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视角下的中国经济转型：模式、机制与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视角论文,机制论文,模式论文,经济转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当今世界，大约有30个国家处于经济转型之中，转型的过程影响着大约17亿人的生活，除了中国和俄罗斯之外，还有东北欧区域的8个国家以及曾同中国经济体制相类似的越南、古巴等国家。经济转型的全面转变给人们带了根本性的变化，它应该是当代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按照著名经济学家科尔奈的观点，转型应该具有广泛的内涵。它应该包括许多方面，甚至是一些较小的转型，转型不仅包括经济转型，还包括生活方式、文化的转型，以及政治、法律制度的转型等多个层面。同时考察转型应该用多维度进行考察，而经济转型是一个重要的考察维度。而本文所要考察的主要是经济方面的转型。所谓经济转型一般是指从传统的社会主义下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为配置资源的主要方式转向以市场为主要配置资源的市场经济的过渡。
一、“二分法”的经济转型模式
在对原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一般把经济转型的模式划分为激进式和渐进式两种：前者也是华盛顿共识所倡导的，即采用“休克疗法”或“大爆炸”的方法迅速实现私有化和价格的自由化，这种方式主要以俄罗斯联邦为代表；后者是被经济学界推崇为渐进主义的模式，采取逐步的方式向市场经济转型，这种方式以中国的经济转型为代表。这种“二分法”的经济转型模式，从表面来看，是从转型的速度上来进行划分的，但其背后却有很强的经济理论基础。激进式模式的理论基础就是曾经风靡全球的“华盛顿共识”，而渐进式模式的理论基础则是渐进—制度的观点。
（一）“华盛顿共识”与激进式模式
“华盛顿共识”是以华盛顿为组织总部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拉丁美洲经济滑坡这样的背景下形成的。国际经济研究中心在1986年出版了《迈向新增长的拉丁美洲经济》一书中总结了“华盛顿共识”的一些内容，此后这些国际金融机构和美国的政府高官向许多发展中国家及经济转轨国家硬性推出的一套经济改革政策。
“华盛顿共识”是一个深刻影响过去十几年的世界形势，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经济改革的重要术语。1989年担任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是这个术语的始作俑者。他把当时大多数主流经济学家的认同的观点和信念记录下来，归纳为10个方面的政策工具。后来这些政策建议得到美国财政部和华尔街的大力支持，在20世纪80年代末首先在拉丁美洲推广开来，并被当作每个国家想有效推动经济发展的国家应该采取的政策良方。共识具体包括十项内容：财政政策控制；公共开支面向教育、健康和基础设施；税收改革（扩大课税基础和削减遍及税）；利率切实做到由市场决定；竞争汇率贸易自由化（用低的、统一关税取代数量限制）；开放外国直接投资；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放松管制（取消除被证明为攸关安全、环境和消费者权益保护以外的一切阻碍和限制竞争的制度）；立法保护私有财产，其核心内容是三位一体的私有化、自由化与稳定化。就是在“华盛顿共识”的感召下俄罗斯采取了“休克疗法”。然而这种经济转型方式，不仅摧毁了前苏联原有的经济基础和经济结构，还形成一种扭曲而畸形的经济社会形态。鉴于此，现在国际上一个普遍的观点认为“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华盛顿共识”，没有给出解决经济转型的明确答案。它既不是成功增长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尽管它的政策建议在特定国家的特定时期曾是有意义的，但在后社会主义国家尤其以俄罗斯为代表的经济转型令人失望的表现，使经济学家对“华盛顿共识”进行了深刻的反思。由此以斯蒂格利茨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又推出的“后华盛顿共识”其实是对“华盛顿共识”的修正和发展。它强调与发展相关的制度因素和支持该制度的道德环境，认为发展不仅是经济增长，而且是社会的全面改造，以往的发展理念实质上混淆了手段和目的。因此，“后华盛顿共识”不仅关注增长，还关注贫困、收入分配、环境可持续性等问题。它还从市场的信息不充分和竞争的不完全性出发，指出由于市场失灵是一种常态，市场力量不能自动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因此承认政府在促进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所以国家干预必然会存在，进而指出“转型可以被看作是对政府和市场之间完美合作的持续性寻求（其实永无止境）”。
（二）渐进式模式与“北京共识”
中国是渐进式模式的典型代表，这种模式的理论基础是经济学界的渐进—制度的观点。在转型之初仅有少数的人支持这个观点，但随着经济转型的演进，这个观点得到了越来越多经验证据的支持。它特别强调中国转型的成功经验，中国没有遵循“华盛顿共识”的任何建议，因而对其提出了挑战。
雷默所提出的“北京共识”的大致内容是：从策略上，私有化和自由贸易等思想，要通过极其慎重的途径来完成；其定义是：坚决进行革新和试验；积极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以及不断精心积累具有不对称力量的工具；其目标是：在保持独立的同时实现增长。对于中国如何组织这样一个庞大的发展中国家，有三个定理：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试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循序渐进、积聚能量。其中，创新和试验是“北京共识”的灵魂，强调解决问题应因事而异，灵活应对，不求统一标准(Joshua Cooper Ramo,2004)。中国的成功是必然还是偶然？雷默对中国成功经验的归纳是否全面到位？“北京共识”是否可以移植？这些问题都需要冷静地思考。我们认为，雷默对于“中国经验”的概括未必准确而且也不够全面，其“北京共识”主要侧重政治外交上的说辞，同时忽略了经济中所存在的严重失衡问题，因而也不会得到人们的广泛认可。但是，他所创立的“北京共识”术语却有很大的可能存续下来，并被不断地被热烈讨论，日益成熟和完善，成为全球既不认同计划经济，又不接受“华盛顿共识”的第三条道路的有效模式。
二、经济转型的理论争鸣
经济学家还没有准备好面对转型的任务，人们有关转型的知识和对转型的理解相当有限，并且大部分是“事后诸葛亮”（罗兰，2002）。随着转型过程的深入，渐多的渐进式模式支持者认为，中国渐进式转型是正确的选择，而俄罗斯等国的激进式模式则是犯了市场原教旨主义的错误；激进式模式的支持者认为，中国采取的渐进改革虽然短期内增长比较快，但从长期来看可能会发生很多问题，而俄罗斯等国家采取彻底的自由化道路，现在虽然付出了暂时的巨大代价，但是从长远看，未来会大大受益。由此激发了人们对转型经济学基本理论的深刻反思。下面我们主要回顾了转型模式争论的四种理论：
（一）从国家的经济组织结构的角度来分析经济转型。以著名经济学家钱颖一等(1993)为代表，他们把中国转型的成功总结为传统体制的一种以区域原则为基础，多层次、多地区的“块块”结构（即“M型”经济），这样的组织结构为改革试验提供了更多的灵活性。虽然政府层级内部行政机构的相互联系是垂直的，但地区之间的相互联系却是水平的、市场取向的，这种结构可以弱化行政控制，强化市场活动。同时财政与金融的分权使各级地方政府地区有了更大的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它们就可以利用所拥有的关于本地区的信息优势，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探索出一条适合本地区情况的路子并进行各种创新实验，进而导致各级地方政府会相互竞争和相互模仿，从而使中国走上了自发的市场化之路。
（二）从经济政策或发展战略的角度来解释经济转型。经济学家林毅夫(1994，2003)等认为经济转型的核心是经济发展战略的转轨。改革以前中国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在于推行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而改革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关键是改革三位一体的传统经济体制，使中国的资源比较优势能发挥出来。同时认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能利用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来加速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发展战略：如果政府的政策诱导企业在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充分利用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那么，后发优势就能够充分发挥，要素禀赋结构能够得到快速的提升，小步快跑的方式进行产业和技术升级，而使经济取得持续快速增长；同时改革成功的一个重要保证是采取了一条相对具有帕累托改进的渐进式改革道路。
（三）从演进主义的理论角度论证渐进改革成功的必然性，这涉及对传统计划体制的批判和市场体制生成方式的理解。麦克米伦和诺顿继承了哈耶克的观点。认为在计划经济下之所以缺乏效率是因为中央计划者不能解决必要的信息问题。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中，根据一个预定的时间表进行一揽子改革时，设计人和执行人同样面临信息不足的难题。彼德·蒙勒认为，演进经济学和保守的政治哲学都为渐进改革提供了支持。假定人类理性有限和人类具有干中学的本领，那么一切制度的生成都只能是基于演进的理性主义而不是激进改革那样的建构理性主义。激进式模式把社会看成是一种资源配置手段，因此它设计了一个理想的配置体制并希望将其一步到位；而渐进改革观则把社会看成是一种信息加工手段，认为社会的信息量有一个累积过程，任何改革方案最初都是以旧体制下获得的信息为基础的。所以可以避免或减少信息和组织资源的突然破坏，降低改革的信息成本和组织成本，因而是可行的(Murrell,1990,1991,1992)。青木昌彦等人则认为，经济体制是一个复杂的进化系统，其内部具有自我强化的机制，不同制度之间存在着互补性，互补性越强，改革的成本越高。同时进行大规模经济改革时候，即使总的方向已经确定，改革的结果和过程也会有很大不确定性，制度发展过程中还必然会产生出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团，给体制改革的推进带来政治上的困难。因此，渐进式改革方式更为可取。
（四）从宪政改革的角度来论证经济转型。以著名经济学家萨克斯、胡永泰、杨小凯(2000)为代表，他们通过理论和证据对支持中国渐进型改革的观点进行了严密和全面的批判。他们认为中国在缺乏宪政秩序的条件下进行的改革以及所实行的财政分权制度严重破坏了经济赖以发展的规模经济和专业化分工，因而是没有效率的。他们认为中国当前的成功存在高估的嫌疑，已有的成功主要归功于它落后的起始发展水平和模仿新的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模式的新机遇和空间，中国的不同的政府机构及地方政府之间在经济上有相当激烈的竞争。这种制度的特征是制度化的国家机会主义和腐败，经济发展仍然是特权阶层既得利益者所拥有。他们还认为中国的成功只是一个例外，而且这种成功是有限的。由于改革先易后难，经济发展中的后起者往往有更多空间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用技术模仿来代替制度模仿。因为制度改革比模仿技术更痛苦，更触痛既得利益，更多模仿技术的空间反而使制度改革被延缓。这种用技术模仿代替制度模仿的策略，短期效果不差，但长期代价极高，当这种方式的模仿空间殆尽时，最终会因矛盾的积聚和爆发而最终失败。他们用了大量的事实说明缺乏宪政的经济转型最后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真正要利用后发优势应该提倡“制度兴国”、“民主宪政兴国”。同时，他们也对俄罗斯的经济转型给予了很大的关注，他们认为经济体制各组成部分之间存在着有机联系，且市场经济运行基础是产权私有化和价格自由化，所以改革只能是以私有化和自由化为核心的激进方式进行，任何局部或渐进的改革都难以行得通。但宪政秩序的转轨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俄罗斯作为宪政规则转轨和市场取向改革同步进行的，尽管在短期内受到了很大的损失，但因其政治制度已过渡到宪政制度，因而解决了长期发展的前提条件和保证。
综上所述，由于当前世界上转型国家的经济转型还都尚在进行中，所以这两种转型模式孰优孰劣，严格来说当前还不能轻率地得出结论，毕竟转型是一个艰难而长期的过程。比较两种转型方式，一般可以得出，俄罗斯的激进式经济转型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内所遭受的经济损失比中国大得多、所忍受的痛苦也大得多。但经历了10年的艰难转型后，目前已逐步出现了经济较快发展的势头，这表明“华盛顿共识”所倡导的“休克疗法”似乎有一定的合理之处。而渐进式转型是随时间收益递减而成本递增，即收益一开始累积性增加，并把转型成本分摊在一个更长的时段里，进而增强公众对改革的承受能力和支持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渐进式改革的风险在不断地累积，潜伏的问题诸如金融改革、贫富差距、社会矛盾等也日益突出。由此我们必须要分析近三十年来中国经济转型的演进机制和未来的战略选择。
三、中国经济转型的演进机制
中国经济经历了28年来的快速发展，国家 GDP总量由1978年的3624.1亿元增至2006年的209407亿元，经济总量已经位于世界的第四位，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业绩。但这里似乎存在一个经济转型的“悖论”，一个方面，中国既没有好的产权保护和完善的法治化建设，也没有好的金融体系和商业环境；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已经获得了迅速的发展。我们在渐进式经济转型的框架下从以下6个依次递进而又相互依存的条件来解释这种经济转型的演进机制，同时也为这个转型的“悖论”提供一个合理的解释。
第一，国家领导人和政府是务实主义者，能够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与时俱进。
在经过十年的文革后，人们迫切需要进行改革，而此时当权的中央领导的务实作风和敏锐的开拓思想使改革得以持续进行。邓小平说过，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应当说每一次的思想解放，就把改革推上一个新的台阶，这与领导人的所倡导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分不开的。中国的经济转型的步伐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因素是政治上的可行性。政治上的可行性影响到经济改革的总体方向和特定领域和特定时间的特定步骤。因为如果国家领导人和政府在某些经济政策没有放开和默许的情况下，企业是不能随意超越的，否则就可能受到政治上的惩罚。所以中国经济的每一步，都是政府导向的。
第二，改革开放得到了全体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形成了“发展是硬道理”的强大共识。
在经济转型过程中除了实物资本、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之外，还有组织和社会资本对成功转型也很重要。这种资本包括各种形式的社会资本和组织资本以及价值观的形成、调节交易和解决争端的各种制度和关系等。转型的过程是对这种资本的破坏和摧毁，当新的这种资本没有建立起来，就会使社会失去正常运转所必需的制度基础和道德准则。所以转型必须与一国的传统文化相适应，转型的速度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技术变革所要求的价值观及其准则的重建的快慢（斯蒂格利茨，1998）。强大共识的形成不仅是实现政治和社会稳定，而且有利于改变人民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而这种状况的改变会影响到人民的自主参与性。而中国的经济转型是在特殊的境况下人民迫切需求的结果，中国政府也顺应了这一趋势，把经济发展作为核心的任务，在此条件下大大增强了人民参与改革的热情与动力，这也大大增加了成功发展的可能性。
第三，改革是在政权稳固和宏观经济稳定的条件下取得的。
中国的经济转型不是以革命的方式进行的，而是在执政党和政府领导下稳步进行的。特别是在改革的初期阶段我国采取了经济改革优先于政治改革的，从而能够避免较大的社会震动。经济转型必然会引起原先社会结构的变化，产生了显著的社会分化现象，同时也引发了文化和价值观的分化，而社会分化会在结果上必然表现为利益分化，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一定的社会冲突。正如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分析中所指出的，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潜藏着滋生动乱的契机(Samuel P.Huntington,1968)。就是说在实现了现代化的情况下，社会会趋向稳定，而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却隐含着各种诱发社会不安定的因素，从而容易引发社会的不稳定。国际经验表明，社会稳定是经济保持稳定快速增长和顺利推进改革的基本前提条件。如果没有社会稳定，整个社会处于动荡之中，没有一个新规则来约束，那么就必定会使整个社会陷入混乱。这可能会导致改革和发展进程的中断及已有成果的丧失、综合国力的削弱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下降，甚至可能引发其他一系列极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一般说来，一个国家的经济总量越大、人口越多、社会关系越复杂，那么，由社会动荡所造成的代价也就越大。俄罗斯的90年代的经济转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迄今为止，转型时期中国保证了一个稳定的经济发展环境，在对外交往上我们国家一直奉行“和平外交、睦邻友好”的政策，使我们国家有了一个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央及各级地方政府官员的任免也基本实现了程序化，在“稳定压倒一切”的共识下，经济转型也相应在顺利地进行。
第四，拥有强大的国家政府，是转型成功的一个重要的保证。
固然政府对经济管制过多，会产生很多的负面影响。但在转型的过程中，面临着很多的不确定性因素，很多的制度基础设施没有建立起来，在这个时候政府应该在某些领域发挥其应有的经济职能。例如：政府对外汇的管制和对国有银行部门的隐性担保，在很大程度上防止了金融危机发生的可能性，使经济改革能够得以稳定的进行。
第五，中央与地方政府的经济分权和政治集权则是其发展的重要动力源泉。
中国的经济转型是采取了渐进的方式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其背后的推动力与政府的分权体制和集权的官僚体制是密切相关的。开始于1979年的市场化和对外开放与政府的分权化（包括中央向地方的分权和政府向企业的分权）形成了改革的三个主题。在这一过程中，由于财政与金融的分权和官僚体制即垂直控制的行政管理系统，充分地调动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因此他们为发展本地区经济能够积极为本地区的非国有部门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政治和经济环境，并为对外开放、农业改革和价格的双轨制顺利进行提供了一个动力源泉。
第六，我国拥有大量高质量的人力资本，以及海外华侨。
中国经济转型的成功还取决于中国充足的人力资本。仅从数字来看，中学在校生的数量从 1990年的5000万上升到2003年的9800万，大学生的数量从1978年的不到100万上升到2003年的1100万，相对充足的人力资本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最为可贵的财富。当然人力资本也不仅仅从教育的年限来理解。中国在数千年的历史中一直有很高的人力资本。例如中国具有产生世界科学家和工程师的能力，是建立在一千前就开始重视教育的传统之上。中国的企业家精神在1949年以前和1978年以后已经在东南亚、香港、台湾和中国内地得到证实。同时中国有大量企业界和学术界的华侨，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也起到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四、结束语：中国经济转型的展望
总结经济转型的教训和缺陷是很重要，这有助于发现问题的症结，并加以纠正。中国以往采取的经济转型模式是一种代价低廉的转型，这种模式的特点是比较容易实施、牺牲较少、受到较少抵制（科尔奈，2005）。其缺陷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投资效率的低下与金融风险的累积（吴敬琏，2003）。这个问题是很严重的，它的产生与政府行为是息息相关；第二，社会公正和腐败问题严重。随着改革的推进，许多社会问题没有得到缓解，特别是那些在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中的利益受损者。例如下岗工人、农民、低收入者等，据2002年末的一项调查研究显示，全国城镇居民对生活不满者约有1-2亿人，占全国城镇总人口比例的22%-45%，非常不满意者3200-3600万人，其比例在7%-8%。显然社会分配不公问题变成了人民关注的重要问题。导致社会不公的原因之一就是腐败问题严重。特别是在改革的过程中由于很多制度的缺失，许多有权力背景的人利用这一机会，大肆掠夺国有资产和侵犯群众利益。第三，贫富差距逐渐增大。80年代中期后，随着改革从农村逐渐转向城市，人民的收入差距也逐渐大起来，应当说收入差距的扩大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由于改革导致的分配不公和腐败问题大大侵袭了大多数人的利益。最近王小鲁 (2007)对2005-2006年的全国几十个城市和县的两千多名不同收入阶层的居民进行了家庭收支调查，研究显示目前城镇最高与最低收入10%家庭间的人均收入差距约31倍，而不是统计显示的9倍；城乡合计，全国最高与最低收入10%家庭间的人均收入差距约55倍，而不是按统计数据推算的21倍；中国实际收入差距要远大于统计显示的水平。目前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原因，主要不在于市场化，而在于制度不健全所导致的腐败和灰色收入。由此可见，现在的社会公正和贫富差距问题已经相当严重，这已给中国的进一步的改革带来了很大的困难，现在中央政府已开始着手解决这些问题。
中国的经济转型是一种不作理论和意识形态争论并以一种务实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稳步进行的。但随着转型的时间推移，愈来愈多的问题和矛盾被积累起来，并阻碍了经济转型的进一步深入。转型是一个系统工程，它包括经济、政治、法治和社会等许多子系统，因而需要各个系统能够存在一定的互补性和协调性。在转型的过程中，为了保持社会的稳定，采取了经济改革优先于政治改革的策略，然而随着经济改革的推进必然会引起社会的政治、法治、文化等上层建筑与之发生变化。因为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不适应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必然会阻碍经济的改革，因此加快包括政府在内的法治转型、政治转型等，就成为一个必不可少的和迫切的问题。
现代市场经济不同于传统市场经济的关键是前者作为一种体制的根本游戏规则是基于法治的规则。法治通过约束政府和约束经济人行为两个方面的经济作用为现代市场经济提供制度保障，它的核心是确定政府与经济人之间保持距离型关系，从而建立一个有限和有效的政府，以利于经济的发展（钱颖一，2000）。可见实现法治是发展健康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保证。从长期来看，只推动经济转型，社会将陷于不利的政治环境。同时实行法治转型也依赖于政治转型，如果政治不实行转型，法治化最终是不可能出现的（科尔奈，2005）。
中国的转型有成功的主要方面但积聚的问题和矛盾也日益严重，应当说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我们没有选择，就应勇敢地向前走，走向一个“以法治建设为先导、政治文明为目标的市场经济”道路，这也是建立一个好的市场经济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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