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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三条道路内涵的不确定性
一般而言，第三条道路是指介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一条社会发展道路，是一种吸收了两者某些长处的中间道路。但由于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折衷的程度和侧重点不同，从而导致了第三条道路内涵的某种不确定性。因此，第三条道路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概念，总体上来说，在国际共运中主要有三种影响较大的第三条道路的主张。
1.社会党国际主张走一条既非资本主义又非共产主义的第三条道路
1951年34个国家的社会党在法兰克福召开社会党国际代表大会，这标志着民主社会主义思潮作为一种政治力量正式登上世界政治舞台。社会党人宣称他们主张的社会制度既区别于资本主义制度又不同于现实社会主义制度，是两条平行社会制度中间的“第三条道路”。
信奉民主社会主义思想的社会党人之所以认定要走第三条道路的论据是：“资本主义虽然发展了巨大的生产力，但代价是排除了绝大多数公民对生产的影响，……它使阶级之间的斗争尖锐化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证明没有灾害性的危机和大规模的失业就无法运行，由此产生了社会的不安定和贫富差别”（注：《社会党国际文件集》，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而“共产主义则是一种僵硬的、 同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不相符合的神学”（注：《社会党国际文件集》，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页。）。所以社会党国际认为， 这两条道路都各有弊端，只能选择第三条道路。
社会党国际认为民主社会主义的目的：“是要把人们从对占有或控制生产资料的少数人的依附中解放出来，把经济权力交到全体人民中以建立一个自由人能以平等地位共同工作的社会”。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三条道路。
2.以意共、法共、西共为首的欧洲共产主义主张的第三条道路
以意共、法共、西共为代表的二十几个欧洲、亚洲、大洋洲、拉丁美洲的共产党主张“欧洲共产主义”，决心走一条既不是社会民主党的“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道路，又不是苏联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以暴力夺取政权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针对本世纪50年代以来社会主义阵营中出现的一系列事件（苏共“二十大”、“波匈事件”等）、国际政治中出现的缓和以及战后长期经济繁荣所导致的资本主义社会结构方面的巨大变化，欧洲几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的共产党结合本国特定历史条件和物质条件于70年代中期提出了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一种学说，即欧洲共产主义，特点是搞民主和独立的社会主义。
欧洲共产主义认为：“社会民主党所走的道路虽然在这个或那个国家使劳动者的生活条件得到了改善，但未显示出它能真正克服资本主义。另一方面，东欧国家所实行的社会主义的样板也不符合西方国家的特殊条件和广大工人及人民群众的意向”（注：《当代世界社会主义文献选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33页。）。 因此必须采用一种既符合民族特点和当代条件，又符合象今天西欧这样一些建立在民主议会制度之上的工业发达国家所共有的特征和基本要求的解决办法（注：《当代世界社会主义文献选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 年版， 第435页。）。欧共认为：超脱资本主义制度可以不象以往那样， 需要经过巨大的痛苦的破裂，而是可以通过一些经济形式上的全面结合，使某种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占上风。因此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是一条在自由中走向社会主义的、现代的、民主的道路。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词在此时的欧洲国家已经包含不了各国的实际情况。
3.从人民民主制度到本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再到民主社会主义，东欧国家的第三条道路
二战结束后，根据战时美、苏、英三方达成的协议，战后的东欧国家应建立民主政权。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东欧国家时时有走既非资本主义、又非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道路的尝试。例如：哥穆尔卡在人民民主国家时期和社会主义时期的“通向社会主义的波兰道路”、杜布切克的“捷克斯洛伐克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卡达尔的“匈牙利道路”。由于“第三条道路”这一提法是和社会民主主义以及与其一脉相承的社会党国际的民主社会主义密切相关的，因此，在冷战的背景和苏联的严密控制下，东欧的改革派领导人一般避免提这个敏感的字眼，而冠之以本国特点的社会主义道路。仅卡达尔使用过“第三条路线”的提法（注：（英）威廉·肖克罗斯著：《罪行与妥协—卡达尔·亚诺什和革命以来的匈牙利政治》，新华出版社1981年版，第76—77页。），以及奥塔·希克在“布拉格之春”失败之后流亡国外才正式提出东欧国家要走“第三条道路”。但东欧国家二战后种种既非资本主义又非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探索由于各种原因均以失败而告终。
到了80年代，由于戈尔巴乔夫推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给东欧各国松绑，现实社会主义的民主社会主义在各自实践的对比中失势。二战后被取消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沉渣泛起，东欧国家的执政党先后改弦易辙更名为社会党或社会民主党，宣称“为实现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观念而斗争”。导致政权旁落到右翼政治势力手中，但右翼政权根本无力治理制度变迁带来的社会动荡和经济滑坡，人民怨声载道。不久大部分东欧国家中以社会民主党为主的左派在大选中纷纷获胜上台执政。波兰前总理别莱斯基在总结1993年议会大选结果时就说：“这次大选的获胜者是第三条道路的拥护者。”以波兰社会民主党为代表的东欧社会民主党主张应摒弃现实社会主义的一整套做法，同时也反对在本国建立起19世纪“掠夺式资本主义”，而应走第三条道路。具体地说就是要摒弃无产阶级专政，实行多党制、议会民主，以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不反对私有化而要根据本国的实际条件建立混合经济，实行“带人道面孔的资本主义”。
二、两种本质上对立的第三条道路
1.社会党国际和现在东欧国家的第三条道路
社会党国际和现在东欧国家提出的第三条道路一如我们以往所批判的那样，在本质上是第二国际时期修正主义和改良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翻版。尽管社会党国际在《法兰克福宣言》中列举了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端，但它主张的民主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许多价值观念是共同的，而且在具体的政治、经济制度上也是趋同的。虽然民主社会主义宣称揉和了两种制度的长处，但它对现实社会主义实际上是彻底排斥的。民主社会主义主张私有制和公有制融合的混合经济，按照社会党国际的说法，构成这种融合是依据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原则。实际上这种融合总是私有制占主要成分。因为根据它们的理论，只有私有制能够成为社会成员的自由和独立的唯一保障。至于公有制，则仅被看作是在别的手段无法保证“经济关系的正常秩序”和发展生产时应当采取的一种措施。社会党国际认为，民主社会主义就是资本主义的效率加上社会主义的社会公正，但在它们的理论中现实社会主义是不存在社会公正的。
至于剧变后东欧的第三条道路，它就是民主社会主义的第三条道路。从各国新老社会党提出的主张和宣言来看，基本上是西欧社会党的陈词滥调。这时的第三条道路更是从现实社会主义道路回到“具有人道面孔的资本主义”道路的一种历史倒退。所以，社会党国际和现在东欧国家的第三条道路的本质是只要资本主义的好处，不要其弊端的理想化的资本主义制度而已。
2.欧共和东欧国家人民民主时期以及社会主义时期的第三条道路
欧洲共产主义的第三条道路产生的初衷是忠于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以批判的方式承认迄今为止革命运动所取得的成果，根据当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特点，探索一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条道路和社会民主党的‘管理’资本主义社会是不同的，它是‘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的道路；是为国家垄断资本制度提供社会主义选择，不参加这种制度，不成为这种制度的一种政府”（注：（西班牙）圣地亚哥·卡里略著：《“欧洲共产主义”与国家》，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148页。）。 从欧共的“民主的社会主义道路”的社会制度层面上看，它主张政治上实行多党制、议会政治，经济上采取混合经济。在字句的表达上和民主社会主义差不多，但在内涵上有本质的差别。在混合经济这一关键问题上，欧共认为，混合经济是所有制的公有形式和私有形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的并存。在这种所有制情况下，欧共的基本目标是把有决定性作用的经济杠杆掌握在社会手中（而在某些情况下，不仅是在国家手中，而且是在全国性的、地区性的和地方性的政权中）。社会性地掌握这些杠杆，是制订全国性的民主经济计划的基础。经济上混合的体制在政治上将表现为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多元化。但是，经济中公有成分的统治地位，以及劳动力量和文化力量的政治领导权，将确保向无产阶级和平等的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前进。因此，欧洲共产主义的第三条道路的本质是西欧发达国家既不同于社会民主党又不同于苏维埃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种探索。
回顾一下东欧国家从二战后到剧变前的历史，我们发现实际上有过两种性质基本相同但形式有所不同的第三条道路。
早在二战结束时，东欧几个国家的“国内派”共产党人，如波兰的兰普、哥穆尔卡，匈牙利的拉伊克、卡达尔等，他们拥护季米特洛夫提出的人民民主制度，认为要继续向社会主义过渡必须结合本国的特点。战后初期东欧国家（除南、阿）基本上都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这种建立在战时联合阵线基础上的人民民主制度具有以下特点：（1 ）政治上实行多党联合政府的议会民主制。（2 ）经济上实行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混合经济。人民民主制度是东欧各国根据本国的历史和革命斗争的实践提出的一条不同于苏维埃形式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前波兰共产党政治局委员兰普在对本国的历史总结中得出：波兰需要走自己的发展道路，不要抄袭东方或西方的模式。季米特洛夫在对东欧各国的革命实践总结后认为，各国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将不会直接导致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而是将建立统一战线政权，实行人民民主制度，把民主革命继续引向深入，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创造必要条件。哥穆尔卡1946年曾明确提出波兰的政权不同于苏维埃制度，具有自己的三个特点，强调应走“通向社会主义的波兰道路”。哥穆尔卡认为，“波兰的民主，是通过多党议会制来行使政权的。……我们的民主既具有许多社会主义民主的因素，也具有许多自由民主的因素。就如同我们的经济制度具有许多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经济特点一样”（注：（波兰）《新路》月刊1947年第1期， 转引自刘邦义著《哥穆尔卡评传》，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第98页。）。
从以上的人民民主制度的理论和实践中可以看出，这种政治上是多党议会制、经济上是混合经济的人民民主制度，既具有资本主义的特点又具有社会主义的特点、既不是资本主义的道路又不是苏维埃的道路，它实际上是一种第三条道路。但这种第三条道路是东欧国家在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中对过渡形式的一种探索，无疑具有进步的性质。
但这种第三条道路的有益探索很快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而中断。冷战的爆发使东欧各国加速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很快建立了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但苏联模式在东欧国家的移植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异体排斥反应。在国际、国内因素的作用下，几个东欧国家在50—60年代不约而同地出现了“具有本国特点的社会主义”的改革浪潮。在波兰，是哥穆尔卡的“波兰道路”；在匈牙利，是纳吉的“第三条道路”和卡达尔的“第三条路线”；在捷克，是“捷克斯洛伐克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些对斯大林模式改革的理论和实践在侧重点上不尽相同，有的侧重于政治体制的改革，有的侧重于经济体制的改革。一般来说，在政治体制上是改善党的领导，加强民主集中制，提高议会的作用。杜布切克的政治改革中可以看到“政治多元化”、“多党制”方面的影子。纳吉则明确提出要废除一党制，建立多党制政府。在经济体制方面，都以农业改革为出发点，不同程序地“纠正”了农业集体化。在工业领域，以匈牙利的“新经济体制”为典型，特点是“在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基础上赋予市场以积极的作用；在所有制形式和结构上不拘一格，按照实际需要，充分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建立多层次、多形式、多功能的经济组织形式”。这几个国家的“改革派”的领导人都是从“社会主义不应该只有苏联模式一种，而应该是多种多样的”这一出发点来探索本国特点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哥穆尔卡认为：“社会主义的不变原则归结为废除人对人的剥削，而达到这一目的的道路可以是不同的，……社会主义的模式也可以是多种多样的”（注：（美）塔德·舒尔茨著：《“布拉格之春”前后》，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58页。）。纳吉也是这样论述第三条道路的：“不是别的，正是社会主义的匈牙利形式；换句话说，就是从社会主义建设的普遍的、基本的，因而是共同的规律出发，根据我国国情运用和进一步发展以其他道路和形式建设社会主义所取得的经验，并以新观点代替旧观点来丰富科学社会主义的同时，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运用于匈牙利的独特条件”（注：（匈）纳吉·伊姆雷著：《为了保卫匈牙利人民》，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3页。）。卡达尔说：“第三条路线是应用于我国的特殊需要，解决我们的困难和我们的民族问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它既不是受苏联的启发，也不是受其他类型的共产主义的启发。我再说一遍，它是匈牙利的民族共产主义。这第三条路线来源于我国的革命”（注：（英）威廉·肖克罗斯著：《罪行与妥协—卡达尔·亚诺什和革命以来的匈牙利政治》，新华出版社1981年版，第76—77页。）。从东欧国家改革理论的出发点和实践中的情况来看，东欧国家社会主义时期的“具有本国特点的社会主义道路”既不是资本主义道路，也不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道路，因此它也可以说是一种第三条道路，但它是站在马克思主义者立场上的对不同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形式的一种探索，与民主社会主义的第三条道路有本质的区别。
综上所言，在国际共运中实际上有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第三条道路，一种是站在资本主义立场上的，虽宣称揉和了两种社会制度的长处、摒弃了二者的不足，但实质上是对资本主义的改良；另一种则是站在社会主义的立场，既同资本主义划清了界限，又要力图避免苏联模式的弊端，实质上是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改革。
在匈牙利的第三条道路中，经济改革的设计师涅尔什·雷热提出，要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结合起来，这里有必要对民主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性质作进一步的区分。二者都是在追求社会主义目标这个前提下主张在经济方面实行混合经济，把市场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但在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上的差别导致了性质的不同。民主社会主义的方法是主张采取政府政策措施去约束资本主义所有者的行为，去加强其它市场参与者的力量。市场社会主义的方法是主张把资本主义的财产所有权转移给公民和工人的共同体。相比而言，民主社会主义的道路在实践中实际上成了对资本主义的改良；而市场社会主义则是靠所有制的形式来确保社会主义的目标，从根本上保证了经济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
三、过去我们为什么大批第三条道路
与科学社会主义同宗同母的社会民主主义由于它的欺骗性给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带来的危害远远胜过资产阶级的直接攻击。在第二国际时期，社会民主主义曾对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造成极大的危害并直接导致了第二国际的解散。针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泛滥的伯恩施坦主义，列宁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做了许多针锋相对的斗争，他指出：“问题只能是这样：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这里中间的东西是没有的。……因此，对于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注：《列宁选集》第1 卷中文版，第256页。 ）。这一论断成了以后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主义以及民主社会主义作斗争的指南。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也说：“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决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这种对社会民主主义思想体系的批判在战争与革命年代确保俄国和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起了巨大的作用。但在当时作出的论断并不能回答以后社会主义实践中遇到的所有挑战。
战后由于苏共在理论上的左倾，将列宁在战争与革命年代得出的结论神圣化，加上社会党国际在国际事务中奉行反共、反苏的政策，国际共运界形成了“非黑即白”的世界观。捷克的兹德涅克·姆林纳日说：“战争的经验使我们对世界产生了简单化的黑白分明的看法：世界一边站着敌人，另一边站着朋友，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第三种可能性是不存在的。”（注：（捷）兹德涅克·姆林纳日著：《严寒来自克里姆林宫》，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第1页。）针对这种情况， 奥塔·希克在《第三条道路》中总结说：许多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教条主义者至今还停留在“不是这、就是那”的方法论水平上，即“拒绝别的制度，就意味着无条件地承认本制度”（注：（捷）奥塔·希克著：《第三条道路》，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页。）。战后的一段时期， 整个共运界都是在这种方论论的指导下，一方面彻底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另一方面把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苏联模式，上升为社会主义的本质，不容有丝毫的偏离，否则就是“铁托分子”，就是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敌人。在苏共20大之后，东欧个别国家中出现了对这种方法论的反思。正是反思才使社会主义国家有了对本国照搬斯大林模式的道路进行某种程度的改革的可能，也才有了东欧国家各具本国特点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出现。但旧的思维模式并没有因为批判斯大林而得到彻底破除，“非黑即白”的世界观仍根深蒂固。在这种情况下，以匈、捷为代表的既非资本主义又非苏联模式的第三条道路的探索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
对于是否存在第三条道路这个问题的分岐，并不在于是否坚持两元论，而在于怎样坚持两元论。自社会主义从理论成为现实以来就一直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极对抗的世界，两元论的划分并没有错；但僵化的、教条主义的两元论无疑是错误的。拒绝资本主义制度并不意味着无条件地承认现有的社会主义制度。对第三条道路这个问题的分析不能再用以往简单化的方法，而应用实事求是的方法客观地去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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