内涵丰富并能反映进化了的国际政治现实的国际结构定义，必须考虑将被沃尔兹武断地排除在外的诸如“意识形态、政府形式、和平性、好斗性”[4](P.99)等特征纳入结构的界定之中。为此，要想丰富、发展沃尔兹的结构理论，必须考虑在坚持结构主义方法论的基础上，结合个体主义的本体论与方法论。
(四)重视互动与进程
由于沃尔兹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定义国际政治结构并考察其对国际行为的塑造作用以解释国际政治中那些经久不变的延续性，因此，由三部分组成的结构定义只包括解释体系单元如何被定位、排列所必需的东西，其他一切统统被略去了。其中沃尔兹不仅将单元互动与进程简单地归为单元层次，更是完全忽略了进程对国际结构的影响与塑造作用。“过程”作为国际政治中独立变量的合法性就在于国际行为主体间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方式，尤其是那些经久不衰和反复出现的互动方式(例如战争、结盟、制衡、外交等)历来是影响国际政治中的行为和结果的一个重要因素。[14](P.243)正是由于互动与进程对国际政治中的行为与结果甚至国际结构本身具有巨大影响，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中有许多著名理论是关于国际进程的理论。为此，国际结构内涵的丰富必须日益包含国际政治中日益增多的互动、进程内容，比如日益密集的国际制度、国际组织、国际条约等国际规范因素以及外交、战争、联盟等互动行为因素，这样就可以避免沃尔兹对结构过于非实体化的虚拟与抽象，而更加真实地反映日益厚密、多彩的国际政治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