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宋学和清代史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学论文,史学论文,清代论文,宋学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一种思想潮流，史学思想的演变总是与当时的社会状况、文化走向、学术思潮紧密相连的。就清代史学思想而言，它的每一步发展，每一个转变，都与社会历史的发展转变及汉学、宋学的相互争斗分不开。因此，我们考察清代史学思想的特点，既要注意清代社会对清代史学的影响，又要研究清代史学与汉学、宋学的相互作用，以便能更准确地揭示清代史学思想发展演化的规律。
一、汉、宋之学的交互发展与史学思想的演化
在中国学术史上，把学术分汉、宋，始自清代。清人崇尚汉儒重小学训诂与名物考订的治学风格，故而用“汉学”命名自己所从事的经学研究[1]（P1535—1542），其学术特点是注重训诂文字，考订名物制度，务实求真，不尚空谈。与汉学相对的是宋学，也即宋明理学，其学术要旨在于阐发儒家经典所蕴含的义理，褒贬议论，重视发挥。汉学和宋学走着的两种不同的治经路径，贯穿整个清代学术史，成为研究清代学术文化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
作为清代思想潮流一部分的史学思想，与汉学、宋学的关系相当密切。汉学、宋学皆属经学，而在中国古代，经学与史学是密不可分的，尤其是清代，“六经皆史”的理论日益系统化，经学与史学更是纠结在一起，相互影响。同时，清代史学思想与汉学、宋学的关系相当复杂。因为有清一代，汉学、宋学时而斗争，时而合流，一直处在变动不居的状态。它对史学的影响，也就表现出时而重考据、时而又偏重义理的情形。
清初，顾炎武首揭经学大旗，提出“理学，经学也”[2]（P58）的命题，展开对空谈心性的宋明理学的批判，号召学者“鄙俗学而求六经，舍春华而食秋实”，“以务本原之学”[2]（P90）。顾炎武治经以汉学为起点，主张从文字音韵入手以求义理，开始了汉学与宋学的分化。但顾氏反对的是宋学空疏之风，对宋儒经注他并未极力反对，相反，他在学术研究中还采用了不少宋儒经注。继顾氏而起的阎若璩、胡渭，通过辨伪证明宋学错谬百出。阎氏撰《古文尚书疏证》，证明《古文尚书》为伪，使宋儒所推崇的《古文尚书·大禹谟》关于尧、舜、禹个人修养和治国原则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十六字心传”失去了存在的客观基础。胡氏撰《易图明辨》，指出宋儒推崇的《易图》不过是五代道士所伪造。这些，都使宋儒借以发挥义理的理论依据遭到破坏，客观上让人看到了宋学的空疏与无据。与此同时，毛奇龄、万斯同等均对宋明理学的空谈性理进行了批评，并主张治经尊汉，用回归原始经典的方式剥去宋学的虚妄。阎、胡诸人虽有尊汉抑宋的倾向，但其学术思想中仍有受宋学影响的一面，在论说自己的学术主张时，时常见到宋儒之说[3]（P158）。可以说，清初诸儒批判理学，并未完全脱离宋学的影响，而是兼采汉宋，所谓“国初，汉学方萌芽，皆以宋学为根抵，不分门户，各取所长，是为汉、宋兼采之学”[4]（P341）。清初诸儒在批判理学、倡导经学中，汉学与宋学开始分化，但未形成鲜明对立，汉、宋二学交互影响当时的学术风貌。
这一阶段的史学，受汉、宋二学共同影响，一方面表现为重史料考订，言必有据，理必切实。在进行史料考订时，已开始将文字、音韵、训诂等治经的方法移而治史。另一方面又重视理论阐发，夷夏之防的正统观念强烈，经世致用思想高扬。清初史学研究给人的感觉是功力扎实，思想深邃，极少主观臆断。这正是考据与义理结合的产物。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顾祖禹等人的史学研究都有这一特点。
及至乾隆朝，汉学鼎盛，朝野无不知许郑贾马者，人们治学“皆以博考为事，无复有潜心理学者。至有称诵宋、元、明以来儒者，则相与诽笑”[5]（卷一）。与汉学的兴盛相比，宋学归于沉寂。这一时期，多数学者尊汉泥古，迷信汉儒训诂之学、解经之说，他们普遍认为，汉儒去古未远，说经要比宋儒可靠，且汉儒治学，家法师承，不易走样，异于宋儒以臆说经者。在这种风潮下，人们纷纷批判宋学的空疏无当，汉学营垒稳固。他们高扬汉帜，识字审音，由字以通词，由词以通意，由文字训诂以求经书义理，认为训诂明义理自明。这一时期，虽然有些学者在坚持汉学立场的同时，也能看到宋学的优长，钱大昕、纪昀、戴震、焦循、阮元等都认为汉、宋之学各有所短，也各有所长，应有持平看法，不能囿于门户，横加排斥，但他们毕竟是站在汉学立场上看待这些问题的。在学术研究上，几乎很少见到宋学的影子。
嘉庆中后期，随着清王朝危机的加深，汉学脱离实际、琐屑拘执、崇古复古的弊端暴露出来，学术思潮又开始发生重大变化。宋学营垒中人开始对汉学发难。方东树等人均极力攻击汉学，汉宋之争又起，作为乾嘉学术主流的汉学受到空前批判，宋学再次抬头。但由于道咸时期，时局危机，各种思想开始复活，今文经学、陆王心学、诸子学均又走上历史舞台，为变法改革提供思想武器，因此更多的人认识到无谓的汉宋门户之争于世无补。他们看到，汉学考据固然有其求实的长处，但过分注重名物训诂而缺乏哲理思辨，尤其是在嘉道之际社会危机日深的情况下，其治学的触角很难触及社会深层问题，故而局限性也很明显。宋明理学固然有空疏无当的缺陷，但一概把宋明理学斥之为空虚无用，忽视其讲义理、讲学术研究的主体意识的长处，也是不对的。于是人们调和汉宋，提出以汉补宋，以宋补汉，既考证文句典章，又推究经籍大意，汉宋合流又成趋势。
这一时期的史学，面目庞杂，今文经学为史学研究提供了新的历史变易进化观，龚自珍在这方面做出了表率。注重史料考订的治史风格也依然延续，边疆史地学者的研究体现了这一特点。由于宋学的抬头，史著中重名节、重笔法义例的情况再次出现，这主要体现在南明史及当代史的研究上。要之，严密考证与经世致用相结合的治史思想被人重提。
二、汉学对史学思想的影响
有清一代，汉、宋之争一直没有停歇。但从总体上看，清代毕竟是汉学占学术上风的时代，宋学对史学的影响，在清代是以一种萎缩了的方式存在着的。尤其是以“天理”谈历史盛衰，以《春秋》褒贬笔法著史，以正统论解释王朝更迭等史学观念，在清代官修史书及正统史学中有所表现，但在汉学及汉宋合流思潮的巨大压力下，影响不大，不是清代史学思想的主流。可以这样讲，宋明时期那种占主导地位的讲褒贬、重史法的理学化史学，在清代已走上绝路。清代史学思想的主流是在汉学影响下形成的，具有与宋明理学化史学风格迥异的风貌。因此，我们有必要重点考察一下汉学对史学的影响。
其一，汉学对宋明理学空疏学风的批评，导致了史学领域重考证、轻议论的治史风格的形成。自顾炎武对宋明理学空疏学风进行批评，提倡健实学风以后，乾嘉汉学，由此推衍，进一步批评宋儒“舍故训而凭胸臆”。他们指出，宋儒释经，连经书中的文字句读、名物典制都没有搞清楚，甚至连经书的真伪都没有考察，就猜度臆说，以言心言性之空言而取代圣经之本意，空发议论而于世无补，学风虚浮而没有根柢，所谓“自晋代尚空谈，宋贤喜顿悟，笑问学为支离，弃注疏为糟粕，谈经之家，师心自用，乃以俚俗之言诠说经典”[6]（P393），“学者空谈名理，不复从事训诂，制度象数，张口茫如”[6]（P430）。于是人们纷纷舍义理而沉迷于名物训诂，主张以考文知音之功夫治经，以治经之功夫明道，“训诂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理义明”[7]（P505），要下一番切实的考证功夫，将字、词、句的本意搞清楚，才有可能正确理解经义。汉学这种反对空发义理、重视文字名物之训诂的思想，直接导致了史学上反对任情褒贬、驰骋议论、主张考证求实思想的形成。经学上反对空言义理，主张训诂明而义理明，与史学上反对横生议论，主张史实真而是非见，在思维模式上是一样的，遵循的是相同的法则。对此，王鸣盛的一段话颇有说服力：“经以明道，而求道者不必空执义理以求之也，但当正文字、辨音读、释训诂、通传注，则义理自见，而道在其中矣。……读史者不必以议论求法戒，而但当考其典制之实，不必以褒贬为与夺，而但当考其事迹之实，亦犹是也。”[8]（自序）义理不可凭虚而得，必须经考据实证而得，影响到史学，那就是注重考典制事迹之实，反对未考史实便议论褒贬。在此之下，清代史家对受理学影响的宋明史学注重发挥义理而不甚关注史实的做法进行了批评，认为他们褒贬议论是“颠倒是非，颇亦荧听”，并反其道而行之，张扬重考证、轻议论的史学观念，“大抵史家所记典制，有得有失，读史者不必横生意见，驰骋议论，以明法戒也。但当考其典制之实，俾数千百年建置沿革，了如指掌。而或宜法，或宜戒，待人之自择焉可矣。但当考其事迹之实，俾年经月纬、部居州次，纪载之异同，见闻之离合，一一条析无疑，而若者可褒，若者可贬，听之天下之公论焉可矣。盖学问之道，求于虚不如求于实，议论褒贬，皆虚文耳。作史者之所记录，读史者之所考核，总期于能得其实而已矣，外此又何多求邪！”[8]（自序）这样的治史观念在乾嘉时期被学界认可，史家治史不轻发宏论，而醉心于古史之考订辨证，在考史的基础上论史，言必有据，无征不信，学风敦实。
其二，汉学治经的方法被运用到史学上，丰富了治史方法。考据作为一种治史的基本方法，并非始自清代，但很明显的是，清代考史方法的缜密完备和丰富多彩，却非仅仅依靠史学方法自身的积累，它主要渊源于汉学治经的方法。清初，经顾炎武、阎若璩、胡渭等人的提倡和实践，考证方法日趋完备，在此基础上，人们开始将治经的一套方法扩展到各个学科领域，史学便是重要阵地。乾嘉学者，多数兼通经史，以治经方法治史，事属必然。张之洞曾说：“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由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9]（P344）点出了清代史家取得成绩的途径和方法。经学家治经着重文字训诂，提倡以小学为工具，进行校勘，以究典制名物。从小学入手以治经，是清代汉学的首要法门，这种正文字、辨音读、释训诂、通传注的方法运用到史学上，就是究版本、校文字、阐释字句、洞察事迹，考证天文、地理、职官、名物等问题，在专门和精深上做文章，形成了一套可以操作的、涉及文字、音韵、训诂、版本、校勘、辨伪等众多学科的庞大的方法体系，具有一定的可靠性和有效性。他们运用这些方法，考证文献，克服了以往史家依靠个人的学识主观先验地凭事理推测、鉴别史料方法的局限，构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操作程序，对于史学的科学化、客观化起了推动作用。
另外，汉学研究中常用的通例归纳法也被运用到史学研究上。清人治经，特别认识到读书必明其例的重要性，将其视为治学的重要方法之一，“读古人书，必先寻其义例，乃能辨其句读，非可妄议。”[6]（P179）戴震、卢文弨、段玉裁、凌廷堪、王念孙、王引之等人都注重以通例归纳治经。这种方法波及史学，钱大昕、王鸣盛、赵翼等人均不同程度地在治史过程中运用义例归纳法考史论史，取得了显著成就。
其三，在历史编纂学上，清代史家反对《春秋》笔法，反对以正统论著史，也是受了汉学的影响。《春秋》笔法是对传统史学影响很深的一种观念。宋代理学家对《春秋》研究、解说，形成《春秋》学。这种研究又渗透到史学中，在治史中形成了重《春秋》褒贬，重正统论，重《春秋》义例的现象[10]（P15—23）。清代汉学家一反宋儒重心性义理、好阐发议论的作风，变而为重文字训诂、好考证求实、张扬“实事求是”的学术个性。在史学上，则是轻史义，重史实，反对只重褒贬大义，而于史实却不甚理会的作史态度，尤其反对在历史编纂上搞《春秋》笔法。钱大昕通过归纳、剖析《春秋》义例，指出《春秋》从不在文字上搞褒贬，而是“直书其事，使之善恶无隐而已”[6]（P18）。他批评欧阳修编纂《新唐书》、朱熹编纂《紫阳纲目》使用《春秋》笔法的做法，认为二人之书既掩盖了历史的真实，又褒贬不当，给读史者造成极大困难，提出“史家纪事，唯在不虚美，不掩恶，据事直书，是非自见，若各出新意，掉弄一、两字以为褒贬，是治丝而棼之也”[11]（P350）。与钱大昕一样，王鸣盛也反对治史模仿《春秋》笔法，认为“《春秋》书法，去圣久远，难以揣测，学者但当阙疑，不必强解，唯考其事实可耳。……究之是非，千载炳著，原无须书生笔底予夺，若因弄笔，反令事实不明，岂不两失之”[8]（卷七一）。他同样批评《新唐书》和《通鉴纲目》意主褒贬的著史宗旨，认为记载事实乃史之天职，妄加予夺，实不可取。《四库全书总目》批评欧阳修以《春秋》笔法著史，于“事实不甚经意”，“传闻多谬”[12]（P411）。总之，以《春秋》褒贬大义治史的观念受到了批判。宋人由重义理而重《春秋》笔法，清人由重考实而反对《春秋》笔法，反映了宋、清间史学由重阐发向重事实转变。
与《春秋》笔法相联系的是正统观念。宋人著史重正统、闰位之辨，清人这一观念比较淡漠。尽管在清代史学史上，由于宋学的不绝如缕，正统观念也时隐时显，但总的趋向是受到批评。清初，王夫之即对正统论作了反思，认为以正统解说历史，真伪混淆，无法自圆其说，故而他评论历史，“不言正统”[13]（P1106）。乾嘉时期，钱大昕更对朱熹在《通鉴纲目》中虚引中宗年号以记载武氏事迹，以明正统归李唐的写史方法表示不满，指出“史者，纪实之书也。当时称之，吾从而夺之，非实也。当时无之，吾强而名之，亦非实也”[6]（P21）。这些，都可以看出汉学求实精神的渗透。
其四，由于受汉学的影响，乾嘉时期的史家在解释历史发展时，很少使用“天理”、“心性”这些宋儒惯常使用的概念，他们多数已不再执著“天理”这种封建纲常名分的标准评价历史事物，议论历史人物的功过，讨论历史的盛衰，而是冲破先验的“理”来评说历史。如王鸣盛对王伾、王叔文“永贞革新”的评价，赵翼对武则天的评论等，都能冲破成规，得出新颖的结论。在思考历史盛衰变动时，乾嘉学者在哲理上发明不多。赵翼用“地气说”解释历史兴盛衰亡的变动，认为政治兴衰是因“地气”转移，这样的解释带有神秘的色彩，但又是一种宏观的历史运动观。崔述对社会历史的变化也有自己的看法，且能贯通古今思考问题，以“势”解释历史变动。这些都是乾嘉时期较有价值的思想。但总起来看，由于受汉学名物训诂、重文献考实之风的影响，这一时期的史家在历史哲学上没有大的建树，论史而蔽于理。倒是受公羊今文学影响的一批人，在历史哲学上有一套宏通的系统看法。
综上可见，清代汉学对史学的影响是明显的。从积极的一面看，它影响到治史态度、研究方法以及历史编纂等史学客观性这一层面，培养了中国史学的求实精神和理性精神，创造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考证辨析史料的方法，扭转了长期以来史学著作资料选择的主观性和论点的直觉性。从消极的一面讲，由于汉学过分强调考证辨伪为“实”，分析评论为“虚”，从而严重限制了史家宏观把握历史的能力，无法对历史进程、历史运动这一历史客观性问题做出系统解释。他们缺乏自己的哲学体系，对历史的盛衰运动、历史运动的支配力量等历史哲学问题思考甚少。又由于汉学崇古，有愈往前古，愈得其真的儒学求本化思想，“博古”现象严重。我们不能说乾嘉学者都博古而不通今，但史学上的“博古”影响到他们上下贯穿的通识眼光也是事实。
三、史学在清代学术发展中的作用
在清代，汉学、宋学固然对史学产生较大影响，但史学绝非完全被动受制于学术潮流。由于传统史学本身在自己的发展演化中形成了一整套的思想和原则，因此，在清代学术发展中，史学中的思想原则对汉学、宋学乃至今文经学等也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扭转学风偏向的作用。
其一，清代学者在治学上打通经史之间的间隔，从经史结合的角度思考问题，一方面使当时兴盛一时的汉学对史学起作用，另一方面史学对汉学也同样有影响。汉学所研究的许多东西，与上古史密不可分，汉学家为了解决经书中的典制名物问题，常常要借助史学，史学为汉学研究提供背景知识和印证材料。再加上汉学本身特重史实，不虚言说经，许多汉学家治经实际上也是考史。如三礼方面的考证，像江永的《仪礼释例》、张惠言的《仪礼图》、戴震的《考工记图》、沈彤的《周官禄田考》、程瑶田的《通艺录》等，都从不同方面对古代礼仪进行考证，广泛引证史实以助经说。宋儒那里，史学思想是理学家构建理论体系必不可少的“半壁江山”，天理体现在纲常礼制上，离开历史，无法证明这一点。在清儒这里，史学又是汉学考据的重要方面，离开了历史事件、人物、典制等历史说明，经学考证只能是个空壳。
其二，从尊经重史到“六经皆史”，史学地位不断提升，并逐渐成为学术的中心。明清之际，顾炎武、黄宗羲等人面对剧烈的历史变动和理学末流回天乏术的状况，开始由虚返实，高扬经世致用的大旗，重振思想雄风。在这一过程中，进步学者受明亡的巨大刺激，进一步认识到史学研究对于历史发展的意义。所以，在顾、黄等人的思想体系中，尊经重史就成了无法分割的一个问题。他们所做的，实际上就是以史学济理学、心学之穷。他们在建构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时，把史学放在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地位上。在他们看来，没有历史经验的总结，任何有关国家治理的思想，最终都会走入理论的困境。乾嘉时期，“六经皆史”的理论得到发展，乾嘉汉学家的经史考证，则在将经典还原为历史文献方面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经书和史书一样，在他们手里都变成了必须“考信”的内容，经书所蕴含的史料价值，所具有的解经方法，在清儒的考证之下，都转化为史学的内容。经与史之间不可逾越的畛域，在经史考证之下已不复存在。“六经皆史”的命题中所包含的六经是史料的含义，被时人接受。于是，经学开始史学化，并不断被人们当作寻常的历史材料来运用。正如美国汉学家艾尔曼所指出的，当时“儒家经典受到全面的怀疑，并经由史学化，变成了寻常的史学研究对象和材料。这是知识阶层思想变化最显著的标志”[14]（P1）。
其三，有清一代，传统史学思想所固有的经世观念、信史原则、直书精神等思想内涵对汉学、宋学、今文经学等各种学术思潮的弊端起着针砭纠偏的作用。宋学的空谈性理与史学求真相矛盾，汉学的考证求实与历史哲学的思辨相凿枘，今文经学的微言大义与秉笔直书也不尽一致。这样，有着深厚思想积淀的史学便自觉不自觉地在清代学术思潮的演变中发挥作用，用通古今、察盛衰、求史实、研治乱等史学眼光看待一切，把史学的精神渗透到各家经说之中，将理学的蔽真、汉学的蔽理、今文理学的蔽实等弊端扭转过来，将所有学说都与对历史盛衰兴亡的思考结合起来，并向近代学术发展。再加上嘉道以降，“天下多事”，任何学说，也只有在其能“经世”的层面才能兴盛，其纯粹学理的一面，都处在不同程度的衰落之中。这种经世风气的高涨，也很容易把各种思潮导向史学一途，士人要走“经世致用”之路，自然便会避汉学之琐屑、舍宋学之空谈、戒今文经学之虚妄，从而转向可以“资治”的史学。周予同先生曾说，从经史关系的历史发展来看，“史由附于经，而次于经，而等于经”，最后到“经附于史”[15]（P695），反映的正是中国学术思潮的实际。而史学等于经学，并进而发展到经学附于史学，正是在有清一代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