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入为主，以论带史——高考历史改革中值得关注的一种命题思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先入为主论文,命题论文,值得关注论文,思维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历史高考试卷中出现一种值得关注的命题思维，即命题者在编制材料解析题时，主观上已经有了一个预设的结论，然后根据这个结论去裁减、选择史料，并希望学生阅读完这则史料后能探究出命题人“期盼”的结论。这种“先人为主，以论带史”的命题思维值得商榷。学生如果没有答出命题人预设的结论，阅卷人能否尊重学生的思考呢？我们认为，高考试卷用材料解析类试题考查学生的探究性思维，因时间和空间上存在无法克服的障碍，有着一定的封闭性，不能和日常历史教学中开放性很强的探究性思维训练相比，在确保命题科学性的同时，如何更好地与历史课程改革“接轨”，还要进行深入全面的思考。下面笔者拟结合上海市2005年历史高考试卷中第30道题加以分析和阐述，不当之处请批评指正。
一
上海市2005年历史高考试卷中第30道题如下：
30.民国初期学生心目中的伟人
1913年对300名中小学生的调查显示，他们崇拜的人物依次为：孔子、孟子、孙中山、颜渊、诸葛亮、范仲淹、岳飞、王阳明、黎元洪、华盛顿。
研究性学习的重要一环是提出课题。某中学历史学习小组针对以上材料展开讨论：
甲：中小学生崇拜孙中山、华盛顿，说明辛亥革命后社会发生了很大变化。
乙：你看这些学生崇拜的仍是孔孟，说明辛亥革命后社会变化不大。
丙：没那么简单。他们为什么既崇拜孙中山、华盛顿又崇拜孔孟呢？
问题：（1）你如何理解甲、乙的说法？丙为什么说“没那么简单”？
甲：共和体制确立，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
乙：封建传统观念仍有影响。
丙：他们既崇拜孔孟，又崇拜孙中山和华盛顿，说明当时的社会正处于新旧交替之中。
在笔者看来，这是一则问题比较严重的试题。很明显，试题所提供的材料与原始出处相比，已经被命题人“自作主张”地删除了若干重要信息。这则调查问卷其实来源于1913年7月1日出版的《时报》。该报刊载一则报道，具体如下：应考江苏第一师范学校的300多人都是中小学生，而非“300名”中小学生。其中命题人要求考生列举崇拜的人物，而非一般的“调查”。统计结果是：崇拜孔子者157人，孟子61人，孙文17人，颜渊11人，诸葛亮、范文正8人，岳飞7人，王守仁、黎元洪6人，大禹、陶侃、朱熹、华盛顿4人，程德全2人，苏轼、康有为、袁世凯、屠元博2人，伯夷、周公、仲田、苏秦、张仪、秦始皇、张良、萧何、韩信、司马迁、马援、班超、陆九龄、韩愈、司马光、程颐、徐光启、顾宪成、史可法、曾纪泽、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马丁·路德、培根、卢梭、梁启超、武训、杨斯盛、安重根、蔡普成……各1人，此外23人没有崇拜对象。
如果我们详细阅读这则报道，这道试题提供的参考答案就有值得商榷之处了。
第一，崇拜孙中山的中小学生只占所有学生的5.7％，比例非常小，在革命势力极强、风气极盛、教育又较为发达的江苏，学堂学生做出如此选择，怎么能说明“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呢？再者，以一场并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辛亥革命，便欲实现“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的目的，是否有“毕其功于一役”的急于求成的“大跃进”心理？尤其在近代中国政治、经济、教育和文化发展极不平衡的形势下，“深入人心”更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从受教育程度来看，1913年时的这300名中小学生，在当时中国可以算是“中高级知识分子”， 如此高学历的群体对孙中山的认识尚且如此，那些在广大的乡村里，没有读过书的人，对于“民主共和”的认识又该如何？结果可想而知。何况，这300名中小学生，只代表社会中极小的一个群体，在当时的社会民众中并不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 这份考试问卷调查的结果有多大的说服力以及学生的回答在多大程度上反映社会的发展状况，值得怀疑。
笔者看来恰恰相反。实际上，1913年前后孙中山并没有袁世凯的“群众基础”雄厚，这已被历史证明。否则，袁世凯怎么会轻易地“窃”了民国？怎么能很容易地打败占有东南半壁的革命党人，进而把孙中山赶到日本去流亡？当然，袁世凯“窃”民国一说并非历史的评价。实际上孙中山自愿交出民国大总统之职，就是考虑到袁世凯在当时颇有雄厚的群众基础。而且，不能仅仅以学生崇拜孙中山就断定“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这是不严谨的。更严重的是，试题命制者草率地删除了调查的重要数据，没有这些宝贵的数据，结果只能有一个，那就是引导学生从历史教科书中照搬结论，这与“以论带史”有何区别？
碰巧的是，笔者在翻阅1919年1月出版的《北京大学月刊》第1卷第4号时，发现了陈大齐发表的一篇文章：《北京高小女生道德意识之调查》。其中问“古人中你最佩服的人是谁？”学生们的回答是（按选数多少排列）：孔子（97人）、颜回（33人）、花木兰（11人）、岳飞（9人）、夏禹、闵子骞、曹大家（各4人）、曾子、孟母、孔融、秦良玉、司马光（各3人）、孟子、班超、匡衡（各2人）、神农、舜、管仲、商鞅、缇萦、苏武、关公、孔明、王安石、欧阳修、方孝孺、文天祥、郑成功、林则徐、华盛顿、林肯（各1人）等。命题者如果将这个调查材料和如上《时报》报道并列放在试卷里，学生还能得出“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的结论吗？
第二，参考答案认为，学生崇拜孙中山和华盛顿，反映辛亥革命后社会发展“新”的一面。在笔者看来，学生崇拜华盛顿的事实，并不是辛亥革命后的“专利”，因为早在辛亥革命前学生崇拜华盛顿也是一件很自然的事。道理很简单，华盛顿等西方资产阶级革命中的领袖人物在清末学校历史教科书中都有大篇幅的论述和相当高的评价。命题者只有向学生提供充分的材料以揭示清末学生并不崇拜华盛顿，辛亥革命后学生才开始崇拜华盛顿，那么参考答案中的“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似可勉强成立，之所以用“勉强”一词，是因为，可怜的是崇拜华盛顿的学生只有4人。
其实，在笔者看来，学生崇拜“孔孟”是否就一定反映了社会发展“旧”的一面，也值得商榷。应该说，《时报》中的调查，是一个存在疏漏的教育问卷调查。学生为什么崇拜“孔孟”？在这个调查里我们并不清楚，所以仅仅因为学生崇拜“孔孟”就断定社会“旧”的一面是武断和草率的。不过据笔者掌握的材料来看，整个民国时期学生对“孔孟”普遍怀有崇敬的心理，比如1926年《教育杂志》第18卷第2号发表王衍康的文章《高级小学生国家观念测验统计》，1936年《教育杂志》第26卷第1号发表张文昌的文章《青年问题研究——杭市577名高中学生调查表统计结果》，都充分显示：民国时期学生对于“孔孟”的道德人格非常钦佩。其实，“孔孟”并不是什么非常反动的人物，在民国的《历史课程标准》和中小学历史教科书中，“孔孟”主要是因为他们的教育活动和政治思想（比如“仁”及“仁政”思想）而获得了非常高的地位，那么学生崇拜“孔孟”难道就“错”了？即使在今天的学校历史教育和语文教育中，“孔孟”也被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崇拜“孔孟”的学生也为数不少，那么这又该怎么理解呢？
笔者只能做这样的猜测：在命题人意识里，“孔孟”是封建社会的代言人，是“旧势力”的代表，民国成立了学生就不能再崇拜“孔孟”了。奇怪的是，新文化运动中的这种过激观点，竟然“变相”地出现在今天具有选拔功能的历史高考试卷中，这自然让人非常遗憾。
其实只要我们看看学生选择出来的这些历史人物，无非是政治家、军事家（多是将相，只有一个帝王，即秦始皇。笔者奇怪的是命题人为什么将这一宝贵的信息删除了，因为在笔者看来，这则信息恰恰能很好地说明“辛亥革命后帝制思想受到削弱”的历史结论，同时这也恰好说明崇拜“孔孟”并不等同于尊崇帝制。而且即使根据这份试卷中删除了重要信息后的材料来看，也很能说明当时学生思想认识多样化和多元化的特点。遗憾的是这点在所谓的“参考答案”中也没有体现出来）、思想家和科学家等，我们就有理由认为，学生心目中的“孔孟”，其主要形象是积极的。如果当时的学生知道今天竟然有人将他们的选择视作“旧”的反映，他们一定不会同意。
笔者认为，仅凭简单的一则考试问卷调查就希望学生充分挖掘其中隐含的历史信息，其实不符合史学探究的原理，即使在今天的日常历史教学中也没有教师让学生仅仅凭一则历史材料在缺乏其他历史材料对照的情况下便让学生开始发表“长篇大论”，这样得出的结论能否立足呢？何况在高考历史试卷中如此考虑更是危险，因为学生在考场上没有充分的条件去查阅相关的资料文献来进行辨伪考证，只能用命题者“主观选择”的材料来分析，其实结论已经“定”了。而且是用一则虽然比较新颖但有问题的材料来验证历史教科书中的结论，是否是另一种“本本主义”呢？更何况历史教科书中的这个结论早已在史学界没有了“市场”。最为可怕的是，如果某些阅读视野开阔或浏览了不少史学书籍且掌握了新的史学观点的学生，并不认同“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这一历史教科书中的结论的话，学生还能得分吗？笔者虽然没有充分有力的证据来证明这一点，但是试卷提供的所谓“参考答案”决非仅供阅卷老师“参考”，其实际上的权威性似不会受到影响。简言之，这道试题充分体现了“穿新鞋走老路”的教育理念。由此看来，命题者的主观动机是考查学生的探究性思维，但其做法在导向上和吸取史学研究成果上并不理想。
二
笔者虽然对这道试题提出了如此多的意见，并不表明这道试题“一无是处”。笔者认为这道试题背后隐藏着一大优点，我们不能忽略，甚至全国卷应该借鉴。同时，如果我们将其中存在的问题加以补正完善，这道试题必将是一道相当“出彩”的试题。
这道试题的优点在于，命题者旨在希望通过民国初期中小学生的社会认识和历史认识，考查学生对民国初期历史发展特征的认识，在一定意义上顺应了近些年来史学界开始“眼光向下”，关注社会民众史的研究趋势，进而实现了思想史与社会史融通互动的目的。笔者建议：第一，恢复这则报道的完整性；第二，增加新材料与学生的讨论相对照，以全面揭示历史发展的实际。
如可增加材料一：1912年《申报》载：“虽然今日之共和，第有其表面已。人民既乏国民之常识，而于风俗习惯犹未改革。”“于共和国之组织，若选举，若会议，及其他人民对于国家种种应尽应享之权利义务感不谙熟。”“就大多数国民之心理观之，则共和政体之发生，仍依据于事实，而非根本之原理。”——据张静如主编《中国现代社会史》。材料二：1916年《新青年》载：“袁世凯之废共和复帝制，乃恶果非恶因，乃枝叶之罪恶，非根本之罪恶。若夫别尊卑，重阶级，主张人治，反对民权之思想之学说，实为制造专制帝王之根本恶因。吾国思想界不将此根本恶因铲除净尽，则有因必有果，无数废共和复帝制之袁世凯，当然接踵应运而生，毫不足怪。”——据丁守和著《中国近代启蒙思潮》。
改造后的试题中，从思想及社会两个角度考查学生对于民国初年社会发展的认知（比如民国初年中小学生思想认识的开放性，人生观与世界观的多元化；较近代史、古代史上精英人物对于学生的影响要更深刻些；对于世界史大多数学生并无明显的印象，表明中小学世界史教育的薄弱；辛亥革命后帝制思想受到一定的削弱等），尤其是“民主共和并未深入人心”的认识。在笔者看来这种主观认识更要接近于客观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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