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城市有多大？国家规模、全球化和城市化的影响_中国的人口论文

首位城市该多大?——国家规模、全球化和城市化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多大论文,首位论文,规模论文,国家论文,城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C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9-8041(2014)5-0005-12

       一、引言

       中国当前有关城市发展的很多争论与对于城市人口合理规模及变化趋势的判断有关。很多人认为，中国的大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太大了，这成为各种主张对大城市人口进行适度控制的理由。但是，类似的主张却没有认真地考虑过，一个国家的大城市有多大是否有某种规律可循。更进一步地说，中国的特大城市与别国大城市相比更大，这是否就意味着中国的特大城市太大了?

       一个国家的大城市人口，首先是由其首位城市(即最大城市)人口规模决定的。这是因为，按照描述一国人口分布的齐夫法则(Zipf’s Law)，第二大城市人口将是首位城市人口的二分之一，依此类推，第N位城市的人口将是首位城市人口的N分之一。如果首位城市有规律可循，而其他城市的人口可以根据首位城市人口和城市的排序相应决定，那么，一个国家的城市体系也就决定了。

       本文要说明的道理是，一个国家首位城市的人口规模最为重要且绝对重要的决定因素就是这个国家的总人口规模。令人吃惊的是，在全球142个国家(经济体)的样本中，仅仅国家人口规模(对数值)这一个变量便可以解释该国首位城市人口规模(对数值)的84.64％，国家人口规模增加1％，首位城市人口规模增长0.76％。当然，决定一个国家首位城市人口规模的因素还有很多，但是，即使在本文模型中，在控制了更多变量之后，国家人口规模和首位城市人口规模之间的相关系数仍然高达0.6。而且，如果仅以亚洲样本来看，上海落在国家人口与首位城市人口关系拟合线的95％的置信区间里，这意味着，上海的人口规模并没有像很多人所认为的那样“太大了”。此外，本文还发现，城市化水平和经济开放也可能会促使人口向首位城市集中。从这些估计结果来看，在中国这样一个全世界人口最多，并且正处于城市化和全球化进程中的国家，首位城市上海的人口规模也达到全世界最大是符合经济规律的。

       借助于本文计量模型对全球首位城市的分析，可以知道，不能得出上海人口已经太多了这样的结论。由于中国是一个长期实施着户籍制度的国家，对人口的流动有较强的制约，尤其是上海等特大型城市，对于外来人口获取本地户籍有非常严格的限制，因此，很容易能够理解上海人口规模低于全球(或亚洲)首位城市人口规模的预测值的现状。如果这个现状不得到足够的重视，那么可能出现的结果就是三点：(1)上海的人口规模相比合理状态长期偏低；(2)上海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对于人口实际增长估计不足，从而加剧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供需矛盾；(3)户籍政策偏紧，非户籍常住人口比重持续上升，人为地造成城市内部的“新二元结构”。上述可能出现的状况对上海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均不利，而由于上海的首位城市地位，这些负面影响也可能波及整个国家的发展。

       本文分为以下几个部分：第二节基于全球样本回顾首位城市人口规模的决定因素；第三节用计量经济分析工具来研究首位城市人口规模或人口份额的决定因素；第四节是结论。

       二、首位城市人口规模的相关事实

       现代世界各国之间有巨大差异性，政治体制、经济制度、国家规模、文化传统均各不相同。在给定一个国家国界的条件下，一个国家的首位城市规模本质上是这个国家的总人口在一国内部怎么分布的问题，因此，这其中是有规律可循的。

       一个国家的首位城市通常都是这个国家的经济中心，其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水平居于该国领先位置，并且还辐射到该国的其他城市。这种首位城市的功能主要基于规模经济效应，其关键机制是经济集聚发展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World Bank，2009；陆铭，2013)。大城市的人口规模会不断增长，直到人口增长所带来的边际正效应低于其边际负效应。从事实上来看，一些国家的首位城市拥有远远高于其面积占比的人口比重。以2012年为例，纽约占美国人口2.7％，伦敦占英国人口13.1％，东京都占日本人口10.3％，巴黎占法国人口15.9％。在一些人口不多的国家，首位城市人口占比更高，例如，首尔占韩国人口20.9％，维也纳占奥地利人口20.8％，利马占秘鲁人口25.4％。在伦敦、纽约等国际大都市，虽然人口密度已经非常高，但其人口仍然在继续增长。甚至在日本这样总人口增长率为负的国家，其首位城市东京都的人口仍然在缓慢增长。

       (一)国家越大，首位城市越大

       既然一个国家的首位城市规模本质上是一国人口的空间分布问题，那么，其最为基本的决定因素就是这个国家的人口，因此，首先有必要对国家人口与首位城市人口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图1展现了这个关系，令人吃惊的是，两者的对数值呈现出高度的相关关系。如果进行一个简单的相关分析，在全球142个国家(经济体)中，单变量方程的R平方高达0.85，这意味着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较为准确地用一个国家总人口来预测该国首位城市的人口规模。即便考虑到亚洲国家可能存在一定的独特性，将亚洲国家(经济体)的37个样本单独拿出来分析，全部人口规模和首位城市人口规模的对数值仍然显示出高度相关性(参见图2)，单变量方程的R平方仍然高达0.75。

       图1 国家人口与首位城市人口

      

       图2 亚洲国家人口与首位城市人口

      

       图1、图2数据来源：国家人口规模(lnpop，横轴)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首位城市人口(lnpopcity，纵轴)来源于维基百科。

       图3 国土面积与首位城市人口规模

      

       数据来源：国土面积数据(lnarea，横轴)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首位城市人口(lnpopcity，纵轴)来源于维基百科。

       (二)国家面积不是使得首位城市人口规模缩小的因素

       人们可能会认为，小的国家因为国土面积有限，因此，人口必然集聚在少数大城市，而在国土面积大的国家，人口则可以较为均匀地分布在多个大城市和众多的中小城市，于是，首位城市的人口规模就不需要特别大。那么，事实是不是这样呢?

       虽然国土面积大的国家的确有众多城市来吸纳人口，但更要看到，国土面积与人口规模也是正相关的，而正如前文所说的那样，人口规模大的国家就会拥有更大的首位城市。因此，需要从数据上来分析国土面积与首位城市人口规模的关系。通过图3可以看出，国土面积与首位城市人口规模的对数值之间仍然是正相关的，这意味着，不能将国土面积作为人口分散布局的因素。事实上，特别是对于中国、俄罗斯和加拿大这几个国土面积大的国家，其国土有大量面积并不适合人类居住，使得这些国家的首位城市人口规模的首要决定因素仍然是总人口，而国土面积的影响较小。在后文中，我们将进一步通过计量经济学模型来分析首位城市人口规模的决定因素，并将再次证明，在控制了国家总人口之后，国土面积不是影响首位城市人口规模的显著因素。

       (三)城市化和开放进一步加剧人口集聚

       在全世界各国中，除了国家的人口规模之外，还至少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会促进人口向首位城市集聚。其一是国家的城市化水平。一国的城市化水平越高，其工业和服务业的就业比重就越高，而工业和服务业又具有集聚发展的特征，越大的城市劳动生产率越高，越能够创造就业岗位(陆铭、高虹、佐藤宏，2012)，因此，在越来越多的居民从农村转向城市的过程中，一国的首位城市人口规模也不断扩大。其二是经济的开放度。一国的经济开放度越高，进出口贸易占GDP的比重就越高。大多数国家的首位城市都是一国的现代服务业中心，其中不少是贸易中心，尤其是那些海港口城市。在本文收集的全部142个国家(经济体)的首位城市样本中，约三分之一的城市是海港城市，另有7.5％的首位城市是河港城市。一国经济越是开放，首位城市的现代服务业(特别是贸易、航运、金融等)在一国中重要性就越高。同时，经济集聚发展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World Bank，2009；陆铭，2013)，一国开放度越高，就越需要通过经济集聚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越会向少数大城市集聚。

       那么，实际数据如何呢?让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首位城市的人口，计算每个城市在全国人口中的比重，这个比重越高，表示一国的人口越集中于首位城市。从图4来看，城市化水平的确和首位城市呈现出正相关关系。但从图中可以看到，两者关系的拟合度欠佳，这主要还是因为一个国家的总人口对于首位城市人口比重影响太强了。一国总人口多，虽然会增加首位城市的人口规模，但如果用首位城市的人口份额，大国的首位城市人口比重却比较低。在图4中，每一个样本点的大小表示它所在国家的人口总规模，可以看到，圈比较大的国家大多位于拟合线的下方。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亚洲国家的样本，虽然城市化总体上提高首位城市的人口比重，但大的国家往往首位城市人口比重较低(参见图5)。

       图4 城市化率与首位城市人口份额

      

       图5 亚洲的城市化水平与首位城市人口份额

      

       图4、图5数据来源：横轴为2012年城市化率(ur12)，纵轴为首位城市人口份额(popshare)。城市化率和国家人口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首位城市人口数据来源于维基百科。

       图6 贸易开放度与首位城市人口份额

      

       数据来源：横轴为贸易开放度(trade)，纵轴为首位城市人口份额(popshare)，经济开放度与国家人口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首位城市人口数据来源于维基百科。

       类似的道理也反映在开放度与首位城市人口份额之间的关系上。总体上，越开放的国家，其首位城市人口比重也更高(参见图6)，但两者关系的拟合度欠佳。人口规模较大的国家，其首位城市的人口比重都偏低，在图中位于拟合线以下。

       (四)首位城市人口增长：东京与上海的比较

       从历史上来看，随着经济的发展水平逐步提高，首位城市的人口经历一段快速增长期，然后增速逐步放缓，这一现象是普遍存在的。以东京都为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1945年，东京都的人口约为350万，到二十年后的1965年，该数字已经增加到1087万，年均增长36.85万。而在这之后的十年，东京都人口增长到1167万，增速虽然放缓了，年均人口增长仍然达到8万。如果以三十年来计算，这期间人口年增长仍然达到27万。即使考虑到1940-1945年战争期间东京都人口的急剧下降，以1920年为基期来考察，之后的五十五年间东京都的人口年增长仍然达到14.5万(参见图7)。但是必须指出的是，东京都的面积仅为上海的三分之一，如果考虑这一点，在经济快速增长的时期，上海的年均人口增长达到45万都很难说是“过快”了。

       图7 东京都的人口增长轨迹(1920-2011)

      

       数据来源：Ministry of Internal Affairs and Communications; "Population Census" Statistics Division,Bureau of General Affairs,TMG; "Population of Tokyo (estimates)"。

       值得注意的是，东京都只是面积相当于上海和苏州之和的东京圈的中心城市，大量东京都的人白天在中心城市上班，而晚上则住在周围的卫星城。这种现象形成了东京都的白天和夜间人口的差异。在过去几十年时间里，东京都的夜间人口出现过偶尔的下降，但其白天人口自1965年来却从未下降过。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近年来，由于中心城市的工作和消费功能不可替代，人们又重新回到东京都居住。自1965年以来，东京都夜间人口占白天人口的比重从92.5％下降到1975年的87.4％、1985年的84.4％和1995年的80.5％，但是在1995-2005年间，这一比重又重新回升到82.9％。①

       对比上海的情况又怎样呢?上海的常住人口在1978-2012年从1104万增长到2380万，年均增长约39万。从增长的绝对数量来看的确非常大，但如果对比东京都在相似发展阶段的人口增长数量则没有明显“过快”。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情况是，如果从非户籍人口的增长速度来看，大约自2008年以来，三年移动平均的非户籍人口增长速度已经出现了下降的趋势。虽然目前还很难说上海人口增长速度放缓将成为长期趋势，但从历史数据来看，这一变化趋势与东京都曾经走过的人口增长轨迹非常相似。如果考虑到户籍制度对大城市人口流入的限制，中国大城市人口增长的潜力应该比图中反映的要更大些(参见图8、图9)。

       图8 上海市人口增长轨迹(1978-2012)

      

       图9 上海市非户籍人口增长轨迹(1978-2012)

      

       图8、图9数据来源：《上海统计年鉴2012》，第二部分人口和劳动力。参见http：//www.stats-sh.gov.cn/data/release.xhtml。

       三、计量分析结果

       为了更为科学地评估首位城市人口规模的决定因素，并比较各种因素之间的相对重要性，我们收集了一个覆盖全球142个国家(经济体)的数据库，并建立了如下计量模型：

      

       在这一模型中，被解释变量是首位城市人口规模的对数值。

       在解释变量中，最为重要的解释变量是2012年国家总人口的对数值和国家面积的对数值。理论预期是

为正，即首位城市人口规模与国家总人口规模正相关。但由于首位城市集聚中也会产生相应的规模不经济(即拥挤、污染、犯罪等问题)，会导致人口向首位城市之外疏散，因此，

应小于1。国家总人口与国家面积存在正相关关系，因此，我们需要在控制国家面积这一解释变量后，观察国家总人口的系数如何变化。

       一个城市的人口有多少，在一定程度上与这个城市的“承载力”有关，而“承载力”中最为重要的指标就是土地面积。在一定的人口规模下，城市面积越大，人口密度越低，其拥挤程度就越低。因此，面积越大的城市所能够吸纳的人口也就越多，

为正。

       在解释变量中，城市化率和开放是最为重要的两个度量国家发展状态的指标。给定一国总人口，城市化率越高，城市人口越多，首位城市人口也就越多，预期

为正。开放用2012年进出口总额与GDP之比来度量。经济开放与首位城市人口规模的关系是不确定的。一方面，经济开放度越高，这个国家面临的国际竞争越激烈，如果首位城市人口规模增加有利于提高其竞争力，并且对提升整个国家的竞争力有利的话，那么，经济开放度可能与首位城市人口规模正相关。但是，也存在经济开放度与首位城市人口规模负相关的机制。当关税等贸易保护较弱时，进口商品在国内消费所占比重较高，这时，国内生产者不需要集聚在首位城市来提供消费品，而集聚在首位城市却面临拥挤成本，于是人口的分布更趋于分散(Krugman and Elizondo，1996)。因此，贸易开放度与首位城市人口规模的关系有待实证检验。

       为了提高模型的拟合优度，同时也避免模型存在一些与国家人口规模相关的遗漏变量，我们在模型中控制了衡量首位城市特征和国家特征的一些变量。在城市特征中，我们控制了首位城市是否首都、是否海港的哑变量。对于一部分样本城市，我们还收集了其1月和7月的气温数据，并以两者的均值作为气候是否宜居的度量指标。在国家特征中，我们控制了一国海岸线长度的对数值，一国海岸线越长，则该国能够发展国际贸易的港口城市越多，其首位城市人口规模就越小。此外，有研究认为，政治上集权的国家，首位城市相对较大，因为人们需要在地理上接近权力中心以便于向掌权者游说(Ades and Glaeser，1995)。为此，我们收集了表征国家权力集中程度的权力距离指数(Power Distance Index)，这个指数越高，表示这个国家权力越集中，弱势的组织机构的成员更接受权力集中的制度安排。②由于权力距离指数只针对一部分样本国家，因此，我们还构建了政府干预指标，用一国2012年的财政支出占GDP比重来度量，这是大量文献中用于反映政府干预程度的指标，这一指标越高，一国的政府干预越强。最后，为了控制住一些大洲的特征，我们还以欧洲为参照系，控制了一组表示大洲的哑变量。

       在以上变量中，国家级数据(国家人口、国家面积、城市化率、GDP总量以及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来源于世界银行指标数据库③，各国进出口总额来源于WTO Time Series进出口数据库④，各国海岸线长度来源于维基百科⑤，城市级基本特征(包括首位城市人口、城市面积、海港、河港和首都)的数据来源于维基百科⑥，1月和7月平均气温来源于世界天气信息服务网⑦，以月最高气温与最低气温的平均值表示。

       与我们的模型最接近的是Ades和Glaeser(1995)的研究，但我们的工作在以下几方面与其构成了不同：(1)我们的数据库更完整，覆盖了全球142个国家(经济体)。(2)Ades和Glaeser(1995)所选择的控制变量包括了经济发展水平，但由于经济发展水平本身包括的信息太丰富，因此，我们直接控制了含义更为直接的城市化水平和贸易开放度等指标。(3)我们在后文的分析中，尝试了将首位城市的人口份额作为被解释变量。(4)鉴于亚洲国家的人口密度较高，我们对亚洲国家进行了单独的分析。

       表1报告了全部样本的分析结果。在方程(1)中，我们仅控制了国家人口的对数值这一个变量，实际上，它就是本文图1的拟合线的方程。可以看到，一个国家的总人口增长1％，首位城市人口增长约0.76％，而且这个单变量方程的拟合优度高达0.846。再次强调，国家人口的系数小于1，本身就说明，首位城市人口增长慢于国家总人口，因为如果两者同步增长，就会在首位城市的狭小面积上造成过快的拥挤效应，于是人口会向其他城市分散。

       一个国家的总人口是一个变化不大的变量，而且不存在首位城市影响国家人口的反向因果关系，因此，我们主要需要担心的就是是否存在其他遗漏变量，会使国家总人口的系数高估。方程(2)-(3)分别加入了国家面积的对数和首位城市的面积。可以看到，当加入国家面积后，国家人口的系数下降到0.643，这说明，大的国家面积也大，会降低国家总人口的作用。但奇怪的是，国家面积的系数是正的，按道理，国家面积大会增加人口的离散力，其系数应该为负才对。在方程(3)中，进一步加入首位城市自身的面积，结果，国家面积变得不显著了，而首位城市自身的面积则高度显著为正。这一试验说明，国家面积的系数为正，是因为大的国家通常其首位城市的面积也越大，而面积大的首位城市则更可能容纳更多的人口，国家的总面积则不再起额外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首位城市面积的系数仅为0.22，也就是说，首位城市面积增长1％，其人口仅增加大约0.22％，这背后的经济学含义是，由于大城市的市中心人口密度远远高于郊区，城市面积的扩张对于人口扩张的作用有限。

       方程(4)进一步加入了其他国家和城市特征，并控制了大洲的哑变量，方程(4)的R平方已经高达0.9。结果显示，国家人口和首位城市面积这两个变量的系数变化不大。同时，城市化水平的系数正如理论预期那样为正。贸易开放度的指标系数显著为正，这一结果与Ades和Glaeser(1995)的结果相反，我们认为这是可以解释的，数据上的可能性是我们的样本更完整，而理论的解释则是贸易开放度高的国家更需要人口向首位城市集聚以提升其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其他控制变量均不显著，不做更多讨论。值得注意的是，亚洲哑变量显著为正，其系数表明，相对于欧洲国家的首位城市来说，亚洲国家的首位城市人口要多32％。⑧

       不过，对亚洲首位城市人口更多这一结果要谨慎对待，因为在模型(5)-(7)中，当我们控制了首位城市平均气温、权力距离指数或政府干预度这三个指标中的一个之后，亚洲哑变量的系数便不再显著了。在(5)-(7)这三个方程中，样本量均大大减少，但国家人口和首位城市面积这两个变量的系数变化不大。同时，平均气温越高的首位城市的确拥有更多人口。

      

      

       鉴于亚洲国家的人口密度较高，可能会导致其首位城市集聚更多的人口，而且表1的方程(4)的确显示亚洲的首位城市人口更多，因此，我们在表2中对亚洲国家进行了单独的分析。其中，方程(1)控制了国家人口、国家面积和首位城市面积三个变量，在样本量仅37个的情况下，方程拟合优度仍然达到0.841，而且国家人口和首位城市面积这两个变量的系数与表1中的系数非常接近。方程(2)去掉了人口密度排名靠前的6个国家：日本、以色列、印度、黎巴嫩、韩国和孟加拉，国家总人口和首位城市人口的系数略有下降。方程(3)直接将国家的人口密度(2012年总人口与国家总面积之比的对数值)作为一个控制变量加入，发现与方程(1)相比国家总人口的系数略有下降，首位城市面积的系数并未变化，而人口密度的系数虽然为正，却不显著。这几个结果表明，人口密度大的国家，的确会有更多的人口向首位城市集中，但这个因素的影响并不大。

       表2的方程(4)-(7)加入了国家和首位城市特征，并在方程(5)-(7)中依次加入了首位城市平均气温、权力距离指数和政府干预度这三个指标。结果发现，在方程(4)中，国家人口和首位城市人口的系数都明显高于表1相应的方程(4)，这说明，在亚洲样本中，人口的确更倾向于向首位城市集聚。亚洲国家与其他样本的差异还体现在，贸易开放指标的系数是负的，虽然仅在方程(5)中显著。①首都哑变量在方程(4)和(5)中是显著为正的，但是在方程(7)中，当控制了政府干预变量之后，政府干预显著为负，而首都哑变量则不显著了。这说明，在政府干预度较高的国家，首位城市更可能不是首都，政府干预度高会形成资源分散的力量，从而使人口向首位城市之外分布，而这时首位城市如果不是国家的首都的话，首都恰恰可能成为第二个大城市。

      

       表1和表2都是以首位城市人口作为被解释变量的。表3我们将首位城市人口在国家总人口中所占比重作为被解释变量。在方程(1)中，如果仅控制首位城市的面积份额，其系数是正的，而且系数略大于1。但是，当加入国家人口之后，面积份额便不显著了。同时，国家人口是高度显著为负的，这非常好理解，越大的国家，首位城市人口占比越小，其含义与表1和表2是一样的，国家总人口增长，其首位城市人口增长相对更慢。方程(3)-(6)加入了其他控制变量，大部分均不显著，但城市化率是显著为正的[除了方程(5)中显著性较低]，这说明随着城市化率的提高，相对来说，更多的人口向首位城市集中。在方程(5)中，权力距离越大的国家，首位城市人口占比越高，说明权力的集中的确会加强首位城市的相对重要性。

       四、结论与政策含义

       对于中国的大城市究竟多大是合理这个问题，必须将其放到世界范围内去看，而且要看到中国经济发展所处的环境和阶段，不能简单地将不同国家、不同发展阶段的城市放在一起比较，轻易地认为中国的城市太大了。本文以首位城市为研究对象，进行了国际比较研究。根据城市体系的齐夫法则，如果首位城市的人口规模决定了，则在这一城市体系中的其他城市人口规模也就大致决定了。

       本文发现，影响首位城市人口规模的绝对最为重要的因素就是一个国家的总人口。在全球142个国家(经济体)的样本中，仅仅取对数的国家人口规模这一个变量便可以解释该国取对数的首位城市人口规模的84.64％，国家人口规模增加1％，首位城市人口规模增长0.76％。即使考虑到每个城市的面积这样的“自然条件”差异，国家人口总量仍然是影响首位城市人口规模的绝对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在本文模型中，将最完整的控制变量全部控制之后，国家人口规模和首位城市人口规模之间的相关系数仍然高达0.6。如果仅以亚洲样本来看，上海落在国家人口与首位城市人口关系拟合线的95％的置信区间里，这意味着，上海的人口规模并没有像很多人所认为的那样“太多了”。从这些估计结果来看，在中国这样一个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首位城市上海也成为全球最大的城市并不奇怪。

       此外，本文还发现，城市化水平和经济开放都会促使人口向首位城市集中。给定一个国家的总人口，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城市人口的总数将提高，即使新增的人口均匀分布到各个城市，也将使首位城市人口增长，更不要说经济发展本身就会促使人口向大城市集聚。而全球化会提高一个国家的进出口在GDP中的比重，而这本身需要一个国家的产品具有更强的国际竞争力。人口向大城市的集聚有利于提高一国的劳动生产率和国际竞争力，从而有利于出口。因此，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高度开放并且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的国家，上海应该更接近于由全国人口规模所决定的首位城市人口规模。

       中国的城市发展必须遵循经济规律。对于以上海为代表的中国大城市，无论是简单地将其与过去相比，还是机械地将其与其他国家的大城市相比，都非常容易使人得出这些大城市人口已经过多的结论，相应地，人们会倾向于对大城市实施控制人口的政策。但是，如果首位城市的人口增长是有规律可循的，那么，当前的限制人口政策就会导致大城市人口偏离经济规律的结果；甚至一个地方的政府会根据低估了的人口增长速度来规划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而如果人口仍然持续迁入的话，则可能出现拥挤和公共服务不足的问题。这里，问题出自政府的公共服务供给相对不足，而不是人口迁移所带来公共服务需求过高。

       本文提醒政策制定者，应该将城市发展政策建立在对于城市人口规模的科学估计上。否则，如果错误地采取了不合乎发展规律的限制人口政策，或者未能充分地提供公共服务，那么，不仅将损失经济增长，而且将引出城市居民身份不同的问题，对于社会和谐也不利。

       作者感谢亚洲开发银行和复旦大学联合研讨会、上海法律与金融研究院报告会与会者的讨论，感谢倪鹏途的助研工作。

       注释：

       ①作者根据东京都的人口统计自行计算，原始数据来自：http：//www.metro.tokyo.jp/ENGLISH/PROFILE/overview03.htm。

       ②这个指数是由荷兰社会学家Geert Hofstede构建的，具体信息参见http：//www.clearlycultural.com/geert-hofstede-cultural-dimensions/power-distanceindex/。

       ③网址：http：//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

       ④网址：http：//stat.wto.org/StatisticalProgram/WSDBViewData.aspx?Language=E。

       ⑤网址：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0％84％E5％9B％BD％E6％B5％B7％E5％B2％B8％E7％BA％BF％E9％95％BF％E5％BA％A6％E5％88％97％E8％A1％A8。

       ⑥网址：http：//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primate_cities#Africa。

       ⑦网址：http：//www.worldweather.cn/ci/ci002.htm。

       ⑧如果以拟合优度达到0.900的方程(4)来做点预测，上海在当前的参数值下，人口约是4493万。

       ⑨如果以拟合优度达到0.904的方程(4)来做点预测，上海在当前的参数值下，人口约是4146万。

标签：中国的人口论文;  城市经济论文;  经济模型论文;  全球化论文;  城市中国论文;  城市规模论文;  经济学论文;  经济论文;  城市化水平论文;  日本东京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