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条件下的劳工与社会保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条件下论文,劳工论文,社会保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社会保障制度面临挑战
国务院体改办秘书长、研究员 宋晓梧：
中国大陆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取得了一些突破性进展，但面临的形势仍然十分严峻。目前社会保障制度面临三个重大挑战：从长期看，要解决人口老龄化造成的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从中期看，要减轻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带来的巨大社会震动；在近期，则要考虑如何根据宏观经济形势波动适时调整各有关项目的收支水平，以保障经济的稳定增长。这三个问题往往交织在一起，如何妥善安排其中的轻重缓急，既解决好当前的紧迫问题，又完善制度和机制，以利于长远发展，是决策的难点与关键。
首先，现行社会保障制度难以渡过人口老龄化高峰。
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一是基数大、速度快；二是底子薄、负担重。
人口老龄化对养老保险制度造成的压力已经有比较充分的研究成果，正因如此，祖国大陆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才决定从现收现付模式转向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部分积累模式。这里再提人口老龄化，是想强调人口老龄化对社会保障制度的压力是全面的，并不仅限于养老保险方面。医疗保险也直接受到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卫生部卫生统计信息中心关于《中国健康模式转轨和服务需求变化及其对经济社会的影响》报告提出，即便是按1998年的医疗实际费用支出计算，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医疗需求量负担到2025年将增加47%，如果考虑到各年龄组的医疗费用按GDP年增长率同比增长，祖国大陆医疗需求量费用到2025年将达到6万亿元以上，占当年GDP的12%左右。再有，人口老龄化还直接带来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从而影响到失业保险。
从现实来看，养老保险基金不能满足人口老龄化的要求，按照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部分积累基金制方案，企业平均缴费20%左右就可以渡过大陆的人口高峰，到2050年还可以有6%的部分积累。实际上，不仅个人账户中企业缴纳的部分没有填实，连职工个人缴纳的部分也被挪用发放养老金，一些地方的缴费率高达29%，仍然入不敷出，不仅个人账户全部被透支，就连过去实行现收现付时略有结余的积累基金也都花光了。
其次，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难以满足经济体制转轨的要求。
一是国有企业改革的任务还远没有完成，行政机构和事业单位的改革起步不久，改革初期要求国有单位在内部消化冗员的政策已经转变为下岗职工分流，尽快将隐形失业转化为社会失业；二是非公有制经济的迅速发展，要求尽快把长期只适用于国有单位和部分集体企业的社会保险制度扩大覆盖范围；三是居民收入分配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解决平均主义已经逐步被防止或克服两极化分所代替。当前，经济体制转轨进入攻坚阶段，以上三个问题对社会保险制度的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
第三，现行社会保障制度难以适应宏观经济的波动。结合祖国大陆的实际，应从两方面分析社保制度改革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一是对于原来国家包揽过多的国有单位职工，必须坚持经费来源多渠道、保障方式多层次、权利和义务相结合的改革目标，逐步降低国家的负担，适时增加职工的缴费水平。二是对于原来没有社会保障制度覆盖的群体，应适时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以利于他们消除后顾之忧，促进当期消费。但扩大覆盖面的重要前提条件是传统的“高福利”项目应基本改革到位。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 郑功成：
当我们选择了市场经济并通过加入WTO来融入国际经济主流体系时，也就选择了自由竞争并需要接受相关规则的约束。现行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健全、欠规范，意味着该领域受加入WTO的影响不仅是直接的，而且是全面而复杂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不到位，既是中国大陆市场经济不成熟的一个方面，也是影响中国大陆市场经济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方面。
具体而言，加入WTO或者说是WTO所要求的成熟的市场经济对中国大陆现行社会保障制度的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所谓加入WTO以后对社会保障制度的挑战，实质即是成熟的市场经济对现行社会保障制度提出的挑战。因为只有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才是WTO的合格成员，而能够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社会保障制度，也一定能够满足WTO对环境条件的要求。因此，只要以往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符合市场经济体制和整个社会的发展取向，加入WTO以后也不存在再次“革命”的必要性，而是可以按照既往的思路继续推进现有的改革。
第二，加入WTO对社会保障制度的挑战，主要体现在法制性挑战政策性、公平性挑战不平等、风险性挑战稳定性、确定性挑战规模性、系统性挑战残缺性、普遍性挑战特殊性等方面，受到挑战的每一个方面几乎均是现行社会保障制度仍未成熟的表现。
第三，在评估加入WTO对社会保障制度的影响并采取应对之策时，应当避免陷入认识误区和可能导致不良后果的政策取向。在社会保障领域，借鉴国内外经验不等于与国际接轨，利用民间力量和市场机制不等于社会保障必然走向私有化，维护经济发展不等于只服从于经济增长，强调个人责任不等于政府可以推脱自己的责任，等等。因此，稳妥而又有效的选择将是植根于现实国情的基础上走理性而又中和的改革发展道路。
第四，加入WTO对社会保障制度的挑战，应当看成是建设新型社会保障制度的推动力量，它为社会保障改革并使新制度走向定型发展创造了加速度推进的重要机遇。如借助政府职能的转换和市场风险的放大，可以提升社会保障的地位，利用法律建设的强化可以加快社会保险等立法步伐，等等。
第五，由于过高水平的社会保障会降低对国际资本的吸引力并可能损害经济发展，而过低水平的社会保障又会直接损害劳工的利益并带来巨大的社会、政治风险，因此，在推进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时，有必要提倡并实现多元化的制度安排、设置完整化的项目体系、确立分散化的责任共担机制、明确适度化的待遇标准。
第六，无论如何改革，社会保障责任分担机制与互助互济的基本特征，以及政府的主导责任从根本上将不会发生改变，因为这不仅是社会保障制度的内在要求，而且也是人类社会发展至今已经寻找到的实现风险控制、社会公平和增进国民福利的不可替代的途径。因此，不管什么类型和发展程度的国家，都应当在实现经济目标同维护社会公平、增进福利保障之间求得适当的平衡。
香港城市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副主任 颜文雄：
随着人口日益老化，西欧很多福利国家已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引进了一连串的方案，把社会保险进一步从政府财政脱离出来，并鼓励私营公司及机构去承办公积金，并建议市民多购买这些私营公积金，以弥补政府所提供的社会保险不足。2001年12月，香港特区也推行了此制度，但与西欧等国不同的是，香港在没有中央公积金或社会保险的基础下，便强制雇员及雇主在市场上购买私营公积金，而政府的角色只是立法强制及监管运作，缺乏任何财政上的承担。结果如何呢？
资料显示，私营强制公积金计划在实施一年后，由于是立法强制参与，所以有很高的覆盖率，全港雇主共有86%的参加率，雇员更是高达93%。可是，强制公积金不接受下列人投保：自雇小贩及家务雇员，家庭主妇、在强制公积金生效时已年满64岁的年长工人，及月入少于4000元的人士。所以强制公积金忽视了老弱伤残、年长妇女及家庭主妇的退休保障。而且对于失业人士来说，失业时却不可以借自己的强制公积金供款，因为法制规定要到其65岁退休时才可以领取。总之，在缺乏由政府承担的全民性社会保险或中央公积金的社会环境下，香港特区只单靠立法强制劳工去购买私营公积金，未能有效地为其提供足够生活的退休金。由于强制公积金供款很低（雇员及雇主各供5%），且有供款上限（每月所供款不超过1000元），再加上缺乏政府的相关供款，以致于低收入人士将来拿到的公积金可能会低过综合社会保障援助金。因此，可以说强制公积金没能为“全民社保”发挥效能；更甚的是，经过差不多一年的运作，大部分公积金回报不仅未能“保本”，更出现超过20%的亏损，使劳工阶层对强制公积金愈来愈缺乏信心。难怪有劳工团体重申香港除了强制公积金之外，更需要像加拿大一样，确立老年退休金，从而更有效地解决老年贫穷的社会问题。看来，香港特区应该遵照世界银行的建议，早日确立“多支柱退休金制”。
世界银行建议香港除建立强制性的公积金制度外，还要建立强制性公营的社会保险。此制度由政府立法、收集供款及管理社会保险金的发放，以保证所有参加的市民都能于退休时有一个国家认可的退休金，供款除了来自劳工及雇主外，政府也应参与供款，以确保低收入人士及家庭主妇亦有足以为生的退休金，达到全民性退休金的确立。此外，还应建立自愿性的职业年金计划及个人储蓄计划：市民在觉得上述两项退休金支柱计划不足之余，可以自行再购买人寿及退休保险基金，给那些需求更高的人提供额外的保障。世界银行专家指出，上述三项多支柱退休金制度，要同时同期进行，才可以更有效地达到全民性及充足性的退休金体制。然而香港特区只是采用了一项建议，以致于被指责未能为家庭主妇、失业人士、伤残人士及长期没有工作的年长妇女提供全民性的退休保险。
就业形势不容乐观
劳动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研究员 莫荣：
当前，我国就业形势处于十分复杂和严峻的状态。从劳动力供给看，“十五”期间，新生劳动力较“九五”每年多200万人左右，达到1400万人，城镇登记注册的下岗失业人员目前已经达到1250万人，德尔菲(Delphi)法调查的城镇失业率已经达到7%，处于失业警戒线上，农村富余劳动力为1.5亿人左右。在劳动力需求方面，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经济增长创造的就业机会有限并在相对减少，就业弹性在20世纪90年代下降到0.1左右，不到20世纪80年代的1/3，结构调整、技术进步和改革深化必然产生下岗失业人员，因此，尽管经济增长保持了相当高的水平，但全国每年实际增加的就业岗位只有500-600万个左右。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去年发布的全国62个城市劳动力市场第三季度职业供求信息也证明了这一点，劳动力市场的供给总量大于需求，100名求职者只有75个就业岗位。与此同时，用人单位对劳动力的需求总量较二季度有较大幅度下降，降幅达到21.4%。求职者发生了一些变化，35岁以下求职者占7成以上。而且求职者文化程度较高，近一半的求职者为高中文化程度，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求职者占了1/3。
2002年，是我国正式加入WTO的头一年，在享受多边、稳定、无条件的最惠国待遇进行贸易的同时，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将在全球范围内依据“比较优势”进行，企业竞争压力更大，没有竞争力的企业将被淘汰，必然产生结构性失业。城镇下岗职工也将逐步出中心成为失业人员。农业肯定是受到入世冲击较大的行业，按照配额4-5%的同比减少就业机会，减少量为1068-1335万个左右。与此同时，对于继续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在国外优质产品竞争的压力下，对其技术和技能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第一产业的就业将面临需求数量减少和素质要求提高的双重压力。农民就业机会和收入的减少，可能引发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进城等，加剧了就业形势的复杂性。因此，需要采取标本兼治的办法，才能解决就业问题。为此，提出如下建议：
（一）建立失业预警系统，发挥政府调控就业的作用。
建立失业预警系统是防止出现大规模失业而影响社会稳定的根本措施之一。要在建立全国性的失业预警系统的同时，结合正在100个城市进行的劳动力市场“三化”建设试点工作，有目的的选择一些就业形势比较严峻的城市和地区，投入一定的人力、财力和物力，建立失业预警系统。同时，选择就业形势比较严峻的行业（如机械、冶金行业）建立相应的失业预警系统，预测未来失业变动情况并报警。
（二）调整宏观经济政策，不断增加就业机会。
由于就业的需求是一种“派生”需求，依赖于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尤其是产业政策的调整，对就业机会的影响非常大。鉴于我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就业弹性不断降低，就业机会有较大幅度减少的实际情况，解决问题的根本只能靠经济发展和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有目的地通过调整宏观经济政策，从根本上增加就业机会。比如积极发展第三产业，尤其是社区居民服务业，增加就业弱势群体的就业岗位；扶持个体私营经济和小企业发展，开发新的劳动力市场需求点；加快城市化步伐，扩大农村劳动力的就业空间等。
（三）增强劳动力的流动性，在流动中创造就业机会。
做好就业的市场化和就业服务，增强劳动力的流动性，能够增加就业机会。劳动力的流动意味着经济随时能够进行调整，保证经济的强劲增长和就业机会的增加。改革开放20年来，促进了我国就业市场的发育，通过市场已经创造了2.5亿个就业机会。因此，劳动部门要加强劳动力市场的基础建设，在社会保障、职业介绍、职业指导、职业培训等方面，根据劳动力市场的要求，搞好市场服务，增强劳动力的流动性。
（四）进一步提高失业保险基金的承受能力，完善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促进从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向失业保险和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过渡。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院长 曾湘泉：
中国加入WTO以后，关于WTO到底能够促进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就业量增加多少的问题，不同的学者或者科研机构的研究结果差别很大。加入WTO究竟对中国劳动力市场有多大的影响？我们试图从就业弹性的角度对此做一分析。
根据就业弹性理论，一个经济体的就业增长与该经济体的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系，即经济增长一个百分点，就业相应的需求量增长变动百分之几。如果能够估算出中国的就业弹性和加入WTO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就能够预测加入WTO对中国就业的影响程度。
我们根据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实际的经济增长率和就业增长率，来估算中国加入WTO后可能的就业弹性，并根据目前流行的说法，即加入WTO会拉动中国经济增长2-3个百分点的观点，我们定量分析加入WTO会对中国就业形成多大的影响。
结果是如果以2001年作为加入WTO的第一年，则加入WTO因素导致中国就业增长的幅度为每年大致保持在210万人多一点。需要2年多的时间才能达到劳动科学院所测算出的每年450万人的增幅，需要近6年的时间才能达到国际失业和就业委员会与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发展协会在1999年所调查得出的每年增长1200万人的结论。因此，我们的结论是乐观派的观点过于夸大了加入WTO对中国劳动就业增长的影响。另一方面，悲观派认为加入WTO会减少1/4就业机会的观点从长期来看也是没有根据的。当然，从短期来看，加入WTO会对中国经济结构产生重大影响。要评估这种影响还有必要从结构上进行分析，才能得出更加可靠的结论。
劳动保障部社会保险研究所所长 何平：
就业与社会保障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关系。就业是社会保障的基础。无论对个人还是家庭来说，就业是避免贫困和消除依赖性的可靠途径。就业对社会保险基金来说，也是增收减支的最有效的途径。为了协调就业与社会保障的目标相一致，大多数国家普遍改变了以往就业和社会保障相分离、单独以现金事后补助的政策，转而在筹资费率与工资收入、退休政策以及防止失业三个方面采取相互协调的政策和措施，普遍地采取就业优先的政策和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来满足创造就业和解决失业问题的目的。
我国社会保障系统中对城镇社会弱势群体设计了3条保障线，即：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救济。这种多层保护和重复补偿的措施基本上立足于事后补救而且待遇水平偏高。它直接产生的负面效应有两个方面：一是政府或企业负担过重，难以为继。特别是经济补偿金，绝大多数地区和企业都没有支付能力，结果导致要么由中央财政出资了断关系，要么继续拖延下去，等待企业破产；二是使职工产生了很强的依赖性，消极等待安置，工作挑肥捡瘦，放不下“主人”的架子，待遇低了就要闹事。一般来讲，世界上多数国家有效解决失业的方法都从3个环节着手；第一是努力创造就业机会；第二是提供职业保护（尽量阻止企业裁人）；最后才是对失业者的补救措施。在全球近200个已经建立各种社会保障制度的国家中，只有65个国家设计了不同形式的失业保险制度。为什么近2/3的国家回避了失业保险呢？专家认为，失业保险制度的内在缺陷难以避免。诸如：失业者并非贫困者，可能有丰厚的储蓄或其他收入来源；失业救济容易导致失业者不再积极寻找工作；失业保险解决不了大规模及结构性长期失业问题；失业保险令企业容易辞退职工，不利于建立员工的企业归属感。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地区和企业为减轻职工下岗和失业的压力，通过提前退休的方式解决老职工再就业的矛盾。据了解，最近一个时期下岗职工出中心有相当一部分是采取提前退休、企业内部退休和协议退休等方式解除劳动关系的。实际上这种做法是把就业压力转移给养老保险，把近期问题推向远期。如果进一步深究，采取提前退休的方法并不能缓解就业的压力。原因其一是，普遍的提前退休，势必把养老基金的负担再转嫁给企业和在职职工，而养老保险缴费负担越重越不利于企业多雇佣工人，相反可能通过裁人压缩人工成本，最终减少了就业岗位。其二是，早退休的职工由于并没有丧失劳动能力，因此可能继续找工作。在劳动力市场上这类人反而有特殊的竞争优势，雇佣这类人不必再为他们缴保险费，而且可以压低工薪待遇。最终结果是，提前退休的人并没有腾出岗位给年轻人，反而挤了其他人的岗位。其三是，提前退休的人由失业保险、养老保险的缴费者转为养老金的领取者，减少了社会保险基金的收入，增加了养老保险基金的支出，进而加剧了社会保险基金面临的困难。综上所述，结论是用提前退休解决就业压力不可行，也不可取。
劳工权益特别需要关注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贾俊玲：
当前，在世界经济潮流中，站在劳工权益视角认识经济全球化应该成为一个特别需要关注的问题。
一、劳工分享全球经济发展的权利
在这种全球化过程中，国际上对劳工权益出现了一些主张，例如：在新一轮国际经济大竞争中，为维持本国的竞争优势，可以暂时牺牲劳工利益，即劳资合作的新阶段；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作为生产力主体的劳工在任何历史发展阶段都应分享世界经济发展的成果。
目前，中国经济在世界上虽仍处于弱势，但已具备相当基础，2000年，经济增长速度达到8%。中国在参与世界全球化经济竞争中，仍属发展中国家，因此，在全球化经济发展中，在相当时期内，应以保障劳工的各项基本权利为其主要目标，既不能以牺牲劳工权益参与竞争，也不能超越经济能力实行高福利政策。
二、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职业教育权
长期以来，在劳工权益中一般将工资保障、就业保障、职业安全等作为重要权利，而较为忽视职业教育（或职业培训）的法律保障。经济全球化，从本质上讲，是一场以发达国家为主导，世界大型跨国公司为重要动力，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的产业结构大调整。这种产业机构的互动、交流、合作过程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是，各个国家和地区在产业结构转移、升级的互动过程中，为劳工适应就业环境转化而提早保障职业教育权的问题，应提到非常重要的地位。如果香港在10年或20年前就为当时制造业的大批工人为将来转型做培训准备的话，当香港制造业大量北移时，今天香港劳工的就业压力将会减少。而中国正在从事初等工种的劳工，在10年或20年后，中国的产业结构也要做大调整时，大批劳工的再就业职业教育是否已作了准备？全球化，将劳工的职业培训权提到非常重要地位。
台湾国立中正大学社会福利系教授 吕建德：
近年来，在社会科学界关于经济全球化与所得不平等恶化、平均生活水准降低以及贫穷的相关性已引起极大的争论。这里的不平等包括两方面，一是以全球人口为单位，比较国际间、洲际间的所得是否有扩大的趋势，另一方面是以国家为单位，比较一国之内技术劳工与非技术劳工间薪资所得差距是否有拉大的现象。一般认为，全球化的后果造就了赢家，也同时造就了输家。一方面，它提升了发展中国家人民的收入水准；另一方面，它也加大了社会之间与社会内部的不平等，后一个现象尤其以高收入国家群体中的先进工业国家明显，因为他们的劳动力市场内部在全球化的冲击下出现了巨大的变化。
全球的新劳动分工结构促使新兴工业化国家，如亚洲四小龙与后起的东南亚及中国大陆等，接收了来自先进工业国原先的劳动力密集产业，如纺织、机械、造船及钢铁工业。在不计算环境破坏等外部成本的因素下，通过与世界市场的整合，这些国家（地区）的国民收入确实大幅增加。这些国家（地区）成功的经验，显示了全球化的一项正面效应。而这个效应对于中国与印度这两大新兴经济体而言，意义尤其重大。不过，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显示了全球化对于这些国家的负面影响，即投机性金融资本捉摸不定的流动可能带来的毁灭性社会后果：银行破产、失业、持续升高的贫穷人口等等。
另一方面，先进工业国家的产业外移也造就本国低技术劳工的薪资下降，失业问题日趋严重。这个问题已引起美国、西欧许多劳动经济学者的注意。这些国家内的劳动力市场在全球化的因素下被切割为两个团体，一个是与全球市场相关的工作，另一个是与全球市场无关的工作。前者由于在全球资本主义生产链中具有高附加值的一环而使得其薪资水平不断上升，后者因只是占据较低附加值部分，或是根本被排除在全球市场之外而成了全球化下的输家，结果是社会两极化现象出现。在全球化的经济浪潮之下，知识密集的工作将会出现急速成长的现象，这部分的工作就是所谓的“符号分析者”，如知识管理者、律师、学者、国际企管顾问等等。在这类工作成长的同时，则是更多所谓“烂工作”的出现，如：社区警卫、收银员、清洁工等。前者的工作与全球市场相关，渐减少。
标签：全球化论文; 社会保险论文; 压力管理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失业证明论文; 社会保障支出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公积金论文; 经济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