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东西方文化价值观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西方论文,价值观念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跨文化性即两种文化相遇所具有的特殊性。由这个特殊性引起的交际活动短路现象十分普遍：热心扶上了年纪的外国人过马路遭到谢绝；提前到外国朋友家赴约却引起主人的不快（东方人的诧异）；同性朋友手挽手走在街头会引来外国人异样的目光；一位外国人在火车到站整整一小时前就被乘务员叫醒说：“You can wash your face.”彼此都认为对方的行为令人费解，甚至不可思议。这些现象说明，造成文化隔离的远非仅是语言上的问题，还有不少是概念上的问题。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进行交际，不可避免地会发生这些文化碰撞，要有效地消除误解与磨擦，需要深入分析潜藏在这些行为背后的那些看不见的力量——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念。
胡文仲教授（1992）在提出跨文化交际的六点不足时指出：“价值观念研究的第一手材料数量不大，且缺乏系统性。”张后尘教授（1999）又指出：“近来在我国跨文化交际研究中，价值观念，认知行为，思维模式等方面的研究还比较薄弱。”本文将从四个方面对价值观念进行探讨——价值观念的定义、价值观念的形成、价值观念对比尺度、东西方价值观念对比与分析。其中重点对东西方文化价值观念四个方面的差异进行较深入的分析和系统的概括。
二、价值观念的定义
文化群落只有在其成员遵循着可以预测的行为模式时才能得以保存。同一个文化群落中，人们的衣、食、住、工作、娱乐以及社会交往都是可以预测的，并且平常得让人往往忽略其存在。这些可以预测的行为模式建立在被称为“价值观”的心理活动之上。价值观是人们对好与坏、美与丑、值与不值、干净与肮脏、正确与错误、善良与残酷、公正与不公正、得体与不得体所进行判断的标准。尽管它对于文化行为的控制起十分重要的作用，却不能被看到，听到或者体验到；尽管它所引起的结果——人的行为很容易被观察到，但对它本身却无法进行直接的调查。价值观寓于人的思想之中，是控制行为选择的心理活动，是人们对周围的世界进行思考并使自己与之适应的活动（Lustig，1988）。
价值是文化的核心。文化差异是在价值观念基础上形成的，在某种意义上，一个社会的价值观念为人们的思想、行为提供了一套基本准则，提供了一套被广泛认可的关于什么是“正确”与“可取”的行为方式标准。价值与交际行为的关系是纲与目、深层与表层的关系，交际行为各个层面的文化差异往往都可以在价值观念层面找到解释（胡文仲、高一虹，1997）。价值与文化又不可分割地紧密相连，彼此都只能在对方那里得到解释。
三、价值观念的形成
文化群落中价值观念的产生、形成和发展主要是因为两种影响文化的力量的作用，即：环境适应（environmental adaptions ）和历史因素（historical factors）。环境适应是指一个社会群落为了生存去适应外界的各种约束的行为，如：严酷天气的约束，对某种食物、某些原材料的可获性与不可获性的约束，预期寿命、人口出生率之类的生物力量的约束。这些外界约束直接影响这个社会群落的生存能力。历史因素则指某个社会群落中的战争、传统习惯、经济发展、以往的经历、法案、对个人的权力分配等影响价值观念形成的历史事件，这些历史事件构成了这一群体的心理活动的一部分。
为举例说明这两种力量对价值观念形成所产生的影响， Singer （1987）描写了19世纪末人口、宗教、自然资源、预期寿命等对爱尔兰和印度两个国家的某些社会价值观的形成产生的影响。当时的爱尔兰人口相对于可获得的食物而言已经过剩，食物短缺严重，迫切需要控制人口增长，但爱尔兰人大多数是天主教教徒，无法接受人工控制出生率的方法。鉴于价值观对生育控制所起的消极作用，面临人口过多、食物缺乏等众多问题，一个新的文化价值观念悄然形成：妇女不应该在30岁之前结婚。晚婚晚育使人口增长率得以下降。
大约相同时期，印度面临严峻的经济形势，但当时的人均预期寿命只有28岁，几乎一半的小孩5岁前夭折。基于这一现实， 一个新的文化价值观念逐渐形成了：印度妇女十二三岁时结婚更好。这样一来，印度民族生存下来的可能性就增加了。
Singer认为，这些激进的文化适应行为都是无意识的。这些社会在面临使自己适应环境的需要时，如不成功，就会遭来灭绝的可能。
另外，价值观念的形成也深受各民族的圣贤、哲人的思想及其著述，以及早期的宗教活动的影响。如西方社会的价值观就深受《圣经》的影响。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都宣扬对上帝的爱高于一切，甚至包括亲情，这种对上帝的崇拜就产生了至今对西方社会仍有很大影响的价值观念：“天职”概念。现在西方流行的一些价值观如为知识而知识，为美而美，为昌隆而昌隆等，都是由“天职”概念演变而来的。中国古代圣贤如孔子、孟子、荀子、庄子的思想及其儒家学说、道家学说、易经哲学等对当代中国乃至整个东方世界的价值观形成都有着重要的影响。
一个社会群落的基本价值观念一旦形成，就会牢牢扎根于人们的心中，坚若磐石，挥之不去，而且代代相传。
四、价值观念对比尺度
由于文化价值观念在许多方面以各种方式存在着差异，因此，对其差异的描述必须分类进行。Rokeach（1968，1971，1973，1975， 1979）通过大量的研究，提出把价值观念分为两大类， 即： 手段性价值观（instrumental values）与目的性价值观（terminal values）。手段性价值观包括诚实、爱、服从、有雄心、独立。手段性价值观又能进一步划分为道德价值观（moralvalues ）和能力价值观（competencevalues）。道德价值观与人际关系密切相关，如：性情欢快、乐于助人、富有爱心、诚实待人。能力价值观与人的个性有关，它包括有理想抱负，想象能力强，逻辑推理能力强以及自制力强。关于生存的最终目标的价值观被称为目的性价值观，包括赢得自由，生活舒适，世界太平，真挚的友谊。它又能细分为社会目的价值观，如争取世界和平、得到社会承认、真挚友谊，以及个人目的性价值观，如自由、幸福，灵魂得到超度。
荷兰学者霍福斯泰德（Geert Hofstede,1980）对来自40 个国家和地区的116000份调查表格进行统计分析，分离出了跨文化价值观念对比的四个尺度，这四个尺度后来被证明不仅适用于与工作相关的价值观对比，也普遍适用于文化价值观念的对比，它为行为模式与心理研究提供了很有参考价值的理论框架，为文化对比研究做出了有意义的贡献。霍氏的四个尺度是：权力分配的不同差距、风险回避的不同程度、个体化与群体化、男性化与女性化。
权力差距小的社会希望缩小社会或阶级不平等现象，减少等级制的组织机构。权力差距大的社会追求社会秩序的稳定，人人都希望在稳定的社会中找到一席受到保护的、合法的位置。
在遭到不明确情况的威胁时，愿意承担风险程度高的社会希望减少各种规定，能够接受不同意见，愿意冒险，能容忍预期行为出现偏差。反之，愿意承担风险程度低的社会表现出内心极度的焦虑，从而产生一定要努力工作的心理，希望制定各种规章制度，希望对所要达到的目的取得一致意见，渴望确定性和安全性。
“个体化与群体化”指一个社会对自己或对集体的依赖程度。在信仰个人主义、追求个人价值至上的社会里，人们努力体现个性化的自我，喜欢标新立异，独辟蹊径，以个人奋斗，自我肯定，独立自治，自我意识（“I”consciousness），为理想，强调个人隐私需求。群体化的社会则要求其成员符合群体要求，提倡相互帮助和对集体履行自己的责任，愿意以自己对集体的忠诚来换取集体对个人的关怀与照顾，强调对组织的归宿感，提倡“我们”意识（"we"consciousness）。
具有男性化取向的社会追求业绩、成就、抱负、对物质财富的获取以及虚饰的男子气概。具有女性化取向的社会追求生活质量、服务他人、两性平等、敬老爱幼、同情世运不济者。
中国学者贾玉新（1997）在《跨文化交际学》一书中提出了对比中国与西方文化价值观的六个尺度：1. 天人合一与天人相分（Onenessvs Dividedness Between Man and Nature）；2.群体取向与个人主义取向（Group vs Individualism Orientation）；3.求变与求稳（TheSeeking of Change vs the Seeking of stability）；4.做人与做事（Being vs Doing ）； 5.性本善与性本恶（Innately Good
vsInnately Evil ）； 6.时间取向：过去取向与未来取向（Past
vsFuture Orientation）。贾玉新提出的价值观对比的六个方面都与中国与西方的跨文化交际密切相关。
胡文仲、高一虹从四方面对中国与西方英语国家在文化价值观方面的差异进行了对比：1.个人与集体：“个人主义”的褒与贬；2.人与外部世界：“一”与“多”；3.思维方式：整体与分析；4.知识与价值：真与善。
根据Rokeach 的手段性价值观与目的性价值观的两类分法， 根据Hofstede对40个国家和地区四个方面的价值观的问卷调查结果以及贾玉新、胡文仲、高一虹等对中国与西方英语国家价值观差异所做的大量研究，我们可以看出，东方与西方的文化价值观在以下四个方面的差异最为悬殊，即：1.权力分配的不同差距；2.个体化与群体化；3.人与自然的和谐与对立；4.思维方式的综合与分析。
五、东西方价值观念对比与分析
（一）权力分配的不同差距
Hofstede的调查结果显示，在权力差距项下菲律宾、印度、香港、新加坡、日本排名最前，排名在后的是奥地利、丹麦、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美国。这充分说明东西方对社会阶级和权力分配不平等现象的不同态度。西方人尊重个人权力，向往自由（freedom）， 崇尚平等（equality），他们心目中理想的社会是一个任何人，无论出身贵贱，都能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从头开始的社会，也就是许多西方人心中的“美国梦”。按照Rokeach 目的性价值观的划分， equality 与freedom是他们生存的最终目标。 这一“平等”观念体现在行为模式中常表现为对陌生人甚至是家人的过份客气和礼貌，如对任何服务都要说声“谢谢”，作完报告也要说声“谢谢”，对待家庭成员甚至是晚辈也是“谢谢”挂在嘴边，连打个喷嚏也要说声“对不起”。
东方人相对而言更加维护等级制度，顺从权威，尊重长辈，强调做事情要符合自己的身份。汉语中很多复合词的排列顺序就充分展示了中国人的“尊卑”观念。如：天地、日月、国家、君臣、父子、兄弟、长幼、男女、老少、夫妇、官兵、干群、师生等。这种“尊卑”观很可能深受中国古代的祖先崇拜和社稷崇拜的影响。为了追求社会秩序的稳定和社会关系的和谐，人们可以抑制自己对自由的向往，循规蹈矩，可以说这种对安定团结，良好的秩序，信谊和睦的追求，也深受孔子的“大同世界”思想之影响。
日本学者（Roichi Okabe 1983 ）在对比日本与美国的价值观念差异时，将日本描写为“竖”的，将美国描写为“横”的，意思是一个较强调等级制，另一个更强调地位平等。他认为：在日本这样一个竖的社会里，一个人的出身、家庭背景和社会地位比他日后的成就与发展更为重要。也就是说“What he is”比“What he does”重要。东方人在初次相识时常“寒暄”的一个问话是：“What are your parents？ ”——你父母是干什么的，可见人们急于了解这个人时往往先了解其家庭背景。相反，美国人心目中的英雄都是“doers ”——people who getthe job done。英语中不少表达法都说明“do”是美国人的首要活动，如：
——How are you doing？
——I'm doing fine.人们往往通过一个人所“做”的事情来鉴别他的价值与身分（identification），也就是说，人们了解你是谁，不只是通过你的名字，更多是通过你能做的事情， “Youare, insignificant measure,what you can do”。
（二）个体化与集体化
东西方在这一方面的价值观念差异性最突出。有一种很流行的看法是：个人价值至上是整个西方文化的特点，社团价值至上是整个东方文化的特点。从高一虹1988年和1991年对中国被试和英语被试所做的语义分析测验中也可以看出东西方人对“individualism ”理解和评价的明显差异：中国被试总体视之为贬义词，把“individualism ”看成是以个人利益为中心，是自私自利的代名词，是无父无君无友的忤逆，而英语被试则视之为褒义词，把个人主义当作一种美德，一种积极的处世哲学。
西方的个人价值至上文化也被描写为“我”文化，这种对“自我”的强调、对个人主义的崇拜可以从英语中大量的以ego或self 组成的词组中体现出来，如：egoanalysis,egocentric, ego ideal, egoism,egoist, egopsychology;self—control,self—confidence,self—dependence, self—esteem, self— made,self—reliance,self— respect等等。实际上，美国总统林肯之所以成为美国人崇拜的偶像就是因为他是一位靠自己奋斗成功的人（aself—made man）。 在西方谚语中， 也有不少表现个人进取、个人力量、 个人意志与命运抗争等的语句， 如：God helps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You
have toblow your own horn.He travels the fastest who travels alone.Where there is a will,there is a way.这些谚语中都体现了尼采的“强者哲学”、“超人哲学”——在意志上、力量上超群出众。
西方个人价值至上论可以追溯到个人自由主义哲学（朱维芳， 1997 Sarah Trenholm）。 它的理论基础是人群中的每个人都是理性的，有能力作出理性的选择，每个人都应该对自己负责。因此，他们放任个性，自由发展，自我实现，自我肯定，强调个人的智力、能力与性格，强调外在的、个人的、功利的东西，认为社会要服从个人，个人的利益高于社会的利益，他们不怕发表相反的意见，以标新立异为荣，努力体现个性化的自我。美国电影塑造的英雄人物James Bond长期以来深受美国人的喜爱，也正是因为他是“个人主义”的典型代表。
社团价值至上文化也称“我们”文化，或“无我文化”（I —less culture）。它是东方文化，特别是儒教文化特点，儒教极力推崇社会的有序与和谐。佛教教条往往把个人看成是整个宇宙的一部分，认为“我”就是“我们”。孟子把道德、善作为人的真实的本质，这意味着个人利益服从于社会利益，甚至可以牺牲个人自由来保障社会的利益。群体取向使东方人性格内向、含蓄，不愿人注目，因为“The nail that sticks up is hit”“Birds that come forward will be shot first”。人们不愿发表不同意见，维护融洽、避免分歧，凡做事前，先要考虑别人会怎么看、怎么说。日本人最怕被单独提出表扬或批评，因为这会使他们感到没能与集体和谐地融洽。中国人的“不”字经常被“研究研究”、“考虑考虑”的词语来替代，有时“是”也能表达“不是”的意思。东西方人的含蓄与直接从反意疑问句的回答中可以略见一斑：
——You have never met each other before,have you？ （你俩以前没见过吧？）
——No.（是的）
从东西方人的交际风格中也能看出各自所遵循的个人主义取向与集体主义取向。中国人为了建立和维护良好的人际关系，常使用尊人卑己的礼貌原则，他们称自己的家为“寒舍”，自己的字画为“拙笔”，自己的意见为“拙见”。西方人则当仁不让，自我“推销”：“好啦，你的招聘工作到此结束，我就是你要找的那个人。”“不雇佣我是你的损失。”
（三）人与自然的和谐与对立
东方人认为人与自然是“和谐”的关系，而西方人则认为人与自然是“对立”的关系。
西方人突出人与自然的抗争，把人与自然看成是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看成“主人与仆人”的关系。人们不断地应付自然的挑战，努力支配、改造自然。在经济和科技利益的驱动下，努力操纵自己的生态环境，这一取向带来的积极后果是荒地得到了开拓，科学技术改善了人们的生活，但消极的后果则是自然资源开采过度，筑堤拦坝导致洪水泛滥成灾。
受中国古代自然崇拜、天地崇拜的影响，东方人不思改变自然，而是努力“顺其自然”，通过改变自身去适应自然。道教将人与自然看成是“化”的关系，认为人只有回归自然、将自我融于自然之中，生命才有意义。因此，东方人突出人与自然的协调、浑然一体。东方人的建筑多木质结构，似乎也根源于这一观念，因为人们认为木和纸是不会把人与自然隔离开的，还能让人享受到日光与月光，与自然和谐得仿佛是从其中生长出来的一样。
（四）思维方式的综合与分析
人们在描述思维方式差异时习惯用对峙的两分法，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整体、直觉与分析、逻辑式思维
东方的思维方式为精神的、内向的、整体的、直觉的和主观的，西方的思维方式是物质的、外向的、分析的、逻辑的和客观的。东方人重整体和谐的思想主要来源于易经哲学，强调从多到一，强调统一；而西方重分析差异，由一到多进行分析。西方人采用焦点视的思维方式，东方人采用散点视的思维方式（王秉钦 1992）。 东方人习惯从整体到局部，由大到小考虑，而西方人则从局部到整体考虑，这一点从汉语与英语中地址和时间的表达顺序的差异上可以看出。
第二，绝对与相对
西方人倾向于绝对性，东方人倾向于相对性。在一个人人都把自己看成是独立平等的个体这样的社会中，任何思维方式都只能是普遍性的、绝对性的。地位平等适用于所有人，比如，“正确”与“谬误”的概念必须明白无误、恒定不变，不能考虑个别特殊情况。而在一个人人视自己为集体的一员的社会中，特定的关系就有可能高于普遍性原则，也就是说，标准不是绝对的，可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因人而异。东方的这一思维模式可以说是受了古代中国相对主义的典型人物庄子的思想的影响：“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
第三，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
西方人信奉现实主义，重视客观事实，一切以数据和事实为依据。东方人则信仰理想主义，重视主观看法。比如，日本人性喜内省而对事实细节不太有兴趣。Murry也曾指出，中国人往往以主观的、 善良的愿望看待事物，中国人的对话风格之一是按他人期望的、想要的而不是已实现的方式去回答，出于好心，他们给予满意而不一定准确的答复，把“what should be”说成是“what is”或“what soon will be”。
第四，准确性与模糊性
西方人重准确性（
precision），倾向于无情的思维逻辑（mindlike logic），东方人喜欢模糊性（ambiguity）， 倾向于柔软的感情逻辑（heartlike logic）。 这一取向根于东方人强烈的“面子观”；东方人视“直接”为不成熟的表现，是不给对方面子。Murry 曾有感于中国人话语中最常用的几个词：“也许”“大概”。这些词常弄得美国人很窘，不知所措。“Maybe I will come with you.”通常意味着“I'm coming.”“Perhaps it is too far for you to walk”，意思好像就是“There's no way I'll let you walk ”， 如果有什么事情“inconvenient”，那就是说“impossible”，没进行明确的声明就暗示着“也许”还有进一步磋商的余地。可以说，东方人的“面子观”是模糊性的根源。
六、结语
对价值观差异进行对比分析，有助于增强异文化交际中的差异意识和敏感性，帮助我们预测对方的交际行为，从而提高交际效率。有一点必须补充说明的是，差异不是绝对的，我们在注意到差异的同时还须防止过于简化或夸大差别，防止“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极端做法，还要防止把文化视为静止的偏向， 因为，随着“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加快，各民族间的交流日益密切， 不同民族人们的价值观念也在相互影响、渗透，出现了异文化的交融。许多东方人，特别是青年人已经能够变换视角来进行交际了。如，在受到赞扬时说声“谢谢”、“还行”之类的话。中国50年代就在“人定胜天”的口号中开始了对自然的改造， 而近年来西方人也开始寻求“回归自然”了。 东方人已能对individualism和带修饰语rugged/rampant的individualism进行区分，而西方人则开始了对东方“团队精神”的研究，并已运用到企业管理和集体性体育项目之中。当然，正如前面所提到的，一个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念一旦形成，就会牢牢扎根，不会轻易改变。总之，我们在了解价值观念差异的同时，还不能用静止的眼光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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