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人类发展与中国人学研究”笔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笔谈论文,中国论文,人学论文,当代论文,人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学是时代的声音——当代人类发展的深层问题与人学回应
真正的人学是自己时代的产物，是时代的声音，正如“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一样。时代精神主要是通过“问题来体现的”，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是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的声音”（马克思语）。由是，关键在于准确把握时代提出的深层的前沿问题。
那么，当代人类发展究竟提出了哪些体现时代精神的深层的前沿问题呢？
首先分析当代西方的发展所提出的深层次问题。
十五大报告指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始终严格地以客观事实为根据”。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进入20世纪以后，有以下五个基本的客观事实支配着社会意识形态的发展。
一是现代西方科技和工业的发展给人带来的积极和消极影响。现代西方科技和工业的发展一方面推动了人的主体性的发展，为人的发展和人的积极创造精神的发挥提出了更高要求并开辟了巨大可能性，从而使人作为首要生产力和社会历史过程的主体的作用更加突出；而另一方面也带来了人一时难以控制的、破坏人的生存基础的现象，其中主要是全球性问题和人的物化问题。人如何合理有效控制自己的主体力量和现代科学技术以及利用工业为人类造福？人如何在发挥其主体力量时不致于使这种力量造成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破坏？人如何通过充分全面发挥其本质力量来占有物，使物成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现实基础？这实质上提出了人的主体性和客观制约性、人的创造性和规范性、人的选择和决定、人作为主体和作为目的、人和物的关系问题。
二是政治组织机构的技术官僚化。技术是当今西方政治组织机构中的一个主要因素，政治统治一定意义上就是技术统治。技术时代的政治机构支配着人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以及个人的命运。缺乏人性的官僚政体使每个人变得无足轻重，个性丧失。那么人应如何做人？人性和个性怎样才能得到有效发挥？这实际上提出了人是什么和人如何做的问题。
三是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法西斯主义的出现。近代西方倡导理性至上，由此带来了西方科技和工业的发展以及物质的繁荣。然而，进入20世纪以后，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惊醒和打碎了人类理性至上的美梦，引起人类的惊诧和震动，进而促发人的自我觉醒和自我意识，迫使他去思考人的理性和非理性的关系，人性中的生物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关系，人的内在心理结构以及人的活动的价值准则和人道主义等问题。
四是20世纪欧洲工人运动的挫折并陷入低潮。20年代欧洲发生的工人运动都相继受挫并陷入低潮，欧洲许多思想家纷纷致力于探讨工人运动失败的原因。在他们看来，欧洲各国工人运动之所以失败，主要在于人的心理准备不足和“阶级意识”不成熟，进而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在第二国际理论家那里被曲解成一种消极无为的反映论和抹杀人的主体性的机械的经济决定论，而对文化意识形态和人的心理结构分析不够，只见物不见人，只讲客观规律不讲人的主观因素。由是，他们一方面试图把唤醒和恢复人的主体能动性作为摆脱现代文明困境的唯一途径，另一方面试图重建以人为主体、以研究主客体关系为唯一对象的历史辩证法。这里，实际提出了这样一些深层问题：如何理解人的内在心理结构？人的主体性和客观规律性是什么关系？社会物质条件发展和人本身发展的关系如何？
五是西方文化精神的瓦解。首先是其历史传统的崩溃，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信仰上帝和理性，现实生活中找不到一种稳定有效的、被大家接受的理念和精神支柱；其次是对未来方向的迷失和未来生活的担忧，人生的目的不见了，现代科技和工业威胁着人的未来生存和发展。由此人们关注的深层问题是：如何理解当代西方人的情感生活和精神生活？如何重建人的精神世界和精神家园？人的新的生活准则、价值观念和发展方式是什么？人的未来前景怎样？
再来分析当代中国改革和发展提出的深层次问题。
十五大报告在谈到马克思主义的学风问题时强调指出：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和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就必须“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根据这一指导思想，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有以下三个基本事实支配着社会意识形态的发展。
一是改革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改革说到底是解放人，为人松绑，解决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充分利用人性和规范人性来运作的，它既要求相应的人格来作为它建立和发展的人的基础，又对人的发展产生正负影响，其最大的积极影响是促进独立人格的形成和人的能力的充分发挥，其消极影响是产生一定的人的物化现象。从现实看，国民素质与市场经济体制不相适应；从哲学高度讲，市场经济体制的表层是“物”的问题，深层却是“人”（人性、人格、人的素质、人的能力、人的价值等）的问题，市场经济体制与人的问题更具有内在本质的联系，这必然促使人的自我觉醒，促使人们对改革及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作深层思考。由此必然提出这样的现实问题：改革及市场经济体制的人性假设是什么？市场经济建设需要什么样的人？如何确定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文化价值观？市场经济和人具有怎样的内在本质联系？人和物的关系如何？
二是文化建设。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必须从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和民族振兴的高度，充分认识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十五大报告指出：文化建设的根本任务是提高国民素质，“培育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要求的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显然，它是以人为本并解决人的问题的。为此就必须对“人”有一个全面和深入的研究、理解。这是文化建设提出的一个深层问题。
三是当代中国的发展。十五大报告指出：“发展是硬道理，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在于依靠自己的发展”；“我国是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的国家，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从哲学高度和深层来看可持续发展，其中心问题就是人的问题：它把人类作为发展主体；以人的全面和谐发展为理论根据；以人的素质的提高和能力发挥为实现条件；以代际之间的和谐发展为核心内容；以改善和提高人的生活质量为最终目的。所以，人的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实质和核心。当代中国的发展过程也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现过程，而人的现代化则是关键。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内容，从哲学角度看，“人力资本”和“人的素质”是实现这种转变必须注意的两个关键。从根本意义上可以说，发展的元价值在于追求人的发展。这样，对发展问题的深层思考必然提出的问题是：究竟如何理解人及其发展规律？
虽然中西方所提出的问题在层次上不同，但把这些问题提升到人的社会意识中来，从其深层和根本意义上讲，核心都是人的本质、存在和历史发展问题。在对这一问题的分析、反思、追问、把握及回应中，蕴含着人学产生的历史必然性，也内在设定着人学与哲学的关系、人学的对象、人学研究的方法和人学的功能。
人学的产生是对当代人类发展提出的深层问题的第一个回应。上述问题是现有哲学不能完全回答的，必须有一种专门系统研究人的本质、存在和历史发展规律的理论，这就是人学。我们今天生活在人的本质、存在和发展问题格外突出和尖锐的时代，也面临着各种抉择。在这种情况下，人的自我觉醒、自我反思和自我理解就尤为迫切重要。人是一切活动和关系的主体，人创造他自己的历史和存在。人造成怎样的存在取决于他的活动方式和行为准则，取决于人如何做和做什么，人的未来也取决于人自己的选择、决定和行动。而人如何做和做什么，如何选择和决定，又取决于人是什么和人应怎样做，即人对自我的认识和理解。对“人是什么”和“人应怎样做”的认识深刻影响到人自身的行为方式。今天人们知道他在做什么而不完全知道他究竟是什么和应怎样做，以往全部文明的历史局限也大都表现在对人的认识的历史局限性上。于是，对人是什么、人应怎样做的系统和深入的科学思考，便要求马克思主义人学的产生；而当代中国人学的产生，便是对人是什么，人应怎样做这一时代问题的中国式反思的第一个回应。
对当代人类发展提出的深层问题的第二个回应，是使人学成为当代哲学的主要形态。没有适用一切时代的永恒不变的哲学，哲学是活动着的历史思想体系，它总是随着时代发展以不断满足不同时代精神的要求而改变自己的形式，这就使哲学的主题、内容和形式时态化了。关键在于把握：在当今时代，什么问题最能体现时代精神并被推到哲学的前台。实际上，进入20世纪后，人的本质、存在和发展问题成了当代哲学最突出、最根本的问题，故而西方哲学出现了回归人的生活世界的潮流，中国哲学也出现了人学思潮，第18、19和20届世界哲学大会都把“人”作为主题：第18届主要讨论“对人的哲学理解”；第19届主要讨论“世纪之交的哲学和人类”；据悉，1998年将要召开的第20届世界哲学大会的主题是“对人的教育”。
对当代人类发展提出的深层问题的第三个回应，是人学必须把完整的个人及其与群体、类的关系作为研究对象。当代人类发展提出的深层的时代课题，是人的本质、存在和发展规律问题。准确地说，这里的“人”主要指的是个人，因为在当代西方社会，人的发展趋势主要是由独立的个人走向具有类意识的健全的个人，在当代中国，人的发展趋势主要是由依附性的个人走向具有独立人格的个人，中西方学者在讨论人的问题时，所说的“人”主要指个人。当代人类发展提出的关于人的问题往往带有综合性，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又多取决于对完整的个人及其与群体、类的关系的理解。所以，将上述时代课题加以规范和提升，就是完整的个人及其本质、存在和历史发展规律问题，这里的“人”是具体的，包含着个性、群体性和类本质丰富内涵的人。
对当代人类发展提出的深层问题的第四个回应，是人学研究应坚持外观和内省相统一的方法。人的外部存在境况是由人自己造成的，人的内在本质力量总要外化于人所处的世界，人的存在境况和外部世界对人的存在和发展也有深刻影响。人和外部世界是一种对象性关系，这一关系在当代人类发展实践中更加明确和突出：人以怎样的方式同外部世界发生关系，外部世界就会以怎样的方式同人发生关系。这就要求我们既要采取外观的方法，从人所对象化的外部世界和存在境况方面研究人，通过经验观察方法来确证人，又要采取自我内省的方法，从自我的内在方面（内在心理结构以及本能等）反思人。前者注重人的科学素质，后者注重人的价值因素，所以研究人又必须采取科学和价值相统一的方法。
对当代人类发展提出的深层问题的第五个回应，是人学研究在功能上应为当代人类发展提供核心的文化理念。在许多西方思想家看来，当代人类发展已陷入一定的困境，而困境是由人自己造成的，主要是由于人的文化价值观出了问题。由此，要使当代人类发展摆脱困境，就必须实行“人的革命”，其主要是重新寻求和确立一种新的文化价值观。这样，解决现代性的困境问题首要是文化理念的更新。这就要求人学在其功能上，必须通过全面而深入的研究，为当代人类发展提供一种核心的文化理念。其实，当代中西方人学研究者大都具有明确的指导意识，即自觉地去关注当代人类发展实践提出的深层问题，试图通过人学研究，为当代人类包括当代中国的发展实践提供核心的文化理念。
人类发展状况批判与人学主题的确立
人学的自觉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哲学研究的重大成果之一。经过80年代关于异化和人道主义、中国传统文化、认识的本质、哲学体系改革和哲学观念转变等重大理论问题的讨论，90年代的中国哲学研究开始把理性的目光投射到人本身，对人的存在进行总体性的反思，由此形成自觉的人学形态。特别值得指出的是，目前中国的人学研究已经超越了对人的本质的一般的、形而上的纯理性反思的层面，开始在现实的文化转型之中，在新儒学、后现代主义和现代化文化精神的冲突之中去揭示人的生存方式和文化模式的现状及其转型机制。这种关于人之存在的文化哲学视野十分重要，因为人是什么的问题只有人的生存方式和文化模式及其转型与演化才能说清楚。
进一步说，人学研究的这种文化哲学视野不仅对于揭示人的本质具有重要的学理价值，而且对于推动中国传统文化模式的转型和人自身的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断言，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人学承载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的重要使命。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民素质的提高和人才资源的开发。面对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和综合国力剧烈竞争，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面对小康社会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全党必须从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和民族振兴的高度，充分认识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应当看到，文化建设任务的提出抓住了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中国社会发展的关键的一环。这是因为，中外现代化的历史经验表明，以工业革命、市场经济和科技革命为表现形态的现代化并非是简单的经济增长和技术发展的问题，而是代表着人类社会由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世界历史性的转变。因此，现代化必然涉及人和社会各个主要方面的变化，它是一个总体性进程。从大的方面着眼，统一的现代化进程主要包含两大方面：一是以经济起飞、技术发展、体制完善等为主要内涵的社会层面的现代化；一是以素质提高、生存方式和文化模式转型为主要内涵的人自身的现代化。显而易见，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所提出的“国民素质的提高和人才资源的开发”的任务，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讲，就是以文化转型为核心的人自身的现代化，即中国民众由凭借经验、传统、习俗、情感而生存的自在自发的传统主体，向凭借理性、规则、法制而生存的自由自觉的现代主体的文化转型。这正是转型时期中国人学研究的根本任务和主题。
为了真正确立中国人学研究的文化转型和人自身现代化的主题，使中国人学研究真正承载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的使命，我们必须深刻地分析和批判人类的发展状况，尤其要深入探讨人类发展状况在中国社会背景的特殊表现。这是因为，虽然任何知识都直接或间接地包含着对人的存在的自我意识，但哲学并非在任何时刻都意识到或自觉到自身的人学内蕴。实际上，人学的自觉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一般说来，每一时代人学研究主题的确立都同该时代人类发展状况直接相关。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人学的自觉的过程是以人类发展状况的相对成熟为背景的。
人类发展状况无疑体现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社会生活的民主化程度、法制化程度、理性化程度等。但从最深刻的意义上讲，衡量人类发展状况的最根本的尺度应当是历史主体的生存方式和内在素质，即文化模式。应当指出，迄今为止的人类实践发展表明，主要有三种基本的生存方式或文化模式决定着人类的不同发展状况。（1 ）自在自发的生存模式。自在自发的活动是最基础或最低层次的人的活动，它往往最典型地表现为衣食住行、饮食男女等日常活动，是由重复性思维、传统习惯、给定的图式和规则自发地维系的一种自然而然的实践活动，具有自在性、自发性和重复性的特征。（2）异化受动的生存模式。 马克思曾详细地探讨过现代社会的异化劳动现象。这种劳动对人而言具有外在性、强制性和异己性。在这里，构成人的本质的自由自觉的对象化活动和文化创造扭曲和蜕变为一种外在于人的被迫的和强制的活动，一种外在的异己力量。（3）自由自觉的生存模式。 自由自觉的和创造性的实践是人们通常所理解的真正意义上的人的实践，它以自觉的和清晰的方式展示出人的本质性的存在方式，是人的最高的和最发达形态的文化模式。可以说，正是上述三种基本的文化模式的不同发展程度和不同的交互关系决定了人类不同的发展状况。对此，我们可以稍做具体的分析。
一、20世纪人类的一般发展状况。20世纪的人类发展状况呈现为一种成熟的状态。所谓成熟，并非指完善完满，而是说人的上述三种基本生存方式或文化模式依次在历史进程中展示出自己的内涵，并以一种相互制约，甚至相互冲突的方式展现出人的生存的丰富的和多维度的内涵，从而推动着人学研究走向自觉。在漫长的农业文明，占主导地位的是凭借经验、传统和情感而活动的自在自发的文化模式，人处于一种不发展的状态。相应地，那时的哲学常常忽略、漠视，甚至敌视人的本质，而把周围世界当做一个与人的本质和人的活动完全无涉的实在加以剖析，从而建构各种非人的或超人的哲学知识体系。而在工业文明和市场条件下，科学技术的进步、生产力的发展、世界性交往的扩大，为人的超越本性和创造本性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充足的空间，使人超越了传统的自在自发的文化模式，人的自由自觉的创造本性以及人的社会历史同人的活动的本质关联开始展现出来。这是人类发展的一种相对成熟的状态。同时，20世纪人类发展状况的成熟也通过人的主体性活动的负面效应表现出来，自由自觉的文化模式被异化、物化，人与自然关系的破坏、人与人关系的疏离等否定性现象和被异化的文化模式相伴随。这从一个侧面展示了人的发展进程的曲折性和开放性，以及人的存在内涵的丰富性。正是在这种复杂的背景中，产生了以弘扬人的理性本质和主体性精神，超越人的异化状态为宗旨的各种人学理论。
二、人类发展状况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特殊表现。目前，处于现代化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正以浓缩的方式集中地反映出过去相当长一段历史进程中的人类发展状况的演化，它使人的自在自发的、异化受动的和自由自觉的文化模式以相互冲突的方式共时地影响着中国民众的行为。一方面，我们正经历着传统农业文明的自在自发的文化模式同现代工业文明的自由自觉的文化模式的冲突与碰撞。中国有着十分漫长而又成熟的农业文明，儒家和道家所代表的农耕时代的“天人合一”的和伦理中心主义的文化精神，以及重复性的和自在自发的传统日常生活结构与图式塑造了中国民众倚重经验、习惯、常识和宗法血缘关系的自在自发的文化模式。当市场经济建构走向深化时，这种传统的文化模式就同现代工业文明所要求的理性的、法治的、自由的和创造性的文化模式相冲突。这种文化冲突表达出现代化的深层次要求，即由自在自发的经验式活动方式向自由自觉的理性化活动方式的文化转型，这也就是要求人提高素质，成为自由自觉的和成熟的现代化主体。另一方面，我们又经历着工业社会自由自觉的理性化文化模式的危机和人们对这种文化模式的批判。中国的现代化是在世界的大文化背景中展开的，它不可能不受整个人类历史进程的影响。当我们终于在市场经济建构过程中选择工业文明的自由自觉的理性化文化模式，去取代我们传统的自在自发的经验式文化模式时，我们又不得不同人类社会一道经历着理性化文化模式的困境。应当说，在20世纪，人的理性的和创造性的文化模式依旧通过社会生产率的提高、科学技术的进步等来展示自己的本质力量，但它同时也陷入了深层的文化危机和文化冲突。日益加深的人的异化和物化的生存困境、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的破坏等，开始展示出工业文明的理性文化精神的局限性和内在缺陷。于是，便有了后现代主义对工业文明的文化批判和生态哲学对理性文化的反抗。这样，我们面临着很矛盾的历史任务：在建构自由自觉的理性化文化模式的同时就要考虑对它的批判和修正。
三、中国人学研究主题的特殊定位。从上述可见，我们必须在中国的文化转型和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冲突这双重文化背景上，在人的自在自发的文化模式、异化受动的文化模式和自由自觉的文化模式的相互冲突中来确立中国人学研究的主题。这就使得中国人学研究的使命和任务异常沉重与艰巨，但它同时可能造就中国人学研究的成熟与丰富。具体说来，中国人学研究承载着双重使命：一方面它应成为工业文明所要求的理性的和创造性的文化模式的催生剂，另一方面又要努力成为现代理性文化的局限性和弊端的解毒剂。换言之，以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转型为核心的人学研究有着很高的期望值，它将促进并寄希望于中国民众在文化转型中实现自身的现代化，成为自由自觉的、理性的现代主体，但又不要由于个体主体性的过分发达而使自己陷入异化和物化之中。显然，中国现代化的命运依赖于20世纪文化背景中更加成熟的现代中国公民的生成，而这一复杂的目标和主题将使中国的人学研究展现出非常宏伟的前景。
中西哲学比较与当前我国的人学研究
人学成为当前我国哲学研究中的一门显学，这既有深刻的世界哲学与文化背景，又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要求，也是我国哲学研究深化的逻辑必然。自觉地把我国当前的人学研究置放到中西哲学与文化比较的宏大背景之中，不断强化我国人学研究的世界意识与个性意识，努力发掘和阐发马克思主义的人学思想，在理论地认识人和实践地塑造人的双向互动关系中保持张力，这样才能把我国人学研究与人的现代化建设同步引向深入。
一、正确理解西方哲学的历史演进及其当代特点。从根本上说，哲学就是人对人自身和人与世界关系的自我反思。人当然不仅仅关心人自身，也关心人以外的事物和世界，但人对外部事物和外部世界的关照，无论其出发点还是其最终归宿，都是人自身。在这种意义上，哲学尽管不能被归结为或等同于人学，但却决不能也不会没有人学，或忽视对人的研究。实际上，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无论在古代还是现代，人的问题始终是哲学与文化的主题。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的区别，也不在于他们是否关心人、研究人，而在于关心和研究什么样的人，在于怎样去关心人和研究人。他们的区别，是对人的关注方式和关注重点有所不同。更具体地说来，可以看做是到底关心理性的人还是关心非理性的人；是以理性主义的方式关心人，还是以非理性主义的方式关心人。在人的理性与非理性的二重分化和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对立与冲突中把握西方哲学的历史演进及其当代特点，也许是更好把握当代西方哲学的可行思路之一。
在谈到西方哲学与文化传统时，我们往往重视希腊传统而忽视希伯来传统，这是非常不妥的。在发生学意义上，西方哲学与文化形成过程中最值得关注和探讨的事件之一，便是哲学中人的理性和非理性的二重分化，和理性主义传统与非理性主义传统的萌发与形成。古希腊哲学以苏格拉底、柏拉图为代表，关注世界的本原问题，承认理性能力的至上性，让美德服从于知识，让情感依附于理智，最终形成以理念论为标志的理性主义传统，并制导了其后整个西方哲学的发展方向，以至怀特海说，整个两千年来的西方哲学史不过是柏拉图哲学的一系列注脚而已。然而，同样影响了西方哲学与文化的还有希伯来传统。希伯来人孕育和贡献了犹太教，它突出人的情感、意志、信仰方面，让知识服从于道德，让理智服从于信仰，形成了以信仰至上为取向的非理性主义传统。希伯来文化的非理性主义传统在后来西方的基督教哲学与文化中得到了保存和发扬。
综观西方哲学与文化的历史演进，不难看出，它实际上贯穿着理性主义人学与非理性主义人学的对立与冲突。亚里士多德强化和发展了理性主义哲学传统，并使之成为后来西方哲学的主流。同样值得重视的是，以基督教哲学与文化为代表的非理性主义传统不仅未被淹没，反而在中世纪时期占统治地位，使理性成为信仰的奴仆，使本体论探讨成为论证上帝存在的工具。文艺复兴本质上是理性从信仰统摄下的解脱与复兴；当时兴起的人文主义，实质上是新的理性主义。以理性对抗神性，以人权反对神权，以理智统摄信仰，正是文艺复兴的基本目标。此后的西方人道主义哲学与文化思潮，都主要是对人的理性及其价值的张扬，是在理性主义的旗帜下展开的人学研究。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可以看做古典人本主义的集成，也可以看做近代以来理性人本主义的终结。
现代人本主义，从根本上说，是非理性主义的。与科学主义思潮拒斥形而上学，根本否定研究世界本原问题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不同，人本主义者承认研究世界本原问题的意义，但反对以物质或精神为本，而主张以人为世界之本，又以情感、意志、性本能、生命冲动等非理性方面为人之本，进而倡导直觉、顿悟、体验等非理性方法。他们以非理性反对和取代理性的地位，在对传统理性主义的批判中确立了非理性主义的地位。
然而，理性主义并没有也不可能被逐出哲学圣殿。科学主义思潮，从根本上说，是一种理性主义思潮。无论是以孔德为代表的实证主义，还是后来的经验批判主义与逻辑经验主义、尽管主张限制理性于可被经验证实的范围，但实质上仍以严格逻辑分析的方式在研究和张扬理性，使之更加精确和有效。正是当代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把人的理性和非理性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在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之间各执一端，各自走到了片面的境地，以至近年来转引出人本主义科学化和科学主义人本化的双向趋同情况。研究和借鉴西方人学的发展历程，要求我们克服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各自的片面性，在理性与非理性，理性的人与非理性的人之间保持张力、寻求统一。
二、正确认识中国传统哲学的优势及其局限。与西方人学分割人、肢解人，在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分化与冲突中颠簸演进不同，中国传统人学的最重要特点是注重对人的整体把握，强调知识与德性、理智与情感、认识与行动、理性与信仰、责任与道德等的统一，主张仁智双彰、美善相成、德才兼备，讲中庸，讲和谐、讲统一。寻求真、善、美的有机和谐统一，构成了中国传统人学的基本格调。中国哲学中对人的研究主要在天人关系、群己关系、人我关系等外部关系和知行关系、理欲关系、义利关系等内部关系这两个方向上展开，由此而形成了儒、墨、道、释等各家各派，表现出各种不同的人生理想和人生态度。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为当代中国的人学研究奠定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基础，提供了极为宝贵而丰富的思想材料。
中国传统人学注重对人的整体把握，这既是一个明显优点，从另一种角度看，也可说是一个缺点，这就是对人的理性和非理性方面既缺乏深度分析又难以达到高度综合。西方人学通过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各自的极度发展而各达至一种“片面的深刻”，从而为在此基础上的高度综合奠定了基础；而中国传统哲学对人的把握则由于缺乏必要的分析和分化而带有整体混沌的色彩，难以在新的高度上达成新的综合。中国传统人学的不分化状态还表现在对社会伦理—政治实践缺乏必要的分殊，又尤其是在长期延绵的封建专制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统摄下展开，难免渗入了许多具有封建糟粕的东西，现在有必要予以深刻的批判和自觉的扬弃。
三、立足马克思主义人学整合中西方人学思想精粹。中西方人学思想各有特点和优劣，有必要在比较和分析中加以扬弃、整合。我们所应遵循的基本理论原则和思路方法应是马克思主义的人学思想。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是一个“人学空场”，而是有着丰富精湛的人学思想，有待去发掘和理解。其中《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和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笔记等“文本”尤值关注。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的最基本特点是从实践的角度来理解人，理解人与世界的关系及其历史演进和时代特点。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来，正是在人的实践中，物质与意识、肉体与灵魂、认识与行动、理智与情感、知识与德性、理性与信仰、个人与社会等既分化开来又统一起来，形成主体客体化与客体主体化的双向运动。正是在这个不断建构、提升、创造的双向运动中，人类社会不断得以进化和发展，人性的异化得以克服，人不断地争取和创造着自由。马克思主义人学是一种实践人学。正是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人学，我们可以超越中西方人学各自的局限而整合其精华，并创造出当代人学的新体系。
四、立足当代人的现代化建设来建构当代人学体系。人学研究的目的是促进人的自我理解和自我塑造，实现人的现代化。为此，必须立足于当代社会实践来建构当代人学。一方面，使人学体系成为当代人类实践的一种观念形态，另一方面，使人学理论成为人的现代化建设的精神动力和向导。当代人类在实践中面临的问题应当被提升为当代人学研究的前沿问题，就其宏观层次而言，全球问题与人类困境，民族矛盾与区域冲突，人性扭曲与个性丧失可看做三个基本层次。这三个层次又都在横切层面上包含着各种具体问题。在全球范围内，既有东西方之间的冲突与对抗问题，也有南北之间的协调与合作问题，人与自然关系上的生态危机已威胁到人类生存和发展，造成增长极限和生存危机。在各民族和国家之间，一体化与多样化、全球性与民族性的冲突正日益尖锐地表现出来，造成各种区域性战争和文化冲突。在各民族和国家内部，也还存在着各自的特殊问题和矛盾。在个性层面上，各种形式的信仰危机、信任危机、吸毒、性放纵、暴力等，表明理智与情感，知识与德性，理性与非理性的巨大冲突，人的自由与个性解放问题不断地以新的形式凸现出来。这就形成一个各种问题交织互渗的问题群体系。正是在对这种种问题的深入探讨和理论诠释中，当代人学体系才能得以建构和发展。
当代人类发展与21世纪的价值选择
马克思主义对人的研究从来就是全面的，作为人的存在形式的类、群体与个体都是它所关注的。马克思主义又是活的学说，它对人的研究的各个不同方面不能不随历史时代的特点变化而分别提到首要地位。在以往的革命与战争年代，马克思主义者不能不突出阶级这一群体形式。而在21世纪前夕，当代人类发展要求我们在人学研究的突出点上应当有所变化：把视野更多地转向一度被忽视的其余两头，即类与个体。
一、关于类及其价值。人的动物祖先借助于劳动而从其他动物中提升起来成为人“类”。因此，类标志着人能够做出任何其他动物不能做到的事情，即人不是本能地适应环境，而是通过劳动实践使环境发生适合人类生存与发展之需要的变化。但是，单把人作为类以区别于其他物种，是很不够的。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讲“类”的同志认为，只要讲到人是“类”，就是把人看做无差别的个体，就是还没有突破“个体一类”的范围，停留在社会关系的范围之外。这种观点虽然把从类的观点看人同从社会角度看人完全对立起来了，但它确实触及到“人的本质是类本质”的缺陷——没有强调出人对社会关系的依赖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人的差异。全面地看，劳动作为人与自然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过程，既有其自然形态，也有其社会形态。当马克思超越其1844年《巴黎手稿》中把类视为超物种的立场，进而考察现实的人的本质时，他不再使用“类本质”的概念，而是说在其现实性上，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然而，马克思反对的只是费尔巴哈那种被理解为“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的人的类本质。在他的晚年著作中，“类”的概念依然出现。这个类，实际上被理解为历史上存在和发展着的人类整体。马克思在这里从“人”这个族类的视角出发论述了“阶级”、“个人”在人的族类能力或才能发展进程中各自的地位和作用。类的才能发展需要有分工，而分工是阶级划分的基础，于是就出现了通过阶级统治形式来实现的类与个人的对抗。这种对抗只有在消灭阶级之后才能得到克服。这些论述有力地说明下述观念是偏激的，即认为“从类的观点看人同从社会角度看人是根本对立的”。实际上，马克思既从社会角度谈人（类、阶级与个体），也从类的观点看人（从族类的才能发展看这一发展给个人、阶级带来的影响）。
当代马克思主义者不应当仅仅从马克思的文本出发去讨论是否可以谈类，而是首先要问：人类社会当前的发展是否迫切需要马克思主义者对类的发展做历史的具体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确认关于类的价值选择。
类的概念内涵是随着人类历史的演进而逐渐丰富起来的。在世界一体化的事实出现以前，类这个概念只是标志着人在物种上超越于其他动物。虽然那时候的人生活在地域上互相分隔的群体之中，虽然那时候有过若干文明中心，但这些文明相互之间只有偶然的、间断性的联系，因此，今天我们使用的类概念所包含的某些丰富内涵在那时候是不可能有的。
18世纪以来，产业革命勃兴和资本主义商业经济向全球扩展给类概念的内涵增添了新的成分。资本主义带来的世界市场、世界经济和世界文化等第一次突破了中世纪普遍存在的地域性特征。过去，某项技术发明往往被局限或湮没于一个狭小的地域性范围；现在，一种发明却能在极短时间内向全世界传播，成为迅速改变各大洲成亿人生存方式的事实。马克思把这种变化称之为世界历史性存在代替了旧时代的地域性存在。
20世纪下半叶，世界空间变得更小，时间变化速度更快。世界一体化已成为事实。随之而来的是所谓全球经济或“无国界的经济”，和各种全球性的问题如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由此，类概念就不可避免地增添了新的内涵：一方面，实实在在地出现这样一些事物，它们涉及到地球上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共同利益。以往因害怕抹杀阶级界限而长期不敢触及的全人类共同利益问题越来越难以拒绝承认了；另一方面，现实世界中又依然存在着阶级、民族和国家。于是，类、群体和个体之间的关系呈现空前复杂的状态，需要我们在处理时慎之又慎。无视仍然存在的民族国家之间和阶级之间的界限与利益差别，理论上宣布我们已进入“类本位”的时代，未免失之幼稚；由于害怕被指为“异端”而固守教条，甚至不敢承认有全人类共同生存和发展的全球性问题，则更属可悲。
类与民族国家的利益关系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就生态经济方面说，污染无国界，全球生态环境治理需要各国共同努力，尤其是西方工业发达国家更应为此做出更多贡献。然而正是这些国家为了不削弱自己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实力，总是把自己在这方面已做出的国际承诺置之脑后。因此把罗马俱乐部前主席奥·佩奇关于“人类的意识应该领先于阶级意识和民族意识”的呼吁应用到这些富国身上，是再恰当不过的了〔1〕。再就国际政治方面说，在这里运用类概念要更为小心谨慎， 因为这里的矛盾冲突远比生态领域强烈。但由此引出根本不存在全人类共同利益的结论，未免是因噎废食。需要的只是在类的价值与民族国家的价值之间，保持一种张力。
促成世界一体化的一个决定性因素是科技革命的成果。这些成果犹如双刃剑，其消极效应在于，技术的社会应用一旦疏于控制，在世界已经高度一体化的条件下，极容易给类的生存构成严重威胁。因此为人类整体的生存而自我约束，是类概念不可缺少的内涵。就目前看，至少有两种科技力量现实地和可能地给人类构成了这样的威胁，一种是核威胁，另一种是生物遗传工程，半年来受到全球瞩目的克隆技术就是其中一例。尽管克隆技术会给人类带来许多益处，但它同时也给人类发展前景投下阴影：一是克隆技术也适用于无性繁殖人体细胞，存在利用人体基因复制人的可能性，从而对社会伦理造成巨大挑战；二是这一技术可能导致对自然的怪异实验，而怪异实验一旦失控，就会产生令人不寒而栗的后果；三是有人担心某个疯狂的人试图复制自己。
二、关于个性化的价值取向。类与个性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类是由一切现实个体构成的。类在自身漫长发展进程中获得的一切积极因素都以某种社会遗传方式（文化、生产工具……）积淀于各个历史时代的个体身上。类的积淀不同，反映出不同历史时代个体的主体性的巨大差异。这里所说的个体主体性，指的是哲学理解的人的个性。人在改造外部世界的实践中获得的主体地位以及体现此地位的主体能动性、积极性就是人区别于动物的主体性。类的才能发展到何种程度，个体主体性就达到何种水平。起先，个体完全依赖于共同体，因为在极端低下的生产力条件下，维持共同的生存和发展压倒了个体的个性发展。随后，商品经济占据统治地位，旧时代群体瓦解，形成了孤立的个体（人的独立性）。孤立的个体在具有人格独立和个人权利这一点上，是旧时代的个体所不可比拟的。
19世纪至20世纪初，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下的劳动者的个性首先作为“自由”雇佣工人表现出来。他在资本要素的运动过程中，因旧企业的兼并、破产和新企业的产生而被迫频繁变换自己的职业，从而多方面发展自己的才能，他的个性就通过此种形式获得发展。从另一方面看，劳动者在19世纪的传统机器体系中依然被当做客体（机器体系的附件），因此他还不能说是有充分个性的人。
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兴起，在人的个性发展上出现一种新的挑战：未来世纪的人在本质上必须是有个性的人。在80年代，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已经敏锐地观察到：与第三次浪潮一起到来的，是人的需要和产品的个性化。因为这时候的社会生产中，智力劳动所占的地位变得愈来愈重要。在现代产业结构中，知识密集型产业的份额也愈来愈大。上述变化归根到底导致劳动者素质的改变——必须培养出个性化的劳动者。
有人以为发展个性就是倡导否定组织纪律的个性绝对自由。他们通常只在否定集体性和集体主义意义上去理解个性，完全不知道马克思十分重视作为个体主体性的个性。他们不能理解马克思所说的，在合理的社会关系下的劳动是劳动者“在生产中物化了”他的“个性和个性的特点”；这样的劳动者“在劳动中肯定了自己的个人生命，从而就肯定了”他自己的“个性的特点”。中国现阶段的劳动者队伍中，知识水平本来就不高，再加上把个性化视如异端，这样培养出来的劳动者显然无法适应未来世纪的需要。
19世纪产业革命的年代，最重要的资产是机械力，劳动者还无须成为有独特个性的人；在未来的世纪里，最重要的资产将是以独创性为本质特征的智力劳动，工人所需要的就是进行思索和创新的能力。谁要缺乏这种素质，他就注定要被机器排斥。因为此时生产过程所需要于他的，就是机器所不能做的。这一论断的预兆已在80年代美国就业上明显反映出来。从1982年至1990年，美国制造业共增加了80万个就业机会，但是几乎所有的机会都属于经理和管理人员，第一线工人的就业机会日渐稀少。在未来社会的生产组织中，生产价值链的每个环节都必须具有独创性。而从事这种工作的劳动者是否合格，首先取决于他是否成为一个有个性（个体主体性）的人。
人的素质与当代中国发展
人的素质，既是一个很复杂的人学理论问题，又是一个极重要的社会现实问题。
一、人的素质即人的基本品质，是人在实践基础上不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从事社会活动的基本条件。人的素质是人的能力的基础。能力是人从事或完成一定活动的本领、力量，马克思称之为“人的本质力量”。人的素质还影响人的活动的主体性，主体性是人作为活动主体在与客体的相互作用中表现出来的积极性、创造性和自主性。
人的主体性有两个直接来源。一是内在的潜力，就是说，活动者已经具有了从事活动的能力和积极性，只是由于某些外在的约束，没有表现和发挥出来。改革开放，就是要最大限度地发挥每个劳动者的聪明才智和调动他们身上蕴藏着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二是提高人的素质。人的主体性除了要调动、发挥之外，还有一个培养、增强的问题。只有着力提高劳动者素质，才能从根本上增强劳动者的主体性，为社会活动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以及体力的支持。
二、正是由于人的素质在人的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这些年来，为应对21世纪的严峻挑战，世界各国学者、专家和政府首脑提出了许多对策，其中最重要也最集中的，就是提高人的素质。大家认识到，自20世纪中期开始的一系列高技术革命，已经并正在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和日常生活的节律和面貌，世界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瞬息万变，充满活力。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人类文明产生新的变革，对人的素质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如果说20世纪仍然属于“财富源于物质资源”的时代，那么21世纪将完全进入“财富源于人力资源”的崭新的时代。现在，世界范围的经济竞争、综合国力竞争，实质上是人才和国民素质的竞争。谁拥有掌握先进思想和技术的人才及高素质的职工队伍，谁就将是21世纪的胜利者，就能在21世纪的国际竞争中处于战略主动地位。
科学技术进步使人类改造自然的力量明显增强。它一方面给人类带来高度的物质文明，同时也产生了全球性的“人类困境”，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走出困境，路在何方？就在发展人的素质和能力。只有改变我们陈旧的自然观、历史观、价值观和行为方式，才能做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和谐发展，使明天的世界更加美好。罗马俱乐部前主席佩奇的《人的素质》和日本学者池田大作的《21世纪的警钟》，都把这种人的思想、观念、道德素质的改善和变革，称为是不同于工业革命、科技革命的“人的革命”。
现代化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和世界性潮流，它构成了一条使人类大多数民族投身其间的世界历史变革之链。社会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是同一个现代化过程的两个侧面。社会现代化依赖于人的现代化，依赖于人的素质的现代化。事实说明，一个国家，只有当它的人民是现代人，它的国民从心理到行为都获得了某种与社会现代化发展相适应的素质，这样的国家才可真正称之为现代化的国家。
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出现，资本、技术、信息和各种物质资源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世界范围内流通和转移。而唯一不能转移、引进的是国民素质，是职工的技术业务水平、责任心和创造力。一个国家要想实现现代化或保持其在世界上的先进地位，关键是不断改善和提高国民素质，使其人力资源能适应国内外环境的不断变化，能够对新趋势、新机遇作出灵活反应。
三、提高人的素质，对于当代中国发展具有特殊的意义。邓小平同志曾经高瞻远瞩地指出：“我们的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党的十五大报告也明确提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民素质的提高和人才资源的开发。”
这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决定的。我国的基本国情是：人口多、底子薄。“底子薄”是说，我国物质资源尽管总量上在一些方面可能居世界前列，但人均资源却相对短缺，经济、科技发展水平相对较低。这是我们在国际竞争中的劣势。“人口多”是说，我国的人口数量居世界首位。但人口数量和人力资源不同。人力资源是在生产劳动过程中实际投入的人力。我国实际面临着人口数量多和劳动者素质低的双重困难。努力提高全民族的素质，把沉重的人口负担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这是实现我国现代化的一条必由之路。
为了全力推进现代化建设事业，我国正在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包括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但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最重要的内容是提高国民素质，把经济社会发展真正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我们知道，我国企业经济效益低、产品缺乏竞争能力的状况所以长期得不到改变，农业科学技术所以得不到普遍推广，宝贵的资源和生态环境所以不能得到充分利用和保护，一些不良的社会风气所以屡禁不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劳动者素质低。因此，只有在控制人口数量的同时，大力提高人口素质，才能有效地保护环境，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增强经济社会发展的后劲。
提高劳动者素质，主要在于发展科技和教育。把“可持续发展”与“科教兴国”联系起来，作为两个重大战略，有着极为深刻的含义和极为深远的意义。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要充分估量科技发展对综合国力、社会经济结构和人民生活的巨大影响，把加速科技进步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地位。科学技术问题，实质上也是劳动者的素质问题。科学技术只有与劳动者相结合，转化为劳动者的科学文化素质和劳动技能，才能成为现实的生产力。
科教兴国，科技是关键，教育是基础。教育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提高受教育者的思想道德、科学文化和身体、心理素质，多出人才，出好人才。从根本上说，科技的发展、经济的振兴，乃至整个社会的进步，都取决于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和大量合格人才的培养。一个十二亿人口的大国，教育搞上去了，人才的巨大优势是任何国家也比不了的。切实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培养同现代化要求相适应的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发挥我国巨大人力资源优势，关系到21世纪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
注释：
〔1 〕佩奇的呼吁的真正用意是“劝阻”发展中国家要求建立“较公正的国际新秩序”、“反对富国剥削”的斗争。他认为这种“民族意识”和“阶级意识”是“人类意识”“有所削弱”的原因之一。参见奥·佩奇《世界的未来，关于未来问题一百页》，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91、96、1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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