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水的“命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山水论文,命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以“水利社会”为视角的区域社会史研究方兴未艾，人类学家王铭铭将“水利社会”界定为“以水利为中心延伸出来的区域性社会关系体系”(王铭铭，2004)。流域社会作为“水利社会”的一种重要类型备受关注，这方面的研究多关注于某一流域的诸多村落如何通过水力资源配置的制度安排、民间习俗的运行、象征体系的构建等形成一个区域性的社会关系体系①。这些研究提醒我们，传统社会中，除宗族、婚姻、集市、行政等，流域也是一种重要的区域社会组织方式。那么，在现代化发展的冲击下，这种组织还能不能延续？如发生改变，产生了哪些社会组织后果与生态后果？本文基于鄂西南清江流域长阳土家族自治县的历史文献和田野调查资料，试图从人类学视角，呈现和诠释一个流域社会在经历现代工程对自然的改造、全球化市场经济的冲击后，其社会组织、社会与自然的关系所发生的变化。 聚焦于现代化问题的发展研究已成为人类学的一个特定议题。各种相关理论视角中(杨清媚，2014)与本文最相关的是，发展主义或现代化理论破坏了传统社会的知识体系，以及相关的社群生活和社会结构。阿帕杜雷(A.Appadurai)通过印度西部一个农村地区的案例指出，现代农业知识系统不但在物质上对农村带来消极影响，还造成对农村社群和文化生活的破坏。该地区过去是以水桶汲取井水进行农业灌溉。农民因而需要分享水井，并共有作为动力的耕牛，这种分享有效维系了社群的共同生活。现代化电力引入后，取代了畜力的同时，也消灭了农民基于生产资料分享而形成的合作生活方式，结果降低了农民抗击风险的能力，同时也难以逆转地瓦解了合作互助的生活价值。尽管新的社群合作方式可以在现代科技农业中产生，但它们并不像原先的合作一样是一种生活价值，而只是谋生和赚钱的策略和工具(阿帕杜雷，2001)。马格林(S.Marglin)对墨西哥农业的“绿色革命”也做了与阿帕杜雷相似的分析。他指出，高科技农业取代传统农作物及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带来的不仅是生态灾难，更是对当地社会结构的彻底破坏。一旦农村本有的社区组织解体，农民就要么变成农业企业家，要么变成农业雇工，农业也从一种生活方式蜕变为一种生存手段。马格林指出，现代科技知识往往把农民的知识系统当作纯技术的知识而加以取代，没有看到农民的文化社群生活也以这个知识系统为基础。因此，对农民或者原住民原有知识系统的保护，并非出于怀旧的浪漫主义，而是一种重要策略，可以增加他们文化生活的选择(马格林，2001)。 上述研究表明，现代技术在传统农业社区中运用，不仅改变了生产手段，同时也改变了社会的组织方式和社群的知识、价值，以及社群的生活方式。这些分析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基本的启发，但是：首先，相比印度或者墨西哥的农村村社，中国传统的流域社会是更高级的社会组织层次(它是由流域中的许多村社和集镇构成的)，不仅规模大得多，组织方式也复杂得多；其次，现代化对流域社会的冲击，并不仅限于现代技术的运用，更重要的是与技术运用相关但完全不同的跨区域、甚至跨国的市场体系的强大力场。 此外，对于现代化如何冲击传统社群中的知识和价值，还有必要用象征人类学来深化分析。知识系统不仅是嵌入社群生活中、与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相关，更是嵌入生态系统中、与社会和自然的关系相关。正如拉图尔(Bruno Latour)所指出的，前现代人都是一元论者，他们关注并着迷于自然与社会之间的关联，“通过将神性、人类、自然要素等概念充分地混合到一起，前现代人限制了这种混合在实践中的扩展。改变社会秩序，就必然意味着改变自然秩序，这使得前现代人不得不慎之又慎；反之亦然”(拉图尔，2010：48)。然而，面对混合物，现代人必清理之、净化之、纯化之。现代人采取了二象之见：将人类的表征与非人类的表征永久地割裂开来，一边是社会，另一边是自然。在这个现代世界中，实验室里的科学研究以最典型的方式将自然对象化、客观化，自然变成无法发声却被赋予了意义的客体(拉图尔，2010：46-49)。现代意义上的“生态”正是从混融的社会-自然关系中“脱嵌”出来的客体化的自然。葛兰言(Marcel Granet)通过对《诗经》的研究指出在上古的中国乡村已经形成以“山川”为圣地的年度节庆仪式。在上古中国人的观念中，山川的季节节律与君王之德行是同构的，山川之德表现为有序的自然节律，社会秩序与自然秩序是一致的。山川作为丰产的源泉，林木丰茂、物种繁衍、青年男女在此欢愉结合；反过来，季节节庆所激发出的生命力又重新充盈着山川(葛兰言，2005)。基于此，本文正是要关注在传统流域社会解体的过程中，社会与自然关系如何发生变化，与此同时，社会内部自身的组织方式又出现了怎样的变化。 一、清江流域的航运史及船工组织 鄂西南的清江流域，是今土家族聚居的核心区之一，清江也被称作土家族的“母亲河”。清江流域居住的主要有土家、苗、侗等少数民族，聚居的土家族数量占优。苗、侗等其他少数民族是在清代“改土归流”前后陆续迁徙而来，最后聚集于此。清江，古称夷水，又名盐水，因“水色清照十丈，分砂石”而得名。属长江水系，是长江中游湖北境内仅次于汉水的第二大支流。从湖北省利川市齐岳山以西的庙湾发源，其干流自西向东流经湖北利川、恩施、建始、巴东、长阳等县市，于宜都市注入长江，全长425公里，流域面积1.67万平方公里。清江干流分上、中、下游三段。上游为发源地至恩施城，属高山河型，河曲发育，河道蜿蜒于岩溶峡谷之中，伏流比比皆是。中游为恩施城至长阳县资丘镇，中游河段绝大部分流经深山峡谷之中，河道岸坡陡峭，是主要支流汇集河段，属于山地河型。下游为资丘镇至长江入口，属半山地河型。清江经巴东县于盐井寺西入长阳县境，流经渔峡口、枝柘坪、资丘、黄柏山、麻池、鸭子口、都镇湾、大堰、龙舟坪和磨市等乡镇，自西向东横贯县境148公里。 作为鄂西南地区最重要的水上通道，清江历史上一直是民族迁徙、人群流动的走廊，而大规模的航运主要是在清雍正“改土归流”之后得到长足发展。此前，以水运为依托的川盐外运的盐道、围绕市集贸易发展起来的商路以及官府驿道都对清江流域跨区域交通网络的形成起到奠基性的作用。②“改土归流”之后，大量汉族移民进入清江流域。有研究指出，这些汉族移民由政府统一安排，同一地区的移民多来自同一移民地，大多是以家族形式移居。清江流域各地移民以江西、湖南和湖北本省的移民为主(莫晸，2012：24-26)。随着汉族移民与当地民族之间的接触日益频繁和商业贸易的发展，外来日用百货大量涌入，当地山货、土特产源源不断地输出，清江流域呈现百货流通、商贾云集、市场繁忙的景象。 资丘是清江航运的终点，上下交通的咽喉，也是长阳商业贸易的中转站，而且还是鄂西恩施、鹤峰、巴东、建始、五峰等县进出口物资的集散地。鄂西地区的粮食、桐油、木油、皮油、中药材、猪毛杂皮、生漆、茶叶、斗纸等通过木筏或陆路运输集中在资丘，由资丘商号收购整装，再通过航运输送到外埠。而从外地输入的布匹、百货、食盐等，除销售县内居民以外，鄂西地区的其他商民，也是在资丘采购。航帆蔽空，商旅云集，繁华一时的资丘曾被称作“小汉口”。此外，巴山、磨市、鸭子口、津洋口、都镇湾、龙舟坪等成为清江沿岸的著名港口。 从清代到民国，清江干流可分段通航。资丘向王滩天然地把清江分成东、西两部分，向王滩以下木帆船可以航行直达长江，称为“长水”运输；向王滩以上，因险滩阻隔，只能放木排，不通舟楫，唯有进行“一峡送一峡”的“短水”运输。民国《长阳县志》记载： 今各滩有峡船运载客货，一峡送一峡，名“短水”。其由大花坪直送向王滩者，名“长水”，群视为利薮。盖清江自巴东县桃符口至县属招徕河入境，招徕以下至资丘，险滩有五：波索滩、龙翅滩(今改太平)、碓窝滩(此滩已平复)、青洞滩、向王滩，俱难通舟楫。往者，巴东、施南土货，自桃符口上船，至波索滩起岸；毛坪上船，至青滩起岸；滩下上船，至太平滩起岸；滩下上船，至青洞滩起岸；滩下上船，至向王滩起岸；滩下上船，从此迳载至宜都出大江，凡各滩岸，俱土人世业，各设有峡船，接装货物，逐滩交卸，以取利资，名曰“短水”，计波索滩起，向王滩止，陆路一百二十余里，峭壁崎岖，非一二日可至，水次舟楫，半日可到。嘉庆十一年，巴东人谭某，与本地人在大花坪开立埠头，另设船只，独揽自大花坪直送向王滩上，名曰“长水”。而短水遂鲜装运。青洞滩船户覃某等因“长水”专利，各据峡口相阻，以致构讼，旋断旋翻。二十四年，青滩等处埠头阻遏“长水”。谭某即纠众争斗，经官断，令长短水听客自便，各峡之船尚未满意，覃某等公议，各峡止容本地人为止，不复留巴东人入伙。其长水、短水合而为一，得利均分，请息立案，自此可免纷争互斗之患矣。(陈丕显，2005：75-76) 从这段记载可知，长水运输得通航之便，被视为利薮，为大商人争相垄断，而短水运输因不能通航只能逐滩交卸、接装货物，俱为土人世业。但相比峭壁崎岖、翻山越岭的陆路，水路运输依然较为便捷。嘉庆年间，外地人独揽长水专利，本地船户各据峡口相阻，以致纷争不断、诉讼不息。最后当地船户达成公议：长水短水合而为一，得利均分，并只容许本地人经营，纷争得息。这条史料展现了清代中期清江流域航运图像的一个片段。 清江航运的兴起促进了区域性社会组织的发育，反过来区域性社会组织的发育成熟又保障了航运的顺畅进行。航运的发展需要调动整个流域的分工协作，各峡口各自为政、相互孤立的状态势必被打破。航道通畅的背后需要一套运作良好的社会组织作为支撑。资丘上游河段，短水运输“逐滩交卸”的特点，更是必然强化各滩船户之间的交互协作，否则这一接力的链条随时可能中断。一般来说，船工来自流域沿线的各个村落，多由成年男性构成，形成类似“兄弟会”的组织，他们在航行过程中风险共担，患难与共，结成一个命运攸关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内部有着明确的劳动分工、行业禁忌、祭祀仪轨以及劳作习俗，祭祀共同的行业神。③从整个流域的社会组织来看，类似“兄弟会”的船工组织是最基本的组织单元。不同地域的船民们自发结成帮派，通常以通航江河或地域为界，大船帮下面有小船帮。船帮的首领多由当地权势人物担任，他们的职责是主持帮会、订立帮规、接洽业务、调解纠纷、安全监督、疏滩保航等。船帮如果要到对方码头停船起货，必先拜码头，相互商量。将流域沿线各埠头、峡口串联起来的区域性社会组织，例如民国时期形成的“长阳船业公会”④，它使得流域内不同埠头之间的交流协作成为可能。另外，还有围绕着航运事业而形成的商会、煤业公会⑤等行会组织相继建立。在这个航运组织体系中，层级越低内部联系越紧密，层级越高内部联系越趋松散。层级越低的组织内部，成员的同质性更高，更重要的是他们有一套共同的信仰、仪式和行为规范的塑造。因此，船工组织作为流域社会的组织内核，是最为稳定的，也是整个社会得以组织化的关键。 从这一社会组织的影响力和辐射范围来看，类似“兄弟会”的船工组织所关联的不仅仅是这些男性船工，还有他们每个人所牵附的家庭、家族以及村落。流域沿线的各个埠头修建与相邻村落社会紧密相连，例如，根据《公埠同施》碑记载，石板溪渡口始于明隆庆四年，民国元年由覃辅连领头修建码头，李家祠堂负责管理，士绅李益培具体负责，义渡田在枝柘坪(《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交通志》编纂领导小组，1990：39)。船工组织内部成员之间的互助关系，如婚丧嫁娶等仪式的互助、参与，使他们深度地牵涉进彼此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可以说，船工组织作为最稳定最紧密的组织内核，它带动的是整个流域沿线村落的关联与互动。 船工组织作为流域社会最基本的社会组织，具有涂尔干(Emile Durkheim)所说的法团(corporation)性质。在涂尔干看来，法团是伴随着城镇手工业兴起的，它既是一个具有道德纪律的职业群体，同时也是一个宗教社团，拥有各自特有的神灵和仪式。(涂尔干，2000)。关于清江的传说和祭祀仪式正是由船工组织所承载的。今天，清江沿岸还流传着一首《向王天子开清江》的创世古歌：“向王天子一支角，吹出一条清江河，声音高，洪水涨，声音低，洪水落，牛角弯，弯牛角，吹出一条拐拐弯弯的清江河”(长阳土家族自治县民族文化研究会，1995：8)。船工代代传唱的《向王天子驾船歌》清楚表明，船工们的行为不过是在重复实践向王天子最初造船、驾船的神圣行为(长阳土家族自治县民族文化研究会，1995：82)。歌谣中的“向王天子”，被清江流域的船工尊为保护神，船工们在航行时形成一整套敬献向王天子的仪式。木帆船从资丘起航，顺江东下，每经过一道险滩，都要焚香放炮，祈求向王天子的护佑。 农历六月六为一年一度的“向王节”，专门祭祀向王天子。这天是清江船工一年中最隆重的节日。船工们都要停航靠港举行祭祀活动。当天清晨，在船头摆设祭宴，杀公鸡、母鸡各一只，煮熟以后，由驾长把整只的公鸡供奉在船头，母鸡供奉在船尾，公鸡的头朝船前，母鸡的头朝船尾。据说，船头的公鸡是敬献向王天子的，而船尾的母鸡则献给德济娘娘，因为船工相信“向王天子掌舵，德济娘娘拿艄”，前后都有神灵保驾，才能四季安康。船前船后两只献祭的整鸡摆好之后，再由驾长提着一只全红色的活公鸡走到船头，掐破最高的鸡冠尖，把鲜红的鸡血洒在船头和江水中。这时，焚香烧纸，鸣鞭放炮，全体船工在船头和船尾磕头，虔诚致祭。祭毕，船工们分享供品，把鸡头留给驾长，表示敬驾长；鸡翅和鸡胯子分给划挠的，表示敬副手；鸡的正身由烧火佬(炊事员)吃，预示四季食物充足。当天晚上，船工们还要在清江燃放河灯，顺江漂流，点点灯火，自西向东，蔚为壮观，表达船工对向王天子的哀思。这个仪式大致延续到20世纪50年代或者更晚一点，随着船工组织的解散而退出了历史舞台。⑥ 明清时期，清江流域的长阳、巴东、建始、恩施、五峰等县都建有向王庙，仅长阳境内就曾有44座。民国《长阳县志》载：“向王庙：一在县西二十里资丘，一在县西关外，一在县西六十里都镇湾。”(陈丕显，2005：118)长阳向王庙多分布在清江沿岸，如昔日的港口资丘、鸭子口、渔峡口和龙舟坪等地。向王不仅供奉在向王庙，其他较大的庙里也会有向王塑像。可见，对向王的尊崇是整个清江流域区域性的文化现象。那么，这位备受尊崇的向王究竟是何来历？ 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所立资丘向王庙碑记载：“向王庙创自康熙年间……向王为古廪君，久沐神庥……”(郑子华，2008：100)早在乾隆时期，当地著名的竹枝词诗人彭秋潭就曾写道：“土船夷水射盐神，巴姓君王有旧闻。向王何许称天子，务相当年号廪君。”可见至少清代中期以来，“向王即廪君”的说法已经开始流行。然而，已有学者的研究表明：廪君与向王原本各有所指，只是到了清代才被人们等同起来(龚浩群，2004)。比如，明代嘉靖《归州全志》就载：“向王庙，在州东，相传本州东阳人姓向名辅，隋大业初于所生之地显著灵异，人祀之”(龚浩群，2004)。乾隆《长阳县志》也提道：“向王庙，在县西二里。向王本归州东阳人，名向辅，隋大业初，穿山凿石，屡著灵异，清江一带祀之。”(龚浩群，2004)根据这些地方文献看，早在明代，向王信仰已经出现；且向王确有其人，正是归州(今秭归)人向辅，因开辟河道有功，屡著灵异，清江沿岸祀之。最晚到乾隆时期，关于向王身份来源的两种说法(“廪君说”和“向辅说”)开始并存，尔后，“廪君说”被广为接受并逐渐覆盖了“向辅说”。 潘光旦认为廪君传说是今巴人后裔土家族的起源传说(潘光旦，1999)。廪君的传说讲的是巴郡南蛮郡巴、樊、覃、相、郑五姓约定通过掷剑和浮舟的比赛来推选君长，巴氏之子务相胜出，是为廪君。之后廪君带领五姓族人开疆拓土，射杀盐神、获取盐池、建立都城，死后化为白虎。廪君的传说可视为一个典型的“神圣王权”传说，他之所以能够成为五姓的王，是由于他拥有常人不具的神异禀赋——掷剑击中石穴，乘土船而不沉。向王被等同于廪君，实质是要抬高向王的位格，赋予他“神-王”的地位，清江的开辟因而被说成是其巫术性力量的展现，即通过他的号角“吹”出了清水江： 巴姓部落越来越大，人越来越多，觉得这山里再难住得下了，便沿夷水向外处走。向王手拿一支牛角走在前边，一路不停地吹，吹山山崩，吹地地裂，吹到哪里，水涨到哪里，江水随牛角声的高低而起落。(长阳土家族自治县民族文化研究会，1995：8) 这个传说意在表明正是向王号角“吹”出的声音“制造”了清江的流水。王的巫术性力量开辟了清江，清江的生命力因而来源于王，其奔腾向前生生不息的力量正是王的生命力之旺盛的表现。正如弗雷泽(James G.Frazer)所揭示的那样，王权社会的整体性正是通过“王”来体现的，社会的生命力依赖于王的生命力之旺盛(弗雷泽，2006)。当清江被说成是向王天子用牛角“吹”出来的，其本身就是王的生命力的体现，那么，社会的生命力就与汹涌澎湃的清江息息相关了。 清代以降，向王天子逐渐被等同于廪君，这个转变过程背后必定有着复杂的政治经济动因，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应与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改土归流”以后，“蛮不出境，汉不入峒”的禁令被解除所带来的族群关系变动和族群认同有关，具体原因本文暂不做分析。本文关注的是这个转变带来怎样的社会后果以及推动这个转变的社会力量究竟来源于哪里。向王主要被船工视为保护神⑦，祭祀向王的仪式也一直是由船工组织担纲的。向王从行业保护神变成整个社会的神-王，“向王天子”的说法广为传播，这个过程至少说明社会的转变，即航运已成为该社会的头等大事，围绕着清江水运形成的区域性社会关系体系正在成型。流域社会的整合过程同时伴随着区域性象征符号的构建，原本来自归州的向王作为地方神祇已经很难整合整个流域的信仰认同，必然被位格更高、覆盖面更广、影响更大的区域性神灵所取代，而在清江流域源远流长的廪君就成为最合适的选择。 在向王从行业保护神上升为整个社会神圣王权的过程中，船工组织也成为流域社会知识体系的主要担纲者，他们在流域内分工协作的一整套生产实践知识，及其关于向王崇拜的仪式象征活动，构筑起流域社会的知识体系。 长阳的船运组织一直延续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1953年废除了封建把头和行帮，组织民船申报户口，实行船舶定港定位，把民船运输纳入国家管理范围；在农业合作化高潮中，船工被组织成5个运输合作社。1958年，5个运输合作社合并为木帆船合作运输公司。几经更迭，2005年长阳航运公司由集体所有制企业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陆路运输的发展，船舶运输因需多次转运，多次装卸，环节多、耗损大，费用一般高于公路运输，致使很多托运方弃水就陆，清江水运逐步退到次要位置。而后80年代以来，受到高坝洲、隔河岩大坝修建的影响，清江货运业务日趋萧条，航运公司将主要运力转向长江运输，同时发展水上客运和旅游。 二、大坝的修筑：从流域到库区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清江干流梯级开发工程启动，特大型水库蓄水发电站陆续在长阳建成。随着隔河岩、高坝洲、水布垭三级水利枢纽工程的陆续建成，长阳县形成“一坝”(隔河岩大坝)“两库”(隔河岩库区、高坝洲库区)的新格局。隔河岩水利枢纽属清江梯级开发工程，是以发电为主，兼有防洪、航运、养殖、旅游等功能的特大型水利工程。1987年12月工程截流，1993年第一台水轮发电机组投产发电。 随着隔河岩、高坝洲水电站的兴建，两坝库水形成后，清江航道水深沿程加大，区间内的航道条件得到改善。隔河岩库区(隔河岩到石板溪)通航里程94.5公里，高坝洲库区(高坝洲到隔河岩大坝)44公里。但从客观上来说，清江流域梯级开发使得原本畅通的河道被“两坝”(隔河岩大坝和高坝洲大坝)切断为三段库区水域，加之设计之初航道规划等级过低，过坝设施(升船机)设计不够合理，造成过坝通行能力低等因素，导致清江水运只能实现区间性通航(湖北省港路勘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2014)。大坝的兴建使得原本从资丘以下可以“通江达海”的清江流域由此变成只能区间性通航的库区水域。航运业退居水利事业的次要地位，水力发电以及由此带来的库区渔业养殖、旅游观光业开始发展起来。 从流域到库区的变化，改变了水的形态以及山水的关系，昔日高山环绕、峡谷深切、江流湍急的态势化作高峡出平湖、百岛棋布的格局。这种变化从当地人对山水的感知中可见一斑： 站在鄂西清江边，昔日雄壮的清江号子已藏进历史的书页中，再也不见了。呈现在我眼前的，是一条碧绿的江水站在日光里顾盼生辉。那一份清澈、悠闲、素净、淡泊与深远，直惹得两岸的青山更加青翠。再抬眼朝那些青山和山谷望去，那里除了淡淡的白云、飘飞的炊烟之外，也没见清江号子挂在任何地方。顿时，一种别样的情感就在我心里泛滥起来。那份曾经的雄壮、野性、张扬与阳刚，究竟到哪儿去了呢？我见过的清江号子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前。那个时候的清江还是一匹脱缰的野马。无论是在高坝洲，还是隔河岩，或是招徕河，均没有筑闸。八百里清江只是任由它的性子，在山里野性地生长。尤其是到了暴雨季节，它的暴脾气就开始在山里怒吼，冲走房屋，淹没农田，甚至让河水改道。而到了冬季，它却又比幺姑娘还乖，只见一条细泓在山里蜿蜒。(陈孝荣，2013) 这段描述对比了大坝修筑前后水流状态的变化。大坝修筑之前的清江明显被描述成充满野性、变幻无常的形象与大坝建成之后的“悠闲”、“素净”的碧水青山形成鲜明的对比，似乎从一种野性豪迈的男性形象变成温柔驯良的女性形象。而作者感慨的正是“那份曾经的雄壮、野性、张扬与阳刚，究竟到哪儿去了”。隔河岩库区形成之后的今天，在长阳著名的旅游景点及城市中心广场都能看到一座引人注目的雕塑，即廪君昂首阔步吹着弯弯的牛角号乘风破浪的形象。健硕有力的身躯，昂扬激越的姿态无不在展现一个充满野性生命力的王者形象。这一形象矗立在缓缓流淌的清江边显得别具意味。它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身栖于此的土家族儿女“向王天子吹号角，吹出一条清水江”的传说。 大坝建成之前的清江，属山溪性河流，河水补给主要靠降水。季节性的降雨不均，直接影响水位和水量的变化，由此导致水运相应变化，俗谚有：“一场大雨江暴满，十个太阳滩搁船”之说。清江的航行充满了冒险，航道窄、险滩多，行船时常常要提防搁浅和触礁。“七滩八渔共九州，七十二滩上资丘”(“难”、“渔”系指以此二字命名的险滩)正是航行艰险的写照。船工组织正是深嵌在这样的自然之中，凭借当时的工具和技术手段，人们并不能完全改造自然、支配自然。船工组织通过向王天子的信仰来与“未知”的自然达成联系，向王天子构成了这个社会的集体表征，这套集体表征的传说和仪式都由船工组织来承载。船工们的每一次实践都是在重复向王天子最初的“创造”。船工组织正是流域社会最基本的社会组织。 今天，清江水流的变化容易被直观感知，而船工组织的崩解对社会带来的影响却不轻易为人所知。首先是随着船工组织的崩解，联结流域社会的纽带断裂，流域内部变成原子化的村落；其次，航运的急速衰落与新兴陆路发展的滞后，致使长阳境内的交通运输方式发生巨大转变。当前长阳县域的道路交通呈现外向型发展、内部交通条件严重滞后的局面：一方面沪蓉高速，318国道、宜(昌)万(州)铁路穿境而过，这让长阳与武汉、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的交通更加便利，但另一方面长阳境内的交通状况却令人担忧，县域内部交往的通畅性受到一定阻碍。 此外，最重要的还是新的生产和交换的方式出现及其所带来的知识体系的转变。 三、山水“资源化”与作为新型知识体系的现代农业 山和水构成了长阳基本的生态景观。位于鄂西清江中下游武陵山区的长阳，历史上的地貌被描述为“八山半水一分半田”，为典型的山区地形，山地为国土面积的主体。同时，地貌、气候、土壤、植被等都呈现显著的立体型分布，人类的生计活动以及资源获取方式也随着这一垂直分布的特性而呈现明显的生态适应性。由河谷区的农渔结合，过渡到低山的农林牧副结构，最后过渡到半高山以上地区的林牧结构。 在精细化的现代农业发展起来之前，长阳境内曾长期存在稻作农业、旱地农业以及刀耕火种并存的情况。民国《长阳县志》载：“长阳偏僻小县，山坡多，平原少。计田亩若枝柘坪、榔坪、磨市，地势开拓，又得溪流灌溉，故多种稻；他处所有塝、埫诸地，则稻、粮兼种；至若山岭岗坡，则以黍、稷、麦、菽、薯、芋等为宜。……若垦殖，恒在深山穷谷，刀耕火耨，菑畲以养地力，与不易一易再易之法，俱称妙用。故篝车不致失望。”(陈丕显，2015：160)根据尹绍亭的研究，刀耕火种的土地利用方式看似粗放，实则包含着山地民族传统土地利用的系统知识和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智慧，这些传统知识包括土地分类的知识、轮歇周期的知识、种植物生长特性的知识，等等(尹绍亭，2008)。 随着清江流域梯级开发、“一库、两坝”的形成，山与水的关系发生变化，水域面积增加、耕地减少，基本地貌被重新表述为“七山二水一分田”。过去，山是贫穷的象征，山区意味着穷困落后，如今，山成为致富的宝库。长阳县先后提出过“山上长阳”和“水上长阳”⑧的思路来开发山水资源、发展特色经济。依托大坝建成后高峡出平湖、百岛棋布的山水景观，旅游观光业正在形成长阳的新兴产业。以“八百里清江美如画，三百里长阳似画廊”著称的“清江画廊”已成为长阳的城市名片。被“驯服”的清江以柔美秀丽的姿态成为供游客观赏的画廊。山水的资源化、审美化正是自然被对象化、客观化的典型表现。以下分别以“高山蔬菜种植”和“网箱养鱼”为例阐述长阳如何将山水“资源化”。 长阳县的高山蔬菜种植，始于1986年，经历了由小菜园到大基地，由小农户到大市场，从小生产到大产业的转变，实现从国内市场到国际市场的跨越，已逐渐走上了一条规模化、精细化、产业化的发展道路。目前全县共有高山蔬菜种植面积50万亩，连片30万亩，年产量100万吨，实现产值20多亿元，占全县农业总产值的40%以上。仅火烧坪乡高山蔬菜年总种植面积8万亩，基地面积5万亩，年产量25万吨，可实现产值4亿元，已带动全县5个乡镇发展高山蔬菜⑨。高山蔬菜产业已成为长阳农业经济的重要支柱。过去被称为“高老荒”的火烧坪乡，如今依托高山蔬菜种植，找到脱贫致富的“金饭碗”。 高山蔬菜是在海拔800-1800米的高山上，依据气温垂直递减的原理，利用高海拔区域夏季自然冷凉的气候条件生产夏秋季上市的反季节蔬菜，以满足市场的需求。高山种菜古已有之，并非当代的发明，但传统的高山蔬菜是零星的、粗放的、山区农民自种自食的小规模栽培；品种也较为丰富，主要有马铃薯、魔芋、生姜、芸豆、山药、白菜、萝卜、山黄瓜以及野菜等。真正意义上的现代高山蔬菜(尤其是反季节蔬菜)规模化商品生产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火烧坪乡为例，20世纪80年代，火烧坪农民开始尝试栽种反季节蔬菜，收效甚佳。附近的粮田和荒山因此被菜地取代。蔬菜耕种面积迅速增长，最初仅有200亩，到了1990年已达1万亩，目前，火烧坪已形成连片基地4.5万亩的规模。 高山蔬菜依托于山，网箱养鱼仰赖于水。随着国家对清江流域的梯级开发，在长阳县境内形成了13.6万亩的优势库区水面，总库容达43亿立方米，库区内无工业污染，水体水质清澈、溶氧充足、酸碱度适中，长年水质达到《国家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规定的Ⅱ类水体水质标准，为发展水产业提供了优越条件。与此同时，由于库区水面的形成在全县淹没农田8万多亩，造成移民3.7万余人，长期以来，依靠发展水产养殖和从事渔业捕捞成为库区沿岸失地移民的主要收入来源。 截至2013年底全县共有网箱养殖户820余户，有滤食型和精养型网箱20214只、约40万m[2]，产量11251吨；围栏养殖1000万m[2]，产量6300吨。清江水产养殖集中在淋湘溪、天池口、资丘、陈家坪、西湾、静安、巴山、厚浪沱、鸭子口、刘坪、高桥、樟木垒、平洛湖、巫岭山、沿市口、花桥、朱津滩、三口堰、芦溪、磨市、黄荆庄、柳津滩等水域。全县精养投饵性网箱18万m[2]，全投饵或半投饵性鱼类产量8500吨。⑩ 作为当前长阳山水资源利用的两个典型案例，高山蔬菜种植和网箱养鱼都是以现代农业知识体系为主导的一整套科学养殖实践，规模化、标准化、精细化、机械化的生产技术和经验通过农业专家、科技人员教授给农民。 对于高山蔬菜的生产，根据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的需要，长阳县配套了从选种、测土到深加工等各生产环节的技术(11)，并积极采用国际标准，对高山蔬菜等特色农产品制定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利用各类农资连锁店、科技示范场、科技示范户开展农业技术推广服务，形成多层次的农技推广服务网络，县里提出“一户一名科技明白人”的目标，每年培训农业技术骨干近千人，培训农民2万多人次。如2012年，长阳县组织专班开展“测土配方施肥”培训，参加农民达3000多人次，辐射带动全县测土配方施肥40万亩。现代农业知识的推广还有另外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强化县院(校)科技合作，长阳县与省内重点大学、科研机构等院所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以县科技示范园为载体，引进新品种、新技术、新工艺，并对高山蔬菜无公害生产的农药及肥料控制，开展了联合攻关。 标准化的发展，依托于机械化的普及。长阳县通过开展“三牛”替换工程，大力推广微型耕机、插秧机、机动喷雾器等各类农业机械，提高农业机械应用水平；提高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的登记率和驾驶操作人员的持证率；请厂家技术人员对联合收割机进行检修，对驾驶员进行技术培训，对新购的联合收割机上牌办证，旧的进行年检，为原来使用拖拉机车牌的联合收割机更换专用车牌。到2015年，全县机耕、机播面积占到耕地面积的80%以上，机收面积占到总播面积的30%以上。 标准化、机械化的推广背后有强大的现代农业信息服务体系做支撑，长阳县在全省率先建立了县级农业信息网络，初步探索出了“五个到哪里”的现代农业科技推广新模式，即“板块基地建设到哪里，技术力量就倾注到哪里，基础设施就配套到哪里，龙头企业就联结到哪里，市场物流就畅通到哪里”；做到“技术服务到乡，公路硬化到村，沟渠灌溉到田，水肥利用到地”。 网箱养鱼同样需要依托技术的标准化。长阳县近年来大力推广在精养网箱外再进行套养的立体养殖技术和网箱养殖标准化生产技术；制定了《无公害清江鮰鱼质量控制措施》、《清江库区网箱养殖技术操作规程》，及根据国际国内市场水产品质量安全的最新标准制定《斑点叉尾鮰禁用药物清单》、《斑点叉尾鮰建议用药物清单》，并将这些技术资料制成警示牌，逐一发放到户；与省内外科研单位联合开办渔业健康养殖和标准化生产培训班和现场会，同时组织县内水产专业技术人员，长年坚持在网箱养殖重点区域开展分片集中培训；各养殖户被要求每天据实填写《网箱养殖日志》，对每天的天气、水温、养殖鱼类健康状况、投入品使用情况等进行详细记载，主管部门不定期对网箱养殖日志填写情况进行抽查，对未按标准操作者进行处罚乃至限制市场准入。据当地统计，目前，全县水产标准化生产技术普及率达到85%。 在现代农业体系中转型成功的家户多是家中青壮劳力迅速接受和掌握科学种植养殖技术并能敏锐洞察市场行情的新富群体。仍旧抱持着传统小农生产方式的老一代农民已经不能适应新的生产劳动，他们有关农家肥的施用知识、按节令生产的农作周期、套种混种等小规模的栽种方式都已经被前述充斥整个生产过程的各种标准化技术所取代。现在的农户能够依靠的只有各类技术人员、专家学者、种籽商人、化肥商人来为他们解决栽培技术、施肥管理、选种播种的问题，他们的知识体系已经基本为现代农业知识所垄断。 四、山水资源化的生态与社会后果 山水成为被对象化的客体，成为被开发利用的资源，产生了越来越显著的生态后果与社会后果。 高山蔬菜种植在获得可观的经济收益的同时，生态问题也日益突显出来。首先是加剧造成水土流失的危险。国家规定耕地与林地的坡度分界线为25度，但是由于高山蔬菜种植的经济效益突出，陡坡种菜甚至毁林开荒的现象依旧普遍，光头山已经出现，原本茂密的森林被连片的菜地所取代。一般来说，高山蔬菜的种植区域主要位于山顶平坦部位及低缓鞍部，陡坡上的土层遭逢降雨便会迅速流失。从维护山地生态系统的整体而言，其系统的稳定取决于植被保护，土壤颗粒依赖植物根系的固定来保持着水土平衡。蔬菜根系较浅，不像林木一样拥有发达的根系从而能够起到良好的水土保持作用。加之长阳特有的地质构造，土层原本较薄，保土能力较弱，易受侵蚀。高山蔬菜的规模化种植，极大地改变了高山区(海拔1200米以上)土地的利用方式，改造着高山的植被覆盖景观，对整个立体型山地生态系统的稳定构成潜在的威胁。高山区域本应是水土保持的重点区域，一旦高山区水土流失严重，它将严重地影响着整个生态系统的平衡。 其次是土壤污染的问题。由于普遍进行规模化种植，同一片土地连续种植同一种或同一类蔬菜，品种相对单一，连作问题严重；此外，因为主要依靠化学肥料来为土壤补充营养，致使土壤环境恶化，陷入肥料施用越多，病害越频繁，防治越难，恢复难度越大的恶性循环中。过量施用氮肥，导致大部分土壤酸化较严重(覃江文等，2014)。另外，由于完整的产业链尚未形成，每年采收时节，大量的次品和下脚料腐烂在田间地头的景象随处可见，造成巨大污染。仅火烧坪乡一年产生的蔬菜废弃物就高达10万吨。规模化生产所使用的地膜，目前尚不能自然降解，每年产生的地膜废弃物也是非常可观的，且因地膜不易回收，大多只能进行焚烧处理。由于高山蔬菜种植基本在高山、中山区域，高山区土壤的污染物通过降水冲击必然影响到中山、低山和河谷地区。在污染治理方面，农村的面源污染是公认的比工业点源污染影响范围更大、治理更艰巨、需投入更多的污染方式。高山蔬菜规模化种植所依赖的化肥、农药、地膜等的大量使用，以及生物废弃物未经处理的随意堆积，对生态环境造成的污染不可忽视。 再次，目前长阳县高山蔬菜的规模化、产业化发展主要是依靠不断扩大种植面积来实现的，但长阳特殊的资源环境对规模化、产业化的发展有着潜在的制约因素，最突出的是水源的问题。长阳的地质构造，以岩溶地质居多。这种地质环境蓄水能力原本就弱。以火烧坪乡为例，乡镇所在地的生活用水是依靠二级水泵从山腰处的源泉处提取，用水成本较高。蔬菜生产所需水量基本是依靠降水，遇到恶劣气候条件时，收成容易受到较大威胁。因此，在高山区水资源极为珍贵稀缺，这对该地区进一步发展蔬菜深加工等产业链的延伸产业建设构成深层次的制约。 网箱养鱼对水质的污染主要来自投放的饵料、肥料、药剂以及鱼类的排泄物、底质释放等几个方面(程素珍等，2010；刘潇波等，2004)。网箱养鱼具有密集性强的特点，不仅要求投食间隔短，而且投饵量也很大，这就加速了水体的富营养化进程。未被食用的鱼饲料和粪便不仅污染了水体，而且会形成有机质淤积在水底。据统计，全县清江水域年投饵量在15000吨左右，年排放污染物为化学需氧量918.9吨、氨氮133.73吨、总氮222.89吨、总磷53.49吨。围栏围网养殖水域不同程度地存在畜禽粪便等直排现象。清江水质最差的是高坝州库区下游，在南岸坪水域，柳津滩村有网箱4200多只，宜都市有网箱8000多只，网箱面积严重超标，水质污浊、悬浮物多，气味腥臭、能见度低，已成为清江水环境污染最直接的污染源。(12)破坏水生生态系统的主要因素就是水体富营养化和水底有机质，它们在氧化过程中消耗掉水体中的大量氧气，危及水生动物的生存，并且容易滋生藻类形成水华危害水体。 另外，库区水域面临着水生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艰巨任务。隔河岩大坝和高坝洲大坝隔断了库区大部分鱼类的洄游通道，破坏了诸多鱼类的自然繁殖条件，鱼类资源由建坝前的70多种锐减到45种。在库区水域由人工生态系统向自然生态系统的转变过程中，原有自然物种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网箱养鱼引进的外来物种会破坏原有的食物链环节，影响自然生态系统平衡的建立。与此同时，网箱养鱼带来的分层沉积的有机质不仅对水域造成污染，而且易导致某些自然物种的灭绝(熊洪林等，2006)。 库区不同于自然性的河流湖泊，养殖网箱多设在库湾相对静水区，残饵、排泄物和腐尸等会在养殖区及其周边形成污染区域，其污染浓度由网箱中心向外围递减。对于库区水域而言，蓄水后的库区水体水流速度放缓，导致水体稀释自净能力减弱，即便是在污染负荷不再增加的状态下，库区水体中污染物指标也将逐步增加(李晓等，2009)。在这种情况下，规模化发展网箱养鱼的结果，必将加重水体富营养化，导致库区水域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破坏。 一方面，现代农业生产方式造成了生态冲击；另一方面，这种生产方式及其知识和操作实践，也对传统社群的社会文化生活构成冲击。在高山蔬菜种植和网箱养鱼这两项现代农业科技体系主导的生产实践中，家户成为最基本的生产单位，国家的技术推广、资金扶持、信息支持都是以每个种养殖户为对象。“一户一名科技明白人”的技术推广目标，成为科技普及入户的基本方式。将家户联结在一起的机制并未真正运转起来，初创的合作社建设尚未将大多数社群团结在一起。家户独立化生产中的商业因素越来越大，而社群合作越来越少。由于规模化的经营，过去传统家户间相互“换工”的方式已经不能有效解决在短时间内完成大规模收获的效率问题，出钱雇工，甚至高价跨县雇工抢收的情况已经很普遍。以火烧坪乡为例，到了最繁忙的采收季节，甚至出现只能不断抬高工价才能请得到雇工的情况，工价连年增长，雇主叫苦不迭，为了及时完成大规模的抢收，种植户不得不投入更多的资金成本。目前，长阳高山蔬菜的产业化发展已经卷入全球化市场之中，外来资本陆续进入，种植已扩大到邻省的乡镇，社会问题初现端倪。家户生产规模越来越大，(通过租赁的方式，家户种植菜地最多的可达两百来亩)资金投入越来越多，成本越来越高，而市场风险越来越大。在面临市场大波动，损失惨重的情况下，菜农自杀的现象已开始出现。暴富之后的家庭矛盾、贫富分化等问题也显现出来。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资本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寻找可供开发的资源，这正是山水被对象化和资源化的大背景。 结语：双重“脱嵌” 今天长阳县高山蔬菜种植和网箱养鱼所带来的生态问题，不仅是过度开发造成的自然生态问题，更深一层看，也是社会与自然、区域社会与外部关系转变的复杂后果。 在依托航运孕育出来的流域社会，区域性的社会关系被有序地组织起来，借助与更大范围的社会体系进行物资交换的需要，在区域内部建立起层级分明的物资流动和社会组织网络，将整个流域的村落和集镇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我们不妨称之为超域体系与区域社会的“嵌合”(13)；与之相关的另一面，自然与社会也是彼此“嵌合”在一起的。航运组织的分工协作与自然河道的节奏有机结合在一起，形成节律性的“短水运输”与“长水运输”相衔接。从更深层次看，社会的活力与自然的生命力被视为同构的，清江的野性力量被等同于向王的生命活力，以向王崇拜为表征的一整套传说和仪式都在表明这一同构性。 此后人与自然关系的转变，与社会的组织方式变化有直接关系。流域社会原本构成一个区域性的资源、物资交换体系，生产和交换都紧贴自然生态的脉络。航运实现了物资的远距离交换，使得流域两端不同的社会-生态类型有机勾连起来。清江正是处在云贵高原东缘与江汉平原的过渡地带，“药材、皮油、桐油、牛羊皮，载往汉口或由宜都洋庄收买转输；竹、木、斗纸往荆沙；煤则上至宜昌，下至沙市而止。包谷、杂粮、酒酤等，县属流通，出境者少。兽皮、兽毛、蚕丝、山茶、竹木、果实，皆输出之货，不为专业。若输入品类，则盐、糖、色布、烟叶、杂粮、各种洋货、日用所需，为各市场必备之品”(陈丕显，2005：163)。清江航运串联起来的正是高原与平原物资的交流与互补。在以应用大型工程技术和全球化市场体系为代表的现代化发展冲击下，这一交换体系被打破，区域性的贸易体系转变为原子化的村落和独立生产的家户直接与脱域的市场对接。长阳出产的高山蔬菜、清江鱼多外销武汉、上海、广州等周边大城市甚至出口海外，不在本县域内销售。全球化市场体系诱迫原子化的村落和个体化的家户，向内开发山水资源，依赖对周遭山水的“资源化”寻找生存之道。在“资源化”过程中，原本与经济活动和生产组织相贴合的自然，在规模化和标准化的生产组织和知识运用下，成为无差别的生产资料，失去了原先的节奏脉络，变成了平面化、实体化的客体，从而与社会“脱嵌”。同时，在越来越多地卷入全球化市场、成为巨大的外部市场资源性商品供应地的过程中，长阳当地的贸易网络则进一步弱化，社会内部原本纽结在一起的纽带松散化，使得卷入全球化市场体系的村落和家户与市场体系之间的抽象性联系，反而要远远大于它们与本区域其他村落和家户之间的具体性联系。这种脱域体系(卷入其中的家户是其代表)与区域社会的“脱嵌”，跟社会和自然的脱嵌，二者相伴而行。 其实，在人类学文献中，并不缺乏对原住民的地方社会如何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体系的描述和讨论。西敏斯(Mintz，1986)、萨林斯(Sahlins，2003)、陶西格(Taussig，1980)等人的研究都生动展示了地方社会如何被卷入世界贸易体系的过程，以及如何生发出地方本土的应对方式。西敏斯追溯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下糖在英国的“庶民化”过程，工业革命开拓了海外殖民地，作为宗主国的英国和加勒比海甘蔗种植园之间的世界经济体系开始形成，糖成为英帝国税收的重要来源，具有携带性的权力(carrying power)，在这个政治经济的权力格局中，加勒比海地区被深深地沦为原料产地和宗主国的附庸。陶西格在《南美洲的魔鬼与商品拜物教》中展示了南美洲种植园工人和矿工魔鬼崇拜的社会意义。魔鬼崇拜正是当地乡民被整合进工人阶级队伍所经历异化过程中最生动形象的符号象征，这些新兴的工人阶级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是一种不对等的、自我毁灭性的生产，背离了人与自然之间互惠共存、循环延续的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会导致土地的贫瘠和矿产的消亡。当地一直以来都有着各种仪式祭祀土地女神，直到殖民者入侵后才出现了魔鬼“帝欧”(Tio)的信仰。萨林斯没有迫不及待地证明日益扩张的世界体系如何一步步把殖民化、边缘化的人民变成“没有历史的人们”，他指出“一部世界体系的历史必须发现隐遁于资本主义之中的文化”，他以泛太平洋地区作为观看“世界体系”本土性运作的舞台，他强调要从当地人的宇宙观来看待资本主义与本土文化之间双向作用的过程，在被卷入世界体系的过程中，地方社会本土应对的方式会被强烈地激发出来。 但这些研究和讨论中，被资本主义体系冲击和殖民的对象多是文明程度不高、社会组织简单的社会，而且对资本主义冲击的回应，大体上只在象征层面。我们讨论的清江流域则明显不同，在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冲击之前，这里本身就是一个大的文明国家的一部分，曾依托前资本主义的市场体系形成了复杂而紧密的区域性经济和社会关联。而且资本主义体系的冲击是在强有力的国家在场、甚至着意推动的情形下发生的，有可能对资本主义体系冲击作出比简单社会更有力的回应。费孝通(2001)在20世纪30年代所描述的江村蚕丝业也面临着本土的传统手工业如何通过现代技术改良来面对世界市场问题。他关注到以费达生为代表的回乡士绅在丝业技术改革方面的活动以及他们在地方现代化事业中的作为。在费孝通看来，丝业改良活动中产生的运销合作社，正是地方的文化创造，地方社会新的知识群体的形成是有可能主动应对市场的。费孝通的讨论超出了前述人类学文献把对资本主义市场冲击的回应局限在象征领域的做法，体现出文明社会回应冲击时的能动性。 本文描述的鄂西南清江流域的社会转型，是区域性流域社会向原子化村落转型的过程。船工组织的消失和现代农业能手的出现，正是转型过程中社会知识更替的突出表现。船工组织作为流域社会最基本的社会组织，在流域内分工协作的一整套生产实践知识，及向王崇拜的仪式象征活动，构筑起流域社会的知识体系，向王天子-廪君的信仰和知识也是整合流域社会的主要力量。而接受了现代理性知识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农业能手正在成长为这个社会新的知识群体，他们所参与的现代农业实践在带来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对传统社群的社会文化生活、社群价值以及生态环境构成巨大冲击。在被深刻卷入世界市场体系的过程中，这一新知识群体能否重建地方社会，充分发挥地方的主体性来应对市场，关系到当地发展的前景。 本文对鄂西南清江流域的社会和生态变迁的描述和分析，目的不是重述一个原生态的地方社会如何受到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冲击，或其田园牧歌式的旧景致如何值得怀念，也不为强调地方社会的象征体系在冲击下发生了如何创造性的转化，而是想指出，传统流域社会依托超区域体系的经济活动来编织区域社会网络、使经济嵌入社会和自然的智慧和实践，今天仍然具有启发意义。我们今天对世界市场的接纳和参与不应是被动的，而应该结合国家在场的力量、社会组织的参与及当地人的能动性，在一定程度上重新组织经济活动，使其既能有效参与更大范围的市场分工，又能为重建村落层面和区域层面的社会互动、联结提供框架。 ①在历史学研究中，行龙针对河流、泉水、山洪、湖水四种水源形态，划分了“流域社会”、“泉域社会”、“洪灌社会”、“湖域社会”四种类型，以此作为分析工具进行水利社会史研究(行龙，2005，2007，2008)。钱航、张俊峰等人针对库域型社会、泉域型社会进一步展开研究(钱杭，2008，2009；张俊峰，2006)。人类学者张亚辉、张应强等从历史人类学的视角对水利社会、流域社会史做出论述(张亚辉，2008；张应强，2006)。 ②清江流域是川盐外运的重要环节，是川东一带的运盐之路和通向湘西北和江汉平原的盐转运之路的组成部分，“川东所产盐经水运汇集四川忠县西沱镇(原名西界沱)，经陆运过石柱(四川)，翻越齐跃山脉到利川，经水运到恩施，从恩施经清江水运过长阳、宜昌，再经长江水运扩展至鄂中各地。”(莫晸，2012：49) ③劳动分工上有驾长、桡手、号工及烧火之别，各负其责，享有不同的待遇。“驾长”在船工中地位最高，大型船上通常有前、后两个驾长。船工们有很多行业禁忌，遵循不成文的规则如“八不准”和“四不开航”。在日常用语中对翻、倒、沉、漂、打烂等字眼讳莫如深，在行船、泊岸和日常生活中也有不少忌语。清江船工号子根据行船的不同劳动，分成了竖桅号子、开头号子、摇橹号子、伸嵩号子、拉纤号子、收纤号子等几大类(陈孝荣，2013：81-82；邓晓，2005a，2005b)。 ④长阳船业公会最初成立于民国十三年(1924年)，其宗旨在于祛除河道积弊，维持船业运行。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2月，县政府为配合抗日战争，对船业公会进行了改组，成其为半军事化的团体组织，受军政双重领导。会址设在资丘镇东街头，会内设有常务理事、书记、会计、办事员、监事等若干人。下设事务所3个，办事处6个，分布在清江沿岸，管理进出船只，各港口的货物登记和装卸秩序等。船舶装运货物，需要按照会章向船会缴纳会费和疏滩经费各5%。船业公会有会员445人，船445只，船工1126人(《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交通志》编纂领导小组，1990：58-59)。 ⑤资丘商会于民国十一年(1922)成立，公举吕良烱、皮幼泉为正副会长。其宗旨在于开通商智，联络商情，改良商品；煤业公会于民国十五年(1926)成立，其宗旨在调查地质，改良工程，调处同业争端(陈丕显，2005：164)。 ⑥近年来，随着长阳旅游业的发展，祭祀向王天子的祭典又在各种仪式场合被重新操演。本文对仪式过程的描述综合了前人所收集的材料(长阳土家族自治县民族文化研究会，1995：119；郑子华，2008：102-103)。 ⑦根据龚浩群对廪君神话流传情况的调查，关于廪君的传说主要流传于有文化的知识群体，大多数群众并不熟悉，而向王的传说则主要是由船工群体所传承的(龚浩群，2004)。 ⑧自“八五”(1990-1995年)以来，长阳提出“五山经济”(五山：高山无公害蔬菜、白山羊，半高山魔芋，低山茶果，山间根艺盆景)的构想；1993年以后，为了充分利用大型水利工程所带来的人工湖等湿地资源，继“山上长阳”之后提出了“水上长阳”(水上长阳：是在深度开发山上长阳的基础上，努力培植以水产养殖、水上旅游、水力发电、水上运输为主的“四水经济”)的战略构想。 ⑨数据由火烧坪乡政府提供，2014年7月。 ⑩数据来自长阳县水产局，2014年7月。 (11)包括优良品种种植、测土配方、轻型简化栽培、秸秆综合利用、无公害农产品标准化生产、畜牧高产优质配套养殖、农业机械化配套应用、种子种苗快繁、节本增效生态农业综合利用、生物防治为主的病虫害综合防治、优质高效模式栽培、转化增值精深加工等10多项。 (12)本段数据资料来自长阳县政协调研课题组：《关于清江流域水环境保护调研情况的报告》(讨论稿)，2014年。 (13)“嵌合”(embededness)是经济史和人类学家卡尔·波兰尼提出的概念，指的是在前市场经济社会中，经济活动与政治、宗教、社会等其他活动并未明确分化，或者虽然分化，但尚未形成一个自我调节、自我强化的体系，仍然从属于社会整体之需要的状态。与之对应，“脱嵌”(disembededness)意味着经济活动借助全面、彻底的市场体系而脱离社会的控制，并把人和土地都变成商品的状态。本文借用了这一对概念，但用法与波兰尼的原意不完全一致。我们同意波兰尼的看法，认为经济活动和市场体系不应该完全自成一体，为了自身的运转和扩张而破坏和压迫社会；不过，并不主张经济活动回到与其他活动不分化的状态，也不主张取消市场机制的价格调节和资源配置的作用。我们所说的嵌合状态，指的是经济活动的组织与社会联结、自然脉络相互扭结或者有某种同构性。有关问题参见刘阳对《大转型》一书的评论(刘阳，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