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哲学社会科学论文,话语论文,体系论文,特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365(2015)03-0064-05 什么是“话语”？“话语是指在一定文化传统和社会历史中形成的思想、言说的基本范畴和基本法则，是一种文化对自身的意义建构方式的基本设定。”①表面上，“话语”仅仅是语言的表现形式，是一个“说什么话、怎么说话”的表述问题，但它又不是纯粹的语言问题，而是涉及思维方式、思想认同、价值立场等多方面的重大问题。可以说，“话语”不仅是一个语言学概念，更是一个哲学上的概念，就其本质而言则是现代语言本质观的产物。从语言学角度来看，它从属于语言体系，具体表现为词语、句子等语言因素。从哲学角度来看，强调语言对于思想文化的建构意义，具体表现为语言的社会实践性和语言的结构性权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话语体系”，实际上是一种学术上的“话语权”，是“说话权利和说话权力的统一，话语资格和话语权威的统一。”②这种权利或权力的力量源泉来自于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实践方面是指对所处时代在社会实践维度上的学术“话语权”，即对社会实践具有解释力和引导力；理论方面是指对世界学术格局产生重要影响的“话语权”，包括为人类知识的积累和世界学术的发展做出特殊贡献的能力，以及与国外学者开展平等对话和交流的能力。有鉴于此，“话语体系”的建设对于哲学社会科学极为重要，正如国家落后必然要受挨打一样，不能拥有独立学术“话语权”的哲学社会科学，势必失去学术上的说话权利与权力，从而失去本国学术“话语权”的生存空间。“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从根本上说，特指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所特别采用的概念、范畴、术语和言说体系，根源于中国的社会实践和理论总结。只有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做出有力解释的学术话语体系的理论，才可能在世界学术格局中赢得属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话语权”。 一、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历史演进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算起，在大约九十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③：一是自“五四”新文化运动起，到新中国成立的约三十年为第一阶段；二是自新中国成立起，到改革开放的约三十年为第二阶段；三是自改革开放起，到现今的约三十年为第三阶段。纵观这三个发展阶段，“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新中国成立这三十年在历史学上通常称为“启蒙”时代，“科学”和“民主”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两大口号，也可以说是统领这一阶段的两大主要精神。新中国成立以后直至改革开放前，意识形态话语的主导性开始突显。现代汉语作为语言体系并没有发生多少变化，但话语方式明显地在改变，这一发展阶段的明显特征是“意识形态”的话语或“阶级斗争”的话语贯穿始终。与“五四”话语所不同的是，“阶级斗争”话语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或“意识形态”色彩，在概念、范畴、术语和言说上表现为有关阶级和政治的词语、句式成为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关键性语言要素。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又发生了新的变化。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一方面对过去的“阶级斗争”话语进行了批判和扬弃，另一方面重新回归“五四”时期的话语传统，并深入学习吸收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西方新话语。 上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演进历程，是随着汉语体系从古代汉语体系转变为现代汉语体系这一过程而实现的。首先，现代汉语不仅在语法、语音、语素、构词法等方面对古代汉语进行了重新构建，并且在思想性的“话语”上对古代汉语也进行了重构。我们不可能仅仅根据单独的词及其意义来区分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词的意义是在与其他词的相互关系中确定的。因而，现代汉语与古代汉语的差异表现为白话与文言的形式差异，而这两者之间的根本差异却是在各自使用着一套相去甚远的概念、范畴、术语和言说方式。其次，在现代汉语建立的过程中，从西方输入的概念、范畴、术语和言说方式是在与中国古代话语的相互关系中确定的，从而更多地依赖中国古代自身的话语。在古代汉语语境中，它们实际上被赋予了中国传统式的比附性理解，被赋予了中国传统式的“内涵”才变得“中国化”了。同时，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又发生着“异化”。一方面，西方话语的概念、术语在翻译的过程中发生了变化，不仅因为脱离西方语境而不可避免地造成原义的缺失，并且在进入中国语境后，又因适应新的环境而造成意义的新生，再加上误读、误解，可以说，西方话语的概念、术语在引进和输入的过程中已变得面目全非了。另一方面，中国古代话语在向现代话语演进的过程中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古代话语的概念、术语或者徒有古代词形而涵义已发生了变化，或者已增加了义项，因此，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是在这种“中国化”与“异化”的双向运动中形成的。与现代汉语的品格一样，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是一种新的学术话语体系。自近代以来，虽深受西方学术话语的影响，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与西方学术话语体系有着本质的区别，是一种新的言说体系，一种既不同于西方学术话语体系又不同于中国古代学术话语体系的新的话语体系。 二、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 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形成结合了三方面的资源：一是对“五四”话语特别是“科学”话语的继承；二是20世纪50年代之后在西方形成或者流行的新的概念、范畴和术语的输入；三是对古代汉语基础上重新表述的话语的汲取。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固然是一种新的言说体系，但这种话语体系还远未达到支撑“三个自信”的学理要求，主要存在着两方面的问题：一是话语体系的有关概念、范畴或术语还不够准确；二是“西化”压倒“本土化”，面临“双重失语”的困境。 前一个问题主要是有关“话语”的“正名”问题，这是因为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中的每一个概念、范畴和术语都存在着被重新质疑，被慎思审问、被逻辑明辨和被“正名”的可能。只有过了这些“正名”关的“话语”，才能真正成为哲学社会科学牢不可破的基础，才能被认为是“天下公器”，用之于当代，解决中国实际问题。关于这一点，中国古人早就强调过。孔子云：“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论语·子路》)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名分不正，道理就说不通，道理说不通事情就做不成，事情做不成则礼仪规范就不能维持，礼仪规范不能维持则刑罚就不能公正恰当，刑罚不能公正恰当则老百姓就会手足无措。所以君子说的每一个名称，在说话中都是清楚明白的，说出来的话是一定能够付诸实施的。君子对于自己说出的话，是从不马虎对待。”荀子同样说过：“名守慢，奇辞起，名实乱。”(《荀子·正名》)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轻视正名，对名词不符合实际、标新立异的说法屡见不鲜，使得名称本身和现实状况不能吻合，出现混乱不堪的局面。”由此可见，无论是孔子，还是荀子，对名词与事实之间的“正名”关系是看得非常重的。事实上，除了儒家，法家的墨子也秉持同样的观点：“夫辩者，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焉。摹略万物之然，论求群言之比；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以类取，以类予。有诸己不非诸人，无诸己不求诸人。或也者，不尽也。假者，今不然也。效者，为之法也，所效者，所以为之法也。故中效，则是也。不中效，则非也。”(《墨子·小取》)孔子、荀子、墨子的上述有关“正名”的论述，可称之为“正名言行原则”。翻译成现代术语，就是普适的逻辑明辨原则。即无论古今中外，只要诉诸理性逻辑，就要遵循“正名言行原则”。“正名言行原则”中的“言”和“行”的标准，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有利于社会和谐和民族复兴的实现，真正达到兴礼乐，中刑罚，治国安民天下平的目的，否则就是不“正”。 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概念、范畴和术语存在不“正”之处，具体表现为下述四种情况：一是在表达概念、范畴或术语时去掉适用范围，表达多数个体的类别名词的应有词意被边缘化了的个体所遮蔽。如“前卫艺人”、“同性恋”等称谓，本只适于边缘个体的概念、范畴或术语，却转换为针对多数艺人和多数人的概念、范畴或术语。又如，在经济学中的“理性人”，本来是在类别名词“人”加上限定词“理性”，可是在表达为具体的概念、范畴或术语时却不是指“理性人”，而是指“普通人”。造成“普通人”的真实特点被“理性人”的特点所遮蔽。二是用旧的类别名词表达新命题时，简单地生搬硬套，自己定义新的名词。如将“实体”定义成“独立存在的个体”，用这个定义的后果是，在解释中不留余地，一旦否定了“实体”，个体本身也给否定掉了。三是把“枉”当做“正”。例如，把“假私济公”说成“大公无私”，把“爱岗如家”理解成“为了事业不要家”，把“上了战场无私奉献”说成是“为了人民无私奉献”，等等。这些“矫枉过正”的说法都不具有可持续性，也很难为一般人所效仿，从而无法真正起到榜样示范的作用。四是食洋不化，例如，近代以来把“Liberal”翻译为“自由”，给普通人造成了不接受束缚的心理暗示，而忽略了必须遵法守纪的应有词意；又如现在把“妥协”看得很重要，认为是解决问题的必要方式，却不知在西方社会中，“妥协”的前提是“抗争”，在社会中倡导“妥协”只会加剧“抗争”，因而只会添乱，不会有治。 而关于“西化”压倒“本土化”和“双重失语”的问题，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可以说，无论在哪一‘学域’，‘西方话语’触目即是。就概念、范畴方面看，所谓‘异化’、所谓‘本体’、所谓‘现象’、所谓‘主体’、所谓‘客体’、所谓‘存在’、所谓‘文本’、所谓‘语境’、所谓‘前理解’等，无一不‘活跃’在当今中国哲学研究中：就学术思潮看，所谓‘人道主义’、所谓‘人类中心主义’、所谓‘人本主义’、所谓‘人文主义’、所谓‘存在主义’、所谓‘功利主义’等，也无一不‘忙碌’于当代中国哲学研究中，就研究方法看，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耗散结构论、接受学、精神分析理论、现象学、解释学等，又无一不在当代中国哲学研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就学术问题看，诸如生态问题、生命哲学问题、全球化问题、现代化问题、后现代问题等，也都具有浓厚的‘西方话语’色彩。”④诚然，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恢复重建的过程中，尽管从一开始就有不少学者倡导学术本土化，但以当时的特殊历史背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主要还是依靠对西方学术话语的移植，应当承认西方的学术话语的确给我们带来过“新生”。正是通过这场引进新话语的运动，使得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体系和制度体系得以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了必要的构建工作。但不可避免地，西方的学术话语霸权也被牢牢地树立起来，从而使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在西方强势话语的冲击下逐步沦丧了自己的主体性。“话语权”的丧失所带来的后果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地位始终处于世界学术总格局的依附地位和边缘位置。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看似繁荣的表面下隐藏着一种非常令人担忧的局面：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理论中往往是为他人作嫁衣裳，缺乏对“中国”自身理解与阐释。一方面是对中国现实社会的“失语”，既难对中国社会发生的深刻变迁予以合理解释，也无法对中国社会的转型和未来走向给予科学的指引；另一方面是对世界学术同行的“失语”。由于对中国现实的“失语”，除了为西方学者充当“传声筒”和“复印机”之外，缺乏了与西方学者进行实质性交流和对话的基础与能力。上述两个方面的因素造成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双重失语”。正是这种“失语”状态，在很长时期内，在遵循西方学术的理论观点和方法的同时，我们发现自己又忽略了文化传统和汉语语言体系，从而彻底丧失了自己的“话语权”。 事实上，作为人类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学术话语自近现代以来之所以变得繁荣昌盛，根本原因是其建立在西方自身的语言、思想与文化的发展基础上，只有这样的学术话语才能对整个人类思想文化和学术的发展作出贡献。西方学术话语在构建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和话语体系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否认的，其自身的优点也是明显的。但问题的关键是，西方学术话语是对西方人经验的总结，其对西方社会和文化现象的描述与解说方式是恰当的，但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现象及其经验理论的总结未必就是适合的，有它无法克服的缺陷。恰如鲁迅先生所评论的：“中国的事情，总是中国人做来，才可以见真相，即如布克夫人(笔者按：《大地》作者赛珍珠)，上海曾大欢迎，她亦自谓视中国如祖国，然而看她的作品，毕究是一位生长中国的美国女教士的立场而已，所以她之称许《寄庐》(笔者按：《寄庐》，系美国女作家诺拉·沃恩所作)，也无足怪，因为她所觉得的，还不过一点浮面的情形。只有我们做起来，方能留下一个真相。”⑤ 三、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建构途径 随着中国在21世纪的和平崛起，中国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亟须要用“新的话语去讲述、新的理论去诠释、新的思维去续写、新的视野去概括”。这为中国的学术理论创新和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建立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笔者认为，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是树立问题自觉意识，在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上逐渐培育出具有“中国问题”的学术意识。学术话语的创新主体是学者或从事学术工作的人。学术话语的创新源于学术主体的理论创新及其思维方式的变革。理论创新与思维方式的变革绝不仅仅是一种“话语打造”的问题。它首先要求学者在开展学术活动的过程中要有学术意识，中国学者的学术意识，就是如何对待“中国问题”的立场与诉求，坚持或放弃这种立场与诉求是判断是否做到了“理论自觉”的标准。套用费孝通先生关于“文化自觉”的说法⑥，从事学术工作的中国学人要对其所教学和研究的学术理论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分清楚从西方汲取的是什么，我们自己创造的又是什么。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自觉”说白了就是要既对西方学术理论有一个较为清晰的反思，同时又对中国自身的理论有一个较为明确的认识，不能将西方学术理论看成是不证自明的真理而原封不动地引进和不假思索地应用。再进一步来说，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教学或研究不能过度依赖西方学术所谓的“范式”，而仅仅将中国自己的理论或经验研究作成西方学术理论“范式”的验证和注脚。我们需要的是在借鉴西方学术理论的基础上，根据中国实践和社会转型中所出现的“中国问题”，开展具有创新性或具有原创性的理论构建。 第二，树立文化自信意识，将传承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作为培育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基础。首先，语言与民族是紧密相连的，斯大林曾把语言作为构成一个民族的四大特征之一。洪堡特也认为，“民族的语言即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即民族的语言，二者的同一程度超过了人们的任何想象。”⑦事实上，任何话语体系都是建立在本民族语言的基础上，有赖于本民族语言的言说方式。历史早已证明，只有那些深深根植于本民族语言基础上的学术话语体系才能岿然屹立于世界学术话语体系之林。其次，任何学术话语体系同样也离不开本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总是在本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背景下形成并发展起来的。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包含了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同时也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这是我们当下推进学术话语体系建设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所在。五千年来，中华民族在话语体系的创建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就是一段构建一套自足、完整的话语体系并用这套话语体系建构和传承中国古代文明的历史。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具有独特的价值，中华学术也是人类学术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树立时代自强意识，培育具有时代精神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当今世界是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和社会信息化并存的时代，当代中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且有望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面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功实践，全世界高度关注中国，不约而同地将中国视为研究对象以探寻“中国奇迹”背后的理论支撑和理论创新。应当说，说清楚中国的发展道路和发展理念，本是我们自家的事。但不可否认，我们还没有一套相对成熟的话语体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创新性和影响力还不是很强大，有理说不出和说了传不开的现象还比比皆是。能否用中国话语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将直接关系到能否获取世界学术制高点、掌控话语主动权的可能性。因此，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建设首先应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当今中国最大的主题，立足于在重大的、主流的和可持续的中国问题上下苦功夫，做到理论与实践并重、认知与行动并重，不断创新学术话语体系。其次，我们在创新学术话语体系之时要适当注意和运用西方学者和民众喜闻乐见、易于理解、便于接受的话语，让国外受众一听就懂、听了还想接着听。 总之，在学习和借鉴人类文明成果和优秀思想文化的基础上，如何用中国的学术理论和话语体系解读正在发生的中国社会转型与发展道路，概括出本土化了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具有科学性和开放性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从而真正打造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面临的重大而紧迫的时代课题，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和一项重大工程，这需要整个哲学社会科学学术界乃至整个社会为此付出巨大的努力才能完成，甚至不是一代人便能完成的。 收稿日期：2015-03-15 注释： ①曹顺庆等：《中国古代文论话语》，巴蜀书社，2001年版，第26页。 ⑦郑杭生等：《“中国故事”期待学术话语支撑——以中国社会学为例》，载《人民论坛》2012年第12期。 ③高玉：《中国现代学术话语的历史过程及其当下建构》，载《浙江大学学报》2011第2期。 ④李承贵：《中国哲学研究中的“中国话语”情结》，载《河北学刊》2005年第2期。 ⑤鲁迅：《书信·致姚克》，载《鲁迅全集·第十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72页。 ⑥费孝通：《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群言出版社，2007年1月第2版，第176页。 ⑦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的影响》，姚小平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