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诗创造》到“九叶诗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九叶诗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诗创造》创刊号
五四以降，新诗创立并绵延，上海便成新诗创作与出版的重镇。因为爱诗，平日便关注关于诗的读物，尤其是民国年间出版的诗歌类刊物。在一次淘书中，竟一下购得《诗创造》创刊第一年计十二辑，甚感难得。由此得与当年参与《诗创造》创办、编辑的老诗人鲁风、方平多次晤谈，所获匪浅。
1947年春，国共和谈破裂，解放战争旋即打响，处在国统区的上海阴霾密布，文化管制甚严，进步杂志难以生存，诗歌刊物更是凤毛麟角。此时，青年诗人林宏从南京来上海，看望大他七岁的诗人曹辛之（杭约赫）先生，谈起办诗刊想法，两人不谋而合，遂决定由曹辛之主持的星群出版社以丛刊形式出版诗刊，此议得到臧克家先生的大力支持，鲁风（郝天航）、方平、沈明、康定、蒋燧伯等诗友们都表示赞同，并由克家、辛之、林宏、鲁风、沈明等慨然集资，不知谁说诗刊名叫《诗创造》吧，即刻得到大家的赞同。经过紧张筹备，于同年7月，第一辑《带路的人》在沉闷的上海破土而出。《诗创造》第一辑虽没有创刊词，却有“编余小记”，类似刊物的宣言：“今天，在这个逆流的日子里，对于和平民主的实现，已经是每一个人，不分派别不分阶级，迫切需要争取的。因此我们认为：在诗的创作上，只要大的目标一致，不论它所表现的是知识分子的感情，或劳苦大众的感情，我们都一样重视。不论他是抒写社会生活，大众疾苦，战争惨相，暴露黑暗，歌颂光明；或是仅仅抒写一己的爱恋、忧郁、梦幻、憧憬……只要能写出作者的真实情感，都不失为好作品”。可以看出，《诗创造》是一份风格多样、兼容并蓄的诗刊。第一辑作者阵容强大，有臧克家、金克木、沙鸥、唐湜、苏金伞、杭约赫、徐迟、陈敬容等人，还有至今仍健在的方平、鲁风、廖晓帆、孔柔等人。目录与版权页上，印有“全部装帧均由TW先生设计”，这TW便是曹辛之，他不但是诗人，出版了诗集《噩梦录》《火烧的城》《复活的土地》，且是多才多艺的艺术家，精篆刻、书画，更是书籍装帧艺术大家，他曾说：“我的专职是从事书籍装帧设计的，在装帧设计队伍里，我算个老兵”。《诗创造》为小三十二开本，每册在刊名下，还另有一个书名。第一年共十二辑的封面设计，只是书名、辑数与颜色不同，图案始终如一，画面将剪纸与木刻加以组合，具有非常优美的装帧效果，每辑扉页还刊一幅木刻作品，第一辑为黄永玉先生的《苗人酬神舞》。刊内题饰与尾花画得细巧精致，情趣盎然。这就是作为诗人兼装帧艺术家曹辛之的办刊风格，亦是他对现代诗坛作出的贡献。由于《诗创造》所刊诗作质量上乘，设计新颖别致，深得读者喜爱，刊物远销香港、新加坡以至整个东南亚地区。
至1948年6月，《诗创造》整整出刊一年十二辑，它们是《带路的人》《丑恶的世界》《骷髅舞》《饥饿的银河》《箭在弦上》《岁暮的祝福》《黎明的企望》《祝寿歌》《丰饶的平原》《美丽的敦河呵》《灯市》《严肃的星辰们》，其中第十辑为翻译专号，第十二辑为诗论专号，在编辑上分别得到陈敬容、唐湜的帮助。之后星群出版社将十二辑编成合订本，布面烫金精装，成为“馈赠诗友的最好礼物”。《诗创造》有一个小栏目，叫“书与诗人”，不时报道一些诗人的行踪与创作动向，诸如“沪报前传臧克家患肺疾颇重，现悉经医生细密检查病势尚轻，但须注意休养，健康恢复可期”，“辛笛去美半载，上月已乘轮返国，携来诗作颇多，将陆续在《中国新诗》发表”，“方平月前离沪去南京某银行工作”，“圣野儿童诗《小灯笼》已在杭州出版”等等。也许当初是不经意的一种花边新闻式点缀，孰料时至今日，却成了诗歌研究者珍贵的文学史料。
当时，刊物不设主编和编委，编辑工作由曹辛之主持，刊后的“编余小记”均出自其笔，只是未署名。在上海的鲁风、方平、沈明等也协助编稿。1948年春，林宏、康定等来到上海，业余时间参与《诗创造》的编辑工作。稍后，在选稿艺术标准上，他们与曹辛之产生了分歧。林宏认为，在残酷的现实环境下，要增强诗的战斗性。曹辛之则反对标语口号入诗，讲究以诗的艺术手法来体现诗的意境。臧克家作为有影响的现实主义革命诗人，他明确表示支持林宏等人的主张。曾在延安鲁艺学习过的曹辛之，四十年代初在重庆结识臧克家，两人一见如故，他写有两万余字的诗评《臧克家论》，是国内最早对克家创作作出的全面评析。而辛之的诗集《噩梦录》亦系克家所序，说辛之的诗“抓住一点向深处探寻，他的字句也是百炼而成”，给予了中肯而准确的评价。后曾有传言，说他俩的关系不睦。建国后因为各自不同的人生遭际，及文学观念的差异，他们不常往来，这也是事实。但辛之在八十年代中期回忆说：“我们四十多年的深厚友情，尤其是他对我工作上的帮助、扶植，是我终生难忘的。”但由于诗的美学观不同，编辑部内常常发生争辩。当初对于克家的意见，辛之自然十分尊重，最终他为顾全大局，决定与诗歌观念较为相近的辛笛、陈敬容、唐祈、唐湜等，另行创建一份诗歌丛刊，名为《中国新诗》。本来编辑人员中还有方敬，因他远在重庆，无暇顾及而未果。当上海地下党文委的蒋天佐得知《诗创造》内部矛盾后说：大家的根本立场是一致的，而又都是冒着千难万险在那种环境下工作，怎能为艺术上的爱好和见解的不同而互相斗气呢！更何况艺术上的各具特色，正是我们追求的目标。辛之正是按照党组织的意见，妥协地处理了内部分歧。此后，诗丛上出现了三个明显的变化。
首先，在《诗创造》第十二辑即第一年的最后一辑中，刊出署名“杭约赫”的“编余小记”，他介绍、评析了这一辑“诗论专号”的主要作者后，写道：“在编辑方面，我们也有所更动，过去数辑，因限于人手及编辑人的能力，一切均未能如愿，以后编辑工作将由林宏、康定、沈明、田地诸先生负责，对《诗创造》的内容当有一番革新，鄙人因另与友人编刊《中国新诗》。”这是一篇口气温和的告别辞，文字十分简略、内敛，似乎一切尽在不言之中。这多少可以看出，辛之为人处事的性格，既忍辱负重又百折不挠。他不固执，善于委曲求全，处理好同事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善于听取来自克家、天佐这些文学前辈兼领导的意见。为了避免矛盾的激化，影响诗人们的团结，他主动退出由他一手创办并主持的《诗创造》，这是他的宽容大度。另一方面，辛之又是一个不会轻易放弃自己观念与理想的人，几乎在放手《诗创造》的同时，他已筹划并开始了《中国新诗》的创办，这更是他乐意的选择，当初办《诗创造》，辛之就设想办成“一个稍带同人性的园地”，现在，他要将最初的设想真正付诸实施，使诗刊个性相对鲜明，艺术性更趋显现，在中国诗坛上，发出清新而独特的声音。这是辛之内心坚强的体现，也显示辛之处理棘手难题的高超艺术。
《中国新诗》创刊号
其次，在这辑《诗创造》的封底，刊出《中国新诗》第一集要目，以广而告之。接着在出刊的第一集《时间与旗》中，以“本社”名义，唐湜执笔写了代序《我们呼唤》，即《中国新诗》的宣言：“我们现在是站在旷野上感受风云的变化。我们必须以血肉似的感情抒说我们的思想的探索。对生活也对诗艺术作不断的搏斗。我们首先要求在历史的河流里形成自己的人的风度，也即在艺术的创造里形成诗的风格。”《中国新诗》于1948年6月15日创刊，每月一集，共出版了五集，即《时间与旗》《黎明乐队》《收获期》《生命被审判》《最初的蜜》。蒋天佐先生不但对诗刊给予许多鼓励，撰写了《诗与现实》一文在《中国新诗》第一集发表，还帮助组稿、审稿，冯雪峰纪念朱自清先生的文章《损失和更重要的损失》，就是通过他约来，刊在第四集“纪念朱自清先生”专辑中的。为避当局耳目，版权页上印森林出版社出版，又得在邮局工作的唐弢先生帮助，设法弄了个邮政信箱。实质与《诗创造》一样，两刊都由星群出版社负责出版发行，编辑技术与经营管理仍由曹辛之负责。虽然两刊因办刊观念不尽相同，为了工作他们常有争执，但并未影响他们之间的友情，诗人们依然相安无事常相往来。
再次，《诗创造》在第二年的第一辑《第一声雷》上，林宏以《新的起点》为正题，以“《诗创造》一年总结”为副题，说“《诗创造》的缺点太多，这一大半还得归咎于我们主观上的懈怠和努力不够，我们需要深入的毫不容情的自我检讨”，对一年来的《诗创造》作了反省。接着发出了他的宣言：“我们要以最大的篇幅来刊登强烈地反映现实的作品，我们对于艺术的要求是：明快、朴素、健康、有力。”这还不够，又在刊物尾部的“编余小记”中写道：“就本辑来说，这里面还存留着若干过去的残渣，一时没能够扫除净尽。值得向读者报道的是：已经没有了形式的追求，替代它们的是战斗热情的磅礴与生活的深入现实。”在这样的编辑思想下，《诗创造》在第二年前四个月中编辑出版了《第一声雷》《土地篇》《做个勇敢的人》《愤怒的匕首》四辑，从这些书名看，《诗创造》在内容与风格上，都大大强化了诗的战斗性。在第二年第二辑的“编余小记”中，林宏写道：“这里的作者虽然大半是‘未见经传’，写的也是为某些人所不齿为诗的东西，比起那些自命现代诗人的扭捏调儿，实在可贵多了。而《没有技巧》一诗则是给予艺术至上论者的一棒。最后对于那些迷恋在陈旧的窄小的圈子里，一方面摭拾些舶来的诗歌理论，‘引经据典’地胡言呓话，一方面套着形式的镣铐自鸣得意地狂舞乱跳，有时候，为了怕被人斥骂又故意地摆出革命的姿态，仿佛就是‘进步’的化身似的歌唱起来的人，我们想引几句别人说过的话送给他们……”从这里不难看出，在拗口的字句中，针对性已很明显，甚至有咄咄逼人的火药味。读者已看出，这时的《诗创造》与第一年的《诗创造》已不尽相同，与同时出刊的《中国新诗》也不在一条道上了。由此，出版《诗创造》的星群出版社更引起了敌人的注意，当第五辑刚编竣，拟以《荆棘与花朵》为书名交付印刷之际，一天晚上，国民党特务突然搜查了星群出版社，勒令《诗创造》《中国新诗》停刊。曹辛之正巧去了外地，特务便将其妻子陈羽抓捕审讯，追查臧克家、曹辛之、林宏等人的去向，陈羽坚持说自己是家庭妇女，与此无关。敌人无奈，只得将她放了。之后克家、辛之等在辛笛先生的资助下，转道香港赴华北解放区。而辛笛本人亦是“东藏西躲，夜间不敢回家留宿，以防万一”。林宏、沈明等去了浙东游击区，走上了与敌人正面战斗的道路。鲁风、方平、田地、康定等分别去了云南、厦门、青岛、贵州等地，《诗创造》与《中国新诗》两个诗歌丛刊便无法续办，没有来得及向读者告别就戛然而止，“在上海白色恐怖中，苦撑了三年的星群出版社就此结束”（辛之语）。
从《诗创造》到《中国新诗》，虽然都是诗歌丛刊，称“辑”、“集”而不称“期”，但每月出刊，等同于期刊，并且前后约一年半时间，连续出版未有间断，这在国统区甚为不易。那个年头，在上海文坛万马齐喑的环境下，两种诗刊团结了广大诗歌作者，发表了大量优秀诗作，不少诗人如李瑛、邵燕祥等诗人早期的诗作大都刊在《诗创造》上。诗刊坚持歌颂光明、诅咒黑暗，发挥了积极作用，在中国新诗发展史上，留下了不可或缺的光辉一页。
不能不提的是，出版《诗创造》和《中国新诗》的星群出版社。最初在抗战即将胜利的1945年春，辛之就在重庆提出回到上海，办一个出版社，出诗友们的书，此议得到鲁风、林宏、沈明等赞同，当即筹集了一些款项，又获臧克家先生的鼓励和支持，把他的两部诗集交给辛之，以版税充作股金。辛之与同样热爱诗歌的妻子陈羽当年就从重庆到上海，在位于西门路（今自忠路）六十弄四十三号内，开设了星群出版社。准确说，这是诞生在民国年间一家集资经营的股份制私营出版企业。在资金融通上，又得到在金城银行工作的辛笛给予的信贷支持，先后出版了克家的《罪恶的黑手》《泥土的歌》，辛笛的《手掌集》，戴望舒的《灾难的岁月》等，又出版了克家主编的“创造诗丛”十二种，这成了当时“轰动全国诗坛的一件盛事”，接着又以森林出版社名义出版“森林诗丛”八种，诗歌读物总数达三十多种，星群出版社其实已成了以出版诗歌读物为主的诗歌专业出版机构，更成了受欢迎的“诗人之家”，他们“为全国诗人及诗读者服务，备有全国各地诗刊诗集及一切诗读物”目录，可以“邮购、代办、代订”。在专制统治、物价飞涨的年代，辛之任劳任怨，独挑重担，事无巨细，全力以赴。可以说，在政治环境险恶，经济上捉襟见肘，连稿费都发不出的景况下，没有哪家出版社，哪个诗人在出版诗歌读物上能望其项背，肯下如此大力。
设想一下，如果曹辛之当初不从《诗创造》中退出，仍坚持自己的办刊初衷，那么，围绕反映劳苦大众与知识分子两种感情，双方在争论的磕磕碰碰中，仍会按月出刊《诗创造》，尽管是工作之争，但由此可能会伤了和气，影响团结。或者辛之作出一定的让步和妥协，《诗创造》可能会加大大众化的比重，臧克家、臧云远、林宏、沈明、康定、任钧、苏金伞、马凡陀等诗人的创作会显出更大分量，而辛之、辛笛、陈敬容等人的诗歌声音更加微弱，这样，辛之的艺术抱负难以实现，久而久之，他们这一路具有相同艺术追求的诗人地位日渐衰落，甚至会烟消云散自生自灭，更谈不上形成以后的“九叶诗派”了。
现在如果还原历史，来看林宏倡导的编辑方针，客观地审视他们的作品风格，可以看到，诗歌在激励民众斗志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今天，我们不能离开特定的历史状态来评价他们的诗，更不能因为今天处在歌舞升平的和平年代，而看轻了具有战斗气息的诗歌作品，甚至不屑一顾。诗歌作品兼具现实性与艺术性固然好，但在大敌当前的非常时期，更多强调直面现实，是时代的需要，不能以今天的艺术标准来一概要求那时的诗歌创作。当然，从诗人的个体创作来讲，对不同的诗学境界的追求都是允许存在的。
但是，从《诗创造》第一年的后阶段起，不但内部矛盾已初露端倪，而且来自外部的指责亦更趋明朗、激烈。第九辑的“编余小记”写道：
近来又常听到朋友们的责备，说我们这个小丛刊不够“前进”，我们觉得装“前进”的幌子并不难，《诗创造》并不要写稿者唱高调。
这里，我们已能感到，曹辛之受到的压力。到了第十一辑，这样的压力有增无减，他不得不第一次以自己的真实笔名杭约赫写“编余小记”，一吐胸中块垒：
原想做到“兼容并蓄”，因而不免处处显得杂乱无序，今天诗坛亦如文坛，派系门户之间的明争暗斗，愈演愈烈，我们矢志欲超越这种小集团小宗派的作风和态度，虽为普遍的读者所支持，但遭到某些论客的吆喝的鞭挞，也已经不止一次。又有批评家找来了一顶“唯美派”的帽子硬要戴到我们的头上。关于编辑方面，并没有确定的主编人，而读者每天的来稿平均总在十件以上，原有的组成者又都为各自的职务所牵羁，只有把仅有的假日消磨在阅稿上，但集稿、约稿、编排、校对及发行等事，几乎全落到我的肩上，而我，老牛破车，原不能装载如许重物，何况还得翻山越岭，因此对择稿的标准和编选的技术方面难免错漏百出。并写道：
从7月份起，《诗创造》在编辑方针上或有所变更，对读者从现实生活里所写下的诗作，将以最大的篇幅给以刊载。
可以清晰看出，曹辛之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迫不得已作出让步。俗话说，退一步海阔天空。辛之明智地选择了从《诗创造》中退出，另办《中国新诗》，给了九叶诗人们宽敞的用武之地，这正是辛之的聪颖过人之处。
通过对《诗创造》创刊始末的追溯与爬梳，可以初步厘清“九叶诗派”形成的路径。表面看，《诗创造》编辑间由于诗歌艺术观念的不同，催生了《中国新诗》，这是顺势而起、水到渠成的必然，从而导致了诗歌作者阵营的分野，即两种创作风格或艺术主张不同的诗人，分别集聚在两种诗丛之下，各有侧重；而实际上，《诗创造》原先的风格并不鲜明，个性并不突出，各种风格的诗作集于一刊，九叶诗人早期在上海的几位诗人虽因风格相近，却势单力薄，被淹没在众声之中，得不到鲜明张扬，只是到了第二年《中国新诗》的出现，才形成了在艺术指向上的分道扬镳，各自的办刊方针及风格迅速凸现了出来，客观上为形成日后的“九叶诗派”提供了合适的土壤。加上当时远在北平的西南联大四杰穆旦、杜运燮、郑敏、袁可嘉加盟《中国新诗》作者队伍，加速了九叶诗人力量的凝聚。当然，他们那时无意打出什么旗号，有的人相互还不认识，没有想到去形成一个流派。但他们是在有意识地探索新诗现代化的审美过程中，企图找寻新诗发展的一条新路：即把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加以和谐统一的可能。由于《中国新诗》的编者、作者“接受了诗的现实主义的传统，采取欧美现代派的表现技巧，刻画了经过战争大动乱之后的社会现象” （艾青语），形成了一个具有鲜明风格的诗歌流派，即因八十年代出版《九叶集》一书，而被诗歌理论界冠之以“九叶诗派”，并确立了其在中国新诗发展中的艺术价值与历史地位。建国后，由于九叶诗人命运多舛，长期被打入冷宫，一旦他们的艺术生命获得新生，人们对九叶诗人投来更多关注的目光，亦在情理之中。但不能因此而贬低与指责大众化诗歌，毕竟因时代的背景的不同而不能苛求。九叶诗派元老辛笛先生生前与我多有晤谈，不止一次言及九叶诗派，作过客观而公允的评说：九叶诗风是“在《中国新诗》和《诗创造》期间，因为作品互相吸引，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而自然形成的。南北诗风相近的诗人作品多有彼此无形相通之处，所以‘九叶’的‘九’也蕴含着我国习惯‘九’代表多数的意思，不仅限于‘九’个数而已。《中国新诗》和《诗创造》在当时那样的年代里团结了大多数诗人，为诗坛开创了一种新鲜的氛围与意境，注入了一股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