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敦煌学学术史研究：历史、现状与未来(笔谈)——6.廷栋旧藏敦煌写经入藏时间辨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敦煌论文,笔谈论文,史研究论文,现状论文,学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42-1943年，画家谢稚柳在敦煌实地调查道士王圆禄发现莫高窟藏经洞后的活动。他在1949年2月出版的调查报告《敦煌石室记》中说道：“王道士于是延城中士绅来观，士绅辈不知其可贵，谓此佛经流落于外，诚大造孽，辄嘱仍还置窟内。王道士颇机诈，思借之以贸利，私载经卷一箱至酒泉，献于安肃道道台满人廷栋。廷栋不省，以为此经卷其书法乃出己下，无足重。王道士颇丧沮，弃之而去。时嘉峪关税务司比国人某将回国，来谒廷栋。临行，廷栋出数卷赠之。”[1]从此以后，谢稚柳的说法在中国和日本被广泛引用。廷栋(1866-1918)一直被认为是第一个从王圆禄处获取第一批敦煌写经的中国官员，王圆禄向廷栋赠献写经一事也被认为是藏经洞文物流出之始。
但如果我们对藏经洞发现前后的历史背景略加研究的话，便会发现其中有破绽。这就需要我们将谢稚柳所记传说中的真实部分和虚假部分一点点区分开来。驻扎在肃州(酒泉)的安肃道台管辖敦煌县，在处理藏经洞发现事件过程中无疑曾扮演过十分重要的角色。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即藏经洞发现前后，安肃道台也确是一位满洲官员。廷栋确系满洲人，也确曾在清末担任过安肃道台，并从王圆禄手中接受过大量敦煌写本，构成总数近千卷的所谓“廷栋旧藏”。但问题是，藏经洞发现前后的满洲人安肃道台并非廷栋，而是和尔赓额(号允修)。和尔赓额系满洲镶白旗人，于1899年至1905年间任安肃道道台(《甘肃新通志》卷五十二《职官志·职官表》)。假如王圆禄在1900年藏经洞发现之初曾给安肃道道台赠送过敦煌经卷的话，那这位道台必定是和尔赓额，而不是廷栋。关于和尔赓额是否从王圆禄处获得过敦煌经卷，我们现在只能说有此可能，尚无法确证。但我们从以上基本史实已经可以肯定，关于廷栋旧藏的来源和入藏时间，以往成说不足为信，必须有他种解释。本文拟从廷栋生平入手，对廷栋旧藏的入藏时间问题重新加以探讨。
廷栋，号云浦，满洲镶黄旗人，1866年(同治五年)出生于北京。廷栋家世为显官，居住在北京顺成郡王府之西。廷栋的父亲裕仲仁曾于清同治年间宦游西北。廷栋四五岁时，曾于1870年随父亲到过甘肃省，住在安西直隶州、敦煌县一带，还到过莫高窟。不久后，廷栋返回北京生活。1885年，廷栋参加科举考试，由副榜(副贡)中举。此后，廷栋先在北京做小官，曾任直隶州州判。1892年，经吉林将军长顺调遣，廷栋转往吉林府任职。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期间，廷栋随长顺驻扎在辽阳前敌行营，负责城防和练军事宜。甲午战争后，廷栋因军功屡受嘉奖，于1896年归知州班，加四品衔。1896年，廷栋第一次觐见光绪皇帝。不久，又经奉天将军依克唐阿奏请，廷栋留奉天府任职。1902年内，廷栋两次觐见光绪皇帝。①1904年，廷栋补授锦州府知府(《奉天通志》卷一三五《职官志十四》)。这是廷栋在东北担任的最高官职。
1905年9月16日，光绪皇帝下旨：甘肃安肃道道台和尔赓额升任四川按察使，所遗安肃道道台一职由廷栋补授。②但是，由于锦州府距离甘肃省路途遥远，而且廷栋还须在北京进行省亲、陛见等活动，所以他实际到达甘肃的时间要迟至1906年下半年。在和尔赓额离任、廷栋尚未到任的这段空隙，暂由徐锡祺署任安肃道道台一职(《甘肃新通志》卷五十二《职官志·职官表》)。而就在这段时间里，兰州府知府崇俊于1906年5月替换徐锡祺，署任安肃道道台。当廷栋到达甘肃时，驻扎凉州(今武威市)的甘凉道道台一职尚空缺，于是陕甘总督升允命廷栋先署任甘凉道道台。
廷栋在1906年秋署理甘凉道道台前后，曾西行一次，重游安西、敦煌一带，并再访莫高窟。在廷栋遗作中，包括两首1906年在莫高窟写成的《千佛洞怀古》诗，其中第二首云：“玉门关外访禅林，树老山深云水深。古洞庄严多岁月，鸣沙有韵响雷音。画留北魏传神笔，经译初唐入道心。卅六年华重到此，莲台旧迹昔登临。”[2]这些诗句告诉我们，廷栋此次西游重访鸣沙山雷音寺石窟(即敦煌莫高窟)时，既欣赏了壁画(“画留北魏传神笔”)，又看到了藏经洞所出唐代经卷(“经译初唐入道心”)。当时藏经洞已经发现六年，写经、绢画等文物在甘肃官员士绅间流传很广。廷栋既然于1906年在莫高窟看到过敦煌唐经，我们推断他必定结识了当时主管藏经洞的王圆禄，也自然会从王圆禄手中得到一些写经。这应该是廷栋旧藏入藏之始。
1908年某时，廷栋离任署甘凉道道台一职，向西就任安肃道道台本任。廷栋是清朝最后一任安肃道道台，任内事迹很多。但就藏经洞和敦煌文物而言，廷栋在任内的最主要事迹，应该是奉命监督斯坦因、伯希和劫余敦煌文物东运北京一事。
伯希和于1909年在北京向罗振玉等中国学者展示敦煌写本，随后罗振玉建议清朝学部给护陕甘总督毛庆蕃拍发电报，请他将藏经洞剩余文物收购并解运北京。1909年10月5日，学部给毛庆蕃拍发了《行陕甘总督请饬查验齐千佛洞书籍解部并造像古碑勿令外人购买电》。于是毛庆蕃令安肃道道台廷栋奉命行事，廷栋行文刚刚上任的安西直隶州知州侯葆文，侯葆文又行文新任敦煌县知县陈泽藩，陈泽藩等人会同王圆禄一起清点藏经洞文物。在官府插手之前，王圆禄已率领着众徒弟私下里藏匿了大批藏经洞经卷。陈泽藩会同王圆禄清点藏经洞内堆积写经的结果，获得8000余卷。1910年5月，藏经洞剩余8000余卷写经被装满18只箱子，放在6辆大车上，开始东运。这批文物从出洞那一刻起，就不断发生官员乡绅哄抢盗窃、押运人员监守自盗的事情，沿途盗窃事件如影随形，无处不在，相伴始终。廷栋自然不会袖手旁观，在运输队途经肃州时有可能得手不少写经。
陈泽藩于1910年10月离职之前，给继任者申瑞元写了两份移文，交代与藏经洞文物有关的两件事。其中第二份移文写于1910年10月20日，涉及在当地已不是秘密的两只转经桶，由王圆禄于1908年安置在莫高窟第351窟中，内装写经数百卷。陈泽藩同时还于1910年10月19日给廷栋写了详文。廷栋接到陈泽藩详文后，于1910年12月批示：“据详，请保存古经，番汉两种，自应准其立案，仰即知照。”申瑞元接到陈泽藩的移文和廷栋的批文后，于1911年1月给王圆禄写了一道谕文，命“该住持王道人，将封固之经桶小心看守，不得私自开阅，倘有损伤遗失，定惟该住持王道人是问。”[3]37其实这些举动都是在作表面官样文章，以掩盖实际上的藏匿、盗窃行为。
廷栋忙着就两只转经桶与陈泽藩、申瑞元上下移文的同时，却又在参与王圆禄建造千相塔的活动。王圆禄在修复石窟、重塑彩塑的过程中，将旧有塑像的无数断残头、臂等捡拾搜集起来，堆在莫高窟下寺果园东南侧。1910年11月，王圆禄在残破佛像堆上建成一座功德塔，取名“千相塔”。完工之前，王圆禄请廷栋撰文并书写《敦煌千佛洞千相塔记》，刻石立碑。碑记最后题款：“安肃观察使者兼嘉峪关监督、渤海廷栋撰并书。……道人王圆箓建。大清宣统二年岁在庚戌冬十月丁亥吉日辛卯(1910年11月30日5时至7时)立石。”[3]35这件事反映，此时的廷栋，与敦煌莫高窟的关系，与王圆禄的关系，都非同一般。
1911年辛亥革命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也是廷栋命运的转折点。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的消息传到肃州后，肃州革命党人祁德隆联络500多人，决定于1912年年初起事。他们提出“先杀官，后杀道，官钱局里闹一闹”的口号[4]，反映了以廷栋为首的肃州官府，以及包括王圆禄在内的肃州道士集团，因长期勾结而不得人心，成为当地革命的对象。由于起义者准备不周，事先走漏了风声，廷栋先发制人，在1911年底派兵镇压了祁德隆等革命党人。
辛亥革命期间，王圆禄乘乱取出他在两年前匿藏于各处的敦煌写本，并将他们卖给日本人吉川小一郎、橘瑞超等人，也将它们卖给或送给廷栋。吉川小一郎于1911年12月23日在敦煌县城记录的日记中说：“千佛洞的道士来。他为了劝说修复洞窟，要去肃州。尽管是在乱世，好像还是可以从衙门得到很多钱。所以他想将所藏的唐经卖掉，为了卖掉这些东西而来到这里。”[5]可见辛亥革命后，敦煌写经仍在源源不断地从王圆禄手中转移到廷栋手中。那两只廷栋下令保护的转经桶，也在辛亥革命后被王圆禄打开，桶内写经被王圆禄陆续出售，一部分有可能落入廷栋之手。
进入民国后，廷栋自知满人为新政权所不容，遂请复本姓曰陆。从此，廷栋变成了“陆廷栋”，仍坐镇酒泉，没有受到冲击[6]39。1912年4月25日，袁世凯任命了一批甘肃军政官员，其中大部分为前清旧官，其中包括“陆廷栋，安肃道道尹”[7]35。但好景不长。1913年4月，袁世凯又任命周务学任边关道观察使(即安肃道台)[7]42。廷栋和周务学在1913年秋交接官印。廷栋于1913年离开肃州官场后，并没有从肃州转移到兰州或北京居住，而是继续定居在肃州，只是改变职业成了商人。经过几年的积累，廷栋成为肃州首富，以致当地人有“廷栋财产，约值百万”之谓[6]39。廷栋的财富，再加上他的保皇态度，最终给他带来了杀身之祸。
辛亥革命后，廷栋与以复辟清室为宗旨的秘密集团宗社党颇有瓜葛。虽然没有证据表明廷栋肯定是宗社党成员，但至少廷栋是宗社党的同情者。廷栋在肃州有一个同情宗社党的政治同盟者，人称韩道人。韩道人自19世纪80年代起便占据了肃州附近的文殊山佛教石窟寺，廷栋一到肃州便与他勾结在了一起。辛亥革命后，韩道人不遗余力地在肃州驻军第一营士兵中传播道教。1917年7月，张勋在北京复辟。廷栋和韩道人在肃州听到消息后，大肆为复辟制造舆论。张勋复辟失败后，韩道人加紧了在当地驻军士兵中进行策反的步伐。驻军营长李宗纲很快察觉到韩道人的阴谋，并逮捕枪毙了韩道人。1918年1月10日，追随韩道人的肃州驻军300多人在连长彭振武的率领下发动兵变。肃州驻军第三营营长周炳南闻讯后，从嘉峪关率军赶到肃州，于1918年1月13日平息了肃州兵变[6]38-39。
肃州兵变被平息后，安肃道尹杨炳荣、酒泉县知县刘锡鑫等追查兵变元凶，怀疑廷栋是兵变的幕后主使者。刘锡鑫是甘肃督军张广建的妻弟，深知张广建贪财好古，早已暗算廷栋财产，以便贿献张广建。当肃州克复之后，刘锡鑫咬定“陆与变兵通”，“主谋非他，即大资本家、宗社党首领、前安肃道陆廷栋也。不去庆父，鲁难未已！”于是怂恿杨炳荣，派周炳南去廷栋家，枪毙了廷栋及其次子，又捕杀其三子[6]39。廷栋所有家产60余箱，也悉数被没收，其中包括廷栋旧藏敦煌写经。
当时廷栋长子身在北京，闻知家中惨变后，不断向中央政府控诉肃州当局。中央政府令张广建调查此案，张广建派司法人员许家拭、张庆瑜等前往查处。但许家拭等人到肃州后与杨炳荣、刘锡鑫等勾结作弊，致使该案不了了之。随后，这批官员便瓜分了廷栋财产，包括廷栋旧藏敦煌写经[8]。
由于廷栋旧藏早在1918年就已散失，其内容与下落一直不为后人所知。北京大学荣新江教授多年来追踪廷栋旧藏的来龙去脉，已做了大量调查工作。2001年8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荣著《敦煌学十八讲》中，专列“廷栋旧藏”一小节，叙述精详，脉络清晰，足以使人对廷栋旧藏的状况有一全面的了解[9]。本文只想补充一点：廷栋搜集敦煌写经的时间，不会早于1906年。
廷栋早年在遥远的北京和东北生活，1905年秋在锦州府知府任上被任命为甘肃安肃道道台，1906年下半年才到甘肃赴任。他本人虽幼时曾随父到过甘肃，但在1906年之前没有在甘肃做官的经历，和甘肃官场少有瓜葛，更不可能认识王圆禄。廷栋于1906年下半年来到甘肃做官后，当年曾访问过莫高窟，看到过唐AI写作经，应该从主藏经洞的王圆禄手中获得了第一批写经。但廷栋大规模搜集敦煌写经的时间，肯定还是在1908年他就任安肃道道台之后。1909-1910年监督劫余敦煌写经东运北京一事，给他提供了攫取更多敦煌写经的机会。1911年辛亥革命后，廷栋仍不断地从王圆禄手中获取写本。学术界以前认为，廷栋旧藏以及后来由廷栋旧藏转变而来的张广建旧藏、许承尧旧藏、周炳南旧藏等，代表着藏经洞发现后第一批流入官员手中的敦煌写经，因而具有重要的价值。现在看来，这种估价理应降低。1911年辛亥革命前后开始在敦煌一带出现的赝品写经，便极有可能藏身于这些搜集品中，应该引起学者们的注意。
注释：
①廷栋履历，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光绪朝官员履历档案。
②和尔赓额履历，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光绪朝官员履历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