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主义视角下竞技体育全球化体系中的国家利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家利益论文,视角论文,体系论文,建构主义论文,竞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498(2011)04-0001-06
修回日期：2011-05-03
社会建构主义理论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发展成的一个强劲的理论学派，其重要的代表人物是亚历山大·温特。温特的建构主义理论认为：“国家的身份和利益不是预先给定的因素，而是在国家之间的互动中得以建构的。”[1]“国家利益是在国际社会中建构的，国际社会中的政治文化、规范、共有观念，不仅可以改变一个国家的政策行为，而且还可以更深程度地建构一国的身份和利益。”[2]国家身份和利益是由国际社会中的政治文化建构的，国家身份影响国家行为，这是以温特为代表的建构主义学派的一个基本观点。当今世界，社会建构主义的这一基本理论观点为我们认识竞技体育全球化体系中的国家利益提供了一种新的认识视角。
在竞技体育全球化的背景下，当前的国际现实是以奥林匹克运动为主要特征而形成的竞技体育全球化体系为国家利益的拓展和诉求提供了现实可能性，并且这种可能性随着竞技体育全球化的不断深化，国家利益的拓展和诉求空间也越来越大。作为单个行为体——国家，为什么在国际竞技体育领域里，尤其是在奥运赛场上为了夺取奖牌，不惜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彼此角逐，并且一切“喜怒哀乐”都随着奥运赛场金牌的得失而表露无遗？如何看待国家的这种行为呢？中国有句俗话叫“无利不起早”，即国家利益支配国家行为，否则就很难解释奥运赛场上争金夺银的热闹场面。为了弄清这一原理，本文试图采用建构主义理论的分析方法，考察竞技体育全球化体系中的国家利益所在，以便为我们揭示国家行为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
1 国家互动建构竞技体育全球化体系，竞技体育全球化体系建构国家身份
1.1 国家互动建构竞技体育全球化体系
国际政治公认，国家是国际关系的主要行为主体。同样，国家也是竞技体育全球化体系中的主要行为主体，是施动者。以奥林匹克运动为特征的竞技体育全球化体系是结构。按照建构主义观点，施动者与结构是相互建构的。即“国家是任何国际体系的核心，因为国家是独立的实体，没有国家，一个‘国家之间’的体系，即国际体系根本无法存在”[2]。国家参与竞技体育全球化体系与竞技体育全球化体系吸引国家参与两者之间形成一种相互建构关系。
自19世纪末现代奥林匹克运动诞生以来，国家互动成为竞技体育全球化的基本特征。施动者的互动导致了结构的形成，即以奥林匹克运动为主要特征的竞技体育全球化这种体系结构的形成。国家作为施动者，它在参与竞技体育全球化这一国际体系时，也就认同了这种国际体系，建构了竞技体育全球化这一国际政治体系结构。国家参与竞技体育全球化的过程，事实上就是一个互动、建构的过程。有了国家参与，竞技体育全球化体系这一结构得以形成，并且逐渐稳固、完善。
在建构主义看来，竞技体育全球化国际体系是一种“文化”，这种“文化”所包含的内容不是一种纯粹的身体文化，而更多地表现为政治文化。“政治文化是国际体系结构最根本的事实，它使权力具有意义，使利益具有内容，所以，政治文化是我们解释‘少量重要大事’最需要了解的因素”[2]。
国家参与竞技体育全球化体系，并且使国家与竞技体育全球化体系在相互建构中成为可能，这种可能性对于国际政治的变化有重要意义，即“行为体的利益被一种结构建构，那么这个行为体就与这种结构有了关联，并使这种结构更趋稳定”[2]。由此可以看出，竞技体育全球化这一体系结构一旦形成，并且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它就具有了一定的稳定性。而这种稳定结构的形成都是由于国家参与的结果。反之，没有国家的参与，竞技体育全球化体系结构就很难形成。
1.2 竞技体育全球化体系建构国家身份
建构主义强调施动者与结构的互构。国家参与竞技体育全球化造就了竞技体育全球化体系，竞技体育全球化体系也在影响国家的参与和国家关系的发展。一方面施动者对结构发生作用，另一方面结构对施动者也发生作用。也就是说，建构主义既强调施动者对结构形成的建构作用，同时也强调结构对施动者的建构作用。在温特看来，施动者并不独立于其周围的结构而存在，而这些结构也不独立于施动者所带来的再造(和可能的改变)而存在，结构也在建构施动者。“国家身份是在体系环境中形成并置身于体系环境之中的”[2]。竞技体育全球化既是人们认识国家利益的现实背景，也是国家利益形成的一种国际政治体系。在竞技体育全球化的过程中，国家通过参与竞技体育全球化体系实现自己的身份建构。参与竞技体育全球化是一种国家的身份、政治方向或者文化的表达。“身份不是单一具有图像、习惯特征的股票。体育是某种身份建造(例如，男子气概、社会阶层)的一个重要领域。具体来说，体育很明显地与很多人的国家身份的建造和再现联系在一起”[3]。
首先，当一个国家参与竞技体育全球化这种体系结构的活动时，不管它的目的如何，都是在自觉或不自觉地以一定的角色(身份)出现。其次，在国家参与整个活动过程中，国家又会根据其参与的程度或者贡献和影响力的大小，或者是有目的地表达一定的政治和文化方向，在别的国家印象中形成新的身份。通过参与竞技体育全球化，国家不但可以让其他国家明白自身所担负的身份，而且还可以向其他国家表明自己的身份。简而概之，国家在参与竞技体育全球化过程中，它的一举一动都是自身身份的直接“表露”。另外，“体育也许较其他现代文化活动提供(并且甚至可能有利于形成)一个有用的关于国家身份怎样被培养和国际化怎样被实现的观点……体育在确定国家身份和归属感方面证明有独特效果”[4]。
美国人雅克巴赞(Jacques Barzun)甚至有一个著名的推断，他认为体育可以为我们提供一面照看自己的镜子。他还说，任何一个要想了解美国人心灵的人最好学习棒球，因为这是别的国家很少开展的项目。通过看美国人开展棒球项目，我们可以从中了解到美国现代化的与众不同，即“体育确定国家的身份和现代化”[4]。从此处可以看出，任何一个国家只要它与体育联系在一起，就能看出其“与众不同”，何况国家在参与竞技体育全球化体系时还要表达一定的政治和文化的意向。因为有了竞技体育全球化这种体系结构，不但国家之间形成互动，国家与竞技体育全球化体系结构之间也形成互动，在这种彼此互动的过程中，竞技体育全球化在不断地建构国家身份。同时也形成了一个良性互动，即国家之间互动的频度会越来越高，国家参与的程度也越来越高。关于竞技体育全球化体系影响国家参与和国家身份建构问题，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探讨。
首先，“国家生存和发展的意义在于保证国民更好地生存和发展，而不是为生存而生存，为发展而发展，是有目的地生存和发展”[5]。生存和发展是国家的基本追求。奥林匹克运动作为一种体育文化现象，作为人类社会的精神财富，是一种重要的政治资源，是国际社会的一种重要的交流平台。国家参与竞技体育全球化体系可以拓展自己生存和发展的空间。第一，国家通过参与国际奥林匹克竞争，可以加快融入国际社会的步伐，增强国际沟通，赢得国际互信。第二，国家在奥运会上占据金牌榜的前列，不仅可以展示一个国家强大的人才、政治、经济、科技和教育优势和实力，而且是国家身份的一种实力证明。实力决定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话语权。第三，通过参与奥运会，履行奥林匹克运动提出的追求和平、重在参与的发展理念，弘扬更快、更高、更强，永不止步的奋斗精神，树立爱好和平的良好形象，可以表明自己的政治观点。第四，就奥林匹克运动本身来讲，它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进步事业，既是单个国家的利益，也是整个人类的利益，需要全人类共同维护。不管是大国还是小国、强国还是弱国、富国还是穷国，不管种族、民族、宗教、语言，任何国家都有责任和义务为奥林匹克运动的持续发展作出贡献，这是一种基本的国际义务。国家参与奥林匹克运动也是取得国际道义上支持的需要。
其次，国际体育组织在发挥作用。国际体育组织的作用，不仅建构了竞技体育全球化的国际政治体系——结构，而且还加快了国家之间互动的频度。国际体育组织自19世纪末开始，已经走到了国际关系中的前台。表现在：第一，国际体育组织为了强化自身的存在和权威，不断地推出一系列相关的国际体育制度。国际体育组织推出的国际体育制度影响国家的身份。国家必须考虑它自身是否要成为国际社会中的一员。第二，国际体育组织中的官员的潜在国家身份。国际体育组织中的官员由于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尽管他的言论和行为在很多情况下是出于公正和公心，但是由于不了解异国文化，以及国际社会对他的不了解，他会站在自身文化背景上理解其他文化，会代表自身的文化或国家利益讲话，从而使潜在的国家身份无意中显露出来。究其因，一是因为国际体育组织中官员接受教育程度、国际活动的范围、频度，接触到的异类文化的多少，以及对异国文化的理解程度。二是国际体育组织中官员本身也可能出于某种目的和不公正，而站在自身的文化背景上行事。这样就使其潜在的国家身份更加突出地显露出来。三是其他国际体育组织中，官员和在国际体育组织之外的人员和国家对来自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体育官员的不信任，国际体育组织中的官员来自不同的国家，相互之间的不信任是客观存在的。来自发达国家的体育官员有可能会引起发展中国家的体育官员的误解和不信任，反之亦然。发达国家或者发达国家的人们也有可能对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体育官员产生误解和不信任。反之亦然。或者是因为受意识形态的影响，来自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相互之间会产生不信任。例如，“冷战”时期苏联和美国、北约和东欧之间。
再次，“国家身份”出现在国际竞技体育尤其是奥运会的赛场上，使国家互动的频度大大提高。其原因是“国家身份”在互动中被不断唤醒。奥林匹克运动是竞技体育全球化的典型形式。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创始人，利用欧洲少数几个国家的影响，创建了奥林匹克运动这样一种竞技体育全球化的新模式。他在追寻竞技体育全球化过程中，从一开始就创建和认同国家身份模式，以国家身份作为参加国际奥运会等大型国际体育比赛的资格。这种制度设计在今天看来可谓是空前绝后的独创，这直接导致了从开始的只有10几个国家参加，以及有的国家可能在这期间持等待和观望的态度，到自觉、陆续地加入到了国际奥林匹克运动的大家庭。国家作为参与的行为主体，并且通过国家之间的互动，把奥林匹克运动这种国际政治体系变得更加完善，并且得到国际社会的公认。今天，在个人的单项比赛中，除了少数黄金大赛等职业比赛之外，大多数国际体育比赛即使以个人身份出赛，事实上也包含着国家的潜在身份。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创始人设想的以国家身份参加的这种形式，不但没有人敢突破，而且这种形式在今天比起以往任何时候更具国际政治的意味。国家身份被不断唤醒不仅仅表现在参赛身份上，更重要的是表现在竞赛的结果上，表现在升国旗、奏国歌的颁奖仪式上。
最后，“竞技体育的国家化倾向”使国家之间的互动频度进一步提高，并且使竞技体育全球化体系更加发挥作用。国家作为一个参与主体在竞技体育全球化这种体系结构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竞技体育的国家化倾向”为竞技体育全球化体系推波助澜。“竞技体育国家化是指国家利用行政、立法和经济的手段，参与管理竞技体育事务，影响干预竞技体育社会生活的行为过程”[6]。主要表现在：政府直接干预能力明显增强；国家竞技体育经费大幅度提高；强化系统，加强集中管理。由于国家作为一种代表身份出现在奥运赛场上，这样就必然要唤起“竞技体育的国家化倾向”。国家参与使国家身份进一步强化，奥林匹克运动这种国际竞技体育体系影响着国家的行为。“比赛的形式、级别的差异以及群体的投入都会引发体育和政治不可避免的交融，在很多情况下，国家参与体育管理便会加重体育的政治色彩”[7]。“竞技体育的国家化倾向”是被谁唤醒的？毫无疑问，是被奥运赛场上的国家身份所唤醒，是被奥运赛场上所形成的国家身份的意识所唤醒。换言之，国家在参加竞技体育全球化的体系中自然地形成了某种国家和国家身份的意识。
在国际政治中，由于创立了奥林匹克运动这种国际竞技体育竞赛体系，从而使国家很少处于完全孤立状态，通过这种状态把国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将自己置身于奥林匹克运动的相对稳定的体系之中。
2 在竞技体育全球化体系中，国家之间更多地表现为竞争对手
国家行为体包括自我和他者。建构主义认为，在一国发展进程中，国家相对他者界定自我身份，同时赋予他者相应的对立身份。国家要通过认同确认自己和他者在竞技体育全球化体系中的地位。建构主义认为，共有观念的存在取决于具有知识的行为体之间的互动。没有实践活动，结构就不会发挥作用。所以，国家要形成共有观念，关键是国家的实践活动，即国家在国际政治体系中通过实践去学习。例如，两个国家在从来没有交往的情况下是没有共有知识的，因此也就没有结构。如果双方已经交往，那么初始行为通过互应机制会使互动中的双方产生并加强一些观念，开始共同拥有这些观念，于是便产生了文化。温特认为，“观念最重要的作用是建构作用”[2]，因为“任何可能因素实现的几率取决于观念和观念建构的利益”[2]。他举例，按道理讲，500件核武器比5件核武器的威胁大，但对于美国来讲，500件英国核武器对美国的威胁还不如5件朝鲜核武器的威胁大，因为美国对500件英国核武器和5件朝鲜核武器威胁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即形成的“观念”是不一样的。这些观念构成了个体性角色和条件，国家通过这些条件进行互动。所以，一个国家在制定对外安全政策时，不仅要看别国军事力量的强弱，而且要看他们是否拥有共同的观念结构，即到底是敌人、对手还是朋友。而一国对他者的这种在身份上的界定主要是通过认同这一建构主义理论中的核心概念来进行的。
在竞技体育全球化体系中，同样也会形成大家所认同的共有观念。国家之间具有什么样的共有观念，会直接导致每个国家各自会采取什么样的行为和最后产生什么样的结果。第一，拿国际奥林匹克运动来说，国际奥林匹克运动提倡人类社会的和谐、公正，提倡建立一个和平的更加美好的世界的理想，“和平、友谊、进步”“更快、更高、更强”“重在参与”“公平竞争”“人的和谐发展”等人文精神影响着整个世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以及社会进程。为国际社会提供了重要的交流氛围，为国际社会追求和平及美好形成了共识，同时也构建了一个重要的参与平台。然而，国家参与奥林匹克运动可能会有多种动机，其最基本的动机可能是为了融入国际社会，增进了解，防止被国际社会“边缘化”。由于奥林匹克运动是一种以身体竞争为形式、以体育竞赛胜负为结果的文化交流形式，它虽然强调交流，但同时更强调竞争。因为它是一种以竞争为形式、以胜负为结果的交流，这种交流必然会暗生一种潜在的意识，即国家之间为了交流和友谊而应该相互信任，但同时为了各自的胜负又不能过于彼此信任。因为过于彼此信任的结果，有时会使自己处于不利的地位。这种潜在意识最终会形成在奥林匹克运动中国家之间其实质性关系就是一个互为敌手的竞争关系。事实上，在以奥林匹克运动为主要特征的竞技体育全球化体系中，国家之间在争夺奖牌的竞争中普遍地表现为竞争对手。尤其在意识形态盛行的“冷战”时期，美苏作为竞争对手就表现得尤为突出。
“国家永远无法把握其他国家的意图”[8]。这不仅仅反映在军事领域，也反映在竞技体育领域。更重要的是，“意图稍瞬即变，一国的意图很可能今天是善意的，明天却是敌意的。意图的这种非确定性是无法避免的，这意味着国家永远无法判断其他国家在具备进攻能力的同时会不会心怀进攻的意图。”[8]博弈论讲的就是两个个体之间缺乏必要的相互信任的例子。博弈论主要是研究在各个相关行为体的决策行为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假定条件下，理性的行为体是如何进行决策以及这种决策的均衡问题的。囚徒困境是博弈论中的一个著名案例，它简明地、富于典型意义地勾勒和刻画了博弈论的基本特征和博弈的基本要素。它讲的是假设警察抓住了两个合伙犯罪的嫌疑犯，但获得的证据并不十分确切，对于两者的量刑取决于两者对犯罪事实的供认。虽然对两个囚徒总体而言，最好的结果是都不交代，但最终的结果是都交代了。两个囚徒由于缺乏相互信任，他们在决策时都是以自己的最大利益为目标。囚徒困境反映了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矛盾。同样也反映了在竞技体育全球化过程中国家之间在作出理性抉择时的心理。在以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为主要特征的国际体系中，国家之间是缺乏相互信任的，国家都是根据自己更多地夺取奖牌而做出某种选择。“道理很简单：在一个自助的世界里，自私是有好处的”[8]。
3 在竞技体育全球化背景下，国家的根本目的就是追求国家利益
在竞技体育全球化体系中，国家之间在争夺奥运会奖牌时的行动都是一种“零和关系”，即一个国家获得奖牌就意味着其他国家失去了获得这块奖牌的可能。因为奖牌的资源是有限的。
既然在竞技体育全球化体系中，国家之间表现为竞争的关系，那么，每个国家必然要为争取自身的利益和利益最大化而努力。
第一，国家是利己的。国家事实上也是由无数的人组成。国家是对许多具有某种共同特征的个人的抽象。“国家也是人”[2]，说明国家行为体具有个人的利己特征。国家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寻找自我利益或者说是利己的。或者说，国家很少具有利他的特征。
政治现实主义者用忧郁的色彩来描述政治图景。他们相信，人与人之间的政治斗争也许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在人的天性中就有其阴暗的一面。霍布斯认为，人类内心具有一种统治别人的冲突，即统治欲。他说，“如果两个人想要同一个事物，而这一事物又不能被同时分享，他们就会成为敌人……就会尽力消灭或制服对方”[9]。现实主义学者中的领袖人物汉斯·摩根索这样写道：“人类行为中，邪恶无处不在”[9]。“很少有人能够为大众的福祉而长期牺牲一切从个人利益或好处出发的考虑。在这方面，仅仅谴责人性的卑下是徒劳的；事实就是如此，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国家的经验都已证实了这一事实”[10-11]。国际关系学派中无论是现实主义还是自由主义，尽管他们的理论在细节上有出入，但是他们对世界的基本假设是一致的。即“人类天生是贪婪的、胆怯的和竞争的。国家正如组成它们的人类一样，通常在损害他人利益的情况下谋求自己更大的权力；因此，无政府状态，或者说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霍布斯式的斗争成为国际关系的主要特征。这样的斗争常会引发战争”[12]。
国家是利己的，或者说是寻找自我利益的。这一观点得到了包括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的广泛认同。建构主义也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国家是利己的。从国际政治充满暴力的历史可以说明这一点。“现实主义基本不依赖信任，它唯一接受的是，确信人会追求自己的利益超过他人的利益”[10]。“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有理由认为谨慎的国家会把他国的动机往最坏处估计。这就意味着，国家把利益基于权力分配产生的可能机会上面，而不是基于他国善意这一盖然机会上面”[2]。另一方面，国家要用一种利己的方式解释其利益，因为国家不能保证他者关心自己的利益，并且在一个资源匮乏的世界上，为满足自我需求而与他者的需求发生冲突。如果人类没有自我利益的考虑，可能不会在进化过程中生存下来，国家也是同样的道理。同时，温特也承认，自我利益并不意味着就无视他者利益，自我利益也不意味着拒绝与他者合作或者帮助他者。
第二，无政府状态国际政治体系，迫使国家追求自身的利益，因为国际体育组织经常是处于国际政治之中。正如一位新现实主义所言，“建立在主权行为体(国家—国家之上没有更高的权威)之上的国际体系是‘无政府的，也就是说，没有俯视一切的权威来提供安全和秩序’”[9]。以色列外交官伊班(Abba Eban)概括了这样的国际法图景，他说：“国际法是邪恶的一方不服从，而正义的一方不支持”[12]。伊班的话比较形象地反映了当前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的真实面目。“无政府状态也许是缺乏(世界)秩序，但按照新自由主义的观点，这不意味着无秩序”[12]。
首先，像国际奥委会这种国际体育组织就体育自身业务管理来说，已经建立了一整套比较健全的组织和制度，但就国际政治体系来说，仍然是无政府状态的。国际奥委会曾号称自己要远离政治，不与政治发生关系。国际体育组织看似组织严密，其实是难于脱离国际政治之外。其次，当前国际政治的重要特征就是无政府状态。因为在目前的国际政治体系中，霸权国家有时是可以不遵守国际法和有关宪章的。竞技体育全球化这种国际体系的制度化程度比较低，是一种无政府秩序，但又不完全是一种无政府秩序。这种无政府状态表现在：一方面，是否参与竞技体育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的意愿；另一方面，在利益的分配方式上又有着无政府的逻辑。所以，任何一个国家，只要它觉得“有利可图”，它就要千方百计追求自身的利益，这是国家的逻辑。在国际政治研究中，政治“现实主义者的确相信利益是判断、指导政治行为的唯一永存的标准”[10]。在自由主权国家组成的世界里，每个国家都要增进自己的国家利益。“利益的观念确实是政治的实质，不受时间和空间的环境的影响”[10]，这是一个国家的本领。利益是起支配作用的原则。19世纪的索尔兹伯里认为，“唯一能够持久的联合方式，就是国家之间没有任何利益冲突”[10]。
4 国家身份是国家利益的基础
第一，身份是利益的基础。国家在追逐利益时，它的国家身份必须首先要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或者说作为国际社会中的一员的身份要得到认同或者承认。认同原本是哲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学科概念，指的是存在于某社会行为体的自我同一性和个性，是本社会行为体区别于他社会行为体的规定性，或者说是社会行为体之所以为“我”而非“他”的规定性。通过认同，告诉自己是谁，告诉他人我们是谁，最重要的是告诉自己，其他人又是谁。身份本身就是一种利益。
“身份表示社会类别或存在的状态；利益指的是行为体的需求，利益表示有助于解释行为的动机。利益是以身份为先决条件的，因为行为体在知道自己是谁之前是不可能知道自己需要什么的。由于身份具有不同程度的文化内容，所以利益也有不同程度的文化内容”[2]。“任何利益都是以身份为载体的，没有身份，利益无处存在；如果身份消失了，如果它不存在了，就没有相应的利益，因此，维护自身的存在是任何行为体的最基本利益。只有身份存在了，才有其他利益可言。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身份本身就是一种利益”[13]。郭兵云、卓旭春举例说，当张三是某足球俱乐部的球员时，他就有和球队一起比赛并分享比赛胜利带来的喜悦和荣誉，而当他的这一身份不存在时，他的上述利益也就不存在了。所以，国家都会想方设法、创造机会把自己装扮成国际社会中的一员，并且根据自身的实力努力寻求切合自身实力的身份。
国家通过参与奥林匹克运动，或者称“学习”之后，它就知道了它应该在奥林匹克运动中扮演什么样的身份，或者称角色，按照政治家的语言，就是应该在奥林匹克运动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当今社会，国家为什么如此钟情于国际奥运赛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通过国际奥运赛场的竞赛，可以为自己寻求到切合自身需要的国家身份。一方面，国家通过参与奥林匹克运动这种公益事业，可以显示弘扬正气、友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身份，或者被国际社会所接受，并融入国际社会作为国际社会普通成员的身份；另一方面，以争取奖牌多少显示竞技体育实力的强者身份。竞技体育“神话的魅力常常产生于其民主的推论和有序的想象，可能表现为以数据排列名次”[7]。从国家把奥运会纳入国家竞争范畴以来，国家参与奥运会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或者动机，就是国家看重了自身在国际社会中的“排序”，因为排序的结果就是确定国家身份的结果。
另外，在当前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中，竞技体育是最后一个用和平的方式和大家都能接受的方式来显示实力和确定国家身份的领域。因为，“体育是最后一个能够自动树立榜样的领域，它不仅弘扬了我们社会的重要价值，还设立了管理人员和裁判员，以监督遵守这些价值，并且记录了名次和公布排行榜。由此，体育的秩序得到公布、监督和展示”[7]。“体育排名是一种精神工具，它在空间中确立秩序，在时间上排定名次，一目了然，即刻发表评论。特别要强调的是这一程序无所不在：赛事表、成绩表、成绩比较表、赛事过程统计表……体育程序优先体现了最传统的知识排列，也就是空间分布……体育成绩的公布采用了这种机制，简洁并具有说服力地排定和宣布了名次的高低”[7]。竞技体育之所以如此受到国际社会的推崇，“不仅仅是由于它宣称要去实现的价值，而且也是因为它展示其价值的直截了当的透明手段。正因为它毫无遮掩地公布成绩和名次，确保了正当的排名，所以体育的形象才更加完美”[7]。通过奥运会上的排序，尤其是大国找到了自己在竞技体育全球化体系中的位置和身份，而在竞技体育全球化体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和身份也就等于在整个国际政治体系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和身份。
第二，为了国家利益，国家要不断地维持其自身的身份。在某种情况下，维持了现有的身份，就可以得到源源不断的利益。这样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国际赛场上，尤其是在“冷战”时期，大国举全国之力发展竞技体育的原因。
国家受利益的制约和驱动，因为国家这样做的目的可以保证其身份的安全。如果国家的身份安全不受威胁，国家又可以获得新的利益，或者更大的利益。在竞技体育全球化体系中，国家有着内在的、客观的利益，国家势必要努力解读和实现这些利益。大国通过竞技体育全球化继续维持其大国、强国身份，或者继续维持其爱好和平的身份。“冷战”时期，美国和前苏联的竞技体育竞赛，表现出强烈的意识形态，就是为了维持大国的身份。
第三，在国际体系互动中，国家要试图再造身份，以便自身有利于获得尽可能多的利益。国家利益是行为体与国际社会互动的结果。在国家参与国际社会互动中，国家要试图重塑新的身份，形成新的认同。一旦一个国家获得新的身份，国家利益也随之改变。国家身份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因素，却不是静止不变的常量，环境的变化、社会进程的发展、互动频数的增减都会导致国家身份在一定程度上的变化。在国际社会中，尤其是对于经常处于身份不利的国际环境中的国家来说，为了要不断追求新的利益，它必须要不断追求新的身份和再创身份。
国际体系是一个动态的体系。在社会中，关于新的身份怎样形成的问题，在温特看来，所有结构理论都是以支承结构的社会进程理论为前提的。而这种社会进程理论就是进化理论。通过竞争和社会化两种进化手段，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将国家行为体和国际体系分离。在自然界采用的是一种自然选择的分离机制，而在人类社会采用的是一种文化选择的分离机制。“自然选择和文化选择构成了两种因果渠道，通过这两种渠道产生了身份”[2]。温特进一步论述，文化选择是一种进化机制，它是通过社会习得、模仿或其他类似的过程，将决定行为的因素从个体到个体，因之也就从一代到另一代的传播。文化选择不是在行为体不知不觉的情况下通过再造失败而运作的，而是直接通过行为体的认知、理性和意图性运作的。文化选择通过模仿和社会习得这两种机制。“当行为体自我意识到他们认为是‘成功’的行为体时就会模仿，通过模仿获得了身份和利益”[2]。这种身份和利益可以通过“物质”成功和“地位”成功来获得。“物质”成功的标志是获得权力和财富，而“地位”成功的标志是获得声望与荣誉。
另一种途径是社会习得。“互动论的基本观点是：身份及其相应的利益是习得而来的。然后，行为体根据有意义的他者对待自己的方式作出相应的反应，这种反应又加强了习得的身份和利益”[2]。
国家利益是国家身份变化和发展的动力。由于利益的存在，身份才有了前进的方向和动力。“一种身份能够长期存在并在此基础上得到发展，那是因为它相应的利益得以长期维持并不断充实”[2]。在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中，国家要改变或者重新树立身份，表现它后来者居上，或者国家要努力维持现有的身份，或者通过参与国际竞技体育竞赛，国家要树立爱好和平的身份[4]。例如，战后日本、民主德国参加奥运会极力树立融入国际社会大家庭和爱好和平的形象。1952年前苏联、中国参加赫尔辛基奥运会以及中国不断追求在奥运会上的成功，就是再造身份的很好的例子。显然，在解放初期，中国人力求在国际赛场取得好成绩就是不愿意顶着“国力苶弱”、“东亚病夫”的身份，试图再造一个“让人瞧得起”的“新中国”的身份。改革开放之后，作为一个泱泱大国，中国人不愿顶着“落后的”身份，试图再造一个“现代化的”、“强大的”大国身份。
第四，国家利益决定国家行为。国家获得身份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获得国家利益。首先，国家为了获得国家利益，国家要从国际社会不断学习。国家利益常常是国家从国际社会中学习的结果。其次，国家为了获得利益，必须积极地参与国际活动。国家通过学习企图获得多种多样的利益，由此国家被带入到了无穷尽的竞争之中。
在竞技体育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在国家利益的驱使下应采取什么样的国家行为，我们可以假设国家通过或者采取参与、半参与和不参与等途径和方式决定是否获取国家利益。如果一个国家不参与国际社会的互动，一般来讲，则得不到国家利益。因为在当前国际政治中，不参与国际社会的互动而能够得到国家利益，这种情况比较少见。半参与意味着不是很积极地参与，或者有利时参与，无利时不参与，因此，就会导致参与时可以获得利益，而不参与时可能不能获得利益的情况。如果一个国家参与未必就获得利益，但参与了就有获得利益的机会。由此可见，因为国家利益的驱动，国家通过参与竞技体育全球化的过程，就有可能把国家带入无穷尽的竞技体育竞争之中，从更高的层面上讲，很可能把国家带入无穷尽的“国家竞赛”之中。这种情况可以从第1届奥运会的13个国家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204个国家和地区的参与中得到证明，同样也可以从“冷战”时期苏美在奥运会上的对抗中得到证明。
5 结语
在竞技体育全球化背景下，国家与竞技体育全球化体系之间，以及国家身份与利益之间形成了多种建构关系。在这种复杂的关系建构中，国家通过角逐奥运赛场，确定自己的身份，并且通过不断参加奥运赛场角逐，维持和再造新的身份以利于获得源源不断的国家利益。因为国家利益的驱动，国家之间互为对手、相互竞争，由此构成了奥林匹克运动中的国际政治现实。如何看待竞技体育全球化体系中的国家利益，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理论和现实问题，目前关于这个方面的研究是一个薄弱环节，本文只是从建构主义视角对竞技体育全球化体系中的国家利益进行了一般性的理论分析，旨在为竞技体育领域中的国际政治研究做一个基本的理论铺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