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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和市场经济空前活跃的情况下，中国农业和农村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诸如去年秋冬以来市场粮价大幅度上涨，农副产品零售价格居高不下、农业资金外流、民工潮涌动，中央连续召开农村工作会议，农业问题成为人们普遍关心的热点，农业和农村经济面临着机遇和挑战，对于暴露出来的深层次矛盾解决的如何，关系到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关系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进道路问题。必须引起高度的警觉和深思，审慎地加以处理和解决。
一、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历史背景
1、我国工业化过程中农业和其他产业的特征
我国从50年代初开始了工业化过程，与世界其它国家相比，呈现明显的差异：
第一，工业化起端的前发性。世界发达国家工业化一般是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2000多美元开始的（1956年价格）。农业劳动力份额占60%左右；我国在开始执行工业化发展战略的时候，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约50多美元，农业劳动力份额高达83.5%。在如此低水平的基础上进行工业化，唯一有效的办法便是提高积累率。从50年代初开始，我国积累率一直保持在20%以上，有的年份甚至超过40%，远高于大多数低收入国家，也高于同期中等收入国家。当时农业是重要的生产部门，这就意味着要从农村抽走大量资金，使农业投入减少。
第二，产业的速变性。工业化先行国家的产业转化，大多是沿着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顺序进行的。我国工业化是在农业和轻工业还未发育成熟之前，生产要素特别是资金要素首先向重工业大规模转移，造成重工业超前发展。重工业无法从轻工业获取大量资金，而只能从农业中抽取，农业便成了工业化积累的主源。因此，可以说这种奇特的产业转换是以延缓或抑制农业发展为前提的。
第三，要素流动的非同步性。工业化先行国家的产值和劳动方向工业的转换基本上是同步的。例如劳动力的份额的下降和农业产值份额的下降速度之比，英国在1801～1961年间为1:1.01；美国在1839～1965年间为1:1.06；加拿大在1930～1965年为1:1.04；我国1952～1978年间为1:2.6。这就是说，我国在工业化过程中，并没有随着工业化的过程，相应地吸收农业劳动力到工业去就业，使大量的农业劳动力滞留在农业领域。因为我国长期走的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道路，重工业属资本密集型产业，同量资金安排的劳动力少，农业劳动力被强制地滞留在农业是必然的。农业资金缺乏，又滞留大量劳动力，劳动生产率很难提高，农业商品率很低。农产品供给不足，从而又有更多的人口通过城乡的强制性隔离重新滞留在农业，这是一种恶性循环。
第四，人均收入与产业结构的不对称性。大量的国际统计资料证明，产业结构与人均国民收入是一个相互对应的有机统一体。一般说来，不同层次的产业结构可产生不同层次的人均收入水平。反过来，不同层次的人均收入水平也会通过需求引发出相应的产业结构。但是，这在我国却成了悖理。从工业产值和产业结构，特别是制造业的产值份额看，我国与上中等收入国家的产业结构更接近，然而收入水平不及中等或上中等国家人均收入的1/4～1/6。毫无疑问，采取高积累和强调投资于重工业部门的发展战略起了决定性作用，加剧了收入与结构的不对称性。
第五，经济体制的集权性，保障了对农业的抽取和挤压。农村经济实行高度集权的管理模式，对农产品实行统购包销，低价收购农副产品；在城里为了保障低工资下的基本生活，在农副产品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实行平均主义的票证管理。从生产、流通到分配、消费各环节上基本上排除了市场机制的作用。价格上的无效率，不能刺激农业投资和技术进步，再加上城乡严格的隔离，劳动和资本不能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形成了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据有人测算，由1953～1978年用工农业的产品剪刀差的形式，农业为工业提供积累达6000多亿元之多。（见《经济研究》89年第9期）
这种挤压农业，集中资源发展重工业的做法，较快地奠定了我国工业化的基础。但是代价是十分沉重的。据人民日报披露1978年全国有29.6%的生产队集体人均分配不足50元，其中人均不足40元的占16.3%。人均不足50元的困难县有377个。对此，邓小平同志曾说过，“我们干革命几十年，搞社会主义三十多年，截止1978年，工人的月平均工资只有四五十元，农村的大多数地区仍处于贫困状态。这叫什么社会主义优越性？”（《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5页）这就尖锐地指出了农业和工业乃至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关系问题，实质是在贫穷落后的国家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怎样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问题。
2、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一条不可违背的经济规律，必须把农业放在经济工作的首位。
大量的事实证明，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国家自立的基础。
农业所以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因为：第一，它是人类生存和一切生产的历史起点与先决条件。马克思说：“一切劳动首先而且最初是以占有和生产食物为目的”，“而食物的生产是直接生产者的生存和一切生产的首要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713页、第715页）正是农业的产生和发展，才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稳定的食物来源和可靠的物质基础。第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国民经济其它部门赖以独立化的基础。马克思说：“超过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一切社会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885页）农业有了剩余，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才能向前发展。第三、其它部门的发展程度受农业发展程度的制约。马克思说：“社会为生产小麦、牲畜等等所需要的时间越少，它所赢得的从事其它生产、物质的或精神的生产的时间就越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20页）国民经济其它部门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应当视农业发展情况而定，农业生产率提高、发展速度加快，提供剩余产品增加，其它部门才有可能相应得到发展。据测算，我国城居民每年消费农产品和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工业品占居民消费额的60%；在轻纺工业中，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加工产值占整个轻纺工业总产值的60%以上；农产品及其加工品出口额占国家出口总额的40%以上；农村社会商品零售额占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50%以上（含农用生产资料）。现在我们要向市场经济过渡，没有农业的相应发展是不能成功的。
二、90年代我国农村经济发展遇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
1、十几年农村改革情况的简要回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废除了人民公社制度，确立了在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基础上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制度，给了农民以独立商品生产者地位，培育了市场经济的微观主体；取消了农产品的统购和派购制度，按不同情况分别实行合同定购和市场收购，逐步放开了农副产品价格，使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宏观调控由行政和计划手段转变为运用经济手段为主，国家实行了间接调控的办法。同时对农村的所有制形式和分配方式进行了改革。农村产业结构发生了变化，在发展粮食生产的基础上，林、牧、渔和乡镇企业发展起来。这种以市场经济体制导向的农村改革，解放了农民，解放了农村生产力，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改革取得很大成功，解决了长期困扰人民的吃饭问题，人民的收入增加，衣食住行都有了明显改善。有力地支持了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
从国际方面看，中国农业的发展速度名列前茅。从1978年～1992年，我国农业总产值以5.9%的速度递增。同期世界农业的增长速度为1.3%，加拿大为1.9%，美国为0.7%，日本为负增长。在世界主要农产品增量中，中国占一半左右。1980年～1991年间，世界粮食总产量每增加100斤，中国就占40斤，世界棉花总产量每增加100斤，中国占48.6斤，世界肉类总产量每增加100斤，中国占69.8斤。中国成为世界农产品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1978年以前，中国农产品在世界上占第一位的仅有烟叶一项，1992年居世界第一位的除烟叶外，还有粮食、棉花、猪牛羊肉、水产品、水果和油料。当然，人均占有量还很低。1993年世界谷场产量18.9亿吨，中国占4.56亿吨，美国2.79亿吨，前苏联国家占1.81亿吨。世界肉类总产量1.86亿吨，中国为3780万吨，美国3135万吨，前苏联为1556.6万吨。
2、90年代我国农业发展主要目标及其存在的主要矛盾
90年代我国农业发展的主要目标是：全国发展农村经济，主要农产品稳定增长，在数量、品种和质量上，适应全国人民小康生活和国民经济加快发展的需要。到2000年，粮食生产量要达到5000亿公斤，棉花产量达到525万吨。油料、糖料等经济作物和肉类水产品要持续发展。2000年农业总产值（按1990年不变价格）达到12100亿元，平均增长4%左右。全国乡镇企业总产值达到52900亿元，（90年不变价）。年均增长18.5%，农民生活要达到小康水平，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1200元，年均增长5.8%，贫困地区经济发展步子要加快，到本世纪末，确保解决群众温饱问题。
实现上述目标，尚有一些矛盾必需加以解决。
第一、粮食产量要达到5000亿斤，和农业增加投入的矛盾。我国1984年粮食产量达到4073.1亿公斤，85～88年连续4年粮食产量徘徊，没有达到4000亿公斤，经过三年的治理整顿，到93年粮食达到4564.4亿公斤，用了9年时间，每年平均增长54.5亿公斤。从现在起到本世纪末要达到5000亿公斤，每年需增长60多亿公斤。在粮田发展不断缩小的情况下，只能靠提高单产来达到，这对增加农业的投入和科技进步提出了新的要求。
第二、农业比较利益下降，农民收入增长减缓，和实现农民人均收入增长的矛盾。改革以来，农民收入增长最快地时期是1978～1983年，人均实际收入年增长13.9%，1985～1988年尽管农业增长速度回落，由前一阶段的6.5%降到4.1%，但得益于非农产业收入的支持，农民人均实际收入仍保持5%的增长速度。但进入1989～1991年，扣除物价因素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只增长了0.7%，加上92年5.9%的恢复性增长，和93年实际增长3.2%，5年平均增长仅2.2%，而到本世纪末要达到1200元，要求每年增长5.8%，距离不小。造成农民收入减少的根本原因是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和对农业投入的减少：1986～1990年工农业产品交换比价剪刀差平均每年扩大3.7%，91年又扩大了5.1%。与此同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与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之比，1978年为1:2.4，1984年缩小为1:1.7，1993年扩大到1:2.53。造成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迟缓的深层原因是城乡之间的就业结构和资源配置结构不合理。92年国有企业固定资产原值约15000亿元，农村生产性固定资产集体加个人的总计不过7000亿元，而农村人口是城市人口的4.5倍，这种资源配置本身，注定了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近年来农民投入减少，国家用于农田基本建设的资金也在减少，92年仅占基本建设总投资的2.6%，93年降到2%。
第三、产业结构不合理，工农业发展不协调的矛盾重新尖锐起来。据对日、美、加拿大等国的综合分析，在人均国民收入处于300～1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工农业的增长率一般应保持在2.5～3.1左右（《中国农业年鉴》1989第7页）。我国现正处在这个阶段上，92年我国工业增长速度为20.8%，农业为3.7%，工农之比5.6:1，93年工业增长速度为21.1%，农业为4%，工农业之比为5.26:1。这种情况短期内勉强，长期下去就很难支撑得住。当前，大家都觉察到了物价上涨的压力，特别是农副产品的价格扶摇直上。93年居民生活费价格上升了14.7%。其中粮食上升了27%（93年统计公报、经济参考报94、3、1），这不是偶然的。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90年为54.78%，92年为53.3%，食物支出占如此大的比重，农副产品大幅度涨价势必引起强烈反响。农副产品涨价，推动工资上涨，造成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对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在我国历史上已经发生过的三次大的调整，都与工农业发展比例不协调有关，近年来的态势，又出现了不协调情况，看来必须加以调整。江泽民同志在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指出：“近几年来，我国工业高速增长，农业却明显落后，工农业发展不协调现象比较突出，这给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带来明显不利的后果：农业的比较利益下降，农民种粮棉的积极性受到挫折，有的地方甚至发生撂荒现象，农业收入增加迟缓，农民人均纯收入与城镇居民生活费收入之比，已基本恢复到农村改革前的状况；农业投入减少，农业已成为国民经济中最薄弱的环节。”这些总结性论述完全符合实际，具有非常强的针对性，农业这个基础到了非立即加强不可的地步。
第四，农村经济体制不完善与农民面向市场的矛盾。主要表现在集体经济组织薄弱、中介组织发展滞后，使农民在走向市场过程中遇到不少困难，农民盼致富缺乏门路，信息不通。上项目缺乏资金和技术，产品生产出来又没有销路。这些问题都有待于体制的完善，宏观间接调控的加强。
第五，农村劳动力就业压力增大、区域发展不平衡以及农业资源流失，生态环境恶化等深层次的矛盾暴露出来。改革开放以来，农村二、三产业的发展，特别是乡镇企业的发展对安排农村就业起到一定作用。即使这样，目前农村仍然有剩余劳动力1.2亿左右。现在6000万流动人口的民工潮，可见一斑。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1995年和2000年，我国农村劳动力总量将达到4.9亿和5.4亿，平均每年新增劳动力将达1300多万，如果按近15年来农村劳力年均非农转移500万速度计算，到2000年农村剩余劳动力可能接近2亿。我国是一个人均耕地少的国家，由解放初期人均占有耕地2.7亩，下降到当前的1.23亩，在全世界26个人口超过5000万以上人口的国家中，我国人均占有耕地倒数第三，仅高于孟加拉和日本。92年各地搞开发区又占去了不少耕地，使人地矛盾更加尖锐。在耕地减少的情况下，近年来水土流失严重，有的地方还有土地撂荒，自然灾害频繁，这些深层次矛盾都暴露出来了。
上述情况说明，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既取得了很大成绩，同时又有许多急需解决的矛盾，机遇与困难同在，就看我们怎样去解决了。
三、90年代农业发展应着重解决的几个问题
1、正确认识经济发展阶段，确立好制定政策的出发点。
根据对发达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研究，在工业化发展的过程中，农业同工业的关系呈现出明显的规律性。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农业支持工业发展的阶段。工业化初期，农业所占比重大，农业是资金积累的主源，工业化所需资金自然要从农业提取，这样，政策主张是抽取农业剩余，投向工业部门。第二阶段为农业与工业平等发展阶段，亦即农业和工业各自运用自身积累自行发展阶段。此时工业已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体系，有了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能力，农业亦要自我积累和发展，才能工农业互为市场、互相促进。这时政府的政策主张应当保障农业剩余不再外流，农业与工业有均等的机会。第三阶段，工业反哺农业阶段。这一阶段的特征是工业化已达到高级阶段，工业部门积累了大量剩余，农业部门产值份额和劳动就业份额就已很少。此时需要工业反哺农业，保证农业有较高的生产率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此时的政策主张应当是工业剩余流入农业，支持农业劳动者的收入，提高农业的装备程度。
关键是要找准阶段之间的转折点。如果农业抽取超过第一阶段后的转折点，或者抽取强度过大，会造成农业的萎缩。反之，工业提前反哺农业，会造成政府财政负担过重，影响整个经济发展的高度化。
统计表明，中国工业产值首次超过农业净产值是1971年，当时农业的净产值占47%左右，经过大约15年的过渡，到1985年，农业的净产值份额为41%左右，农业劳动力占全国社会劳动力的比重为60%，城市人口占全国总人口比重为36.6%，人均GNP按1980年美元汇率计算接近600美元。这些结构性指标标明，我国工业化在八十年代中期已显示出第一个转折点的到来。国家在政策上应当保证农业挤压的停止。农业剩余不再流向工业部门，办法就是缩小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使它接近于零，为此应放开农产品的价格，使它与工业产品能够等价交换。个别产品不能放开价格，由国家统一收购的产品，也必须在价格上适当调整，同时，应当在物资供应，低息贷款等方面给予补偿。总之要使工业和农业处在平等的地位。这应当成为处理工农关系、90年代经济发展的总的指导思想。如果不是这样，仍然挤压农业，势必会使工农关系、城乡关系脱节，造成经济不能正常运转。
2、保证粮食生产不滑坡，2000年达到5000亿公斤的粮食，应当执行的政策。
我国粮食生产总的形势是好的，供求大体平衡，略有结余。国家储备粮和农民自身的储备粮都在安全线内。但在93年秋冬，粮食价却突然上弹，一时间粮食抢购风骤起，似乎粮食突然又短缺起来，国务院采取稳定粮价措施之后，粮价在高价位的基础上暂归平稳。
对于粮价引起波动的主要原因，有的同志认为一是粮价放开，不再按低价供应消费等，使粮食走向市场，供求机制、价格机制、市场竞争机制起作用，市场粮价反映了它的本来面目。原来在统购包销的时候，一斤粮食拿到城镇居民销费者手中，大约消费者拿粮价的1/3，国家补贴1/3，农民补贴了1/3，现在都由消费者负担了，自然价格也就上来了。二是1989年以来粮食确有增产，但结构发生变化，总的情况是稻谷增量比例少，93年又是北增南减，南方（14省市）粮食产量占全国产量比重直线下降，人往东南流，南方粮食又减产，粮价必然要上扬。
从我国当前看，虽然粮食供应没有问题，但绝对不能掉以轻心。一是粮食并非多得不得了，二是，确实存在忽视粮食生产的苗头。有的人想走北粮南调的路子，更有的人提出了要吃洋米，吃泰国米等等。这些想法都是不现实的。为保证我国粮食生产上新台阶：
第一，消除粮食生产中的工农业产品交换的剪刀差，执行保量放价政策，这样才能提高种粮的比较利益。我国虽然没有到工业反哺农业阶段，（就我国整个经济整体看是这样），但种植业是一种分散进行，不容易形成市场竞争的合力，对市场价格反映有一定的时滞，加之生产周期长，易受自然灾害的损伤，所以它是一个弱质产业，国家必须给予保护，保护的办法就是制定安定价格作为市场的指导价。当市场价格高于指导价格时，允许粮食按市场销售，当市场粮价低于指导价时，国家按指导价进行收购。为此国家应建立专项基金给予保证。
第二，实行全国定购、建立粮食储备制度，利用吞吐粮食的办法，保证市场粮价的稳定。放开粮食市场，并不等于国家对粮食市场撒手不管。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对粮食实行干予。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更不能放手不管。为了衔接产销关系，保障供给和需求的大体平衡、要实行合同定购、定购价按指导价进行，实行保量放价政策。同时建立储备制度，建立粮食储备金，可以是国家单位、集体单位，甚至个体承担储备业务。分中央储备和地方政府储备，各自负担储备费用。储备量保持在年消费量的17～18%。粮食是一种需求弹性小的商品，粮食再贵，人们也得用食，为了防止粮价的波动幅度过大，必须在储备的基础上吞吐粮食，以保证粮价的稳定。
第三，建立政策性农业银行，对粮食生产实行无追索权贷款。贷款率的核定应保证粮农的基本利益。对于农田基本建设、机械设备的购置实行中长期贷款，贷款利息要低。以便农业的开发性建设，增加投资，采用先进技术。
第四，建立商品粮生产基地，政策上给予扶植。
第五，延长粮食生产链，使粮食生产能进能退。比如粮食生产和肉奶生产结合起来，在粮食生产过多的情况下，把它转化为肉蛋奶，粮食生产不足的时候，缩小肉蛋奶的生产，保证口粮的需要，以发挥粮食生产的最大效益。
第六，适应关贸总协定的要求，推行适量的南进北出战略。在粮食生产上要执行自求平衡、差额调剂的政策。在此前提下，南方可适量进口一些粮食，北方可以出口一些粮食，以发挥各自的优势，获得比较利益。但都要以机会成本最小为原则。
3、增加农民的收入
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整个经济正常运转的需要。当前有两种思路，一是三元经济相互转化、促进思路，一是二元经济转化促进思路。前者侧重发展乡镇企业，建设小城镇做为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突破口；后者以城乡通开，就业转移为突破口，但两者有许多共同点。综合起来，增加农民收入可以采取如下途径。
第一，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社会化的需要，在农业劳力已大部分转移到二、三产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比较健全的地方，可以搞规模经营，以提高生产率，增加种田能手的收入。现在我国东南沿海和其他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已出现了土地适当集中，搞规模经营的可能性。现在的问题是怎样才能使土地向种田能手集中，并取得良好的规模效益。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抓住三条，一是明析产权，使用权有偿转让，或者做为股份进行投资，二是，建立起社会化服务体系，为种田大户提供服务；三是在资金、技术上给种田大户以支持，使其能够实现农业现代化。
第二，搞好公司农户的经营方式，实行贸工农一体化，产加销一条龙，解决农户与市场之间的矛盾，使增值的部分返还农户一部分。
第三，大力发展乡镇企业。既可增加农民收入，又可以工补农、以工建农，还可安排农业过剩的劳动力。乡镇企业的发展应当打破社区限，通过股份合作制，有限责任公司形式，把不同村社的资源联合起来，乡镇企业应适当集中，发展小城镇，因为这样可以节省大量的资源。
第四，拍卖荒山、荒坡、荒水、荒滩的使用权，可以继承有偿转让，以安排更多的劳力就业和把资源转化为商品。达到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
第五，完善各种服务组织，减轻农民负担。
总之，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的关键时期，从战略全局上应当从挤压农业转变为工农业平等竞争、协调发展，这应当成为我们整个经济政策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在这个大前提下，要抓住粮食生产和增加农民收入这两件大事，围绕两大目标深化农村改革，制定各种具体措施，让我们抓住机遇，夺取农业发展，经济发展的新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