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为什么不再“惜贷”？——兼论推动新一轮信贷扩张的主要因素及理性程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一轮论文,信贷论文,主要因素论文,理性论文,程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2年下半年以来，我国商业银行从原来纷纷被指责为“惜贷”转为了“猛贷”。信贷格局的这种转变是否意味着原来约束商业银行“惜贷”行为的因素已发生根本变化？或更进一步说，推动我国新一轮信贷扩张的主要因素究竟是什么？其理性程度如何？本文试做一些分析。
一、“惜贷”走向“猛贷”：新一轮的信贷扩张
1996年我国经济实现软着陆之后，1997年遭遇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外在冲击。内外因素导致国内经济一直处于回落之中，宏观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从需求膨胀、供给短缺转变为需求不足、供给过剩。1997-2001年GDP年均增长7.8%，比1992-1996年均增长水平低了4.3个百分点；拉动经济增长的三架马车也出现了严重的疲软：出口在1998年出现了负增长1.4%，投资和消费在1999年跌到谷底，仅增长5.1%和6.8%；物价持续低迷。与宏观经济走势相适应，商业银行的信贷也处于不断收缩之中。1997-2001年各项贷款和广义货币
年均增长15.8%和15.4%，分别比1992-1996年均增长水平低了15.7和8.0个百分点。期间，国家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内需，中央银行也运用了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力促商业银行放款，”就差没有打电话叫商业银行放贷了”。
但2002年下半年以来，商业银行贷款投放一反前几年“惜贷”的局面，开始出现加快势头。2002年我国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增长16.9%，比2001年上升了3.9个百分点。进入2003年以后，贷款更是“超常”增长，2003年上半年，新增贷款已超过上年全年增长水平。2003年末，全部金融机构（含外资，下同）本外币贷款余额17万亿元，比年初增加3万亿元，同比多增1.1万亿元。其中，人民币贷款比年初增加2.8万亿元，同比增长21.1%。虽然央行出于谨慎考虑采取了多种措施加以调控，但各项贷款增势在2003年四季度稍微放缓后，在2004年上半年又回复了快速扩张之势。2004年3月末，全部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为17.9万亿元，同比增长20.7%；一季度贷款累计增加9131亿元，同比多增加596亿元。2003年以来贷款的“超常”增长与1998年开始的贷款增长减速运行形成鲜明对比：一方面是中央银行千方百计鼓励商业银行增加放款，但商业银行不为所动；另一方面是中央银行出台多项货币政策，甚至三次动用了提高存款准备金率这一猛招，也收不住商业银行信贷扩张的势头。中央银行宏观调控能力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二、银行不再“惜贷”：是否意味着“惜贷”的各种约束因素已根本转变？
表1：90年代以来我国宏观经济指标变化表(%)
图1:1998年以来我国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月度增长示意图（同比）
随着商业银行信贷格局从“惜贷”到“猛贷”的转变，一个很自然的问题就提出来了，即新一轮的信贷扩张是否意味着原来导致商业银行“惜贷”的因素已经发生变化？为此，我们有必要先对导致当时商业银行“惜贷”行为的一些因素进行简单地回溯，再结合当前的形势作一个比较。
对于导致前些年商业银行“惜贷”行为的原因，当时理论和实务界的解析可说是众说纷纭。但综合起来不外乎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谓“需求约束”。认为我国经济在1996年实现软着陆之后，面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经济增长速度不断走低，内在收缩加强，造成对贷款的有效需求不足，从而抑制了贷款的发放。用当时比较流行的话来说，就是银行有钱，但根本“无项目可贷”。
二谓“供给约束”。认为我国经历了国内经济的软着陆和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后，国内金融风险形势严峻。一方面商业银行的支付风险和资产风险比较严重，化解风险的压力很大，流动性不足；另一方面当时商业银行的工作重点在清收不良资产、降低不良贷款率上，导致商业银行对于放贷“既无心又无力”，制约了贷款的发放，即所谓商业银行“无能力可贷”。此外，为了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商业银行普遍加强了分支机构授信限额的管理和对信贷员的约束，甚至采取贷款责任终身追究制度，造成信贷发放的激励与约束的严重不对称。
三谓“环境约束”。认为转轨时期我国社会信用体系不健全，信用环境不佳，大量企业信用意识不强，逃废银行债务情况十分严重，商业银行即使想贷、能贷也“无胆量可贷”。
那么，2002年下半年以来的新一轮信贷扩张，是否意味着以上一些因素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从需求方面看，原来导致“惜贷”的需求约束确实已经发生了根本转变。首先，经过1998年以来的数年努力，扩大内需的方针、政策对国内需求的引导、培育逐步见效，政策累积效应在2002年下半年开始明显释放；其次，国内经济发展进入了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新阶段，沿海部分地区已率先进入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阶段，在这个发展阶段投资持续较快增长是一种必然的现象；再次，随着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浪潮的兴起，我国大陆作为世界加工制造业基地的地位上升，吸引外资源源不断流入境内，在投资乘数效应的作用下刺激了需求的扩张；最后，随着居民收入的持续增加和财富的积累，消费需求升级的趋势日益明显，在消费结构升级的拉动下房地产业与汽车业发展迅猛，显现出巨大活力，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在上述因素的作用下，国民经济步入新一轮快速扩张周期：2003年，GDP增长9.1%，是1997年以来最高水平；就经济增长的三架马车而言，投资增长28.4%，是1995年以来最高水平；出口增长39.8%，是历史最高水平；消费增长9.1%；物价也摆脱长期低迷的状态，上涨了1.2个百分点。2004年一季度，我国经济呈进一步加速状态：GDP、投资、出口、消费分别增长9.8%、47.8%、42.9%、11.1%，均超过上年增长水平；CPI上涨了2.8个百分点，是1997年以来最高水平。我国经济出现了继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的第三次发展热潮。新一轮的经济扩张及新的高增长行业的出现确实彻底扭转了经济无热点、贷款无投向的问题。
（二）从供给方面来看，原来导致“惜贷”的供给约束有一定的缓解，但没有根本转变。一是经过几年来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努力，特别是采取了剥离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发行特别国债补充资本金、动用外汇储备注资、对高风险中小金融机构实施停业整顿等一系列措施，我国银行业的金融风险状况已经有了比较大的改善。2003年，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比例比上年下降了4.69个百分点。二是由于居民预防性持币动机较强，加上金融投资渠道狭窄，居民储蓄存款持续增加，商业银行的资金来源充足，而另一方面经过几年的“慎贷”之后商业银行积累了比较充足的流动性，超额准备水平较高，这既加大了商业银行增加信贷投放的内在压力，也为信贷扩张提供了必要条件。三是在经济周期的扩张阶段，企业投资预期普遍比较乐观，资本边际效率提高而利率水平相对较低，信贷需求随之上升，同时商业银行放贷预期也趋于乐观，从而会增加信贷投放。四是信贷市场竞争格局逐步形成，银行同业竞争加剧，对市场份额的争夺激烈，促使商业银行在竞争压力下增加放贷。五是近年来商业银行为“促降”采取了核销、清收、限制新增贷款等多种方法，却收效不大，结果发现降低不良贷款率的捷径就是做大分母、掩盖分子，于是纷纷转换了原来“以守为主”的经营策略和内部考核标准。以上一些因素大大缓解了前些年的供给约束，使得商业银行扩张信贷的积极性增强。但我们也要看到，在我国，信贷资产风险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一是不良贷款存量依然很大，而且难以通过市场手段、法律手段化解，不良贷款率的下降主要是通过做大分母实现的。二是商业银行内部控制还很不健全，资本约束和风险约束还比较弱，在信贷扩张过程中新的信贷风险不断出现。近年来发展较快的住房消费信贷、汽车消费信贷、票据融资等新兴业务的风险已开始暴露出来，这说明商业银行还没有真正建立起遏制新增不良贷款的有效机制。三是国内银行业的资产风险基本上是依赖中央银行发放再贷款甚至由中央银行充当出资人来化解的，这虽然有助于减轻商业银行的历史包袱，维护金融稳定，但也会使商业银行产生为高风险项目提供过多贷款的道德风险。
（三）从环境方面看，原来导致“惜贷”的环境约束因素并没有实质性改善。信用环境差是我国经济转轨过程中面临的一个极为突出的问题。经过近年来整顿市场经济秩序的努力，信用环境有所好转。但是由于社会信用体系仍不健全。企业征信系统还不完善，个人征信系统尚未建立，信用担保机构发育滞后而且风险隐患比较严重，企业逃废银行债务的行为不仅没有得到根治而且还花样翻新，过去导致“惜贷”的环境制约因素并没有根本改善。
三、对推动新一轮信贷扩张因素的理性程度分析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认为，导致信贷格局由“惜贷”到“猛贷”转变的最主要因素是需求拉动和供给约束的缓解。由于新一轮信贷扩张整体上是建立在经济需求增加、信贷供给约束改善的基础上，因此有一定的经济合理性。但对两大推动因素的进一步分析表明无论是需求面，还是供给面都不同程度地存在非理性。
（一）经济需求面的非理性分析。
1、地方政府的政绩驱动是本轮经济扩张周期的源头。2002年下半年开始的新一轮经济增长与地方政府换届的时间基本一致，带有明显的“政府主导”色彩。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增长成为考核地方官员政绩、决定升迁的重要指标。地方政府为了提高经济增长率，甚至不惜与中央的大政方针相抵触。地方政府的扩张欲望与银行增加贷款的战术不谋而合，贷款的“超常”增长遂成为无法避免的结果。反思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宏观调控的得失，很多问题都可以追溯到地方政府身上。应当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博弈是天然的，只是在不同发展阶段表现形态不同：在加快经济发展方向上，地方政府与中央利益一致；相反，在控制经济过热和重复建设方向上，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利益相偏离。这是为什么每次治理经济过热和重复建设时都困难重重的真正原因所在。在新一轮经济增长中，最明显的特点是贷款扩张和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齐头并进”，贷款扩张与固定资产的增长提速与2002年下半年地方政府换届在时间上基本一致。2003年，在贷款存量结构中，短期贷款、中长期贷款和票据融资比重分别为53%、36%和6%；在增量结构中，短期贷款、中长期贷款和票据融资比重分别为34%、51%和12%，新增中长期贷款的比重比2000年上升了23个百分点。在新增中长期贷款中，基本建设贷款和其他中长期贷款（六成为个人消费贷款）所占的比重分别为23%和27.7%，分别比2002年上升5.2和20.1个百分点。
2、新一轮经济增长带有明显的“投资独轮驱动”色彩。在工业化、城镇化时期投资相对较快增长是必然的，但当前投资高增长是在消费需求启动相对滞后的情况下发生的，是在地方保护、市场分割相当严重的环境下出现的，是依靠银行信贷资金的高投入来支撑的。这样，投资高增长的后果，一是导致投资与消费的比例严重失调，目前投资需求远高于消费需求；二是盲目投资、重复建设情况严重，最终会形成新一轮的生产过剩；三是加剧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比例失衡，使经济风险进一步向银行体系集中。
3、新一轮经济增长带有明显的“高资源消耗”色彩。本轮经济增长带有明显的粗放扩张特征，投资增长最快的多为高投入、低产出、高消耗的粗放型产业。以“高资源消耗”为特点的新一轮经济增长已经导致全国各地煤电油运等高度吃紧，资源瓶颈约束已经出现而且越来越严重，这势必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产生严峻的考验。
（二）信贷供给面的非理性分析。
1、贷款集中投向地方投资项目。信贷资金集中投向地方投资项目是在前几年地方政府执行积极财政政策和商业银行普遍“惜贷”的背景下产生的。在商业银行从“惜贷”转向“猛贷”的过程中，信贷资金集中投向地方投资项目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在1998年至2002年经济偏冷、“好项目”稀缺的形势下，由于地方投资项目由地方政府或地方政府控股公司直接投资，由地方财政提供担保，有了地方政府信用的支持，这些项目就成了商业银行竞相争夺的“香饽饽”，往往导致信贷供给超过实际借款需求。地方投资项目大多资金需求大，建设周期长，具有“上马容易下马难”的刚性，信贷资金常常是“进入容易退出难”，从而势必出现地方政府以现有信贷资金为要挟继续向商业银行追加贷款的“人质现象”。一方面地方投资缺口的形成导致信贷快速膨胀，另一方面信贷过快增长又助长了地方投资扩张，从而形成地方投资非理性扩张与银行信贷过度膨胀的恶性循环。
2、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经营双重目标的冲突。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是我国银行业的机构主体，虽然经过了多年改革，但它的历史沿革以及治理结构都决定了其经营存在双重目标——经济目标和政治目标。在其经营活动中通常占上风的是政治目标，尤其是在目标发生冲突时，经济目标最终服从于政治目标。这是由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体制决定的，无论哪一个层次的分支机构的领导都有明确的行政级别，在官本位下国有商业银行行长追求的必然是政治收益最大化。从“惜贷”到“猛贷”，虽然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做法，但体现出来的都不是追求效益的经济目标，而是规避政治风险、增大政治收益的政治目标。
3、股份制商业银行的盲目扩张。虽然股份制商业银行在产权制度和经营机制等方面有着国有商业银行无法比拟的优势，但在我国现实国情下，股份制商业银行在经营上不可避免地走国有商业银行的老路——追求数量扩张。在国有商业银行被风险所困扰而采取收缩经营战略时，股份制商业银行借机大力发展，积极进入国有商业银行退出的领域，成为本轮信贷扩张的生力军。在2003年发放的贷款中，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比重由2000年的11%上升到2003年的23%，上升了12个百分点；国有商业银行则由2000年的59%下降到47%。但是，我们要清醒看到，国有商业银行退出的领域大部分都是风险极高的行业，股份制商业银行在内部控制机制还不健全的情况下，不顾资本充足率和流动性水平的下降盲目扩张信贷规模是存在极大的风险隐患的。近来，个别股份制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出现上升苗头，应当加以警惕。此外，股份制商业银行紧逼战略最重要的一个负面效应就是迫使国有商业银行改变保守做法积极应战，从而引发信贷扩张的整体非理性。
四、基本结论及政策建议
通过上述分析，笔者有以下几个基本结论：
（一）导致近年来信贷格局由“惜贷”转向“猛贷”的主要原因是经济需求面在总量方面的改善和信贷供给约束的缓解。经济决定金融、需求决定供给，经济对贷款的有效需求始终是解释信贷行为的最主要因素。
（二）与20世纪90年代初以“泡沫”经济为支撑和银行信贷完全失控的情况相比，本轮信贷扩张相对具有比较牢靠的基础。但如上分析，引致本轮信贷扩张的因素无论是需求面还是供给面都有一定程度的非理性，加上制约商业银行信贷行为的信用环境因素一直没有实质性的改善，这都决定了新一轮信贷扩张将面临着很大的系统和非系统的风险。随着本轮宏观调控的深入，这些风险将逐步暴露出来，必须引起高度重视，早准备、早行动，做好各种风险预案。
（三）在新一轮信贷扩张中，由于理性和非理性因素的交织在一起，对宏观调控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首先，调控力度必须适度。力度过于温和，可能难以遏制经济的过热、结构的失衡和通货膨胀的抬头；而调控力度过大则可能损害刚刚起步的新一轮经济增长，并使经济再次滑入通货紧缩的泥潭。其次，调控的手段必须科学。行政手段具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其负面效应很大。下一步的宏观调控应该尽量考虑采取经济、市场的手段。再次，调控的着力点必须选准。对于理性因素，应该尽量加以保护和支持；而对于非理性因素，必须加以坚决遏止。切忌采取简单化的“一刀切”的做法。
（四）新一轮信贷扩张的问题归根及底还是一个体制问题。必须按照十六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加快经济金融体制改革，消除导致投资和信贷过度膨胀的体制因素：
一是尽快改革当前单一的以GDP增长为目标的政绩考核制度，建立完善的多目标的政府官员岗位目标责任制。
二是完善分税制，从调整中央、地方税收分配关系入手遏制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
三是建立地方资信评价制度，根据地方资信状况实行奖优罚劣，对资信好的地方允许发行市政建设债券、增办地方金融机构，可以增加银行授信额度，对资信差的地方应当严格控制地方政府负债和担保规模，减少银行授信额度，以此防止地方财政信用的非理性膨胀。
四是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强化对出资人投资决策的责任约束，建立投资决策、资本决策和信贷决策各负其责、相互制衡的投融资决策机制。
五是完善正向激励机制，逐步扩大实施差额存款准备率的金融机构范围，进一步加强对金融机构的资本约束和风险约束，督促金融机构建立以资本约束资产规模的有效机制。
六是改进中央银行对金融机构的窗口指导，规范货币政策执行情况调查的内容和程序，依法运用直接检查权和建议检查权加强对金融机构执行货币政策情况的监督检查，对执行货币政策不力的金融机构及其负责人要给予风险提示和警示，根据宏观调控的需要有针对性地调节部分金融机构的流动性水平。
七是建立商业银行职业经理人制度，尽快取消商业银行的行政级别，改变商业银行“政企”不分的局面，使商业银行行长成为真正的金融企业家。
八是抓住当前储蓄负利率的有利时机积极发展货币市场基金、债券市场基金、分红保险等储蓄替代型投资工具，拓宽个人投资渠道，引导储蓄有序分流。同时，充分发挥商业银行的网点、客户资源和结算网络优势，大力发展代理股票、债券、基金、保险等中间业务，改变经营收入过度依赖存贷利差的局面，缓解商业银行被动放贷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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