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绑架了中国实体经济的稳态增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稳态论文,中国论文,实体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中国改革开放30余年，经济增幅以年均10％的速度增长，但去年下半年开始，经济增长呈现停滞并伴随下滑趋势，经济学界对此溯根求源、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大致归结为以下三大学说。 (一)“中等收入陷阱”学说 学者们以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提出“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概念为依据，认为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的“贫困陷阱”，在迅速奔向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起飞阶段”后，高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集中爆发，机制运转的更新进入临界点，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这一阶段由于经济原有增长机制和发展模式无法有效应对由此形成的系统性风险、战略政策的顾此失彼或受外部各种信仰和资本的冲击，经济增长陷入了回落或长期停滞期，这期间，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不能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进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阶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4年4月公布了2013年世界各国人均GDP排名，中国大陆人均GDP为6747美元，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0486美元，处于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中等收入陷阱”中。在这个阶段，中国既不会重复也无法摆脱以往由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的发展模式，又不能短时期重建价值信仰、宪政司法、经济金融等体系，人均国民收入突破1万美元进入高收入发达国家是很难的，这就酿成了中国经济增长下滑、甚至停滞的必然性。 (二)“红利”消失学说 许多经济学家把经济增长停滞归为三种红利：人口和资本红利、改革红利(哈继铭，2014)、汇率红利(许小年，2013)的消失。 首先，人口和资本红利的消失。高盛亚洲投资管理部董事总经理哈继铭在《2014年中国经济发展与投资机会》的演讲中宣称：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人口红利和资本红利与上个世纪的80—90年代相比已经消失，现在中国鸭蛋形人口结构变异、经济结构失衡及政府经济增长目标等多种因素，致使劳动力、资金、土地等要素价格上升，人口和资本红利已消失。 其次，改革红利的消失。中国的经济增长经过90年代的调整，为1998年到2007年近十年高速增长奠定了基础，在2008年外部需求——美国的次贷危机和欧洲债务问题等引发我们外需受挫时，政府采取以4万亿元强力财政刺激政策把经济从底部拉起的两年后，资本和房地产等资产市场运行的投机泡沫严重，虽然央行的存款准备金政策屡次运用使泡沫消失，但经济也再度下滑，显然再靠政府的财政货币政策的调控是不现实的，我们可能面临的是过去改革红利的消失。 最后，汇率红利的消失。股市和房地产等资产价格的涨跌，并非完全取决于政府的宏观政策调控，人民币对美元的走势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资产价格，继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后，人民币对外价格不断升值，境外大量投机资本不断涌进中国(裘骏峰，2010)，在中国强制外汇结汇制度下，政府被迫发行更多的基础货币，各种投机品、投资品和消费品价格指数呈上升态势，形成人民币国内通胀压力。2013年以来，中国政治领域肃贪执行力度前所未有，宏观经济运行中以房地产为首的各种投机资产缩水，投机资本开始撤离本土。从2014年3月17日起，央行将银行间即期外汇市场人民币兑美元交易价浮动幅度由1％扩大至2％，之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双向波动的幅度有所增大，外汇储备余额突然结束了连续上涨的势头，环比出现下降，截至2014年9月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3.89万亿美元，较6月末减少0.1万亿美元。国家外汇管理局10月16日公布的数据表明，8月份银行结售汇逆差51亿元人民币，境内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逆差752亿元人民币。①这些数据均说明，短期投机资本正在通过资本项目流出国内。大量投机资本撤离本国，导致美元升值、人民币对外贬值的金融运程预期加剧，于是市场上人民币减少，各种价格指数下降，房价等资产价格指数下降引领整个中国经济各项指标下滑，人民币汇率红利也在消失(许小年，2013)。 (三)“反腐风暴”成本说 政治寻租或腐败与经济的关系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论(王力勇、陈杰和高伟，2014)：一种是转型初期，新兴市场经济体制国家的机制僵化和多元体系并存，使政府官员通过许可证和其他审批权与相关企业达成寻租供租交易关系，能够促进官员和企业双方效率提高，寻租供租、腐败是渐进经济体制改革国家的润滑剂，或者是经济软着陆的机会成本，这个机会成本小于官员放权让利给企业带来的产能和效率(黄少安和赵建，2009)，因此容忍一定程度的腐败是一种次优选择(Left，1964；Huntington，1968；Lui，1958)。另一种观点相反，认为腐败在长期经济运行中会增加经济运行的成本，是阻碍快速行进中的“车轮中的沙子”(Kaufmann和Wei，1999)。现在多数经济学家认为，新兴市场经济改革发展成熟期，权利寻租必须要退出市场。现在中国的市场体系雏形已经具备，但在渐进改革、权力逐渐下放过程中积累起来的寻租市场、贪污腐败却是到了顽固不化的程度，过去中央几届政府曾几次举锤重震但坚冰如故，本届中央政府以己所示，采取了司马迁思维模式：打破、重建，成效前所未有，但是与寻租腐败相关联的房地产、奢侈品等市场也受到了震动，公众认为经济萧条是反腐必须付出的代价。 二、投资资本和投机资本失衡是实体经济受损的主要原因 中国经济增长的停滞与上述“中等收入陷阱”说，人口、资本等要素红利消失等因素有一定的关系，但不是最重要的因素。“汇率红利消失”理论似乎有点本末倒置或者说是有些牵强附会，因为事实上是公众炒房者在资金链紧张和肃贪背景压力下跟风外资投机机构、集中抛售房产套现转投海外，引发了人民币对外价值贬值。至于说改革红利的消失，应当说是不确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里最重要的亮点是重申资源配置的市场基础性意义，且强调让市场起决定性的作用，但是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危机事件至今令人费解，2008年以前美国的所有资产和劳务价格是由市场决定的，次贷危机带来的实体经济危机至今还笼罩美国社会；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前所有的商品劳务资源也是由市场来发挥基础性配置的，可是经济危机仍然不可避免；1990年以前日本也是市场起决定性作用，但同样出现经济危机和萧条。所以，社会经济的市场基础性资源配置不是决定经济萧条的关键，经济萧条的根本原因是投资结构过度失衡和投机程度过高。目前可查到的国家统计局数据到2012年，2012年中国投资占GDP的比重为47.8％，2013年的数据至今还没有公布，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季度数据匡算这个比重达到52.5％。这个比例在中国，过去最高的时候是1958年“大跃进”为42.8％；日本(上世纪70年代)和韩国(上世纪90年代)这个比例最高的时候是40％左右。无论是纵向还是横向比较，中国的这个比例都过高，而且扩张的周期过长，每次的扩张伴随着的阴影是周期性经济下滑，这次从2000年至今14年马不停蹄，经过2008年短暂停顿后被4万亿元推到了现在的高度。可以想见，那么长的扩张期产生的产能过剩有多少?债务负担有多重?因为这些增长都是靠银行贷款，最近还靠一些影子银行的各种理财、信托融资手段，或者是靠卖地把这个地价推高、房价推高以后政府获得财政收入来支撑经济增长，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三个泡沫：存量过剩的产能泡沫、债务泡沫和房价泡沫，一句话就是投机程度过高的资产投机泡沫(王少梅，2012、2013)。 资本的投机程度可以从下列指标得到间接反映：A股流通股平均市盈率(X2)、股票交易周转率(X3)、市场资本化比率(X4)、广义货币流通速度(X6)；房屋销售价格指数(X5)、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X7)，其中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X7)的变化趋势大致可以折射投机资本的收益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X1)的变化趋势反映出实体投资的盈利水平。从图1可知，A股流通股平均市盈率(X2)、股票交易周转率(X3)、市场资本化比率(X4)、广义货币流通速度(X6)经过上个世纪中期高峰后在2007年左右几乎同时呈现高峰值，这一年A股流通股平均市盈率(X2)为70.11，股票交易周转率(X3)为180.1，市场资本化比率(X4)为223，均创历史最高纪录，说明公众的资产市场投机程度接近甚至超过英美等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折射投机收益率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X7)在2008年前后达到高峰。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反映实体经济增长和实体投资利润率水平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变化很小甚至出现下降趋势，投机的边际效率要大于投资的边际效率，现实中表现为在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远远高于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和消费品价格指数，在投机利润远高于投资利润的现实利益驱动下，中国货币资本所有者在投资方向抉择上就乐此不疲地倾向于制造“空中楼阁”式的投机，资本的投资结构和投机结构失衡、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失衡导致的经济虚拟化状态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结构上的严重失衡，过高的资本投机程度，除了公众的资本市场过度投机意识和行为外，地方政府为获得土地财政收入、权利过度集中的政府官员和中央垄断企业的寻租对其推力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资本的投机程度过高，最终导致实体投资效率下降，行业中的弱势企业经营亏损、倒闭，之前所欠贷款无法偿还直接影响到银行、信托和股市等金融资本市场，这是现在中国经济遇到的最大难题。
图1 1994—2012年资本投机程度影响因素趋势图 三、“投机红利”消失绑架了中国实体经济 斯德哥尔摩人质绑架效应在中国政治经济中表现为：权利官员绑架着某些重要要素资本，导致该要素资本所有者，尤其是资本所有者寻租、供租和投机意识及行为。前述中国经济中的GDP需求结构失衡，投资比重过高，并且这个过高的投资比重又过度地演化为投机性投资和投机泡沫，经济结构、需求结构失衡确切地说是投资资本和投机资本失衡，投机资本程度过高，投机资本边际利润率高于投资资本的边际水平，社会投机资本程度过高是社会投资利润率下降、实体经济受损的重要原因，2013年之前，这个过度膨胀的投机资本只影响了实体投资和消费，还在以泡沫形式支撑并维持着中国经济的表面繁荣，经济仍然保持着7％强的高速增长。三中全会以后，随着中央“反腐风暴”的继续，中国经济出现了停滞、增幅下滑的局面，这与上述“中等收入陷阱”，“改革红利”、“资本红利”、”汇率红利”消失和反腐成本等有一定关系，但不是直接因素。中国经济增幅停滞、甚至下滑的重要因素是过高的投机资本比例，在中央反腐执行力的连续推进下，政治投机(权利寻租、政策制度审批、官商勾结)、垄断投机、公众投机(王少梅，2013、2012)受到前所未有的抑制，投机资本在国内的红利几近消失，包括外资在内的部分投机资本撤离中国股市和房地产等资产投机市场(马勇和陈雨露，2010)，使实体经济投资资本短缺，以房地产为龙头的实体产业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投机红利”消失是绑架中国实体经济稳态增长的直接原因，公众投机意识和投机资本规模膨胀是中国经济不稳定的根本原因。 四、摆脱投机资本绑架实体经济的思路 (一)政治意识领域重建道德价值体系 1.上层精英阶层以己“慎独”示范，打破、重建被大多数人接受的价值道德体系 美国民主党下一届总统候选人希拉里曾说过，20年后中国将成为全球最穷国家，她认为中国人的赌博投机意识更浓，中国没有长期的实体投资和产业建设，所以会口袋空空。习李为首的党中央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之梦，决心重建一整套被大多数人接受的核心道德价值体系，走民主自由、公正法治和官办民营化的完全市场体系道路。上梁正下梁，上层主流社会道德价值示范下的核心价值体系重建，就是要在政治领域肃贪，思想意识领域反生活糜烂，主导新闻媒体、网络、社科研究、教育等机构与地下黑市交易、黄色网站争夺道德意识阵地，把道德、诚信的建设看得比发展经济更重要。在经济领域，市场经济改革的目的不应当以GDP增长为主轴，放任市场自由发展经济，而是将经济自由作为有利于每个人人生价值实现的途径，商人个人自身尊严和价值通过商业交易中商业规则、诚信来实现，以促进大众的全面发展的首要目标。 2.公众理性选择主流道德价值文化体系，做一个诚实、靠谱的人 在商业、投资圈子里，最常见的投机心理是装“HIGH”。这里的装“HIGH”只涉及机构性装，可以分为装重要、装稀缺、装高端、装伟大等各种技术路径。“投行精英”用装忙赴约把自己扮成“卖方角色”和主场优势，房地产开发商用“捂盘”饥饿营销策略装“存量稀缺”，“精英人脉“的猎头公司办品牌发布酒会用提前三个月发邀请、现场二维码识别、限定席位等彰显门槛高，等等。“装腔”是为了“作势”，《孙子兵法》告诉我们：“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所以，打着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大旗，公众疯狂地迷恋“作势”，已经到了不要“做人”的程度，其后果是“装腔作势”者无一不是名噪一时，昙花一现。所以如果要装酷，你就必须要有足够的资本，如果没有就要真诚一些，不要耍投机心眼，否则就会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炒房团的资金链危机、炒股商的“老鼠仓”陷阱就是例子，你装的越HIGH，你的事业就越LOW。 (二)构建政府搭台、市场主体演绎的多层制衡机制 1.政府经济改革的基本方向应该是实行行业自治 长期以来，中国改革的最大误区之一就是“以国家目标代替社会目标”，或称为“以政治需要”代替“行业价值”。这种思路，并不符合文明社会的正常运转方式，反而会伤害行业的逻辑，破坏社会的秩序。政府自身好比是一位仲裁者，职责是建立公正的平台，防止社会混乱，阻止行业和社会自身不能解决的失序，进行更宏观的规划和指导。它为全社会制定的真正目标应该是：引导全社会各行各业按照自身的规则繁荣发展，形成百业并进、百舸争流的合理局面，使各行各业能够以自身的属性，追求自身的价值，防止一切违背人性价值和尊严的事情发生。政府确实担负着推动经济平稳发展、平衡收入差别、打击特权、建立社保、投资文教等一系列重任，但是这些应当由专门部门的人来做，不应该凌驾于全社会之上。政府所追求的终极目标在于，不是自己把一切都包揽下来，而是最大限度地推动各行业的自治和理性化，促进全社会的主动性、自觉性。 每个行业皆有自己行业的价值，按照自身行业的逻辑运转，形成行业的自治、自立和理性化发展。行业自身的逻辑和价值，是由行业的属性决定的、合乎人性需要的东西。各行各业赖以存在的基础价值都在于人性，或者说是公众实现自身价值的领域，但各行各业的具体价值目标和逻辑要求不相同，不能要求所有行业追求共同的目标，无论是政治目标还是社会目标，即使有时有阶段性的共同目标存在，也要以各行业自身的逻辑规则和价值目标为基础，如果用国家目标、政治目标或外在需要代替行业价值目标，那么政府的作为只能是破坏后者。把国家目标凌驾于差异特制的各行业自身目标之上，就可能用社会需要或政治需要的逻辑来破坏各行业自身的内在循环逻辑性，最终将导致百业凋零，摧残社会繁荣的基础。 2.政府引领下的投机资本清查、追缴、整合及实体投资激励 中国的投机资本不仅仅是指公众股市、房地产市场的货币资本投机，它是包括政治投机、垄断投机、公众投机在内的多层次全方位的投机(王少梅，2013、2012)。以信息不对称为机理通过权利寻租、政策制度审批、官商勾结的腐败意义上的投机，是各种投机资本中的脊骨，它的深刻影响和危害早已被有社会责任感的国民所认识、唾弃，党中央顺应民心，对土地、房产、金融、央企垄断等重腐败区彻底清查。近日中央纪委检查网站专栏，陆续公布了中央巡视组第一轮巡视情况，对腐败领域的房地产重灾区中的官商勾结、多占住房和办公用房超标情况给予曝光，并对涉事的20个省份、34个地区单位的19名省部级官员予以双规；对于官商勾结囤房、炒房、套现抽逃资金的涉事者，由“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通过建立动态的外逃人员数据库，加强国际反腐败执法合作等方式压缩外逃人员的生存空间，追讨因国内“投机红利”消失、变卖投机资产的外迁资本，这一系列的环扣执行，重挫了社会政治、经济投机家的侥幸意识，不仅对官商勾结的腐败分子有着强力威慑作用，而且对疏通中国政商勾结性质的投机资本回归实体投资和消费也有法制导向意义。 而对于垄断、公众资产炒作、流通环节的货物囤积等投机，兼具商业和道德风险的空转，这种资本投机只要和实体投资资本保持适当的比例(王少梅，2013)，对信息流畅、市场活跃、价格稳定是有积极作用的，但是问题恰恰是世界范围内的投机资本过于活跃，社会游资规模过大，中国的投机资本规模和经济泡沫堪称更甚一筹。中央政府肃整贪官、打击腐败也正是在房地产、股市等资产泡沫严重时候出拳的，贪官、炒房团、投机商几乎同时出手房产，房价下跌，加之先前的股市泡沫消失，在中国投机资本红利几乎不存在了，于是海量投机资本抽逃海外，中国投机资本市场上的泡沫消失了，但实体经济中的消费投资也下来了。对于投机资本膨胀导致的投机泡沫，有点经济常识的人都会有一种预期，那就是它早晚还是要纠正的，这种纠正显然对于原材料、房地产、金融等行业会造成比较大的冲击，中国的股市里面基本上都是这些行业，于是股市也跟着低迷。目前，中国投资的焦点应该是商品消费和劳务消费，中国的汽车、农产品、IT、医药等产业，过去进口的比重过大，服务消费仅占GDP的30％，所以，中国在商品和服务市场上投资的空间很大，现在的问题是怎样把因为“投机红利“消失的包括海外追赃在内的投机资本引渡、转投到实体经济的商品劳务投资中。2014年9月，政府针对企业减负、制造业转型升级出台的加快落实完善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对有效降低企业的资金链断裂风险、降低实体融资利率，促进投机资本转投发展实体经济、刺激实体投资，维稳经济和调整结构失衡具有引领导向作用。新的加速折旧法采用双倍余额递减法，是用直线折旧法折旧率的两倍作为固定的折旧率乘以逐年递减的固定资产期初净值，得出各年应提折旧额的方法。可以认为，加速折旧法的颁布和实施会刺激国内实体经济中的消费和投资，是政府为发展实体经济、鼓励企业投资铺设的最优平台。 3.国有资产证券化带动实体民资发展 混合所有制改革是新一轮国企改革的重点，预计国有资产证券化将会是本轮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重要实现途径。中国各个主要省市都定出了国有资产证券化的目标，比如广东规划到2015年年末国有资产证券化比例超过60％；深圳2020年经营性国企资产证券化率要达到60％；湖南2020年的竞争性国企更要达到80％。提高国企资产证券化比例，国资在未来便可以通过有价证券市场来实现合理的“进退”。中国企业资产证券化率和世界市场化经济国家相比很低(图2)，动态地看，中国的资产证券化比例只有在世界范围内金融危机、中国资产市场泡沫最严重的2007年前后，和世界市场化国家都处于资产证券化率高峰时期，但2010年后在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的重拳干预下，中国资产证券化比例开始下降，2012年仅为44.94％，而英国为123.99％，美国为119.02％，最低的法国也有69.78％，所以，提高中国央企资产证券化比例的空间很大。
图2 代表性国家资产证券化比率趋势图 提高国有资产证券化率必然涉及国有企业的资产注入和并购重组。国企和央企将优质资产重组上市，才能够吸引民营资本的投资，实现国有资本和民有资本的共同参股。不论是混合所有制，还是资产证券化，其本质都是企业所有权特别是决策权和收益权的市场化。而依托于资本市场的国资证券化，可降低企业与投资者之间的代理成本，使得资产定价趋向更合理。在国企改革和国有资产证券化的过程中，针对资本市场的监管和法规制定和实施，也将有助于防止国有资产的流失。进一步来说，实现国资证券化，可以让民营的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通过二级市场进入甚至控股国有企业，这无疑扩大了实体民资的发展空间。民营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已占据重要地位，民企并购可以为国企引入更市场化的经营理念和管理方式，同时民资也能利用被购国企的品牌、渠道、资源和人才等珍稀资产，加快民营企业投资的增长，带动社会投机资本转换为实体投资资本，促进就业和消费，实现中国实体经济的稳态增长。 注释： ①数据来源：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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