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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二十余年，中国经济改革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得到国际社会普遍承认。作为近邻的俄罗斯对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就感受最深。在二十年多时间里，两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发生了巨大变化。改革的结果形成鲜明的对比：中国开始经济改革后，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而苏联的改革，特别是苏联解体以及后来的自由化经济改革，带给俄罗斯人民的是多年的政治动荡和经济崩溃，致使人民生活水平持续下降。用许多俄罗斯人的话说，过去是“小兄弟学习老大哥”，现在则是“老大哥追赶小兄弟”。不少俄罗斯人通过自己的切身体会认识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一事实本身证明，社会主义还是有生命力的。一些俄罗斯学者在研究中国经济改革成就的同时，也指出了中国改革面临的一系列危机和挑战，并对此提出一些建议和看法。目前，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进一步发展，大多数俄罗斯人对中国的看法逐渐从90年代的“中国威胁论”转向目前的“中国机遇论”。中俄关系的发展也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一、关于学习和借鉴中国的改革经验
最近一些年来，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发展，俄罗斯社会中认同以中国为榜样的人在不断增加[1]，1998年俄罗斯社会舆论调查的结果表明：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和中国命运的重大变化使大多数俄罗斯人认为，中国是比俄罗斯更发达的国家[2] (p45)，加强同中国的关系对俄罗斯来说是很重要的[3]。很多俄罗斯人把中国看作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榜样，认为中国解决了建设强大国家的任务，提高了居民的生活水平，有效地发展了经济并同时继续保持了共产党政权，实现了苏联没有实现的任务。
在中国市场经济取得成功的情况下，俄罗斯知识分子，特别是汉学家希望了解中国，并与之对话。因此，中国研究在俄罗斯日益深入。俄罗斯汉学家集中的科学院远东所是研究中国问题的主要部门。多数汉学家对中国改革持赞同态度，该所所长季塔连科是中国改革的积极拥护者。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该所就经常开展各种活动，宣传中国经济改革的经验，主张俄罗斯学习中国的改革经验[4]。
当时就有学者提出：为什么俄罗斯和中国改革的过程和结果截然相反，这种现象必然促使我们严肃思考在我国经济受到持续滑坡威胁的背景下中国改革取得成就的“秘密”。季塔连科指出：“为什么中国的经济改革能够使国家的国民经济得到较大幅度的增长，人民的福利得到空前的提高(虽然这种提高是不平衡的)，国防能力得到巩固，国内的政治形势得到稳定并使国家的国际地位得到加强，而俄罗斯改革的效果则恰恰相反——引起生产灾难性衰退，导致经济全面混乱，大部分居民陷入贫困，俄罗斯安全面临严重威胁，国家濒临分裂的边缘，在国际社会中实际上已被排挤到世界政治的边缘”[5]。通过对比，他认为，政治稳定是中国的显著成就，政治稳定是国家经济发展和私人企业家顺利活动的最重要的条件。这是中国改革同俄罗斯改革的最大不同之处。中国共产党不仅是改革的倡导者，而且是贯彻改革方针的实际组织者和保障者。实践已经证明，俄罗斯的自由化改革是失败的。而中国现代化模式的“目标是遵循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提倡“适度的集体主义”原则，即不扼杀个性的集体主义原则。中国和俄罗斯过去在经济体制、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等方面都有一致性，因此俄罗斯应该借鉴中国的改革经验。
针对西方社会指责中国的一些论断，部分俄罗斯学者指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是西方社会和西方民主的敌人，而是……加快发展的模式，是加快实现国家现代化的手段……中国实行的社会取向的市场经济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更符合俄罗斯人民的历史和文化传统”[6] (p95)。他们认为，中国共产党人从列宁的提醒——可怕的不是贸易，而是贫困和饥饿——中得出实际结论，“在保留社会主义重要社会成果的同时，可以利用市场机制来为社会服务，使市场机制服从全社会的利益”[7]。因此，中国领导人经济战略的主要原则是，在改革过程中不能降低现有生产水平，要使群众认识到改革本身就是改善生活水平，以保证改革得到社会的支持。很多俄罗斯学者提出，邓小平及其继承人制定并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模式，这是最符合中国现实的模式。这个模式在过渡时期将改革的代价降低到最小，不仅避免了社会极端事件的发生，而且还保持了生产增长的刺激因素[8]。这个历史经验值得俄罗斯学习。
但是，也有些学者反对俄罗斯照搬中国的经验。他们认为，由于“两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我们的改革……不可能按照中国的方案进行”[9]。比如，中国是在“文化革命”的混乱之后开始改革的，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清楚地认识到，不能继续这样生活下去了，必须进行根本的改革。相反，1985年的苏联是一个相对稳定的超级大国，虽然很多苏联领导人和普通公民也认识到改革的必要性，但是对改革的思考是在现有体制框架内的有限思考。此外，“文化革命”使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机构受到严重破坏，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它们抵抗改革的潜力，而当时苏联的机构还十分强大。另外，改革的领导人也不一样。中国的改革家都是老一代领袖，在执政的精英中拥有很高的威望。他们可以利用这样的威望，采取非同寻常的政治和经济措施。而领导苏联改革的只不过是年轻的地方的党的工作者，只能在老近卫军的传统和立场所提供的极小范围内进行试验……另外，中国是一个农业占80％的国家，大部分农民渴望在土地上获得独立劳动的权利，但这时苏联的军事工业综合体还有很大影响力，阻碍着削减军事开支，而且，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在苏联已具有五十年历史，农村和城市的官员对改革持严重敌视态度，农村中缺少愿意从事私人农场劳动的阶层，这些因素都使苏联的农村改革受到很大限制。因此，俄罗斯的经济改革应该走自己的路。还有一些人认为，中国的改革虽然在很多方面取得了成功，但并没有解决国家的所有问题，因此中国的经济改革在未来还会遇到困难和挫折。
另外，俄罗斯学者还对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开展了广泛的争论。有的学者认为，可以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解为“经典社会主义”的初期阶段和不成熟阶段，在这个阶段上，私有制对国家生产力的发展还能起积极的作用。但不能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同后工业社会划等号。有的学者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概念用一句话加以概括，即在保持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同时，建立与世界经济的联系和世界科技进步一体化的市场经济。很多俄罗斯学者注意到，中国的改革是“先发展起来，再去定性”，“不管白猫、黑猫，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猫”[10] (pp34-36)。俄罗斯学者认为，2004年中国修改宪法，将私有制合法化之后，不仅为中国多种经济结构提供了法律基础，而且在法律上确定了中国经济体制的新的过渡阶段：共产党政权加私有制。
二、关于中国改革面临的威胁与挑战
除远东所以外，在莫斯科还有一些民间团体也开展中国问题研究，比如各种基金会等，莫斯科卡耐基中心就是其中之一。最近几年，该基金会网络了社会上一些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不断开展对中国问题的专题研究，其研究报告受到各方面的关注，并得到国外一些部门的重视。他们的研究任务同远东所的研究方向不太一样：他们通过对中国现实的实证分析，综合评估当代中国发展所面临的威胁、风险和挑战，评估中国国内政治和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并寻找对这些问题的答案。他们强调中国社会经济和政治思想的特殊性以及这种特殊性所反映的全球化发展的大趋势和世界的统一方向。他们认为，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化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并逐渐成为东亚和中亚，包括朝鲜半岛在内的一支有影响的地区力量。中国经济的发展改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中国的发展以及面临的威胁与挑战都会对世界格局的发展和走向产生影响。
比如，该基金会的一项研究报告指出，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不会遭遇来自大国的直接军事威胁，但却存在具有隐性风险的全球挑战，如果不能正确处理，就可能对中国的发展和稳定构成巨大的威胁。比如，随着中国改革进程的发展、经济的增长以及在国际舞台上地位的加强，世界的传统领袖(美国、欧盟、日本)决不会在自己控制的市场空间对中国让步。在这种情况下，“共产主义中国”就会被他们视为潜在的危险的“异类”，必然受到他们来自各方面的遏制，包括政治、思想、军事等方面的遏制，以达到削弱中国国际地位的目的[10] (pp10-13)。中国领导人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对这种威胁作出怎样的反应。当然，西方世界也不希望与世界经济密切相连的中国出现混乱。因此，中国共产党政权的最有效措施不是将政权交给其他力量，也不是简单地改变其名称(如改为“社会党”等)，而是在高层建立合法的机构和机制，以保证执政党与新的政治力量之间的对话，避免出现腐败政权的潜在风险[10] (pp14-16)。
此外，中国也同其他国家一样，遇到新的非传统安全威胁——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激进主义、贩毒和海盗等。这些新威胁以及对这些新威胁采取的打击措施也具有中国的特色。比如，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主要在中国的西北部地区最为猖獗，其主要来源是同中亚有染的伊斯兰分离主义运动。在打击新的外部威胁时，中国表现出了合作的态度，不仅依靠自身的力量，而且寄希望于国际合作机制。
该报告的总体结论是，中国发展面临的外部威胁在短期内是难以克服的，但也不会危及中国的内政稳定和经济发展。
同时，俄罗斯学者也指出，台湾问题是中国面临的最具有威胁和风险的问题之一。中国不得不经常表示要用武力阻止台湾宣布独立，而台湾则继续不断地刺激中美关系。一旦台湾宣布独立，中国将处于一种最复杂的局势之中，将会与西方关系急剧恶化，并且会造成相应的经济损失。现在——在使用武力之前——台湾问题加速了中国的军备竞赛。由于北京没有掌握对台湾发动“无严重后果战争”的精确制导武器，并且还有伊拉克的例子——在精确打击取胜后，战争才刚刚开始，因此中国军事领导人将重点放在加强传统武器上。从军事技术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基本上可以建立一支粉碎台湾武装力量的军队。
通过综合评估，俄罗斯学者指出，中国在对外经济方面所面临的威胁是，如果石油价格持续上涨，引发世界能源危机，这将会给中国经济带来消极影响。因为中国没有及时建立本国的石油储备。这种威胁多半会出现在中国经济改革发展的中期，近期中国还能够应付石油价格上涨带来的困难。这种局势的一系列后果是：在目前中国经济持续不断的“汽车行业虚假繁荣”的情况下，石油和汽油价格上涨，将导致国内总产值增长1％-1.5％，导致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其最终结果是出口增长速度下降(或减缓)，并影响到过分依赖外部市场的国内总产值的增长速度。目前中国实行获取能源渠道多样化的政策，不仅开发本国的资源，而且还与中东、东南亚和俄罗斯合作，这是正确的、有远见的决策[10] (pp22-23)。
在对中国内政进行评估时，俄罗斯学者指出，中国共产党目前没有直接的内部威胁。政治稳定的基础是经济的迅速增长和社会的和谐稳固。但潜在的威胁还是存在的。
首先是腐败问题。中国的腐败具有其特殊性，其具体体现是缺乏现行法律、经商规则和经商许可等，缺乏当局与私人商务之间对话的合法而有效的渠道，缺乏体现资本和新的中产阶级利益的机制。解决这个问题的出路在于加强与腐败作斗争的法律、物质和精神基础，进一步完善政治体制[10] (p24)。
其次是农村问题[10] (p31)。中国农业在总体上实现了保证居民粮食需求的目标。但农村的情况仍十分严重，已经开始阻碍中国经济的发展。改变这一现象的出路在于，实现农村的城市化和将社会保障体系扩展到农村。国家不仅要投资建设中小城市，而且还要在落后地区兴建新型大城市。建设大城市，可以扩大对劳动力的需求，消化由于农业生产效率提高而被排挤出农村的劳动力。
第三是货币政策问题[10] (p30)。为了降低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国际竞争者要求人民币升值，在这方面中国将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但另一方面，如果证券市场完全放开和实施自由汇率，在最初阶段还存在人民币贬值的问题。应该在证券和金融市场逐步放开的过程中，保留人民币与美元挂钩的形式，同时保持必要的外汇储备水平，以便在证券和金融市场完全放开后支持人民币汇率，以防止其贬值。
国有企业私有化和失业不断增长的问题也是中国社会不容忽视的问题之一[10] (pp30-32)。虽然为了提高中国的外部竞争力，必须加快国有企业的改革，但是应该重视日益紧张的社会风险，尽快实施对下岗职工再培训的国家计划，增加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在国营企业和国家银行私有化过程中建立起来的中国跨国集团和金融工业集团可以在这方面发挥特殊的作用。
俄罗斯学者一致认为，在客观上保障中国经济增长和支持中国社会经济稳定，是符合俄罗斯国家利益的，而中国经济萎缩和崩溃将会对俄罗斯的安全，特别是东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安全构成威胁。在可预见的未来，俄罗斯还没有看到中国出现政治混乱和经济萎缩的迹象[10] (pp46-48)。
三、关于“中国威胁论”与“中国机遇论”
由于中俄两国人民曾经相互隔离将近三十年，加之两国都是迅速发展变化的国家，因此，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在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过去的年代。在俄罗斯社会中，一些人还保留着过去(苏联时期)把中国人视为敌人的看法，所以存在着反华情绪。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不断增长，中国成为比俄罗斯更强大的经济大国和更有政治影响力的大国，“中国威胁论”油然而生，而中国缓慢的民主改革又为俄罗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提供了反华依据，加之普通俄罗斯人缺乏对当代中国的真实了解，所以新的反华倾向又有所抬头。但俄罗斯的反华情绪并不具有固定性和普遍性，也不存在固定的反华集团和反华力量，反华宣传也不是经常性和大规模的。
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社会中的反华情绪主要有以下根源：
1.苏联时期珍宝岛冲突时进行反华宣传所培植起来的老的反华观念。这种观念保留在普通俄罗斯人的记忆中，特别是在西伯利亚和远东的居民中。
2.把中国视为强大的经济和政治对手。这种看法主要集中在年轻的企业家和知识精英中。
3.在自由派和企业家群体中存在着反共产主义情绪。
4.台湾的宣传在俄罗斯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中间具有一定影响。
5.普通人对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存在的问题缺乏客观真实的信息。
6.与中国接壤地区，特别是可以过境的地区，俄罗斯老百姓对中国经济成就产生嫉妒感[11]。
而反华言论也大都以“中国威胁论”为主：
1.中国拥有庞大的人口，对俄罗斯远东地区形成人口威胁[12]。
2.中国打算吞并俄罗斯东部。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中国有可能采取武力，对俄罗斯构成军事威胁。
3.中国努力占领国际市场，在吸引外资方面成为俄罗斯的竞争对手。
4.中国对国际安全构成威胁，因为中国有可能对台湾使用武力。
5.中国如果出现经济崩溃的现象，会对周边国家产生灾难性的难民威胁。
进入普京时代以后，俄罗斯实施大国复兴的战略，努力实现强国富民的计划，将开发远东作为自己的战略目标。一部分政治和经济精英看好中国的发展前景，希望借中国发展的机会来实施自己的战略目标，于是又出现了“中国机遇论”。
比如，有学者指出，过去我们把西方作为自己惟一的救世主，以为最主要的威胁来自东方，尤其是中国。其实，俄罗斯的国徽就是双头鹰图案，我们应将目光同时瞄准东西方。现在俄罗斯的战略目标是开发远东，中国的战略目标是开发西部内陆地区，在这方面中俄有共同利益。中国是目前世界上发展最迅速的国家，俄罗斯应理性地利用这一契机为本国谋利。中国的劳动力资源是西伯利亚和远东发展不可或缺的部分，俄罗斯应当抓住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契机开发西伯利亚，将西伯利亚这节车厢挂到正在提速的中国列车上，使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摆脱停滞局面，实现经济的发展，这对俄罗斯来说确实是一件好事。而有人认为中国扩张可能导致俄罗斯丧失西伯利亚和远东的控制权，这种看法是不理性的，过于情绪化。对于国家而言，排外心理有时会招致毁灭性后果[13]。
季塔连科在一次国际会议的发言中说，俄罗斯和中国的根本利益和目标应当是一致的。俄罗斯振兴与富强的道路是与中国有着密切关系的。俄罗斯对中国保持经济高速增长和社会稳定的经验很感兴趣。今天，俄罗斯经济实现了6％-7％的年经济增长速度，也为两国的政治和经济合作提供了更多的可能。只有发展和加深两国的睦邻友好与战略协作，两国人民才能沿着共同发展的道路前进①。
俄罗斯很多有识之士都指出，中俄两国都非常关注各自国家机体的健康和完整性，在不干涉彼此内政的基础上，都希望获得邻国最大限度的理解和支持，使双边关系迈上新的阶段。在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中俄两国都面临着相同的历史任务：致力于国内的改革和发展。俄罗斯要实现强国富民的战略目标；中国要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战略目标。两国都需要为保证国内的改革和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而且，两国经济有很强的互补性，合作潜力巨大：俄罗斯是资源大国，中国是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市场广阔，加之，中俄在地理上连成一片，交通便利。中俄应该加强合作，实现共同发展。
应该说，进入21世纪，中俄关系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突破性进展，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充实和巩固。比如，签订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成立了“上海合作组织”，彻底解决了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进一步加强了国际领域的合作，并在今明两年相互举办“国家年”活动。俄罗斯开始更多地关注与中国的合作。俄罗斯官方称俄中关系总体上是“相互信任”和“不存在问题”的。俄罗斯的反华情绪有所沉寂。“中国威胁论”逐渐被“中国机遇论”所取代。两国关系的发展出现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
四、关于俄中关系中存在的问题与建议
20世纪中俄两国关系走过了曲折的历程。50年代是两国结盟时期关系最好的10年。人们把这个时期称作中苏“蜜月时期”。从60年代开始至70年代末的大约20年间，两国之间的矛盾与分歧继续发展，关系不断恶化，从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发展到国家关系上，两国关系最后发展到对抗关系。80年代是中苏关系实现正常化的时期。到80年代末，两国关系终于实现了正常化。90年代初苏联解体后，中国承认俄罗斯是苏联国际法地位的继承者，双方顺利实现了由中苏关系向中俄关系的过渡。从这时起，两国关系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特别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订以来，两国关系取得了高水平的发展。
远东所的有关研究人员在今年举行的中俄社会科学论坛上指出，目前的中俄关系是一种新型的国家关系，是中俄两国漫长历史的继续，也是两国关系史的组成部分。通过对中俄两国历史、现状和前景的分析，可以得出结论，中俄两国整体国家关系惟一稳定的基础是完全消除互不信任的状况，增进相互理解，加强相互信任，这样才能使两国关系迈上新阶段②。
最近几年，一些中国问题的研究人员不断为决策部门提供有关中俄关系方面的研究报告，为政府制定对华外交政策出谋划策。有一份报告对中俄关系的现状做了如下描述并提出一些建议[14]：
1.俄中在战略伙伴关系基础上的紧密联系具有现实和客观的基础。这种基础就是两国在现代世界中拥有一致的利益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国际问题的共同看法。莫斯科和北京都主张建立多极世界，反对在世界建立一个实力中心的霸权。俄罗斯和中国都希望加强自己在世界中的作用和影响，而只有加快和稳定两国的经济发展才能实现这一目的。为此，必须同工业发达国家和所有周边邻国开展积极的合作。2001年签署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实际上确立了“战略合作，但不结盟”的模式。
2.俄罗斯应制定连贯性的对华政策，目的是使邻国的利益与解决我们本国的发展任务，包括地区的发展任务，首先是远东劳动力奇缺问题结合起来。可以有效地利用中国投资建设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并使其现代化，开发新矿区，在俄罗斯传统的机器制造业中心恢复和发展高科技企业。中国的东北地区在这方面最有前途。
3.由于国土面积和同俄罗斯接壤等因素，中国应该在我们的对外政策中占有优先地位，其重要地位不亚于欧洲或美国。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应该通过俄罗斯对外方针的调整体现出来。
目前俄罗斯国内对华关系的主要问题是缺少连续性。实际上莫斯科至今没有完整的对华政策。只是常常采取一些同某个国际事件以及眼前的经济需要或某个政治经济集团的利益有关的措施。俄罗斯在很大程度上依然继续实行以西方为重点的政策，这并不是说，俄罗斯力求每一步都同美国和西方的立场协调一致(像90年代初那样)，而是俄罗斯还没有充分认识到(不是在声明中，而是在现实中)，世界和俄罗斯的命运并不总是由西方决定的，俄罗斯不仅是欧洲国家，还是亚洲国家，而俄罗斯作为强国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保留和发展西伯利亚和远东。为此，对华关系，也同对日本、朝鲜和其他亚洲国家的关系一样，可能比同西方的关系更重要。虽然俄罗斯奉行的是多极化外交方针，但主要定位还是同美国和欧洲加强联系，其次是同独联体国家，最后才是同亚洲。中国在这个序列表中远没有排在第一位。这样做最终对俄罗斯是有害的。
4.大多数国立大学应该引进或扩大汉语教学，并成为各专业职业培训的组成部分。这方面最重要的问题是干部。虽然我们在东方学研究和东方语言教学中具有丰富的传统，但俄罗斯的教育体系首先是面向西方的。今天，东方语言教学和东方学研究只集中在有限的几所大学里。经济、历史、国际法、新闻等专业的绝大多数专家学的都是西方语言。俄罗斯的教育体系应转向东方：法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懂中文应成为一条准则。这些人的数量可能不会超过懂英文的专家，但绝不能少于懂法文或德文的专家。
5.中国问题和其他东方国家问题的专家应该在国家机构和国家权力机关直至最高国家机关中担任相应职务，这样才能够使国家领导人更好地理解东方政策和俄罗斯亚洲部分的需求。在现阶段，众所周知，最高领导层中没有一位精通中国或其他东方国家问题的专家。苏联解体后，没有一位负责亚洲事务的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是中国问题专家(苏联时期不是这样)。总统办公厅也没有中国问题专家(苏共中央机关不是这样)，政府部门以及议会或其他权力部门都没有这样的专家。这种局面必须改变：应该将研究中国和其他东方国家问题的专家招募到俄罗斯国家机构的相应部门中。这样做有利于制定更合理的东方政策，使俄罗斯领导人能够更客观地看待整个世界以及俄罗斯在世界上的作用。
6.必须采取坚决措施，消除经贸合作中的消极倾向，为中国投资(同所有外国投资一样)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还应参照中国经验在俄罗斯远东地区建立自由经济区(享有特殊税收地位)。依靠优惠的税收政策，吸引外国投资者在自由经济区建立新的企业，这样会促进经济的发展，增加就业岗位和该地区的居民人数。建立自由经济区问题早就讨论过，包括在最高领导层，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采取实际步骤。只有将一些生产企业从中国转到俄罗斯来，才能减少从中国成品的进口。最后，必须制定合理的税收政策，以便恢复机器制造业以及高科技产品和成品在俄罗斯出口中的地位。
7.在移民方面，必须采取彻底的措施，将现行的禁止移民的政策改为有效控制移民的政策。必须认识到，尽管人口稀少的俄罗斯远东地区目前的无序和非法移民确实能够造成严重问题，但是，在这一地区不实行开放政策，不引进和补充劳动力资源，这一地区就不可能得到发展。因此，在远东人口发展规划中应该考虑到一系列措施，包括：
(1)留住当地居民；
(2)从俄罗斯其他地区和独联体国家引进讲俄语的居民；
(3)有控制性地引进其他国家的劳动力资源，明确人数、国籍、文化水平、专业和加入俄罗斯国籍的前景等。
在这方面可以借鉴奥地利、加拿大和美国(在墨西哥边界)的相关政策。
8.在意识形态方面，必须采取有效措施，改善中国在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形象。媒体和电视应该更客观地报道中国，报道中国的蓬勃发展和给俄罗斯提供的机会，宣传中国当局采取措施，解决令俄罗斯居民不安的问题(比如，调整文明贸易，禁止非法移民等)，不要报道那些有负面影响的消息，比如邻国有入侵倾向，只想占领俄罗斯领土，用非法移民和伪劣商品充斥俄罗斯等。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只有当我们国家被排斥在社会经济发展之外时，发展中的中国才会对俄罗斯构成威胁。同中国合作，而不是对抗，符合俄罗斯根本利益和莫斯科多方位外交政策的需要。
注释：
①参见2006年6月19-20日在北京召开的中俄社会科学论坛《“中俄关系：历史、现实与未来”国际会议论文集》第5-12页。
②参见2006年6月19-20日在北京召开的中俄社会科学论坛《“中俄关系：历史、现实与未来”国际会议》第19-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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