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客观、全面重评斯大林模式——与沈宗武先生商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斯大林论文,也谈论文,客观论文,模式论文,沈宗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沈宗武先生的《斯大林模式重评》[1](以下简称沈文)提出以前关于斯大林模式的研究，未能对斯大林模式作出客观、全面的评价，无助于正确总结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因此，在廓清了斯大林模式与斯大林体制、斯大林主义、苏联模式等几组极容易混淆的概念的基础上，沈文着重阐述了重评斯大林模式的必要性和方法。沈文认为：要重评斯大林模式必须从现代化的角度，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综合运用制度经济学、发展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的方法进行跨学科的研究，把对整体的研究分解成对各部分的剖析，又从对各部分的剖析提炼出对整体的评价……这些观点很有见地，给人不少启发，但沈文提出的斯大林模式是一种普遍有效的“后发先进”的现代化模式、创造了社会主义运动的高潮，因此并不是苏联剧变根子的观点，笔者不敢苟同，特此撰文与沈宗武先生商榷。
一、斯大林模式是一种普遍有效的“后发先进”的现代化模式吗？
沈文指出：“斯大林模式就是苏联人民先建立无产阶级革命政权再发展社会主义所应具有的物质文化水平的社会实践形式，是落后国家通过社会主义制度实现现代化，赶超西方发达资主义国家的途径。”苏联实行斯大林模式后，以十多年时间就初步实现了现代化，成为欧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工业强国。凭借这一成就，斯大林模式在当时在全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很长时期内，斯大林模式被很多落后国家的人民当作振兴国家和民族的样板，被认为是落后国家赶超西方发达国家的一种普遍有效的“后发先进”的现代化模式。沈文并特别指出：“对此，西方学者作了不少探索。”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沈文引用了兹·布热津斯基在《大失败——二十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一书中的两段话。实际上，看好斯大林模式的是塞缪尔·亨廷顿。在他眼中，政治稳定高于一切，社会秩序的维持具有最高的政治价值，因此“强大的政党”所支撑的“政治权威”非常重要，而斯大林模式正是这种典范。因为“共产党人向现代化中国家提出的真正挑战并不在于他们善于颠覆政府(做到这一点很容易)，而在于他们善于创建政府(做到一点就难了)。他们可能没有提供自由，但的确提供了权威。”[2] (P.8)
随着时间的推移，实践已证明亨廷顿的政治稳定理论难以成立。沈文的论点值得商榷。众所周知，斯大林模式与列宁晚年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理论探索不相一致。十月革命后，随着革命胜利而来的内战，从1918年下半年开始，苏维埃政权决定在全国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虽然是被迫的，但它和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应取消商品货币关系的思想是一致的，因此，列宁及布尔什维克都想把它当作建设社会主义的有效手段，以实现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目的。可事与愿违，“直接过渡”严重挫伤了工农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加剧了由于战争破坏而出的经济困难。1920年，农业产量只相当于战前的一半左右，工业产量只相当于战前的1/7，消费品严重缺乏，人民群众不满情绪滋长，一些地方出现罢工甚至暴乱。
面对现实，列宁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他指出“对俄国来说，根据书本来争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深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我们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3] (P.466)，“我们计划(说我们计划欠周到，设想也许较确切)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照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4] (P.176)。新经济政策是从“直接过渡”向“迂回过渡”的重大转折，是列宁及其战友们对俄国走向社会主义道路所作的新选择。
新经济政策的实行，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迅速恢复与发展，也使列宁加深了对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理论思考。他指出：我们现在正用“新经济政策”来纠正我们的许多错误，我们正在学习怎样在一个小农国家里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大厦而不犯这些错误。他越来越相信，社会主义不能依靠革命所产生的群众的热情来建立，而只能在这种热情同劳动者对自己劳动的物质关心相结合的基础上才能建立，而这种结合又只有通过扩大商品货币的关系、贸易、合作制才有可能。因此列宁对俄国通过新经济政策走向社会主义充满信心，认为“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会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实践表明，新经济政策和列宁对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大胆思考，不仅开辟了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现实道路，而且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些重大理论问题的一次非常有意义的探索。虽然列宁强调了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必要性、长期性，指出党认为新经济政策是认真和长期的，今后对此决不会有任何动摇[5] (P.347)。但斯大林掌权后，还是把新经济政策抛开，逐步形成了著名的斯大林模式。
苏联理论界曾对斯大林模式的经济方面作了如下概括：(1)以基于政权力量的外部推动取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因和刺激；(2)社会经济和经营形式单一化和简单化，强制性和集中联系取代市场经济联系，形成经济管理的行政指令体系，等等；(3)剥夺广大劳动者的所有者地位，形成了以国家名义活动的支配者阶层，使国家所有制失去了公有性，具有社会阶级性质，使劳动具有了雇佣和剥削性质，使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和生产结果相脱离。尽管斯大林模式与新经济政策相距甚远，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只要斯大林模式在实践上行得通，未必不能成为一种有效的“后发先进”的现代化模式。长期以来，国内外一些学者和政治家坚信斯大林模式对苏联工业化的实现，对在二战中战胜德国法西斯以及二战后的经济恢复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沈文提出了斯大林模式是有效的后发先进的现代化模式的论点和主要论据也在于此。沈文明确指出：“从客观效果上说，斯大林模式对于苏联快速推进现代化，锻造强大的工业基础，缔造先进的科学文化水平，构筑稳固的国防基础，推进社会向城市化发展等方面都起到了卓有成效的作用，因此，把斯大林模式当做落后国家快速实现现代化的一种发展途径，将其放在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上进行审视的做法是恰当的”[1]。这种看法和戈尔巴乔夫的看法是一致的，戈氏在《十月与革命：革命在继续》一书指出：“在帝国主义侵略的危险明显增加的那种情况下，党坚定不移地确信，在最短的历史时期内，不是要走过，而是要跑过从大锤和木犁到建立发达的工业这段距离。没有这种工业，整个革命事业就注定要灭亡。”[6] (P.470)
但是许多苏联经济学家却持有相反的看法。苏联著名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罗伊·麦德维杰夫指出：“苏联经济学家依据文献和数据令人信服地证明斯大林宣布第一个五年计划任务提前完成是对党和人民的欺骗。原来，要达到计划中的社会经济指标我们甚至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也是力不能及的。假使继续和发展新经济政策，就是走建立混合型经济，把国民经济各种成分(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合作社经济成分、个体经济成分)结合在一起的道路，那么成绩会大得多。个体经济的潜力远未得到充分发挥。顺便谈谈，这里也反映出了教条主义的错误，因为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都对个体劳动的巨大潜力估计不足。于是我们经济学家得出结论说，尽管新经济政策有其特具的缺点和矛盾，仍可以成为30年代经济发展的基础。而且最终结果不会比我们战前付出可怕代价所取得的成就差。”[6] (P.470)
被列宁誉为全党最大理论家的布哈林也认为斯大林模式是欲速而不达，“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或“杂耍般的致命一跃”。他明确指出：“如果我们在头一年……用不那么快的速度前进的话，我们的增长速度以后会提高得更快。”[7] (P.52)中国学者杨铮指出：“在粗放经济条件下，通过‘国家之手’，运用行政命令手段集中大量人力、财力的投入作为经济发展的支撑点，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讲都是不难做到的，而依靠这些因素取得的成效是不是社会主义本身优越性发挥的结果，是不是一种制度的创造力与生命力的体现，值得研究……在苏联取得成果的若干年中，其他一些非社会主义国家，同样取得了超过苏联的成果。可以设想，如果苏联沿着另一条(如列宁、布哈林主张的)社会主义道路，可能获得的成果不知大多少倍。”[8] (P.343)
中国学者郑异凡指出：“在评价斯大林模式时，往往把这些成就同卫国战争联系起来，认定是工业化奠定了胜利的基础，如果从较为广泛的角度看，那么应该认为，从实施新经济政策以来取得的种种成就保证了苏联卫国战争的胜利，或者说是保证胜利的重要因素之一……1940年，苏联年产钢量1830万吨，其中南部地区钢产量占1/2以上。战争初期南部冶金地区和部分中部冶金地区被侵占，就是意味着，在卫国战争中苏联不是以年产1830万吨钢同德国作战，而是以800万吨钢抗击德国进攻并取得胜利的。在头三个星期里，红军损失约85万人，3500架飞机，一半坦克，整个1941年下半年红军损失500万人，合战前红军总数的9/10以上。这些数字说明，战前所达到的重工业和军工的产量，在战争中并未全部发挥作用，苏联是用约一半实力打赢这场战争的。这就说明，如果当年不是采取片面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而是力求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平衡发展，这样做尽管钢产量可能仅达1000万吨，但整个国力会得到普遍的提高，苏联也许能更好地打赢这场战争。”[9] (PP.52-53)
历史不能重复，上述争论也就难有公论。事实是，尽管斯大林把优先发展重工业绝对化，使苏联工业一度发展较快，但早在40年代初，苏联工业发展速度已出现下降的征兆。战后经济恢复后，50年代初苏联的经济形势也一度不妙。斯大林逝世前三年，苏联工业生产增长率连年递减，经济效益也在下降。“五五”计划开始时，苏联经济还处在兴盛时期，但那时苏联经济增长率已开始下滑。“五五”计划时期社会总产值的年平均增长率10.8％，“十一五”期间降到3.3％，到1989年为止的“十二五”计划期间为2.8％。其实以上统计还是夸大的[10] (P.21)。
人们长期以来形成了一个很大的误解：苏联建国后经济发展极快、工业增长率更是世界第一，到70年代初，苏联的经济实力已超过美国的一半，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国民生产总值15.3％。
其实，苏联的整体经济实力要比统计数字小得多，在过去很长时期内，苏联官方甚至西方情报机关都犯了估计过高的错误。1990年7月，在7国集团的委托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以及欧洲复兴与开发银行这四个机构开始进行研究，历经半年于1990年12月提交了报告。报告称，苏联1989年的国民生产总值约为5120亿美元(美国1985年为40419亿)，约略相当于加拿大的水平，按这一数字，1989年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在世界上排名第八。同时，苏联与发达国家之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差距也急剧扩大。以1989年为例，苏联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1780美元，只略微超过哥斯达黎加，低于东欧国家(人均2465美元)[10] (P.21)。
众所周知，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而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和前进的不竭动力，同时也是科技进步的源泉。但斯大林模式却严重地束缚了劳动者，特别是广大科技人员的创造性，不利于新科技在生产中的应用。在苏联，国营企业的产品不进入市场，没有竞争压力，因而企业不会为降低生产成本或提高生产率而冒采用新技术的风险，产品规格几十年如一日，结果使得苏联与发达国家的科技差距大于经济差距，特别是在知识密集型和高技术产品的开发应用方面。苏联学者估计，苏联在工业水平、产品质量等方面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为3—5倍。按前苏联经济学家尼古拉·施梅洛夫的观点，只有7％至8％的苏联产品符合国际标准[10] (P.21)。斯大林模式在束缚劳动者创造性的同时，也压抑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和主动性。由于管得太死，一切指标与措施都由指令性计划确定，加上生产过程中缺乏奖励机制，劳动与报酬脱钩，企业和广大劳动者都在被动地应付官差。1938年联共(布)中央通过的关于整顿劳动纪律的决议就指出：“企业中不关心工作者、懒汉、旷工者和贪图私利的人……给工业、运输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带来巨大的损失……他们常常只工作4～5个小时，白白浪费了其余2—3小时的工作时间，国家和人民因此常常每年损失几百万个工作日和几十亿卢布。”[12] (P.168)所有这些因素造成苏联经济始终没能实现从粗放向集约的转化，劳动生产率低下。根据苏联《论据与事实》1991第26期披露，苏联与美国的比较是，工业苏动生产率为美国的25％，农业劳动生产率仅为美国的9％[11] (P.169)。
研究经济和政治体制的优劣，应从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着眼，而不只看短期效应。因为短期效应并不能说明问题，就像运动员服用了兴奋剂，虽然在短期内提高了运动成绩，但对身体却造成了严重的甚至是永久性的伤害，这种伤害并不是停用了兴奋剂就可以消除的。斯大林模式仅仅是在最初的一二十年内较快地推动了经济发展，而在其后并不算长的时间内就逐渐暴露出其阻碍经济发展的种种弊端。不仅如此，凡搬用斯大林模式的国家，经济发展都受到了阻碍。我国领导人虽然较早地认识到了斯大林模式经济体制的问题，改革也进行了二十多年，总体上说，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大中型国有企业的改革仍是困扰我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难题。这说明高度集中的斯大林模式经济体制一旦形成，再把它改造成依靠市场调控的经济体制是非常困难的。所以从长远看，斯大林模式阻碍了经济持续高速的发展。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样子，苏联搞了许多年，也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12] (P.139)，“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旧的那一套经过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过去我们搬用别国的模式结果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13] (P.95)
至此，我们不难得出结论：沈文提出的斯大林模式是一种普遍有效的“后发先进”的现代化模式的论点，是值得商榷的。
二、斯大林模式创造了社会主义运动的高潮吗？
1.斯大林模式不利于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的实现
沈文说：“社会主义运动的高潮，恰恰就是苏联实行斯大林模式创造了伟大成就，和各新成立的社会主义国家积极效仿斯大林模式的时期”，“所以，如果没有斯大林模式，就没有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就没有苏联70多年的历史，甚至就没有20世纪中叶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高潮。”笔者认为，如果说斯大林模式创造了社会主义运动的高潮，那么从经济建设层面上说，斯大林模式首先要推动经济持续高速的发展，其次要有利于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的实现。前者上文已讨论过，下面我们就讨论一下后者即斯大林模式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根本任务实现的问题。
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在此基础上提高全体人民群众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斯大林模式的根本问题之一就是置广大人民群众的实际利益于不顾，甚至严重损害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主要是因为斯大林模式导致经济结构严重失衡。按照马克思的理论，生产资料的生产只是扩大再生产的条件，而不是再生产的目的，归根结底，它是为生产消费资料服务的，可苏联却恰恰相反，它是为生产而生产，而不是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苏联集中国家的财力、物力和人力，优先发展重工业，特别是军工工业，结果使其重工业生产长期以来处于一种“自我服务状态”，重工业生产虽然增加了，但缺乏再生能力，因此生产的增长只会造成资源的消耗以及未来生产增长的减缓，苏联学者称这是一种为生产而生产的“自我消耗型经济”，并指出它的延续只会“使一个国家逐步衰败、灭亡”。
经济结构的超重型特点使苏联经济运转笨拙，转型困难。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世界开始兴起以电子化、信息化为特征的新科技革命，电子计算机、生物工程、光纤通讯、新能源等新兴产业突飞猛进，带动了整个经济的发展。但苏联的“超重型”经济结构使它错过了这个契机，结果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拉大。
由于苏联过分重视重工业，和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农业和轻工业自然被忽视。自上世纪20年代起，苏联就推行了全盘农业集体化，这不但妨碍了农村经济的正常发展，而且极大地挫伤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在集体农庄内，由于吃“大锅饭”，干好干坏一个样，所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农民消极怠工，纪律涣散，对此连苏联官方也不得不承认：“集体农庄的劳动还组织得不好，劳动纪律松弛”；“常有这样的时候，懒汉竟比埋头苦干不耍滑头的庄员分的粮食还多……庄员们对工作的切身利害感降低了，许多人甚至在大忙季节也不出工，一部分集体农庄庄稼直到下雪时还没有收割，并且收也收得不细，糟蹋得很厉害[14] (P.348)。”
结果直到斯大林去世，苏联的谷物产量还低于沙俄时代的水平，畜牧业的状况也好不到哪里去。1953年与沙俄时期相比，牛总头数减少30％，其中奶牛减少15％，而1953年全苏人口却比1913年多2880万人，即增长18％[14] (P.348)。
由于消费品匮乏，苏联被迫从1929年开始在粮食、肉类、布匹等消费品方面实行配给制。进入80和90年代后，苏联日用消费品供应紧张的局面进一步恶化，如洗衣粉、香皂、卫生纸、练习本等商品严重脱销，自行车、电视机、冰箱、收录机等耐用消费品时有时无。抽样调查结果表明：苏联1985年不脱销的食品仅占18％，不脱销的家用电器仅占22％。另有一项调查结果表明，1989年苏联居民“消费品篮子”里的1200多种商品中，有1050种是短缺的，短缺率在90％以上[15] (P.64)。消费品的长期短缺使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瑞典经济学家安德斯阿斯兰德指出：“对任何生活在苏联的人来说，苏联显然应该属于一个发达的第三世界国家。就它的婴儿死亡率，估计寿命，农业就业人口，消费水平以及非军事经济发展水平而言，它会使人们想到阿根廷、墨西哥和葡萄牙。”[16] (P.101)另据1990年5月苏联《共青团真理报》报道，苏联的人均消费水平，从1917年的世界第7位倒退到1990年的世界第77位。
2.斯大林模式不利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建设
如果说斯大林模式创造了社会主义运动的高潮，那么在这个高潮中，民主政治建设是应有之义。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列宁也清楚地写道：“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实行充分民主，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胜利，并且引导人类走向国家的消亡。”[17] (P.168)邓小平也精辟地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18] (P.154)革命导师之所以强调民主的重要性是因为民主不仅是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项根本目标。社会主义民主的阶级实质就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政权。它保障全体劳动人民在共同对生产资料享有不同形式的所有权和支配权的基础上，享有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的一切权利，正是也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和个人与社会之间正确的、和谐的新型关系。所以，只有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才能使人民真正成为社会的主人，才能使生产资料公有制成为全面的完整的全体劳动人民真正占有的公有制，才能真正防止社会公仆变成社会的主人，也才能真正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大家知道，斯大林模式的政治体制恰恰是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这种体制是与经济体制的高度集中相适应的。在这种体制下，党的领导层不仅成为全党的最高决策机关，而且实际成了国家的最高决策机关。党内缺乏民主，导致社会缺乏民主，特别是党内和社会对党政领导人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党的最高领导人，掌握了无限的权力，凌驾于党之上，逐渐在党内形成了个人集权制。
资深学者李宗禹等在《斯大林模式研究》一书中，对个人集权制的危害作了归纳，首先，个人集权制不适合无产阶级政党的阶级性质，不利于发挥党的领导作用。这主要是因为：(1)个人集权制的、反民主的本质必将使无产阶级政党丧失其阶级的先进性质。(2)个人集权制的精神支柱是个人崇拜，其理论基础“英雄史观”，是历史唯心主义的典型表现。(3)个人集权制破坏了列宁倡导的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原则和组织制度，使民主集中制名存实亡，名誉扫地。其次，个人集权制有悖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本性，不符合建设社会主义的要求[9] (PP.247—250)。
斯大林不仅在经济建设上同列宁的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理论探索不相一致，而且在政治制度建设方面也违背了列宁的初衷。
早在苏维埃政权建立不久，列宁就觉察到官僚主义的复活，他忧心忡忡地说：“我们内部最可恶的敌人就是官僚主义者，这些人都是身居苏联要职，出于勤勤恳恳而受到大家尊敬的共产党员”[19] (P.300)，“共产党人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19] (P.300)。到晚年，列宁不仅认识到党和国家机体内的官僚主义危害，而且也意识到党的权力过于集中是产生官僚主义的重要根源。他苦苦思索两个问题：一是从组织上、机制上保证扩大党内民主，健全民主集中制，监督和制约党的最高层领导权力；二是改善党与苏维埃的关系，改革国家的政治体制，以便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新型民主。为此列宁提出了一些具体措施，主要有：第一，把党中央委员会扩大到几十人甚至100人，吸收普通工农参加中央委员会，以此改善和改变党的领导机构。第二，划清党与苏维埃国家机关的职能，实行党政分工。第三，提高党和国家监察机关的地位，从制度上切实保证对党和国家干部，特别是党的领导集团的严格监督。列宁特别担心权力，特别是党的领袖人物的权力，如果得不到制约和监督，会给党和国家造成严重的后果[9] (P.449—451)。
为了有效地行使对党和国家的领袖集团、特别是主要领导人的监督权，列宁晚年特别看重工农检察院和党的中央委员会这两个机构的作用、威信和地位。列宁原来设想工农检察院从外部监督党的机关和领导人，但后来发现这个由斯大林领导的机构成了中央委员会的“附属品”，他直言不讳地批评说：“工农检察院现在没有丝毫威信。大家都知道再也没有比我们工农检察院这个机关办得更糟的机关了。”[20] (P.392)因此，他提出了应当把工农检察院的“地位”提得特别高，使它的领导具有中央委员会的权利[17] (P.168)。
对于监察委员会的地位、权限和作用，列宁规定得更加明确、具体。按照他的构想，从中央到地方，党的各级监察委员会与同级党委会(在中央是党中央委员会)，都只对党代表大会负责。监委会(在中央是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作出决定，本级委员会(在中央是党中央委员会及政治局)必须执行，如双方有意见分歧，可召开联席会议解决，如达不成一致，则提交党代会审议。因此，党中央监察委员会有权独立对党中央委员的工作进行监督和检查。
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在政治体制，特别是在监督机制的问题上，不仅未贯彻列宁的主张，反而向相反的方向发展。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权限被缩小，变成了党中央委员会的附属机构，不再对中央和最高领导人起监督作用了。与此同时，斯大林使国家安全机关畸形发展，它可以不遵循诉讼程序，独立审理政治案件并作出判决，实际上凌驾于党和国家之上。
正是在斯大林时期，民主集中制演变为个人集权制，阶级斗争范围被随意扩大，民主和法制被肆意践踏，结果导致了一次又一次的“清洗”，酿成了数量惊人的冤假错案。对此，邓小平说过：“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21] (P.333)冤魂的叫喊确实极大地损害了社会主义和苏联共产党的声誉，损害了社会主义对世界人民的吸引力，匈牙利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卢卡奇·捷尔吉对此说过这样的一段话：“在列宁的时候，在欧洲的‘大多数知识分子，而且尤其是工人们感到，在苏联发生的事情对他们的生活也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用拉丁文来表达就是，如果俄国人要建设社会主义，就是nostra causa agitur(完成我们的事业)。斯大林主义的发展在国际上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就是，这种nostra causa agitur的感情在欧洲社会主义运动中不再存在了。一个法国的或意大利的社会主义者之所以是社会主义者，并不是因为他想要像苏联工人一样生活。他并不想要那样生活。如果他是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他想要的是一种社会主义的生活，但他并不认为苏联工人或集体农民所过的生活是一种社会主义的生活……除非我们能够创立一种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除非我们能够使这种理论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中的活的现实。不然社会主义的异常强大的吸引力——从1917年大约延续到大清洗的时候——和国际上对社会主义的同情就不可能被恢复。’”[9] (PP.449—451)
3.斯大林模式不利于民族团结和科学文化的繁荣
如果说斯大林模式创造了社会主义运动高潮的话，那它理应促进民族的大团结和科学文化的繁荣。令人遗憾的是，这两者在斯大林执政时期都出了问题。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是沙皇俄国留给新生苏维埃政权的沉重“包袱”。列宁在世的时候，一直在与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做斗争。可惜，由于列宁过早去世，这“包袱”没能抛弃。斯大林执政后，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进一步膨胀，为80年代末苏联国内爆发的民族危机埋下了祸根，成为苏联解体的导火线。
斯大林时期，文化专制主义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中国学者李静杰先生对斯大林文化思想模式(或称为斯大林模式文化思想方面)的特征作了如下归纳：第一，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在这种模式下，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成为思想文化领域的一条准则。第二，思想高度垄断。突出表现在高度的舆论一律和学术问题政治化这两个方面。第三，以行政干预为主要的管理方法。在这种模式下，思想问题和学术问题主要依靠行政手段进行干预和管理。最典型的方法是“学术批判”。结果哲学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的发展都遭到了阻碍和破坏。同时，在国外已经非常发达的学科和新的学科，如政治学、社会学以及许多边缘学科，在苏联都无法建立。
在自然科学方面，斯大林执政期间除与军事有关的科学技术在“监狱研究所”有所突破以外，各基础科学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延误。例如，控制论由于是“资产阶级的伪科学”而被禁止研究，结果延误了电子学和计算机工业的发展，使苏联计算机技术几乎比美国落后两代[22] (PP.461—485)。
综合以上三个方面的分析，不难看出，沈文的斯大林模式创造了社会主义运动高潮的说法，说服力是不足的。
三、斯大林模式不是苏联剧变的根子吗？
苏联剧变的原因非常复杂，有渐变和突变，有近因和远因，有外因和内因，有间接原因和直接原因，值得人们进一步思考和研究，但沈文认为是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失败直接导致了苏联的剧变，斯大林模式不是剧变根子。这一观点不免有简单化之嫌。请问如果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失败是直接原因，那么什么是深层次原因呢？如果说戈尔巴乔夫无能或者居心不良，那么从赫鲁晓夫、杜布切克到昂纳克、卡达尔、日夫科夫甚至齐奥赛斯库等东欧领导人都无能和居心不良了吗？实际情况是斯大林模式本身存在着弊端，而且这些弊端不去除，社会就无法进步。戈尔巴乔夫及一些东欧领导人对此有一定的认识，也试图进行改革，问题在于斯大林模式融经济、政治、思想、文化诸方面于一体，不仅十分坚固，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地凝固化和神圣化，最终具有了自我强化的功能。这种自我强化的功能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首先，长期的个人崇拜的宣传和灌输已经蒙蔽甚至毒化了人们的心灵。结果斯大林的意志就是人民的意志，斯大林的思想就是人民的思想。人们已经丧失了思考的能力，更不用说怀疑和反抗了。许许多多杰出的人物，包括著名的元帅亚基尔等都是带着对斯大林的敬仰走上斯大林的刑场的。第一个对斯大林模式发动全面冲击的赫鲁晓夫，其本人“是而且不能不是斯大林时代的地地道道的产物”[23] (P.60)。斯大林模式在他身上烙下的烙印太深了，以至于他不可能在理论上对斯大林模式的弊端有全面而深刻的认识，在实践上也难免缩手缩脚，战战兢兢，首尾不一，前后矛盾。
其次，斯大林模式自我强化功能来源于：在斯大林模式的政治体制下，各级领导干部享受了终身制、特殊化，因此形成了一个脱离广大人民群众的特权阶层，这个特权阶层作为斯大林模式的既得利益者，对任何反对斯大林的举动都有一种本能的恐惧和抵触。由于这个阶层掌握了广泛的权力，所以构成了改革斯大林模式的难以逾越的障碍。
赫鲁晓夫掌权后，清醒地认识到党的领导人的专制和党内民主丧失的严重性，因此首先发动了非斯大林运动，给数以百万的人平反，打破了对斯大林的神化，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苏联人民的思想。在经济方面赫鲁晓夫也对斯大林模式发起冲击。1961年苏共22大通过《苏共纲领》提出了以扩大企业权力，加强经济刺激，充分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和各种经济杠杆，加强经济核算为中心内容的改革思想。
根据赫鲁晓夫的建议，从1962年起苏联的一些地方搞起了经济改革的试验。1964年初，又决定在莫斯科、顿涅茨、哈尔科夫等重工业地区80多个企业试行“新奖励制度”。
在进行经济改革的同时，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模式政治方面最坚固的堡垒——干部制度发起了冲击。在1961年9月举行的苏共22大上，赫鲁晓夫提议实行干部更新制度，并在新党章中，对各级领导干部任期作出了硬性规定。
通过大规模更新，不仅干部的知识化和专业化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而且从制度上废除了终身制，恢复了党的活力。同时对于防止权力过分集中于少数领导人身上，防止宗派主义、家长制和结党营私等都有积极意义。但干部更新制度使各级干部都失去了安全感，也触犯了他们的既得利益和特权。结果包括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在内的各级领导干部群起而攻之，最终把赫鲁晓夫赶下政治舞台。
可见赫鲁晓夫改革的失败，不仅是认识和策略上的失误，更重要的是斯大林模式的坚固及其自我强化机制使然。
换句话说，改革的失败原因不仅是在改革者身上，改革的任务过于艰巨也是原因之一，这就像一个人得了容易治疗的常见病，死在了医院里，那几乎全是医生的责任，而一个人得了疑难杂症，不治身亡，谁能认为这仅仅是医疗事故呢？所以在笔者看来，斯大林模式也是苏联剧变的根子之一。
标签：斯大林论文; 新经济政策论文; 经济建设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经济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帝国主义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