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工业集聚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经验的实证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中国论文,资本论文,实证研究论文,经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355（2006）04—0110—08
一、引言
社会学家Loury首次将“社会资本”①（Social Capital）一词引入社会科学的研究。自Coleman于1988 年发表的经典文献将社会资本推向社会学研究的前沿以来，学术界掀起了一股关于社会资本研究的热潮。Coleman认为“社会资本是由各种社会组织所构成，其有利于目标的完成。这些目标在缺乏社会资本的情况下将不可能完成，或将花费高额的成本才能完成”[1]。将社会资本引入经济学研究领域的主要工作是由Putnam于1993年完成的，其认为“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组织所具有的特性，如信用、社会规范和社会网络等。其将能提高社会效率”[2]，世界银行也沿用了这一定义。② 当社会资本能够产生外部性并能促进市场之外的互益集体行动的社会互动时，它就具有经济效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至少同人力资本或教育一样重要”[3]。因此，在相继强调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之后，一些发展经济学家将社会资本添加到经济增长的源泉中来[4]，以考察信任、 社会规范和社会网络对经济发展绩效的影响。
已有的关于社会资本对经济绩效影响的研究文献中，大都采用的是跨国的调查数据。但由于国与国之间存在明显的制度和政策上的差异，各国社会资本的相关参数也不同[5]，从而使得这些研究难以取得一致的结论。社会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还不明确。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具有相同制度结构的地区间存在明显的经济发展上的差异，这为我们检验社会资本对经济绩效的影响提供了一个理想的样本。同时社会资本的形成本身就是社会建设中的核心内容之一，这对目前所强调的和谐社会的构建也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本文的研究不乏现实意义。
本文第二部分是社会资本与经济增长相关研究文献综述；第三部分，本文认为社会资本是通过影响地区间工业集聚水平，从而影响经济发展，并从理论上对其进行了阐述；第四部分是相关计量模型的设定和变量的选取；第五部分是本文的计量分析；最后是结论及政策含义。
二、社会资本与经济增长：文献综述
新古典增长理论使用的分析工具在20世纪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工具的使用并没有很好的解释以下现象：为什么制度相似的国家或地区间经济绩效迥异？社会资本的引入为发展经济学家解释上述现象提供了很好的分析工具。
Putnam，R.Leonardi and R.Nanetti对意大利南北部的实证研究中发现[6]，北方在经济与政府绩效水平总体上要大大高于南方，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两个地区在社会结构上的差异。因为北方是水平的社会结构（horizontal structure），而南方是阶层的社会结构（hierarchical structure），这就使得北方在公民参与和信任水平上高于南方，从而引起了两个地区经济绩效上的差异。Laporta et.al采用“世界价值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1980—1994）的数据研究了信用对政府和社会效率的影响，也发现信用水平对其均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同时，信用水平提高一个标准差，司法效率将会提高0.7个标准差，政府腐败将会降低0.3个标准差[7]。F.Helliwell and Putnam以自愿性团体的密度、制度的执行情况和居民对政府的满意度作为衡量社会资本的指标，再次研究了意大利各地区间社会资本同经济绩效的关系，发现高社会资本的地区往往具有较高的经济增长率[8]。Zak and Knack提供了一个异质群体交易面临的道德风险问题的一般均衡模型，认为低的信任环境会减少投资率和增长，而高信任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他们通过跨国的实证分析在控制了产权等变量后，结果有力地支持了该模型的结论[9]。
而一些学者的研究却没有发现社会资本促进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F.Helliwell试图从社会资本的角度解释亚洲国家间经济增长的差异，结果发现亚洲国家经济绩效的巨大差异大部分可由国家间的对外开放程度不同来解释，而社会资本对此几乎没有解释力[10]。Putnam以参加正式和非正式俱乐部的人数作为社会资本的衡量指标，考察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资本的变化情况，认为在此期间美国的社会资本水平是单调递减的。但他发现在此期间美国的经济增长同社会资本水平之间并不存在具体的联系[11]。Miguel et.al.于2001年研究了印度尼西亚工业化同社会资本之间的关系，认为社会资本并不能预测随后的发展，实际上，一些情况是工业化将会提高社会资本水平。
另外一些学者发现，不同形态的社会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差异很大。同时，在穷国和富国，社会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也存在较大的差异。Inglehart的研究发现，在富国中社会团体的数量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负向的相关关系，而在穷国中二者之间却存在正相关关系[12]。F.Helliwell 对美国各州和加拿大各省的比较研究中发现，人均GDP较低的地区经济增长率高于人均GDP较高的地区，同时经济增长率高的低收入地区的社会资本水平却普遍低于经济增长率更低的高收入地区[13]。但其认为这并不意味着社会资本不利于经济增长，低收入地区较快的增长率可以由条件收敛①（conditional convergence）来解释。因为一旦具备了一定的条件，落后地区就可以引进那些在发达地区已经被使用的更有效率的技术，从而将会比发达地区具有更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如果收敛速度过快，将使得社会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变得不那么显著。Knack and Keefer采用“世界价值调查”的数据，选取了信任、合作准则与协会三个指标来度量一国的社会资本水平，研究发现：信任与民间合作对经济绩效具有正相关关系，信任水平提高1个标准差，经济增长将提高超过0.5个标准差；而协会活动与经济绩效没有太多联系；信任与民间合作较强的国家拥有正式制度，能有效地保护产权和契约权利，并发现信任对贫穷的国家来说更为重要，因为这些国家的法制和金融部门更加脆弱[14]。Beugelsdijk and Van.Schalk 以信用和群体参与作为社会资本的度量，研究了欧洲地区间社会资本同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现群体参与将有利于解释经济增长，但是信用水平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却不显著[15]。
三、社会资本、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现象和理论阐述
（一）社会资本与经济增长：来自中国的现象
已有的研究由于国家间和地区间的制度条件不同，使得相应研究中用来衡量社会资本的指标参数存在很大差异，因而使得研究难以取得一致的结论。研究一国内部各地区间社会资本水平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可以克服制度差异对研究结论的干扰，在控制住各地区的政策变量后，研究结论无疑更具有说服力。Kukayama认为信用是最重要的一种社会资本形式[16]，图1 给出了我国地区间信用指数同经济增长率之间的散点图。
图1 2000年我国各地区信用水平同经济增长率（％）的散点图
数据来源：各地区的信用指数源引自张维迎等委托“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在2000年对中国内地15000家企业做的信任度调查，并据此对中国内地31 个省市自治区的信用度作的统计和排名[17]；各地区经济增长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1》。
由图1显示，从总体上看，即使在不考虑经济收敛的情况下， 我国具有高信任度的地区也普遍具有更高的经济增长率。其中信任度最高的几个地区分别是北京（169）、上海（218.9）、江苏（118.7）、山东（96.2）、广东（117.2）、浙江（77.7）和天津（49.9），这些地区的经济增长率都远远高于其它低信任度的地区。我国各地区在社会资本水平上的差异同各自的经济绩效存在明显的相关性，那么社会资本对经济绩效的作用机制是什么？以往的研究都忽略了对此的研究。只有了解了社会资本对经济绩效的作用机制，才能得出二者之间关系更具有说服力的结论。笔者认为社会资本是主要通过影响地区产业集聚水平，从而影响地区经济绩效。
（二）社会资本与产业集聚：理论假说与解释
Marshall在20世纪20年代通过研究工业组织间接表明了企业为追求外部规模经济而集聚。Marshall认为产业集聚主要是三个方面的原因：劳动力市场共享、得到专业化的投入品和服务以及企业间的知识外溢。“新经济地理学派”的代表人物Krugman和Venables认为通过劳动力的跨区域流动和上下游产业间的投入产出联系都能促成产业集聚的形成[18]。社会资本由于有利于促成协调和合作，有利于信息和人口的流动，减少交易中的“机会主义”和“道德风险”行为，因而有利于生产效率的提高，降低交易费用，促进专业化分工的演进，从而有利于产业的集聚[19]。
Coleman和Putnam et.al.指出个人之间的关系、 社会规范和信用将有利于促成协调和合作，因此有利于生产力的提高。信息不完全是社会经济活动面临的一个重要约束条件，而社会资本可以克服信息不完全对经济活动的约束，使得交易双方更容易达成协议，减少“道德风险”和“搭便车”行为，降低交易费用，提高经济活动效率[20]。因而，拥有高社会资本的地区，企业将会更容易获取所需的劳动力和专业化投入品，企业间的投入产出联系更加紧密，这将会促成和强化产业在该地区的集聚[21]。同时，嵌入于社会网络中的社会资本还有利于技术信息和知识的流动，降低交易成本[22]，这将有利于企业间知识的外溢。而企业间知识的外溢被认为是产业集聚的一个重要原因。
社会资本可以看成是一个反映生活质量的指数，它将会影响地区间和地区内部的人口流动。高社会资本的地区将会吸引人口和经济活动向该地区转移[23]。人口向高社会资本的地区移动，一方面，加速了该地区专业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另一方面，人口在该地区的集中无疑会增加该地区的总需求。这都会促成和强化企业向该地区集聚。
地区公共产品供给的丰富程度也是该地区吸引企业集聚的一个重要条件。社会资本在提供公共产品方面也是必不可少的要素[25]。政府虽然可以通过征税的方式来组织公共产品的供给，但是有很多公共物品却不能由政府来提供。同时，如果能够同信任和社会参与相结合，政府组织公共产品的供给将会更有效率。因为如果没有自愿接受的原则，政府的行动将会是无效率的：征税变得很困难、法规得不到遵守、公务员的腐败和出现“搭便车”行为等。另一方面，在低收入地区，由于税基很小，政府组织能力有限，这也使得由政府提供公共物品受到了很大限制。这时，集体行动能够很好的代替政府部门来供给公共物品。社会资本在集体行动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能够减少人们对由于竞争性利益的存在而产生冲突和对“搭便车”行为的担心，从而保证集体行动的顺利展开。
四、社会资本与工业集聚：计量模型的设定和变量的选取
本文认为社会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主要是通过影响地区产业集聚水平来实现的，并从理论上对其进行了阐述。本部分，本文将计量检验社会资本对我国地区工业集聚水平的影响。另外，已有的研究显示，我国地区经济的差异主要是由于第二产业的不平衡分布所引起的[26]，本文通过实证检验社会资本对地区工业水平的影响，也试图为解释我国地区差异提供一个新的视角。本文的基本模型设定如下：
INDUSTY[,i]＝a[,0]＋a[,1]S－CAPITAL[,i]＋ΨGEOGRAPHY[,i]＋πNEW－GEOGRAPHY[,I]＋φPOLICY[,i]＋ε[,i]
其中，表示INDUSTY[,i]第i地区的工业总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借鉴有关的做法[27]，我们将其作为衡量一地区工业集聚水平的指标；S－CAPITAL[,i]是i地区的社会资本水平；GEOGRAPHY[,i]是一组会影响一地区工业集聚的经济地理因素；NEW－GEOGRAPHY[,i]是会影响一地区工业集聚的新经济地理因素；POLICY[,i]是会影响一地区工业集聚的政策变量；ε[,i]是随机扰动项。
本文选取信任指数（Trust）作为度量地区社会资本水平的指标。 其中各地区信任指数原始数据取自于张维迎等人的文献[28]。本文中将各地区信任指数看为一个存量指标，Trust为各地区信任指数比上全国各地区信任指数的简单加权和。 该变量的符号是本文所特别关注的，若本文的理论假说成立，则该变量应显著为正。
影响地区工业生产差异经济地理因素首推地理位置上的差异。本文通过设置东部沿海地区虚拟变量（Eastern）的方式来捕捉地理位置上的差异对工业集聚的影响。同时，由于直辖市的经济功能与其它省份相比有明显的不同，它们更多的承担了政治中心、文化中心、服务中心的功能，大都市的经济特性在一定程度上会排挤它们作为制造业中心的功能[29]，因此本文也设置了直辖市（City）这一虚拟变量。
新经济地理学引入了规模报酬递增和正反馈效应，其强调了产业外部行和人力资本外部性、企业间的“前向”和“后向”联系，以及运输成本和需求因素在决定企业选址中的重要作用[30]。为了检验这些包含收益递增的因素对工业集聚的影响，本文构造了以下指标：（1）一个地区居民的消费需求水平。 如果一个地区的居民消费水平越高，将会吸引企业到该地集聚。同时，企业的集聚也将引起人口在当地的集聚，提高当地的工资水平，这又进一步提高了当地的消费水平，从而产生产业集聚的良性循环。一地区居民的消费水平不仅取决于该地居民的收入水平，同时还取决于当地的人口规模，因此本文最终选取一地区GDP总量占全国GDP总量的比例（GDP）来衡量该地区的居民消费水平。（2）一个地区的企业数量（Firms）。一地区的企业数量越多，该地区的产业外部性以及人力资本外部性越强，就更能吸引企业的集聚。同时，一地区的企业数量越多，该地区的产业市场需求也越大，企业间的“前向”与“后向”联系程度越高，也就越能吸引产业的集聚。本文以一地区工业企业数占全国工业企业数的比例来衡量该地区的企业数水平。（3）一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一个地区人力资本水平越高，新进入的企业就越容易招聘到所需的专业人才。同时，较高的人力资本意味着较低的R&D成本，企业获得的创新收益也越大。人力资本水平的衡量是一个比较困难的问题，本文最终选取了普通高等学校教师占总人口的比例（Teachers）来衡量一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5）基础设施及交通运输条件。Krugman强调了运输成本对产业集聚的影响。如果只考虑成本因素而不考虑其它因素，企业将会选址在具有最低运输成本的地方，其既要顾及到消费地，又要顾及到原料地。一地运输成本的降低并不一定会吸引产业的集聚，这取决于交通条件改善对产业集聚的“集聚力”（concentration）和“发散力”（dispersion）的比较。若“集聚力”大于“发散力”，则交通条件的改善将会吸引产业的集聚；反之，则不利于产业集聚。本文选取了公路密度（Road）来衡量一地区的交通运输条件。另外，城市化的发展本身也会促使如法律体系、交通通讯网络等各类基础设施的改善，金煜等人采用非农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Urban）来衡量一地的城市化水平，本文也借用这一指标来衡量一地的城市化水平[31]。
对于像中国这样处于经济转型中的发展中大国，研究工业的集聚就不能不考虑制度和政策的影响。大量的研究文献也都证实了制度和政策因素在中国地区差距形成和扩大中所起的重要作用。鉴于制度是个较难度量的因素，本文使用了一些政策指标来近似替代，因为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政策的调整和实施本身就反映了制度的变化[32]。本文选取了如下两个度量地区经济政策差异的指标：（1）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Gov.）。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最根本的就是要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使其从经济经营活动中逐渐退出。本文使用政府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来衡量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程度。政府财政支出对工业集聚的影响取决于财政支出的方向，若财政支出主要是用于基础设施的改善和发展当地的教育，则财政支出是有利于工业集聚。（2）对外开放。 大量的研究文献都认为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由于有利于引进国外的资金、技术和先进的管理方法，同时也扩大了产品的出口，因此显著的促进了经济的增长，本文选取商品进出口总额占GDP比例（Trade）两个指标来衡量一地区的对外开放度。
由于我们采用的各地区信任指数为2000年的截面数据，因此因变量Industry我们是采用的是各地区2001年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产值比例的截面数据。其它解释变量除去东部沿海和直辖市虚拟变量外，均取的是1998—2000年间的平均值。除各地区非农业人口数来源于相应年份各地区统计年鉴外，其它基础数据均来源于相应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由于西藏的一些数据不可得，因此我们删除了这一个样本。我们最终用于计量分析的为全国30个省级单位的截面数据。
五、社会资本与工业集聚：计量分析
本文使用Stata8.0软件对回归模型进行了基于OLS估计法的拟合，由于截面数据较容易受异方差（Heteroscedasticity）问题的干扰，我们还采用了Robust估计法对模型进行了重新拟合以同OLS估计结果相对照。计量分析结果见表2。
从模型的检验结果来看，在各个模型中不管是 OLS估计法还是Robust估计法的估计结果均显示Trust变量同工业集聚显著正相关，说明我国具有高信任指数的地区，将更有利于工业的集聚。我国由于地域上的广袤和地区文化上的巨大差异，各个地区在信任度上的差异很大[33]，这是造成我国地区工业集聚水平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本文的实证结果进一步表明了，我国地区间社会资本水平——至少是信用水平上的差异是造成我国地区经济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
经济地理变量的估计结果显示，东部沿海地区虚拟变量Eastern 同工业集聚显著正相关，表明东部沿海地区更接近国际市场的地理优势是有利于工业的集聚。直辖市虚拟变量（City）同工业集聚显著负相关，这主要是由于主要是由于直辖市作为城市经济，其经济职能显著的异于其它省区。
在新经济地理的各个因素中，用来衡量市场需求因素的指标（GDP）和企业间“前向”与“后向”联系的指标（Enterprises）对国有工业和非国有工业的集聚均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这同预期高度一致。人力资本变量Teachers同工业集聚负相关，这可能主要是由于信任指数与地区受高等教育人数存在明显的相关性所致，同时，也可能是因为高等学校教师数并不能有效衡量一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34]。城市化率Urban同工业集聚之间显著正相关，这表明城市化的发展是有利于工业的集聚。公路密度Road同工业集聚负相关，但是却不显著，这一估计结果似乎支持了的研究结论，其研究结果显示地区交通条件改善对工业集聚的发散力大于集聚力[35]。
在两个衡量地区经济政策差异的变量中，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Gov.与工业集聚负相关，同预期一致。但出人意料的是衡量开放度的指标Trade同工业集聚也呈负相关关系，但我们并没有足够的理由说对外开放不利于工业集聚，其实正如金煜研究中所显示的那样，当考虑对外开放同东部沿海地区的虚拟变量的交互作用对工业集聚的影响后，对外开放是有利于工业集聚的[36]。
六、结论及政策含义
在相继强调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知识资本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后，一些发展经济学家开始认识到社会资本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并对此做了大量而细致的研究。但由于已有的研究多是采用跨国数据，同时又因为各国具有不同的制度和政策条件，从而使得各国社会资本的度量参数差异较大，因而这些研究难以取得一致的结论。我国改革开放后具有相同制度条件的地区间经济增长差异明显，这为我们检验社会资本对经济绩效的影响提供了一个理想的样本。同时，本文认为社会资本对经济绩效的影响机制主要是通过影响地区产业集聚水平，进而影响经济绩效的。本文采用2000年的截面数据，实证研究了包括信任指数在内的、影响工业集聚水平的变量对地区工业集聚的影响，结果显示：地区信任指数对该地区工业集聚具有十分显著的正向影响，从而证实了在我国，社会资本有利于工业集聚，进而有利于经济增长。
本文的政策含义在于：虽然福山认为政府在创造各种形式的社会资本方面，并没有太多显而易见的手段，但我国政府却可以通过普及教育、鼓励民间合作组织的发展、有效的提供必需的公共物品，特别是通过保护财产权利和公共安全间接的促进社会资本的创造，从而加速我国经济的增长。同时，政府应减少本应由民间组织或公民社会承担的活动的干预，因为这会给社会资本带来严重的消极影响。
总之，经济增长不仅仅取决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的投入，信任、社会规范、社会参与等社会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已越来越明显。特别是对于像我国这种处于制度转型中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市场体系还不完善，各种法律法规还不健全，市场失灵、政府失灵是不可避免的普遍现象。这就客观上需要发挥社会资本的职能来弥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通过建立包括社群在内的国家、市场和社区三者有机结合的经济发展机制，以加速经济的发展。
收稿日期：2006—04—18
注释：
① 普遍认为“社会资本”一词是首先由法国社会学家Bourdieu,P.于20世纪70年代首次提出。
② 也有学者对社会资本下了不同的定义。如Fukuyama（1997）认为“只有共同的社会规范和标准才能被定义为社会资本”；Collier（1998）认为“社会资本是社会内部的社会与文化的一致，即支配人们互动的规范和价值的一致，建立在该社会之中的各项制度的一致”；Ostrom（2000）认为“社会资本是共享的知识、相互理解、社会规范和社会规则，以及关于社会群体中的个人之间相互联系模式的预期”；Bowles and Gintis（2002）认为“社会资本通常是指信用，其涉及个人之间的联系，遵守个人所属的社区规范的意愿”；Lin（2001）将社会资本定义为“嵌入社会网络中的资源，其能被社会成员所使用，以获取更大的回报”。笔者认为Putnam对社会资本所下的定义比较全面。
③ 关于经济收敛的详细阐述，可参见Barro,Robert J.和Salal-Martin,Xavier.“Convergence”.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2,100:4,223—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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