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杀的“压力不协调理论”初探(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不协调论文,压力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杀学领域的专家已经从众多方面解释了这一自残行为的动机以及危险因素，但是，找到一个能够解释绝大多数自杀原因的理论则更为重要。社会整合和社会调节的古典理论[3] 解释了自私、利他、失范和宿命式的自杀行为，但与当今世界上流行的精神病理学的模式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上均存在冲突。然而，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大量的自杀者都表现出社会整合方面存在问题[4，5]。尽管在西方超过90％的自杀者都被诊断出患有包括抑郁和酒精/药物滥用等精神疾患[6]，自杀者在整个精神病人群中却仅占很小的比例[7]。精神疾患可能是重要条件，但不一定是自杀的充分条件。为了识别自杀的危险因素，我们不能仅仅局限在精神病理学的模式上[6]。
以往的自杀理论的研究通常集中在某一领域，如社会结构因素[8～15]，精神疾病因素[16～18]，或者心理障碍因素[19～21，5]。这些研究大部分是从医学生物学的角度着手并只是在探索的层面上进行，因此缺少理论的概括力。Mann及其同事提出并验证了自杀的压力-因素的理论，但它只是基于精神病人和为精神病人服务的临床理论模型[6]。Heeringen的自杀行为心理学模型注重“状态-特质”的相互作用的过程，似乎更有概括性，但其实质是神经生物学的[22]。为了克服以往理论的不足，本文通过综合现有的解释自杀行为的理论、假设和发现，尝试建构一种新的理论范式。
理论背景
自杀是自愿和故意结束自己生命的行为。Durkheim认为，“自杀指的是受害者知道会导致死亡的结果，但仍然主动或被动采取能够导致直接或间接死亡的行为[3]”。因此，自杀是受害者的一种理性的选择。交换理论[23，24] 和行为主义[25，26] 都为这一论点提供了理论支持。人们总是试图使报酬最大化，代价最小化，从而最大限度获得收益(收益=报酬—代价)。此外，一种行为如果得到正强化，很可能会不断重复，这在经典条件反射和操作性条件反射研究中都得到了证明。对于个体自杀来说，这种解释显然难以理解，但是，如果充分考虑到个体的周边环境，交换理论和行为主义对自杀行为的解释有可能会成立。
事实上，报酬和代价从个体角度来看都是主观的概念。对个人来说，当活着的代价超出了活着的报酬，这个人可能会考虑自杀。可是，所有那些收益为负值的人们并非都会选择自杀，但是那些故意和自愿结束他们生命的人可能理智地计算过并选择避免付出更大的代价和惩罚。值得注意的是，有严重精神紊乱的人，如有幻觉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他们结束自己的生命并非是一种理性的选择，因此不属于讨论之列。在一个刑事法庭，一个凶手如果被诊断出犯罪行为是在精神病性症状作用下发生的，可以当庭获释，因为杀人可能不是他/她的理性选择，没有犯罪意图。
如果自杀是一种理性的选择，使得这种选择成为可能的情境一定是让自杀者感到死去比继续活着获得的收益更大。这种情境通常包含两种或更多的社会因素不断地在心理上困扰或者威胁着个体，个体试图找到一个恢复他/她心理平衡的办法。我们使用“不协调的压力”(Strain)一词，用来说明一个人面临冲突的社会因素并要做出决定时认知方面的心理体验。当一个人无法放弃两个冲突因素中的任何一个时，此人就会体验到心理的痛苦，即压力。例如，一个人在他/她的生活中有一个很高的愿望却无法实现时，就会体验到很强烈的两种压力，两种不协调的压力。心理的痛苦迫使个体做出理性的选择，通过自杀缓解压力，即使自杀是冲动下的举动。换句话说，在某些情况下，自杀是压力的一个结果。
若干伟大的思想家和以往的理论家对于我们建构自杀的压力不协调理论都有所贡献。从Emile Durkheim到Robert Agnew，越轨行为的压力理论(Strain Theory)出现在社会学领域已经超过一个世纪。压力有两种理解：社会进程的压力的和个人经验的压力。前者指的是社会规范的不足影响到个体知觉自己需要的方式，后者指个人在寻找满足自身需要的方法时体验到的磨难和痛苦(即导致犯罪的动机机制)[3]。压力理论的基础是Durkheim的社会失范理论，后来的犯罪学方面的思想家使用社会失范理论解释越轨行为。社会失范是一个社会学的概念，指社会规范缺失，或者在一种情境中毫无规范可言，意味着社会无法律、习俗以及其他标准约束它的成员的行为。一个失范的社会很少甚至没有规范。由于社会调节机制不足，一些人会期待从生活中无限度地获取，当他们的期望得不到满足的时候可能会体验到较大的挫折感。这样，社会失范能够导致挫折或者某一类的压力[2]。
根据以上的概念，Robert Merton提出了关于越轨行为的社会失范理论。然而，Durkheim的社会失范概念的前提与Merton的理论恰恰相反。Durkheim假设缺乏规范的约束导致越轨行为。这与弗洛伊德的假设相似，越轨行为的发生在于社会没有成功地通过限制个体的冲动来阻止它。但是Merton的假定正好相反：越轨行为的发生在于社会通过压力迫使个体做出越轨行为。Merton认为，社会通过强加个体生活中的规范来迫使个体做出越轨行为。当一个人期望和别人一样成功，但社会没有提供合法的途径并加以限制的时候，就产生了压力[1]。换句话说，社会过于强调成功的目标，而对如何获得或使用成功的合法途径方面强调不够，这种断裂的情境会导致压力。社会一方面鼓励高期望，一方面拒绝提供成功的机会，这就迫使人们做出越轨行为。这就是Merton关于越轨和犯罪行为的压力理论。
然而，Merton关于越轨行为的压力理论也未能直接解释自杀。关于社会文化目标和合法化途径之间存在断裂而造成的压力方面，Merton提出了5类调整的方法，其中之一便是逃避现实，即从社会退缩到自我的外壳中。逃避现实者不关心成功与否，也不在乎有没有工作[1]。这样的例子有精神病患者、被遗弃者、无业游民、流浪汉、妓女、酒鬼和药物滥用者。其实，自残、自毁、自杀也能够包括到Merton列举的例子当中，尽管他的原著中没有提到。
从Durkheim和Merton的论述以及从社会失范理论发展起来的压力理论，一直是解释越轨行为和犯罪的主要理论。Durkheim侧重于社会约束的减少以及在个体水平上造成的压力，而Merton研究社会强调的目标与社会规范之间的社会失衡。
Agnew认为，压力既不是结构化的，也不是人际间的，而是情绪的。当个体觉察到逆境时，会导致强烈的消极情绪并激发个体从事犯罪[2]。当个体发觉自己与相同的人付出同样的劳动，却没有得到同样的回报时，就感到痛苦。借助违法行为也许比借助其他行为更能够成功应对与消极的人际关系相关联的消极情绪[27]。消极关系中的苦恼可直接转化为愤怒，并可能间接地导致严重的犯罪和攻击行为。反过来，愤怒对犯罪和越轨行为手段也有显著影响。研究表明，愤怒与犯罪、越轨行为是有关联的。Agnew把愤怒看作是最关键的一种情绪，因为愤怒几乎总是直接表现出来[2]。但是，指向个人内部的挫折感或者愤怒，Agnew没有把它纳入其理论框架。
Robert Agnew修订了压力理论，对原始的压力理论受到的批评进行了阐述。并建立了他自己的普通压力理论(General Stain Theory)。他扩大了压力理论的范围，增加了一些变量，从而更好地解释过去该理论受到的批评。他尝试从目标而不是金钱的角度来思考压力理论，考虑个体的社会阶层、对未来的期望、与罪犯的联系等[28]。Agnew的普通压力理论的主要概念基础是“当人们受到糟糕的待遇的时候，他们可能会变得沮丧并卷入犯罪”[29]。Agnew区分了压力的不同类型，并为普通压力理论设计了测量压力的方法。他还用实证的方法探讨了压力和犯罪之间的联系，并提供了政策性建议。
压力理论的难点之一在于如何测量，这也是该理论受到主要批评的地方。Durkheim和Merton都没有提供测量诸如目标、成功、愿望等概念的工具，也没有现成的测量源于这些社会因素的挫折感(压力)的方法。但是，Agnew设计了两种如何识别和测量个体生活中的压力的方法。第一种是主观法，研究人员直接问“个人是否不喜欢别人对待他们的方式”[29]。第二种方法是客观法，研究者询问个体以往的压力引起的原因是什么。客观方法经常在研究中使用，它通常也把与朋友、家庭、社区的关系纳入进来。必须考虑的一种情况是，个人对某一类型的压力有不同的反应，因此，在看待客观的压力时有着不同的主观方式[30]。Agnew也注意到，要想有效测量压力，必须要采取几个步骤。首先，研究人员必须编制出一套能够导致压力的消极情境的完整清单。在这一步骤中，必须注意到每个人体验到的压力是不同的。此外，还须能够客观地鉴别特定的情境和能够决定个体对压力反应的等级。要获得对压力的有效测量，还必须要考虑消极关系的累积影响。这种关系是累加性的还是交互作用目前还不完全清楚。还有一种必须考虑的因素是积极的关系的存在，以及这种关系对个体可能经历的压力的缓解作用。当测量压力时，最后还要考虑其程度、新近性、持续时间、消极事件累积情况[2]。如今，Agnew率先使测量压力成为可能。
总之，虽然以前的越轨和犯罪行为的压力理论没有考虑自杀，却对建立关于自杀的压力不协调理论有重大的启迪意义。但是后者却不是对前者的发展、修订或者提炼，因为自杀性的越轨的行为在本质上不同于犯罪性的越轨行为。由于自杀是指向内部的暴力行为，没有外在其他的受害者，而犯罪则通常是暴力指向外部，有其他的受害者。这样看来，这两类暴力可能产生于不同的压力源。
自杀的“压力不协调理论”
在日常生活中，如果同时持有两种或更多的不一致的意见或观念，或者我们的价值观与行为之间不符，我们就会体验到认知的不协调[31]。研究发现，当人们的行为威胁到自我形象时，此时的不协调最为强烈，也最让人感到苦恼。之所以让人感到苦恼，因为人们发现了理想自我与现实自我之间的强烈反差[32]。Festinger和Aronson提出了三种改变不协调的方法：(1)改变行为，让它与不协调的认知保持一致；(2)改变不协调的认知，让我们的行为合理化；(3)增加新的认知，从而使行为得到合理化[33]。不协调的压力，就其对心理的冲击来看，甚至比认知不协调更加强烈，要减弱这种压力恐怕以上三种途径还不够。
不协调的压力不同于简单的压力。人们经常可以感受到压力。压力在日常生活中是一个单变量的现象。当我们说在工作中有压力的时候，我们是说我们有很多工作要做，我们要赶时间，或者我们跟同事或者老板的关系有点僵。不协调的压力至少包含两种压力或者两个变量，类似于认知不协调的形成。举例来说，两种不同的文化价值观，愿望和现实，个人的地位和他人的地位，危机和应对能力等等。作为认知上的不协调，压力是一种心理上的挫折感，甚至是痛苦，个人必须找到解决的途径来缓解它。但事实上，压力不协调要比认知不协调更严重、更让人沮丧、威胁性更强。极端的解决办法就是自杀。图1就是自杀的压力不协调理论的简明示意图。
附图
图1 自杀压力的不协调理论示意图
首先，不协调的压力应该来自于四种不同的压力源。不协调的压力形成后，在其导致自杀行为的路径中受到了社会和心理因素的调节和心理病理学因素的干预或强化。由于这两个中间因素的存在，多数体验到不谐调压力的人群并没有选择自杀。社会和心理调节因素包括家庭背景、受教育程度、经济生活状况、宗教信仰、社会地位以及个性(包括冲动性格)。不协调压力和自杀之间的关系可能被社会整合、社会调节以及诸如个性的心理的因素所缓解。如果个人在家庭、学校、工作等诸方面的社会体制中有良好的整合，即使面临较大的不协调压力时自杀的风险也会比较低[3]。社会和心理调节因素应该先于不谐调压力和自杀行为的关系而存在。心理病理学的干预或强化因素包括物质滥用和酗酒在内的精神错乱、焦虑、绝望感、抑郁症和其他精神病的诊断，是发生在不谐调压力和自杀行为之间，同时是前者的结果和后者的原因。干预是对症状的抑制或治疗从而降低自杀的可能，而强化则是加重症状的发展进而加大自杀的可能。
导致自杀的四种不协调压力
自杀行为可能会由某一类不协调的压力而促成。我们发现共有四类不协调的压力，每一种压力都有特定的来源。每一个压力源必须包含至少两个相互冲突的并且感知到的社会现实。如果这两个社会现实并行不悖，则不会对个人产生压力。
压力源一：不同价值观的冲突
当两种相抵触的社会价值观或者信念在个人的日常生活中不断冲突的时候，个人就会体验到价值观方面的压力。两种相互抵触的社会因素就是内化进个人价值观系统并相互冲突的两种信念。一名教徒如果在日常生活中把非宗教的主流文化和其个人的宗教信仰都看得非常重要，那么这个教徒就会体验到压力，不协调的压力。另外，美国第二代移民既要遵守家庭强化的本民族文化传统，同时还要与同伴在学校适应美国文化，如果这些孩子没有有效地把这两种文化自觉地分别开来接受，那么他们就会感到不协调的压力。在中国，农村女性一方面相信男女平等的观念，但是同时，她们又被儒教文化包含的性别歧视所浸染。另外一个在发展中国家可能存在的情况就是传统的集体主义和现代的个人主义不同的价值观。当一个人在生活中把两种相互抵触的价值观同等看待的时候，个人会体验到严重的不协调的压力。当其中一个价值观比另一个更为更重要的时候，就不会产生不协调压力。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当两种不同的价值观存在但没有在某个个体内化或者被强行接受时，不协调的压力也不会产生。
压力源二：现实与愿望之间的冲突
如果在个人的愿望或高目标期待与其必须面对的现实之间有较大差距的时候，个人就会体验到愿望压力。这就有两个相互冲突的社会体验：一是个人美好的理想或目标，一是可能阻碍其获得目标的现实。生活在美国的人期望变得富有，或者至少与其他美国人一样取得中等程度的成功，但在现实中，往往因为个人的社会地位不同使得达到目标的方法并非对每个人都是机会均等的。渴望或者目标对不同的人来说，也许是进入理想的大学，也许是男孩跟心仪的女孩步入婚姻的殿堂，或者是个人为之奋斗的政治理想，等等。如果现实与愿望相差太远，人们就会体验到不协调的压力。对于中国农村的女性来说，一方面期望平等的机会和待遇，另一方面不得不生活在传统儒家思想的现实之中，例如，她的传统家庭和封建的村民都可能会成为她获得目标的障碍。因此，愿望与现实之间的差距越大，压力也就越大。
压力源三：相对剥夺
当处于极度贫困下的人发现和自己背景相同或相似的人却过着优越的生活的时候，这个人就会体验到相对剥夺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相互冲突的社会现实是：个人不幸的生活困境与知觉到的他人的富裕。如果一个人住在贫困地区，大家都一样一无所有，她/他未必会感到痛苦或者被剥夺。然而，如果这个人了解到和他/她同样的人却生活更富裕，他/她就会感到了被剥夺，因此感到情绪低落。在一个经济上穷人和富人处于两极分化严重，而地理位置上却比较接近的社会中，人们更有可能感到这种贫富悬殊，或相对剥夺。在今天的中国农村地区，电视、报纸、杂志、广播都会把城市相对富裕的生活展现给农村青年。另外，在城市打工的那些年轻人假期返乡后，带着一些新鲜时尚的物品、有趣的经历等等，都会让留守在农村的青年人切实感到相对剥夺。知觉到的相对剥夺越多，压力就越大。
压力源四：应对危机技能的缺乏
面对人生中的危机，一些人缺乏应对手段，于是他们就会体验到危机和应对手段缺乏所带来的压力。生活中的危机与适当的应对方法形成了相互冲突的社会因素。只单纯地经历危机不一定会有这种压力。一个危机只是一种普通压力或者日常生活中的压力源，对于那些缺乏应对技能的人来说，他们体验到不协调的压力。对于那些不知道如何应对负面生活事件的人来说，诸如损失财产、失去地位、丢面子、离婚、失去爱人等危机都可能导致严重的不协调压力。经常被同伴威吓和嘲笑的中学生如果不知道如何处理这种状况，可能会体验到严重的不协调压力。同样的，一个中国农村女性如果经常受婆婆的委屈，而她心理上又没有做好应对这种处境的准备，这时她就会体验到不协调压力。应对经验和技能越少，当危机发生时压力就会越强烈。
测量导致自杀的不协调压力
从理论上看，Durkheim的社会失范的概念能够被操作化成缺乏规范或者无规则的状况，Merton的压力可以操作化为成功目标与有限手段缺乏之间的矛盾，Agnew的普通压力理论可以被操作化成不愉快的待遇。Agnew已经尝试编制并验证测量普通压力理论中的压力量表，从而使得该理论的实证研究成为可能。最近，Bao等人在中国开展了一项关于压力和少年犯罪之间关系的研究，该研究测量了压力，这种压力是以用自陈法描述与父母、教师、同伴的负面关系为基础[34]。开发测量压力的工具要求群体和假设都很明确。不同的假设有不同的压力源，测量压力必须以压力的特定来源为基础。例如，在Agnew的普通压力理论中，压力的来源通常是青少年从学校、同伴、家庭受到的不愉快的待遇，因此，测量工具就围绕这些社会因素展开。
自杀的压力不协调理论确定了四类压力和压力的四种主要的来源。由于压力源不同，考虑到研究群体和有待验证的假设，因此，对不同类型的压力必须开发出不同的测量工具。在这些有待开发的工具中，测量价值观不谐调压力的工具可能会十分复杂。测量由不同价值观引起的心理压力或挫折感必须基于不同价值观之间的矛盾冲突。为了保证开发的量表确实反映了研究中相互冲突的价值观，还要进行效度的研究。对不同的群体，测量由不同的价值观冲突引起的压力的工具必须单独编制和验证。
测量另外三类不协调压力可能没有像测量价值观压力那么复杂。例如，测量在中国农村里的价值观体系下的愿望压力时，通过询问被试或被试的父母、配偶以及家庭其他年长的成员在家里强调传统儒家性别规范的程度，就可以对现实环境做出评估。一个女青年可能对性别平等和机会均等有较高的期望，如果家庭环境比较传统或压抑，她很可能会体验到现实的压力。
测量相对剥夺所产生的压力和测量应对危机技能不强所产生的压力应该更加直接。仍然以测量中国农村地区的相对剥夺为例。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主要由家庭年收入、财产、及家庭每个成人的受教育水平来测量。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发现公开发表的有关测量相对剥夺的工具。我们假设“被试知道日常生活中其他人的富有”，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基本上可以用于评估相对剥夺。我们测量这一概念时，可以询问被试：(1)是否比较容易接触到电视、报纸、杂志、广播等媒体，并从中了解城市生活；(2)如果有家庭成员、亲戚、邻居到城里打工，与他们联系的频率如何；(3)家里的社会经济地位与同村平均水平比较起来如何。应对危机的技能可以通过Shi等人编制的一个应对量表测量获得[35]。个人应对技能越贫乏，当遇到压力、负面生活事件或危机时，体验到的不协调的压力也就越强烈。
结论
建构理论对促进对某一现象的深入理解至关重要。但是在过去的100多年里，除了Durkheim社会整合的自杀理论之外，却没有出现其他的精彩论述。也没有许多实证研究去检验曾经提出来的理论。自杀学专家们一直满足于提出并验证一长串自杀高危人群的心理病理学和社会因素的清单。然而，实证研究如果没有理论基础，其价值也不大。我们只有通过提出理论并检验之，才能够提高我们对自杀的理解和帮助对预防及干预手段的建造[36]。
自杀的压力不协调理论正是朝这个方向努力。新的理论会在不断的追求简洁性和概括性的过程中得到完善。理论的简洁性，指用最少的变量概念和最少数量的相关去解释某一重大问题；理论的概括性，说的是这一理论能带领我们超越已经看到的和熟悉的结果，预测在我们从未遇到的情境下所发生的事情[37]。没有理论，我们的研究只能罗列某些关联的事实和观点的清单[38]。自杀的压力不协调理论尝试用尽可能少的自杀预测因素，集中在仅有四种来源的压力概念上。这个理论能够解释各类自杀，把那些孤立的研究结果和观察通过不协调压力这个概念归纳在一起。
因为这是一个全新的理论，涵盖范围很广，我们必须有足够的数据支持它。也正是由于该理论的涉及面广，理论检验的工作不可能一蹴而就，而应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新的理论各个方面都需要研究，这包括测量概念的工具，用来预测自杀行为的工具的效度检验等等。今后，研究者会针对这四种不协调的压力开发出相应的测量工具。研究者还将面临的另一挑战是，要判定出哪一类型的不协调压力导致某一特定人群自杀，并且为什么存在这样的关联。这一切都将会对自杀的压力不协调理论提供重要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