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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6425(2010)05-0112-12
最初创办《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的时候，改革开放还刚刚起步，而我本人也还未曾跨出国门一步。所以，我那时想当然地误以为，这套汉学丛书一定是反映了美国人对中国的普遍看法，并曾根据这层意思，为这套丛书取了个俏皮的名字。——直到过了好久，跟美国学界在各方面的往来都更加频繁，我才恍然大悟：其实美国人并没有统一的中国观，而且，由于我们丛书的选题原则，虽然还是依照学术量来确定的，但有点反讽的是，很可能越是被我们挑中的著作，就越属于严肃厚重的学术精品，因而也就越是局限在狭小的圈子之内，所以也就越不能代表美国人对于中国的普遍看法。
失落之余，我的思路不禁被吸引到这样一层关联中：这些汉学著作的论述内容，与美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关联呢？它们之间是否可以互动呢？而互动的规律又是怎样的呢？我们据此可以做点什么呢？
一
由此，就要先把镜头拉得远一些：人类这个物种演化至今的顶端，自打从远古的东非走出丛林，一边繁衍一边变异，一边又弥散到整个地表，其本身就属于连续性与断裂性的统一体。——而正因为这样，这群在各种生存环境中逐渐走失的灵长类动物，也一直都在断裂的状态中去希求连续，像是要找回失去的根底与群落。中国人在这方面也不例外，从《山海经》一直到《海国图志》，一直都表现出这种向外观看的渴求。
由此，就憋出了千奇百怪的外部形象。而受这种外部形象的吸引，人们也在不断萌发着向外探询的冲动。哥伦布对于新大陆的发现，自不待言，是由于先有了一个外部的形象在，——而且正由于这个挥之不去的外部形象，可怜的印第安人直到如今，都还顶着人家印度人的名分。而说到中国，郑和当年率领的庞大船队，也绝不会例外。刘迎胜不久前在我主编的《中国学术》杂志上，发表了对其下西洋时所操语种的考证[1]。这篇文章令人信服地说明，明代人派遣船队之前，早已有了相当的外语储备。而当时凭靠这种语言媒介所得到的外部资讯，也就可想而知了。
这种由异邦形象所吸引的向心冲动，有时会意味着严峻的外部挑战。你看，宋人柳永的《望海潮》，把当年“世界之都”的物质文化，铺叙得何等美妙——“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然据《鹤林玉露》的传闻，这却正是祸起萧墙的肇因——“金主亮闻之，欣然有慕于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早岁我执教于浙江大学时，傍晚常到白居易或苏东坡的堤上去散步，每每于心醉神迷之际，却又记起罗大经的这段记述，不免觉得大煞风景，心里装满了失落与惆怅，——而这后来正是我那篇博士论文的主题来源。
不免又联想到二战时的欧洲，也是很受外部形象的影响。希特勒下令实施“巴巴罗沙计划”时，斯大林给过一个评价：“只有疯子才会同时在两条战线上作战。”而此后的战局也证明：仅从军事目的来考量，德国如果先在英吉利海峡实施“海狮计划”，肯定是更容易各个击破。不过，如果深入到希特勒的心底，却会发现一个有趣的形象对比：原来他之所以放过了昂格鲁—萨克逊人，掉过头来死咬住斯拉夫人，竟是因为这位元首先入为主地认定，前者是优等民族，而后者是劣等民族，仅排在垫底的犹太民族之前。换句话说，在如此紧急的历史关头，竟是一种疯狂的外部形象，干扰了军官团的沙盘推演；——当然我们还可以跟着说，是希特勒心中的犹太人形象，几乎造成了一个民族的毁灭；而又是他心中的斯拉夫人形象，反过来造成了纳粹德国自身的覆灭。
这种由外在形象引起的重大事变，实在是不胜枚举，我们还是赶紧把思绪收拢回来，回到当今这个危机深重的世界。——从东非走出的这种高级灵长类物种，繁衍到了我们这一代，由于地球突然浓缩成为一个村落，其连续性就又成了主要的侧重点，而断裂性则在不断被突破和瓦解。即使对于普通的引车卖浆者，哪怕是北京秀水街的一位大叔，或者三亚大东海的一位大妈，会不会讲英语和俄语，其生活质量都会大不一样的。于是，双语幼儿园就在海峡两岸都应运而生，因为人们越来越理解到，教育之最基本的任务就是，帮助我们靠口语交谈来缩短人际距离，靠历史阅读来超越时间距离，也靠旅行阅历来横跨空间距离。
不过，相关的困扰还是依然故我：无论是自如的交谈、沉潜的阅读，还是浪漫的旅游，由于其高昂的成本和罕有的机会，仍只属于我们中的极少数。而且，就是这群为数甚少的精英，由于精力的有限和境遇的分殊，也只能是明乎此则昧乎彼，谁也做不到全知而全能。——跨国形象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而且这问题之所以会纠缠我们始终，给整个人类都造成巨大的头痛，关键就在这里。
一方面，即使若干万年前的确是一家，但人们眼下毕竟分别降生于异时异地，其各自掌握的对方的信息注定是不对称的，所以如果要求他们不约而同地获得对于异邦异国的实感，那不啻一种过分的苛求。可另一方面，早已逼到家门口的全球化，又硬是带来了这种过分的要求，——可以说，如果最早的生存压力是“不劳动，不得食”，后来的奋斗口号是“不自由，毋宁死”，那么现在的普遍共识则是“不交流，必败走”！
幸亏我们还没发现外星人呢！万一哪天果真撞上了，那么彼此看待对方的印象又将如何？——想必会更难理解与沟通吧？因为原本就不属于同一类，尽管我们已经先入为主地，从自己的主体性出发，把地球之外的、不知长相到底如何的高级动物也称作“人”。——但就算这样，我们还是只能抱持最大的热情，去尽量做到同情了解、换位思考和优势互补，以免弄不好真的触发星际大战。事实上，我在应命为一位汉学大师所写的序文中，已经就此发出过一次畅想了：
长期的阅读与交往，使我常常能移情地体会到，许多横跨在中美两国之间的汉学家朋友，都难免要把苦心用于在“专家的学识”和“公众的常识”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不待言，跨文化的能力使他们获得了相当的知识优势，既比普通的美国人懂得中国，又比普通的中国人懂得美国。可反过来，跨文化的位置也使他们经常陷于尴尬，有可能既被美国这边认为偏向于中国，又被中国那边认定偏向于美国。但无论如何，说到底也正是这些以巡索文明边界为业的人，才真正有可能引领自己的族群摆脱以往的偏见与偏执，为今后的文明奠定一个更宽的基座。由此我常常发出奇想——今后一旦真地发现了天外的生命，就应马上向那里发射一些同样心胸开阔的人，哪怕等他们返回以后照样能够听到抱怨：这些外星学家的立场怎么有点偏向于外星人呀[2]?
正因为这样，要是像某些居心叵测的作者那样，既为了迎合国外的大潮流，又为了迎合国内的主旋律，而不分青红皂白地去诋毁汉学家总体，认定人家全都自觉地应招在东方主义的大纛之下，全都冷冰冰地把中华民族看作是“非我族类”，那是非常不公正的。我们花二十多年才积累起来的这套巨型丛书，可以用其相当沉重的学术量来证明，那些同行为了促进跨国的理解，确实是付出了一代又一代的艰苦努力。
其实，倒是这种故意想把水搅浑的人，才是既想加剧双方的误解，又想两边讨巧地利用这种误解，——难道不是这样么？
二
退一步说，即使对那些并非中国专家的人，如果人们还像以往那样煽情，说人家是在一味地“妖魔化”中国，那也只会继续添乱的。——讲出这种话的人，肯定是没有领悟到，其实跨国形象的简单化与漫画化，乃是一时不可避免的认识过程。所以，这种说别人总在“妖魔化”我们的著作，其本身又把别人给“妖魔化”了，因为这种说法无疑在暗示：人家是明知真相却故意抹黑的。
对于这个问题，最好做一番换位思考。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冯客教授，写过一本《中国近代的种族观念》，他在书中沿着历史的顺序，依次展开了那种把其他肤色的人种说成“白得像腊、黑得像炭、毛发过浓、体臭过重”的种族歧视，是怎样伴随着民族国家的被迫建立，逐渐在近代中国语境中制造出来的。而我在该书的中文本封面，亦曾痛切地写下了这样的评语：
这是一部既易招致争议、又能引起自省的书。尽管救亡保种乃是最富警醒力的口号，也帮助凝聚了近代的民族国家认同，但在外侮频仍的生存重压下，种族观念多被看成强势社会的特权。今天，此种观念既已在西方受到理性清洗，我们同样应当借着这次阅读，来反思向未探及的文化盲点。在就细节跟作者商榷的同时，更须慎思明辨的要害或许在于：虽有传统华夷之辨的负面影响，但深受儒家普世教诲的国人，其心胸何以步步滑向偏狭？如此方能超越集体的下意识边界，共同追究近代民族国家框架的局限[3]。
那么，我们的先辈也是有意为之的么？或者说，若我们扪心自问，尚不能完全脱离这种心理惯性，那么我们也会同意别人胡乱写一本书，把自己描绘为永远在故意“妖魔化”整个的外部世界么？
可见，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到底从跨国之间产生了多少误解，更不在于以慷慨激愤的态度去向各自的文明夸示和挑唆这些误解，而在于冷静平心地去思考产生这种误解的深层机制到底何在，以便尽量去减少这种误解，或者在即便不能完全消除它的时候，也至少尽量遏制其危害。否则，尤其是当事关中美关系的时候，事情更会变得不堪设想，——这两个国家都已被描绘成G2了，要是彼此再来共同放纵对于对方的无知，而一再地这么“将误就误”下去，那么整个人类都将岌岌可危了！
说来好笑，其实由于对手太过强势，当代中国人的美国形象，还是相对最不怎么走样的呢！就冲这一点，我还曾在一次国际会议上感慨道，如今就连一位北京“的爷”的美国形象，也比寻常汉学家对于中国的了解还要完整和广阔得多！——别看他们总是被困在驾驶座上，却常能从机场接到美国访客，见多识广地跟他们神聊一气；而在泊车候客的时候，又往往捧起一张《环球时报》或《参考消息》，专拿美国的大事小情来解闷；再等收工回到家里，看电视上不是在放美国大片，就在放NBA的球赛……——说他已经有一条腿踏进了美国，或许并不算太过分吧？
而更有意思的是，中国人心中的这种美国形象，又远非整一和固定的。好像是在“文革”期间曾有人数过，大陆的广播几乎每隔几分钟，就要敲打该死的“美帝国主义”一次，这种美国形象也抹得够黑吧？另外，当时就连稚嫩的儿歌都嚷嚷着“要把那美国强盗赶出台湾去”，这种形象灌输也够赶早罢？然而刚一熬到国门敞开，居然还是那同一批人，仿佛是在起跑线上候了多时，一窝蜂地飞出去“洋插队”了！这充分说明，在他们心目中肯定还另有一种美国形象，而且正是那种迥然不同的形象，暗中鼓励了他们非常麻利地跨国迁移。
可不幸的是，美国人对于隔着半个地球的中国，就远没有那么对等了，因而他们心中的中国形象，也就远没有那么清晰和逼真。说得难听点儿，其实大多数只知道傻乐的老美，根本就搞不清自家的国界在哪里，也很少意识到这世上还有人不会说英文，更谈不上对于地球另一端的确切印象了。记得有一回在北美哪间大学客座，晚间随意打开ABC的有奖猜字节目，看见有位女士已经连闯若干关，而如果再能在规定时间内，猜出“SHA·G·AI”这八个字母，标示着哪个地名，就能立马得到一辆豪华轿车。只可惜，原本对本国的任何鸡零狗碎都能如数家珍的她，此番却憋得脸色通红，还是讲不出那个早该蹦到嘴边的“上海”来，只能全都前功尽弃了……我不禁哈哈大笑起来，倒不是幸灾乐祸，而是觉得这太有象征意味了——可不是怎的？在当今这个世道，要是对中国一无所知，还真就发不了横财呀！
不过，这也并不是说，在获取跨国形象方面，中国人就样样都比别人强。对于美国那样专注和投入，实在是迫不得已，可要是再随便换个国家，我们的态度立马就会掉转过来。为了叙述方便，我还是引用自己的序文吧，——不过这篇文字还未及面世，因为它打算介绍的《西方的日本研究》丛书，眼下还正在翻译和编辑之中：
……何以同远在天边的美国相比，我们反而对一个近在眼前的强邻，了解得如此不成正比。甚至，就连不少在其他方面很有素养的学者和文化人，一旦谈起东邻日本来，也往往只在跟从通俗的异国形象——不是去蔑视小日本，就是在惧怕大日本。而更加荒唐的是，他们如此不假思索地厌恶日本人，似乎完全无意了解他们的文化，却又如此无条件地喜欢日本的器物，忽略了这些利器玩好的产生过程……凡此种种，若就文化教养的原意而言，都还不能算是完整齐备的教养。
与此同时，又正因此才能想象，如此复杂而微妙的中日关系，如此需要强大平衡感的困难课题，一旦到了媒体的专家访谈那里，或者到了智库的报告策论那里，往往竟如此令人失望，仿佛不是在宣扬一衣带水，就是在指斥靖国神社。很少见到这样的专门家，能够基于自己的专门知识和专业立场，并非先意承旨地去演绎政治话语，而是去启迪和开导决不会比他知道得更多的政治家[4]。
尽管这个新的出版计划，的确称得上雄心勃勃，然而到头来实效究竟如何，眼下还真不敢盲目乐观。——普通的升斗小民，生活压力实在太大，也只好随他们爱读不读了；可那帮掌管对外关系的高官，又不是什么放牛娃出身，好歹也都是拿了高校文凭的，总该率先养成阅读习惯，而不要只顾在镜头前摆姿态，这并不算是多大的苛求吧？
实际上，对日本的态度还算是好的呢！如果接着反躬自问：在一般的中国百姓中间，到底有多少人真正了解韩国，可又有多少人在切实地讨厌韩国，那数字恐怕不会很成正比吧？可是，究竟为什么中国人对于韩国，了解得如此之少，判断得又如此之多呢？这件事就连韩国的现任总统，都感到莫名的困惑，那么就更不用提对于非洲的态度了：切实的了解肯定会更少，而妄下的判断肯定会更多；光是肤色都已经难亲和了，更何况还难免有一层嫌贫爱富呢？
三
以上的反省尽管有点令人难堪，可好处却在于，一旦反省过自己是如何看待别人的，人们将来再去阅读中西交通史，发现当年欧洲的中国热和中国冷，转变得竟那般陡峭，也就不必太过当真或沮丧了[5]。——严复当年就是上这个当：他优先选译的穆勒（又译密尔）和孟德斯鸠，都是在别人转念的那个关口，对中国抱持激烈否定态度的；而他老先生也就跟着误以为，那是为中国找到了一面如实的镜子[6]。
要说镜子的话，也只能算是一组哈哈镜吧？——也就是说，无论我们在那种镜像前看着像个瘦高的电杆，还是低矮的磨盘，都不过是别人的一厢情愿；而实际上，中国人只怕既没有那么好，也没有那么糟。由此，我们与其说中国自己的样子，转瞬就能头足倒立起来，还不如说西方人自己，简直比川剧的主角还会玩变脸。
不过就算这样，仍然可以说是正常的现象，没什么大不了的。只要再转而反思一下中国人自己的俄国形象，那么任何的怨天尤人，就都会被理智所化解的。——难道我们不是如出一辙么？从老大哥到老毛子，从最崇敬到最厌恶，从最先进到最贫穷，从最艳羡到最轻视，从最痛恨到最难舍……，这两端也都被我们占尽了，可就是不知道正态是什么样子。——甚至直到现在，我们最喜闻乐见的俄国歌曲，竟都还是人家最不屑一顾的。（想想看：要是有外国人专喜欢唱语录歌和样板戏，我们又会有什么样的反应？）而我们最鄙夷的一段俄国历史，反而又是人家最富勇气的一次变革，尽管在那挣脱中难免有短时的阵痛。
这种相互瞧不起的情况，其实并不只限于国与国之间。有时候，就连在一个国家内部，或者在一个语种内部，如巴黎人看外省人，或澳大利亚人看新西兰人，抑或上海人看苏北人，要么北京人看南方人，也都会产生非常主观的歧视。记得有一次在大运河上乘船，遇到一群玩完杭州又去玩苏州的上海姑娘，不免在闲聊时顺便问起她们，为什么这么瞧不起本城的苏北人，——那籍贯毕竟都是好几代以前的事了，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老家是啥模样了。她们分辩来分辩去，也说不出多少所以然来，只是还从感情上坚定地认为，死也不能下嫁给苏北佬，不然怕遭到四邻的笑话……原本我把这档子事，只当成有关什么叫势利眼的谈资，没料到美国汉学家韩起澜，后来就是紧抓住这一点，来追踪上海市内的移民群落，活生生地牵出了这个现代都市里的众生相[7]。
写到这里，只怕读者自己也会得出总结了：这种亦真亦假、亦实亦幻的外部形象，尽管也有一些外部的影子在，但更多的却来自主体内部。——的确，正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指出的，用来标示人类族群的断裂性，有时是可以基于主观想象的，是可以假借人力建构出来的[8]。这就意味着，即使它原本并无严格的对立面，一个共同体哪怕只是为了标示其内部认同，也必须制造出一个界限分明的他者来。而由此一来，在某一群相互认同的“自我”眼里，那个与之相对的作为界限的“他者”，也就一定要相应地夸张变形，否则就达不到借以定义自己的目的了。——这样我们就不难领悟到，表面上反映了外部认知的跨国形象，实则更和本民族如何看待自己密切相关，从而也就同一直作为现代人“护身符”的民族主义密切相关。
在跨国形象的问题上，针对这种“自我”与“他者”的相互缠绕，法国学者巴柔沿着本国“影响研究”的学统，给出了很有专业水平的说明。而发人深省的是，依他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来看，“形象”在这里原本就意味着“差距”：
一切形象都源于对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关系的自觉意识之中，即使这种意识是十分微弱的。因此，形象即为对两种类型文化现实间的差距所作的文学的或非文学，且能说明符指关系的表述。而使用了“差距”这个概念，我们就又回到了异国的层面，这是一切比较文学思考的基础。在社会学领域，这个差距将表现为各种社会阶级的差别，或各人种、各地缘文化区域（地区或首都）的差别。在人类学方面，它将是书写与历史的社会与那些所谓“原始”社会间的对立[9]。
而针对这个“自我”和“他者”的彼此渗透问题，巴柔还进一步写道：
一个社会在审视和想象着“他者”的同时，也进行着自我审视和反思。毫无疑义，异国形象事实上同样能够说出对本土文化（审视者文化）有时难于感受、表述、想象到的某些东西。因而异国形象（被审视者文化）就能将未被明确说出、定义的，因此也就隶属于“意识形态”的各个“国别”的现实，置换为一种隐喻的形式。但在更宽泛的意义上，对比较学者而言，异国形象属于社会总体想象物的范畴。后者具有双极性：同一性和相异性，这两个词既对立又互补[10]。
如果从比较文学的角度看，这些论述已经非常精细。而我觉得稍可补充的，则是换从哲学认识论的角度，并根据本文前两节中的叙述，再尝试发挥出另一方面的要义。
在我看来，巴柔那种意义上的“异国形象”的存在，突出地反映出了“知也有涯”的我们，在面对跨国认知的艰难任务时，所必然遭遇的某种尴尬。一方面，我们对外部社会只具备有限的知识，而且即使毕生都为此而全力学习，仍不可能彻底地有所改观；另一方面，我们被抛于其中的这个世界，却又强迫我们必须做到：即使只基于如此有限的知识，也必须对于外部社会，包括它的每个相关局部，都给出不容阙如的全称判断。于是，当我们确实了解不够的时候，也就只有简单抓住几个特征，再乞助于内心中的想象力，去进行想当然的漫画化了，——而这样一来，也就必然造成巴柔所讲的那种“差距”。正因为这样，除了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去分解这些形象之外，我们还确实有必要再从认识论的角度去领悟：正如对于大自然的无穷探索一样，以跨国形象来表达的对于外部社会的国际认知，对于我们这个有限生命体而言，同样也是一个永恒而普遍的、却暂时只能部分解决的艰辛难题。——而这，就是我想要分说的存在于“跨国形象”与“国际认知”之间的复杂关系。
因此，正如越是了解全部细节的专家，就越会凭直觉想到水有多深，从而也就越会左右为难、游移不定一样，公众头脑中的跨国形象则刚好相反：它注定会建筑在几个最简单的特征之上，注定会像卡通片的基本元素那样，表现为泾渭分明的善恶二元论，由此，大多数人也就注定要简单干脆地给出结论。——说来这也难怪：在同样的精神向度之下，意识的外延越是宽广，其内涵当然也就会越是浅薄，所以，越是要求人们在缺乏基本知识的情况下，就贸然拿出全称的判断，他们的结论就越会因陋就简。
说到这一层，也就接触到老练政客全都谙熟的群众心理学了，尤其是那些惯于玩弄民主政治的政客。事实上，原应建立在两党基础上的美国对华政策，之所以老是这么东摇西摆、一惊一乍的，从来都不能安于一个稳定的基础，其深层的国情原因还在于：由于信息的匮乏必须以任意的想象来弥补，所以美国一般民众的中国形象，也一直要在简单的善恶二元论中摇摆。而这种只能分作正负两极的中国形象，又正如Harold Issacs早就分析过的，是“既包含了近乎永恒的稳定性，又包含了近乎无限的混乱。聪明才智和迷信无知、强壮有力和软弱无力、不可改动的保守性和不可预测的极端性、达观的冷静和突发的狂热”[11]。——试想一下，老美的大水本身就这么潮起潮落的，那叶被它载起的华盛顿小舟，又岂能不跟着摇摇摆摆呢？
四
早在1920年代，郑振铎就在《小说月报》上撰文批评道，西方人所持有的东方形象，实在是太过扭曲夸诞了：
有一部分的西方人，其所见的东方，完全是从马哥孛罗(Marco-Polo)以来便是戴上了的特制的有色眼镜中所见到的东方。东方是绚丽的，是弘伟的，是金碧辉煌的，是遍地黄金的，是神秘的，是朦胧的，是亚拉伯式的神庙，花彩细碎而华美，是土耳其式的皇宫，殿苑幽伟而深沉，是蒙古族式的生活，飘忽而雄俊，是日本式的美人，娇巧而玲珑，是中国式的皇家，堂上一呼，堂下百喏……总之，东方是有异于他们的西方的，是另一种的生活，另一种的人物，另一种的境界；总之，在他们看来，东方是充满了神秘的异邦趣味的。
更有一部分的西方人，其所见的东方，则完全是深入内地，强打着本地乡谈的传教士们所传袭下来的。这样的东方，恰与上述的理想的神秘的东方相反。他们所见的东方是贫穷的，是残疾满地的，是饥荒无穷尽之时的，是男的拖了小辫，女的裹了小足的，是蠢愚的，是无知无识的，是不知学问书本为何物的，是待救的可怜虫，是下等的生物般的人民，是被至高无上的一种高压力所制伏着的，是怯弱若童子的，是残酷如饥狼的，同时又是狡欺如狐兔的……总之，东方是有异于他们的西方的，是另一种的生活，另一种的人物，另一种的境界；总之，在他们看来，东方是充满了待救的饥饿与贫困的[12]。
谁若想实际领教一下此类变型的中国形象，可以参见我那套丛书中的《德国思想家论中国》，这里就不一一示例了。不过，我在北大的同事张祥龙，却又特别费了点功夫，把该书当年不得不略去的一些内容，专门从《马恩全集》里翻了回来，很值得在这里引证出来，——因为它说明即使当年“最正确”的西方人，也照样无法摆脱前述的认识论陷阱：
马克思和恩格斯持一种社会经济结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论，因而理所当然地视18世纪的中国为“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毫无惋惜地预言“这个世界上最古老国家的腐朽的半文明制度”的“末日正在迅速到来”。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马克思重视太平天国，认为它起到了缩小西方资本主义海外市场，从而促发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的效果。“直接随之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由于他们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的批判，因而能看出这种文明的虚伪和残暴的一面，并能为那时的中国政府说一些公道话。然而，整体说来，中国古文明对于他们是一种落后的、过时的、注定要死亡的和没有内在价值的东西[13]。
不过，有了前文的铺垫，大家眼下已不会跟这种带有异国情调的中国形象太过较真了吧？那说不定正是让头脑逐渐走向清晰与逼真的出发点呢！的确，从历史发展的眼光看，一方面，那些光怪陆离的中国形象，除去个别探险家的浮光掠影之外，大都是来华传教士顺便带回欧洲的，并不具备多少专业性；而另一方面，正如我刚刚撰文指出的，出乎意料的是，这种意在传播西方文化的传教运动，其最重要的历史副作用却又在于，反过来牵出了追求客观中国知识的现代汉学学科：
由于在这群汉学的“始祖鸟”这里，已经微妙地发生了认同滑移，他们就势必要部分摆脱其偏见，于无意间开辟对于中国的客观研究进程。而只要这决定性的第一步迈了出去，那么，作为一种严肃学术活动的中国研究，也就是既在情理之中又在意料之外了。尽管在一开始，中国研究作为一门以历史学为其主要存在形态的现代学术，在各方面都还处于起步和雏形阶段，但它却已从本性上不同于宗教神学，——因为其相关知识可以追求增长，其具体结论可以逐步修正，其现有判断可以层层递进……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完全有理由说：没有传教士的来华，就不会有后来的美国汉学[14]。
可见，在一团乱麻的跨国形象与追求清晰的中国研究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负负得正”的历史辩证法。并且，这种情况还在西方一直延续下来：一方面，即使到了今天，那些在美国大学选修汉学的青年人，其头脑里也都肯定会先有一个模糊的中国形象，而且他们也肯定是受到它的吸引，才决计这样来孤注一掷地设计自己的人生；另一方面，一旦这些人进入这门学科，学到了专门的道德判断、历史知识和语言技能，那么，又往往是那些预留在印象中的某些谬误反而最先吸引了他们的专业写作，以便澄清那些失真与变态。
由此我们才看到，大量汉学著作的研究和写作动机，都在于整理和清算本国人的跨国形象。来自斯德哥尔摩大学的汉学家罗多弼，就曾在我前年主持的国际讲演周中，向北大同学讲述了下述悖论：
文革以后，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之路，中国社会开始给社会批评家一定的空间。通过中国人的社会批评，特别是有批评社会的中国文学，瑞典人又开始更深入地了解中国的现实，尤其是文革的迫害。越来越多的瑞典人可以自己去中国，自己去体验中国，跟中国人直接交流。这就是说，中国越开放，瑞典人对中国的认识应当越深，结果瑞典人的中国的形象越消极。显然这是一个悖论：中国人的生活开始有所改善，瑞典人理想化的中国形象反而转为妖魔化。当然，很多瑞典人看到中国的改革开放，但由于认识到了文革中国的真相，很多瑞典人还是感到失望。1960-70年代，他们对中国寄托很大的希望，虽然中国现状的进步也许是空前的快，但是很多瑞典人看中国却越来越悲观，这当然是一个悖论[15]。
而更让人错愕的是，通过这位瑞典同行的转述，我们才明白在当代瑞典人那里，自己竟表现为这样一副模样：
在不少瑞典人眼中，没有完全意识到中国人今天不管什么样，比30多年前还是自由得多、安全得多、生活好得多。30多年前的中国人，出生在什么地方，基本上没有权利离开那个地方。大学生毕业以后，会被分配到某一个单位，自己没有权力选择做什么。目前个人空间也好，媒体自由也好，法律制度也好、学术自由也好，都还存在很大的问题；但虽然如此，进步也很快，很多瑞典人没有完全意识到这一点。我在悲观的时候以为，很多瑞典人眼中的中国形象，是一个跟北朝鲜一个样子的国家[16]。
可那又有什么法子呢？外部的社会正不断变化，速度还越来越快；研究那个外部社会的专门家，也正跟着不断地更新与精进，生产出连他们自己都读不过来的大批著作；而唯独大多数的普通人，却连个走马观花的机会都没有，你叫他们怎么能跟得上？因此，专家与公众之间的智识差距，就只能越拉越大了。事实上，几乎围绕着所有的跨国形象，都产生了内行与外行之间的巨大落差，更不要说要他们共同面对一个传统悠久、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暗潮汹涌、制度错位、变异飞速的国家了。正因为这样，本文才从一开始就悲观地说，我所主编的那些汉学著作，决不能代表美国人对中国的普遍看法，也不能被拿来当作形象学研究的素材——只要它们不被拿来当作反例，那已经很令人满意了！
在知识精英与普通大众的这种对立面前，恐怕不光是罗多弼，还会有更多的中国专家不由得感到悲观。而再考虑一下中国研究在美国的规模与成就，也就难怪有些专家会这样指出：那种专门误导人的中国形象，之所以会在美国人心中扎根，并不是因为了解中国的过程本身出了问题，而是因为美国人其实只愿意按自己的现实来理解中国，也只愿意接受一个比照着自身形象塑造起来的中国。当然这也就意味着，无论是传教士的虚幻激情，还是大众传媒的人为误导，抑或是政客的故意煽情，在诸如此类的虚假泡沫下面，都还真实地存在着一个美国梦想和美国欲望[17]。
的确，受制于那种看似刀枪不入的中国形象，情况好像越来越令人悲观了，因为围绕着这群太过自我热爱的民众，仿佛形成了某种自封闭的内循环。难道不是这样么：在中国近代史的开端，首先就是由一个错误的印象，激起了从外部社会渗透进来的传教；而传教士带来的历史变量，或者其他闯入者带来的社会紊乱，又转而验证和加深了最初的印象，即中国人的确是道德败坏的和亟待拯救的；而可想而知，等这种乱糟糟的印象再回传到国内，又肯定会激发新一轮的宗教冲动，还是要来比照着自己的模板来“改造中国”（史景迁）。这其实跟瘾君子的行为模式差不多：既因为染上了烟瘾而容易疲倦，又因为容易疲倦而需要提神，更因为太多的吸毒而身体虚弱。
然而，经我多年的观察与阅读，令人感到吊诡与惊喜的是，作为社会集体想象的跨国形象，却又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有的时候，它当然显得顽固不化，让所有的专家都一筹莫展；但有的时候，它却又猛然在一夜之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突变，让所有的旁观者全都措手不及。正因为这样，这样一种时而停滞、时而漂浮的暗流，才显得像是我们必须承担的宿命；而竭力去窥测它的规律，以便能大胆骑上历史潮头，驾驭起这股看似盲目的历史力量，去顺势推动久已期待的重大目标，对我们才显得尤为关键。回想起来，查尔斯·泰勒上次在商务印书馆的涵芬楼，正是当着我的面，巧妙地道出了此中的精义：
民主转型事关我们维持选举以及其他民主实践和民主制度的能力。它可以被视为我们的储备(repertory)的变化，但也应当被理解为社会想象物的转变。在这一转变中，我们采纳了那些能够维持新型民主实践的共识。不过，转型却是从原有的实践和想象物开始的。有些实践和想象物可以作为转型过程中关键的踏脚石：也就是说，只要稍加改造，它们是可以融入到民主实践当中去的。另外一些实践和想象物则可能很难嵌入到民主制度之中，所以不得不舍弃，或大刀阔斧地改造。此外，新政体还可能需要从零开始，建立与以前毫无联系的制度[18]。
基于动态的社会内部结构来分析，在前现代的文明圈子中，尊卑和长幼之间还存在着严格的界限，中心与边缘之间也存在着相对的区隔，所以那些千奇百怪的跨国形象，就算也能偶尔流入文化水平不高的下层和边缘，也大多属于唇齿之间的海客趣闻。然而，在当今以民意为重的潮流下，这些谈资的意义却变得远为重要了，其权重也已反过来又移向社会中心。无论精英人物是否喜欢，从合法性终极来源的游戏规则，到对外交好还是交恶的决断，到头来都不再能只由一个或几个人说了算，而终究要求助于多数民意的最后开关。正因此，透过跨国形象来体察民意，经由跨国形象来顺应民意，乃至悄悄地改变跨国形象来借助于民意，都已是精英人物不可或缺的功课。
从这样一个前提，再来回看中国形象与中国研究在美国所发生的矛盾，我们就不难体察到，那本身就属于专家学识与大众常识之间的某种互动，本身就是雅俗两种文化同一社会内部相互调适和寻求整合的过程。一方面，应当承认，大众的固执与恐惧，也不是完全没有他们的道理，因为任何一个沉湎于具体研究领域的人，其本身都很容易移情于研究对象，都有可能被屁股坐在别人那边；但另一方面，专家的见解与判断，更不是没有相当的理由，因为他们无疑握有更多的相关信息，因而更有条件精密地观察问题，更容易料想到牵一发动全身的后果。此外，一方面，公众们也的确有其理由发出抱怨，因为各领域的专家不一而足，又全都明乎此则昧乎彼，这个左袒那个右袒，让人们干脆就无所适从；但另一方面，专家们更有理由大声申辩，因为他们从各个领域带来的意见，都意味着一个不可偏废的视角，公众、特别是代表公众政治家必须公正地兼听，而不能简单地要么东倒要么西歪，否则这条平衡木就走不下去。
凡此种种，都属于现代社会的固有裂痕，决不会有一揽子解决方案，甚至也不可能磨合出共识，而惟一的办法就是不间断地去两害相权，从而一再地在短暂平衡的基础上达成有限的妥协。
五
根据上面的论述，我们就获得了一个新的立场，足以重新透视巴柔意义上的那种差异了。如果说，带有异国情调的外邦“形象”，其本身就是一种“差异”，那么我们现在又了解到了，这种差异不仅产生自国家之间，而且还产生自国家之内。由此不免又联想到，如果在某个国家流行的跨国形象太过怪异悖谬，这似乎也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在此一政治共同体内部，存在着相对更偏离常态的裂痕与落差。
只有在确立了这种前提之后，我们才可以转而从形式方面，来直观或鉴赏这些差异，而且一旦进入这种审美的心境，差异当然可以表现为一种美，或者说得更详细些，作为一种异国情调的差异，当然也可以表现为法国诗人谢阁兰所说的那种“多元之美”：
应该说感觉到多元化的能力包括两个阶段：其中之一可以还原：即相异性的因素之一是我们自己。而在另一阶段中，我们看到的是客体两部分间的差异。这一阶段应该回到第一个阶段，才能产生异域情调的感觉：因此，主体暂时与客体的一部分结合、混杂，于是它与客体的另一部分间便产生了相异性[19]。
的确，如果全世界彻底实现了一体化和匀质化，就算它简直合理得要命，我们的生活还能剩下什么味道呢？到那时候倒是省事了：平常也不用再劳神找一家口味独特的餐馆了，反正全世界都实行一种食谱；度假时也不必费劲去旅游了，反正全人类都住在同一种蜂巢；干脆，就连文学家这种职业也可以取消了，反正社会上只通行一种家庭模式、一种婚配方式，甚至一种做爱方式，还能有多大的想象空间？果真如此，就算我们由此得以享有一个特别的好处，那就是决不会再误解别人，而头脑里也决不会再去装满千奇百怪的异国形象——那时候干脆就连异国二字也早已不复存在了，因为地球上肯定只剩下一个世界政府——那也绝对是得不偿失的。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突然发现，基于异国情调的美学理论，就算以往那个荒唐的传说确有其事——也就是有一家西方人，从中国买回来一把夜壶，摆放到他们家的壁炉架上，当作很珍贵美丽的装饰品，那也相当正常与合理，根本不值得嘲笑。从谢阁兰的独特角度来看，那无非是把一个具有特别形制的陶制品，剥离掉原其有语境的固有定义，再嵌入到另一个迥然不同的时空中去罢了。所以，那样做就确实可以经由再诠释，变换出新颖的异国情调，从而也变换出意想不到的多元之美。当然从另一个角度看，也许它同样提示了我们：中国古人的夜壶造型，还的确就是很有特点的，它充分显示了一个具有辉煌青铜时代的古老文化传统的形式感与想象力，——大家如果拿它跟商周时代的酒器图谱比照一下，就可以知道此言不虚了！
由此又联想到，要是古人果真能穿越时空，发现我们竟把好多肯定是主凶的冥器，丝毫不嫌寒碜地摆放在客厅里，他们没准儿也会觉得很好笑的。那么，我们又当如何来回答？难道这些器物在脱离了墓葬的原有语境之后，竟还裹挟着它的全部阴森么？难道它们在被挖掘回阳世人间之后，没有切实地装点过我们的生活空间，取悦过我们的感觉器官么？（当然我这样说，并不是在鼓励盗墓贼和考古学家去加紧工作，直到弄得所有的古人都无法再长眠于地下。真的，最近的事态发展愈发使我相信：这个倒霉的从西方传来的考古学，一旦跟唯利是图的现代商业结合起来，也无非就是特许经营的盗墓行当而已！）
不过，尽管差异几乎是无处不在的，还可以脱开功利地带来美感，但鉴于当今世界上太多的不同声音，已不单不能交响成美妙的音乐，反而正嘈杂成尖利的巨响，我们又应当牢记：这些差异的内在涵义，又必须是充分可控的，否则人们终将要借助于战争的方式，来进行最后的交流了。我们还应当牢记：在各个文明特别是那几个主要的世界性文明发生激烈碰撞之前，即使它们彼此的印象没那么逼真，也无非是为当世增加了一些谈资，为后世准备了一些比较文学素材，并不会影响到它们的共生共存；而一旦进入充满风险的全球化时代，如果它们还要放纵这种作为形象的差异，和作为差异的形象，而不是尽快手拉手进入多元一体，那么，整个人类的命运都将危乎殆矣！
在跨国形象和国际认知方面，当然是一个巴掌拍不响的。不过，我们毕竟要先从自身做起。此间最简单明了的一个要点，就是必须更广角地环顾世界，而且一旦意识到了认识误区，就马上进行焦距的调整和公开的更正，而决不要再像以往那样，仅仅为了一个浅近的利益，包括增加民族主义意义上的凝聚力，甚至仅仅为了个人的名利，就故意去调动它和煽动它。
这不，不知是谁刚从网上寄来了一篇东西，题为《美国兰德公司对中国人的尖锐评价》。刚用鼠标点开就大感蹊跷——怎么堂堂的兰德公司，其学术水准竟会这样低？而且他们写于百年之后的论调，怎么跟当年的传教士这样接近？
中国人缺乏诚信和社会责任感。中国人不了解他们作为社会个体应该对国家和社会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普通中国人通常只关心他们的家庭和亲属，中国的文化是建立在家族血缘关系上而不是建立在一个理性的社会基础之上。中国人只在乎他们直系亲属的福址，对与自己毫不相关的人所遭受的苦难则视而不见。毫无疑问，这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道德观势必导致自私，冷酷，这种自私和冷酷已经成为阻碍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最关键因素。
实际上，这篇东西已经在指名道姓地谩骂——全体中国人都是畜牲了：
中国人对于生活的平衡性和意义性并不感兴趣，相反他们更执迷于对物质的索取，这点上要远远胜于西方人。大多数中国人发现他们不懂得“精神灵性”，“自由信仰”以及“心智健康”这样的概念，因为他们的思想尚不能达到一个生命（补：即肉体和灵性的并存）存在的更高层次。他们的思想还停留在专注于动物本能对性和食物那点贪婪可怜的欲望上。
这篇莫名其妙的东西，早已在互联网上传开了，几乎个个网站都在转载，也就不必再标示什么出处了。而可以想见，各种跟贴也是相当的火爆，无疑是再一次“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然而，凭我多年来沉浸于汉学的直觉，这篇东西肯定是靠不住的。果不其然，稍微上网一搜，它的马脚马上露出来了。只可惜，跟网上的那篇伪作相比，辟谣的声音相当微弱，很少被网站再转载来消毒：
……兰德公司只有一个叫William Overholt的学者写过一篇《中国与全球化》的学术论文，从来就没写过什么《对中国人的评价》，《美国兰德公司对中国人的评价》这篇网络红文纯属某些无聊人厚颜无耻的抄袭滥用+胡说八道。但这一场闹剧只完成了一半，“厚颜无耻的抄袭滥用”我们知道是从哪来的了，那后面的那些“胡说八道”呢？
输入一些关键句，我找到了这样一篇文章：这篇惊世骇俗的文章的头衔也是千奇百怪，《美国人眼里的中国人》（看来中国人还真是对美国人眼里的自己非常有兴趣），《美国论坛上攻击中国人的帖子》甚至什么《美国鲁迅评价中国人》。该译文在2005年的时候也曾掀起不小的轰动。找到它的出处就容易多了，我在这里就不详述我寻找+验证的过程了，总之结果就是，这是一篇发表在美国一家军事论坛上的用一个日本ID写成的帖子，作者到底是真日本人还是台湾日本人没有切实的证据，但总体的判断倾向于是一个中文和英语水平很高的日台极端民族分子，题目为What is China。作者ID:kakaudo[20]。
要我说，正如本文一开头就分析过的，这还是一种屡见不鲜的、反过来的妖魔化手段！——由于如此刻毒地借别人的名义来骂自己，肯定就会让自己人反过来认定别人才是妖魔，所以“这种说别人总在‘妖魔化’我们的著作，其本身又把别人给‘妖魔化’了”。有了这样的教训，今后再碰到这类事件，必须首先学会控制情绪，不要去闻过则怒，更不要拔剑而起，而要先冷静地甄别。
当然话说回来，也并不是每一件头疼事都是虚构的。即使纯从理性的角度来看，自从1990年代以来，美国人伴随着大选的节拍，以每过四年为一个周期，总会有人适时地跳出来，批评上一届政府的对华政策，简直是在跟邪恶势力打交道，——而这样的一种忽热忽冷、抬起来摔下去，也确实让不少中国人，找到了打摆子和过山车的感觉。尽管平心而论，现时代并不存在绝对封闭的国内政治，而且围绕公民权利的公开对话，也确实属于普遍的世界性潮流；所以，也并不能否认有的时候，外部的舆论监督对于内部的政治清明，往往可以发挥促进作用。可反过来说，全球史发展到这个节骨眼上，受世界政治格局的特定结构所决定，总要由一个相对较少的人口——还不到区区三亿——选出一个家伙来，让他相当程度地操持、执掌和干涉全世界的事务，也甭管他有无兴趣和懂不懂行，这件事本身又有多大的公平性呢？跟民主的基本原则又有多少相符呢？
也正因为如此，再联想一下美国的中国形象，并没有包含多少如实的内容，就更会使我们意识到，这不啻一种相当严峻的挑战。那么，究竟是被动和无奈地坐视这种周期性发作，还是积极动脑筋去做点什么，试试情况是否能够有所改善呢？——我们当然不可能对人家施行开颅手术，往人家的潜意识深处植入一个对自己有利的中国形象，我们也不可能要求别人改变游戏规则，不准在政治操作中放纵非理性的心理要素，不过即使如此，也并不是完全走投无路。
那么，出路或转机到底在何方呢？——我们需要首先回忆起这样一点：受善恶二元论这种简单思维方式的制约，任何跨国形象从来是具有正负两个极点的：
社会想象实践的多样性可在两极间来理解：意识形态和乌托邦。……意识形态与“任何自塑自我形象、进行戏剧意义上的‘自我表演’、主动参与游戏和表演的社会群体的需求”相连。……意识形态现象就并入到最基本的社会联系中，它是被理想化了的诠释，通过它，群体再现了自我存在并由此强化了自我身份。……乌托邦本质上是质疑现实的，而意识形态恰要维护和保存现实。乌托邦具有“社会颠覆的功能”[21]。
美国的中国形象当然不会例外！简单说来，这两个极点在他们那里，一个叫做义和团，另一个叫做赛珍珠。——任何时候，只要某一个突发事变，把中国人不可理喻的、非理性的、迷信的和狂暴的一面凸显了出来，那么，他们记忆的仓库就会马上放出义和团的形象来：从解放战争到朝鲜战争，从文化大革命到法轮功，都难免被笼罩在那伙拳民的阴影之下。但反过来说，一旦某一个偶发的契机，把中国人吃苦耐劳、逆来顺受、温存平和又坚忍不拔的性格，转而凸显成为主要的侧面，那么，他们的另一扇善意的记忆闸门水库也会开启：从特殊关系论到飞虎队，从宋美龄访美到邓小平改革，也都跟赛珍珠小说《大地》中的主人公，有着若隐若现的内在关联。
当然，有了上面的理论分析，就算轮到中美关系的蜜月期，我们也必须有这样的思想准备：跨国形象只是一种卡通式的思维方式，在它那里从来就只有好人和坏人两种类型，而没有中间状态的过渡人物。因此，即使那个义和团形象被雪藏起来了，它也从未在潜意识中被证伪过，说不定哪天哪根筋一被触动，马上又会复活和被启用。在此意义上，跨国形象的性质实在是太过顽固，简直缺少最起码的弹性。不过，就算我们已经知道，那就是一个只有正负两面的哈哈镜，要是有余力进行选边的话，我们也仍需尽量避开它的负面。
耶鲁的比较文学家苏源熙，曾经心怀善意地对我讲：其实最最可惜的，就是到现在也没再出现一位赛珍珠！我当然明白他的用意，因为只有文学家所使命的媒介，才能突破精英的小圈子，把一个良善可亲的中国形象，带到美国的大街小巷。而我也马上回答了他一句：那么其次可惜的就是，到现在也没再出现一位费正清！历史学的传播范围，当然不及文学那样远，然而要是在当今的中国研究界，还有一位一言九鼎的人物，那么他至少尚能在精英圈子里，维持住有关中国的通识吧？
当然，上面只是一种形象的说法。而实际上，中国的国力已非昔日可比，跟世界的接触也就更全方位，所以并不能当真指望，仅靠一位赛珍珠或费正清就足以一统美国人的中国观。而且，就算别人仍然乐意，我们也不能在国际舞台上一直扮演那种老实巴交、憨厚坚忍、土头土脑的角色，否则中国也就无法以相应的震慑力，来保护自己那早已无所不在的国家利益了。但即使如此，如就跨国形象与国际认知之间的内在关联而言，此中的学理仍是一以贯之的：
自从美国著名学者入江昭(Akira Iriye)在1960年代开创性地把国与国之间的相互形象视为促成外交政策形成的一个重要方面以来，美国的对外关系史就再也不是一部主要由政治家和外交领袖们的活动所组成和界定的历史。或者用柯伟林(William Kirby)的话来说：入江昭的“形象”这一对外关系史的文化建构使“非国家性行为者”也登上了外交的舞台[22]。
因此，在这个世俗和平民政治的年代，今后在国际交往的问题上，就亟需达成至少下述三方面的观念转变：
第一，必须转而意识到，国与国之间的交往，不单是实力的交往，还是形象的交往，不单是经济的交往，还是文化的交往，不单是物质性的交往，还是象征性的交往。由此，也就必须转而意识到，国际上的中国形象，也就是我们的软实力，我们的外交基础，我们的无形资本，容不得半点任意糟蹋，否则，即使此后还能有所挽回，也终须花费大得多的代价。从这个角度看，像《中国不高兴》那样的畅销书，也许就图书策划而言，不无一点蝇头薄利，但若就跨国形象而言，则无异于是故意去验证和加强负面的国际形象，所以从中国的国家利益而言——尽管据说其作者最看重这个——那却是最不上算的。
第二，必须转而意识到，国与国之间的交往，不光意味着国宴与国宴的互请，专机与专机的往还，外交家与外交家的交好，还更属于普通大众与普通大众的接触、交流与亲近。虽然一般来讲，教养和地位较高的人，其国际认知程度也会较为复杂，所以判断事物也会更加理性，这同样属于我们在外部社会的善缘；但我们必须转而意识到，当今世界的民主政治，绝不是少数精英的政治，所以每个微不足道的国民，都是一位潜在的外交家，都有决定外交是否转向的一票。正因为这样，千万不要觉得，只要自己财大气粗，就可以利用支票和订单，牵住对方企业的牛鼻绳，从而也抓住对方的院外集团；正如也千万不要觉得，既然涉及到对华事务，就无非是那些中国通的特权，只要在他们身上下足功夫，就已经算是做好了国际统战。
第三，必须转而意识到，国与国之间的交往，不仅涉及外交上的面子，还更涉及内政中的里子，不仅涉及到国际单位，还更涉及到国内情势。事实上，无论是考之于历史，还是验之于经历，都经常出现这样的对比：有些国家在被访问以后，会使人不觉感到亲近，千方百计地替它说话；而有些国家在被访问之后，则使人徒增反感，诅咒发誓要跟它作对到底。那么这到底为什么？当然是跟各自的内在氛围有关，根本不能靠外交手腕来左右。正因为这样，举凡政治的修明、经济的蓬勃、国情的透明、舆论的宽容、资源的修复、景观的涵养、民风的敦厚、文化的魅力、生活的安适，尽管看起来都是我们的家务，却都跟我们在国际上的形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反过来说，有些从国内看来无非是小打小闹的举动，甚至是猫捉老鼠的游戏，如果从国际观感的角度来考量，却往往是因小失大，损失惨重。
总而言之，我们沿着思想的逻辑，竟然不无意外地发现：尽管“跨国形象”在学理上原本就意味着“差距”，或曰一面总要失真的哈哈镜，然而，如果巧妙地加以利用，我们竟然也能利用这面镜子，来约束自己的行为，整理自己的仪容，维护自己的利益。——这件事乍听起来有些荒诞，却可以说是主体间性的最佳状态。实际上，两个异性主体尝试相爱的过程，也同样属于那个“互照哈哈镜”的过程，大家只要都心怀诚意，两个人都终将在对方眼里，朝着良善的方向发生变形——俗话说是“情人眼里出西施”——于是两人的关系也就稳定下来了。记得我曾在别的文章中，把这种发生于主体间的变化，形容为来自一种“眼压”，即由观察注目所带来的行动压力：
其实，中国古人常讲的所谓“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就已经蕴含了对于此种眼睛压力的认识，它涉及了在观察者和观察对象之间的这样一种互动规律——只要一位观察者的势能和引力足够强大，那么就有可能仅仅是因为观察者本人眼中的“识别预期”，便使得他后来确实看到了他原本并不会看到的东西[13]。
对于两个或多个国家主体而言，道理也是一样的：如果在今后的国际交往中，每个国家都能在对方的期待中，做出相应的调适和改革，既压抑乃至戒除原有的恶习，又表现乃至张扬固有的优长，那么，这将为中国的和平崛起减少多少不必要的阻力，又将为人类今后的和平共生，降低多少不必要的摩擦！
［收稿日期］2010-0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