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学：朝阳学科？夕阳学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科论文,人口学论文,朝阳论文,中国论文,夕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背景
1997年10月国际人口科学联盟第23届国际人口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来自80多个国家的千余名代表参加了此次大会，这是国际最高级别的人口科学大会。半年后，1998年5月中国人口学会在北京召开了第7次全国人口科学讨论会，200多位代表出席了这次大会，这是国内最高级别的人口学术会议。这两次大会是对国际和国内近年来人口研究成果的检验，是世纪末人口学发展的展示—人口学将以怎样的姿态进入21世纪。
然而一种明显的迹象是，无论从国际还是国内的人口研究成果的水平来看，人口学似乎已走过了昨日的辉煌，中国的人口学发展经历了特殊的道路，带有明显的中国特色。在世纪之交，中国人口学发展何去何从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而对中国人口学研究的批判与担忧在10年前就已出现，近10年来，中国人口学似乎在走向衰落。人口学在理论和方法上没有创新，人口研究队伍流失严重，人口学研究出现庸俗化，而随着研究经费短缺和联合国人口基金“断奶”，许多研究机构产生了生存危机，濒于倒闭，另一些研究机构不得不“不务正业”或转变研究方向。人们不禁要问：人口学在中国的刹那辉煌是时代所使然，还是人口学作为一门学科本身所具有的局限性的结果？
本期“人口与发展论坛”本着对这一问题的严肃思考，邀请有关学者一起来讨论中国人口学的发展问题，回顾与评价中国人口学的发展过程和中国人口研究的特色与缺点，探讨中国人口学研究面临的危机与挑战，展望人口学的发展前景。
中国人口学研究面临的挑战与前景 朱国宏（上海复旦大学社会学系）
《人口研究》设论坛讨论中国人口学的发展前景问题，我以为很有意义。在世纪之交，如果要对中国人口学研究的现状作一判断，那么，在我看来，说她日薄西山固然言过其实，说她正在衰落恐怕也为时尚早，但是，说她面临挑战、潜伏危机，抑或不是危言耸听。这里聊发己见，以为讨论的参与。
1 三次研究热潮
现代人口学在中国的发展经历了三次热潮。第一次发生在本世纪上半叶，以20、30年代的“人满之患”论争为高潮，兴起的原因在于国人对中国命运的关注和西方人口学说的东渐。作为一个结果，形成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其中许多成果在今天看来仍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自然地，也涌现了一批很有成就乃至国际声誉的社会人口学家，如陈长蘅、许仕廉、陈达、吴景超、李景汉、……等。第二次发生在50年代，以1956-1959年间为高潮，兴起的原因在于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后国家领导人和社会人口学家对中国人口问题的关注。但是这次研究热潮很快由学术论争而演化为政治论战，并使人口研究成为一个学术禁区。第三次热潮开始于1974年，但高潮出现于1978年以后，持续至今已整整20年。这次热潮中形成的成果之多，涌现的人口学者之众，研究的手段和条件之先进，都是前两次热潮所难以比拟的。
2 兴盛与危机
第三次人口研究热潮之所以兴起，究其原因，大抵有三：一是中国人口问题的尖锐化和计划生育活动的开展，现实问题迫切需要理论的解释和指导，这是为什么70年代末80年代初大多数论文探讨开展计划生育重要性和必要性的原因之所在，也是“两种生产理论”提出的历史背景；二是解放思想大背景之下一大批研究经济学、统计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学者开始进入人口学研究领域，发表了诸多人口研究论文，使人口学不再成为禁区而逐渐成为一门社会科学的显学，包括许多如今尚健在的老一辈人口学家在那时介入人口学领域；三是联合国和国际组织对中国人口问题的关注和支持，推动了中国人口问题研究和人口学学科建设以及人口学人才的培养，如联合国人口基金对中国人口研究课题、机构建设和人才培养的资助。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之下，中国人口学获得了长足的进步，表现在：成果迭出，包括一大批人口学术刊物的诞生和相应的一大批研究论文的发表，一大批学术著作和教材的面世；机构迅增，越来越多的高校和社会科学院设立了人口研究机构，包括各级人口学会纷纷成立；人才辈出，在老一辈人口学家的培养下，一大批年轻人口学者迅速成长，包括留学人才的陆续归来，形成庞大的人口学研究队伍；……如此等等。可以说，整个80年代是中国人口学研究的全盛期。
如果说全盛之后必然伴随着危机的话，那么，这种危机在90年代初已开始显露朕兆。作为其表征，一系列现象似乎表明中国人口学研究正在陷入困境：各研究机构的研究经费严重不足，一些研究机构濒于倒闭，一些研究机构则开始转变研究方向；人口学人才流失严重，有志于人口学研究的学生日益减少，人口学研究队伍不断萎缩和高龄化；人口研究套路化，研究成果少有创新和突破，理论研究和方法基本停留在80年代的水平；……。
3 如何判断
面对兴盛与衰落之间的现实，人们有理由作出各种不同的判断。可以由危机的朕兆推断人口研究的衰落，当然也可以另外一些现象推断人口研究的成熟，如研究手段日益先进，研究技术逐渐与国际学术界接轨，某些研究领域已达到国际水平，一些新的研究领域正在被开拓，等等。或许，我们将这种种现象视为带有某种必然性的正常现象更为恰当。因为，其发生有其客观的现实背景，如研究机构危机与80年代的机构过度膨胀有关，一些因联合国人口基金资助而仓促建立尚未形成造血机制的研究机构必然因资助的终止而陷入困境；研究队伍危机与中国的改革开放深化和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有关，由专业研究人才的下海和改行、学生对热门专业的选择而带来的人才流失和后备人才短缺，难以规避；至于人口研究上的某些领域发展较快而整体水平不尽如人意，则与研究导向有关，从某种意义的丰硕与高质量成果的少见并存，调查资料的丰富与调查报告的浅陋并存，研究选题的宏大与研究深度的浅薄并存，研究领域的拓宽与重复研究的循环并存，应用研究泛滥与理论研究缺乏并存，等等等等，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必然的现象。
只是，如果要改变这些现象，试图使中国人口研究重现辉煌，那么，我们不得不探讨更深层次的问题和原因，比如，90年代的中国人口学研究为什么会缺乏生机和活力？面向21世纪中国人口学应如何发展？
4 问题与症结
对于为什么会出现缺乏生机和活力的现象，同样可以有多种解释。在我看来，并非由于学科性质所使然（如以为人口学乃夕阳学科），但与人口学作为一门学科在中国的发展分不开，正是中国人口学特殊的发展道路导致了种种发展问题和发展危机。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人口学兴盛原因的反方正是危机产生的原因，部分原因有如前已提及的现实背景因素的客观限制，而另外部分原因则与近20年来中国人口学的走向及其特征相联系。概而言之，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
(1)中国人口学第三次热潮的兴起与现实的需要有关，这使中国人口学由现实问题研究而开端，又使中国人口学研究带有十分浓厚的政策研究色彩。事实上，近20年来，围绕中国人口政策而展开研究一直是中国人口学研究的主流，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最为丰硕。相形之下，虽然人口学者为人口学体系作了细致的划分，但是其他领域的研究却相对薄弱。所以，在20年兴盛的背后实际上意味着不平衡的发展，甚至意味着一定程度的浪费和低效。政策研究由其性质所决定，现实迫切需要研究的课题并非无限递增，不断膨胀的研究力量源源投入到这一领域，不难想见其后果。“中国人口学家过剩”一说恐怕正是针对此现象而言。
(2)在第三次热潮开始时的人口学研究有一个显著的特征，那就是，人口学尚未学科化，介入人口研究领域的学者来自诸多不同的学科，学科交融的结果既形成丰硕的成果，又带来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然而，随着人口学的学科化和专业化，这种学科交融渐渐消失，甚至连学科交流也不多见。其结果是，人口学研究日益专业化，也日益套路化。问题在于，学科交融既是一门学科形成的基础，又是学科研究创新的条件，还是当今社会科学研究的大势所趋。中国人口学研究这种过度的专业化无疑地限制了人口学的发展，阻碍了人口研究的创新性发展，甚至由于学科隔阂，重复研究乃至重复错误屡见不鲜，许多相关成果得不到相关学科的承认乃至被批评。
(3)和学科化相联系的是学术研究队伍的界别化，由人口学的学科化而形成人口学界固然是件好事，但是如果因此而画地为牢，固步自封，构筑以利益分层的独立金字塔，就可能阻碍人口学的发展。不难想见，如果所有的会议、活动和组织都规定只能由具有人口学界身份的学者参加，那将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
(4)在第三次热潮中人口学界形成了一个好的传统，那就是，鼓励和扶持年轻学者的成长，为年轻学者的成长创造良好的学术条件，如出席会议、承担课题、参加学会等，这也是人口学研究热潮形成的一个原因。但是这种好的传统如果得不到保持和发扬，那么，姑且不说人口学对学生的吸引力，年轻学者的流失也在所难免。缺少年轻学者的学科不仅后继乏人，而且缺乏生机和活力。
(5)第三次热潮以理论研究为开端，并形成了不乏中国特色的“两种生产理论”。随着人口普查和各种专题性人口调查的开展，人口学分析方法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人口学作为一门应用性学科得到了普遍认同。但是如果这种态势继续强化并发展到极端，非调查研究无以成为人口学课题，忽视乃至无视人口学基础研究和理论研究，那么，应用研究发展到一定阶段而陷入低水平重复研究，也就难以避免。
5 创新与发展
存在危机也许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面对危机无动于衷，漠然视之。在跨世纪之际，有一种危机感也许并非坏事。而面对上述种种危机，我以为，中国人口研究最为需要的也许是创新。只有创新，才能保持人口学的生机和活力；只有创新，才能发展中国的人口学；只有创新，才能将充满生机的中国人口学研究带到21世纪。而要做到这一点，在制度创新、开放组织、学科交流、建设队伍、培养人才等诸方面采取相应的措施恐怕是十分必要的。
我国人口科学研究发展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李建民（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
自七十年代初我国人口研究复兴以来，人口科学研究在我国已走过了四分之一个世纪。在这个时期，我国的人口科学经历了从无到有的发展过程，并且为解决我国的人口问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当我们坐下来认真思索一下我国人口科学研究水平与实际要求的差距时，作为人口学者我们感到的是自豪，还是汗颜？《人口研究》的“人口与发展论坛”提出中国人口学是朝阳学科还是夕阳学科的疑问的确不无道理。实际上，“论坛”提出的是一个令人尴尬的问题：中国的人口科学研究未老先衰？
在世界范围内，人口科学“未老”是可以肯定的，至少自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出版以来的二百年中，我们所看到的是人口科学研究的不断深化与扩展。虽然西方人口学在六、七十年代的发展高峰以后经历了一个相对平静的时期，但是在西方国家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加剧，性、婚姻、家庭与社会关系的复杂化，发展中国家人口规模持续扩大和贫困进一步加剧，世界经济一体化和人类活动的资源环境影响全球化的背景下，一个以“人口与可持续发展”为主题的人口学和人口问题研究正在蓬勃兴起。而我国的人口科学和人口研究在最近一个时期却出现了低潮，原因何在？又如何走出低潮？对此，笔者有以下三问：
问之一：既然西方或者说国外人口科学的发展仍方兴正艾，我国的人口科学何以见老？
笔者坚定认为中国的人口科学绝对不“老”，否则即使为生计起见，笔者也会另投它路。此论根据有三：其一，我国是当今世界上人口现象最复杂、变化最多样、发展最迅速、人口运行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环境最特殊的国家，因而对人口科学和人口研究的发展具有强烈的需求。可以这样说，当今世界上人口科学和人口问题研究最具魅力、最富有挑战性的地方是中国，这是我国人口科学发展的现实基础。其二，我国的人口科学研究还不成熟，这表现在时至今日在我国还没有真正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人口科学体系，也没有出现具有世界影响的人口科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其三，在我国仍然有一些重要的人口现象和与人口有关的问题没有得到合理的解释和解决。换言之，我国的人口科学和人口问题研究距我国实践的要求还相差甚远。如果说我国人口科学的产生是应运而生的话，那么我国的人口科学的发展也应该是正逢其时。我国的人口科学研究毕竟才只有二十几年的发展历史，是我国最年轻的科学之一。所以，我国的人口科学应该是正值年少，言老早矣。
问之二：中国人口科学既未老却何以先衰？
笔者认为，如果说与十年前相比，我国的人口科学确乎在某些方面出现了衷落的现象的话，如“论坛”所列举的人口学在理论和方法上没有创新、人口研究队伍流失严重、人口学研究出现庸俗化等，导致这种早衰的原因主要有三：其一，我国的人口科学“先天不足”。我们知道现代人口科学是产生于西方（主要是英国），而人口科学之所以产生于西方国家主要是因为欧洲经历了文艺复兴、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以后，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都获得了迅速发展，这些学科的发展从思想、理论和方法上为人口科学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在我国人口问题虽然自古代就为一些思想家（如孔子和墨子）政治家（如管仲和商鞅）和统治者（如粱惠王和秦孝公）所注意，并提出了一些人口思想或政策，但是直到十九世纪在我国一直也没有出现与西方国家相应的科学和思想发展的社会条件。而建国后由马寅初先生提出的《新人口论》本应为我国人口科学的建立和发展创造了一个极好的机会，但是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下，马寅初先生和他的《新人口论》却成为政治牺牲品，并且也使我国人口问题的解决丧失了“世纪机会”，人口科学的建立与发展也推迟了近二十年。在我国开始引进西方国家创立的人口科学的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期，我国仍然缺乏相应学科的发展基础，科学研究的思想也没有获得彻底解放，而且我国的人口科学主要是应政府当时之需而起步的。在这种条件下，人口科学在我国的诞生必然是先天不足。其二，既然我国的人口科学是在引进西方人口科学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的，这就要求对西方人口科学应该有一个科学的态度，即注意引进、批判、吸收、改造和创新的密切结合。但我国的人口学界对此并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在学习和引进西方人口学的理论和方法（笔者绝对重视这种学习和引进）的同时，缺乏把这种引进与我国的人口发展实际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以及与我国人口学者的思想和理论的撞击和融合，因而也就难以有所创新。就科学发展的规律而言，我们需要了解和掌握代表人类对社会和自然认识最高水平的知识和技术，我们也同样需要发明和创造最适合本国发展需要的知识和技术，这两个过程应该密切结合。其三，在我国的人口科学研究中存在着“浮华”和“浮躁”二气。浮华之气表现在对西方人口理论和方法不加任何改造和分析，不问其适用条件和环境，不问这些理论产生的背景和原因，不问这些理论的提出者和倡导者的意图，也不能够看到这些理论背后的东西和隐含的东西，只是原样照办过来解释我国的人口问题，其结果只能是“隔靴搔痒”。还有的人并不是认真地研究西方人口科学理论和方法，甚至连原著也不看，更多的是从别人的介绍和评论中了解，这种“捷径”会妨碍我们全面和真正了解西方人口科学的理论和观点，更可能受到介绍者本身水平的局限和评论者自己观点的左右，其结果很容易落得个“东施效颦”。更有甚者，甚至连基本概念和理论都没有弄明白，就急急地套用，人云亦云，实在有“赶时髦”之嫌。这种治学和研究态度实在是科学发展的大碍。浮躁之气更多地是表现在对我国实际人口问题的研究态度上，我们有一些研究更多地是关注人口行为的短期结果，缺乏长期的观点，缺乏细致分析和深入的研究，而这正犯了人口问题研究的大忌，因为任何人口现象都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结果，特别具有长效影响。此外，我们更多的是政府视角的研究（笔者认为这是必要的），但是相对缺乏学者视角的研究（笔者认为这种研究对政府来说更为重要）。
问之三：我国的人口科学研究如何走出低潮？
我国的人口科学研究要走出低潮，获得新的发展，除了要在学风上克服浮华和浮躁之气以外，还要面对两大挑战：人口科学认识论的突破和方法论的创新。笔者认为，在理论上制约着我国人口科学研究发展的最主要障碍是在认识论方面。在我国人口学界很多人都认国我国人口科学的思想基础或者说认识论是“两种再生产理论”，但是这个理论能否真正做为我国人口科学的认识论？或者说，在这个理论基础上能否构建一个科学的人口科学理论体系？笔者认为，虽然“两种再生产理论”在我国人口科学产生和人口研究的发展过程中曾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它还不足以担当作为我国人口科学发展基础的认识论，因为该理论的视野不够宽阔（虽然它具有哲学的高度）。毫无疑问，在人类发展的过程中人口与经济或者物质资料生产的关系是基础性的，但是人口与人类社会、人口与自然的关系也同样是基础性的，而“两种再生产理论”却没有把后两者纳入自己的视野。如果在认识论上我们就已经忽视了人口与人类发展关系的一些重要的基本方面，那么建立在这种认识论基础上的人口科学也就必然具有片面性。这也是笔者之所以认为我国的人口科学发展先天不足的根据之一。那么如何才能在人口科学的认识论上有所突破？笔者认为要实现人口科学认识论的突破，至少应注意三个方面：首先，仍需要以自然辩证法和唯物辩证法作为人口科学认识论的基础；其次，要以科学的态度，对人口发展过程、人口与人类社会、人口与自然的各个方面和各个层次的真实关系进行全面和系统的了解；第三，要认真研究相关学科（包括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认识论，从中吸取思想和理论精华。这一点对人口科学来说特别重要，因为人口科学和人口研究具有交叉学科的特点。
我国人口科学发展面临的另一个挑战是方法论的创新。方法论对一门科学的形成与发展至关重要，对人口科学来说也不例外。随着人口变化的更加丰富多彩、人口与人类发展关系面临的问题与矛盾日趋复杂，我们必须加强方法论方面的研究，否则在一些重要的理论和实际问题与矛盾面前，我们很可能会感到束手无策。方法论创新的难度并不亚于认识论的突破，方法论创新的前提条件与认识论突破的前提条件也基本一致，但是对方法论的创新而言，还应注意两个方面：其一是建立完备和系统的资料系统，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才有可能发现问题和矛盾，才有可能在解决问题和解释矛盾的努力过程中提出新的方法和理论。这一点已经被许多学科的发展经历所证实。其二是关注其它学科方法论的发展与变化，及时地加以借鉴和吸收，丰富人口科学的方法论。
我国人口科学认识论的突破和方法论的创新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在新世纪即将到来之际，我们也盼望着中国人口科学发展新世纪的到来，而我国的人口学家们完全有能力催生这个新世纪的尽快到来。
中国人口学的出路在于规范化 叶文振（厦门大学经济系、人口所）
前国际人口科学联盟主席考德威尔教授在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人口学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中能作为一门学科发展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人们对生育率转变的研究（注：Caldwell,J.C.The global fertility transitiion:the need for a unifying theory,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1997(4):803-812）。从1929年人口学者汤姆帕森首次提出“人口转变理论”开始，西方人口学界先后又出现了“多方面反应理论”、“门槛或临界值假说”、“规范理论”和“制度学说”等“新人口转变理论”，特别是社会心理学家和经济学家分别于50年代的初期和后期对人口转变研究的参与，把西方人口学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更为成熟和繁荣的时期。在这期间，人口研究方法也从早期的简单描绘分析发展为70年代的数学含量较多的人口间接估计分析和当今更为先进的多变量回归分析、历史事件分析等，为一系列人口理论创新提供了科学的实证手段。不难看出，产生于人口转变研究的西方人口学是在理论不断创新的过程中、在单一学科孤军作战向多学科联合探索转化的过程中、在定性分析走向定性和定量研究相结合的过程中发展壮大起来的。然而，西方之所以能在人口学方面明显领先于人口众多的东方，成为世界人口研究中心，我认为，主要是因为她的人口学走的是一条规范化的路子。
当你随意翻阅某一篇发表在西方人口学杂志上的学术文章时，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中国人口学杂志上通常看不到的前人研究或经典文献的综述，西方学者通过这种评论式的综述把眼前的研究和过去的成果连接起来，借用前人的肩膀达到登高望远的创新目的。在一个新的理论解释框架产生之后，西方学者做出的第二道菜就是把它具体化为反映变量之间数量关系的各种假设，并利用合适的计量方法和可靠的调查资料对其进行统计检验。这种以假设检验为目的的实证过程，把调查研究和理论研究、定性推理和定量验证有机地结合起来，大大地提高了理论创新的科学性。西方学者的最后一道菜是通过结语部分，客观地评价所做研究的得失，为后续研究指明方向，从而又成为后来者再度创新的“学术肩膀”。所以，从刚发表的一篇西方人口学术论文中，你就可以了解到学术界对某一个人口问题研究的历史进程和学术动态，以及该篇文章所做出的学术贡献和遗留下来的问题，使自己一下子就置身于该领域研究的前沿。这种高度规范化的人口学研究，杜绝投机取巧的“拼凑”或“复制”文章，避免浪费科研资源的重复研究，鼓励各种形式的调查和对调查资料的有效利用，推动理论和方法论的不断创新和持续发展。
与依然“朝气蓬勃”的西方人口学相比，中国人口学确实显得有些“未老先衰”。也许有人会把东西方人口学在“体质”上的差别归结于计划生育政策对学术的历史约束或中国传统经济学对人口学发展的结构性影响。但依我之见，主要还是归因于中国人口学研究过程的规范化程度不高，甚至根本不讲究规范。首先，中国人口学术文章在内容结构上缺少经典文献综述部分，似乎每一篇论文都是对某一个人口问题的最初研究，文中所提及的理论观点都是前所未有的，看不出理论界对这个人口问题研究的动态过程和学术现状，缺乏真正的学术研究所特有的前后连接又有创新提高的发展态势。其结果难免要出现利用一个刊物但在不同时期或同一时点但在不同刊物炒作同样理论观点的不正常现象，致使中国人口学更多的是在横向上简单扩充，较少在纵向上对以住研究成果进行突破和发展。所以，不规范人口学术论文中对前人研究成果的必要回顾和评述，就不会在人口学研究中形成激励和约束并重的学术机制，防止现时研究和经典文献的学术脱节。
其次，中国人口学研究中规范化还表现在我们的学术探索程序主要是从理论到理论，其中少了实证这一必要的中间环节。其实理论和实证是人口学这一辆学科马车的两大轮子，御下任何一个轮子，都会影响人口学的发展速度和方向。如果说文献评述可以重复研究、鼓动理论创新的话，那么实证检验则能保证理论创新的严肃性、科学性和先进性，进而提醒和告诫人们，理论创新是一项需要投入和反复检验的学术工作，不经过任何实证检验的理论观点只能是一种主观的猜测或假想，还不能作为对策分析的科学依据。长期以来，实证分析的重要性还没有在中国人口学研究中真正地体现出来，不少人口研究人员成了纯粹的“理论”工作者，不仅自己不搞调查、搜集和分析资料以验证所提出的理论假设，甚至对现成的二手资料也缺乏使用的热情。这种不愿意寻求实证支持或接受实证约束的“理论创新”如同泡沫经济一样，不可避免地要走向衰竭，严重的还可能出现理论“创误”，给人口实践带来误导和损害。另外，不把实证分析作为人口学术研究的一道必不可少的工序，还不利于鼓励研究人员进行更多的调查研究，充分利用现有的人口信息资源，和加强对人口学定量分析方法的研究，最终影响中国人口学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人口学研究规范化水平低与我们在“左倾”时代形成的做学问的理念和方式有关。那时，我们写文章只限于引用马恩列斯的研究成果，而且多把它们视为真理，用来支持自己的理论观点，而不是为了理论创新和发展。另外，我们还偏重定性描述，把定量的实证分析斥为资产阶级的不良学术习气。改革开放，为中国人口学在社会学科体系中恢复了应有的地位，但在研究的规范化方面却没有带来令人满意的变化。这说明只有彻底地打破过去长期以来养成的落后的研究习惯，才能有效地提高中国人口学研究的规范化水平，中国人口学的“返老还童”才有希望。为此，我提出以下几条对策：
(1)由中国人口学会的各专业委员会组织有关专家、学者对中国人口学的20年(1978-98)发展历史进行系统的回顾和反思。按照专业方向或重大人口问题涉及的领域以经典文献述评的形式，对以往各专题研究予以梳理和总结，描述该研究领域的发展过程，列举所取得的学术成果，揭示还存在的不足和问题，指出今后继续探索的方向和重点。通过这些权威性的综述文章或专著，把过去断断续续不连贯的学术研究经历连接起来，为中国人口学的再发展确立新起点，让研究人员跟上人口学的学术形势，有针对性地进行理论创新和突破。在今后，这种学术态势的述评工作还要成为一种制度性的安排，每隔五年或十年都推出相关的综述文章。
(2)取消传统的封闭式编辑审稿做法，用开放型的多权威审稿制度取而代之。人口学杂志编辑部每收到一篇投稿，在明确该稿所涉及的问题和专业范围后，就及时转给三位这方面的专家，由他们提出是否采用的建议。这种多人专家审稿制度，有利于防止刊发缺少新意的稿子，杜绝“剪贴”文章，促进研究规范化原则的实施和发稿学术水准的提升。为了配合这种编审方式的运作，建议停止稿酬支付，并要求投稿者支付审稿费用。
(3)做好人口学研究信息资料的服务工作。目前，我国能为人口学者提供及时和系统的资料服务的渠道还比较少。较为权威的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分类太大太粗，检索的报刊范围还不够广泛，全文转载的文章占的篇幅太大，西方的学术动态和成果几乎没有介绍。我觉得，在当前还不能开办更多新的资料索引条件下，中国人口学会和有关的人口杂志有必要和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编辑部建立合作关系，模仿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人口研究所编发的《人口索引》(Population Index)的结构和内容，把“人口学与计划生育”的资料分册办成中国版的《人口索引》。同时，建议学会用部分会员费为每个学会会员增订一份人口学研究资料分册。近20年来，我国举行了两次人口普查和许多次专题人口抽查，搜集了不少十分有价值的第一手人口研究资料，应该在这些调查资料的基础上建立一个人口学的资料库，供人口学者低价使用，为实证分析提供方便支持。
(4)编写《当代人口学研究方法》，对人口学研究的规范化过程、形式和内涵予以明确界定，对规范化的人口学学术论文提出具体要求，对如何实现研究规范化进行实务性的指导。在这方面要注意吸收西方人口学研究方法的特点和长处，以保证我国人口学研究既具有中国特色，又能和国际接轨。
(5)建立各种激励机制，推动和加快中国人口学研究的规范化进程。各种人口科学研讨会在坚持“以文入会”做法的同时，务必对入会论文的内容和形式上的规范化也提出相应的标准。各级人口科学评奖活动尤其要向规范化、职业化的研究成果倾斜。
和差不多70岁高龄的西方人口学相比，中国人口学才20出头，还是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小伙子。我相信，已经在短时期时里用自己的勤奋和智慧走出一片学术辉煌的中国人口学者，也一定会在规范化的进程中，把自己的人口学推向又一个学术高峰。
主持人评论：
“中国人口学是朝阳学科还是夕阳学科？”面对这一棘手的问题，前面的学者都作出了分析与回答。当我看完他们的文章后，忽然觉得这个问题问得似乎不够谨慎，无论从学术的还是非学术的角度看都不够谨慎。看来在所有的学科中，我们是第一个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翻开联合国多种语文人口学辞典，对“人口学”(demography)下了这样一个定义：人口学是关于人类人口的科学研究，主要研究它们的规模、结构及其发展变化。在这一框架里，人口学的研究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一是人口的规模与按不同标志划分的人口结构（年龄、性别、婚姻状况、教育、行业职业、空间分布等），即人口在某一时刻上的静态特征；二是影响人口规模与结构的不同人口过程（生育率、死亡率、婚姻、迁移等），即人口的动态变化；三是人口的这些静态和动态要素与其所生存其中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环境之间的关系。这样，人口学又区分为纯粹人口学(pure demography)或形式人口学(formal demography)和人口研究(population studies)。前者研究人口变量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即前二个部分；而后者研究人口变量与非人口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即第三个部分。尽管人口学的发展至少可以追溯到17世纪英国的John Grant，但demography这一词却是直到1855年由比利时统计学家AchilleGuillard所创造产生的。
尽管人口学的产生与发展已经历了三个世纪以上的时间，但在20世纪之前人口学还鲜为人知。人口学的真正繁荣与发展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类经历了前所未有的人口变化，面临着从未有过的人口问题，人口学出现了全盛时期。许多著名的西方人口理论和人口分析估算技术涌现，人口活动在国际舞台上异常活跃。中国的人口学发展与计划生育活动的开展密不可分。但作为一门学科是在改革开放以后人口学不再成为禁区并在联合国人口基金的援助下而得以迅速发展的。80年代成为中国人口学的全盛时期，人口研究机构与刊物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研究成果迅速、大量地增加，完整的人口学专业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的培养体系形成，科研队伍迅速壮大，留学人员陆续归来，使得中国人口学迅速崛起并在中国社会科学领域里突显出来，也使中国人口学的发展迅速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进入90年代后，国际社会和学界不断推出一系列新的概念与主张，诸如“可持续发展”、“生育健康”、“健康老龄化”等，也掀起了国际范围新的研究热潮。中国人口学界也作出了反映，但不论这些问题提出的背景与实质，把这些概念与思想搬进来后，有意义的探索并不多见。中国人口学研究从总体上看也出现贫乏。事实上近10年来，有许多迹象表明中国的人口学发展逐渐失去了活力。人口学在中国的发展具有明显的先天不足，基础不够深厚，大量地搬用西方的人口理论和方法，缺乏与中国实际的结合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改造，甚至可以说中国的人口学就是一门从西方引进的学科，这样中国人口学发展的后劲不足也就可想而知了。
有许多问题值得我们反思。首先，人口学是否是一门独立的、自成体系的学科？从前面人口学的定义框架看，人口学，至少是形式人口学，可以成为自成体系的学科。因为它所研究的问题和方法是独特的，是别的学科所不能代替的。然而作为一门实证的、应用的学科，人口学必须为解释和解决现实人口问题服务,人口研究(population studies)通过对人口变量与非人口变量之间关系的研究来寻找原因和对策。在这一过程中，人口学家必须借助其他一系列学科（如经济学、地理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人类学、生物学、政治学等）的知识来扩大和深化他们对人口变化的因果认识。然而在事实上，绝大部分的人口研究并非是人口学的研究，而是别的学科的研究，人口学家似乎在抢别人的饭碗。在许多情况下，在人口与社会经济环境问题的研究中，与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环境学家、地理学家等相比，人口学家往往处于劣势，这也可以说明为什么大量的人口研究只停留在对现象的描述而不能深入。
那么，除了形式人口学外，人口学还剩下多少东西？即便是形式人口学，又包含有多少内容？人口学给人的印象似乎是不需要花很多时间，也不需要老师就可以学会、学好的学科。因为一方面，有很多学者在别的学科里搞不下去，觉得没有多大前途，便转而从事人口学研究，而其中有的便在人口学领域里成了较为著名的学者；另一方面，考人口学专业的研究生总是显得较为容易，无论专业背景如何，学物理的、生物的、汽车制造的等，稍微花点时间，看几本书就能考上研究生，而且有时他们要比人口学专业的学生考得更好。人口学是否成了一所“收容院”？相反，人口学又似乎可以包罗万象，可以容纳比任何一门学科都丰富的内容。只要是一门学科，加上“人口”便成了人口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如军事人口学、体育人口学、人口美学等。人口学一旦无所不在，它也就将自己否定了。
其次，人口学有过以及还会有怎样的作为？在中国，人口学的产生与发展是适应计划生育实践的要求。20多年来，中国的人口学研究为解决中国计划生育的理论问题和捍卫计划生育主权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但答案也并非令人满意。至今一些基本的问题仍然没有搞清。而面对西方社会提出的种种新的概念与主张，我们的研究却没有足够的理性。在以前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与调整过程中，人口运动的规律与后果没有得到认识，人口规划与目标不够科学。人口学研究并没有帮助我们建立起解决人口问题的正确观点，也没有建立对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正确认识，从而把人口问题全部归因于人口要素，并采取了急功近利的措施。随着中国低生育率的实现与稳定，人口控制的努力已余地不大，未来的人口态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表现出的人口问题，更多地需要从经济、社会和制度等方面入手去对待、去解决。那么人口学还能起怎样的作用？20世纪是人口激增的世纪，人口学对人类人口的认识、人口激增的原因与后果和采取人口控制的措施都作出了自己的努力与贡献。21世纪将是人口老龄化的世纪，而老年人的社会保障已不是一个人口学问题。如果说，人口问题本质上是发展问题，那么人口学在认识，尤其是在解决这一问题上的作用，虽然不是无所作为的，却也是十分有限的。
再次，中国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需要人口学专业人才？任何一个社会都需要人口学家，何况象中国这样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人口问题依然十分突出的国家。但从本系第3届本科生（1988年毕业）开始，就业就开始出现困难。尽管至今为止，没有一个毕业生没有找到工作的，但其中大部分都没有从事与人口学相关的工作。据统计，在本系毕业的340名学生中，只有136人在从事人口学相关的工作，仅占40%。一方面给人的印象是社会，尤其是计划生育部门仍然需要大量的人口学专业人才，但另一方面是我们隔年招生的人数很少的人口学本科生的就业困难在日益增加。事实上，人口学应该是宏观的、政府需要的学科，而对于社会的具体部门、企业等不一定需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更是如此。国家教育部今年重新修订的学科分类目录中将人口学删除，对于我们来说或许是不幸，但对于有可能成为人口学专业的学生来说也许是值得庆幸的事。
最后，人口学家们是否也要下岗？“下岗”问题是目前一个热点也是日趋严重的社会问题，而人口学家早就应该下岗。有一点几乎可以肯定，人口学家下岗后不可能再靠自己的专业来求得生存。他们必须依靠他们所具有的别的知识和技能来寻找工作。我们在本科教学中，压缩纯人口学的内容，增加非人口学的课程，如社会调查（抽样调查、市场调查等）、计算机、外语等，目的也就是为了我们的学生有更多的就业选择。而在某种程度上，象我这样在同一学校从本科到硕士和博士都学人口学的与有不同教育经历的我的同事相比更面临着危机。
以上的这些评论，与其说是评论，不如说是我的一些感受。所邀请的3位学者对中国人口学研究的历程、存在的问题与挑战、未来的前景等作了分析，而我的评论似乎偏离了这一方向，但我谈论的这些问题都是重要的、现实的问题。也许是不妥的、不能自圆其说的、甚至是错误的，但是就象本次论坛的题目一样，提出问题本身也很重要。
（主持人：陈卫 1998-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