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境中的选择和选择中的困境——我国商业银行信贷业务快速扩张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困境论文,商业银行论文,信贷业务论文,快速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动因解析
(一)主观动机
1.既有的经营管理理念。由于历史的原因，长期以来我国商业银行普遍存在着一种天然的“速度情结”与“规模冲动”，传统上就具有扩大信贷投放的偏好，因而从来就不缺少内在的扩张动力。这种片面追求资产规模和信贷业务高速增长的经营管理理念和惯性思维在短期内是难以与之一刀两断、彻底决裂的。特别是实行股份制改造、成为上市公司后的商业银行股东意识和市值意识的树立，盈利压力加大，当资本充足率达标或超过之后，资本硬约束对信贷行为的影响大大降低，不仅在主观上具有信贷扩张的强烈动机和意愿，而且在客观上也具备实实在在的扩张能力。因此，为了减少过高的资本储备可能带来的浪费，提高资本收益率，也为了应对和减轻境内外股东对盈利增长和利润分红的即期要求，在存贷利差等净利息收入的盈利模式导向下，就不断加大信贷投放力度，陷入贷款高速增长的怪圈。
2.分业经营制度的制约。囿于我国目前实行的银行、证券、信托、保险分业经营制度，商业银行发展非利息收入业务的空间相当狭小，实行多元化经营的领域和范围受到一定的限制，这一问题很难指望在短期内取得突破性进展和得到根本性解决。因为1995年颁布并实施的《商业银行法》规定“商业银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得从事信托投资和股票业务，不得投资于非自用不动产。不得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资”。2004年重新修改后颁布实施的《商业银行法》，对此条款未进行根本性的触动，仅增加了“但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的字样。这种实际上的法律缺失现象，导致商业银行发展非利息收入业务缺乏明确的制度保障。至于目前国外商业银行经营的许多非利息收入业务，由于无法可依、无章可循，对国内商业银行而言则是从事的禁区。眼下我国整个银行业利润的90％主要还是来自以信贷业务为主的净利息收入，而来自于非利息收入业务的则仅占10%①左右，利润的增加高度依赖信贷业务的市场占有率和经营的有效性。因此，与其劳神费力去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抑制的非利息收入业务，却很难达到相应的回报，那么主观上就会下意识认为扩张既有的信贷业务就是最便利的方式，从而就会在行动上不遗余力地付诸实施。应当承认，目前的信贷投放偏快情况，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我国商业银行业务发展中的—些非理性行为。
3.传统的绩效考评机制。我国商业银行传统的绩效考评机制侧重于衡量短期绩效，核心任务是规模的扩张或既定规模下的利润最大化，基本上只能完成对短期业绩的结果考核，摆脱不了传统的结果管理，在实践中容易导致被考核机构或个人重视短期业绩而忽视长期成长性要求。相比这种传统考评方式在考评产出、结果、财务指标、短期绩效的同时，还要考评投入、过程、非财务指标，兼顾长期战略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经济增加值(EVA：Economic Value Added)这一崭新的企业绩效考评体制和方式，虽已被国内银行业所认识和重视，在各自的改革和转型中也将其引入经营实践运作尝试，但经济资本和经济增加值的考核理念和考核模式引入国内银行还处于起步阶段，其相对复杂的核算办法使指标的直观性要弱于传统规模指标，加之在自上而下的贯彻过程中由于知识和理解层次上的差异，容易导致在传导和执行中来自分、支行的抵触，从而使考核被动打折扣，在实践中极易变相地回归规模考核，形成形式上新指标体系与实际上旧考评方式的“两张皮”现象。典型的例证就是银行各个层级的管理者为了在短期内证明自己的能力，尽快体现自己的业绩，只考虑当期的工作任务，过于强调当年利润的增长，过度放大贷款对当年利润的贡献，尽量以完成短期业绩为第一要务。因为扩张信贷业务，一方面可以实现利润增长，另一方面又可以稀释不良贷款，降低不良贷款比例，那么加速放贷则就成了最佳选择，从而导致转变业务发展方式，实施战略转型执行力的弱化。
(二)客观原因
1.经济发展强劲。数据显示，投资、出口和消费这三驾马车在拉动我国经济连续4年实现两位数增长中，其投资的贡献率最大，且在“十一五”乃至更长时期内仍将处于这种状况。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投资与信贷几乎就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投资高速增长，信贷投放就伴随着相应快速增长，实证研究也表明，我国投资的增长和信贷增长高度相关。这主要是因为我国目前还处于重化工业加速发展时期，还不可能逾越基础工业和制造业的发展阶段，因此投资大、投资增幅快就注定成为推动当前经济发展的必然，再加上我国直接融资不发达，固定资产投资70％以上的资金来源靠商业银行的贷款，要维持每年我国GDP不低于两位数的持续增长，就必须保持投资的强劲增长和高位运行，这无疑为信贷的快速扩张提供了前提和基础。这从表1“人民币贷款与GDP增长”的相互关系中就可窥见一斑。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巨额贸易顺差的增长态势，2007年难有显著改善，双顺差的格局将会持续，流动性过剩压力可能更为严重，银行业的放贷冲动将会有增无减，从而发生与2006年同样的“失控”现象。不同以往的是，央行未披露2007年信贷增长及M[,1]目标，似乎就在印证这一设定。
2.存差持续增加。存(贷)差是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与各项贷款的差额，存款大于贷款是存差，贷款大于存款是贷差，贷存比是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与各项款的比例，即贷存比=金融机构各项贷款/金融机构各项存款。1995年我国金融机构开始出现存差，并且逐步扩大，尤其是近几年来存差持续增加，流动性呈持续过剩状态。2003年为5.0万亿元，2004年为6.4万亿元，2005年为9.3万亿元，2006年为11万亿元，分别增长23.80％、28.88％、45.83％，23.92％。与存差持续增加和高企相对应，银行存量和新增量的贷存比则持续下降，2003年分别为77.3％、81.1％，2004年分别为74.7％、71.5％，2005年为68.9%、56.8％，2006年为68.4％、64.5％(详情见表2)。
1998年1月1日，中央银行取消对商业银行贷款限额的直接控制，逐步推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的间接调控，要求贷存比控制在75％的上限。与这个指标比较，我国商业银行贷存比偏低，表明有巨额无法实现利润要求的存差资金需要找到合适的途径释放，否则如此之巨的高额流动性资金积聚于银行体系内，不仅没有盈利回报反而要承担相应的利息支出。从2006年看，一年期存贷利差是3.6个百分点(360个基点)，剔除经营成本后的净利差水平至少在2.5以上(具体情况见图1)，当年11万亿元的存差意味着银行直接放弃了约2 750亿元的利差收入。由此可见，在目前我国商业银行以存贷利差收益为主而形成的高度依赖信贷规模扩张的业务发展方式还没有实质性改变的情况下，面对过剩资金难以取得良好收益的尴尬局面和资金成本上升的压力，我国商业银行的目光不由自主地聚集到轻车熟路的传统业务发展方式上，加大贷款的投放速度就成了一个现实且必然的选择。
图1 9行净利差变动情况比较(2005～2006年)
注：本图示根据9行2005，2006年年报所披露的数据绘制。
3.融资结构单一。长期以来，由于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相对滞后，企业的资金需求约90％左右以银行贷款间接融资方式为主，股票和债券等直接融资在企业融资结构中所占的比例很小(详情见表3)，这一倒逼机制客观上形成了银行信贷快速扩张的基本外因。另一方面，间接融资的过度发展导致直接融资相对萎缩，企业融资单一的“路径依赖性”，反映了在现有金融运行与融资环境下市场主体的次优选择，反之同时也维持并扩大这种融资方式，由此，银行信贷业务的扩张也就具有广阔的市场和客户基础的支持。
表3数据显示，自2003年以来，股票和债券直接融资在企业融资结构中所占的比例虽然呈现逐年上升趋势，但幅度小、速度慢，还无法构成对商业银行贷款间接融资方式的直接威胁。特别是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经济发展的实质推动力仍然以投资增长为主，由此决定了我国商业银行信贷业务的相对优势依然存在，其快速扩张的势头也就很难予以遏止。
4.政策资源惠顾。我国商业银行成立伊始就得到政府直接和间接的政策资源惠顾和国家信用的隐性担保，最为典型的是通过行政手段不断扩大存贷利差来增加银行利润。据笔者研究，仅就近三年的情况看，一是央行从2004年10月29日起，在连续5次对存贷款利率上调的同时，活期存款利率却始终维持在0.72％的水平不变。据统计，活期存款已超过我国储蓄总量的三分之一，而且份额还在不断扩大。这意味着银行有相当一部分贷款资金成本没有变动，从而变相扩大了利差，使得贷款收益相对于资金成本获得了更大的提升；二是在2006年4月28日，仅对一至三年、三至五年和五年以上等档次的贷款利率分别单边上调了0.27、0.36和0.45个百分点，而同时对一、三、五年各档期存款利率并未给予相应上调，迄今为止，我国5年期以上贷款利率已经上调了2.07个百分点，使本来就处于较高水平的存贷利差进一步加大。与国际银行业1.0左右的净利差水平相比较，我国商业银行净利差水平一般高于其1.5倍左右，从而为我国商业银行信贷业务的快速扩张提供了几无压力且极为舒适的活动平台。图1显示的2005～2006年9行净利差变动情况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据年报所披露的数据绘制)。
不少研究者强调，外资银行之所以早就觊觎我国信贷市场，积极希望拓展人民币业务，主要原因就是在于人民币业务的官方利差较大，力图在这场“盛宴”中分上一杯羹。如此看来，我国商业银行钟情于信贷业务的快速扩张、热衷于贷款的高速增长也就不难理解。
三、风险评估
(一)显性风险
1.渐行渐近的利率市场化趋势，导致利差的不断收窄。利用过渡期保护政策，采取行政手段在短期内扩大息差，不仅会对未来的正常息差水平形成挤压，而且会放大我国商业银行的长期运行风险。随着金融业的全面对外开放，外资商业银行可以不受区域和服务对象限制在华开展人民币业务，这就意味着原先对外封闭、对内垄断和严格管制所形成的我国商业银行高利差已无存在的基础和环境，迫使我国必须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因此，在“入世”后过渡期的2004年10月29日，央行在对存贷款利率进行调整的同时，宣布进一步放宽存贷款利率浮动区间，仅对存贷款利率实行上下限管理，紧接着又于2005年1月发布《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报告》，这一系列强烈的信号预示着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盖头业已掀开，随后的步伐也将大大加快。据悉，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完成后，整个银行业的平均利差将从目前的3.6％缩小至2.5％左右，大致接近国际市场2％的息差水平。这一不依我国商业银行意愿为转移的渐行渐近的利率市场化趋势，不仅导致靠存贷利差为主要收入来提升盈利水平的信贷业务持续快速扩张的难度越来越大，而且导致传统单一收入结构进一步增长的乏力。
如果说在实行管制利率的情况下，我国商业银行以既有的信贷业务扩张来获取高额存贷利差的盈利方式能够得到维持，盈利水平不会受到威胁的话，那么在渐行渐近的利率市场化的今天，利差不同程度地收窄和缩小，将会使市场利率一路走低，收益对利率波动的敏感度提高，抵御经济周期的能力减弱，相对于来自利率市场化环境，处于“客场”地位的外资银行，我国商业银行在与其渐次展开的从业务领域到时空范围的全方位竞争中，将很难把握竞争的主动和先机，将“主场”优势化为“胜势”。可见，我国商业银行以规模扩张为主要手段、以信贷业务为主要产品、以存贷利差收入为主要盈利来源的传统业务发展方式只能适应相对稳定、封闭、利率僵化、监管宽松、持续增长和低水平竞争的经济环境，难以适应金融市场开放后经营要素已经变化的金融经营环境。
2.信贷定价能力越来越弱，导致信贷业务经营成本不断高企。所谓信贷定价就是合理确定贷款的利率。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渐次推进，使得贷款市场、存款市场、货币市场和债券市场之间各种利率价格的定价权逐步放开，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和企业可以根据自身的偏好自主进行资产方和负债方的定价，商业银行面临资产方和负债方变革的双重挑战。最为典型和直接的表现是，在激烈的信贷市场竞争中，商业银行在贷款尤其是优质贷款上的利率定价处于非常被动的劣势地位。对那些支撑银行信贷业务扩张的大企业、大行业、大项目等优质客户，其作为信贷市场的买方，议价能力大大增强，价格因素成为赢得这些优质客户的主要影响因素，各家商业银行竞相追逐的结果只能是价格的接受者而非制定者，只得非理性地降低贷款条件和下浮利率，被动地向其长期提供的价格较为低廉的贷款，导致信贷业务经营成本不断高企。这从我国商业银行2004～2006年四季度各利率浮动区间贷款占比数据中，就很容易得出的结论(详情见表4)。
表中反映：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下浮利率贷款和上浮利率贷款分别呈逐年上升和下降趋势。2006年第四季度，股份制商业银行下浮利率贷款竟然超过上浮利率贷款11.72个百分点，高达40.75％，国有商业银行下浮利率贷款也达到了31.52％，占比近1/3。区域性商业银行由于主要服务于在信贷市场处于“卖方市场”的中小企业，同期上浮利率贷款的比重、利率上浮幅度和区间，都要高于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下浮利率贷款则只占近1/4。下浮利率贷款上升快、占比多，净利差就会降低，即使信贷规模扩张得再快，经营利润也不会同步增加，盈利水平也不会相应上升，传统的业务发展方式也就难以为继，不可持续。
简略考察一下九行2006年净利润增长率和贷款增长率的关系(图2)，其中建行净利润的增长低于贷款率的增长，两家行基本持平，四家行略高，中国和招商两行净利润增长远远高于贷款率的增长，反映出有的行获利能力并没有随信贷扩张而同步攀升，同时也折射出我国商业银行信贷业务快速扩张背后的隐忧。
图2 9行2006年净利润增长率与贷款增长率(％)
注：本图系根据九行2006年年报所披露的数据绘制。
3.融资方式的变革和贷款替代趋势的加剧，导致信贷业务生存空间和活动领域不断受到挤压和侵蚀。各种融资方式之间存在一种竞争性的互动和替代关系，在一定的社会融资条件下，是彼此消涨的。因而在实际中，企业会依据所有相关因素进行综合权衡，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融资方式，于是，就形成了企业对于银行贷款、发行股票、发行债券这三种不同融资方式的偏好。尽管当前信贷市场的需求总量很大，但资本市场发展带来的融资方式变革，使股票、债券等直接融资方式部分地替代了信贷这一间接融资方式，使企业对银行贷款依存度下降，进一步挤压了原先属于商业银行领地且有限的优质高效信贷市场，表明信贷市场已不再是我国社会融资的惟一市场，信贷已开始和正在失去社会融资渠道的独占地位。2004、2005、2006年企业通过股票、债券融资分别为6.3％、10.0％和11.3％(见表3)，尽管从比例上看规模不大，但由此导致的优质客户信贷需求的减少对商业银行产生的不利影响却可能很大。因为商业银行源自优质客户的信贷收入、利润与全部信贷收入、利润的比例高于优质客户的信贷需求与全部企业信贷需求的比例，因此，虽然从信贷市场转向资本市场的优质客户的融资需求只占信贷市场总需求的百分之几，但是可能导致商业银行源自信贷的利润总额减少百分之十几或更多。如果按照商业银行“占总数20％的优质客户带来80％的利润”，并且将这里的“20％”理解为“客户总需求的20％”，则可知：只要优质客户需求的减少占总需求的5％，源自优质客户的利润就会减少四分之一即利润总量的20％。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05年央行开始大力推行与股票、债券等直接融资方式类似的企业短期融资券融资方式，并于同年和2006年分别发行企业短期融资券1 393亿元和2 943亿元，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大大加快了企业直接融资步伐。由于短期融资券的利率低于商业银行同期限贷款利率，具有明显的成本优势，深受企业青睐，对普通贷款的替代作用十分明显。与发行企业债券一样，能够被批准发行短期融资券的企业一般也是商业银行的优质贷款客户，所以，短期融资券发行的增加将减少部分优质客户对商业银行短期贷款的需求。可以想象，随着今后股票和债券市场规模的进一步扩大，股票、债券融资将和短期融资券共同蚕食银行贷款在融资市场上的份额，冲击和侵蚀商业银行既有的信贷市场，挤压商业银行以存贷利差净利息收入为主的收入结构，直接影响和威胁其盈利水平的提高和盈利能力的增强。
(二)隐性风险
1.资产质量的基础还比较脆弱，隐患仍然较多。中国银监会副主席唐双宁说：“目前，我国银行业不良贷款比例已从改革前的40％至50％，下降至2006年的7.5％，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吃‘降压药’即‘剥离’的结果，而不是依靠自身机制的改善”。他形象地比喻“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这个拿枪的敌人就是不良贷款，而不拿枪的敌人就是体制、机制、管理水平和员工素质。即不良贷款剥离并没有换来银行管理水平与机制的显著改变。”他同时用金融的“潮水效应”来提醒金融风险特别是以不良贷款为主要表现形式的信用风险，如同海边礁石一样，在经济高涨时，它被暂时淹没看不见，在经济退潮时，它就会暴露无遗。目前我国GDP连续四年保持两位数增长，总体经济形势很好，但这恰恰是最应高度关注的时刻②。这说明，国家动用整体切割的大手术只是切去了商业银行肌体上表面的不良肿瘤，但其体内残存或可转移的部分“癌”细胞或许并未能切除干净，资产质量的基础还比较脆弱等一些深层次和潜在问题还没有充分暴露和得到有效改善，某些不良基因还会因一定的内外部因素在一定的时间或空间内顽强地表现出来或寻找新的承载基础。另一方面，由于我国企业的融资方式以间接融资为主，从而使得经济快速增长中产生的风险有相当一部分积累在了银行。一旦经济增长速度下降，银行在先前贷款快速增长时积累的风险就将逐步凸显出来，部分快速增长时期发放的贷款就很可能转化为不良贷款，从而使新增不良贷款比率出现反弹。例如，建行在信贷业务快速扩张路线的推动下，2006年贷款净额增幅高达16.7％，尽管其不良贷款率依靠贷款规模的大幅扩张下降了0.55个百分点，但不良贷款余额在2005年反弹71亿元后，2006年仅下降了微乎其微的0.7亿元。由此可见，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依靠信贷业务快速大幅扩张达到暂时的下降，这只是一些表层信息，不良隐患仍然较多，不良贷款反弹的预期率和可能性还很大，还不怎么坚实的资产质量基础仍是我国商业银行的一大“软肋”。
2.信贷投放过度集中，期限结构失当。首先，一个时期以来，不管是大型商业银行，还是中型商业银行，其信贷资源的配置基本集中于大中城市，信贷资金的投量和投向基本锁定在大企业、大项目、垄断行业，尤其是房地产业和城市建设等项目。由于各家银行贷款非理性竞向投放的对象趋同，导致大量贷款向某些企业、行业和产业的过度集中，从而形成银行之间客户结构趋同，信贷运行中潜在的集中风险和系统风险大大增加。其次，由于逐利性的驱动和信贷的过度集中，“存短贷长”的现象不断叠加，大量的短期资金被长期运用。以中国工商银行2005年末的数据为例，短期储蓄存款是长期储蓄存款的3倍，而长期贷款则是短期贷款的2.17倍。另从整个银行业纵向经营态势看，近3年各家银行中长期贷款增幅几乎是短期贷款增幅的2～3倍；从横向相比，在中长期贷款三年增幅保持高增长的同时，多家银行表现出进一步的加速态势。
信贷投放过度集中、中长期贷款占比过高使信贷资金期限结构失当，错配趋势扩大，一旦国家货币政策和产业政策出现重大调整，商业银行就无法及时实行信贷退出，进行相应的信贷结构调整，风险隐患就会得到强烈释放。
3.经济金融运行态势日趋复杂，政策调整变数加大。国家统计局和央行历年定期公布的年度宏观经济运行数据和金融统计数据显示，自2004年以来，我国经济金融运行态势日趋复杂，即出现了工业产值增长和企业利润增长、内需和外需、M[,1]增速与M[,2]增速、货币市场利率和信贷市场利率相背离的突出现象，预计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持续的宏观调控和经济周期性因素影响将会使已暴露的我国企业产能过剩现象更加突出，行业的景气水平变动很可能蜕变为产业中的行业性风险，从而波及和引致银行信贷风险的产生和增加，信贷资产质量发生劣变，商业银行又将面临不良贷款大规模产生的困境。业务结构反映风险结构，如国务院2004年初叫停的江苏“铁本”钢铁建设项目，2006年叫停的内蒙古10个电站建设项目，以及贵州的微硬盘项目失败，造成多家银行的大量不良贷款。另外就是面对商业银行流动性过剩以及绵绵不绝的放贷冲动，央行从2003年9月21日起，年年出手“硬招”收缩银根，将存款准备金率由6％调高至目前的11.5％(2007年6月5日)，几近1988年13％的历史最高位，以回收商业银行过剩的流动性资金，影响和拖曳商业银行信贷扩张能力。我们有理由相信，今后政策调整变数将会进一步加大，银行信贷业务扩张的潜在风险将大大增加。
三、对策点评
综上，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我国商业银行信贷业务的快速扩张，是目前我国金融制度和政策安排的结果，因为这种信贷扩张冲动不仅决定各家银行的利润水平，也决定各家银行的市场优势。而要改变这种状态，就必须从根本上入手，一是改变目前银行间接融资几乎完全垄断的单一融资结构；二是弱化央行对国内银行业事实上的各项政策帮助和有关扶持；三是扩大居民的投资渠道以分流过量的银行储蓄资金，否则，无法改变我国商业银行信贷业务快速扩张的现行状况。作为扮演信贷扩张这一“主角”的商业银行，则应树立科学金融发展观，摒弃脱离客观实际、一蹴而就、毕其功于一役的认识，坚持业务发展方式转变和战略转型的基本策略不动摇，与片面追求资产规模快速扩张和信贷业务高速增长的经营管理理念和惯性思维彻底决裂。真正实行以经济增加值(EVA)为核心的绩效考评体制，加大对投入、过程、非财务指标、实现良好业绩的长期战略及可持续发展能力的考核权重，而不是仅仅在形式上引入了事。努力扩大资金占用比例低的非利息收入比重，弱化对信贷业务扩张的利息收入的高度依赖，改变经营收入结构失衡的现象，实现由利息收入主导向利息收入与非利息收入均衡发展的经营收入结构转型，降低传统的信贷业务扩张对经济周期变化，特别是部分行业景气程度的变化所带来的市场风险和系统性风险，夯实资产质量的基础。鉴于贷款利率下浮已成普遍趋势，着手甄别纷繁复杂的客户类型，适时调整和有效增加对中小企业信贷营销和短期贷款投入，控制中长期贷款的盲目增长，以应对今后将可能持续出现的“利差收窄、风险加大”的困难局面，从而顺利步出“困境中的选择和选择中的困境”的困扰，在变数日益加大的经济环境中赢得生存与发展的空间。
注释：
①数据来源：www.pbc.gov.cn(中国人民银行网站)
②《安邦研究简报每日金融》2007年4月22日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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