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供需失衡角度的1937—1945年通货膨胀成因探析
王 丹24
（中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3）
摘 要： 通货膨胀始终是困扰一个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难题之一。1937—1945年抗战期间出现通货膨胀是必然的，然而为何会一发不可收拾，发展为恶性通货膨胀?从供需失衡角度进行探讨，将抗战时期引发通货膨胀的因素主要归结为“三个供需失衡”，即财政供需的失衡、物资供需的失衡以及银行信贷供需的失衡。分析三方面失衡如何引发和进一步加剧抗战时期通货膨胀，对于分析当代通货膨胀成因以及如何有效治理通货膨胀有一定的理论指导意义。
关键词： 通货膨胀；供需失衡；成因探析；抗战时期
无论是从时间跨度还是空间跨度上来讲，通货膨胀始终是困扰一个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难题之一。从时间跨度看来，中国社会经济两千余年一直处于循环波动中，中国的通货膨胀史可以说始于楚汉之争，经历各朝各代延续到今天，通货膨胀问题依旧存在且难以更好地解决。其中，1937—1945年抗战时期通货膨胀在中国几千年的通货膨胀史中，是十余次恶性通货膨胀之一，这也为国民党日后败退台湾埋下祸根；从空间跨度看来，二战时期几个重要参战国都出现通货膨胀的问题，但是鉴于一战的教训，大多数的欧洲国家在二战期间和战后成功地将自己国内的通货膨胀限制在合理的限度，只有在中国形成恶性乃至超级恶性通货膨胀问题。1937—1945年抗战期间出现通货膨胀是必然的，然而为何会一发不可收拾发展为恶性通货膨胀？这种严重影响人民生活、社会稳定和国家发展的恶性通货膨胀现象是否可以避免呢？西方经济学家提出很多经济理论来解释通货膨胀的形成因素，有需求拉上型通货膨胀、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结构性劳动成本上涨型的通货膨胀以及理性预期理论和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的通货膨胀论。借鉴前人的理论成果，本文将引发通货膨胀的因素归结为“三个供需失衡”，主要从 1937—1945年抗战时期财政供需的失衡、物资供需的失衡以及银行信贷供需的失衡三方面来谈是如何引发和进一步加剧抗战时期通货膨胀。
一、抗战时期通货膨胀产生的背景
1937—1945年抗战期间出现通货膨胀是必然的，然而为何会一发不可收拾发展为恶性通货膨胀？其实在此之前的十年内战里就可以看到苗头，1927—1937年可以说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十年”，但是由于国内外环境的影响也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为之后的通货膨胀埋下隐患。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规范财政专项转移支付进行了全面部署，党的十九大又进一步提出“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按照中央的要求，广西对专项转移支付进行了清理、整合、规范，研究制定了管理办法，完善了相关配套制度，初步建立了专项转移支付管理体系，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专项转移支付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部门利益等息息相关，当前还存在项目过多、规模过大、监管过松、效益过低等问题。如何建立科学高效的转移支付体系仍是财政工作面临的一大难题。
第一，十年内战以及自然灾害的影响。十年内战时期国民党五次大规模“围剿”红军，加之内部派系斗争、混战不断，使中国长期处于战争的环境，社会秩序紊乱，人们正常的生活得不到保障。战争常常使得国民政府入不敷出，军费和债务支出占比居高不下，1928—1936年军费开支占总支出的30%—40%，债务支出占总支出的20%—30%[1]，二者是财政赤字的主要方面；严重的苛捐杂税也加重人民负担，农民因为剥夺而变得极度贫困。除此之外，此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多灾时期之一，自然灾害的范围广，几乎全国范围内处处有灾；灾害种类多，水、旱、霜、冰雹、地震、蝗、火等；破坏力极强，比如1931年的江淮大水灾，是中国几十年“未有之奇灾”——全国受灾区域16省672区域，受灾人口5127万，死亡 40 人[2]。
“绿色原则”向《民法典》“物权编”的辐射及规范“落地”，可避免其成为“口号式”的倡导性规定。“物权编”相关规范建构必须立基于正当性论证［28］，既需对《物权法》已蕴含绿色理念之既有规范的识别和承继，亦需对《物权法》尚存缺漏或仍需具化的制度予以补阙和细化。毕竟，编纂《民法典》既需对既有民法规范予以科学整理，也需对已不适应当前情况的规定进行修改完善，还需对社会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做出有针对性的新规定。②参见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李建国于2017年3月8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草案）〉的说明》。
柳江塑造了柳州的风景名胜，也因其对柳州城区呈现的“水抱城流”之景，江水的流淌冲击，使得城区形成一个壶形的半岛而有了“壶城”的别称。又因其城区山清水秀，景色别致而有了“世界第一天然盆景”的美誉。
张公权先生认为1940年是中国抗战时期通货膨胀的转折点，大多数学者也都赞同这一观点，将1940年作为划分抗战时期通货膨胀不同程度的节点。为何1940年中国的经济状况会发生如此大的变化？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1940年是中国农业的歉收年，大后方15个省的粮食产量因为旱灾大幅下降，估计15省的粮食总量降低10%，其中稻谷夏收比往年下降 20%，第二年的粮食产量持续下降，比战前平均降低9%—10%[7]17。中国是以农业立国，农业遭到损失，经济社会秩序自然无法稳定。首先，民以食为本，粮食减产，带动粮食和农副产品的价格上涨，1941年7月国民政府推行田赋征实，这就意味着粮贵钱贱，刺激农民和投机者囤积粮食待价而沽，导致粮食价格上涨。民众不仅要艰难维持自己的生存需求，还要上缴田赋供应军粮，对普通民众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再者，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工业品由于原料短缺，产量下降、物价上涨，在农业遭受灾害后，经济落后的大后方更是无力及时进行军需和民用物资，生产物资供应日益紧张。
二、1937—1945年抗战时期三个供需失衡导致通货膨胀
（一）财政供需失衡
财政供需（收支）失衡是指抗日期间财政收入的锐减远不能抵消剧增的财政支出而造成巨大财政赤字。为解决财政问题，发行公债和增加税源在抗战期间对于缓解赤字危机来说微不足道，政府只能寄希望于大量发行纸币来满足抗战与建设的双需求，与此同时中央银行失去独立货币发行权，财政部大权独揽，货币发行量完全取决于政府的需要，货币发行犹如脱缰之马，更是为通货膨胀的恶化加足马力，使得物价上涨一发不可收拾。由下表可以看出，抗战起始，财政收支一直处于失衡状态，1938年财政赤字额是8.72亿元，1941年激增到88.21亿元，赤字占总额的88.2%，位居八年抗战之首；1942年、1943年赤字额达到三位数（以亿元为单位），1944年到1945年9月抗战结束财政赤字高达四位数（以亿元为单位），财政赤字占支出比例始终在66%以上。
表1 1937—1945年财政收支与财政赤字情况[5]
目前临床上用于胰腺癌术后的营养方式主要有肠内营养和肠外营养两种，为了探究胰腺癌合并糖尿病患者术后最佳的营养支持方式，选取2017年6月—2018年8月间该院收治的112例患者为研究对象，该文以下就对肠内营养和肠外营养在胰腺癌合并糖尿病术后恢复中的作用进行，对比分析。报道如下。
在抗战初期，政府只重视对于增加支出的筹措，却忽视对收入财源的开辟，从而开足了通货膨胀的马力。随着日本向中国发起进攻，作为中国主要税源地和工业聚集地的东部沿海地区被攻陷，以往岁收的三大支柱—关税、盐税和统税在战时都遭受损失，结果1939年政府收入比战前水平降低 63%。尽管政府也曾为增加收入做出过努力及进行税制改革，但是这些举措对抗战时期整个国家巨额的财政赤字来说实在微不足道。
从表1表2可以看出，国民政府赤字的增大主要是因为军费开支增长，这里的军费支出包括三项——国防支出、国防建设支出、作战和紧急支出。抗战期间军费支出始终占总支出的 50%以上，尤其在1939年欧战爆发后，中国政府决定加强军事准备工作，以抵御敌人的全面进攻，军费支出激增。1940年政府预计今后三年每年征新兵50万名，约计由1940年的250万人增至1941年的450万人，1944年初约570万人。各省增建大批军事基地，这场征兵新高潮必然造成巨额的财政支出，1937—1940年军费占支出占比持续增长且过半，1941年实行田赋征税与粮食征借，征来的粮食的88%供给部队，使得1941—1944年军费支出有所减少。但是到了1942年以后，军事支出占中总支出的比例明显上升，1945年9月抗战结束时这一比例更是高达 87.3%[7]82。为了应付高额的军费开支，政府大量发行纸币，弥补主要由军费开支造成的财政赤字，从而进一步加剧通货膨胀。
2.不合理的财政支出，尤其是超额的军费开支
表2 1937—1945年中央政府的支出（占总支出百分比）[7]］81
战前中国所有的间接税都是从量计税，到1941年 9月间接税才开始改从量计税为从价计税，实行某些直接税、扩大所得税的范围、提高印花税税率、开征战时消费税，在1941年6月实行田赋征实、1943年7月实行粮食征借政策，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财政收入以弥补赤字。可是，税制改革存在种种缺点，加之愈加猖狂的逃税现象，各种直接税的征收工作不能顺利进行，并未能解决财政赤字问题，在抗战期间，税收虽只占实际收入的 70%左右，但是在总收入中各年平均的 9.6%[6]，相比战前，税收在国家财政收支的左右大不如前。再者，国民政府以各种名义收税，将纳税的负担转嫁到农民身上，让生活在水深火热的民众更加苦不堪言。
1.税收收入的减少
其次，莫扎特创作的作品都是用古钢琴演奏的，这也使得很多钢琴奏鸣曲需要通过弹奏古钢琴来还原当时的演奏效果，由于古钢琴是没有踏板的，所以在钢琴奏鸣曲的乐谱上并没有出现踏板标记，所以我们在用现代钢琴进行乐曲演奏时就需要分析作品来明确踏板的具体使用方式。
（二）物资供需失衡
对于物资供需失衡来说，物资供应不足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战争的爆发，大量西迁的人口和游资涌入大后方，拉大消费品需求；农业土地丧失、工业遭到破坏及交通路线的瘫痪，输入内陆的物资与进口量大幅减少、运输成本增加，同时各阶层囤积居奇的行为，这些都会导致供给减少，供需缺口持续扩大，物价上涨。
3.破坏交通路线，阻碍物资供应
七七事变之后，上海面临战争危险日益严重，为了免受战后破坏，一些爱国民族企业家提议、南京国民政府支持的拆迁工作才匆忙开始。由于西迁工作政策实施过迟以及敌军干扰等致使此项工作进展艰难且期初成效不大。抗战初期，由于思想认识和准备不足，政府开始计划迁厂工作具有很大局限性：在迁厂类型上，一开始仅限于“指定军需工厂”和“国防上可利用者”，其次才是“现在民生必需者”，后来才纳入“不属以上两种而可藉培植工业中心者”及普通工厂；在地域上，搬迁的步骤是“一是苏浙一带之工厂，二是河北之厂矿，三是山东之厂矿”；在迁移费用拨款上，由于资金匮乏，迁移补助费主要供给与军事相关的化工、机械、化学、冶金以及医药类大型企业使用，结果，大部分工厂毁于战火，对国民经济造成极大损失[9]40。值得肯定的是，抗战初期厂矿西迁的工作对于改变中国工业不合理布局、支持战时大后方经济开发建设起到推动作用，但西南地区自身产能落后、生产社会化程度不高、经济不发达，近代工业基础薄弱，基本上是分散的农业经济，再加上交通不便、战时特殊环境，更是加剧了大后方的困难和动荡，为后方通货膨胀的加剧提供了环境基础。
1938年底，日本占领了中国土地的1/3，农业生产的 2/5，工业生产的 92%；1939年日军不仅完全占领东北、华北各省，江南各省也大多沦陷，东部沿海富庶之地几乎尽落入敌手。五金、化学产品、电器以及其他从华东沿海各省生产或 输入的价格都开始猛涨，在整个抗战期间一直主导着物价总水平的上升。
2.1940年的旱灾导致农产品产量下降、价格上涨
第三，美国的《购银法案》对中国的影响。在美国《购银法案》颁布后引爆的这一系列巨变中，中国是最悲惨的输家。中外大多数学家认为白银外流是导致内战十年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高银汇兑比价一方面刺激白银所有者的投机行为，一方面刺激中国白银大量外流。1934年7月到10月中旬，中国白银流出即达2亿元以上[4]，中国陷入通货紧缩，随后引发种种不良状况。在应对白银外流措施无效时，1935年国民政府实行法币改革，放弃银本位制转而纸币本位制，这就意味着国民政府要承受潜在的通货膨胀的后果。
抗战期间的通货膨胀在1940年之前可称之为是温和的通货膨胀，而在1941年以后变为恶性通货膨胀，1940年的农业歉收使得战争初期制约价格上涨的因素失去作用，起到了加速恶化的作用。
1.东部沿海地区的沦陷、厂矿西迁，生产供应能力下降
就当前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对于金融供给的需求，需要进行城乡经济农村金融体系改革，需要健全完善现有的农村金融体系结构，需要进一步扩充城乡经济中的金融组织队伍。可通过建立和完善多元化复合型农村金融体系：将农村政策性金融、农村合作金融和农村商业金融包含在的新型农村金融体系，建立充分发挥金融资源配置有效性的农村金融市场，从而打造一个真正支持农村发展建设的资金循环的长效机制，更好地为农村和农业的发展服务。
在抗战时期尤其是抗战后期，国内生产物资短缺主要不是供应不足而是运输能力不足。战争初期，日本采取水路双管齐下的攻略，割断中国的对外交通线，封锁内陆。1939年，日军在华南发起进攻，企图破坏中国与印度之间的交通；11月，为封锁我国边境线，日军破坏关系广西南宁与越南的贸易运输线。同时，又在长江地区发起扇形攻势，目的在于切断重庆与华东地区的联系。战争中后期，日军侧重采取牵制政策，1941年日军偷袭珍珠港之后不久，香港和上海外国租界沦陷，中国丧失了与海路相通的最后一个据点，由上海制造的商品和从上海走私进入内地的外国商品自此无法进入大后方形成物资供给。1942年5月，日军进攻云南，切断中缅公路，此时，中国对外联系的路线除了借由西北地区的甘肃新疆公路通向苏联边境之外，就只有通向缅甸阿萨密的空中航线，中国几乎处于隔绝状态。交通路线的瘫痪，严重影响中国的经济社会稳定，物资进口额大幅降低、进口量骤减。1941年，由外地输进的物资仅占1939年的1/3，1942年进口额比1941年降低50%（不完全估计），1944年进口量比1941年大致低78%，仅为1937年总进口量的6%，内地缺乏进口物资情况愈加严重。值得注意的是，1942—1943年粮食的供应不足的主要原因不是生产的全面减产而是缺乏交通运输能力。此外，日军还压迫其他国家停止向中国输入商品，使中国处于孤立无援的处境。1939年日本压法国停止利用滇越铁路向中国运入重要商品，1940年7月英国政府暂停开放滇缅路，同年9月，日本与维琪政府签订协约允许日军从南方进入越南。
第二，官僚买办资本主义压迫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通过“四行二局”完成了对全国的金融垄断，随后又进一步垄断全国工商业以及国民经济其他部门，建立垄断网。同时国民政府暗地里苛捐杂税，以各种名义收税，1936年前捐税多达6000多种；税率也在不断提高，当时的火柴税率最高时相当于其成本，卷烟税从 22.5%提高到1931年的50%，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严重受碍。1931年下半年开始，国民经济遇到严重危机，陷入停滞状态，国民总产值1932年为288亿元，1933年为242亿元，同比下降15.97%，1934年为213亿元，同比下降 11.98%，直到1935年才开始缓慢回升到237亿元[3]。
4.囤积居奇、投机行为蔚然成风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政党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和积极实践，并对其生命力的高度自信。本文以太原理工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双十工程”——山西古建筑文化培养教育中心为平台，开展了对本校大学生古建筑认知及文化自信现状的调查，为下一步开展以古建筑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教育，提升大学生的文化自信提供参考。
囤积居奇和物价上涨之间存在恶性循环关系：物价上涨—囤积居奇—生产资金减少—生产能力下降—商品供给减少—物价上涨；囤积居奇—市场商品减少—物价上涨—商品利润增多—囤积居奇。从这两个传导过程可以看出，抗战时期的通货膨胀与囤积居奇是螺旋式上升的恶性推动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无论是农民、商人还是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产阶级都是背后的推手。在自我私欲的趋势下，他们置国家抗战大局于不顾，破坏市场秩序，囤积货物待价而沽，使得市场上流通的货物紧缺，黑市的出现又进一步推动物价的上涨，加速通货膨胀的恶化进程。这一行为本身就是饮鸩止渴，这些投机者既是受益者又是最大的受害者。
（三）银行信贷的供需失衡
这里的银行信贷的供需失衡主要是指在抗战期间国家银行、私营银行的采取积极信贷供应政策与借贷者真正有效地用于生产的信贷需求之间的不对等从而推动物价上涨加剧通货膨胀现象。抗战之前，中国的信贷业务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抗日全面爆发后为了“抗战建国”，政府对信贷采取自由放任的政策，但由此增加的货币供给却得不到真正的货物生产量的同时增加，因为商人、企业和银行本身对物价看涨，刺激信贷需求量增加，商人借贷多用于投机购买货物囤积而非用于生产；私营银行不顾政府法令从事投机活动，对自己附属的企业扩大信贷，国家银行对私方企业的贷款数额不断增加，私营企业申报的数额远低于实际额度贷款额。银行对工商业的信贷从1937年底的22.2亿元到1939年底的35.92亿元，同比增长了61.8%，1940年政府对私营银行的信贷业务有所限制，但是1941年银行信贷又开始迅速增加，到1945年底对私贷款的总余额增加到1724.69亿元，也就是在1937年底—1945年底的信贷扩张高达 1702.12亿元[8]121，8年间信贷额竟同比增长7669%！信贷的不断加速只能加深通货膨胀，而对生产量的促进作用几乎微乎其微。
政府曾努力在信贷数量和流通范围上加以控制，划定国家银行的贷款范围，但是由于国家银行业务不健全和自身结构的缺陷，官僚买办阶级通过投机大敛财物，使得这些努力未能实现。
三、抗战期间通货膨胀成因对治理的启示
抗战时期通货膨胀的成因可以归结为“供需失衡”——财政供需失衡、物资供需失衡、银行信贷失衡，因此要想对其进行有效治理就要从主要成因入手，有针对性的实施措施加以控制。反观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通货膨胀的治理措施，以四行二局为主要机构实行战时统制经济，面对严重的财政赤字，没有做到真正的开源节流，物资供需始终处于严重失衡，通货膨胀的治理效果大打折扣。
尽管现在处于和平年代，但是通货膨胀依旧影响我国宏观经济的正常运行，抗战时期通货膨胀“三方面供需失衡”的成因，对于当代分析通货膨胀成因以及如何有效治理有着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发展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为了有效防止通货膨胀对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冲击，一是实行稳健财政政策。坚持经济发展的长期战略思维，不能为经济一时增长而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合理安排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支出结构，使财政赤字保持在合理区间。二是实行相对平稳的货币政策。一方面政府不能过度依赖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货币发行量与商品流通所需要的货币量保持动态平衡，另一方面考虑信贷增长对物价水平与房地产市场的膨胀效应，政府实施信贷政策时辅之以相应的房地产财政政策，避免因资产价格过度上涨而使货币信贷政策对通货膨胀失控。三是要发挥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作用，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上下功夫，不仅要使市场上商品供给的数量满足消费者的日益增长需求，更是要提高商品供给的质量满足提高市场竞争力的要求，同时进行税制改革，给市场主体减负，减低税成本，刺激生产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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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Inflation Causes from 1937 to 1945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upply and Demand Imbalance
Wang Dan
（School of Marxism,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ChangSha 410083）
Abstract： Inflation was inevitable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from 1937 to 1945. However，why did it develop into hyperinfl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mbalance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this paper mainly attributes the factors causing inflation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to "Three imbalances of supply and demand", that is, imbalance of financial supply and demand, imbalance of material supply and demand, and imbalance of bank credit supply and demand. Therefore it has a certain leading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to analyze the above three imbalances to trigger and further exacerbate inflation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Key words: Inflation; Imbalance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Reason analysis; Anti-Japanese war
中图分类号： F037.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1047（2019）04-0112-05
DOI: 10.3969/j.issn.1672-1047.2019.04.25
收稿日期： 2019-07-11
作者简介： 王 丹，女，河北石家庄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
[责任编辑：吴祝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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