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的若干哲学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改革开放论文,启示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实践是推动理论发展的不竭动力。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的一场伟大的社会变革和现代化建设实践。它的伟大，不仅表现在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还表现在哲学社会科学在它的推动和启迪下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本文试图对改革开放实践所昭示的一些哲学新认识，做一点粗浅的探讨。
一、从改革开放看党的思想路线的新发展
胡锦涛同志在《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党的思想路线，这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①事实证明，改革开放的过程也就是坚持和贯彻党的思想路线的过程，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也必然包含着党的思想路线的不断发展。
第一，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表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统一是党的思想路线的精髓和灵魂。“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思想战线面临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任务就是拨乱反正。为了冲破思想禁锢，打开局面，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提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领导和支持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着手解决党的思想路线问题。他在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做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实际上这是开创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的宣言书。他指出：“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②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使广大干部群众从长期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中解脱出来，有力地推动和保障了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事实证明，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伟大历程，就是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历程。在把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时，关键是要把这三者统一起来。只有做到三者统一，才能克服主观主义、盲目性、片面性和绝对化，切实掌握唯物辩证法，按客观规律办事。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统一起来就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灵魂，这也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的精髓和灵魂。
第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深化——从实践、实效到以人为本。从理论上讲，党的思想路线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完全一致的，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本质上就是实践论。因此，党的思想路线的发展归根结底总要表现为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发展。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可是，对实践本身的正确与否有没有衡量（检验）的尺度（标准）呢？对这个问题，以往的认识不明确，缺乏清晰的答案。改革开放的实践回答了这个问题，这就是：实效是衡量实践正确与否的尺度。这是邓小平所倡导的检验实践的方法。具体地讲，“实效”就是“三个有利于”：改革开放的实践正确与否，“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③。这是因为，社会生产力是否得到发展、国家是否变得强大、人民生活水平是否提高这些以实效为衡量实践的尺度，不仅适合于衡量改革开放的实践，也适合于衡量我们的一切社会实践。显然，讲求实效、以实效为衡量实践的尺度，进一步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根据现代化建设历史新时期的特点和实际，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其中，“以人为本”的思想进一步丰富了实践观。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把“以人为本”进一步展开为“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就把“人”、“人民”当成了衡量实践和实效的最根本尺度，也就是说，实践的对错和成功与否，归根结底要以人民的利益为尺度。这也就是邓小平再三强调的，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实践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胡锦涛同志《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又进一步指出：我们党“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既通过提出和贯彻正确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带领人民前进，又从人民的实践创造和发展要求中获得前进动力。”④显然，“以人为本”的思想突出了实践主体的人民性、价值主体的人民性，进一步把实践、实效与人民的主体性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从实践检验真理到实效衡量实践，是从认识论向价值论的拓展，是哲学实践观的深化。把实践检验真理与实效衡量实践联系起来，不难看出，归根到底是实效检验真理与实践。“以人为本”昭示出实效是人民受益的社会实效，决不是局部的、短期的效益，这里充满了唯物史观的道理。这也就是说，从实践、实效到以人为本，实践范畴从认识论、价值论进一步推进到历史观。这既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也深化了我们党的思想路线。
二、从改革开放看社会结构的双重性
职能性结构就是社会的技术组织管理结构，它是人们相互之间为完成生产、交换、教育、科学、文艺、军事、外交等活动而形成的社会联系，如经济管理体制、行政管理体制和文化管理体制等。利益性结构是指人们的不同社会地位和社会权利，如经济中的生产资料占有关系和分配关系、政治中的统治与被统治关系等，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职能性结构居于支配地位，直接决定着社会结构的发展水平。职能性结构具有较快的变动性，直接适应生产力的变化而变化。同时，它又有较大的普适性。不论在哪种利益性结构的社会中，只要进行相同的经济、行政、文化活动，就可以也必须具有相同的职能性组织管理结构。职能性结构与利益性结构各有相对独立性，并相互制约、相互促进。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大胆学习西方的先进管理方法并大力改革我们原有的已经过时的管理体制，同时我们又始终坚持公有制的生产资料占有方式、按劳分配的分配方式和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利益性制度不变，这就使现代化与社会主义有机地结合起来。它的成功之处，就在于既坚持了社会主义的利益性结构，同时又在职能性结构上即各种管理体制上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可以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所执行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就是深刻揭示和能动利用社会的职能性结构与利益性结构的辩证关系的最生动的理论表现和实践范例。
在社会活动中，利益活动是驱动机制，职能活动是工作机制。抓驱动机制，才能推进职能活动；抓工作机制，才能有效率地创造利益载体。科学、高效与公正、合理应该是统一的，不能以科学、高效牺牲公正、合理，同时也不能以公正、合理压抑科学、高效。但从总的发展历史看，只有在职能活动中科学、高效地创造出丰富的利益载体，才能从绝对意义上提高人们的利益分配，才能真正实现公正、合理。这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用发展的办法才能解决发展中的问题”的根本原因。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⑤这就是职能管理和利益管理的有机统一。
在我国的改革实践中，邓小平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理论，在这个理论中，对于社会改革中的职能性结构变革和利益性结构变革及其关系都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视。这突出地表现在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思想中。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⑥这句话十分完整地阐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其中既包括对社会主义社会职能性结构本质的揭示，也包括对社会主义社会利益性结构本质的揭示。他所说的“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就是从职能性结构上对社会主义本质的阐述。社会主义的社会结构（制度）必须是大力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社会结构，各种经济、政治、文化体制必须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为了提高生产力，务必搞好经营管理体制上的改革。职能性结构的改革，就是要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为标准。他所说的“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就是从利益性结构上对社会主义本质的阐述，这包括：公有制、按劳分配、人民民主专政等等。社会主义的社会结构（制度）也必须是消灭剥削、共同富裕的社会结构，各种经济、政治、文化制度必须有利于消灭剥削、共同富裕。为了消灭剥削，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尽管需要走漫长的道路和采取一些过渡性措施（例如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务必记住社会主义的这个根本方向，搞好各项有利于消灭剥削、共同富裕的制度改革。利益性结构的改革，就是要以“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标准。这里的“人民”不是一部分或少数人，而是全社会的人民。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思想，包含上述两层意思，但却是统一而不能割裂的。有的人对社会主义本质中包含“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不理解，觉得只应包含“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是由于以往过分强调利益性结构而忽视职能性结构的习惯所致，显然是片面的。也有的人只看到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认为这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从而又忽视了“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显然这是走向了另一极端，依然是片面的。更有甚者，以为“发展生产力”就是唯一方向，利益性结构无关紧要，这就必然导致社会主义制度的破坏以至解体。由此可见，充分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结构的职能性与利益性及其关系，对于正确坚持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方向，是多么必要和重要。
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所展示的社会结构的职能性与利益性，深化了我们对社会结构的认识。这深化了我们以往的社会结构观念，也必定会影响到对一系列社会范畴的重新认识和定位，促使并深化我们对历史观的探索和研究。
三、从改革开放看社会活力
从根本上讲，社会主义制度是比资本主义制度更先进因而也更具活力的制度。但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活力是需要经过长期努力探索和实践来发掘的，并不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一旦建立起来就能自然而然出现的。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实践表明，如果我们不能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不断探求开拓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具体的社会体制，社会主义的活力就不会充分显示出来。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重大决策，通过一系列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打破了保守、僵化的体制，创造了一个生气蓬勃的社会局面，大大提高了社会活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从实质上讲，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通过一系列改革开放的重大举措解放和激发社会活力，从而推动各项社会事业飞快发展的过程。
改革开放的最终目的是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要实现这个目的必须首先经过一系列改革开放措施的出台而形成强大的社会活力。对此，邓小平曾指出：“我们的改革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总的目的是要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有利于在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要做到这些，我个人考虑有三条：第一，党和行政机构以及整个国家体制要增强活力，就是说不要僵化，要用新脑筋来对待新事物；第二，要真正提高效率；第三，要充分调动人民和各行各业基层的积极性。”⑦邓小平在这里讲的“国家体制要增强活力”、“要真正提高效率”和“调动人民和各行各业基层的积极性”，都属于社会活力。这就是说，从根本上改革束缚生产力和各项事业发展的旧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经济、政治、文化新体制，提高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是改革开放的直接作用和直接目的。只有利用各种改革开放措施实现了增强社会活力的作用，才能进而达到推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根本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增强社会活力是改革开放的关键作用和最基本任务。从改革开放的历程看，正是由于一系列改革措施的出台，解放和激发了各个领域的社会活力，才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迅猛进步。
社会活力的具体表现很丰富，但归根到底主要表现在广大群众的主体性与平等竞争性上。群众的主体性，指的是群众在社会生活诸领域的自主性和能动性。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对农民家庭经营自主性的一种充分肯定。这大大提高了农民的经济主体地位，激发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推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大幅度提高。在随后开展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中，集体和国营企业由于实行责权利下放的经济承包制度而获得了生产乃至分配上的自主权；私营企业则在改革中获得了合法地位，自主经营权得到了保护，大批私营企业迅速崛起。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承认社会各经济实体的主体性、平等性、竞争性的经济体制。经济实体的自主性是市场经济的基础。
群众主体性的提高，表现在生活中就是彼此竞争性的提高。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一种竞争经济。当然，我们现在的竞争性并不是剥削制度下的不平等的残酷的你死我活之争，而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有生活保障的平等竞争。事实证明，主体性的提高必然表现为竞争性的提高。同时，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平等竞争有利于激发人们的上进心和工作热忱，有利于形成生气勃勃的社会局面，有利于推进社会生活的较快发展。
四、从改革开放看科学发展
在党的工作重点转向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初期，邓小平就提出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形成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随后，他又提出两个文明一齐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从而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促进社会全面发展的总思路。从“六五”计划开始，我国把“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改称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注重经济与科技、教育、文化、社会的全面发展。进入20世纪90年代，我党对社会的全面发展、全面进步有了更加系统的认识，制定了有关经济体制改革、科教兴国、党的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可持续发展和跨世纪远景规划等一整套战略。在党的十五大会议上，江泽民同志明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有机统一，不可分割，构成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⑧在党的十六大上，江泽民同志又进一步提出全面建设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的任务，使我们党的发展理论更加完善。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根据我们国家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在继承我们党关于现代化发展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形成和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的形成和提出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我们需要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野尤其是现代化建设的紧迫需要去深入把握它的实质。自20世纪末以来，中国和世界经济社会发展遇到了新挑战，这就是由资源匮乏和生态环境恶化形成的工业危机。面对工业危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在21世纪初遇到了一个时代性的新问题，这就是中国到底要“建设什么样的现代化、怎样建设现代化”的问题。所以，科学地回答和解决“建设什么样的现代化、怎样建设现代化”就成了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时代课题，能否科学地回答和解决这个问题也就直接决定着党的命运和民族的前途。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认真总结和研究了现代化建设中出现的新问题，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精辟阐述了科学发展观的深刻蕴涵：“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⑨科学发展观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而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
科学发展观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用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首先，科学发展观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了关于社会全面发展的思想。全面发展的内容十分丰富：一是社会各行各业、各个领域、各个区域要全面发展；二是人类文明的各个层次要全面发展，即不断加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三是个人与社会要全面发展；四是人类与自然要全面发展。显然，这样全面、科学的发展理论必然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唯物史观，尤其是五大建设即五大文明的观点在社会结构、社会活动、社会发展机制、社会发展历程等各个方面都形成了崭新的内容，必然促使我们补充乃至更新以往的唯物史观理论体系。其次，科学发展观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了协调发展、和谐发展的观念。科学发展观所要求的全面发展并不是机械的平均发展，而是有机的、辩证的、协调的发展，从而形成社会和谐的发展局面。社会和谐包括国家内部的社会和谐、全球范围的国际和谐以及人类和自然环境的和谐，这是全人类的和谐发展。和谐发展凸显了“发展”与“和谐”两个侧面，排除了那种发展至上的片面发展、失衡发展的不协调局面，从而保障了平衡发展、公正发展、持续发展的全面协调发展局面。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我们把建设和谐社会列为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把崇尚和谐确定为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显然，“和谐”已成为唯物史观的一个重要的新范畴，这必然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了我们现有的唯物史观体系。
五、从改革开放看新文明革命
中国建设现代化的事业不能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在工业化的演进中发展起来，中国必须在积极应对工业危机、努力开拓和建设新工业化中不断探索现代化建设的新道路、新模式。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方面在努力建设现代化，另一方面也在根据各方面的变化情况不断探索现代化建设的新模式。从控制人口增长到重视环境保护，从可持续发展到新型工业化，再到“转变增长方式”、“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等。今后，还会提出更深刻更富挑战性的战略新任务，我国至今仍面临着现代化建设模式的重大转型。所以，我们必须不断深化对中国现代化建设道路、模式的认识，这是我们又快又好建设现代化所不可缺少的重要前提和保障。
对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道路和模式，科学发展观从当今时代的新科技革命新产业革命的视野做出了深刻全面的回答。胡锦涛同志在2004年两院院士大会上指出：“当今世界，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特别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世界科学技术发生了新的重大突破，以信息科学、生命科学为标志的现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不仅给世界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了巨大推动，而且也给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造成了深刻影响。世界科学技术酝酿着新的突破，一场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正在孕育之中。”⑩目前在世界范围兴起的新科技革命其影响已远远超越了科技领域本身而触及当代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具有突出的综合性和深刻性的特点。其综合性表现为涉及的学科范围广大而不是局限于单一领域，它包括了信息科技、生物科技、纳米科技、新能源科技、新材料科技、环保科技、太空科技、物质科技、数学与系统科技等众多方面。其深刻性表现为新科技革命直接导致了新产业革命而不是仅仅局限于科技领域本身，甚至可以说新科技革命已成为新产业革命的直接前奏，不能看到新产业革命的兴起就不能真正认识新科技革命。所以，为了深刻把握新科技革命就必须把它和新产业革命紧密联系在一起来认识。这些事实告诉我们：在当今的新产业革命中，我们必须格外重视新科技革命，只有依赖新科技革命才能实现新产业革命，才能实现经济的新飞跃；新科技革命引发的新产业革命不再是某一方面或某一领域的单独变革，新能源、新材料、新工具、新方法的一系列深刻转变正在推动并产生一场物质生产方式的彻底革命。这就是说，科学发展观最终揭示出当代新科技革命新产业革命的发展大趋势——新工业革命。所以，科学回答“建设什么样的现代化、怎样建设现代化”的问题的答案就是：积极开拓、建设并实现新工业化。由于科学发展观提出了开拓、建设和实现新工业化的时代性新任务，这就把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从总体上讲，目前全球正面临工业危机的冲击和新工业革命的兴起，中国的崛起必须顺应这个历史发展大趋势。所以，中国在21世纪的发展仍然存在两种可能性，这就是：或者在工业危机中再度衰落，或者在新工业革命中实现崛起。对此，我们决不可盲目乐观、掉以轻心，必须认真研究、严肃应对，必须科学地、全面地、扎实地、谨慎地选择和制定我国在21世纪的现代化建设模式和长远发展战略。
注释：
①《人民日报》2008年12月19日。
②《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43页。
③《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2页。
④《人民日报》2008年12月19日。
⑤《人民日报》2007年10月25日。
⑥《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3页。
⑦《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41页。
⑧《江泽民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8页。
⑨《人民日报》2007年10月25日。
⑩《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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