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妇女的守节和再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清代论文,妇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清代著名文学家方苞在《岩镇曹氏女妇贞烈传序》中说：“尝考正史及天下郡县志，妇人守节死义者，周、秦前可指计，自汉及唐亦寥寥。北宋以降，则悉数之不可更仆矣”（注：《方苞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05、230页。）。为什么会这样？原因是自宋以后，随着程朱理学成为官方哲学，它所宣传的那套夫为妻纲的道德说教，也被抬到至高无上的地步，反映在婚姻关系上，便有“从一而终”、“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种种奇谈怪论。为了配合这种论调，由皇帝带头，旌表节妇贞女。各级政府和地方乡绅也层层配合，紧相呼应，并愈演愈烈；到了清代，“贞节”二字便成了规范妇女“人伦之大，风化之美”的最高准则了。（注：魏象枢：《寒松堂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729页。）
清朝政府旌表节妇的活动，从顺治初年即已开始。元年（公元1644）七月，顺天府督学御史曹溶向摄政王多尔衮上谕，要求按明朝旧制褒扬节孝，“恤其子孙，旌其门风，以励风节”（注：《清世祖实录》卷6，第2～3页。）。据《明会典》载：凡民间寡妇三十岁前夫亡守节，五十以后不改节者，属旌表之列。（注：万历《明会典》卷79。）按明旧制，就是照着《明会典》的标准进行表彰。在得到清廷认可后，曹溶于次年十一月申报了直隶境内年轻守节的李端氏等10名节妇名单。（注：《清世祖实录》卷21，第21～22页。）接着其他官员也陆续有所呈报。为了表示对旌表活动的重视，清廷从顺治四年（公元1647）起，每到节庆日发布“恩诏”，都加入了要地方有司注意咨访节妇的内容（注：《清世祖实录》卷33，第12页；卷41，第15页；卷53，第15页；卷108，第13页。）；又规定：受旌者除政府给银建坊外，还可赈给米粮。（注：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403，第10～11页。）后来又一度规定民人之妇自二十岁守节至四十岁，亦可准予旌表。（注：《清世祖实录》卷137，第21页。）
根据《清实录》的记载，从顺治九年（公元1652）起到十八年（公元1661）的10年里，共旌表节妇403人，烈妇175人，两者相加，年平均57.8人（节妇年平均40.3人）（注：顺治九年以前，各省虽不断上报节妇、烈妇，但都只说“章下有司”，结果如何，未见下文。自顺治九年起，才有正式批复，下旨“给银建坊”，所以，我们也从这一年开始，计算旌表节妇的人数，以下有关节妇的统计数字，均摘自各朝实录，不再一一列注。）康熙一朝共61年，旌表节妇总数4822人，年平均79人。其中的烈妇、烈女，因康熙二十七年（公元1688）五月下诏，以人命重大，轻生从死事属反常，对夫（聘夫）死妇人随之自殉，实行“永永严禁”（注：《清圣祖实录》卷135，第16页。），故停止年终汇集题拟，但至二十七年止，上报烈妇也有239人。
雍正帝胤禛继位后，对表彰贞节更不遗余力。他先是下诏责备直省大吏对此往往视为具文，并未广咨远访，致山村僻壤，贫寒耕织之人“轻为沮抑”（注：《清世宗实录》卷4，第13～14页。）。接着他又批准了礼部遵旨议奏的，若“节妇年逾四十身故者，守节已历十五载以上，亦应予旌”的定例（注：《清世宗实录》卷12，第9页。）。这比先前确定的条文，在尺度上又放松了一步，从而使雍正年间（公元1723～1735）节妇受旌人数达到9995人，年平均769人，约相当康熙年间平均旌表数的9倍多。乾隆时，受旌节妇的人数仍继续增长。在头十几年里，年旌表人数少则千余，多的达两千几百人，截至乾隆十四年（公元1749），累计总数32521人，年平均2323人。有的像江苏省，岁上报至二百余人，以至节孝祠中几无可容致祭之位。由于人数增加太快，乾隆十五年（公元1750），江苏巡抚雅尔哈善上疏提议：各省题旌时应加区别：一类是“果系节而兼孝，或能教子成立，或贫无依倚，艰苦自守，或毁形自矢，百折不回，奇节卓著，非寻常可比者，请旨特为建坊，入祠致祭”；另一类只“循分守节以老者，准其汇题入祀，不另建坊”（注：《清史列传》卷22，《觉罗雅尔哈善》。）。经礼部等有关部门的讨论、奉旨批准，同意了雅尔哈善的疏请。从此，除少数事迹突出者外，多数采取于祠内统一建碑陆续刻名，同时载入本州县志书的办法加以旌表，至于建坊和设位奉祀，就免去了。（注：《清高宗实录》卷344，第11～12页。）尽管如此，乾隆十五年至六十年（公元1750～1795）的46年间，由朝廷旌表的仍有33679人，年平均732人。嘉庆一代（公元1796～1820），较之乾隆时旌表人数又有所增加，在统共25年里，批准了29179人，年平均1167人。
道光四年（公元1824），因安徽省全椒县民妇王杨氏守节13年身故，按照成例尚缺两年，无法请旌。礼部援引乾隆三十六年（公元1771）题准的“旌表已故贞女不拘年限”的定制，请求稍加变通。于是，凡已故节妇只要待满十年，非其节之有亏者，均可取得旌表资格。（注：《清宣宗实录》卷75，第26页；《道光礼部则例》卷48，第11页。）到了同治十年（公元1871）又定：“嗣后孀妇守节至六年以上身故者，一体旌表”（注：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404，第24页。）。由于旌表的标准不断放松，每年请旌的人数也在急速增加，道光朝的三十年间（公元1821～1850），由朝廷批准建坊表彰的节妇多达93668人，年平均3122人。咸丰朝不包括《实录》所载采访贞节妇女23629人，以及七、八、九3年另载贞孝节烈妇女4804人，总数亦有77025人，年平均7002人。及至同治元年至十二年（公元1862～1873）的12年间，朝廷旌表节妇更增加至190040人，年平均15837人，其中最高的同治十年（公元1871），竟有25347人。
尽管清朝政府不遗余力地旌表节妇，但仍有很多人被拒之于外，特别自乾隆十五年实行两级旌表制度以后，矛盾就更突出了。钱泳《履园丛话》载：“国家有旌表之例，觉罗雅公巡抚江苏，奏准不许滥冒，遂使陋巷穷嫠向隅饮泣。”嘉道时著名学者姚鼐亦言：“乾隆十五年礼部从江苏巡抚奏，以天下为节妇者众，不可尽予旌表，乃别定为格，如格者乃旌表。而女子之行，或出于人们所难能，不幸不及格，有终不予旌表者矣。”（注：姚鼐：《惜抱轩全集》，中国书店1991年版，第59～60页。）据道光十年（公元1827）江苏有关当局报告，自道光元年起，几年内，仅武进、阳湖两县，一次就采访得应补旌表的贞孝节烈妇女3018口（注：《道光礼部则例》卷46，第1页。）。张符骧在《范家浅缪节妇待旌记》中，历举了他亲戚和周围所见的四个例子，说明有的节妇虽然守节已合年限，于例久宜旌表，但或“以家贫故，壅于上闻”；或“以年远故，反逸之”；也有因“子贱无力赴告于有司”，以至无法享受旌表之荣。（注：《依归草》卷3。）另一个叫赛琠的也说：节妇请旌，“在富饶者犹易托于有力之口，而贫
者往往泯灭而勿彰”（注：《碑传集》卷152，《马节妇传》。）可见漏旌者远不在少数。至于因守节不够年限，或基于各种缘故与旌表不得沾边者，当然就更多了。
旌表节妇，只不过是让寡妇为丈夫、为男子守贞从一所采取手段的一个方面，其他像不断的舆论灌输，以及还有许多烦不胜烦的劝惩措施，目的都是为了给妇女造成强大的压力。早在顺治十二年（公元1656）世祖福临在给一本专为规范人们行为的《内则衍义》序言中提出，要把“守贞殉节”作为重要内容加以倡导。各级地方官员对此亦不遗余力，嘉庆时任湖南布政使的叶佩荪，推行保甲制度，其中的一项内容，就是向耐贫守节者周以布粟，表其门闾，使“乡里争以为荣，愚民咸知劝善”（注：徐栋：《保甲书》卷2，《饬行保甲》。）。又如龚景瀚建议于各乡设乡铎一员，每逢初一、十五，会同乡官，传集百姓讲解“圣谕”，并要听讲民众公举孝子、顺孙、义夫、节妇，“素行为善者书之善册”，进行表扬（注：《保甲书》卷3，《请设立乡官乡铎议。》）。各地的“乡约”、“乡规”，也往往都要写进有关表彰节妇、烈女的条规（注：《保甲书》卷3，《请设立乡官乡铎议。》）。一些宗族组织亦不例外，如江西《临川孔氏家谱·家规》中有“贞节孝义，千古垂芳，族长应加意访问，有年少孀居，不轻出闺门，举动礼法自闲，而能孝敬公姑，教子成人者，公举旌奖。”（注：《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第3编，齐鲁书社1980年版，第1册，第50页。）乾隆二十五年（公元1770）江苏宝应刘姓入谱条例中记载：“女子适人而守节者并载”；“无论妻妾守节，俱载，其题旌节孝，并为立传”（注：乾隆《宝应刘氏家谱》，《谱例》。）。浙江山阴徐氏家庭规定，嫠妇例旌而无力上请者，由族人“代为请旌悬额”（注：光绪《山阴安昌徐氏宗谱》卷2，《义庄条规》。）有的家庭还特别规定优恤措施，苏州范氏立章：“寡妇守三年者，本房房长及亲支保明，批给本名一户米，五年以上加一户，十年以上加二户，十五年以上加三户，二十年以上加四户”；“三十岁以内守节至五十岁者，已合国家旌表之列，优加五斗”；“如内有无子孙者，再加一户”；“如本族聘他姓女未成婚而亡，能归本族夫家守节者，给加。”（注：乾隆（苏州）《范氏家乘》卷15。）江苏苏州席氏孀妇赤贫为夫守节，“虽在壮年，亦准给米，如有幼稚子女，照口发给，子壮其子停给，孀妇不停。”（注：光绪《唐氏世谱载记》卷12，《义庄条规》。）昆山王氏青年守寡，“除给食米外，每月加增火费七折，制钱四钱，以资纺织”（注：光绪（昆山）《琅琊王氏谱略》卷10，《义庄条规》。），等等。从乾隆时候起，在江南一带还陆续出现了由政府倡导、地方乡绅牵头经理的“清节堂”、“恤嫠会”、“保节局”等组织，这在开始主要出于救助贫困孀妇的需要，后来鉴于各地“争醮”、“逼醮”、“抢醮”之风日盛一日，于是又注入了有关捍卫寡妇贞节的内容。（注：参见梁其姿：《清中后期慈善组织的“儒生化”——以清节堂为例》，《华夏文明与传世藏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在正面表彰的同时，统治者们也没有忘记贬低或丑诋再嫁妇女及所谓不贞者。根据《清律》，“再嫁之妇不得受封，所以重名器也。命妇再受封，义当守志，不容再嫁以辱名器”（注：《大清律例刑案汇纂集成》卷4，《户律婚姻》。）根据这一原则，儿子做官，推恩封赠父母，也“不得及再醮之母”。有人更进一步提出，“凡娶再醮之妇而又无子者，止当以妾论”（注：曹续祖：《再醮不得为继妻论》，《清朝经世文编》卷65。）。无独有偶、江苏《晋陵奚氏宗谱·义例志》中，就写着奚姓娶妻，若“再醮来者”，谱中就“书侧室某氏”，再嫁者竟然连当妻子的名分都给剥夺了。而光绪《苕溪吴氏家谱》干脆规定：“娶孀妇不书”。在如此风气影响下，因寡妇再嫁，竟影响到父母、兄弟、子侄间的关系。有一个读书人死了妻子，继娶某孀妇，婚后有感于两人身世，写了一首诗，其中有句云“同是人间不幸人”。他儿子读了后，大表不满，把“幸”改成“义”字，成了“同是天下不义人”，用以谴责不能守贞的继母，同时也埋怨父亲不该续偶不讲对象（注：龚炜：《巢林笔谈》，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5页。）。有的妇女虽然后来表现良好，守节殉夫，但因“前节有亏”，是已醮妇，便再“不得请旌”。江苏阳湖县令某处理此案后，写了一首诗：“分钗劈凤已联年，就义何妨晚概愆。鸠以换巢难择木，鹤经别调任更弦。也同豫让传千古，莫恨苏章有二天。究胜世间长乐老，几回生敬又生怜。”（注：钱泳：《履园丛话》，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35页。）诗中对此妇表示了既同情，又格于“义例”不得不作此处理的感叹之情。由于统治者不遗余力地倡导和竭尽鼓噪之能事，在民间，青年失偶，“或不能守，其姊妹多耻之”（注：光绪《吴川县记》，卷2。）。有的地方甚至出现“彼再嫁者，必加戮辱，出必不从正门，舆必毋令进宅，至穴墙乞路，跌足蒙头，群儿鼓掌掷瓦石随之”（注：康熙《休宁县志》，卷1。）的可怕场面。正是处于如此强大的政治舆论笼罩下，在清代，越来越多的妇女自觉不自觉、自愿不自愿地沦为“从一不二”信条下的牺牲品。
二
按照清朝政府的旌表规定，虚岁30是一个断限，在此以后居孀者，便不在旌表之列。依着这个原则，我把统计所得的4235个守孀时妇女年岁，分成若干年龄组，罗列如下：
20岁以下（包括20岁）872人 占20.59%
21～25岁
1706人 40.28%
26～30岁 1657人39.13%
上列年岁都是按当时习惯以虚岁算的。所录4235个数据，有3797例录于各地方州县志，余下438例，分别出自《清代碑传全集》中的列女传、《清代闺阁诗人征略》，以及有关文集。在所列三组数字中，所占比例最大的是21～25岁，达40.28%。然而更令人触目惊心的是20岁以下守孀者也占有20.59%。照着现在18岁为成人的标准，她们中大多数（以虚岁19岁为准，共有553人，占872人中的63.42%）不过初涉人世，还没有来得及享受更多的青春甜蜜，便关上了花季生活的大门，为求取旌表，须寂寞孤灯，了此一生。
有人说，“孤儿寡妇，乃天下穷民无告者，即名门右族多有失所”（注：石成金：《传家宝》，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27页。）。在当时男子为主导的社会里，妇女死了丈夫，立即会觉得失去依靠，或面对家庭、亲属、家族、社会错综复杂的关系，感到无所适从，所以有人便选择了从殉的道路。夫死妻殉，这叫做烈妇，原可得到旌表，后来鉴于从殉请旌人数不断上升，这才下诏，除妇女拒奸自尽，或逼嫁致死，即“守正捐躯”者，可仍予表彰，其余一律停止，这在前面已有述及。严禁从殉的理由是人命关系重大，岂可妄捐躯体，似乎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实际上还有其他原因。雍正帝曾下谕说：“不知夫亡之后，妇职之当尽者更多。上有翁姑，则当奉养以代为子之道；下有后嗣，则当教育以代为父之道。他如修治蘋蘩，经理家业，其事难以悉数，安得以一死毕其职乎。”（注：《清世宗实录》）卷67，第4页。）只有代亡夫完成孝养公婆、教育子女、治家立业以后，这才算完成妇道之职。殉夫尽管悲壮，却在逃避责任。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许多居孀妇女，不得不忍辱负重，艰苦地踏上人生后半程。有关情况，我们在清人文集、方志等“节妇”、“列女”传中可以找到很多的例子。这些妇女为保全名节，几乎都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正如当时人常把妇女守节说成是“苦节”，或者用“历尽艰辛”、“劳瘁难惫”、“心力憔悴”等言词加以描述。说明她们要走完这一历程，是很不容易的。有一则资料，叙述婆媳二人都年轻守孀，相互依怜，面对此情此景，婆婆写诗有“可怜两世孤孀妇，相对朝朝泪不干”之句（注：施淑仪：《清代闺阁诗人征略》，上海书店1987年影印本，第202页、649页、567页、263页、499页、202～203页、169页、206页、202页。），真可谓血泪之言。根据我查阅到的资料，清代妇女守孀年限最长的竟达到92年（注：光绪《顺天府志》卷112。）这是多么漫长的岁月，需要付出多大的毅力，忍受多大的心灵伤痛！
当然，在持节妇女中不乏有熬到可以请旌的年岁，有的苦去甘来，晚年还享受到了儿孙们给予的欢乐。但更有相当一部分人，在身心的双重压力下，往往正值盛年，便过早地夭折了。这样的例子也是很多的。天津符任氏，17岁嫁，18岁寡，本来尚有孀婆杨氏与之相依为命，后来婆婆也死了，接着唯一的女儿出嫁，她孤独一人，缺少依靠，才38岁就过世了。（注：《方苞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05页、第230页。）吴县汪吴氏，20岁出嫁，7个月丈夫病死，不到两年遗腹子殇，接着又给公公送了终，连续的打击，使她的精神彻底崩溃，“哀毁成疾”，才23～24岁，便结束了一生。（注：施淑仪：《清代闺阁诗人征略》，上海书店1987年影印本，第202页、649页、567页、263页、499页、202～203页、169页、206页、202页。）乌程人金顺，是中书汪曾裕的妻子。她19岁嫁汪，27岁寡，隔了年把，婆婆又去世了，留下6岁孤儿和一个年迈的公公。族人们见其可欺，欲谋其孤，夺取财产。金氏为保住儿子性命，不得不将他“
之楼上，去其梯，每饮食，必先尝而后与之”，过着提心吊胆的生活。这样过了两年，不到30岁，金氏就心力交瘁而死。再如吴县吴陆氏，19岁嫁，十日而寡，“矢志不嫁，归依其母，母殁，随父侨居，卖画自给。未几父又殁，鬻身为婢以营葬。”结果被坏人所乘，触石而死。（注：施淑仪：《清代闺阁诗人征略》，上海书店1987年影印本，第202页、649页、567页、263页、499页、202～203页、169页、206页、202页。）昭文县项吴氏、丈夫病危时对她说：“老母在，毋殉我”。待殓毕，吴氏想用自杀以求解脱，婆婆说：“你毋忘你夫言”。两年后，婆婆死，她又想自杀，母亲又提醒她：“姑与夫未葬，汝不得死”。这样吴氏只好等待把丈夫和婆婆营葬完毕，才得“不食死”。这一年，她不过26岁。（注：施淑仪：《清代闺阁诗人征略》，上海书店1987年影印本，第202页、649页、567页、263页、499页、202～203页、169页、206页、202页。）其他像南汇王叶氏，17岁嫁，18岁寡，24岁亡；吴江李徐氏，婚后两年寡，不久“抑郁而卒”（注：施淑仪：《清代闺阁诗人征略》，上海书店1987年影印本，第202页、649页、567页、263页、499页、202～203页、169页、206页、202页。）；宣城张詹氏，18岁嫁，19岁寡，27岁卒（注：《施愚山集》，黄山书社1992版，第349页。）；会稽徐朱氏，18岁嫁，20岁寡，38岁故；侯孟氏，18岁嫁，同年末寡，23岁死。（注：《施愚山集》，黄山书社1992版，第446页。）都是因为寡妇难当，身心压力过重，早早结束了生命。
根据我的初步估测，清代妇女大致30岁以前年轻守寡者中的死亡年龄，不足45岁的人数比例上当超出45岁以上者，其中不少无子无女者，不得不以身殉全节。正如有人所言：“无子无食，难乎其为节也。”（注：张士元：《嘉树山房集》卷11，《书朱烈女事》、《书孟烈妇事》、《书沈节妇事》。）倡导女子守贞不二，实在是给妇女带来无尽苦难的一条罪恶绳索。
三
其实，就在人们甚嚣尘上地倡导妇女从一守节的同时，社会上也存在着一股要求妇女再嫁的强大压力；因为人们总不能脱离现实，只沉湎于某种道德说教之中。何况像要求妇女从一守节这样的准则，本来就充满着伪善和苦痛。
一些稍具头脑、同情妇女命运的士大夫们早就看到了这一点。大学士朱轼就说：“今欲使妇人尽守从一而终之义，虽颠连无告，而孤寡
之死靡他，恐尧舜之治，天下有所不能。”于是便出现“有夫亡而妻嫁者，即有母嫁而女从者”。（注：《朱文端公集》卷3，《三父辨》。）朱轼在康雍两朝都当过大官，还是乾隆帝弘历的老师，是个深受朱子儒家学说影响的正统官僚。即使这样的人，也认为寡妇再嫁是理所当然的。比朱轼稍晚一些的钱泳说得更坦率：“余谓宋以前不以改嫁为非，宋以后则以改嫁为耻，皆讲道学家者误之。”他认为寡妇再嫁与否，得视“门户之大小，家之贫富，推理揆理，度德量力而行之”，不能像道学家那样划出一定标准。钱泳还引用别人的话说：“兄弟以不分家为义，不若分之以全其义；妇人以不再嫁为节，不若嫁之以全其节。”（注：钱泳：《履园丛话》，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12页。）对于那些年轻贫穷、无子无女的孀妇来说，劝令改嫁，实在是保全她们名节的最好方法。此外像张士元所说：孀妇“或以无子而去，或以无食而去，或竟不自持而去，圣人不能禁也。”（注：张士元：《嘉树山房集》卷11，《书朱烈女事》、《书孟烈妇事》、《书沈节妇事》。）；蓝千秋也说：“从一而终者妇人之义，然至于夫亡子弱，势无可倚，或勉强改适以存，夫后幸有济，君子犹将怜其志而原之。”（注：《碑传集》卷151，蓝千秋：《魏节妇传》。）如此等等，都是因为他们目击现实，对妇女再嫁采取默认和同情的态度。至于像钱大昕、俞正燮等人针对道学家们所发男子可以再娶、多娶，女子却必须守节从一、不得再嫁所作的谴责，那就涉及范围更广，不单指孀妇而言了。（注：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8，《答问五》，《问妇人之义从一而终》条；俞正燮：《癸已类稿》卷13，《节妇论》。）
当然，上面所发的议论，主要是从体谅寡妇处境角度而说的。其实从社会学的角度进行考察，人们之所以要求寡妇再嫁，那是有深刻原因的。
（一）男女性比例失调是促使寡妇再嫁的外在动因
在传统社会中，由于重男轻女，以及普遍存在的溺婴事实，使得男女性比例处于极不正常的状态。据有的学者推算，清中期的男女性比例大致是100:113～119之间，男子远多于女子。（注：姜涛：《中国近代人口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0页。）如果加上某些男子的多妻制（主要是纳妾），使得相当一部分男子无法得到配偶。而大量守孀妇女的存在，则更加剧了男子娶妻的困难。鞠德源教授根据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档案，统计了道光二十六年（公元1846）清宗室46族男女名册：男5618人，女5277人，男女性比例是100:106，略低于一般百姓之家。但孀妇人数却很可观，共1263人，约占全部人口的11.6%（注：李中清、郭松义主编：《清代皇族人口行为和社会环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80～181页。）。宗室队伍中孀妇众多，除皇族为人们表率，受到更多的传统伦理说教有关以外，更重要的是因为清朝政府优遇皇族，有比较完备的生活保障机制，凡“孀妇无子可继者”，经本管族长、学长等保结，每月给银2两，季支米5.3石（注：道光《宗人府则例》卷21，第16页。）。孀妇既无生活后顾之忧，家长、族长们当然可以要求她们全力守节。至于通常百姓，孀妇的人数比例不会那么高，我们估计为8～9%，这大体能够通过。按清代人口，乾隆晚期已超过3亿，道光年间达到4亿。且以3亿为准，再照100:113～119的性比例进行推算，妇女数是13689～14079万人，8～9%的寡妇比例，便是2400～2700万人，占妇女人口的17～19.2%和17.5～19.7%。清代寡妇守孀时的年龄结构，除少数有15岁以下者，一般均在15岁以上（虚岁16岁），其中15～45岁这一层次约占一半或一半稍多，即1200～1500万之间（注：根据瑞典人口学家桑德巴所定人口年龄构成的标准，15～49岁可占到总人口的50～50.5%，50岁以上的占10～30%（参见刘铮等：《人口统计学》，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2页）。清代妇女的平均婚龄偏低，把守孀年龄的半数或半数稍多定在15～45岁间，不致有大的偏差。）。她们无论在生理或心理上，都是再婚重组家庭的合适年龄。用“从一而终”、“好女不事二夫”的荒唐原则将其禁锢起来，不让再嫁，这不单是对千百万妇女青春的摧残，在性比例失调的清代，中下层百姓本来已艰于寻觅异性伴侣的情况下，无异又是雪上加霜，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清代愈演愈烈的逼醮、扛孀、抢寡事件，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各类案件（注：[日]夫附图：
進：《中國明清時代にぁけ为寡婦の地位と强制再婚の附图：
習》，見前川和也编《家族、世带、家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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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以前の世界ゥわ》，京都シネルウァ附图：
房，第249～287页。），在相当程度上亦是因为寡妇守节，加剧男女性比例失调矛盾，人们不得已作出的激烈反应，具有一定的社会合理性。
（二）家穷无法生活，迫使寡妇不得不嫁
在当时，男子是一家之主，是家庭的经济支柱，妇女处于从属地位。在上无公婆、下无财产可以依靠，有的又无子女或子幼无恃的情况下，死了丈夫，等于失去了生活的来源，往往立时陷入窘境。有人评论烈妇和节妇，节妇中富家和贫家说：“烈易而贞难，守贞者富易而贫难。”（注：蓝鼎元：《鹿洲初集》卷9，《贞洁汪太君传》。）烈妇尽管悲壮，易于引起人们的同情，只要拼得一死，便可永远了结痛苦。节妇则不然，必须把痛苦埋在心底，承受更长期的煎熬。至于节妇中富易贫难，是因为富者起码不用为衣食犯愁，一个贫苦寡妇，既不能外出营生谋食，种地又身单力薄，只靠十指度日，谈何容易。面对漫漫人世，有的寡妇既不能自杀以殉，又艰于独守饿饭，为了能够较正常地生活下去，只好选择再嫁之途。对于这样的一些再醮妇，人们常常采取同情、理解的态度。江苏上海县自清初至同治末的近230年里，以节烈著者至三千余人之多，称得上是个“励节”之乡。尽管如此，仍不能阻止众多的寡妇选择再嫁之途，“闾阎刺刺之家，因穷饿改节者十之八九。”（注：同治《上海县志》卷24。）因为她们是穷饿无以为活，是不得已而为之，是很难进行谴责的。
前面我们曾提到，有的家庭利用族产给贫苦寡妇以一定的经济资助，也有官员商绅出面组织清节堂、恤嫠会等等，其中的一个目的就是企图阻止贫苦寡妇因生活无着而出现再嫁的事。但面对成千上万须待周济帮助的寡妇们，这些少数官绅的善心，不过是杯水车薪，无济于大事。
在一些经济实力不足，或无族产的家族，面对贫困孀妇的生计，感到束手无策，不得已也只好放松对孀妇再嫁禁例，有的还写进了“家训”、“族规”。像寡妇“至若子女俱亡，公姑无靠，不能谋生者，亦可不必强守”（注：宣统《白沙陈氏支谱》卷首上，《家训》。）；族中孀妇，“或有家贫，无一可守，而势难终守者，听其别为调停，族规无庸苛责”（注：光绪《周氏三续族谱》卷2，《族规》。），等等。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宗人府档案中，我们发现一份道光二年四月初十日，由已故四品宗奕炳妻蔡氏与夫家所立的再嫁甘结。文中提到蔡氏因夫亡子死，亦无依靠，“不愿守节，情愿出其此姓，另外改嫁，再无反悔。”（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宗人府堂稿（来文）”436包。）连宗室之家，亦可因穷、无依靠，允许再嫁，对一般百姓当然更难约束了。家穷、无法生活，是促使寡妇再嫁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三）出于家庭财产原因
这里可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死了丈夫以后，夫家觊觎资财，逼令新寡媳妇再嫁，以避免立嗣得到继承权。这多发生在年轻守寡，又无子嗣人的身上。此类例子很多，而且常常可以从文人们描述的某些不顾劝诱、威胁，坚持苦节的节母、烈妇行述、事状中，间接得到印证。比如江苏常熟潘淑清，29岁时丈夫与公婆相继殁，又无子女。族人见其可欺，朝夕逼嫁，以图“遗赀”（注：施淑仪：《清代闺阁诗人征略》，上海书店1987年影印本，第202～203页、169页、206页、202页。）。还有像郑龙田祖母巢氏，20岁嫁，23岁寡，当“方寡时，内外人利其产，讽之嫁”，巢氏立大伯若驹子为嗣，以明其志。不久，若驹死，若驹仅存的另一子亦死，两房仅存巢氏一嗣子，于是“内外人益欺凌之”，务逼巢氏他嫁而后快。（注：徐珂：《清稗类钞》，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7册，第3070页。）山东某地因有富民逼嫁孀妇图产，妇不从，竟活活将其“勒死”（注：王培荀：《乡园忆旧录》，齐鲁书社1993年版，第370页。）。在李渔的《资治新书》中，摘载了两则族人图谋钱财迫孀妇再嫁的案件，一件发生在福建漳州府，夫兄卢文，利用委托掌管产业的机会，先是“盗卖其腴产千五百金之美业”，然后“更欲卖其棲巢”。逼令寡弟妹韩氏改嫁，“必欲噬寡吞孤，置之死地而后快”。另一则是母家亲弟秦孟，为贪图重价聘金，不顾妹妹新寡才三月，“缞绖不除”，便要她重新再嫁（注：《资治新书》卷13，陈斯征：《奸骗撤材事》；汪长源：《悬案逼杜事》。）。一些不谙世故的年轻寡妇，面对如此残酷激烈的争斗或各种花言巧语，无法应付，常常屈从压力，以同意再嫁求得解脱。
再一种情况是寡妇为使亡夫的财产不致被族人染指、吞灭，用招赘后夫的办法，加以保全。这里是寡妇采取主动，并广泛存在于西北各省，以及山西、四川、两湖、两广等农村，叫做“坐产招夫”。“寡（妇）
（恐？）人占其产而坐以招夫，鳏夫再得利其产而计图寡妇。媒妁说合有产之寡妇，可多得谢金，故有产之寡妇即可居之奇货也。”（注：乾隆《镇安县志》卷6。）陕西洛川一带，“富裕之家，子女不愿媳妇改嫁，而为之招夫。”（注：民国《洛川县志》卷23。按此事虽是民国年间事，但估计清代亦是如此。）这是夫家作主，为寡妇招夫。广西《荔浦县志》记有：“寡妇招夫养子，居其家室，占其产业，族人不以为异姓乱宗，往往赞成之。”在岑溪，“或子死以媳招夫为继子，亦受田宅，虽与理不合，而乡人习以为常。”（注：乾隆《岑溪县志》卷1。）寡妇招夫，承袭原夫财产，不但被允许，而且相沿成了“俗例”。坐产招夫得到清朝政府的首肯，据《清律》乾隆十一年定：“坐产招夫，听从民便，若私昵图谋，有伤风化者，应申禁族邻禀逐。”（注：大清律例汇辑便览）卷10，《户律·婚姻》。）只有当引起纠纷，或有伤风化之事而呈禀政府，国家才出面干预。
兄死，弟娶其嫂；弟死，兄收其弟妹，这也是寡妇再嫁的一种形式，在民族学上归于收继婚一类。直至清代，流行的地区仍相当广泛，且各地都有不同的叫法，如陕西、鄂西、湖南、四川叫“转房”、“剉裁”。湖北又作“就婚”、“续婚”、“挽亲”。鄂北称“伦婚”。山西呼“接交”。四川也叫“嫂就叔”或“叔接嫂”。浙江金华一带呼“插花婚”，临海等地作“接面”，浙南叫“续亲”。闽中有称“接节”的。广西、江西叫“转婚”、“转书”。赣南作“升房”等等。（注：以上称谓，均本自有关省份的地方志，此外也参考了董家遵：《中国收继婚之史的研究》，清华印书馆1950年出版。）由于弟娶寡嫂，兄收弟妹，牵涉到手足伦理之情，所以为清朝政府所禁止，《清律》将其归入“嫁娶违律”一类，照规定是要处以绞刑的。但在具体量刑时，考虑到不同情况，仍有所斟酌。凡“曾向亲族、地保告知成婚者，男女各拟绞监候，秋审入于情实”；“如由父母主令婚配，男女仍拟绞监候，秋审时核其情罪，另行定拟。”（注：《大清律例》，天津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21～222页。）之所以作此通融，是因为类似情况，在不少地区的下层民众中实在太普遍了。从传统礼教的角度，不得不严律予以制止，可实际又纠不胜纠，办不胜办，所谓法不责众，只好处于民不告、官不究的状态。
（四）妇弱子幼，缺少劳动力，以及其他原因
妇弱子幼，缺少劳动力，招夫入赘是解决一法。湖北巴东县，“或孀妇子幼，招他姓男人入室，谓之抚子承差；老年丧子，有遗媳招他姓入赘，谓之陪儿。”（注：光绪《巴东县志》卷10。）陕南定远等地，“妇人寡居生有子女，不能守者，招夫上门，名曰招夫养子。”（注：光绪《定远厅志》卷5。）无论是“陪儿”或“抚子承差”、“招夫养子”，都是出于对劳动力的需求。
一些死了妻子的男子，也常求娶寡妇。那是因为比较起来，寡妇更善于治家。陕西宜川县，“至丧妻再嫁，率重寡妇而轻室女，以室女不谙操作，寡妇必善持家。一有寡妇。居为奇货，索价动逾百金，恬不为怪。”（注：乾隆《宜川县志》卷1。）男子丧妻再娶，常常留下前妻子女，内部关系比较复杂，不易处理。一般说来，寡妇的阅历较初嫁女子丰富，知道如何应付场面，摆平矛盾；对于再娶男子而言，已经度过了年轻初婚时的那种充满神秘幻想的感情，需要的是有个好的贤内助，帮他管好家，使家庭内部不致矛盾四起。愿用重金招聘寡妇，不以再醮为嫌，正是基于如此目的。
另外，像有的父母或公婆，眼见女儿、儿媳年轻守寡，实在太苦太累，怕将来守不住，贻笑大方，出于怜悯而劝告及早改适。康熙时，广东梅州人吴氏，出嫁后才几个月，丈夫便一命呜呼。当时吴氏才20岁，无子女，且品行又好，于是“闻其行者，求婚接踵，父母与舅姑咸劝易志。”（注：彭定求：《南昀文稿》卷6，《闽南节妇林门是吴氏传》。）当涂吴氏，17岁嫁，18岁丧夫，“父母悯其少寡无子”，一面劝其归宁，一面动使媒妁，谋划将她再嫁。（注：《施愚山集》，黄山书社1992版，第445页。）又台宣城詹氏，18岁嫁，19岁寡，“父母尝怜讽之”，要她改变守志的主意，及早择婚再嫁，以得较好归宿。（注：《施愚山集》，黄山书社1992版，第349页。）上面几个例子，虽然最后都以孀妇坚拒再嫁了结，但至少说明在一般人心目中，不像道学家那样，以劝说寡妇再嫁为大逆不道。著名的《于清端公治家规范》中，就专门立有条规：“妇女不幸而失早殀，应该守节为是，其或青春年少，不能终节者，不妨善言，尽伊父母，令其改适，以免意外之诮。”（注：见《得一录》卷9）选择守节或再嫁，都是寡妇的权利。在有的地方，像湖南宁远，“妇人不以守节为重，不幸而嫠，劝嫁者踵至”；在永明，寡妇再醮，竟有“夫家、母家争为纳聘者”（注：道光《永州府志》卷5。）。寡妇再嫁，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事。
诚然，在上述劝嫁者中，不乏有从中图利，捞取好处者，甚至违反妇女本人意愿，强行迫嫁的。乾隆贵州《清平县志》载：“夫亡再醮，夫家、母家争索财礼”。湖南新化有“夫亡再醮，多有夫家母家互争财礼”，乃至发生捆嫁捉掳等暴力行为。（注：同治《新化县志》卷7。）陕西渭南县，乡民婚配“不择门第，不论班行，并不计年庚之大小，唯利是视，同于市道，而再醮者殆有甚焉。”（注：光绪《新续渭南县志》卷2。）在陕西临潼，“婚多论财礼，再醮尤甚，至有射利之徒，诈罔成风，以寡妇为奇货。”（注：乾隆《临潼县志》卷1。）甘肃光绪《海城县志》云：“凡有新寡之妇，夫族家倚若拱璧，张三李四执牛耳，财礼多至一二百两，互相竞逐，动成抢案。”正是在此种浪潮冲击下，有的地方，出现了“妇不耻廉，名节甚轻”（注：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7页。）；或夫死，妇“鲜有从一而终者”的情况。（注：雍正《景宁县志》卷1。）这对一心倡导妇女以名节为重的道学家看来，当然是无法容忍，要破口大骂了。
四
上面我们谈了清代妇女的守节，也谈了妇女的再嫁，这实际上是两上对立、相互矛盾的问题。但在清代却是如此显眼地同时存在着。当然，作为道德的主导方面，由于清朝政府的大力倡导和许多文人学士的鼓噪，以及与之相配合的一套法律准绳，使得从一而终成为衡量妇女品行的重要标准，很多妇女也常为此献出了个人的幸福和青春。有清一代受到朝廷旌表的的节妇，截至同治十二年止，包括烈妇、贞女，总计达481107人（内夫亡殉节4122人、未婚守志5653人），如果加上后来的同治十三年和光绪、宣统共37年，其总人数当为更多。至于因种种缘故合例而未得旌表者，亦不在少数。这么多贞节妇女受表彰，不但是以前朝代所没有，而且在同期其他表彰活动中，也名列前茅。涌现如此众多的节妇，这足以表明，清朝政府的宣传、倡导是做得成功的，同时也显现了宋明理学那套妇女贞洁观，在经过几百年不断修饰包装，已经十分完备，确实成了当时道德规范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所谓从一而终，这是男子对女子所发出的要求，然而在男子拥有三妻四妾可以不受谴责的情况下，却要求女子从一而终，这不但不公正，也是对女权的粗暴践踏。不仅如此，它在维护道德原则旗号下，实际上把许多本来艰于娶妻的许多贫苦男子的权利也给剥夺了，或大大增加了择偶的难度。说到底，从一而终的道德标准，只对有权有钱的男子有利，反遇了少数特权者的私利。这样，必然会发生道德规范与现实生活的脱节，并发生相应背离的现象。我们列举的大量促使寡妇再嫁的事实，便是最好的证明。
不过，由于各个地区、家族、家庭乃至本人的情况各不相同，所以在具体看待或选择守节或再嫁上，态度也是不一样的。大致在农村，特别是偏远新移民区，由于性比例严重失调，寡妇的再嫁率就很高。相反，在一些中心地区，尤其像江浙和京师周围，受传统道德说教影响较深，舆论压力较大的地区，妇女守孀比例就相对要大得多。至于家族、家庭，主要看经济水平的高低，有较丰厚的族产、家产，能对寡母孤儿提供一定生活条件的，对寡妇再嫁控制从严，守孀的比例便大，反之则小。几年前，我曾写过一篇文章，通过对50余部族谱的考察，发现妇女再嫁多发生在一般下层家庭中，註有功名的绅宦家庭，竟无一例再嫁者。所以我曾说：“这除了表明再嫁与家庭经济有重要关系外，同时更反映了那种吞噬妇女青春和个人意志的封建礼教，在中上层人士中所占有的绝对统治地位。处于这类家庭中的妇女，她们在精神思想上所受的束缚，远比一般平民百姓要严重得多。”（注：拙著：《清代人口问题与婚姻状况的考察》，《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3期。）看来这个结论，现在也同样适用。
说到妇女本人的情况，主要指守孀时的年龄，以及有无子女等。湖南《两湘续修陈氏族谱》（民国本）共记录了41名再醮妇女，内14人守孀时年龄不明，另27人中，19岁以下8人，占29.6%；20～29岁10人，占37%；30～39岁5人，占18.5%；40～49岁3人，占11%；50岁以上1人，占3.7%。30岁以前守孀妇女的再嫁率，占到全部的66.6%。她们再醮前拥有子女的情况是（以41人计），无子女者20人，占48.8%；有子者8人，占18.5%；有女者10人，占24.4%；有子有女者3人，占7.3%。《两湘续修陈氏族谱》所载属个案材料，但配合作趋势分析还是可以的。据此可以这样说：孀妇再嫁年龄，30岁以前的可占到其中的大半数，30～35岁者，仍有相当人再嫁，50岁以上除特殊情况外，便很少见到了。从有无子女方面看，又以无子无女再嫁的占有多数，只有女者其次，有子或有子有女者，因负有抚养责任，精神上亦有所依托，舆论上的压力也大些，故再嫁的相对少多了。这些，与我前头所作的基本分析，大体可以吻合得起来。
在本文即将结束前，我在第4辑《谱牒学研究》（1995年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中看到美国学者特德·A·特尔福特写的《中国家谱中的社会人口统计资料概观》一文。他引用《香山铁城张氏族谱》（1934年）资料：在527个有婚姻关系的妇女中（1269～1800年），注明为“节妇”的只有3例，而改嫁寡妇则多达57例，占总数的10.8%。正如作者所说，3例节妇不等于守寡者仅有此数，因为这中间有的妇女没有活到够旌表的年限就去世了（也有因家穷或其它缘故未得上报请旌者——引者），但同时却有那么多的寡妇再嫁（作者认为除57例外，可能也有以正常婚姻名义入谱的，所以还存在着一定的遗漏），这着实令人感到吃惊。当然，特尔福特先生所列的也只是个案材料，不等于所有家庭、家族都会如此，然而有意义的是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数的概念。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县）是个靠近省会，经济富裕，文化教育发达，宗族控制势力较强，受传统道德熏染也较多的地区，虽然在总体上可能比不过江南的苏松和浙江的杭嘉湖等州县，但仍有相当的典型性。在这样的地区里，“节妇”和再嫁妇之间的比例仍是如此县殊，那就不要说偏远农村和边境新移民区了。
在清代，尽管妇女从一而终的思想“村农市儿皆耳熟焉”（注：《方苞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0页），旌表节妇的人数也达到空前的境地，但仍不能抑制许多寡妇再嫁的事实，再次证明，把清代妇女的守节和再嫁并列起来进行讨论，是有意义的。如果我们只看到清统治者和文人学士们的倡导宣传，看到相当一部分妇女对“从一而终”的信条所显现的诚惶诚恐的心理，并伏贴地为之献身的种种事实，而没有看到它的另一面，特别是众多下层民众从现实出发，蔑视准则，同情并支持寡妇再嫁的强大行动，那就是不全面的了。事实上，真正代表历史前进方向的，正是在当时并不占有主导位置，但却具有活的生命的后一种情况。W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