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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走向联合的思想源远流长，恩格斯说过：“（欧洲人）为反对共同的外部敌人而通过基督教联合起来了。”①纵观欧洲一体化的历史发展进程，欧洲一直处在分与合的争斗、演变之中，二战后才真正走上一体化道路，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无论是通过战争手段还是和平手段来实现欧洲一体化，矛盾、冲突一直不断。这些矛盾、冲突的发生，实质上是欧洲各国的国家民族主义意识在一体化过程中的不同反映。在当代国际政治生活中，在相当多的情况下，民族主义不仅通过民族形式，而且通过国家形式表现出来，表现为一种与国家利益相吻合的民族主义，即国家民族主义。②因此，为了发展、壮大一体化事业，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欧洲各国在充分发挥国家民族主义的积极一面的同时，必须高度重视国家民族主义使一体化停滞不前的一面。
一
在国家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下，二战后严重对抗的东、西方国际关系有助于欧洲一体化的推进。
二战及其结局使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美国在二战后成为世界上第一政治、经济和军事强国。为了争取最大限度的国家和民族利益，美国从国家民族主义的立场出发，一直在争夺世界霸权。美国前总统杜鲁门曾一再声称：“我们赢得的胜利把领导世界的持续重担放到了美国人民的肩上”，“全世界应该采取美国制度”。③但是，美国称霸世界的野心却遭到苏联的阻碍，苏联的实力在二战后也迅猛发展起来，两大国之间的矛盾给二战后的国际关系带来了深刻的影响。而在欧洲，无论是战胜国还是战败国，都沦为事实上的二流甚至三流国家，欧洲的衰落已是不争的事实，世界政治、经济中心已由欧洲转移到美国。二战后欧洲的分裂与联合就是在以非欧洲的美国和半欧洲的苏联为首的两大阵营对抗和争夺的政治格局中进行的。欧洲分裂为东欧和西欧，它们分属于苏、美两大对立的军事集团，欧洲成为东、西方两大超级大国对抗和争夺的核心地区及前沿阵地。
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说过：“谁统治欧洲，谁就能主宰心脏地带；谁统治心脏地带，谁就能主宰世界岛；谁统治世界岛，谁就能统治全世界”。④欧洲在全球霸权中的重要地位由此可见一斑，美国要想推行全球霸权绝对离不开对欧洲的争夺与控制。于是，美国加紧从经济上复兴西欧，因为西欧的衰落不利于其遏制苏联的目的。1948年4月2日，美国国会批准了复兴西欧的“马歇尔计划”，与此同时，西欧各受援国成立了“欧洲经济合作组织”。美国舆论界对此大加赞扬，《纽约时报》称之为“欧洲合众国可能由此产生的萌芽”和“欧洲联合的第一步”。对美国而言，“马歇尔计划”为其进一步推行欧洲一体化政策提供了最初的经验。美国参议员富布赖特在美国国会强调，欧洲人民对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和欧洲复兴计划中提供援助的惟一感谢方式，就是摈弃过去的民族主义，确立共同利益观念，并创建一个充满生命活力的欧洲共同体；美国前国务卿马歇尔也表示，除非西欧进一步推进一体化，否则将出现美国的援助付诸东流和美国国会不愿继续拨款的危险，他还指责英国在欧洲一体化问题上“拖后腿”。⑤
1948年春，“马歇尔计划”进入实施阶段后，美国根据其全球战略需要，对欧洲联合的推动开始转到以政治、军事为重心的层面上。它敦促西欧各国加强军事合作，组建军事集团，实现西欧军事、政治一体化。1949年成立的“北大西洋公约”军事组织，是美国组建的一个最大的军事组织，它是美国冷战政策的主要支柱，也是其企图建立全球霸权的主要工具。1955年，美国又把联邦德国（西德）拉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增强对苏联进行遏制的实力。二战后，美国对欧洲联合的支持作为一种外在推动力，对欧洲一体化的起步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它一方面有力地促进了欧洲联合运动的发展，另一方面深深地影响着欧洲联合运动朝着一体化的方向迈进。美国基于国家民族主义的立场，为了自己的国家与民族利益而争夺世界霸权，积极推行复兴与武装西欧的政策。而对西欧来说，这恰恰是早期欧洲一体化顺利进行所不可或缺的外部条件之一，客观上对欧洲一体化产生了非常积极的意义。正如西方学者约翰·吉林厄姆所指出的那样，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欧洲）一体化政策，是极富远见而且非常成功的”。⑥
冷战使西欧成为东、西方对抗的前沿阵地。西欧要想获得国家安全，只有选择西欧联合之路，与美国结成同盟，共同对付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威胁”，因为在“战争结束时俄国将在欧洲占统治地位，在击溃德国以后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同俄国强大的军事势力相抗衡”。⑦在冷战的严峻形势下，西欧国家由于与苏联和东欧国家意识形态不同、价值观念相异，同时也为了摆脱冷战“抵押品”的角色，只能倒向美国，躲在美国的核保护伞下以求得自身的安全。因此，一方面，西欧国家为了在冷战的夹缝中求生存，只得加入西方集团，对抗东方；另一方面，西欧国家由于各自实力薄弱，只得彼此联合起来，以壮大自己的力量，成为东、西方对抗势力的“平衡器”。从这个意义上说，东、西方冷战有利于西欧一体化。正如有人所说的那样，“每一个西欧国家都遍体鳞伤，就国家的综合实力而言，每一个国家都不再具备称雄争霸的基础，这一点对欧洲国家体系来说至关重要，对西欧联合来说，亦至关重要”；“西欧联合是美苏两强对峙的派生物”。⑧因此，在东、西方冷战的压力下产生的欧洲一体化进程，实质上是欧洲各国的国家民族主义为维护本国和本民族利益所做的必然选择。
二
二战结束后，西欧国家最重要的利益是国家的安全与经济的复兴。西欧国家在国家民族主义思想的指引下，被迫走上联合自强的发展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民族主义有利于西欧一体化。
二战不是欧洲的胜利；相反，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欧洲的失败。冷战使西欧成为东、西方阵营对抗的前沿阵地。“华沙条约”（以下简称“华约”）国的飞机在15分钟内就能到达联邦德国的领空，“华约”的坦克也只要半小时就能驰骋在联邦德国的领土上，美国和苏联的强大与欧洲的衰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对刚刚失去辉煌的欧洲来说，无疑是一种巨大的压力和挑战。在巨大的心理压力下，西欧国家不断进行反思。它们认识到，要想在美、苏对峙的世界体系中找到立足之地，就必须构思欧洲合作的方案，以使分裂的欧洲成为联合的欧洲，进而实现整个欧洲的和睦与繁荣。
共同的利益是要求联合的基础。欧洲是两次世界大战的主战场，二战后欧洲各国都不具备依靠自身的力量从根本上改变困境的能力，只能走协调合作、共同复兴与发展的道路。1962年，时任法国总统的戴高乐说过这样的话：“联合，为什么要联合呢？首先是因为我们一起直接受到威胁。面临着苏联的统治野心，法国知道，假如德国在法国以前屈服，那么法国的肉体和灵魂就会受到怎样的危险，而德国也不会不知道，假如在它背后，法国不再支持它的话，它的命运也将就此注定。”⑨
历史上，法、德之间的矛盾、冲突是导致欧洲战争的重要根源。二战后如何实现法、德和解，是关系到欧洲能否得到真正和平的关键。欧洲很多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妥善地解决了法、德之间的历史恩怨，那就是控制各自的民族情绪、淡化民族仇恨。如英国前首相丘吉尔认为，二战以后，德国所受的惩罚应该是有限度的；不能像一战后签订的《凡尔赛和约》那样对德国进行掠夺，否则，就会培养民族仇恨的种子；重建欧洲大家庭，就必须将德国纳入欧洲重建的框架之中。他说：“罪恶应当受到惩罚，德国必须被剥夺重新武装和再次发动战争的力量。然而，一旦做到这一点——我们将做到，也正在这样做——就必须停止对德国的惩罚，我们必须把目光从过去的恐怖转向未来，我们没有精力把因过去受到伤害而产生的仇恨和复仇情绪带向未来的时代。如果我们想把欧洲从无限的悲哀中拯救出来，确实把它从末日中拯救出来，就必须有一个信仰欧洲家庭的行动和忘记以往罪行与愚蠢的行动。”⑩他把欧洲的联合着眼于未来。此时联邦德国的政策也是“极力谋求使德国成为欧洲中一个平等的和受人尊敬的伙伴并防止纳粹政权重新出现”，(11)以便重新融入欧洲。法国也认识到，只有联合才能取得经济复兴，它逐步改变了肢解德国的政策，走上与德国和解的道路。这时，西欧的共同利益趋向一致，为欧洲的联合提供了前提条件。
在西欧共同利益的驱使下，1950年，法国出台了影响深远的“舒曼计划”，这意味着西欧开始真正走上了一体化道路。1951年，西欧六国签署了《欧洲煤钢共同体条约》，“它超越了政府间的合作，开启了欧洲一体化的新阶段。‘舒曼计划’出台之初，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其目的是要消弭法、德两国人民几个世纪以来存在的分歧，但是计划的高明之处在于它从最重要的经济部门入手，把法国与德国的利益，把法、德与西欧的利益融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共同利益。”(12)在“欧洲煤钢共同体”中，法国和欧洲既能容纳联邦德国，又能有效地限制它，因为煤钢共同体把联邦德国能够用于军事上的主要资源纳入一个超国家组织中进行管理，使它失去了能够发动战争的必要资源。煤钢共同体的建立使西欧一些国家摆脱了无序竞争的局面，从而获得了各自最大的经济利益，同时也保证了它们的安全需要。
为了谋求最大的国家和民族利益，联邦德国向法国表示：“法国和德国之间建立一个完整的联盟”，“成为欧洲合众国的奠基石”。(13)对于“舒曼计划”的实施，阿登纳表示“由衷的赞赏”，他说这“是法国及其外交部长舒曼针对德国和欧洲问题所采取的一次宽宏大量的步骤”，因为“联邦德国经历了一大段路程，从完全不能独立自主达到欧洲集团中的平等地位”，到“使我们重新获得同我们的形势相称的主权地位”。(14)的确如此，联邦德国加入“欧洲煤钢共同体”不仅妥善地解决了与法国关于鲁尔、萨尔的争端，而且还赢得了主权，拿到了进入国际大家庭的“入场券”，从而提高了自身的政治地位，这是二战后联邦德国的国家民族主义所追求的最高利益目标。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冷战日益加剧，美国和苏联在中欧大量部署中程导弹，遭到联邦德国的强烈反对。英国与美国有特殊的关系，它一直游离于西欧之外，支持美国通过军备竞赛压垮苏联的计划。如果导弹部署成功，在民主德国（东德）、联邦德国之间无疑会构成一道“火墙”。一旦战争爆发，生活在“火墙”两边的德国人，乃至整个西欧的人们，只能成为美、苏冷战的替死鬼。为了维护民族和国家的利益，联邦德国当然反对部署导弹，这也是联邦德国国家民族主义对美、苏部署导弹的必然反应。美国、英国与苏联在部署导弹问题上的立场也是为了谋取各自民族与国家的最大利益，因此矛盾的产生并非由于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之争，而是各自国家民族主义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
无论是国家利益还是民族利益，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西欧各国都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满足。法国与联邦德国在美、苏对峙的情况下，为了重振昔日欧洲的繁荣而抛开历史上的积怨，进行合作以加快经济复兴。在欧洲一体化问题上，它们交出部分国家主权，成立超国家机构，不仅有利于创造彼此和解的氛围，而且彼此还获得了最大的国家和民族利益，这是欧洲一体化日益加强的重要因素，也是欧洲各国国家民族主义的具体反映。
三
国家民族主义以追求国家和民族的最大利益为目的。在一体化的道路上，欧洲各国难免会由于不同的利益而产生矛盾，这对欧洲一体化进程也会产生消极作用。
二战结束后，一方面，“随着欧洲的衰落，它丧失了对世界的支配地位和沦为美苏争夺和监控的主要对象，处于东西分裂状态”；另一方面，“与此适应，欧洲的民族主义也由盛转衰，处于受遏制和被压抑状态”。(15)如果欧洲各国过分强调本国和本民族的利益，将会促使它们之间矛盾爆发，不利于欧洲一体化进程。其实，在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中，国家民族主义所产生的不利因素是一直存在的，并且一直对一体化进程产生消极影响。在当今的欧盟25国中，虽然有地缘性的经济、政治利益，但它是由多个不同的民族组成的，有高卢人、日耳曼人、亚平宁人等，其历史背景、文化观念、生活习俗和信仰都不一样，各有自己的特点。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欧盟各成员国出于自身的考虑可以寻求共同点，但是同时也绝不会将它们先人之间的恩恩怨怨完全忘记得一干二净，它们在经历了几百年斗争后取得的民族国家的权益决不会轻易放弃，绝不会忽视国家和民族利益”。(16)例如：1999年末，法国与英国为争夺牛肉市场，两国的关系降到最低点，甚至在欧盟首脑会议期间，两国总理和首相互相怒目而视。因此，欧洲各国在国家民族主义思想的驱使下，在一体化进程中产生矛盾和冲突在所难免，这势必影响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壮大。
在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中，一开始就有“联邦主义”和“邦联主义”之争，亦即把欧洲建成“超国家的欧洲”还是“多祖国的欧洲”之争。“两者的实质差别就在于是完全坚持民族国家的主权还是让渡民族国家的一部分主权，是坚持以民族国家为主体还是建立多国组成的超民族国家的主体”。(17)从欧洲一体化的特点来看，有向“超国家的欧洲”发展的可能，这就涉及到国家主权的问题。1965年，法国总统戴高乐从维护国家主权的立场出发，反对欧共体部长理事会把决策机制从全票通过改为多数票通过。为此，戴高乐实施了“空椅政策”，法国代表连续6个月拒绝出席欧共体会议。最终，欧共体其他成员同意改为多数票通过，同时授予法国事实上的否决权，从而也使建立“超国家的欧洲”受到一定的阻碍。这也可以被看作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一次挫折。“实际上，无论是联邦主义，还是邦联主义，主张欧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还是本国家的利益和本民族的要求，不过是要在欧洲联合的范围中去实现自己民族的目标及国家的利益而已。”(18)从国家民族主义的内涵来看，每个相关国家在欧洲一体化过程中必然要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只有在冲突中相互妥协，找到一个彼此都能接受的共同点，使各自的国家和民族利益得到最大程度的体现，一体化才能前进，否则就会遭到“寒流”而停滞不前。
自1954年法国国民议会否决欧洲防卫共同体条约以来，欧洲一体化经历了数次危机，即：1965年法国实施“空椅政策”，反对欧共体部长理事会把决策机制从全体通过改为多数通过；1992年丹麦选民在全民公决中否决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1996年欧盟对爆发疯牛病的英国实施牛肉禁运，作为报复，时任英国首相的梅杰宣布，将采取“不合作”政策，以阻止欧盟的决策过程；2001年爱尔兰选民否决了旨在改革欧盟机构和为欧盟扩大做准备的《尼斯条约》；2005年法国和荷兰在全民公投中否决了《欧洲宪法条约》，它们都坚持认为《欧洲宪法条约》将会把自己的主权割让给欧盟，从而使自己成为“欧洲合众国”的一个省。
纵观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历程，从追寻每次危机发生的根源来看，虽然每次危机都是国家民族主义在欧洲各个国家中的不同反映，但是矛盾的根源却是一致的，即要求得到国家与民族的最大利益。以最近（2005年6月1日）荷兰民众否定《欧洲宪法条约》为例，其主要原因是：(1)荷兰不愿意被大国牵着鼻子走；(2)荷兰不是欧盟最富有的国家，却是人均交税最多的国家；(3)荷兰人对国内生活日益感到忧虑，他们担心生活水平降低，担心欧盟扩大后会涌入大量的外国移民，担心失去民族性；(4)荷兰人担心让土耳其加入欧盟将给荷兰带来恶梦，因为土耳其人口更多，可能在政治影响力方面超过荷兰。(19)从荷兰否定《欧洲宪法条约》的原因来分析，每一种原因都涉及到本国和本民族的具体利益，都是以本国、本民族的最高利益为指针和最终目的。
综上所述，国家民族主义对欧洲一体化进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有促进一体化的一面，也有其不利于欧洲一体化甚至阻碍欧洲一体化的一面。在建立欧洲“联盟大厦”的伟大事业中，应该如何对国家民族主义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进行扬弃，如何增强欧洲共同体的认同感，这是值得研究和探索的问题。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546页。
②参见李兴：《论国家民族主义概念》，载《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95年第4期。
③吴于廑、齐世荣：《世界史》（现代史编·下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48页。
④〔英〕哈·麦金德著、林尔蔚译：《历史的地理枢纽》，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13页。
⑤参见A.Rappaport,"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an Integration:The First Phase",in Diplomatic History,vol.5,No.1,1981,pp.133,134。
⑥John Gillingham,"American Monnetism and the European Coal-Steel Community in the Fifties",in Jouurnal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History,vol.5,No.1,1999,p.21.
⑦〔美〕罗伯特·S·舍伍德著、福建师范大学外语系编译室译：《罗斯福与霍普金斯》，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748页。
⑧郭华榕、徐天新：《欧洲的分与合》，京华出版社，1999年，第324、325页。
⑨转引自陈乐民：《“欧洲观念”的历史哲学》，东方出版社，1988年，第231页。
⑩Robert Rhone James(ed.),Winston S.Churchill:His Complete Speeches,1897-1963,vol.Ⅶ，London,1950,p.81.
(11)周琪、王国明：《战后四大国外交》，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75页。
(12)郭华榕、徐天新：《欧洲的分与合》，第347页。
(13)〔联邦德国〕康拉德·阿登纳著、上海外语学院德语系德语组等译：《阿登纳回忆录1945-1953》（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354页。
(14)郭华榕、徐天新：《欧洲的分与合》，第532页。
(15)程人乾等：《涡流：20世纪民族主义潮汐透视》，西苑出版社，2000年，第13页。
(16)陈志强、关信平等：《欧洲联盟的政治与社会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6页。
(17)胡瑾等：《欧洲早期一体化思想与实践研究(1945-1967)》，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73页。
(18)郭华榕、徐天新：《欧洲的分与合》，第336页。
(19)参见中国日报网(http://www.chiandaily.com.cn),2005-0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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