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东欧青年文化分析（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欧论文,当代论文,青年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高萍 张弛 译
青年亚文化结束了吗？
在不同条件下，青年亚文化已表现出了不同的形式。在共产主义世界，它是逃避拘泥的法律约束的一种表达自己态度的方式；在西方国家里，它被认为是逃避工作约束的方式，财产和收入的拥有使这种逃避成为了可能。现在，既然东欧的高压控制已经消失了，西欧在传统劳动力市场上工作的青年也越来越少，那么我们是否就可以推测说青年文化即将消失呢？当所有的人都在MTV的“理想国”中渐隐其本性的时候，青年文化风格是否会随同“意识形态的消逝”而趋于结束呢？
很明显，在20世纪90年代初一些新的动力开始起作用了。消费者市场下出现的空闲与新技术的相互作用，意味着青年在文化选择上的余地和文化风格变化范围的扩大，这使以前的青年文化能在现代同时出现了。在罗伯茨、坎贝尔和弗朗1990年作的调查中发现，尽管学生们的收入很低，但他们是青年亚文化最积极的参与者，也许就是他们才改变了参与的含义。或许，正是学生们而不是渐弱的青年工人群体在决定着亚文化的发展趋势吧。需要逃避社会结构化管理和约束的是学院、大学或那些训练规划，而不是工作或国家组织，为逃避了一个周末晚上而激动不已的情况已不复存在，因为在组织松散的大学环境里学生足可以逃避一周。成人教育和高等教育机构为鼓励文化活动提供了特别便利的条件，由学生会及一系列的俱乐部负责休闲事宜。这些组织的社会机构性背景也许更能容纳个人的风格与情趣，并且能够承认一些更短暂、更易变的亚文化。这样，很明显，青年人就可以自由地选择亚文化或利用大众文化的不同方面去满足他们自己的需要。
但是，由于自立青年的收入在下降，目前已经有证据表明，青年文化活动的主要参加者已变成了学生们，而那些受训的、失业的、工资减少的工作青年已不能轻易地参与其中了，后者将非常可能被从中排除出去。这意味着起重要作用的因素与其说是青年人的收入，倒不如说是他们父母的收入。
在东欧，原来象征性的文化上的反抗上升为与当局对立的强大力量，并于1989年颠覆了政权，但文化的表现仍是以“抗拒”为形式。因此，模仿当年官方的青年先锋组织行为的作品在布拉格的幻灯剧院被学生排演出来了。另一个例子是保加利亚学生排演出的“埋葬幸运”。幸运是前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的口号。维护和平，反对核武器的运动尤其具有创新意义，它运用富有想象力的象征主义手段来达到目的。比如，一次运动中，在格林汉科曼导弹基地四周，围满了歌唱着的妇女。她们彼此牵着手，还把自己做的手工艺品（比如玩具狗、玩具熊、发带等）通通挂在了铁丝网上。1989年以后，东欧的文化反抗已发展成为政治性的了。如1990年8月，保加利亚青年为反对石制徽章和鲁宾星而放火烧了共产党的总部。但是，虽然能有暂时的政治力量去进行些象征性的抗议，尽管学生运动组织也时而充当一回政治组织（这也是青年最正式的反抗形式），但青年亚文化群并没有联合发展成真正的政治组织。一些新建立的前共产主义的政治组织为避开正式的组织结构，采用了以前那些自然产生的青年亚文化所被“赋予”的称号，如“非正式的”或“有选择性”的运动。但这也正反映出象征性抗议的软弱无力。当其反对的政权瓦解时，反对就到此为止。虽然青年们可以继续反对许多发生在他们周围的变化，但他们从未被组织起来以参加到影响这些变化的运动中去。
1989年，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大开其门后，西方大众文化亦随之渗透进来。早期涌入的是色情和暴力文学以及价廉易售的大众传媒物品。在前政权下完全受压制的色情文学现在公开上市（比受限制的西欧严重得多），其中有一些是明显针对青年的。这些东西泛滥的原因主要是传统艺术由于失去政府资助而走向崩溃，物价又急剧上涨，使青年们享受不起其它形式的文化。在共产主义下受到扶持的民族音乐和文化已被国际化的流行文化所替代，人们从意识形态及官方传统的政治制度下解放了出来，这意味着更私人化的消费和休闲方式得到了进一步的鼓励。文化市场上，磁带的流通仍是主要的，大量进行非考贝的黑市也使其非常易于得到。现在，录像带也加入这种流通了。保加利亚和波兰的大多数城镇都支持开设录像带商店，起码也要开一家。在最近的一次调查中发现，三分之二的家庭拥有录像机，三分之一有激光唱盘，90%以上有录音机或单放机。这样的比例简直可以和英国相比，它显示了共产主义后的几年中极富戏剧性的增长率。录像带也很易于拷贝流通，它是联系青年与大众文化的主要媒介。有讽刺意味的是，MTV由于被录到录像带上参与了流通，这倒使得它本身成了一种可听可看的流行方式。这更激励着消费模式向以个人或小团体为基础的方向发展。后来，暴力和色情作品又被新的主流文化所代替了，如沃特·迪斯尼的动画，而通常则是美国产的那些质量低劣的电影。（这倒又引出一个笑话：电影好看吗？——不好，它是美国的。）
对许多后共产主义国家的研究表明，同阶层人组成的和以青年为中心、文化上互相影响的群体模式正在增加。这被认为是对旧统治者被怀疑被挤掉后的正在解体的成人世界的一种反应，它是反常的发泄而不是抑制，它是失望而非满意。同阶层团体为实现价值观和对外界看法上的交流与社会化，为存在性和社会选择上的交流与社会化提供了方式。与流行的观点相冲突的旧观念以及一些确定无疑的事情被迅速涌来的种种变化和越来越多的不确定代替了；稳定的工资结构及代际关系被青年寻找自我认可所带来的流动性代替了。一部作品可以是一种短暂的风格的体现，也可以是一种亚文化和与其并存的一系列的亚文化的体现，但不再是那种对立性的“抗拒”了。比如说，一个为期三天的摇滚音乐会极力想重现25年前多瑙河的一个海岛上美洲人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那样的气氛。但是，这同时就会产生相对的反应，他们反对60年代着短衣、梳短发、类似于青年商人、常持不同意见的那一代人，不希望重现那种风格。
当然，无论如何也不能把那种个体化消费夸大。它仅仅是一种趋势而没有像在西方那样得到全面发展。这种趋势只是在那些更易于接近文化设施的中心地区才表现得比较明显。在一些偏远地区，个体消费水平还很低，甚至根本就不存在，那里的大部分娱乐时间都是与亲友共同度过，而不是去享受商业化休闲设施。在现代，每家每户拥有的消费项目是单独享用的，这也说明了为什么消费的隐秘性是那么重要，新技术的开发使人们能在家里就享受国际大众文化。
结论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探索了东西欧的大众文化和消费的发展以及青年的参与情况，我们已对亚文化和战后亚文化的发展变化范围形成了自己的看法。这些叙述中，迷人的部分是：同样的运动在欧洲的不同地区呈现出了不同的影响方式，在不同政权的控制下具有了不同的意义。在一定环境下，青年时尚和亚文化在代际关系中可以成为重要的因素。我们认为，尽管存在强调消费者兴趣和风格以及由此实现的青年个人化之间的区别的社会学倾向，尽管这种倾向可以用来试着去解释1990年青年亚文化的表现方式，但对前一段时期，尤其是共产主义下的时候来说，这明显是属于“抗拒”之列的。
技术因素在促进文化交流方面所起的作用是重要的，国家无法控制它。青年文化风格与亚文化的世界性传播（一部分是通过音乐来完成的）使青年具有了一种特殊的身份，同时也确定了一组通常与上一代对立的关系网。然而，这也使青年内部更趋于多元化和无定式了。就这样，年龄关系又通过青年文化重建起来了。
让我们回到一开始的问题上。青年已经融入一般化的消费文化中去了吗？无处不见的塑料椅子和信手涂写的“他妈的”以及MTN就能说明文化的同质性吗？
答案是否定的。虽然全欧洲的青年都可以分享到同样的文化符号、音乐及时尚，但这些东西在不同地区的重要性是不同的。对青年的管理、组织青年的方式、青年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物质条件以及家庭都严重影响着他们对文化群体的参与状况。这意味着一些年轻人——那些不断增长的失业和无家可归的青年将从这个本该共同的文化圈中被排除出去，因为他们经济条件不好，只能依靠时有时无的工作及偶尔的收入或从父母那里或受训项目中讨要的一点钱过活。在东欧，青年们以前可以享用到比其它群体更多的文化设施，但同时也要受到严密的控制和管理。现在，青年群体内部由于成员受教育、失业及父母资助的程度不同，也存在着不少差异和分歧。像在西方一样，父母对青年帮助的情况是不同的，虽然“KCK”并没有出现，但对于边远和种族群来说仍存在不利条件。后共产主义国家已经形成了一套超越其多年国家集体主义的社会关系，其结果是与资本主义欧洲不同的代际关系出现了。（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