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后凯[1]2001年在《市场竞争、经济绩效与产业集中》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产业集中问题是产业组织理论和产业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本论文采用1995年第叁次全国工业普查近60万个企业以及521个四位数小行业的系统数据，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全面深入地考察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造业的集中状况、变化趋势、市场结构特征及其形成原因，进而系统地探讨了产业集中与创新、效率、利润率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些相应的政策建议。 本论文围绕市场竞争、经济绩效与产业集中这一主线，分四个部分共九章逐步展开。其基本思想是：产业集中是市场竞争和政府干预的结果。由于市场竞争遵循“优生劣汰”和经济效率原则，这样，在纯粹市场力量的自发作用下，一些有竞争力、效益高的企业将会获得迅速扩张，市场份额不断扩大，由此促进了集中度的提高。反过来，集中度的不断提高又将影响到市场的竞争性，并对企业行为和绩效产生影响。对于政府部门来说，产业组织政策的主要目标在于鼓励有效竞争。这样就存在着反过度竞争和反垄断的两种不同政策取向。 通过深入的理论研究和实证考察，本文得出了一些重要的结论，并提出了一些具有创新性的观点。主要包括： （1）本文首先从理论上提出了产业集中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倒“U”型假说。即是说，随着工业化的不断推进，特别是大规模生产体系的采用，大企业因具有多方面优势而获得了迅速发展，由此导致产业集中程度日趋提高。然而，当经济发展进入成熟阶段，工业化达到高度的水平，产业集中程度将逐步趋于稳定，并在随后的阶段趋于缓慢下降。同时，根据一些主要国家的经验，对该理论假设进行了初步的验证。 （2）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制造业的一般集中度和行业集中度很低，呈现出高度分散化的特点。这种高度分散化格局的形成，是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以及转型期中国经济的固有特点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不仅会导致规模经济效益的丧失，形成低效过度竞争的格局，而且会加剧生产能力的过剩，不利于竞争力的提高。 （3）在80年代初期，伴随着经济体制的转轨，我国制造业曾出现了逆集中化的过程。然而，自8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买方市场的形成和市场竞争的加剧，我国相当一部分制造业行业的集中度出现了逐步提高的趋势。可以认为，这种集中化趋势是激烈的市场竞争的结果。 （4）与主要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制造业市场结构呈现出典型的极度分散型和分散竞争型特征，寡占型产业所占比重很少。特别是，在目前我国521个制造业行业中，有52％的产业都属于典型的原子型产业。这种产业集中度很低（H＜200），企业数量众多，规模分布均匀，市场竞争过度，极不利于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 （5）进行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我国制造业市场集中对企业技术创新和生产效率有着重要的影响。总体上看，高集中产业的创新能力较强，生产效率较高，而高度分散产业特别是原子型产业则存在着明显的管理无效率，也即X非效率。 （6）利用521个行业的数据进行分析的结果表明，我国制造业集中度与利润率之间存在显着的正相关关系。即高集中度行业的利润率要高于低集中度行业的利润率。这种高集中行业的高利润率现象，应主要归功于市场进入壁垒、行业效率差异以及市场竞争的结果。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通过市场竟争和经济手段，提高行业集中度，将可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门）从维护有效竟争、提高效率的角度出发，我国需要建立一个产业内适度集中、企业间充分竞争，以大企业为主导、大中小企业协调发展的“寡头主导型”市场组织结构。为建立这样一个以有效竟争为目标的适度集中的市场组织结构，今后产业组织政策应该实行双重的目标取向：既要实行反过度竟争、提高行业集中度，又要进行反垄断，二者必须同时兼顾、相互协调。
赵颖[2]2009年在《中国制造业产业集中度与市场绩效关系研究》文中提出制造业是中国国际竞争力发展最快的产业门类,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是别的产业无法动摇和替代的,但面临着经济全球化的严峻挑战,中国制造业要想继续生存,并从“制造大国”走向“制造强国”,必须要更进一步的提高它的竞争力。因此,正处于转轨时期的制造业,迫切需要通过理论研究寻找到可行的改革措施,以推动制造业结构和组织优化,提升整个行业的竞争力。根据产业组织理论,市场结构对市场绩效有着重要的影响。而产业集中度是衡量市场结构的重要指标,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论文从产业集中度与市场绩效这一全新视角出发,以中国制造业为研究对象,采用30个大行业和88个小行业的数据,运用统计分析、计量分析、比较分析和典型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实证研究。首先从梳理相关理论入手,并对二者关系研究的现状进行了述评,为下面分析我国是制造业的产业集中度和市场绩效关系打下理论框架和基础;然后计算各行业的CR4,通过分析得出产业集中度比较低的结论,并分析造成集中度低下的原因;通过资源配置效率、规模结构效率和技术进步程度叁方面综合分析制造业市场结构,分析得出市场绩效低下;接着从产业间和产业内两个角度对转轨经济背景下集中度和绩效的关系开展进一步分析,结果发现集中度、市场绩效和经济体制改革程度叁者之间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体制改革与市场绩效之间存在正向关系,集中度与市场绩效之间也存在正向关系,但两者的因果关系在不同行业中的表现各不相同,有的行业集中度决定市场绩效,有的行业这种决定关系是相互的。最后在总结实证结果的基础上,有针对性的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对策选择。全文的研究表明,中国制造业合理化结构应该是优势龙头企业引领的适度集中市场。而提升中国制造业市场绩效的根本出路在于实现集中度提升和经济体制改革“双引擎”共同作用。一方面通过促进资源优化整合、构建有效退出机制、引入高效市场竞争和推进产业结构升级等方面提高产业集中度;另一方面通过建立统一市场、转换经营机制、发展资本市场和规范产业重组法规等方面推进体制改革。
徐田华[3]2014年在《中国产业组织合理化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我国历来重视产业结构调整，忽略产业组织调整。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我国实施产业政策已经有20多年，制定出台了一系列的产业政策，但是绝大多数都是产业结构政策，产业组织政策非常少，而且为数不多的产业组织政策都是围绕形成合理的市场结构展开的。这与我国产业组织合理化理论研究上的混乱不无关系。产业组织是产业结构的基础，产业组织合理化有助于理顺产业内企业间的关系，为产业结构调整打下良好的基础，从而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改善当前产业结构矛盾。因此，产业政策要重视产业组织合理化，如果忽视产业组织调整而过于重视产业结构调整，就有点舍本逐末了。制造业以其对国民经济的重要影响而一直备受产业政策重视，所以本文选择制造业的产业组织合理化作为研究对象。第一章首先提出选择制造业产业组织合理化作为研究对象的原因。制造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具有重要地位，但是制造业繁荣的表象下问题重重，我国对制造业的研究忽视了产业组织的重要性，产业组织合理化对制造业发展乃至国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第二章是基本理论与文献综述。西方产业组织理论是我国产业组织合理化研究的基础和源头，本章首先回顾了西方产业组织理论发展的历史。虽然西方产业组织理论中缺乏对产业组织合理化这一问题的研究，但是对产业组织理论的研究推动了自由竞争和产业政策两种产业合理化思想的形成。接下来，本章梳理了中国对产业组织合理化的研究，并对中国产业组织合理化研究做了简评。第叁章是中国制造业产业组织合理化的实践。首先梳理了中国产业组织演进的历史，然后介绍了中国产业组织合理化演进过程中伴随的产业政策干预，并指出我国产业政策干预没有取得预期效果，正是因为对产业组织政策的忽视和以往产业组织政策目标不合理。因此，产业政策要重视产业组织合理化。第四章是产业组织合理化的内涵。通常概念界定不清晰是研究无法深入的主要原因，因此本章首先定义了产业组织合理化，然后提出了当前产业组织合理化评价标准的困惑，分析阐述之后，提出多维度的产业组织合理化的评价标准及产业组织合理化的目标。第五章构建了合理的产业组织评价指标体系。根据第四章提出的多维度评价标准，本章提出合理的产业组织评价指标选取的原则，并构建了包括集中度、总资产贡献率和显示性指数在内的评价指标体系。第六章对中国制造业产业组织合理化进行了实证研究。分别对中国制造业30个大类的市场集中度、总资产贡献率和显示性指数及其变化规律进行了测算，发现中国制造业产业组织合理化程度不高，有些行业趋向产业组织合理化，但是有些行业背离产业组织合理化。第七章对中国制造业产业组织不合理的状况进行原因分析。中国制造业产业组织合理化深受中国特色的所有制结构、地方政府以及产业政策的影响，当前中国产业组织不合理的实质是竞争不足。第八章针对中国制造业产业组织竞争不足的现状，提出了对策建议。既要深化改革，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又要提高产业组织政策的地位，充分发挥产业组织政策的作用促进产业组织合理化，并提出了产业组织政策的目标体系。本文通过规范分析方法构建了中国产业组织合理化的研究框架，并通过实证分析方法对中国制造业30个行业的产业组织合理化状况进行了测算和分析，发现当前中国的产业组织合理化程度不高，有些行业趋向于产业组织合理化，有些行业背离产业组织合理化，并在分析原因的基础上提出对策建议。本文主要的研究成果为：一是提出产业政策要重视产业组织合理化的观点。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多年，效果并不理想，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片面强调产业结构调整而忽视产业组织调整。解决产业结构矛盾需要重视产业组织政策，促进产业组织合理化。二是界定了产业组织合理化的概念，并构建了产业组织合理化多维度的评价标准和评价指标体系。针对有效竞争、“结构主义”学派、“效率主义”学派等都未能有效衡量产业组织合理化的问题，本文结合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产业组织理论的新发展，提出以市场结构、经济绩效以及产业国际竞争力叁个维度作为产业组织合理化的评价标准，以市场集中度、总资产贡献率和显示性指数作为评价指标的综合评价体系。叁是按照本文的分析框架对中国制造业产业组织合理化状况进行测算和分析。对中国制造业30个大类的市场集中度、总资产贡献率和显示性指数进行了考察，得出中国产业组织合理化程度整体不高，除烟草制品业以外，其他绝大部分行业都集中在产业组织合理化程度较低的水平。分析具体行业的变化趋势发现，只有5个行业趋向产业组织合理化，其他25个行业都背离产业组织合理化，尤其是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作为进入“中国企业500强”中企业最多的行业，不仅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劣势，而且集中度和总资产利润率呈现双下降趋势，表现出令人担忧的演变趋势。四是提出产业组织政策的目标体系。从市场结构、经济绩效和产业国际竞争力叁个维度，提出包括鼓励形成“寡头主导，大中小企业共生”的竞争合作关系；提高产业的经济绩效，尤其是国有及国有控股行业的经济绩效；培育不同层次的竞争优势，提高产业国际竞争力叁方面在内的产业组织政策目标体系。
李停[4]2012年在《市场结构、产权和中国工业市场绩效：理论与经验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对转轨经济研究中，学者们发现许多很难应用标准理论解释的产业经济现象，如产业逆集中化、集中度利润率关系弱化、集中度与流动性的正相关性等。这些产业经济现象一方面揭示了哈佛学派传统的SCP产业研究范式在发展中国家直接应用的局限性；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决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转轨经济国家市场绩效因素的复杂性。本文将转型期中国工业市场绩效差异放在由市场结构和产权结构组成的二维空间中，市场结构看成是决定产业绩效的一个坐标，而把产权结构看成是决定产业绩效的另一个坐标，从理论和经验两方面全面考察转型期中国工业绩效的影响因素。第二章对中国工业市场的集中度和利润率关系静态视角的研究发现，在市场化初期，高集中度行业组的盈利性显着高于低集中度组，但随着市场化改革进程的深入，集中度与盈利性之间不存在简单线性正相关关系，高低集中度组的盈利性仍然存在差异，但统计上并不显着。这说明转型期工业行业利润率的决定是一个复杂的产业现象，受诸多因素影响，集中度仅是其中一个因素而已。耐人寻味的是，如果把样本按照国有化程度分为叁个子组有效分解出产权结构对于行业盈利性的影响后，研究发现高集中度组的平均利润率显着高于低集中度组。企业层面经验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市场份额与盈利性之间表现出多层次关系，某些行业存在显着正向关系，而另一些行业正向关系不明显甚至出现负向关系。因此，不能过分强调企业规模对市场控制力的决定作用的结构主义观点。或许在基于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传统工业经济时代，企业相对规模水平与企业对于市场价格、产量的控制力直接相关，市场操纵力总是掌握在行业内的大企业手中。而在知识经济时代，高科技产业的竞争特点与传统产业有着本质不同，在位小企业或者潜在进入厂商可以通过创新导致行业技术范式的转变颠覆在位主导性厂商的支配地位，行业的操纵能力与企业规模水平并不成比例。知识经济时代的产业新特点对传统产业组织政策，尤其是结构主义“结构操纵”思想提出了挑战。第叁章进一步考察了中国工业部门集中度的变化和市场份额的流动性，从动态视角为研究中国工业经济竞争程度提供一种新的产业组织方法。尽管在样本考察期内，中国工业集中度保持相对稳定，但通过市场份额流动性的经验研究发现，稳定的背后影藏着巨大的流动性。对在位企业市场份额变动模式的研究也得到相同结论。进一步考察工业集中度与流动性关系，集中度与流动性显着正相关。集中度并不能预测流动性，对行业竞争程度的衡量上，集中度指标与流动性指标是相互补充而不是相互替代。论文对简单“结构操纵”产业组织政策提出质疑，政府需要关注那些高度集中的市场，但高度集中并不是反垄断的充分条件，高度集中的背后或许影藏着巨大的流动性。针对哈佛学派与芝加哥学派对集中度-利润率关系解释存在巨大分歧，第四章应用两种思路，检验中国工业经济利润率与集中度正向关系背后是反映大企业经营效率还是垄断势力。基本结论是：基于Martin的研究方法更多支持芝加哥的效率规范，组平均劳动生产率对于组价格-成本加成有显着的正向影响；而基于Clarke的研究方法更多支持哈佛学派的合谋规范，对于那些推测变量值大于零的行业，市场集中度对行业推测弹性或合谋程度有显着地正向影响。这说明在中国工业市场上，市场集中和利润率的市场势力和效率解释是相互补充而不是相互替代的，同时也给反垄断法的制定敲响警钟，在政策制定上切忌一刀切，应针对行业不同的特征实施不同的产业组织政策。国企低效率通常被认为是先天性制度缺陷，变革产权也被顺理成章地认可为解决国企低效率的唯一方式。第五章的经验研究发现，总体而言国有经济成分比较私人经济成分的低效率不仅表现在糟糕的财务绩效上，其技术进步率也相对比较缓慢。将国有企业依照行业国有产权集中度划分成不同竞争类型行业时，我们惊讶地发现，竞争程度的提高不仅提高各种非公有制类型企业效率，国有企业效率也得到提升。通过国有企业和私人企业多层次的博弈分析，模型比较了不同情形下各种所有制企业间的效率差异和社会福利含义,论证国有企业过高的社会负担的确是其与私人企业利润差距的根本原因。私有化并不是解决国企低效率的充分条件，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路应该放在如何给国有企业“松绑”，培育成真正市场主体。在改善国企经营绩效上，竞争比产权更重要。第六章适当假定后，市场结构和产权结构对于行为的影响便可以在统一的委托-代理模型中进行。研究得出，无论在完全垄断市场还是在竞争市场上，国有企业管理者管理松懈度都不高于私人企业，并且管理松懈度随着国有化程度上升而下降。对于垄断市场和竞争市场委托-代理模型均衡结果的比较，竞争市场下的国企经理比垄断市场的国企经理有更高的管理努力程度，再一次证实国企改革思路中培育竞争环境的重要性。围绕着“熊彼特假说”关于静态效率和动态效率的争论，第七章经验研究表明企业规模和研发投入之间存在较为稳定的正相关关系，“倒U型”假说成立。但企业规模与研发产出的关系比较模糊，表现在资本密集型行业和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差异。通过自由进入、进入障碍博弈模型与社会最优情形的比较，得出行业技术机会是影响集中度的关键变量。本文论证自由进入的均衡企业数超过社会最优数，并导致动态福利损失。在制定行业竞争政策时，要充分考虑到行业特点，对于技术机会低的行业应降低进入标准，在不损失太多动态效率下提高静态效率；对技术机会高的行业比如高科技行业应适当提高进入标准，提高市场集中度获得更多的动态效率。第八章结合论文主要研究结论，强调我国未来竞争政策需反行政垄断和经济垄断并举、立足本国放眼世界和实现从维护竞争向促进创新的反垄断思想的转变，并对尚未出台的并购指南提出建言。
占明珍[5]2011年在《市场势力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中国汽车制造业为例对市场势力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不仅是市场势力理论发展与完善的需要,而且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还是产业管理加强与产业竞争力提升的需要。19世纪末以来,大量的并购活动导致了越来越多的近乎垄断的产业的形成,这使得市场势力的核心问题之一——垄断问题得到了较为全面的讨论与关注。然而,纵观以往的相关研究,无论是产业层次的还是企业层次的研究；无论是跨产业部门的还是单个产业部门的研究,仍然缺乏对市场势力进行系统的、深入的、专门的研究。而且大多数研究侧重于市场势力的测度与反垄断政策的制定,主要与反垄断联系起来,鲜见将市场势力与有效竞争及产业国际竞争力联系起来研究；较少将重点置于市场势力从弱到强的各个阶段的区分与不同维度的考察,如市场势力与垄断势力、市场竞争力、竞争能力及国际竞争力的区分；长期市场势力与短期市场势力、国内区域市场势力与国际市场势力的识别。本文关注了这些方面,从理论上对市场势力进行了研究,这对市场势力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与完善起到了良好的补充与拓展,还能推动国家反垄断法体系建设的发展与完善。美国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中国汽车制造业的振兴发展已被提到国家经济增长的战略位置,这充分地说明了汽车制造业在中国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支柱地位。本文探讨了中国汽车制造业市场势力的程度、影响因素及其对福利的影响,其目的在于评估中国历次重要的汽车产业政策对于不同企业市场势力的培育与规制所起到的作用,从而评估中国汽车产业政策效应是否达到预期的目的,为政府调整与优化汽车产业政策提供依据。首先,本文对市场势力的涵义、分类、测度与判定、影响因素及其对福利的影响进行了理论探讨,其次,以中国汽车制造业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最后,提出关于国际竞争与国内有效竞争视角的不同企业市场势力的培育与规制政策。基于此,本文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展开：第一,市场势力的涵义、分类、测度与判定；第二,市场势力的影响因素；第叁,市场势力的影响；第四,市场势力的实证研究；第五,基于国际竞争与国内有效竞争的不同企业市场势力的培育与规制政策。具体而言,本文分为七章：第一章为导论。主要解释了本文的选题背景与意义,介绍了本文的研究内容与框架,提出了本文研究的重难点及研究方法,以及创新之处与不足。本文在研究内容上系统、深入,在研究视角上全面、动态,在研究方法上科学、合理。本文未来将围绕着买方的市场势力、产业链中的市场势力以及中国多产业的市场势力作进一步研究。第二章为文献综述。介绍了本文写作过程中的相关文献检索情况,从而找出市场势力相关研究的重点线索,在此基础之上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详细的梳理与评价。研究发现：在理论方面,目前国内研究侧重于反垄断视角,缺乏将之与竞争力、创新等外延式拓展相联系；研究视角方面,主要局限于封闭经济,缺乏对国际竞争环境下企业市场势力构建的分析；在研究方法方面,国内研究主要采用直接测度法,缺乏多指标的综合测度与判定；在实证研究方面,国内研究侧重于垄断行业的分析,对竞争行业的研究不足,特别是关于汽车制造业市场势力的研究基本没有。基于此,本文在这几个方面进行拓展与完善。第叁章分析了市场势力的定义、内涵、分类、测度与判定标准。本文拓展了市场势力的内涵,将其界定为在特定条件下企业的综合控制能力。还特别对市场势力与垄断势力、市场竞争力、竞争能力及国际竞争力进行了区分,并从纵、横维度将其划分为长期市场势力与短期市场势力、国内区域市场势力与国际市场势力,并就此提出了相应的多指标测量方法。本文还提出采用市场结构标准、市场行为标准及市场绩效标准相结合的方法来对市场势力进行综合判定。第四章探讨了市场势力形成与变化的影响因素。分析了市场势力形成与变化的外在影响因素,如经济发展阶段、产业生命周期、制度因素、资源禀赋、需求条件、对外开放度等,还探讨了其内在影响因素,如市场结构、市场行为、效率等。研究发现：这些因素对不同产业市场势力的形成与变化的影响各不同。其中,不同的外在因素对市场势力形成与变化的影响程度及方向各不相同：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产业生命周期中市场势力取值在(0～1)变动,其中在工业化后期、产业成熟期的市场势力达到最大；地方保护与市场分割、行政垄断及产业扶植政策有助于市场势力的形成与变化,而反垄断与反不正当竞争政策则抑制市场势力的扩张；丰裕的同质性资源、不易被模仿的异质性资源、资源专有权有利于增强市场势力；富有弹性的需求限制市场势力增强,缺乏弹性的需求助长市场势力；对外开放度的扩大对市场势力有抑制作用,但有助于提升产业竞争力。内在因素对市场势力形成与变化的影响主要是正向的：企业制度创新、并购行为、广告投入、技术创新、纵向限制、高市场集中度、高进入壁垒、产品高度差异化及高效率有助于市场势力的形成与变化。第五章分析了市场势力对市场绩效与社会福利的影响。不仅探讨了市场势力对产业资源配置效率、产业规模经济效率及产业技术进步效率等市场绩效的影响,还探讨了市场势力对消费者、生产者、收入分配及福利的影响。研究发现：在非完全竞争市场中,市场势力或多或少带来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在垄断市场达到最大；市场势力推动企业通过并购、整合行为实现规模经济效率；良性的市场势力能真正地推动技术创新与技术进步的实现；市场势力减少消费者剩余,增加生产者剩余,造成一定的社会福利损失,导致收入的再分配与社会不公平。第六章以中国汽车制造业为例探讨了市场势力及其对福利的影响。着重从纵、横维度对中国汽车制造业市场势力进行测度与判定,在此基础之上分别探讨了中国汽车制造业市场势力形成与变化的影响因素及其对社会福利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汽车制造业长期市场势力与国际市场势力弱小,汽车合资企业长期市场势力、短期市场势力及国内区域市场势力强大,自主品牌企业国内、国际市场势力弱小,汽车产业国际竞争力不足。1991-008年,中国汽车制造业市场势力的形成与变化中,产业生命周期、资源禀赋、产业政策、对外开放度、进入壁垒、并购行为及技术创新行为等因素的影响比较显着,而经济发展阶段、需求条件、市场集中度、规模经济以及效率因素的影响不显着。这主要是由于中国汽车合资、外资企业国内区域市场势力突出,而国内自主品牌汽车企业国内、国际市场势力弱小,自主创新能力不足,规模经济效应不显着,产业竞争力弱小,从而出现与理论研究的结论不一致的市场势力“双弱”现象。第七章主要从国际竞争与国内有效竞争两个方面来分别探讨不同企业市场势力的培育与规制政策。就国际竞争而言,民族企业市场势力的培育应该树立市场结构合理化的政策目标,提高民族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引导市场行为合理化,推动民族企业竞争能力的高度化：鼓励、支持企业组织合理化,提升民族企业的规模化与专业化水平。就国内有效竞争而言,企业市场势力的规制应该严格限制合资、外资企业长期市场势力导致的市场控制行为,特别是应监控与规制外资企业在国内的并购行为；彻底撤销来自地方政府的行政保护行为；建立科学动态的反垄断监控体系。
章韬[6]2012年在《经济地理、产业集聚与全要素生产率空间差异》文中提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地区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无论是在规模、质量、社会参与水平还是改革程度上都是史无前例的。这一伟大的历史进程也为经济理论和实证研究提供了无与伦比的机遇。中国区域发展历程为市场制度创新、理论思想创建、经验证据研究和经济政策建议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实验”条件,是激动人心的30年。经济地理、产业集聚是中国区域经济增长保持长期稳定增长的重要源泉,也是中国地区差距加大的主要原因之一。如果说经济地理环境影响并塑造了地方产业空间结构的话,产业集聚则是个体企业在既有生产环境下组织形态的自选择结果。区域经济发展需要综合考虑地区第一、第二自然禀赋,经济地理因素决定了地方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产业发展需要考略要素空间配置效率和生产组织方式,集聚经济水平和方式决定了地方产业发展的竞争力。城市、行业和个体企业在时空上并非孤立存在,经济地理和产业集聚等生产外部环境时刻影响着经济体的生产绩效和行为决策。中国经济增长由区域带动,城市是区域经济增长的引擎。空间因素贯穿了叁十多年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路径和历史沿革。中国改革开放史从空间上看更是一个经济地理版图演化史。我国经济地理版图在不同时期展现出不同的空间规模、市场范畴、行政治理区划,这与其它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践相比极为少见。空间划分不仅在制度上重塑并改变了要素配置的方向和方式,也在中央-地方治理关系、政策制定中隐含了差异化的市场环境。空间划分所隐含的市场结构和治理关系使得我国东部地区在过去叁十年中长期享有从中央到地方的优惠政策,也极大的改变了我国经济地理的版图。本文认为,中国区域经济增长战略可以用：“以空间换时间、以时间换空间”这十二个字来形容。从改革初期的在沿海地区设立开放城市和经济特区到现今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中央-地方政府根据区域发展现状和市场需求,采取“让一部分地区先发展起来以带动周边地区”的区域发展战略,充分利用先发优势,抓住历史发展机遇,推动了中国经济体制和经济地理版图的渐进式改革,实现了优先发展东部地区以带动中、西部地区发展的宏观经济战略。这种利用空间纵深获得发展机遇的做法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极大地推动了全国经济总量增长和技术进步水平。但是,空间上的政策倾斜加剧了国内市场分割和区域差距,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发展是以牺牲中、西部地区资源优势为代价的。随着资本、技术的积累,在近十年来,中国区域经济增长战略逐渐向中西部地区倾斜,无论是发展东北老工业基地还是西部大开发战略和中部地区崛起等区域发展战略的展开,中、西部地区区域发展所需的“资本、劳动和技术”叁要素均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累积和储备。改革开放二十年的时间累积不仅仅意味着技术发展的循环累积效应加强,更意味着落后地区经济增长的“后发优势”条件逐渐满足。随着国内市场需求的逐步扩大,市场体制改革的深化和东部发展所带来的“溢出效应”日益显着,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逐步从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发展战略转变,区域产业政策逐步从发展地方规模经济向发展地方优势产业转变。众多国内学者对中国经济地理或产业集聚现象开展了研究,如中国产业集聚和地方经济增长间的关系、集聚经济的来源和决定因素、产业集聚与地方收入差距、地方保护与区域专业化等等。这些研究从不同侧面解释了经济地理和产业集聚的特征和关系,但是同时考虑经济地理、产业集聚对地方经济增长、行业间经济联系和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机制研究仍然很少。基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在时空上存在巨大差异,本文的研究旨在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分析影响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原因及动力机制。本文认为,单纯地从某一个空间层面或集聚经济特征来解释并回答中国经济增长的动机机制往往会出现以偏概全的问题,其研究结论存在空间上的适用性和分析对象上的可比性问题。综合且较为全面地分析我国经济地理外部性对地方生产绩效的影响是本文尝试解决的核心问题之所在。与传统意义上考察新经济地理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不同,本文更为细化的分析了二者之间的关系。考察对象逐步细化,从经济地理到产业集聚,从经济增长到市场要素配置效率和企业行为绩效。本文的第二个研究重点在于对地方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估计和分解,观察经济地理、产业集聚对地方生产技术进步、要素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和配置效率的影响。简言之,本文研究集聚的效率问题。本文的第叁个研究重点在于对影响我国区域集聚经济水平和方式的微观机制进行考察,并在实证分析上提供基于地区、城市和企业水平数据的宏、微观证据。本文研究发现中国省际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在于产业升级与技术进步,城市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在于其要素投入方式、规模经济外部性以及空间经济联系等,而微观层面的企业生产率提升则受其所处空间的市场制度、经济地理、行业组织外部性等因素的影响。根据以上研究重点,本研究设计可以总结为“一线、两维、叁步骤、四关系”。作为贯穿全文的“一条线”,本研究可以简要总结为不同类型生产外部性对生产绩效的影响研究。从研究对象看,本研究的研究对象可以大致分为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无论是经济活动的地理范畴——全国、八大地区、省际、地级市、城市内还是经济活动的时间趋势维度——改革开放叁十年、城市增长二十年还是仅近十年来工业企业的产出增长趋势,它们均旨在揭示不同类型外部性对生产活动影响的范畴、方式和变动特征。“叁步骤”是指本研究所遵循的市场结构(Structure)-组织行为(Conduct)-个体绩效(Performance)(SCP)系统分析思想,分析不同层级外部性对宏观市场结构、城市生产绩效和企业生产决策的影响,从而解释了经济个体在受到外部冲击时可能做出的战略调整及行为变化。四关系则是指针对生产外部性对行为绩效的影响采取逐步细化和深入分析过程：外部性对生产活动的影响为严格外生、外生-内生影响同时存在,动态影响和外部性间存在交互影响且与生产行为互为因果。综上所述,本研究从不同层面分析了经济地理、产业集聚外部性对地方和微观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解释了不同生产外部性的来源和动力机制。本研究发现在不同地理层级、不同空间范畴、不同生产单元,不同集聚方式对生产行为的影响程度、方式和传递机制均存在差异,这种差异因市场制度扭曲而更为显着。这种综合经济地理、产业集聚外部性的研究思路避免了人为割裂二者间共有的联系、相互作用以及对地方生产行为的动态影响,是相关研究中更为综合化的研究视角创新,为政策建议提供了全面的宏、微观证据。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1章提出问题；第2章分类梳理与本文主题相关的已有文献,并在相应处给出必要的评论；第3章对从宏观层面考察中国改革以来地区全要素生产率、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第四章从城市层面考察城市集.聚密度外部性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第五章探讨城市空间经济关联、要素配置效率与全要素生产率间的关系；第六章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回答了城市空间关联、城市内产业组织方式对城市和个体企业生产率的影响；第七章考虑我国现有市场制度扭曲对城市集聚经济水平、产业组织方式和个体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最后一章是结论和政策建议。
罗胤晨[7]2016年在《生命周期视角下的工业集聚及其演化研究》文中提出改革开放后,在全球化与地方化、信息化与网络化,以及我国所经历的分权化与市场化、工业化与城镇化这四组内外力量的交织作用下,我国区域的产业经济格局经历了巨大变革。一方面,它促进了我国工业产业集聚度在时间维度上不断提升；另一方面,也推动了工业产业在空间维度上向东部沿海地区进行集聚。那么,为什么产业会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出现持续的集聚演化现象?这是论文所要讨论的核心问题。与既有文献所强调的外部影响因素不同,本研究尝试从产业活动的集聚本身寻找其内在属性因素。在进行理论回顾与文献综述之后,发现既有研究存在叁方面不足：①关于集聚外部性的研究。既有文献主要集中于静态视角的分析,相对缺乏对其进行动态形式的考察。不同学者在运用不同的研究区域、研究对象和研究手法时,他们所得出的关于集聚外部性的结论存在差异。这种差异形成的原因之一,可能是忽略了集聚外部性本身存在着动态变化的属性特征。②关于集聚演化的研究。虽然相关文献已从不同层面、视角对其进行理论和实证分析,但是目前较少有学者将宏观、中观和微观叁个层面的因素结合在一起进行系统性地考虑,特别是对于空间尺度和组织尺度等对集聚演化过程和机制所存在的影响关注较少。然而,在现实世界中,尺度将影响集聚演化过程和机制的呈现。③关于“集聚”与“集群”的研究。有的学者将两者进行区别对待,有的学者则将两者视为等同,这种在实际应用中的模棱两可,造成学者们忽略了辩证地看待两个概念之间所存在的共性与差异。有鉴于此,本研究尝试在以下叁方面进行创新与突破。①系统性理论分析框架的构建。在理论辨析和概念化的基础上,提出涵盖宏观、中观和微观叁个层面,并以“两维度(时间与空间)-两属性(尺度与网络)-叁载体(地方、产业与企业)”为核心的系统性理论分析框架；②考虑尺度对集聚演化的影响。对集聚演化所存在的时间和空间维度、尺度与网络属性进行了讨论,认为尺度对集聚演化过程和机制的呈现存在影响；③集聚与集群研究的辩证结合。对集聚、集群和邻近性叁个含义相近的概念进行辨析,认为集聚是集群形成、发展的前提和基础,集群则是集聚的高级空间组织形态。同时,在对集聚动态进行理论概念化的基础上,提出集聚生命周期的演化模型及其不同阶段的特征。以理论分析框架为指导,本文将核心研究问题分解至宏观、中观和微观叁个层面进行实证分析。首先,在宏观层面,利用1985-2011年我国工业产业的相关面板数据,对集聚外部性的动态性特征进行研究发现：①从长时间段来看,集聚外部性效应存在着持续变化的特征,并且在不同的产业之间,集聚外部性效应的动态变化趋势和特征存在差异,体现出产业异质性对集聚外部性效应的动态性存在影响。②对于不同类型的工业集聚外部性,其效应的动态变化趋势和特征同样也存在明显的差异。其中,多数工业产业的MAR外部性具有“倒U型”的动态演化特征;而多数工业产业的Jacobs外部性并不存在动态演化的特征；尽管Porter外部性在多数工业产业的动态性特征是显着的,但不同的工业产业之间并没有形成相对一致的规律,其中既包含了线性变化的情况,也包含了非线性变化的特征。其次,在中观层面,从产业生命周期的视角切入,利用1985-2011年我国工业产业的相关面板数据,对集聚外部性的阶段性特征进行研究发现：①在工业产业由成长期向成熟期演进的过程中,MAR外部性的正面效应呈现逐渐增强的趋势,并在成熟后期时对产业发展的正面促进效应达到最大值。②随着工业产业由成长期向成熟期发展,Jacobs外部性的正面效应呈现逐渐下降的态势,并在成熟后期表现出对产业发展的负向影响。③随着工业产业由成长期向成熟期转变,Porter外部性的计量回归结果并不显着,但回归系数的大小是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并且在成熟后期时对产业发展表现为显着的负向影响。第叁,在微观层面,以江阴工业作为案例研究区域和对象,利用实地调研和深度访谈所获得的第一手、第二手资料和数据,对特定地方的工业集聚产生的原因、以及集聚演化的微观动力机制(地方情境性)进行研究发现：①江阴工业集聚的形成具有其特定的历史基础因素,以江阴纺织服装业为例,总结认为地方产业传统(产业基础)、乡镇企业发展(制度背景)与内外环境变化(政策环境)等叁类因素,对江阴纺织服装业的空间集聚具有重要影响。②改革开放后,在江阴纺织服装业空间集聚的动态演化过程中,分别经历了分散式发展、集中式集聚、网络式集聚和集群式集聚的不同发展阶段,证明集聚生命周期的理论假设是存在且适用的。③江阴工业集聚能够持续演化的微观动力机制包括叁方面：一是,地方情境孕育下所催生的企业家精神；二是,路径依赖影响下所形成的产业集群；叁是,多维邻近作用下所构建的企业网络。综合上述叁个层面的实证检验与分析,本研究认为：①在省域层面,需要考虑产业集聚与扩散的动态过程,客观对待和处理产业转移现象。②在产业层面,需要考虑产业生命周期所带来的阶段性影响,对产业集聚的组织形式进行合理培育。③在地方层面,需要考虑产业集聚的地方情境性差异,因地制宜地推动产业集聚升级与发展。④从系统的角度看,需要考虑产业集聚的尺度与网络属性,综合理解尺度差异所可能产生的影响。
江激宇[8]2005年在《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文中研究说明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差异以及由此造成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差距问题一直是理论界经久不衰的热点问题，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然而，以往关于区域经济增长的研究多数是从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的要素报酬递减规律、完全竞争的假设出发，认为区域经济增长源于区域的资本、劳动及土地等生产要素的禀赋，区域之间要素报酬的差别将会通过要素流动趋向均衡，市场机制的作用最终会消除区域之间人均收入的差别，导致经济增长的均衡。多数学者正是从新古典增长理论出发，致力于探讨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各种因素，认为之所以产生地区差距，是因为这些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因素存在区域差异，如果消除或缩小这些区域差异就有可能缩小地区差距，实现均衡增长。然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地区尤其是东、中、西部叁大经济地带之间并没有出现理论预期的条件收敛，区域经济增长的极化现象尤为明显。面对非均衡增长的中国经济，将空间因素排除在外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缺乏足够的解释力。在此背景下，本研究试图改变以往的新古典经济学研究区域经济增长的视角，将产业的空间集聚因素引入区域经济增长的研究框架之中，建立一个新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的新框架。 论文在回顾与比较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和新经济地理的制造业中心-农业外围经济增长模型的基础上，以中国制造业集聚为例，重点从产业集聚促进区域劳动力要素、资本要素、土地要素供给的质量提高和数量增加，以及产业集聚促进区域产业结构变动、资源再配置效应提高等方面，揭示了产业集聚推动区域经济增长的内在作用机理。从而构建了一个基于制造业集聚的区域经济增长理论分析框架，也为全文的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提供了必要的分析视角、研究范围和逻辑框架。 论文通过宏观数据的计算与分析，证实了自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中国制造业发生了显着的空间集聚现象，东部沿海省份成为制造业聚集地；另一方面，中国各省、尤其是叁大经济地带之间存在着显着的增长差异，制造业集中分布的东部沿海地区经济一直处于高速增长状态，东部地区的增长优势不断被强化，处于正反馈的累积循环之中。 为了探究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内在关系，论文分别从制造业区域集聚与区域劳动力要素供给、资本要素供给、区域土地集约利用，以及制造业集聚与区域产业
刘克逸[9]2003年在《中国市场进入障碍问题研究》文中指出市场进入的本质就是企业以其所拥有的资本、劳动或技术等要素资源，受到利益诱导，在不同市场、地域或行业之间的转移。因而进入对产业发展的作用首先表现为促使资源配置到更有效经营的领域。另外，现实和潜在的进入能够使在位企业感受到竞争的压力，创造了使现有企业降低成本的激励并使福利增强。 中国正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历史进程中，这是市场机制调节和配置资源不断深化的过程。由于市场化程度的限制，已形成不同开放度下的多重市场结构。其形成是双重力量的结果：市场和政府的行政控制。各级政府在市场中仍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政府明显干预了市场环节：或者政府控制企业进入某一市场，形成了刚性的市场进入障碍，或者阻碍新企业的进入(或以较高的成本进入)，而一些企业也可以跨越技术、规模、资金等高进入障碍，进入某一产业。 市场进入障碍是市场结构的决定因素，其松动和变化有助于研究中国市场化的进程和评价推动经济转轨的进程因素。进入障碍问题已经成为非常活跃的研究领域，我们经常可以观察到为什么尽管一个产业中企业的收益超过平均利润，而其它的企业仍然没有进入?由于进入障碍的存在。进入障碍被看作是一个产业的结构性特征，竞争和产业的市场绩效通常被看作是受到强烈的进入条件的影响，进入障碍是非竞争型行为存在的实质，是新企业开始运营的首要障碍。一般来说，经济性进入障碍具有自发性，是新企业在对进入产业后预期收益的理性分析基础上，主动做出是否进入的抉择；非经济性障碍则具有外在强制性，新企业能否进入要受行政法规的硬性制约，这对新企业进入产业形成行政性障碍，由于新企业的进入受到政府的限制，市场中的竞争力量被削弱。本文从市场和企业的层面对转轨时期的进入障碍进行识别和分析，研究在竞争型行业和非竞争型行业中的经济性和非经济性市场进入障碍及在WTO以后的动态变化。产业的实证研究，证明了政府在竞争性行业和非竞争性行业的竞争性环节施加了不必要的管制，这些管制构成了重要的进入障碍，其对经济的负面影响是十分明显的。 市场可以迅速影响要素的进入，使资源得到有效的利用，经济性市场进入障碍不是市场结构效率的破坏性因素，而人为的进入障碍的消除可以保证许多资源能量的释放。考虑到从以政府创造的进入障碍所造成的垄断租金和资源不良配置的消除可以很容易通过允许新的进入者进入来实现(D.F．史普博，1999)。因此，清除具有负福利效应的市场进入障碍是中国市场化进程中的一项重要任务。
王贵荣[10]2010年在《新疆奶业结构、行为与绩效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奶业是一个由奶牛养殖户、原料奶的收购者、乳制品加工企业、乳品消费者、政府和行业协会等要素构成的一个有机系统,彼此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经济联系,但作为独立的经营主体又存在着一定的利益冲突。本研究以产业组织理论、信息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产业链等相关理论为基础,运用产业组织分析方法(结构——行为——绩效的SCP分析范式)、计量经济学、博弈论和问卷调查方法等研究手段,围绕原料奶生产、乳品制造和乳品消费这叁个主要环节,对新疆奶业的发展现状进行了客观描述,对原料奶生产结构、乳品制造业市场结构、乳品消费结构及其各自的运行绩效进行了系统分析,对影响绩效的主要因素进行了分析评价,对乳品制造业市场行为、乳制品消费者行为,特别是乳品产业链纵向组织关系和各利益主体之间的竞争行为进行了深入研究,力求准确揭示新疆奶业发展的内在规律和发展趋势,提出规制各利益主体行为的有效途径,探索促进新疆奶业发展的相关建议,推动新疆奶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本研究的主要结论如下:(1)新疆是我国主要的原料奶生产基地,具有奶牛养殖的比较成本优势。原料奶生产的主要模式是农户散养,奶牛单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良种奶牛比例较低是影响奶牛单产水平最主要的因素;奶牛饲养在地理分布上的非均衡性导致了原料奶生产和乳品加工企业布局的区域不平衡性。(2)新疆乳品制造业的产业集中度偏低,总体刚刚越过竞争型的市场结构,但在局部市场呈现一两家企业为主导的寡占型市场结构。随着奶源、规模经济效应等壁垒的存在,行业的进入壁垒正在逐渐提高,新企业进入将会越来越困难。(3)市场结构和产权结构的共同作用,推动新疆乳品制造业经营业绩的提高。市场集中度比销售增长率对绩效的影响更大,但乳品制造业的盈利能力低于全部工业行业的平均水平;乳制品行业仍以外延型的扩大企业生产规模为主,产品同质化现象严重;新疆乳制品企业的技术效率明显低于全国水平。(4)目前,新疆乳制品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还不强。企业更多是将注意力放在消费者品牌忠诚的培育和市场份额的争夺上;价格竞争和广告、并购等非价格竞争行为加快了乳制品行业的优胜劣汰,有利于形成以寡头为主导、大中小企业共生的相对稳定的新的产业组织结构。(5)新疆具有乳制品消费的传统习惯,但总体消费水平还不高。城乡之间、南北疆之间消费还不平衡;消费者选购乳制品有明显的消费倾向,不同性别、年龄、民族、职业和文化程度的消费者其乳制品消费行为存在一定差异;收入水平和消费习惯是影响乳制品消费最主要和最直接的因素。(6)新疆在奶业产业化发展中主要出现了龙头企业带动型、中介组织联动型、龙头企业带动的准合作社一体化型和完全一体化型等四种纵向组织关系模式。目前,分散饲养、分散挤奶、奶站集中收购牛奶是新疆原料奶生产的主要方式,多数乳制品加工企业采用两种以上的混合型奶源供应模式,奶源供应还不稳定。(7)合作社一体化是乳品产业链演进发展的理想模式。从制度设计角度分析,建立“合作社参股的企业+奶农合作社+农户”的纵向组织关系,逐步走向合作社一体化的纵向组织关系是最优的乳品产业链纵向组织模式;从制度演化进程来看,应当加快改造传统的农户散养模式,大力发展公司+规模化牧场模式,鼓励并提倡发展合作社一体化和农工商综合体这一理想模式。
参考文献：
[1]. 市场竞争、经济绩效与产业集中[D]. 魏后凯.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01
[2]. 中国制造业产业集中度与市场绩效关系研究[D]. 赵颖. 宁波大学. 2009
[3]. 中国产业组织合理化问题研究[D]. 徐田华. 中共中央党校. 2014
[4]. 市场结构、产权和中国工业市场绩效：理论与经验研究[D]. 李停.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2
[5]. 市场势力研究[D]. 占明珍. 武汉大学. 2011
[6]. 经济地理、产业集聚与全要素生产率空间差异[D]. 章韬. 复旦大学. 2012
[7]. 生命周期视角下的工业集聚及其演化研究[D]. 罗胤晨. 华东师范大学. 2016
[8]. 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D]. 江激宇. 南京农业大学. 2005
[9]. 中国市场进入障碍问题研究[D]. 刘克逸. 复旦大学. 2003
[10]. 新疆奶业结构、行为与绩效研究[D]. 王贵荣. 新疆农业大学.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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