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伦理道德对人类发展之意义——兼论职前教师接受传统伦理道德教育的必要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传统论文,道德教育论文,必要性论文,伦理道德论文,伦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世纪之交，时代转换，不由使人对即将逝去的20世纪进行回顾与审视，希望从这一百年人类的足迹中找寻到有益的经验与教训，以提供给走向下一个世纪、甚至下一个千年的人们，为的是使人类始终能循着正确的方向前进。由此，亦引发了笔者对传统伦理道德的思考。
（一）
我们通常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来概括全部人类文明。在20世纪，特别是二战之后，人类的物质文明获得极大的发展与繁荣，这是科学技术迅速发展所带来的成果。科学技术迅猛发展，首先表现在知识总量的巨增，有科学家估计，二战后人类社会所获得的知识，几乎相当于自有人类社会以来几千年所获得的知识总和。其次是知识的陈旧周期缩短，18世纪知识陈旧周期为80—90年；19世纪到20世纪初为30年；到本世纪50年代，为15年；目前进一步缩短为5—10年。 这说明现代科技成果不断涌现，旧观点、旧理论迅速被淘汰，科学知识老化的速度相当惊人。再次科学技术由发明到应用的周期已越来越短，科学史曾对十二项重大发明项目进行分析，18世纪20年代发明了摄影机，从发明到应用，经过65年；19世纪60年代发明的无线电直到20世纪初才付诸使用，用了35年；19世纪末发明X光机，经过18年开始应用；本世纪20年代发明的雷达， 15年后就付诸使用。然后是电视机经过12年，原子弹经过6年， 晶体管经过3年，太阳能电池只经过2年就开始使用。激光器从发明到使用不到一年。（注：参见《当代外国教育发展趋势》，教育科学出版社，1986年5月版。）从以上这些统计数字中，已使我们真切感受到， 科学技术正以加速度向前发展，其势头恰如巨大浪潮席卷全球。外面的世界因之变得更加精彩万分，绚丽斑斓。然而，我们的目光还必须留意人类文明的另一半。内在的精神文明与外在的物质文明相比则显得黯然，形成一种反差，西方学者称之为“人类文明危机”。吸毒、暴力、性开放、自杀风等等丑恶现象，象瘟疫一样蔓延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尔德·汤因比也不得不承认，现代人完完全全成了“自己生活条件和技术的奴隶；他们为了自己的福利而丧失了自由和幸福。”（注：[英]A.汤因比：《活着比将来还长》，伦敦1971年版。）在即将过去的一百年里，战争与军备对世人的伤害与杀戳、世界贫富的两极分化以及地球生态平衡遭到破坏和污染的程度大大地超过以往任何时期，以至于有人说，20世纪人类的不幸甚至超过了以往历史上全部苦难的总和。
我国是正在向现代化迈进的发展中国家，20年的改革开放在经济建设上取得了令全世界惊叹的成就，人民的物质生活质量大幅度提高，与20年前相比可谓天壤之别。但是，人们的精神生活并不是与物质生活同步提高的，而是相对滞后，社会中弥漫着一种重物质、轻精神，重经济、轻文化的氛围。1994年中国社科院副研究员邵道生同志就指出，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国民心态存在着六种倾向：人的行为的物质欲望化；人的行为的粗俗化；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冷漠化；国民心态的躁动化；社会各层的无责任化；浮夸虚假之风不仅存在于经济领域，而且在政治领域也相当盛行。1998年“国民心态”课题组在全国十大城市（北京、沈阳、上海、武汉、郑州、重庆、西安、长沙、昆明、广州）进行调查，其结果表明一个不容乐观的客观事实：如今的中国，道德信仰呈多元化发展。道德正在被许多人作为一种外在的礼仪规则和口号在使用着，而其作为个人内在生活规则及个人内在信仰的自然化的特点，正在社会层面上越来越被疏忽。很少有人为自己的不道德行为勇于承担道德责任，只要有条件或为利益驱动，许多人都会去实践其一向所批评的不道德行为。（注：参见张薇主编：《国民心态访谈》，中国物资出版社，1998年10月版。）
由此可见，世纪之末，不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不论西方还是东方，都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即世界范围内人类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经济发展与文化发展之间的严重失衡。针对此种状态，欧美学者中有人指出“知者无知”，是说人们虽然有了文化知识、科学知识，有了书本，但却对人自身切关紧要的一切——人该成为怎样一个人，人该如何去生活——却毫无知识。人们只知道实在是什么，技术是什么，交易是什么，买卖是什么，竞争是什么，而不知道自己何为一个人。
如何解决这个人类难题？是否可以单纯依靠科学技术？如上所述，现代科学技术的惊人进步，并未消除人世间的争斗和痛苦，这已经说明科学和技术的力量是有限的。因而，把科学神化是无知的表现。科学家的话往往最精辟，也最令人信服。爱因斯坦说过：“科学虽然伟大，但他只能回答世界是什么的问题，应当如何的价值目标，却在它的视野之外”。（注：《爱因斯坦文集》，中文版，第 3 页， 北京商务书馆，1979年版。）1998年3月， 美国著名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在白宫提到未来千年的科学时指出，毫无疑问，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取得进步，同时也会犯下错误。我们会把我们的梦想、虚荣和野心变成各种代码；我们会造成自我，订制出我们的后代。我们就像弗兰肯斯坦先生那样，既有机会创造奇迹，也有机会创造怪物。人类所面临的挑战不是来自科学，而是来自道德。（注：[美]沃尔特.伊萨克森：《20 世纪和我们的未来》，见《编译参考》，1998年第8 期。）决定人应该如何生活的因素是各个自由的人，然而自由也有规定和法则，我们无论怎样生活都不能摆脱这种自由法则的制约。而这种自由法则就是伦理道德。其实，道德关系才是维系人类文化的根本纽带，这一点可能由于政治力量的强大而被人所忽视，实际上若不是借助于道德的力量，再强大的政治也无济于事。人类文化的全部成果，如果没有道德的力量，就会毁于一旦。然而，“我们的技术和伦理，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存在着如此大的差距。这不仅仅是屈辱，可以说是一种致命性的危险。所以必须更加努力地确立——若没有它，我们的生命便毫无价值，人生也无幸福的这种尊严性。”（注：[英]A.汤因比：《展望21世纪对话录》，讲谈社学术文库版。）历史学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那就是重建人类道德。到了今天，世纪之末，这个问题已被中外学者广泛认同。现在关键是如何建立的问题。
（二）
1981年美国当代著名哲学家A ·麦金太尔发表了他的力作《德性之后》，对西方学术界造成巨大的冲击和影响，因而这部书成为西方伦理学研究的新的转折点。在书中，麦金太尔指出，当代人类的道德实践处于深刻的危机中，这一危机主要体现在，第一，社会生活中的道德判断的运用，是纯主观的和情感的；第二，个人的道德立场、道德原则和道德价值的选择，是一种没有价值依据的主观选择；第三，从传统意义上，德性已经发生了质的改变，并从以往在社会生活中所占据的中心位置退居到生活的边缘。那么这种状态产生的根源，就是人类传统德行的根基丧失。麦金太尔认为，在西方的长久的历史发展中存在着以亚里士多德主义为中心的德行传统。这个传统的主要精神有，善是人类本性意义上的目的，是人作为一个种类所特有的追求目标。德性在人认识到自身的目的后向人自身的目的的追求过程中，起了一个关键性的作用，而能够使人从偶然形成的人性向认识到目的后可能形成的人性转化的，就是德行。个人的善和国家的善其本质都是相同的，但是，因为国家的善是全体国民的善，因而是高尚和神圣的。德行需要实践，而以正确合理判断为基础，因而理智德性是核心德性，而这种德性是通过教育获得的。在书中，麦金太尔强调了这样一个问题：道德应是对生活整体的要求，它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而非某一生活片断上，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传统正在于它是对人的生活整体的一种要求。西方道德危机的出现，正是由于没有实践这一生活整体的道德的结果。而道德重建，则必须是在亚里士多德这一道德的传统回归的基础上来进行。（注：参见：[美]A.麦金太尔《德性之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1月。 ）麦金太尔的理论分析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在一定意义上切中了问题要害。
中国有着比西方世界更为悠久的道德传统，这个传统的主流是以“孔孟之道”为代表的儒家道德伦理学说。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里，这个学说所产生的作用极其巨大而且影响深远，其辐射力远及中国周边国家。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主要体现如下精神：
第一，肯定人的价值。在中国传统伦理学说中，充满了对人的肯定。人具有向上、向善的良知、仁心，承认人可以创造出更高度文化的能力，只有人才能承担起“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伟大责任。人生的价值正在于有无数的责任要我们人类自己去完成，而不是依靠神和上帝，因此，人生活在天地之中，不应取消极态度，而应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体现宇宙大化的流行。
第二，重视道德生命。人，就如“人”字由一撇一捺所组成的一样，分为有形和无形两部分：一为物质载体，亦称自然生命，有生有死，人与其他生物无异。二为上层建筑，即道德生命，又叫精神生命。这是人与其他生物的区别。唯有人才具有这种道德生命。人生一世，要懂得做人的道理，要学会做人，需要一个高尚的精神境界，它必须在自己的有生之年，透过自我对群体的奉献，方可随大我的不朽而不朽。正如牟宗三先生所讲：“正视人格道德的生命，使生命‘行之乎仁义之塗’，以精神生命的涵养来控制情欲生命，全在道德的实践。”（注：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第二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11月。）
综上所述，不论西方的德性传统，还是中国的伦理传统，他们都具有共同之处，即对人进行肯定，指出人生（人类）的理想和所应追求的目标，强调在道德实践中不断完善自我，提升人的精神境界，而且把上述的一切作为人的行为的普遍性的规范。也就是说，它们都回答了对现代人来说十分迷茫的“人该成为怎样一个人”、“人该如何去生活”的问题。回归这种传统，对医治世纪之末人类所表现出的在物质世界中自我的迷失，对人类追求的迷惘与缺乏自信，对只顾功利的追求而忘掉自身责任等等人类精神上的疾患，无疑是一副良方，对人类具有崇高而积极的意义。
中国传统伦理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由于种种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而衰落了。然而，现代化是以民族化为前提的，离开了民族的文化传统，现代化就失去了基础。传统道德已经积淀在我们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中，要从根本上予以否定是不可能的。否定传统道德，只能延续着道德的无序状态，产生历史虚无主义，丢掉我们民族文化的优势。日本著名学者池田大作与牛津大学教授威尔逊有一段关于现代与传统的对话，很引人深思。
池田大作：当人们深深立足于过去的传统中时，会得到精神的安定感。这正像树木在向天空伸枝、长叶、开花和结果的同时，又把根深深扎向大地。如果不把根须交给大地，那么，就无安定可言，即使暂时枝繁叶茂，不久也会营养中断，枯败衰竭……大地把安定给了树木，然而同时，它也是树木的束缚。与此相同，带给人们精神安定感的，也只能是来自传统的某种程度的束缚感。
威尔逊：新技术不论具有怎样的力量，也必然要依赖于社会重要领域中的伦理质量的高低。因为伦理性的智慧不会被技术的先进与落后的变化所左右；而传统文化的中断，却会危及青少年的道德化过程，其结果，青少年完全失去对人类以及文化的价值理应具有的感受性，然而，如果他们能够具有这些感受性，那么，就不仅可以应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而且对其他一切问题也可以理解。（注：[日]池田大作、[英]B.威尔逊：《社会与宗教》，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10月。）
这是东西方学者间的对话。这是否可以被认为是在对传统的认识上已达成一种人类的共识了呢？
中国文化讲求真、善、美的统一与和谐，但更注重善，因而伦理本位成为中国文化的最大特色，而伦理学的内容又长期地同哲学、政治、礼仪和修身教育结合在一起，这更是其区别于西方文化的独特之处。法国近代哲学家莱布尼茨认为，中国文化对于西方文化具有互补作用。西方人对它的注意是在16世纪地理大发现之后，随着世界主义和全球文化的潮流而兴起对它的研究。进入20世纪，中国文化愈受关注。特别是二战之后，人们急于从孔子及其儒家学说中找到医治科技经济高速发达、生活节奏急速加快下的社会危机的药方。一批著名的学者，如哲学家罗素，历史学家汤因比，社会学家韦伯、帕森斯，经济学家凯恩斯，戏剧家布莱希特，科学史家李约瑟，以及汉学家费正清、列文森等，从世界文明的高度对中国文化进行了各具特色的宏观思考。这种现象本身已证明了中国文化自身的价值及其世界意义。70余年前，罗素就曾预言：“旅行家现在所能看到的中国的自然魅力将无法保存，将来工业发展必然会使之毁损。但是有些东西会保存下去。中国至高无上的伦理品质中的一些东西，现代世界极为需要。”（注：[英]罗素：《中国问题》，学林出版社，1996年12月。）可见，对我国传统伦理道德学说的扬弃，不仅是振兴中华民族的迫切需要，而且也是全人类精神上的需要。
几乎所有伟大思想家都重视道德，由此我们可以推论：高度文明的社会必定是道德文化时代。因此，人类若要最终求得自由、解放，必须以人性的提高作为决定性条件。就象康德所说，将道德作为“绝对命令”，决不当成一种荣誉，决不与功利相连，而完全是一种内在需要。东西方传统文化所倡导的道德精神，不仅体现了人类本性，而且可以克服现代人的异化，也能够在生活的旅途中，在对理想的追求中，支撑我们，充实我们。可见，传统是活着的，传统是富有力量的。现代人类必须在更高层次上向传统道德回归，才能实现自身真正的发展。
（三）
在传统中，我们找到了人类的追求与理想，找到了追求至善这一人类永恒的目的。但仅此还不够，我们还必须让被摈弃的人类优良文化传统和伦理道德传统重新回到现代人身边，让历史在对真正理想的追求中展开，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借助教育这个最主要的手段了。
教育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与人类社会共始终，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社会现象，教育具有保证人类延续，促进人类发展的功能。正因为如此，所以教育的目的就应该和人类的最终目的相一致。教育应体现人的本质及人类精神，而且是善的精神。教育过程不应该仅仅是知识传承的过程，更应该是人类至善精神的传扬过程。德国哲学家教育家鼻祖赫尔巴特说：“伦理学是教育目的的依据，心理学是教育方法的依据。”若不借助于伦理学，教育学就无法成立。不了解什么是完善的人格，就不能教育、陶冶儿童。教育离开了伦理，就成了无首之舟，就是无意义的活动。
中国古代学校始终把德育放在首位，所谓“夏曰校，殷曰序，周曰痒，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在历史上最有影响的蒙学读物《三字经》也说：“首孝弟，次见闻”。孔子虽创立人学理论，但他并不是天生的道德家。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于矩。”（注：《论语.为政第二》。）这段话告诉我们，孔子从15岁立志学习， 追求德性，日复一日的勤奋努力，到了70岁，他“想做”的意欲，同“应该做”的道相一致，并且丝毫也不发生矛盾，从而达到了圣人的境界。孔子一生对道德的学习与求索，说明道德不是天生存在于人心的，而是后天经过教育、学习而得来的。因此，儒家学者不论主性善说，还是主性恶说，都强调学习或教育是使人获得道德的必要途径。指出了教育可以改变人、塑造人的功能。在西方，古希腊哲学家、教育家苏格拉底主张教育的目的就在于培养有完美道德的人。他告诫人们不要老是想着“人身和财产”，而首先要考虑“心灵的最大程度的改善”。在他看来，“美德即知识”，因为知识要靠教育获得，因而“美德就可以是由教育而来的。”亚里士多德同样十分强调这一点。从传统的教育思想与实践看，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把道德与教育紧密联系在一起，将培养有道德的人作为最高目的，当然道德也就成为教育的最终目的。
在现代以至未来，道德人格的培养至为重要。已故人类学大师马格丽特·米德在她晚年的著作《文化与承诺》一书中曾提出一套教育与文化的观念，即“后塑型文化”、“同塑型文化”与“前塑型文化”。所谓后塑型文化是指传统时代的文化，那时文化的发展缓慢，文化传承的学习都是由前一代交给下一代，儿童都跟随父母及前一代的人学习，所以称为后塑型文化。在近代工业社会里，文化变迁更为快速，上一代的知识已不足以教导下一代，所以年轻一代只有向同一辈的人学习，所以称为同塑型文化。但是在即将来临的时代，社会文化变迁更为快速，一个人实际上难以预测将来是什么样子，应该学习什么以应付未来。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塑模我们的儿童有一个成熟的自我完善而又开放的人格，而非僵化保守的胚膜，以接受未来的挑战，所以称之为“前塑型文化”。托佛勒在《第三波》一书中也提出要寻回完整综合的人性的想法。米德与托佛勒所讲的综合的人性或人格，其实就是一种经过伦理教育后所形成的自律性的健全的独立品格，这才是为迎接未来而进行的真正的准备。现代教育应该着重于前瞻性的生活准备取向。而中国传统道德学说正是以道德自律为突出特征的。
教育可以使世界和人类更加完美。而好的教育、高质量的教育最终取决于高质量的教师。教师在教育中永远处于主导地位。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人无灵魂则与行尸走肉无异，而灵魂则有美丑之分，教师要铸造的是高尚而美好的灵魂。面对着新世纪的曙光，我们必须思考：怎样的教师才能承担如此神圣的使命？
教师首先要具有示范力。这种示范力实质就是人格魅力。教师要先行完善自我，以树立起榜样的形象。德国哲学家费希特在《学者的使命》（1794年发表）一书中指出：“提高整个人类道德风尚是每个人的最终目标，不仅是整个社会的最终目标，而且也是学者在社会中全部工作的最终目标。学者的职责就是永远树立这个最终目标，当他在社会上做一切事情时都要首先想到这个目标。但是，谁不是善良的人，谁就无法顺利地致力于提高人类道德风尚的工作。我们不仅要用言教，我们也要用身教，身教的说服力大的多，……学者在一切文化方面都应当比其他阶层走在前面，如果他在关系到全部文化的首要的和最高的方面落后了，他怎么能成为他终归应当成为的那种榜样呢？他又怎么能想象别人都在追随他的学说，而他却在别人眼前以自己生活中的每个行为同他的学说背道而驰呢？所以，学者……应当成为他的时代道德最好的人，他应当代表他的时代可能达到的道德发展的最高水平。”教师中本来就有许多学者，况且学者型教师应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所以，费希特的话完全可以做为对教师的要求。
教师要具有引导力。一切事物必须有引导的力量才能推动。引导人类进步，把天下人心导向高尚领域，这是教师不容推卸的责任，也是教师应具有的能力。作为人类的向导，教师就要了解历史发展规律和人类的发展方向，要对现实有清醒的认识，具有极敏锐的观察力与洞察力，要对未来的发展有所预见。“每一时代的道德进步都必须有少数的、具有超越时代的思想和行为的人作为先导，道德的进步在于道德的超越性，这种超越必须反映出道德的理想。然而，理想并不是空想，先驱们的思想和行为必须既是对现实的反映，又代表历史发展的规律和进步的方向。这样，他们的超越才能被社会上大多数人所接受，才会导致巨大的道德变革。”（注：[英]罗素：《伦理学和政治学中的人类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7月。）教师应成为道德的超越者， 做道德进步的先驱，以此引导人类走向理想境地。这应该是对在新世纪从事教师职业者的最基本要求，同时也是最高要求。
师范教育是产出教师的行业，师范生是正在生产中的产品，是未来的教师。他们能否在未来的事业中承担起上述的责任并完成使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职前所受的教育。本文意在指出传统、现实、未来与伦理、教育之间的关系，而道德是它们之间有机联系的纽带。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人类的道德，因为它关系到人类的命运。但更重要的是，必须让师范生在各门课程的学习中感受到这一切，从而获得道德知识、树立道德理想、坚定道德信念、增强道德勇气，然后躬行实践。只有如此，当师范生正式成为教师之后，才能在教育实践中做到知行合一，完成其身负的提高中华民族整体素质的责任。这就好比我们对黄河、长江两条母亲河的保护一样，欲使其清纯而又能造福于人类，必须从治理她们的源头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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