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计化：社会转型的另类向度——评刘新的《中国蜃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另类论文,社会转型论文,刘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人类学一直都保持着关注乡土社会的传统，从20世纪30年代的学科兴起到西南联大时期的第一次研究高峰，从80年代学科重建再到回访研究成果的集中产出，无一不是以本土乡村社会为田野对象，可以说，中国人类学走的是乡村路线(徐杰舜，2010)。这种“乡土性”源自两个方面：一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本质化存在。“乡土”两字不仅指作为社会基层组织和生产单位的乡村，更重要的是指传统的伦理观念以及家—国同构的关系规范，中国传统社会的日常生活就建立在“乡土性”的观念和规范之上(费孝通，1998；梁漱溟，2006)。二是对“乡土”的迷恋也是历史文化使然，因为人类学想从中看到的不仅是社会的根本事实和运作逻辑，还意欲借此书写民族主义，寻找中国社会的变革动力和文化价值的新型表达机制(杜赞奇，2007；王铭铭，2003:215－242)。 这样的学科脉络在树立典范的同时又束缚了此后的研究，即“典范”在于强烈的“转型”意识，深刻探讨社会与文化的变迁逻辑，以及人的观念和价值转向；“束缚”在于乡土人类学已经形成深厚的土壤，当前的研究会不自觉地持续进入乡土，要么检验前人的理论，要么试图突破既有的范式假设，虽说完成这两项工作绝非易事，却是相对固化的研究路径，容易启动。那么，能否有一种人类学研究既坚持“转型”意识，又能跳出乡土研究的“社区论”，不再囿于宗族、庙宇、民间宗教和市场区系等传统范式假设或知识生产空间，在鲜有涉及的领域中试图言说新的事实呢？ 在此意义上，刘新①的《中国蜃景——当代世界的反人本倾向、自恋主义和物质性》(The Mirage of China:Anti-Humanism,Narcissism,and Corporeality of the Contemporary World，以下简称《中国蜃景》)或许是一个例子。②作者从一个鲜有人关注的另类向度——“社会的统计化”(statisticalization)切入，梳理了中国当代社会的转型史，一面观照国家自上而下的革新机制，一面刻画普通个体的能动性反应，在厘清国家与个体间关系的同时，分析了国家与个体共同存在的“自我认知和道德建构”的困境。不过，作为一部人类学民族志作品，《中国蜃景》在彰显独特洞察力的同时，也表现出一些研究逻辑上的缺憾，其所用的诸多论证方法和书写方式值得商榷。 一、社会的统计化 《中国蜃景》的切入点和理论基础主要源自伊恩·哈金(Ian Hacking)有关“社会的统计化”的科学哲学研究。哈金认为，在19世纪以前，人们对自身和生活实在的认知建立在决定论基础上，理性的、有教养的人看重的是自然的、规律的事物发展，非正常状态并不是日常关注的对象。但从19世纪开始，偶然性的讨论逐渐占据上风，最终取得了本质化的地位，概率论成为把握偶然性的工具，并由此取得了形而上、认识论、逻辑学和伦理学等四个方面的成功。在这场有关认知的哲学变革中，政府的社会管理工程不再着力于“建构常态”，而是转变为规避和改造“非常态”的概率事件(哈金，2000)。 概率论的兴起和社会工程的需要共同促使统计学走向系统化和科学化，成为一门制造社会认知的技术。正是得益于国家制度所承认的合法性，统计学最终确立了社会公共参考系统的地位(Desrosières,2002:148)。在统计学的帮助下，对偶然性的认识和本质化并非使世界越来越偶然，相反，偶然被控制和驯服，世界变得比以前更加规律(哈金，2000:13)。这是世界走向公共理性的原因之一，它与韦伯所论述的资本主义发展所致的理性化是同一个过程(Porter,2011:32)。 另一方面，西方社会科学的实证主义倾向也促使国家的社会工程不断寻求对偶然的驯服。从孔德开始，实证主义逐步奠定其在西方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核心地位，成为认知的可靠来源。在实证主义取向中，“事实”(reality)和“有用性”(usefulness)比形而上或意识形态更能代表真实的世界，“确定性”(certainty)与“精确性”(precision)是判定事实和建构有用性的标准，其前提是组织化、有序化的知识，而统计学恰好是一种组织化和有序化的知识(Liu,2009:59)。 尽管刘新并未定义“社会的统计化”，不过至此已能总结出它的内涵，即国家利用统计学工具来治理社会，以统计数据为依据制定方针和政策，并衡量目标和绩效，从而导致普通人对世界的认知产生统计化倾向。《中国蜃景》对比了改革开放前后政府的治理心态(mentality of governance)和普通人的生活感知(sentimentality of life)，将“社会的统计化”过程分解为国家层面的转向和个体层面的变迁。 (一)治理心态的转向 刘新认为，毛泽东时代国家的治理心态是统一意识形态，一切行动以符合领导人的马克思主义和对社会主义的远大憧憬为标准，而改革开放之后，政府则根据统计机构的各类数据来制定方针、政策。这种转向可分两个方面。 第一，政府治理目标的转变。毛泽东时代的目标很简单，即保持意识形态的完整性和绝对化。改革开放后，治理目标转变成经济发展和实现现代化，理性的政府和量化的管理成为最核心的需求(Liu,2009:52)。以经济统计数据为主的各类社会数据呈爆炸式增长，这种短时期内的数据膨胀与国家物质化转型互为因果，将社会的真实性从集体存在推向数字化存在。 第二，社会统计学模式的转变。毛泽东时代的统计学模式是苏联模式，该模式将统计学划归社会经济范畴，由国家来掌控，并要求学生学习，且被认为是可以用来证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计划体制的合理性、公有制分配的正义性的一种工具(刘炳瑛、牛志礼，1991)。改革开放后，“意识形态统治”被彻底否定，新的社会认知和治理基础急需建立，西方模式的现代统计学迅速回到历史舞台。如果说，苏联模式的统计学在于制造一套服务于政府工作的调查和整理资料方法，以及人口、劳动、生产指标的计算体系，作为现代应用统计学的经济统计学和社会统计学则是数理技术在社会经济科学领域的应用，而非一套别有用心的“关于社会、经济统计指标方法的解释说明”(戴世光，2008:470－471)。它应该属于数学范畴，建立在概率论的基础之上，是实现经验治国的中性的、实证的工具。 (二)生活感知的变迁 普通人的生活感知变迁与国家的治理心态转向是结为一体的两种过程。首先，中国人学会用数据定位自身。改革开放之后，国家对统计数据和实证社会研究异常重视，社会科学进行重建时，统计学是在并不轻松的舆论环境中，顶着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精神污染(bourgeois spiritual pollution)的批判逐步确立地位的，最后，社会、经济、政治甚至是历史研究无一不将统计学视作确证和检验学科知识的有效工具(Liu,2009:77)。国家与社会科学的统计化转向影响到普通人，通过数据来定位自身在社会中的层级和位置逐渐成为个体知觉社会结构和国家政治的基础。 其次，刘新着重分析了中国人“命运观”的转变，并划分出三个时期。毛泽东时代是意志(will)决定命运，既指主席的意志，也看自己的意志水平。到了改革开放初期，社会的真实格局是东部与西部、沿海与内地开放不一致，国家话语强调“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摸着石头过河”，它们都为普通人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社会认知——能不能先致富，看的是自己的运气和机会(luck and chance)。若是“命好”，生在开放之地，遭遇并抓住机会，就能致富。运气和机会实际上与社会的统计化一样都以“概率”为认识论基础，“随机选择”(random choice)成为当时社会最主要的运作逻辑(Liu,2009:130)。2000年之后，情况又有不同。原来的运气之说和机会主义能够被人们用来理解贫富差距，从而获得一种自我安慰：“我只是运气差没能先富起来，但我一定会富起来的”。然而，随着贫富差距的逐渐扩大，社会问题日益严重，人们开始怀疑国家对“后富”的承诺，运气和机会的解释再也无法支撑人们的信念，统计数据和各种政府行动就显得愈加不可信。这时候，“寻找关系”和“制造腐化”的非理性命运观成为主宰(Liu,2009:125)，围绕权力资本进行关系运作，人们期望再生产金钱资本和新形式的权力资本。 再者，“内化”(interiorize)的自我转变为“外化”(exteriorize)的自我。刘新(Liu,2009:142)借用方慧容的研究说明，通过诉苦大会进行忆苦思甜，毛泽东将革命内化为每个人对翻身做主人的诉求和渴望，从而启动了革命。③通过划分阶级和阶级斗争，每个人都要检视自己的“成分”，并且鼓励揭发他人，革命被内化为每个人的自我检视和批评，并把对他人的检视和批评当成自己的一项任务，革命的对象和目标被建构起来(Liu,2009:169)，此谓“内化”的自我。毛泽东时代人与人之不同在于意识形态的正确与否，在于能否认识当时的社会风向，而现在人与人之间主要是“外在于人”的统计学意义上的差异，比如收入、受教育程度、户口类型、行业和职业等的区别，它们是一个人认识自己的首要根据，是一个人判断自身社会位置的首要标准，此谓“外化”的自我。对于刘新所提的“外化”，需要明确一点：并不是说毛泽东时代的人与人之间就没有统计学意义上的差异，作为社会人，从出生开始就被档案化，以事件当事人、系统评价对象和社会统计对象的角色参与日常活动，这必定是外化的体现。刘新强调的不是客观结果，而是一种自我的主观定位，毛泽东时代的人以意识形态为标准来定位自身，以期调整自己达到国家的要求或是个人生存所需，转变意志即能转变自我；而在统计化的现今时代，一个人依靠外在的归类和描述作为自己的行为导向，并树立客观性的目标，例如“我要富起来”，转变自我与意志再无过多瓜葛，而在于制度是否提供了这种可能性。正如刘新(Liu,2009:87)所说，一个人首先需要被贴上标签，成为可测量和计算的角色后才具有价值。 二、统计化的后果 “社会的统计化”涉及国家和个体两个层面的变化进程，它为社会带来理性化的政权和科学性的公共参考，同时也导致一些无法预知的消极后果。 (一)概率与信任 统计学的本质是基于抽样方法之上的数据估值过程，因此，建立在统计学基础上的社会治理存在一个问题——概率论倾向，即用建立在抽样概率基础上的、通过数学方法估计出来的数值来概括整个社会的全貌，会抹杀差异和差距，从而将社会神秘化(Liu,2009:131)。刘新没有继续讨论在当代国家社会治理过程中，概率论倾向能否避免，但实际上这个问题的答案非常清晰：一方面，虽然统计学发展了很多专业技术来修正数据的误差，但始终无法做到完全准确；另一方面，统计数据一旦被政府或者机构征用，它就不可避免地带上政治性。也就是说，统计学的确能够制造公共信任，但也必然成为怀疑和攻击的标靶，因为它的认识论基础带有缺陷，其道德倾向也是不确定的(Crook,2011:180－181)。 “概率治国”的问题放在中国更加明显。第一，政府出于制造社会信任的需要，在统计数据的发布上必定有所甄选，公开的数据很多都是能够掩盖差距的，反映差距的精细数据却被雪藏；第二，中国社会缺乏有效机制保证民众对政府数据的质疑权力，也无法保障沟通渠道的双向畅通；第三，政府宣传的自我形象与社会现实相差太远，在当前贫富差距过大，经济结构、教育、医疗和社保等各方面都出现问题的情况下，人们当然会越加怀疑政府所发布的数据，这才有了《中国蜃景》序言中那位出租车司机有关“国家擅于编造数字”的论断(Liu,2009:2)。所以说，统计学基础上的社会治理在一些方面迫使人们不得不相信数据，例如移民率、物价指数、贸易收支等情况只能通过政府发布的数据来了解(Crook,2011:165)，而在其他一些情况下，人们又不得不怀疑，诸如收入水平、贫富差距、社会保障水平等数据都被列入“造假”行列。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统计化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它同时制造信任和不信任，且后者有超越前者之势。统计学在这个矛盾中也在寻求进一步的完善，这将引发另一个争议：完善的、“好”的统计学应该关注的是统计的对象，即社会，还是统计技术本身？(Desrosières,2002:1) (二)自我的“他者化” 在刘新看来，无论是毛泽东时代还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和“中国人”始终处在一种将自我他者化的过程中。改革开放前是对无穷无尽的阶级斗争和社会运动的许诺，社会要求个体时刻监督自己、反思自己，不犯错误、不选错立场，不断投身于对自己的斗争中(Liu,2009:171)，这是一种自我的他者化过程，这个他者是自己的“敌人”，通过自我的“内化”来建构。改革开放之后的统计化转型中，国家疯狂追求GDP和各类数据，财富、身份和地位的差距成为主流话语，“攀比”和“追赶”成为自上而下的行动指导，国家和个体都存在于跟他人(他国)对照的镜像中(Liu,2009:172)，这是新时期的自我的“他者化”，他者是自己要努力“追赶并达成的对象”，通过自我的“外化”建构而成。如果说旧时期的他者化因为政治强力而显得表里不一，那么新型的他者化则是由个体的真实冲动而导致的由内而外的改变，它的消极之处在于能够引起“道德构型”的突变，可在一夜之间创建出一个人全然不同的道德风貌(流心，2005:116)。 “追赶他者”已经成为当前中国社会的整体写照，国家层面是中国追赶发达国家，个体层面则是后富之人追赶先富之人、地位低下者追赶位高者。特别是“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实际是默许了贫富差距的长期存在，但在有人已经先富起来，政府却迟迟不兑现让其余的人也富起来的承诺时，人们被迫在追求物质和本我欲望时不择手段、不计后果，这在刘新看来是社会自上而下流露出的一种“反人本主义”(antihumanism)倾向。不过，有两点非常讽刺：一是这个以物质为象征的新世界相对于毛时代来说，被认为是极具人性的，面对它，人们当然会情不自禁；二是新世界意在将人们带出毛时代的整齐划一，然而却步入了物质化的新同质时代，人的精神和意志差异不被重视，区别仅仅存于外在的统计数据中，从性质的不同转变为程度的不同(Liu,2009:172－176)。人失去了对人性的尊重，对尊严的追求，衡量人的价值的标准不再是自由和善良，而是存在于与外部的比较，存在于功利的计算之中，自我所得成为一切行动的目标，以自我为中心的利己主义情感占据上风，对他人的冷漠成为习惯，即“自恋主义”(Narcissism)(Liu,2009:176－180)。在量化的比较和分类过程中，统计理性不断重塑着主体性，人们彼此之间进行判断和衡量必须先将对方转化成拥有某种物质条件的客体(objectivity)，自我亦转变为可供比较的客体化他者(Liu,2009:180－181)。与此相伴随的是身体性(corporeality)特征，即国家、社会、个体存在的真实性都寓于物质的得失与多寡之中，物质利益对肉身的满足胜过精神享受和对超越性的追求。用刘新(Liu,2009:186)的话说：“身体性是有关经济人的真实，有关财富增长和精于计算的真实，是自我利益和物质夸耀的真实，是全球化舞台上一个国家崛起的真实。” 现在重新理解这本书的主标题《中国蜃景》就比较容易了，即现在的中国看起来非常宏伟、华丽，处处是奇观，不过是一座虚幻的海市蜃楼而已，国家和国家中的人都丧失了真实的自我，从全能控制到市场经济的时代骤变导致制度和文化无法对接，经济和信仰层面都出现道德真空(moral sapce)(Liu,2000:181－183)，人的“内涵”，包括尊严和人性等价值根基被一一凿空，数字外观的成就飘浮在空中，“中国蜃景”成为社会的统计化过程中无法预料的后果，它是转型期社会问题的集合展演。 三、“蜃景”的论证 《中国蜃景》以“社会的统计化”为切入口，考察了中国社会在国家和个体层面等方面的转变和后果，反人本主义、自恋主义、身体性、他者化等诸多结论都具备洞察力，抓准信仰、观念和心态的深层转型，这是人类学能提供的独特视野。但是，刘新的这项研究并非没有瑕疵，《中国蜃景》在方法论上提供独特启发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人类学的田野传统，其论证观点的逻辑既有值得借鉴之处，也有欠严谨之处。 (一)多元方法 《中国蜃景》篇幅并不长，但多元的研究方法令人目不暇接。 第一，作者自己的田野工作。材料主要包括序言里有关国家统计局的部分(Liu,2009:1－18)，以及陕西赵家河村农民有关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时期“分产到户”的口述(Liu,2009:121－126)。④ 第二，“二手”田野材料。第六章几乎完全以方慧容硕士论文中的田野材料和理论建树为蓝本来分析毛泽东如何将革命内化成个体的认知(Liu,2009:133－171)。 第三，文献研究。这部分主要是对中国现代统计史的回顾。文献来源有两类：第一类是非学术性文献，包括1954年和1957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说明统计学在毛时代地位的细微变化(Liu,2009:26－37)；第二类是学术性或半学术性文献，包括李惠村和莫曰达的《中国统计史》(Liu,2009:50)、刘炳瑛和牛志礼的《中国社会主义与统计数据》(Liu,2009:54)、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Liu,2009:51)等，说明当代中国学界对于“统计与国家治理的重要关系”的肯定和积极推动。 第四，艺术作品研究。对田壮壮电影《蓝风筝》的分析是为了说明毛时代的意识形态统治对人近乎残酷的精神折磨(Liu,2009:115－117)，从王庆辉的短篇小说《钥匙》中则看到运气和机会如何成为改革开放时代的主导命运观(Liu,2009:128)。 第五，社会传说分析。这是作者听来的一段关于“运气致富”的故事，这个故事与小说《钥匙》的情节组合成一个连贯的都市传奇(Liu,2009:127)。 第六，个人史研究。这部分较为特殊，对两人遭遇的分析属于田野工作的一部分，材料都由作者访谈搜集而来；对两人作品内容和性质的解读则属于文献研究。通过回顾Dai S.G.在“四人帮”倒台后领导中国统计学重建，梳理后毛时代西方统计科学在国家话语和社会研究中地位的确立过程(Liu,2009:66－77)；通过回顾Ma B.G.于1994年积极寻求马克思主义统计学著作的出版过程，证明改革开放之后试图再用意识形态为统计学定性是与时代相悖的，必然遭到反对和抛弃(Liu,2009:92－102)。⑤ 与以往的人类学民族志相比较，刘新这项研究在方法上最大的特点是田野工作并不占主要地位。如果说人类学有学科根基，那么它一定是田野工作。从传教士和探险者的异域见闻录，到有组织的异文化考察，再到奠定学科基础的马林诺夫斯基，都显示出直接的田野调查对于弄清研究对象的社会组织结构、运转规则和历史变迁，再到理解研究对象的信仰、观念和情感，直至最终书写民族志，起着完全支撑的作用。弗雷泽的巫术研究、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研究和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的日本研究虽然缺少“一手”田野调查，其材料基础却并未脱离田野方法，而是完全依赖于此。依照这个传统，《中国蜃景》的多元方法显然未将“田野”视为人类学写作的绝对基础，甚至将其置于一个很不重要的位子上，但是这项研究想要获取足够的田野材料的确又存在难点。《中国蜃景》的研究对象是转型期社会，这个时期最突出的特点是各种文化象征和价值观念被随意武断地结合在一起，日常生活中，是前时代与现时代、神圣信仰与世俗生活、传统人伦关系与经济理性行动的边界模糊不堪(Liu,2000:183－185)，对中国社会科学来说，则可能是各种源自欧洲的思想源流混杂在一起用于解释社会(Liu,2009:90)。人们的日常话语和活动中显露的不再是清晰的象征和观念，而是处于不断的冲突和流变中，且个体对自身的价值追求和社会参与情况也可能讳莫如深，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就变得困难且效率低下，这时从其他类别的文本中提炼所需材料可能会更为直观和准确。可以说，转型期社会的复杂性向拥有完全地位的田野工作提出了挑战，同时也为刘新的多元方法提供了应用的基础。但是，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问题：“非田野”方法的人类学如何保证材料的可靠性？⑥下面以文中所使用的“艺术作品”研究和“社会传说”分析为例来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 毫无疑问，艺术作品的文本可以用来做社会和文化分析，这也是文学、电影学等学科的特点，它是人文学科的分析，探究并引导关于人的价值。但人类学的分析是追求实质，还原社会和文化本来面目，因此，用艺术作品的文本做材料时，需要考虑文本的作者性问题。⑦艺术作品的主题思想既可能与社会、文化互动，也可能僭越规范，创造新的思想；艺术作品的作者可能是有别于主流的极端个性之人，对事物的理解特立独行。一句话，艺术在思想表达上可能具有先锋性和特异性，其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和文化，需要打个问号。如果用艺术作品的文本来做人类学的分析，首先要解决的中间环节是：证明所用到的文本并非先锋与特异的，而是立足于对历史变迁、社会状态和文化语境的体悟。但刘新并没有做这样一个中间环节，事实上，这个中间环节的证明也是不可能做到的。 关于“社会传说”，刘新在书里论及他耳闻的这个故事时说，“这段趣闻轶事在中国的南方广泛流传……并且频繁出现在当地的报纸和其他媒体上。”(Liu,2009:127)“趣闻轶事”的说法承认无法确证故事的真实性，“广泛流传”说明人们乐于传播这个故事，“频繁见诸报端和其他媒体”说明这个故事获得了一种新闻性和历史性，正是基于这三点，笔者把它叫做“社会传说”。它对于人类学的可靠性在于，不管它是真是假，能够在整个南方广为流传并登上媒体报道，说明大众对这个故事非常信服，对故事所表现的主题也极为认同，这是大众心态的真实写照。对比艺术作品，它与当时的历史变迁、社会状态和文化语境一定更加契合，而不会是先锋或特异的。因此，人类学研究中社会传说比艺术作品更加可靠，即是说用社会传说作为材料可以消除作者的影响，省去检验其是否根植于社会和文化情境的中间环节。但毋庸置疑，它与田野工作的“眼见为实”与“亲口访谈”相比，可靠性逊色不少。当亲身的田野工作甚至是获取“二手”田野材料都面临困难时，是舍本逐末还是坚持田野工作的主导地位，要视具体的调查环境而定。倘若以此为借口而对田野工作有所懈怠，则不值得提倡。 (二)直觉主义写作？ 《中国蜃景》的观点和结论非常多，包括“社会的统计化”、“自我的他者化”、“机会主义取向”、“反人本倾向”、“自恋主义”、“客体性”、“身体性”、“人的序列化(serialization)和分子化(molecularization)”等(Liu,2009:191－198)。但就这本书的论述过程来看，书中材料主要围绕“社会的统计化”、“自我的他者化”和“客体性”三个结论而安排。事实上，“机会主义取向”、“自恋主义”、“身体性”的结论更多地由作者的另一本书《自我的他性》(流心，2005)的材料得出；“人的序列化和分子化”是从“社会的统计化”这个结论中推导的，可惜没有充足材料论述人的序列化和分子化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现及其对个体的影响；“反人本倾向”则是其他所有观点推导出的一个终极结论。可见，刘新这种导出结论并推而广之的方式与人类学的惯常写作方法有所区别，大量结论的得出虽然酣畅淋漓，但从材料到结论的中间过程却显得单薄，结论与结论间的链接层级过多，越是顶层的结论，就越缺乏直接事实的说明，使得从一个结论到另一个结论的转换备显仓促，向上推导的过程较为勉强。究其原因，既在于没有用足够清晰的理论去衔接结论，也在于缺乏“一手”的田野工作，书中的“反人本倾向”、“自恋主义”、“身体性”等结论均无法找到丰富的事实与之分别对应。因此，不论刘新做这项研究时是否依赖直觉，但最后呈现的写作毫无疑问地显示出一些“直觉”的形态：观点和结论层出不穷，却没有严谨的证明，对转型社会的感受和体悟大过精细的剖析。直觉式的研究对于人类学来说是否有用暂且不论，但这种方法在哲学研究和文化研究中却是由来已久。 直觉主义认识论的代表人物柏格森(1963:29－31)认为，理智的认识由于依靠凝固的知觉和稳定的概念，因而不能认识实在的本质。他要说的是：概念的疆界决定了理智的保守。在“自我”和“人格”的形而上研究中，理智的短处就更加明显，当符号和概念的分析无法达到目的，就要采用本能式的“直觉”，因此，柏格森(1963:4)宣称，真正的形而上是一门不用符号的科学。梁漱溟借用了柏格森的“生命”、“绵延”、“直觉”等概念来说明自己文化研究的理念，他将儒学定义为有关生命的学问，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哲学则表现出直觉式的认知方式(景海峰，2005)。因此，中国人研究中国，特别是研究中国人的心灵、人格和生命体验时，运用直觉是一种天然的本能，这种方法被梁漱溟(1987:178)尊崇为中学的根本：“现在的直觉将代理智而兴……理智与直觉的消长，西洋派与中国派之消长也”。庄孔韶(2000:493－510)则明确提出由来已久的直觉主义方法可以用在人类学研究中，他梳理了“直觉”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包括中国文化强调道德和伦理的内省，传统知识分子看重“先觉”，中国思想家的写作多为“悟出”，而非逻辑论证。按照这样的说法，经典概念“差序格局”也可被视为直觉主义的结果，费孝通(1998:24－30)论述这个概念更多地依靠“省”、“觉”、“悟”的方式，试图在抽象的文化整体之上理解文化的场域性。 刘新在看待转型期中国人精神层面的变化时，显然也不自觉运用了直觉主义的方法(或许他自己并没意识到)，但从《中国蜃景》的行文中可以清晰感受到作者先用直觉搭建了一个论述框架，再反过来用多元的方法和捉襟见肘的田野材料去填充解释。上述的“差序格局”之例虽为经典，但由于承载此概念的《乡土中国》并非严格的学术作品，“省、觉、悟”的运用要比刘新的这项研究更加合适，后者的作品形式更应该符合实证的要求。人类学研究中直觉主义究竟可不可取，如果可取，它应该是“中国人研究中国”的专利，还是一种普遍适用的方法等问题，只靠费孝通、刘新等的著作还不足以说明，《中国蜃景》打开了一个讨论直觉主义人类学的窗口。但无论如何，直觉主义不能成为“田野工作”的替代品，它只可能是一种方法的补充和提炼观点的工具。 (三)国家的拟人化 《中国蜃景》不同于当下众多国内的民族志作品，它非常自信地将结构复杂、风云诡谲的整体中国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这必然引出关于人类学如何研究现代复杂社会，特别是当代民族—国家社会的问题。人类学在社区中研究中国一直都存在以小见大、从个案到普遍的推论障碍，对此，费孝通有过详细的回应。他首先承认“局部不能概括全部”，但是局部研究是逐渐“接近”全部的必要条件；其次，他提出农村研究的“类型”概念和城乡经济研究的“模式”，认为只要在相同的条件下，就一定会产生相同的事物，相同条件形成的相同事物就是“类型”，一个农村可能不是中国全部农村的“典型”，但它不失为许多农村的共同“类型”或“模式”；最后，费孝通(2007:318－321)提出根本性的一点：人类学的“整体”不是数学的“总和”，而是关于一个社会或国家的“人文世界”，如果能深入和观察不同社区的人从生到死的生活片段与观念表现，就可以看到整体的人文世界。 费孝通的说法和格尔茨异曲同工，格尔茨说人类学家并非研究村落，只是在村落中做研究，人类学既不做“琼斯村即美国”的简单推论，也不做比较社会学，因为没有任何可控制的参数。人类学应该做的是通过对人的行为和情感表达的观察来解释文化，从而才能感觉到“合法性”、“现代化”、“整合”、“冲突”、“卡里斯马”和“结构”等社会科学巨型概念的实在，才能回答诸如“殖民统治对于已经确立的道德期望框架发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以及“为什么人们对于人性的最为紧迫的要求会以集体自豪感的形式表达出来”等抽象问题(格尔茨，1999:28－31)。 《中国蜃景》采用的就是费孝通和格尔茨所论述的进路，从“人”入手，知觉人文世界和巨型概念。不过，刘新不但从形形色色的人中概括出转型期社会统计化的多种表现与后果，而且还将国家本身拟人化，把适用于描述“人”的诸多结论性概念直接运用到对国家的描述上。一个人的生理和心理机制具备复杂性且不断流变，但同时，身体始终受大脑控制，其人格和性格也是相对单一和固定的。在这个意义上，用“国家的拟人化”方式说明一个“现代复杂国家”是什么样子就成为可能。刘新用了两种方式将国家进行拟人化操作：一是建构国家的主体性，即国家的本体存在和自我认知；二是建构国家的心灵，包括“观念与心态”方面(mentality)和“感知与情感”方面(sentimentality)。为此，刘新考察了两种研究对象：“政府”和“具体个人”。 对政府的考察，包括考察国家话语(方针、口号)、具体政策法规、组织机构的宗旨以及政府的日常工作(主要是国家统计局)。这里引出一个问题：政府行为何以建构国家的主体性和心灵，换种说法，即政府在多大程度上是国家？英语中，国家通常有nation、country和state三种表达方式，其中nation表示国家的族群性，country多是自然地理意义上的国家，而state表示国家是一个政治单元。作为一个政治单元的国家，其根本的特点是“主权性”，它标志着独立处理对内和对外事务的权力。对外确认领土范围、进行基本外交，毫无疑问这是政府的专属权和义务；对内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国家形式，制定国家法律、政策等，在中国背景下，决定这些事务仍然是政府的专属权和义务。所以，将国家理解为state意义上的国家时，政府可以约等于国家。实际上，《中国蜃景》所讨论的国家也的确是“政治单元”的意义。 对具体个人的考察并非是集中于某一社区或某一类角色群体，而是散点化的个人，包括官员、学者、商人、农民和文艺作品中的各类人。以“人”来建构国家主体性和心灵，就是前面所说的费孝通和格尔茨倡导的方式。我们在书中看到各种具体的个人，他们都带着相同的特质，比如身体性、自我的他者化、自恋主义等。这符合费孝通所论述的相同条件形成“类型”和“模式”的情况，且在科学研究的逻辑上，它也符合“归纳”的推理过程。因此，当众多具体的个人具备“同质化”倾向时，他们就约等于国家。 还应注意到，《中国蜃景》一书的副标题是“当代世界的反人本倾向、自恋主义和身体性”，说明刘新有一个更宏观的诉求，即从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看到整个世界的转变逻辑，用他的话说，“既可以从中国看到世界向现代社会的转变，整个世界的现代性内涵也因为中国的特殊案例而得到扩充”(Liu,2009:X)。《中国蜃景》关注的现代性转变主要是指社会的统计化，一种和资本主义的工具理性并行不悖的公共理性，它促使物质主义抬头而人本主义丧失。从个体的人入手，刘新顺利完成对整体中国的人类学叙事，且将国家进行拟人化处理。放眼全球，可以从个体的人入手，还可以同样切入以统计来治国的各个“拟人化的国家”，知觉整体世界的主体性和心灵。需要注意的是，世界范围内的差异肯定要比一个国家内的差异大，特别是作为案例的中国，其文化的复杂性和历史特殊性决定了从“中国看世界”的结论推广需要更为谨慎；并且，即便刘新用了令人信服的策略来实现对整体中国和当代世界的把握，打通从个案到普遍的障碍，但这只是方法论上的成功，不影响本文对这部作品的基本判断，包括材料可靠性存疑、结论推导不严谨和直觉主义写作。 四、结语 《中国蜃景》与作者的前两部作品是一脉相承的。2000年出版的《自我的阴影下》从一个村庄的日常生活出发，在居住空间、婚姻、食物、暴力、娱乐和土地制度中挖掘社会转型给人带来的道德变化与文化上的无所适从(Liu,2000)。2002年出版的《自我的他性》完全跳出村庄，通过对城市中官员、商人和小姐三者间的关系以及话语分析，探讨转型期人格与道德的突变(流心，2005)。这两部作品主题高度一致，一个在乡村一个在城市，两者共同组成中国社会转型的日常画面。而《中国蜃景》模糊了乡村和城市的界限，把国家和国家中的“人”同时视为研究对象，但关注点始终未变，依然是社会转型所带来的“自我”转变和再适应。以前述的超越乡土研究的衡量标准来看，《中国蜃景》是在人类学鲜有涉及的社会统计领域中言说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国家和个体两个层面都遭遇了自我认知和道德建构的转型困境。当然，《中国蜃景》观照了更大范围的人文世界，其写作的背景是社会统计化的全球普遍趋势，所得结论指向对现代性的某种批判，使得这部作品呈现了更强烈的社会哲学意味。 另外，对比阎云翔(2006)的《私人生活的变革》和吴飞(2009)的《浮生取义》这两部人类学作品，可以察觉到它们与《中国蜃景》间一些有意思的联系。从主题来看，三部作品都关注了“自我”问题，《私人生活的变革》是自我的私密性，《浮生取义》是自我的人格价值，《中国蜃景》则是自我认知和道德建构，且将结论对象从人扩展到拟人化的国家。从田野方法来看，阎氏坚持了乡村社区研究，吴飞将研究对象扩展至整个县域范围，刘新则模糊了乡村和城市的界限，将“国家”和“人”两个抽象概念作为田野点。从认识论角度来看，阎氏和吴飞的作品都意欲弄清楚家庭“礼义”在日常生活中是如何实现政治化运作的，这仍是乡土研究，不过二者的最终目的都超出了“传统秩序”的命题范围，关注了“乡土性”中不存在的“个体”，结论都指向家庭、个体和国家三者在转型期的动态关系。而《中国蜃景》则完全脱离乡土性，从“社会统计”这个全新的“技术发展”向度思考“个体”的存在。但它与另外两部作品的相同之处在于，三者都尝试针对现代国家的根本目的和公共领域的正义问题做出有益的思考。 中国社会转型还在持续且愈演愈烈，人类学面对这一基本社会现实时，如果能积极参与讨论，从学科的专属强项——有关“信仰”、“观念”和“心态”的分析入手，将为社会问题的诊断和现代国家的成型提供独特的视角、深刻的事实依据和人本主义的价值导向。 本文受益于《社会》匿名评审人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在此表示感谢。文责自负。 注释： ①刘新(LIU Xin)，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学系教授，曾使用中文笔名“流心”。他的代表作有《自我的阴影下》(In One's Own Shadow)、《自我的他性》(The Otherness of Self)和《中国蜃景》(The Mirage of China)，其中，《自我的他性》中译本于2005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三部作品之间的关系本文将在结语部分有简要讨论。 ②将这部作品定义为人类学作品所依据的是作者的学科训练、学位类别和供职部门，后面将要涉及的其他一些作品均按此标准界定。 ③相关讨论还可参见：方慧容，《“无事件境”与生活世界中的“真实”》，选自《空间·记忆·社会转型：“新社会史”研究论文精选集》，杨念群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郭于华、孙立平，《诉苦：一种农民国家观念形成的中介机制》，刘东编，载《中国学术》(第12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 ④这部分材料与刘新的另一部作品《自我的阴影下》有部分重合，见Xin Liu,2000,In One's Own Shadow:An Ethnographic Account of the Condition of Post-reform Rural China,Lond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57-161。 ⑤由于是个人史的研究，书中对两位人物的名字做了处理，这里遵照作者的做法，名字采用首字母缩写。 ⑥也有人会质疑：即使是直接的田野工作，除作者本人外，无人能证明材料的真实性，这不属于学理的讨论，不予置评。在后现代语境下，“人类学书写能否客观反映文化”成为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主流学科议题，并引发所谓的学科危机，被质疑的对象是整个学科，既包括立足于田野的人类学，也包括各种非田野方法的人类学。文中所提问题的前提是我们承认人类学书写能够客观反映文化，只是不同方法达到的真实和客观程度不一样。 ⑦需要明确一点，讨论“作者性”并不涉及艺术作品的技法问题，而是关于主题思想的作者性，这才与文本的信度问题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