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俄顾问、中共党员与党军体制的发端
李 翔
(湖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湖北 黄石 435002)
摘 要： 国民党1924年引入苏俄党军体制、接纳中共党员，其目的是矫正以往的党务、军事之弊，更重要的是以此换取苏俄金钱和武器的援助。国民党这种另类的“西体中用”，背后折射出苏俄和国民党相互戒备、各取所需，在现实利益的基础上走到一起的因果关联。双方此时利益的粘合，又为彼时利益的冲突，埋下了根本无法纾解的巨结。1924年发端的党军体制，自始即为国民党所用，苏俄和中国共产党则陷入孙中山及国民党预设的陷阱。党军体制的命运，取决于未来国民党的军事征战进程。
关键词： 国民党；苏俄顾问；中共党员；党军体制
党军体制关联面甚多，是深入理解近代中国政治制度和军事制度变革经验与教训的突破口。自民国至今，海峡两岸学界或对党军体制进行整体研究，或分别对党代表制、政治部制、特别党部制进行专门论述。(1) 文公直、李剑农、吕芳上、徐勇、江沛、王奇生、洪陆训、陈佑慎等人均肯定了党军体制的时代进步性，诸多学者对清党后党军体制的变异进行了多方反思。党军体制的演替同样引起国外学者的研究兴趣。冯兆基、亨廷顿、费正清、麦科德等人，都客观评价了国民党的党治与军事独裁，得出以党领军在一定时段的合理性；认为党军制度既能对军队加以有效控制，又能激发官兵的战斗力。 现有研究成果，尽管给人不少启迪，但仍有诸多问题亟待深入探讨，诸如：联俄容共的国民党，对苏俄、中国共产党抱持什么样的真实心态？1924年，苏俄顾问是如何一步步地引导国民党军事将领植入党军体制的？合作之初，国共各自基于什么样的心理动机？阐释清楚这些问题，对于理解国民党军队党军体制的发展演变，对于深入了解苏俄、国民党、共产党三方的复杂关系，以及加深对国民党军事史、大革命史的认知均有助益。
一、合作中的戒心：孙中山对苏俄与中国共产党的防备
1922-1925年，孙中山在联俄的同时，在外交和内政上均采取了一定的应对、防范措施：外交上，孙不忘联络德、(2) [美]柯伟林著，陈谦平等译：《德国与中华民国》，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0-31页。 日等国。这样做的用意是，一则借亲俄虚张外交声势，松动由列强和军阀联结形成的内外两线包围。二是诉诸“以夷制夷”的策略，寻求政治上的平衡，避免过于依赖某个国家，以致受制于人。三是希望提高对俄要价，督促苏俄及早实现援助国民党资金和军火的诺言。(3) 越飞许诺的资金和武器援助，只是在1年后才开始陆续兑现：俄共政治局于1924年1月24日、3月20日和27日做出决定，向加拉罕首次拨款50万卢布以援助国民党。苏联许诺的200万卢布援助的余下部分将在日后再确定拨款日期。第一批武器于1924年10月8日运抵广州。参见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351页。 内政上，为牢固树立国民党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权，孙中山在革命路线、革命理论、革命组织、革命行为等方面，搭筑起一套针对共产党人的“防火墙”，避免国民革命卷入阶级革命的潮流。(4) 关于这一问题的详细论述，参见李翔：《“国民革命”概念演变考论——以1897-1927年为中心》，《南京社会科学》，2008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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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方程容易看出,无论哪种模型得到的均方末端距都与统计单元数目的一次方成正比,而单元数目恰恰与分子量是线性相关的,因此均方末端距与分子量呈线性正比关系.用均方末端距除以链的分子量就可以得到一个能表征分子链刚柔性的特征参数——分子无扰尺寸:
鉴于孙中山的警惕性举措，苏俄竭力向孙解释：要改组国民党，加强军队政治工作，以党领军。1923年底，苏俄再次明确了国民党对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权；但也公开暗示，对国民党的支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和军队政治工作的实施状况。(5) 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393页。 莫斯科“相信”，处于困境之中、嗷嗷待援的国民党，一定会接受共产国际决议中提出的对三民主义纲领的新解释。苏俄力图通过对国民党理论的利己阐释，从思想信仰层面缩小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心理隔阂。这样既可以增强两党合作的合法性，又可为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内拓宽活动范围。
但孙中山对英美德日等国的示好，总是热脸贴向冷屁股，(19) 如：“惟麦唐纳接获此电后之实际对华政策并未多大改变，颇为吾人所失望。”参见中华民国史事纪要编辑委员会：《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中华民国十三年(1924)一至六月份》，第247页。 丝毫不能改变自己所处的困境。在俄国伸出援助之手的现实面前，孙中山只能听从鲍罗廷的劝导。毕竟，无论英美德日中的任何一国，倘使对中国施以真刀实枪的援助，中国政府也会以经济利益或者政治利益作为交换。在国际政治格局中，留给弱国的空间总是那样的尴尬。在经济利益与政治利益的让渡面前，弱国统治者一般宁愿让出经济利益，因为这样对统治秩序的冲击相对要小很多，而以政治利益作为筹码，往往会使弱国的统治秩序面临一定的危机，袁世凯对日二十一条即为明证。孙中山不能不三思而后行，特别是针对政治挂帅的苏俄，政治利益的让渡，一旦处置不够明智，极易使自己遭遇巨大的麻烦。这样就会使联结苏俄，变成国民党的饮鸩止渴。
正是基于相互利用、相互戒备、最终压倒并制服盟友的心理，国民党内对苏俄、中国共产党猜忌的言行，既与双方政治见解的不同有关，更不排除有以此来压迫苏俄尽快落实军事援助的心机。国民党右派的质疑，会逼迫苏俄拿出真刀实枪的援助。只有这样，才能取信左派与中间派。否则，没有援助，苏俄既不可能取信国民党各派，更不可能借助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的组织系统渗透。而一旦落实了军事援助，就等于武装了国民党，增强了其反噬共产党人的实力。一面强化国民党的军事力量，一面又计划掌控国民党的组织权力。能否实现苏俄的这一预期，变数实在太多太大。
导因于交换而来的关系的改善，绝不意味着彼此警惕心理的消失。苏俄的现实革命目标是：国共合作，以国民党为旗帜，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完成民族革命。但其终极革命目标则是：借助实力渐具的中国共产党，使国民革命最终转向阶级革命。(10) 参见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9-10页。 而在国民党这一边，自始即有不少老党员反对容共，不主张过分亲俄。(11) “因其时粤中政治党务之纠纷，同时并作，尤以党内共产非共产之疑忌，随时随地发现，先生确知此为本党两中心不能相容之基本问题”。参见陈天锡：《戴季陶(传贤)先生编年传记》，文海出版社1963年版，第60页。 极具政治理想但又手无实力的孙中山，空有北伐一统中国的雄心壮志，一直渴望得到西方列强的资助却终不可得。尽管孙中山对列宁有惺惺相惜之感，有对苏俄革命成功的羡慕，但孙中山并不认同共产主义，明确反对苏俄向中国输出阶级革命和苏维埃制度。(12) 《孙文越飞联合宣言》(1923年1月26日)，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409页。
乳腺积乳囊肿发生在妊娠、哺乳期的妇女，由于乳腺管狭窄、堵塞，或哺乳时乳汁未吸净，造成乳汁流出不畅，淤积而形成肿块，常伴有疼痛，合并感染出现红、肿、热、痛。
孙中山在夏威夷受过数年的美式教育，林肯总统的民有、民治和民享的理念对其民族、民权和民生的理论建树有不少启发。美国对孙中山革命事业的帮助异常少，但孙中山的很多政治设计是以美国的民主政治为蓝图的。英美对孙中山或者极其冷淡，或者还间有对他的敲打，但孙本人始终对英美(也包括德日)抱有希望，希望这些国家有回心转意的那一天。孙中山的这一态度，大大影响了日后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国民党的高层领导。
或许是出于多年的坎坷经历，尤其是在招致陈炯明的背叛后，孙中山对内对外多疑的一面有所增加。“但时时惊心，恐复有陈炯明第二再出”。(13) 文明国编：《柏文蔚自述》，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年版，第90页。 孙中山对儿子表现出了不同常人的信任，将税收重要来源广州市交给了孙科。资深的国民党党员李烈钧甚至肉麻地吹捧孙科为“太子”，把孙家父子二人恭维类比为“高祖”和“太宗”。(14) 李烈钧：《〈建国大纲〉跋》(1924年2月)，文明国编：《李烈钧自述》，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年版，第243页。
孙中山对内戒备心理增强，对外同样如此。他对俄国始终有防范的一面，希望找到不再依靠俄国的道路。(15) [美]雅各布斯著，殷罡译：《鲍罗廷——斯大林派到中国的人》，第131页。 1924年1月16日，蒋介石回到广州拜见孙中山，表示出对苏俄的不安心理。孙中山答道：“未免顾虑过甚。”(16) 李勇等编：《蒋介石年谱1887-1975》，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61页。 孙中山真的对苏俄没有顾虑吗？1月28日，即一大休会3天追思列宁之后，经孙中山提议，国民党决定恭贺英国工党组阁，寄望工党调整对华方略：“查本党政纲关于促进民治、增益社会幸福诸大端，皆与英国劳工党之宗旨相同……兹特决议致电英国劳工党杰出之首领，庆贺其成功及其党之成功。并希望此后英国之对华政策，不复援助军阀与反动派，而能予中国之民治主义与解放运动以自由发展之一切机会焉。”(17) 孙中山：《致麦克唐纳电》(1924年1月28日)，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孙中山全集》第九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63页。 这一贺电由孙中山的儿子孙科发出，(18)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编辑委员会：《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中华民国十三年(1924)一至六月份》，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86年版，第247页。 既有礼仪性，也有和英国工党私下套近乎，盼望工党支持国民党，以免国民党过分仰仗苏俄的言外之意。
苏俄的这一策略首先在1924年1月23日通过的国民党一大宣言中得以实现。宣言主要由鲍罗廷起草，兼采两党代表的意见。宣言将解放农民和工人，确定为革命的重要职责。(6) 孙中山：《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4年1月23日)，孟庆鹏编：《孙中山文集》，团结出版社1997年版，第401页。 这样，孙中山的民生思想就和共产党阶级革命的主张，找到了吻合之处。孙中山为何最终赞成宣言呢？这与其革命观念的转变有关，更与他迫切希望得到苏俄资金和武器的援助密不可分。就在国民党一大宣言通过的次日即1月24日，俄共中央政治局做出奖励性决定，向驻华大使加拉罕首次拨款50万卢布，用来援助孙中山；苏俄1923年许诺的200万卢布援助中的其余数额，将视国民党的政治表现，以后再确定拨款日期。(7) 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351页。 对一向单纯重视军事工作的孙中山而言，最大的诱惑还不只是上面所述的卢布，而是鲍罗廷答应，苏俄将帮助孙中山建立军事学校，以校建军，筹组国民党自己的军队。“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快结束时，还批准成立军事学校。这是孙中山北伐计划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鲍罗廷就是以此为诱饵，在代表大会期间获得孙中山支持的”。(8) [美]雅各布斯著，殷罡译：《鲍罗廷——斯大林派到中国的人》，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130页。 1月24日，得知苏俄意向的孙中山决定由蒋介石负责筹备陆军军官学校。(9)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档案出版社1992年版，第156页。
如何避免这种局面？如何使自己不被苏俄操于股掌之上？如何利用苏俄壮大自己？孙中山不得不进行反复的思考与抉择。“他总是注意留有选择的余地，并从不涉及土地改革问题”。(20) [美]雅各布斯著，殷罡译：《鲍罗廷——斯大林派到中国的人》，第131页。 鉴于孙中山和国民党的警惕心理，面对部分国民党人对中国共产党的攻击，“最善于和解”的李大钊不得不在国民党一大上保证：共产党不是国民党内部的一个党，不私下从事党团活动。(21) 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编：《黄埔军校史料(1924-1927)》，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8页。 李大钊的个人公开保证与中国共产党二大的决议有所偏离，(22) 二大决议规定：“必须始终不懈地在军队中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必须在每个部队中成立共产党支部。共产党人多半要秘密地进行这项工作。如果放弃这项工作，就等于背叛革命职责，这同第三国际的成员的称号是不相容的。”参见《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第316页。 他的剖白是被逼无奈下的应对策略，虽易被国民党抓住把柄，但对中国共产党并不具有多少约束力。
为顺利落实SAPP计划，津巴布韦政府已在2018年财政预算中把农业部门拨款由去年的7%增加至9%。其中包括资助在农业计划下将国内玉米产量扩大到22万公顷，这项玉米生产计划预计在2018年将耗资2.14亿美元用于提供农业投入，如种植种子、化肥和选定的农业化学品。
二、互设圈套：军权？抑或党权？
国共双方对李大钊所做的保证均未放在心上。因互有所图，国共也都彼此心照不宣。国民党盼望苏俄尽快地、尽可能多地给予援助，俄方则催促国民党给中共党员部分职位。6月底，在与谢持和张继的辩论中，鲍罗廷直截了当地表明：“今日两者本互相利用。国民党利用共产党，共产党利用国民党。”鲍罗廷强调，依照共产国际的指令，俄国的援助要以国民党容纳共产党为先决条件。(23) 《鲍罗廷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3-15页。 鲍和谢、张的谈话，把中俄交往的真实动机赤裸裸地表达了出来。其要诀就是，以国民党的党权交换苏俄的金钱和武器。
7月，一些国民党人已经了解共产党的活动策略，他们特别反对共产党员分布于国民党各级组织的制度。这种做法违反了李大钊此前所做的保证，即共产党并非党内之党。8月21日，孙中山公开批评共产党员的秘密行动。孙中山还借用古语加以告诫：“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人皆见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24) 孙中山：《关于容纳共产党员问题之一——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训令》(1924年8月21日)，孟庆鹏编：《孙中山文集》，第410页。
对钢轨的表面状态而言，在滚筒式校直机上对钢轨进行标准校直，在较短的时间内就会出现磨耗，这是因为钢轨在校直过程中会使钢轨体内的内应力增大；在一定的压力机上对钢轨进行适量的校直，则对钢轨波磨的影响程度较轻。
1924年6-8月的摩擦，说明苏俄及国民党都对彼此的最终用意了如指掌。然而，1924年的国内时局，更需要国民党、苏俄及其指导下的中国共产党求同存异，互相合作，共同推进革命。否则，提前分道扬镳，双方革命的最终目标都难以实现，对双方都不利。既然如此，两者就要看谁先修成正果，然后再找寻时机，以便将对手打入另册，或者逼入死角。而要修成正果，最关键的指标就是两个：军权与党权。国民党与苏俄，基于双方不同的成长经历，恰恰在党军体制最核心的党、军两个问题上，有着明显不同的侧重点。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建党理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党应领导包括军队在内的一切无产阶级组织。苏俄十月革命及国内战争功成名就的最大因素是党组织的凝聚力与至上权力，军权一直从属于布尔什维克的党权。强调党对军队的政治领导，武装革命，这是列宁建党、建军学说的重要内容。列宁开创的以党领军的党军体制，反映在党的实践中，并在后来党的高层领导的思想中得到共鸣。故而，从自己成功的经验(只要控制了党权，就等于控制了军权)出发，苏俄首先看重对国民党的组织的改造。
而在中国，国民党生来就是一个左右矛盾、激进与保守同时并存的党。一方面，在行动上，该党类似布尔什维克，走革命路线，主张武装夺取政权。另一方面，在组织和指导思想上，该党又与孟什维克有不少相似之处，其指导思想三民主义来源于民主制比较成熟的美国。列宁的布尔什维克，是一个紧密结合且高度集中的组织，具有兵营一样的铁的纪律和无穷尽的打击力量。列宁认为，如果让那些不坚定的同情者参加党组织，就会削弱它的战斗力量。而马尔托夫等人的孟什维克，把党看作是“一个比较广泛并因而是比较松散的组织”。(25) [英]多依彻著，于干译：《斯大林政治传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4页。 这一点与孙中山的国民党极为相似。
国民党既然兼有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特征，则其在行动上，必然招致革命与保守、左与右的互搏。尤其是在清末民初旧的统治秩序崩溃、纷繁芜杂的政治局面下，国民党的革命行动，更会遭遇重重的障碍而难以自拔。国民党没有铁一般的党纪，缺乏集中而连贯的各级党组织，那么对军队这个特别需要粘合剂来汇拢的武装力量，自然难以找到统摄之方。
非参数检验的结果表明，性别、家乡地理位置、是否华裔3个因子在地方感的各维度上基本存在显著性差异，其他人口学特征的组间差异则不是很明显。因此可以分析这3个因子的具体差异情况，从而考察其对留学生地方感形成的影响。在Excel里以地方感维度为x轴，地方感均值为y轴，分别绘制出不同性别、家乡以及华裔非华裔在不同维度上的均值对比图，如图4～图6所示。
这不仅是国民党和孙中山面临的巨大难题，这也是中国君主制结束、军权君授体制瓦解后，国家和地方各类各色领导人物共同面对的巨大难题。军事实力强大的袁世凯，一无法再用君主制为自己的驭军服务，二没有自己有力的政党来凝聚军心。在中国的政治生态环境中，袁要么依靠血缘和姻亲等传统方式罩住军队，要么依靠小站练兵的门生之谊笼络部属，要么利用金钱收买羁縻各级各路将领。而雇佣制的军队制度，特别为金钱收买官兵大开方便之门。自袁起，即养成统帅用钱收买军队、军队为钱打仗的习惯。“这桩要钱的风气，便传遍了全国的军人”。(26) 廖仲恺：《革命党应有的精神》(1924年6月24日)，尚明轩等：《双清文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55页。
孙中山对这一风气，也难以绝缘。孙中山虽然有国民党，但组织力量有限，且孙中山远没有袁世凯那样的军队渊源。在这样的背景下，孙中山和国民党只能重视金钱对军队的维系。自兴中会时代起，孙中山一以贯之的就是对军事运动的看重。军事运动的背后，又同金钱的收买密切相关。国民党一直没有农民党员，党的草根基础薄弱。孙中山反而将其归咎于“我们从前做革命事业，农民参加进来的很少，就是因为他们知识程度太低，不知道有国家大事，所以对于国家很冷淡，不来管国事”。(27) 孙中山：《耕者要有其田——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一届毕业典礼的演说》(1924年8月21日)，孟庆鹏编：《孙中山文集》，第316页。 孙中山没有反思国民党对唤醒农民的漠视，而是寻找农民自身的问题。一个不关注农民利益的政党，自然不会被农民所接受。这样没有草根基础的党派，自我造血能力必然匮乏无疑。故而一遇到清政府和北洋政府的打击，国民党就很难在国内立足。既然没能调动起广大的底层民众为党服务，孙中山就只能走筹集资金、武装暴动的革命道路。
而这一革命模式，使得孙中山更深谙金钱对军队和政权生存的极端重要性，并为此逐渐形成类似的“路径依赖”。孙中山1912年让位袁世凯，很大原因是在国外的多方筹款均未如期如数到位。(28) 转引陈锡麒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647页。 在利用军阀打军阀、与南北军阀的纠葛中，孙中山的个人形象大受影响。没有多少底层民意基础的孙中山，更认为军事运动极端重要，越来越剑走偏锋，时刻不忘北伐。即使在一大过后的1924年3月，他还是坚信，“政治的原动力便在军人”，(29) 《民权主义第一讲》(1924年3月9日)，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孙中山全集》第九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54页。 军事力量可以解决任何政治问题。因而，明显不同于苏俄把党权列为首位，孙中山自始至终把军权放置在第一位。在孙中山的宦海沉浮中，军事运动败北之际，才是其阐扬理论、重视党权之时。党务活动，一直沦为其军事活动的替补与候选。
简论花山文化及其后申遗时期的研究策略 ………………………………………………………………… 王建平 陶志红（3/72）
党务的替补与候选地位，必然带来党务的不振与无序。国民党组建以来，竟未开过一次全国性的代表大会。孙中山把党散漫无力的原因归结为满清官员的欺骗。(30)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1924年1月20日)，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孙中山全集》第九卷，第96页。 在苏俄革命胜利的刺激及启发下，在国民党屡战屡败的阴影中，孙中山接受了鲍罗廷的劝告，决定改组国民党，增强党力，以党建军。但是，真正落实在行动中，在党和军的天平上，孙中山浸入骨髓的还是对军事的看重。一大以后的北伐和围绕军械而起的商团事件，都是孙中山首重军事的有力注解。在苏俄顾问的启发下，孙中山有所反思(虽然不够深刻)，认识到了党的缺陷，认识到了发动民众反帝反封建的重要性，这是其进步所在。但依靠军事运动的“路径依赖”，经常更大程度上主导着孙中山下一步的举措。
这些政治手腕不够高超的文人，要达成反共目标，不能不依靠党内的军事将领。而一旦靠拢武人，又会强化国民党内原本就偏重军事运动的习惯思维。日后吴稚晖的名言“党军可爱，党人可杀”，“把党也交给武装同志”，(37) 汪精卫：《一个根本观念》，三民公司编著：《汪精卫全集·最近言论集·初集》，三民公司1929年版，第166页。 从1924年即可找到一些线索。因容共而造成国民党内左右两派的分野，分野后的国民党右派为排斥中国共产党，不得不更为倚重军事将领和军队。而党内文人对军队和军权的依靠，更进一步推动着党权对军权的附属。
苏俄和国民党都是从自己的既往成功经验或失败教训出发。双方所追求的目标，自始即有很大的不同。一个推崇党权、党力，以党为中心，军队只是促进党完成政治任务的武装力量。一个沉迷于军权、军力，以军为中心，党要服务于军事运动。(31) 李翔：《俄制东输：国民党军队党军体制的起源(1917-1923)》，《民国档案》，2016年第3期，第73页。 因此，双方等于既互取所需，又各自为对方设了一个圈套。国民党竭尽所能地要从苏俄获得军事力量的援助，以便势力壮大后，再用武装力量对付苏俄和中国共产党：“如我们北伐军事一旦胜利，纵使共党要想破坏我们国民革命，亦势所不能了。”(32) [德]郭恒钰著，李达六译：《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一九二四—一九二七年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统一战线》，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141页。 而苏俄和中国共产党竭力控制国民党的党权和理论武器，意图以自己心目中最权威的组织和思想力量，去制服军权及其他一切异己力量。两党好比两位负重赛跑的选手，一个背负着党权，一个背负着军权。谁到底能先抵达目的地呢？
在这场宪政运动中，沙千里是积极参与者之一。当时，沙千里和沈钧儒、韩幽桐、张申府、钱俊瑞、柳湜等7人，对国民党的“宪法草案”提出了批评，并写了《我们对于“五五宪草”的意见》一文。沙千里还单独写了《中国宪政运动的回顾与展望》《对于“宪法草案”的意见》等论文。他强调指出：“为要求抗战的胜利，国家的长治久安，必须实行民主政治，使人民积极来管理自己的共同事务。而要达到此目的，必须提高人民的权力，使行政的权从属于人民的‘政权’，而行政，仅仅行使它的‘治权’。这样，中山先生权能分立的主张，既得实现，而胜利的强大的三民主义的国家，也必然涌现于我们四万万五千万人民的眼前！”
随着国民党一大宣言的发布和苏俄首批援款的即将到位，以及苏俄帮助国民党组建军事学校的诺言，双方在相互戒备和借用中都获得了来自对方的礼物。苏俄感受到了国民党改组的诚意，看到了这个党正逐步走向激进。而孙中山久旱逢甘霖，得到了苏俄卢布和军事双项援助的郑重许诺。25日，政治抱负被大大激发的孙中山宣布休会3天，向21日去世的革命领袖列宁追思致哀，借以表达对苏俄的谢意。国民党一大使鲍罗廷的计划有了合法地位；使共产党正式进入国民党的体系之内，一些共产党员占据了国民党的若干关键职位；国民党一大还承认了国民党同苏联的联系和对三民主义的新解释。可以说，国民党一大是双方政治关系明显改善的结晶体。仔细推敲，双方关系的改善主要基于这样的交换：一方以金钱和军事援建(帮助组建军校)，打开了另一方的党权(包括党内职位和意识形态的部分解释权)。
远在数千公里外的莫斯科，基本依靠驻华顾问和中国共产党代表反馈的信息，来决定对国民党的应对策略。从双方政治较量的角度来看，苏俄明显居于信息的获取、政策的应对两方面延后的劣势。这种劣势，又因中国共产党缺乏政治经验，更易受制于国民党。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民族革命、阶级革命的实践，在“全力支持”国民党的旗帜下，面临着巨大的危险。
而苏俄和中国共产党则落入国民党预先布设的圈套，难以自解。在苏俄武器输入军校之前，鲍罗廷抵达广州已届一年。虽然苏俄为黄埔军校提供了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支持，但鲍罗廷与孙中山的合作差强人意。在人事任免上，国民党对苏俄和中国共产党进入军队异常警觉，多方防范。加拉罕为此向联共政治局反映：“我们去广州做工作，我们派去工作人员时，广州是什么情况呢？我们在那里什么事情也不能做。那里有孙，有党，但不让我们到任何一个部队中去。当时我们为了争取让我们下军队，整整一年都碰钉子。在那里我们从何处着手呢？”(40) 《加拉罕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团会议上的报告》(1926年2月11日于北京)，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第74页。
三、预先埋伏：国民党以党权换军事援助
国民党右派的质疑之声，令鲍罗廷对国民党中日渐增强的反俄反共的势头倍感不安。他担心国民党左右两派联合起来，一致反对共产党。为减缓右派对苏俄的抨击，与斯大林关系密切，“皮包中夹有苏俄对国民党巨量物质的帮助”(33) 《陈独秀谈西湖会议及国共合作》(1929年12月10日)，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第341页。 的鲍罗廷向孙中山许诺，援助国民党的武器即将运抵广州。没有苏俄的军事援助，孙中山的北伐只能是泡影，遑论国家的统一？当时的孙中山困窘到极致：大元帅在黄埔军校开学前，批发300支粤造七九毛瑟枪给军校。廖仲恺向兵工厂交涉了不少时日，开学时仍仅发下30支枪。两三个月后，情形依旧如此。(34) 王柏龄：《黄埔开创之回忆》，台湾新店市中华印刷厂1988年版，第55页。 滇、桂军阳奉阴违，令孙中山倍感难堪，他知道当前的“排共”与苏俄的“军援”，到底孰轻孰重。面对鲍罗廷军火即将到位的郑重表态，同样在8月，孙中山最终授权国民党中执会发出《关于容共问题的指示》。
该指示是一个巨大的政治利益的交换，是在国民党左右两派亲俄还是远俄的数月争论之后，在自己的处境越来越尴尬之时，孙中山的无奈抉择。孙中山以让出国民党的部分党权作为“赎金”，以换取苏俄的军火援助。对于苏俄而言，再不运送军火给国民党，就可能使自己前期的投资白白浪费。因为，只要孙中山不允许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秘密组织活动，不给中国共产党党务活动的宽阔舞台，苏俄力图通过操纵国民党的党权，最后控制国民党军权的单方构想，就会提前夭折。
苏俄与孙中山都面临着给对方以看得见的利益，从而使合作继续下去。换句话说，此时的合作动机，完全基于自己未来的发展，隐含着彼时双方更严重的切割与较量。眼前的需求，总是要压倒日后的算计。因此，孙中山承认了中国共产党保持秘密状态的必要性，并告诫两党要相互合作以完成民族革命。(35) “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革命文献》第16卷，(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1971年版，第2773-2776页。 这就等于为此前中国共产党因秘密活动而招致的抨击公开做了平反。这也意味着在完成民族革命之前，孙不再以李大钊在一大上所做的保证，作为束缚共产党人的理由。
孙中山在组织方面大大放开了中国共产党的手脚。但是，让出部分党权给中国共产党，必然会挤压国民党内资深党员的活动空间，他们的权力就会被收束。孙中山在世时，受到打压的党内右派，不敢公开反对亲俄路线。孙中山一去世，国民党右派聚拢的速度大大加快，西山会议派因此而生。西山会议派基本是党内文人，向无军事力量。这些文人墨客，书生气息很重，“然则现时吾党能文而无书生习气者，果有其人乎？”(36) 蒋介石：《上总理书缕陈一己委曲与对党主张》(1924年3月2日于奉化)，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36 “别录”，(台湾)“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版，第98页。 西山会议派的产生，既与国共政治摩擦相关，也同合则留、不合则去的书生意气不可分割。从这里也能看出，国民党内的文人远没有党内的武人政治成熟，没有类似蒋介石与苏俄虚与委蛇的那种为己所用的政治计谋。
我国人力资源管理信息系统已经走过了十余年的发展历程，但产品开发还处于初级阶段，缺乏规范的软件体系，虽然有大大小小数百家软件供应商，但水平参差不齐，大多数供应商关注的焦点在于产品的包装与销售，不了解人力资源软件的真正价值，也不了解企业的真正需要，也就无法提供真正适合企业需求的产品，更谈不上提供令人满意的产品升级及售后服务。还有很多软件供应商只是提供传统的人事管理软件，并未涉及人力资源信息化系统领域。
国民党尽管已决定引入苏俄红军的政治工作，但关键问题是政治训练的内容，以及由谁来进行训练。“在广东，找不到有经验的、俄国人认为能够完成政治灌输任务的合格的宣传人员，也没有多少中国人对这项工作感兴趣。这是一项新的、非传统性的工作，况且从事这种工作又能得到什么报答呢？因此，申请从事政治宣传工作的人寥寥无几。当鲍罗廷把空缺的位置留给主要是从中国共产党中选出来的专门干部和中国工会运动最激进的参加者时，也很少有人抱怨”。(47) [美]雅各布斯著，殷罡译：《鲍罗廷——斯大林派到中国的人》，第135页。 此时政治工作并未走上正轨，国民党的军事指挥人员尚没感受到其中的威力，还抱着军队解决一切问题的观念。
1924年10月8日，第一批苏俄武器秘密运抵广州，(38) 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351页。 苏俄顾问心中石头落地。鲍罗廷曾为处于敌对力量包围之中，且时刻担心被国民党抛弃，却又拿不出苏俄支持的实物证据而极度苦恼。在这个紧急关头，从苏俄开来一艘满载步枪、机关枪、大炮的轮船。黄埔师生兴高采烈地搬运武器，不再为今后的革命发愁。(39) 王柏龄：《黄埔开创之回忆》，第55-56页。 孙中山及国民党对鲍罗廷的信任危机暂时解除。在这一次合作与较量中，国民党获得了奉为至宝的武装。按照国民党领袖的常规思维，获得苏俄的武装力量越多，越是增强了日后处理苏俄与中共问题的砝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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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拉罕的怨言，充分折射出国民党联俄的心思所在。苏俄不拿出实实在在的硬通货，则很难获取国民党的部分党权，更难以进入国民党的军事机构。由此言之，党军体制在苏俄是一个紧密结合的整体，以党领军。而在该体制进入国民党军队之初，即为口头上是一体化，实则党与军队分立的二元结构。国民党输入党军体制，既是为了矫正以往军事运动的弊端，更重要的是以此来换取苏俄金钱和武器的援助。这近乎另类的“西体中用”。
从1924年初国民党一大人事布局与1924年底黄埔教员的身份，更能体会国民党一边让出部分党权，一边对中国共产党进入军事部门的猜忌和防范心理。谭平山、林伯渠事件，很能看出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的预谋与潜伏：“谭原是本党党员，当民国九年共党组织之初，廖先生指定他去参加共党的。廖先生认为谭担任这一职务，必能忠于本党，为三民主义来工作。殊不知谭任组织部长以后，他就荐杨匏安为该部秘书。杨是一个纯粹马克思主义者，于是组织部就在其共党组织的控制之下，由他利用这一关键地位，来执行其共党的渗透工作了。”(41) 蒋介石：《苏俄在中国》，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9“专著”，第36-37页。 蒋介石的这段记述，啼笑皆非地反映了国民党偷鸡不着倒蚀把米的窘境——奉命打入中国共产党的谭平山，竟反被共产党“拉下了水”。林伯渠与谭平山情况大致相似。林伯渠是老同盟会会员，也是曾担任孙中山总统府代理参军长林修梅的堂弟。尽管林伯渠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孙中山仍对其寄予希望，以为必能为己所用。(42) 蒋永敬：《鲍罗廷与武汉政权》，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2年版，第7页。 谭平山、林伯渠的政治转变，最能说明国共两党的相互戒备、相互利用和互挖墙脚。由此看来，谭平山、林伯渠分任国民党中央的组织、农民部长，谭平山与廖仲恺、戴季陶并列为国民党一大中央常委，不排除是国民党的先期布局和共产党的将计就计。
阻挠共产党员进入军队和军事机关，反映了孙中山及国民党的高度戒备之心。黄埔军校开学半年后，国民党对共产党人的接收依然低调谨慎，引进的人员不仅数量少，且在党内的地位不是最高层级。这意味着，即使在改组后，国民党依旧把军事工作和军事部门看得最重，政府工作其次，党的工作最轻。1923年11月，张申府在莫斯科结交了孙逸仙代表团团长蒋介石。翌年6月17日，张申府就任军校政治部副主任。在蒋介石提名的17人中，只有张申府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在莫斯科看似自然的张申府、蒋介石结交，背后是苏俄的有意安排。其目的，是希望通过各种关系，把苏俄属意的蒋介石(43) 苏俄在华人员为何看好蒋介石，为何提议蒋出任校长？这一问题参见李翔：《主义治军、以党领军与以军控党——论1923-1926年国民党军队政工制度的引入与变异》，《江苏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 拉入中国共产党营垒。(44) 在莫斯科，劝说蒋介石加入共产党的人士较多，这可从多处史料中得到印证，《郑超麟回忆录》就是其中之一。参见郑超麟：《郑超麟回忆录》上，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99页。 不许中国共产党在军队中吸收党员，不让中国共产党掌握军队，是国民党容共的前提条件。(45) 萧劲光：《萧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43页。 担心中国共产党向军队渗透，喧宾夺主，是国民党容共初期排斥中国共产党党员进入军事部门的最重要因素。这既说明国民党预先埋伏的警惕心理，也反映了苏俄此时的援助力度不够，没能使国民党让出更多的权力。这桩买卖，从开头就充满着相互的审视、戒备和讨价还价。
同样道理，苏俄也担心对国民党的援助可能会被国民党所利用。布尔什维克内部对国共合作的看法可分三派：一派主张国共合作到底，但这派是极少数，且没有势力；还有一派以托洛茨基为代表，不主张国共合作；中间派是以斯大林为代表，主张共产党加入并改造国民党，必要时消灭国民党。(46) 汪精卫：《武汉分共之经过》(1927年11月5日在广州中大演讲)，三民公司编著：《汪精卫全集·最近言论集·初集》，第87-88页。 三派的权力争斗，使得斯大林不得不考虑，既要扶持国民党，更要发展中国共产党力量，以变国民革命为阶级革命。这就是为何苏俄最高层千方百计拉拢蒋介石，意图“赤化”其的要因所在。
从苏俄枪械武装黄埔军校起，鲍罗廷对国民党的影响大为增强。在苏俄的支持下，加大对政治工作的人力投入，就成为不能担任军事指挥职务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必然的突破口。苏俄劝说国民党注意政治工作，既是针对国民党的军事痼疾开列的处方，也有借助政治工作改造国民党军队的深层考虑。只是，对中国共产党深深戒备的国民党，尽管认识到了政治工作的重要性，但其在什么前提下，在多大程度上，愿意植入和推进党军体制呢？
四、共产党人快速进入党军系统
中国共产党建党晚，在旧军校中吸收的党员不多。随着几次工人运动的失利，中国共产党逐渐认识到武装的重要性。黄埔军校和党军对中国共产党的军事成长十分有利。在国民党不许中国共产党独当一面地掌握军事工作的前提下，共产党要掌控军队，政治工作就成了关键的突破口。
国民党左右两派对孙中山的拥戴和忠诚是分不出高下和轻重的。孙中山《指示》背后的玄机，与6-8月双方交锋的心语是一致的：这就是，在民族革命成功之前，孙中山都会接纳共产党，容忍中国共产党的秘密行动。反之，民族革命成功之后，双方又以什么样的关系相处？孙中山并没有明确指示。越是模糊不清，越为国共两党的未来命运，布下了不祥的阴影。越是模糊不清，也越为蒋介石等人日后的随机应变预留了运作的空间。
作为政治总顾问，鲍罗廷对军事工作并不熟悉。1924年5月9、10日，孙中山相继任命廖仲恺、戴季陶分别为军校第一任党代表、政治部主任。但此时党军制度建设并未提上日程。(48) “国军政工史编纂委员会”：《国军政工史稿》，(台湾)“国防部总政治部”1960年版，第219页。 党代表这一职务更多的是一种象征意义。10月底，继苏俄输入大批军火和物资后，以加伦为首的一批有声望的军事人员应孙中山邀请到达广州。加伦肩负着重要的使命，一是加强国民党军队的军事工作，服务国民革命；二是使国民党军队的政治工作走上正轨，使“以党领军”制度化、成熟化。只有政治工作的制度化和组织化成为常态，把组织工作和思想工作看作高于一切的苏俄和中国共产党，才能实现“以党领军”的建设目标，才有机会主导并转变国民党军队的走向。
廖仲恺、戴季陶以及军校第二任政治部主任邵元冲都是文人。三人既不熟悉军事工作，也不重视政治工作。廖仲恺到军校的次数不多，为行事方便，甚至把象征党权的党代表的图章，放在校长蒋介石手上。首任党代表没有树立起党的监督职能，致使党内地位不高的蒋介石，越来越习惯于不受任何掣肘，助长了其对党权的轻视和对军权的看重。
国民党高层文人对军队控驭的随意，既为蒋介石以军干政、后来居上、大权独揽创造了条件，也为共产党人填补政治工作和党军系统的空缺提供了时机。很明显，放任政治工作流于形式，既不利于对军校学生和党军官兵的政治训练，更与苏俄此前三番五次规劝孙中山重视政治工作相违背。随着加伦等军事人才的到来，结束了政治工作放任自流的局面。取而代之的是，在军事顾问的帮助下，以周恩来等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对政治工作的积极担当。中国共产党明白，越是以更多的人力投入政治工作，越有可能掌控住国民党的武装力量。
孙中山北上，为共产党人进入国民党的党军系统减去了最大的监视者。11月11日，孙中山北上前夕，任命廖仲恺为所有党军及各军官学校、讲武堂党代表。作为文人，作为党权例来松散的国民党的党代表，廖仲恺根本没有办法承担起所有军事机构党代表的职责。
11月13日，孙中山北上。途中，他转道日本。这让国民党右派喜形于色，争相谈论与日本的合作：“几天前，粤军总司令许崇智将军向黄埔军校和粤军发表演讲，还大骂日本推行帝国主义政策，如今日本人却成了他的座上客。许将军一见了我，即津津乐道于他与日本朋友有过多次愉快会晤，还要主动向我举荐这些日本朋友；他并且要我同意下次举行例行视察时，带领他的日本朋友一道参观广州设防地区正在构筑的阵地。司令部上上下下一议论起日本可能派教官到广州来，就几乎是喜形于色，黄埔军校也居然有人风言风语地说日本教官就要来广州了。”许崇智对加伦和日本人的态度，无非是利用一方挤兑、打击另一方，同时向俄日提高要价。孙中山转道日本，是对日本政府的再次试探，但其又一次无功而返。“及至孙中山抵达天津，喧嚣一时的亲日情绪才渐渐消退，到12月上半月，人们就已完全清醒过来了”。(49) 本段引文参见[苏]卡尔图诺娃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加伦在中国(1924-192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15页。
日本的轻视使得孙中山的中日联盟之事再次胎死腹中，(50)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编辑委员会：《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中华民国十三年(1924)一至六月份》，第348页。 孙中山最终决定倒向苏俄。苏俄在军火方面给国民党巨大支援：“在军械方面，从1924年至1926年，在黄埔或附近地区起卸的先后有五批(第一次东征前两批，第二次东征前一批，北伐前两批)，第一批由苏联舰艇直接运到黄埔军校码头，第二批运到虎门附近，船上表面运载木材，下面尽是枪械，后用大驳船四、五十艘，来往搬运四、五天才运完，数量比第一批多，但以北伐开始前运来的两批，数量最多。此外，第一军驻汕头时，苏联亦曾将一批山炮、枪械，直接运给第一军。苏联所运来的武器，有日造步枪、日造山炮，也有俄造步枪、机枪、山炮，其中俄造的双轮重机枪，最受各方欢迎。斯大林并曾决定给中国以飞机援助(数量似为十多架)，后只运来数架，由苏联飞行员驾驶，参加北伐。”(51) 《鲍罗廷在中国的有关资料》，第258页。 苏俄用军火和金钱，换来国民党党军系统大量职位，包括黄埔军校及其教导团、孙中山卫队、铁甲车队、航校和空军、海军等。国民党把苏俄援建的所有军事部门，都向苏俄和中国共产党敞开怀抱。
五、加伦与党军体制的初建
1924年11月，既是孙中山北上期间，也是军校第一期学生毕业，军校着手组建教导第1团之时，更是共产党人批量进入军事部门之始。自此，在苏俄军火和金钱的诱惑下，国民党不得不放松对共产党员进入军事机构的严格限制。现有的史料表明，苏俄与国民党的“合作”，有时甚至类似赤裸裸的市场“买卖”。双方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苏俄钱一到位，国民党立即允许共产党人进入军队。
11月18日晚上8点，廖仲恺和加伦会面。双方问候完毕，很快会商财政正题。在加伦答应解决财政问题之后，廖仲恺为了酬谢加伦和苏俄的帮助，即向加伦提出，请苏俄方面为黄埔军校教导团设置党代表。加伦表示赞同，并提议从应届毕业学员中选拔5人到航空学校，5人到孙中山卫队，5人到铁甲车队。很明显，加伦的提议，有以共产党人控制铁甲车队和空军这两类新式军种的想法。更重要的是，加伦拟派遣若干共产党员进入孙中山的卫队，“护卫”孙中山。廖仲恺赞成此议，但提出派1名曾在法国受过5年飞行训练的学员到空军去。这自然是对苏俄意图通过中国共产党控制空军的掣肘。廖仲恺和加伦在掌控滇军一事上，达成一致意见。控驭住滇军，对国民党和苏俄均有好处，双方力量都会因此而增长。两人交流临近结束时，加伦向廖仲恺提出，他准备起草党代表条例，并派遣干部去吴铁城和许崇智的部队。廖仲恺对加伦的倡议，深表同意。(52) [苏]卡尔图诺娃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加伦在中国(1924-1927)》，第72-75页。
国民党在改组之后，虽然发生了大的变化，“但它仍然不纯，仍然是一个由形形色色的分子组成的混合体”。(53) [苏]卡尔图诺娃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加伦在中国(1924-1927)》，第159页。 “我们党员，特别是中上级军政人员，多不知革命的道理，只知争权夺利，升官发财，迨羽毛稍为丰满，不惜与本总理为敌”。(54) 郭翘然等：《粤军史实纪要》，政协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东文史资料》第31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3页。 连孙中山尚没有真正的权威，又何谈党组织的权威呢？就在北上前1周，孙中山在纪念十月革命7周年的大会上愤慨地说：“现在到会的什么总司令，什么军长，竟然各霸地盘，截留税收，包烟庇赌，鱼肉人民，要你们去打仗消灭敌人，就向大元帅要饷要弹，稍不如意，则违抗命令，按兵不动。”(55) 郭翘然等：《粤军史实纪要》，政协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东文史资料》第31辑，第93页。 蒋介石更是说：“内部互相猜忌，精神不能统一，以致动作参差，进退失据，军队无统一之精神，不唯不能制敌，必且为敌所制。”(56) 蒋介石：《复粤军各将领贺就参谋长职电》(1924年5月15日于黄埔)，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36“别录”，第112页。 这样的军队面貌，又由共产党人为党军系统的主要践行者，加伦所设计的党军体制，实施起来必定困难重重。
加伦知道，要实施党军体制，真正依靠的只能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但如果没有国民党军事将领的配合，中国共产党党员就无法进入各类军事机构，更无法对国民党军队进行政治改造。因此，加伦既要用金钱和武器为更多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打开国民党军事机构的大门，又要引导国民党军事将领带头实施党军制度。
11月18日晚上加伦和廖仲恺的“交易”，可不是一锤子买卖，而是双方往来的常态。一方付给金钱与物资，一方就交出党政军各部门的若干职位。加伦敲开教导团和许崇智部前后，军校政治部也在11月向共产党员打开了城门。因政治部主任邵元冲陪同孙中山北上，应廖仲恺、蒋介石和加伦之请，中国共产党派周恩来出任政治部主任。在加伦指引下，周恩来充实部员，完善党军制度和工作秩序。此后，军校政治工作开始正规化和制度化，军校党军体制逐渐成形。
随着中国共产党党员大量进入军校，党组织的活动和吸收入党的军校学生也日益增多，这又为中国共产党安排党员毕业生进入各类军队储备了干部。而要使这些党员毕业生在各类军队中能够发挥重大作用，加伦必须尽快使政治工作和党军系统被更多的部队所接受。党军体制完全是个新东西，没有几位军事将领愿意在自己的部队先行推进。这些部队都实行雇佣制，将领们一向把队伍看作私有财产，“在那个年代，中国的军队好像是私人的军队”，(57) 张发奎：《张发奎口述自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版，第15页。 不愿意有党组织束缚自身。
自由民主是现代社会所追求的，每个人都有自主学习和接受新鲜事物的权利，并且各种观念的多元化发展都是被社会所尊重的，所以在发展过程中大学生就会接触到各种新的思想和观念。另外，快速发展的互联网也给大学生提供了更多了解新鲜事物和各种不同思想观念的机会，当学生接触越来越多的不同观念，就会出现很多观念是与思想政治课程相悖的，影响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内容权威性的认知。基于这一形势，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就会受到学生的挑战，并且课程传播的政治思想也很难被学生认可。
很快，加伦有了达成意愿的好机会。孙中山受邀北上后，“政府内部的团结更是徒具虚名；代行总统职务的胡汉民力不胜任。鲍罗廷同志成立的五人领导小组自孙中山离穗以来只开过一次会，即自行解体。留守广州代替孙中山指挥北伐的谭延闿将军，在孙中山赴日后不久，即跑到韶关张罗他自己出兵的事，到广州来过几次，但每一次都是为了交涉他的部队经费问题”。(58) [苏]卡尔图诺娃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加伦在中国(1924-1927)》，第116页。 孙中山的北上，意味着广州政坛必将出现权力的重新洗牌。任何一位广州的政治人物想要脱颖而出，都不能不取得苏俄军火和金钱的资助。掌握着苏俄军援分配大权的加伦，(59) 孙中山北上，鲍罗廷也前往北京，广州顾问团暂由加伦负责。参见[苏]卡尔图诺娃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加伦在中国(1924-1927)》，第155页。 自然成为“有上进心”的军政人物尽力拉拢的关键对象。
最先向加伦表示亲近的是粤军司令许崇智。作为军事总顾问，加伦在孙中山身边工作不足半个月，之后他与代帅胡汉民共事。11月15日，加伦被聘为许崇智部的顾问。(60) [苏]卡尔图诺娃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加伦在中国(1924-1927)》，第66-67页。 许崇智和加伦的来往，表明在孙中山北上之前，许崇智已着手为自己争取政治上的盟友。为人尖酸刻薄、私德却不错的代帅胡汉民与许崇智的关系极为不睦。(61) 傅秉常：《傅秉常口述自传》，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8年版，第26、87-88页。 许崇智对朋友比较友善，(62) 张发奎：《张发奎口述自传》，第48页。 容易相处，加伦接受了许崇智顾问的称号。11月19日，许崇智对加伦说：“他目前指挥部队甚感吃力，前方后方都要操心。他真想扔下部队一走了之，但作为党员他不能这样做，因为他受命于党中央。”(63) [苏]卡尔图诺娃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加伦在中国(1924-1927)》，第80页。 加伦尽可能地劝导许崇智实施军队政治工作。但许在孙中山北上后，一度投机军中的日本顾问，这令加伦不悦。
与许崇智相比，蒋介石对党军体制既有感性认知，也有理性思索，在黄埔军校和教导团均认真推进党军制度。当其他将领对军事顾问和党军制度有敌视、怀疑，或者过于明显的利用心思时，蒋在黄埔军校与苏俄顾问进行了比较成功的合作。(64) “无论对于军校的组织问题和教学问题，还是后来对于建立国民军第一批团队的问题，他都几乎无条件地采纳我们的建议……何应钦将军对于我们关于改进教学程序的各项建议也是全盘采纳的。”参见[苏]切列潘诺夫著，曾宪权等译：《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10页。 因蒋介石对苏俄顾问和党军制度表示出的善意，(65) “蒋氏主持黄埔军校的初期，色彩是相当红的……苏俄教官为蒋氏所倚重，在校内更具权威”。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二册，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53页。 加伦在许崇智和蒋介石的比较中，很自然地选中了地位稍低、态度谦恭的蒋介石，并给予其武器装备、军队编制、经济资助等特别扶持，作为蒋介石推进党军体制的报答。蒋介石与苏俄顾问的合作，是不是其真实态度？加伦尽管持保留看法，(66) “蒋介石将军与我国教官的关系尚属融洽……至于是否真心实意，当然难下断语”。转引自徐万民：《加伦与蒋介石关系述论》，《军事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第177页。 但只有蒋介石的积极合作，党军制度才有军校和校军这一榜样供其他队伍效仿。11月底和12月初，蒋介石先后通过廖仲恺和宋子文，打探加伦对自己的印象，渴望赢得苏俄的全力支持。宋子文甚至在加伦面前，批评粤军无能，推许蒋介石一定能够组建一支有无比战斗力的队伍。(67) [苏]卡尔图诺娃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加伦在中国(1924-1927)》，第87页。 宋子文之意，无非是抑许扬蒋，希望苏俄扶持蒋介石。
蒋介石极力迎合苏俄顾问。他不仅表现得特别革命，而且高调向官兵“吹风”，准备在军校和教导团着力推进党代表制：“(党代表)不可采干涉主义，只好采监督的态度，比如经理、卫生等事，是要党代表补助各连、营、团长之不及……中国军队，党代表制是第一回施行，本校长对此制度，志在必行，常以为宁可无军队，不可无党代表。”(68) 蒋介石：《带兵办事与用人的要诀》(1924年12月16日在黄埔军校讲)，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10“演讲”，第144页。 尽管蒋介石把党代表定位于“不可采干涉主义”“监督”“补助各连营团长之不及”，但在当时的军队中，这是对党代表制的高度认同，更是对加伦工作的声援。
结 语
军事危机的“光临”，给加伦施压国民党，推进军事改革，提供了契机。12月17日，许崇智对加伦说：“他个人无能为力，无法使将领们合作。他打算向党提出东线问题，让党来解决。”18日，加伦同廖仲恺讨论了政治部、中央军事委员会、后勤管理机构等问题。24日，加伦、廖仲恺、胡汉民决定成立中央军事委员会，成员包括胡汉民、廖仲恺、许崇智、蒋介石、加伦、杨希闵。(69) 本段引文参见[苏]卡尔图诺娃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加伦在中国(1924-1927)》，第90、125、126页。
第二，定期召开国外记者论坛以及驻华记者峰会，尤其是让那些海外的记者来中国，近距离观察和了解中国，从某种程度上，可以消除他们对中国的偏见或错误认识。 在全球化信息时代，谁控制了媒体谁就控制了国际话语权。 美国著名国际传播学者威廉·哈森谈到：“从通常意义上说，实力强盛的国家一般也拥有强大的新闻势力。”[12] 那么要想“控制”媒体，我们就必须要先拉拢媒体工作者——那些国外的新闻记者，让他们树立对中国的正面的、积极的和客观的印象，这样才能消解他们对中国的某些偏见。
12月28日，蒋介石训勉军校官兵：“我们既名党军基础，国民党的成败，完全在我们这个学校的身上……党军是完全服从党的命令，受党的指挥。比方中央执行委员会命令下来要我们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样，这样才算是党军……如果不能听从本党的命令，不能完尽党军的责任，那这种党军，完全是失了党军的性质，反过来说，就是变成个人的军队了……如果以后党军打了败仗，本党因此失败，到这时候，本校长只有以死殉党之一法。”(70) 蒋介石：《以必死之心操必胜之权》(1924年12月28日在黄埔军校讲)，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10“演讲”，第149-150页。 孙中山离开广州之后，许崇智和蒋介石都流露出“非我莫属”的“雄心壮志”，廖仲恺也因联俄而在党内地位炙手可热。许崇智、蒋介石、廖仲恺实力的增长，必然伴随着苏俄顾问话语权的持续增大。
1924年即将结束之际，加伦在许崇智、廖仲恺、蒋介石的配合下，确定了党军的名份和体制的正当性，并为军权表面上的渐趋统一奠定了基础。这些都是加伦推动党军体制的必备条件。
但是，对于国民党人而言，一旦党军体制推展开来，中国共产党党员就会大量进入军校、教导团和粤军。尤其是高调推进党军体制的蒋介石，随着中国共产党党员成批地进入军校和教导团，因不同信仰而导致的国共冲突必将在所难免。
目前水库仅有大坝处设监控两处，还需在保护区沿省道太邢线布设视频监控8处。达到对庞庄水库库区24 h监控的目标，对污染水源行为及情况实时监测，及时发现。
更加难以解决的是，党军体制的推进与苏俄的军援相互挂钩，而军事指挥权掌控在国民党军事将领手中。在国民党一贯高度的戒备下，以政工人员身份进入军队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并未能够借助党军体制取得军队的军事指挥权。因而，伴随军援后国民党军事力量的大增、国共摩擦的升级，1925年后的党军体制，注定在国共纷争、以军干党和以党领军的尖锐较量中，左摇右摆，直至经历党军之间、国共之间殊死的搏斗，最终决定党军体制鹿死谁手。
以后的历史恰恰说明，党军体制，自始至终为国民党所用。军权始终牢牢地掌握在国民党人，尤其是国民党军事将领的手中。苏俄、中国共产党以及国民党自己的政工人员，不过是为国民党的军事将领做了嫁衣。而过分看重军权、看轻党权的国民党政权，自1926年“三二○事件”之后，更加奉行武主文从、以军控党、以军控政的政治“潜规则”。国民党军事将领对军事和军队的注重，对社会基础和党的轻视，给自己政权的未来命运布上了连片的政治“雷区”。
The Soviet Russian Advisers ,Members of CPC and the Origination of Party Armed Forces System
LI Xiang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Hubei Normal University ,Huangshi ,Hubei , 435002, China )
Abstract : In 1924, KMT introduced the Party Armed Forces System of Soviet Russia and accepted the members of CPC in order to correct the abuses of governing party and army. More importantly, KMT wanted to get money and weapons from Soviet Russia. Using the system of Soviet Russia by KMT for reference reflected reality that the mutual vigilance between the two and each taking what they needed on the basis of real interests, which is the cause they came together. The binding of interests between the two sides at that time planted the seeds for their conflict of interest in the future which can’t be resolved. The Party Armed Forces System which originated in 1924 was used by KMT, Soviet Russia and CPC fell into the trap preinstalled by Sun Yat sen and KMT. The fate of Party Armed Forces System depended on the military expeditions of KMT.
Key words : Kuomintang; Soviet Russian advisers; members of CPC; Party Armed Forces System
收稿日期： 2018-06-18
作者简介： 李翔，湖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楚天学者特聘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军事史。
责任编辑：吴 彤
标签：国民党论文; 苏俄顾问论文; 中共党员论文; 党军体制论文; 湖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