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居民收入差异及其若干关联因素：一个直辖市例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例证论文,直辖市论文,城镇论文,居民收入论文,差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城镇居民家户特征作为制约发展的重要变量，从多个方面影响经济发展。居民家户特征及其变动所表现出的差异是造成收入差别变化的重要因素。因此，从城镇居民家户特征的角度来分析居民收入差别的变化，能够较好地反映出经济发展因素对收入差别的影响。 限于资料范围和数据口径，这里主要以天津市为例进行分析，采用泰尔指数分解法和费景汉-拉尼斯分解法，从城镇居民家户特征的角度，考察其从多个方面对居民收入差别的影响方向及影响程度。文中所使用的数据来自天津市城市社会经济调查队1998年、2003年和2008年的统计数据库。该数据库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式进行数据收集，经筛选和剔除无效值后，每年的样本量约有1000多户、2000多个调查个体。
图一 性别比例与人均可支配收入等级的关系 注：城镇居民分为五等分组，各组人均可支配收入等级按收入水平递增排列，分别为：最低收入组7120.5元，次低收入组为11905.7元，中等收入组为17126.9元，次高收入组为25108.6元，最高收入组为50643.1元。 一、各项家户特征对收入差别的影响 按照逻辑关系，首先通过泰尔指数分别测度各种(选择七种)家户人口特征的组内和组间收入差别，然后再运用费景汉-拉尼斯分解方法考察各家户特征整体上对居民收入差别的影响。 泰尔系数是学术界常用的分解方法，分解公式如下[1]：
式中假设人口(家户)总数为P，其中分为I个组，每个组人口(家户)数为
，每个组内再分为J个组，每个组的人口(家户)数为
，
表示总平均收入，
为第i组的平均收入，
表示第i组中第j组的平均收入。公式中的第一项表示组间差别，第二项表示组内差别。这里的组间差别是每个组的人均收入与总人均收入之间的差别。以下按此公式分别分解七种家户特征与居民收入差别的关系。 1.居民性别与城镇收入差别的关系及影响程度 这里的居民收入指的是人均可支配收入，即用居民的总收入减去社会保障支出和所得税等转移后的收入。将人均可支配收入划分为五个等级，图一显示的是各收入等级的性别比例，从图中可以看出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等级与性别间存在较强的相关关系。其中，男性与可支配收入等级之间呈现出大致的正向相关关系，即随着人均可支配收入等级的升高，男性居民所占的比例基本呈现上升的态势；而女性与收入等级之间则呈现出反向的相关关系，即女性在低收入阶层中所占比例较高，在高收入阶层中所占比例较低。 一般而言，男性由于体力、心理、教育等方面的优势，比女性更容易获得一些高收入的就业机会。因此，高收入阶层中男性所占的比例远高于女性。另外，由于劳动力市场存在性别歧视，即使同样的工作岗位，也会出现男女同工不同酬的现象。因此，导致了性别特征与收入等级之间的上述关系。[2] 表1列出了根据性别特征分组测算的1998年、2003年和2008年的收入差别泰尔指数及构成，据此可以分析男性和女性的组内和组间收入差别及趋势。从总体上看，总收入差别从1998年的0.20865扩大到2008年的0.26135，10年间增长了25.26％。其中男女组内与组间差别均有所增加，组内差别从1998年的0.19955增加到2008年的0.25033，增长了25.45％，组间差别在1998年为0.0091，2008年为0.01102，增长了21.10％。由于组内差别增加的幅度大于总差别增长的幅度，因此，其对总收入差别的贡献率略有增加。对组内差别进一步分解可以发现，男女组各自差别虽然有所增加，但增加的幅度不同，分别增加了29.94％和19.18％，男性收入差别的扩大程度大于女性，这说明男性内部的收入差别存在加剧的趋势。由于增长幅度的差异使得各组对总收入差别的贡献率也不尽相同。男子组的组内差别对总收入差别的贡献率由1998年的55.69％上升到2008年的57.77％；女性组组内差别的贡献率从39.95％降至38.01％，因此，组内差别贡献率的增加主要源于男性组组内差别的增加。从组间差别来看，性别特征对1998年、2003年和2008年总收入差别的影响变化不大，组间差别始终未超过5％左右，且2008年的组间差别对总收入差别的贡献率仅为4.22％，这表明在总体收入差别中，男性组和女性组之间的差别只占4.22％左右，因而性别差异对收入差别的解释力并不强。
2.城镇居民年龄与其收入差别的关系及影响程度 从图二可以看出31～40岁、51～60岁这两个年龄组与收入水平呈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即人均收入水平越高，这两个年龄组的居民所占的比重越高。0～20岁、21～30岁和60岁以上这三个年龄段与收入水平呈现明显的负相关关系，即随着收入组别等级的增加，这两组居民的比重越来越小。41～50岁这组与收入水平呈现出不明显的关系，在每个收入等级中所占的比例都比较高。 根据收入生命周期假说，人的收入与其年龄呈现倒U型的关系，即随着年龄的增长，收入水平逐渐增加，当达到一定程度后，又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逐渐下降。20岁以前的大多数人还在上学或者从事低技能的体力劳动，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21～30岁往往是刚参加工作不久的年轻人，工资级别、职务、职称都较低，因而在低收入人群中所占的比重较高；30～40岁的人精力旺盛、积累了较丰富的工作经验，其大多数工作已处于稳定的上升阶段；41～50岁是出现分化的阶段，因此在各个收入等级中都占有很大的比例；50～60岁的人群，工资级别、职务、职称都较高，收入趋于稳定，且财产性收入较多，因此在高收入阶层中占有很大的比重；60岁以上的多是一些退休人员，其总体收入也比较低。
图二 各年龄层次人口比重与人均收入等级的关系 资料来源：根据天津市城市社会经济调查队提供的数据整理测算。 表2(下页)列出了城镇居民年龄特征对收入差别的影响。年龄的组内差别从1998年的0.20184增加到2008年的0.25031，增长了24.14％，组间差别从0.00681升至0.01104，增加了62.11％。组内差别和组间差别虽都有增加，但组间差别增长的幅度远大于组内差别，因此，组内差别对总收入差别的贡献率从1998年的96.74％降至2008年的95.77％，组间差别对总收入差别的贡献率从1998年的3.26％升至4.23％。各个年龄组组内差别也均有变化，从而导致各组组内差别对总收入差别贡献率的格局发生了变化。其中41～50岁的组内差别贡献率始终保持在最大，说明41～50岁人群的分化作用对收入差别的扩大起了很重要的作用。20岁以下和60岁以上人口组的组内差别贡献率始终很小，这部分人群主要是在校学生和退休人员，收入变化不大。其余年龄组的组内差别贡献率差别不大，保持在10％～20％，说明这些组群内部收入差别较大，因而对收入差别也有较大的贡献率。总体来说，年龄对总收入差别的贡献率不大，只占到4％左右。 3.文化程度与城镇居民收入差别的关系及影响程度 在市场经济中，一个人的文化水平往往影响了或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这个人的收入高低。从图三可以看出，与预期相同，学历越高，收入越高，即低文化水平的劳动力在低收入阶层中占的比重较高，在高收入阶层中占的比例较低；大专以上文化层次同收入水平呈正相关关系，在收入最高的等级中，大专和大学本科占了绝大部分比例。 图四显示了1998年、2003年和2008年天津市城镇居民不同学历组的平均收入排序情况对比。2003年与1998年相比，城镇居民文化程度与收入水平之间的相关关系略有减弱，但2008年文化程度对收入水平的制约作用又明显加强，恢复了正常的排序。从总体来看，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教育的收益率在不断上升，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政府推行了一系列改革，使收入分配向文化水平更高的人群倾斜。
图三 文化程度与人均收入等级的关系 资料来源：根据天津市城市社会经济调查队提供的数据整理测算。
图四 不同学历组的平均收入排序变化 表3分别测算了各组组内差别、组间差别和总收入差别及其变化状况，反映了不同的教育水平对收入差别的影响程度。从总体上看，文化程度对1998年、2003年和2008年总收入差别影响都很大，组间差别对总收入差别的贡献率分别为8.01％、9.33％和15.58％，呈现出不断增长的态势，这意味着不同文化层次的群体总收入有很大差别，说明文化程度对总收入差别有很大的解释力。从组内差别变化上看，1998年、2003年和2008年组内差别对总收入差别的贡献率占主要部分，分别为91.95％、90.67％和84.42％，呈现出下降的趋势。1998年，对总收入差别贡献率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初中、高中和大学专科，这三个组别对总收入差别累计贡献率达60％以上，而到了2008年，对收入差别贡献率排在前三位的依然是这三类群体，但初中组的贡献率从32.76％降到16.65％，大学专科组的贡献率从10.82％升至19.17％，明显扩大，这主要是因为我国目前实行的是逐步完善的九年义务教育制度，使绝大多数人都可完成初中水平教育；这部分群体的就业范围广泛、结构复杂，既有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也有自主创业的个体工商户；既有普通务工者，也有已经获得成功的私营企业主，虽对收入差别的贡献率不断下降，但对总收入影响较大。而文化程度为大学专科、大学本科和研究生群体，人数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较小，但收入相对较高，因而对收入差别的贡献率不断升高。现阶段为未上过学、扫盲班和小学的占比较小，收入份额占比也少，就业领域相对比较集中，因而其对总收入差别的贡献率较小。不同文化层次之间收入差别的大幅度上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社会对知识的重视程度在不断提高。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制度变迁、经济政策演变、技术进步与快速的产业结构升级可能是文化程度对收入不平等贡献动态演化背后的真正原因(陈斌开等，2009)。 4.行业性质与城镇居民收入差别的关系及影响程度 随着经济发展中产业结构的转换，一些传统产业逐渐被淘汰，而一些代表未来发展的新兴行业则迅速崛起，因此各个行业的收入水平不可避免要发生变化。不同的行业对生产技能的要求各不相同，不同行业之间的生产经营效益也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就业行业也是影响居民收入的重要因素(陈钊等，2010；段均、杨俊，2011)。 由于2002年我国开始实行新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行业门类由原来的16个变成20个，为保证数据的可比性，这里将行业分类进行了重组合并，重新划分为14个行业，以分析行业性质对收入差别的影响及变动趋势。
从图五可以看出，天津市就业居民人数最多的三个行业是制造业、商业餐饮和社会服务业，这些都属于传统的、技术含量较低的产业，且与收入水平呈较为明显的负相关关系，即在这些行业工作的居民在低收入阶层中比重高，在高收入阶层中比重低；而一些新兴行业如房地产业、金融保险业、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等第三产业或技术含量较高的行业，以及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等，则同收入水平呈正相关关系，即这些行业中收入处于高收入阶层的人较多，处于低收入阶层的人口较少。
图五 行业与人均收入等级的关系 资料来源：根据天津市城市社会经济调查队提供的数据整理测算。 从不同年份不同行业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排序对比也可看出，随着经济的发展、新兴行业的兴起和国家宏观政策的调整，不同行业居民之间的收入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文娱教体和社会福利业与地质、水利、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两大类行业在十年间始终保持在收入最高的前三位，而农、林、牧、渔业和制造业始终徘徊在收入的后半段。相对收入下降的行业包括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讯业，社会服务业以及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相对收入上升的行业包括采掘业、商业餐饮以及房地产业；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与供应业，金融、保险业以及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十年间相对收入的排序变动不大。 表4按照不同的行业将人口进行分类，分别测算了行业内收入差别与行业间收入差别的变化情况。根据居民就业行业分组测算的泰尔指数及其构成结果来看，就业行业的不同是决定收入分配差别的重要因素。天津市行业特征的组间差别从1998年的0.04684下降到2008年的0.02991，组间差别对总收入差别的贡献率则从22.45％降至11.45％，总体均呈现下降趋势，这说明就业于不同行业的群体总收入虽然有很大差别，对总收入差别有很大的解释力，但对收入差别的影响在不断减弱。对组内差别的进一步分解发现，不同行业的内部收入差别的变化也是不一致的，其中，制造业对收入差别的贡献率始终最高，说明制造业内部的收入分化现象比较严重；地质、水利及科学研究、技术服务，社会服务业，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的组内差别呈现上升的趋势；采掘业、建筑业、交通及邮电通讯业的组内差别呈现下降趋势。一般而言，如果行业之间收入差别源于经济发展中的产业结构转换等因素，这种差别的存在是合理的。但目前我国行业收入差别扩大往往是由一些制度性因素造成，一些高收入行业往往是国家垄断性行业，如邮电通讯业等。[3] 5.职业及职务级别与城镇居民收入差别的关系及影响程度 图六显示了2008年天津市城镇居民不同职业及职务级别的人口比重与人均可支配收入等级之间的关系。从图中可以看出，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以及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均与收入水平呈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即从事这些职业的居民大多处于收入等级较高的水平。而商业、服务业人员及生产、运输设备有关人员与收入水平呈明显的负相关关系，即从事这两个职业的居民在较低的收入等级中所占的比重较大。 图七显示了1998年、2003年和2008年天津市城镇不同职业居民的平均可支配收入排序对比情况。随着体制的放松和城镇工资体制改革力度的加大，人们的就业与收入更加市场化，各种职业职务收入的增长速度的差异更大，导致各种职业的收入排序发生了变化。从图中可以看出，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负责人的收入始终最高，专业技术人员从第五位攀升并保持在第二位，商业、服务人员的收入排序波动较大，由1998年的第二位下降到2008年的第四位，其他类型的职业收入排序变动不大，其中，农、林、牧、渔、水利，生产、运输设备有关人员以及军人是收入相对较低的三种职业类型。
图六 职业及职务级别与人均收入等级的关系 资料来源：根据天津市城市社会经济调查队提供的数据整理测算。
图七 不同职业及职务级别人员的平均收入排序 表5(下页)显示了1998年、2003年和2008年按城镇居民不同职业及职务分组测算的收入差别的泰尔指数及构成。按职业分组考察的组间差别，从1998年的0.00415增加到2008年的0.04765，对收入差别的贡献率从1.99％上升至2008年的18.23％，经历了快速上升的过程，说明职业性质的不同对收入差别的变大越来越具有解释力。对组内差别的进一步分解可知，组内差别的贡献率的增加更多地来自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以及商业、服务业人员组内收入差别的扩大，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的组内差别从1998年的0.03561升至2008年的0.07281，贡献率由17.07％升至27.86％，服务业人员组内差别1998年为0.00467，2008年为0.04145，贡献率从2.24％上升至15.86％。这主要是因为这两种职业类型包含的范围较广、行业较分散、对技术含量的要求也不同，因而内部收入差别的分化较大。相反，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及生产、运输设备有关人员的组内差别均有大幅下降，贡献率分别从15.10％和44.17％降为1.79％和20.06％。职业性质是现代岗位和职务工资制的基础，不适当的工资政策(如限制职业竞争，加强垄断、阻碍劳动力的自由流动等)则会扭曲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结果也造成收入的不合理分配(蔡昉，2007)。
图八 工龄与人均收入等级的关系 6.工龄与城镇居民收入差别之间的关系及影响程度 图八显示了2008年天津市城镇居民不同工龄人口比重与人均可支配收入等级的关系。表中数据表明工龄与收入水平之间并无明显的相关关系，如工龄为21～30年的组别在五个收入等级中都具有相当高的比重，工龄在11～20年的组别在收入最低和最高的等级中都占有较大的比重，但总体来说工龄长的人在高收入组中占有相对较高的比重，工龄短的人在低收入组中具有相对较高的比重。与之前的研究不同[4]，工龄与收入之间的相关关系已大大降低，之所以表现出这样的分配特点，主要是因为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工资的决定机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计划经济时期推行的工龄与职务、职称和工资紧密挂钩的工资制度已逐步向以劳动生产率为核心的工资决定机制转变，工龄对收入的影响程度有所降低。但工龄的长短反映了工作经验的丰富程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因此，31～40年的工龄在高收入人群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表6按城镇居民工龄分组测算了1998年、2003年和2008年的收入差别泰尔指数及构成。表中的数据显示，按工龄测算的组间差别分别为0.00237、0.00999和0.01825，组间差别对收入差别的贡献率分别为1.14％、4.06％和6.98％，十年间稳步上升且变化不大，最高不超过7％，说明工龄对收入差别的解释力并不是很强。 对组内差别的进一步展开，可以发现工龄在21～30年的人员的收入对收入差别的贡献率最大，1998年、2003年和2008年分别为34.33％、27.82％和33.95％，变动幅度不大并始终保持在较高的水平。如果以20～25岁作为参加工作的初始年龄段，那么工龄在21～30岁的人的年龄在41～55岁，即是黄金年龄段，这一年龄段恰恰是收入分化最大的阶段。工龄在31～40年的人员收入对收入差别的贡献率增幅最大，从1998年的9.93％增长到2008年的22.57％，这是因为处于51～65岁的人员中提前退休或离退休再就业的比例明显升高，因而组内的收入差别明显扩大。
图九 就业性质与人均收入等级的关系 资料来源：根据天津市城市社会经济调查队提供的数据整理测算。 7.就业性质与城镇居民收入差别的关系及影响程度 图九显示了城镇居民的就业性质与可支配收入水平的关系。从图中可以看出，国有经济单位中就业的职工数量同收入水平明显地呈正相关关系，即国有经济单位职工在高收入等级中所占的比例较高，甚至在最高的收入等级中占到69％，而相反在城镇个体或私营企业被雇者中就业的职工人数则同收入水平呈明显的负相关关系。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后者的收入不稳定，相比之下，前者仍有国家保障，收入比较稳定。其他就业性质类型与可支配收入并无明显的相关关系，在各个收入等级中呈均匀分布，除了离退休再就业人员绝大多数位于第三和第四收入等级，收入处于相对较高的水平。这主要是由于人们观念的转变，更多的离退休人员加入再就业的行列，再加上随着国有和集体企业开始实行减员增效，一部分在岗职工提前办理了退休手续，重新加入再就业的队伍。此外，从图中还可以看出，天津市绝大多数城镇居民仍然在国有经济单位中就业，这可能与经济发达省份的情况略有不同。 表7是按就业者不同的就业性质测算的天津市1998年、2003年和2008年城镇居民收入泰尔指数及其构成。从总体上看，泰尔指数所分解的组间差别三年分别为0.03899、0.03061和0.05420，对总收入差别的贡献率为18.69％、12.44％和20.74％，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但可以看出对收入差别的贡献率始终较高，说明就业性质的不同是造成收入差别扩大的重要因素。从组内差别来看，在所有从业人员中，国有经济单位职工收入对总收入差别的贡献率达到最大，三年间分别达58.73％、52.38％和37.76％，对收入差别具有很强的解释力，但所占的比重处于不断下降状态，这说明国有部门过去的平均主义分配制度逐渐被消除，逐渐趋向合理化。相反，个体或私营企业主和个体或私营企业被雇者所占的比重不断上升，这与天津市进入21世纪以来个体和私营经济发展迅速有关，个体经营者的收入主要取决于经营者个人的能力和市场状况，因此其对总收入差别的贡献率必然增加。2008年其他经济类型职工的收入对总收入差别的贡献率达到18.51％，这主要涉及一些联营经济、股份制经济、外商和港、澳、台经济等单位的职工，这些单位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其他就业者由于人口份额和组内差别都很小，对总收入的影响不大。
8.各项家户特征对收入差别的影响 各个特征内部各组、组间及其对总体收入差别贡献率的变动情况，可以放在一起比较，分析其对收入差别的影响(见表8，下页)。综合表8中的对比分析发现：第一，各个家户特征内部各组的组内差别合计在十年间均出现了上升，其中性别特征的组内差别合计增长幅度最大，达25.45％(其中男性组内部差别扩大的幅度更大)。第二，除了行业特征的组间差距出现下降外，其余家户特征收入差别的组间差距均出现了上升，其中年龄收入差别的组间差距增长幅度最大，增加了62.11％。第三，职业职务的组间差别对收入差距的贡献率变化最大，从1.99％升至18.23％。第四，行业的组间差距对总收入差别的贡献率出现大幅下降，从22.4％下降到11.45％，就业性质、职业及职务和受教育程度的组间差距稳步上升，发展成为影响城市居民收入分配差别最主要的因素，其组间差别对总收入差别的贡献率分别达20.74％、18.23％和15.58％。
二、各项家户特征分别及整体上对总收入差别的解释程度 由于泰尔指数只能测算单个特征对收入差距的影响，无法分析家户特征整体对收入差距的影响程度，因此，该部分采用费景汉-拉尼斯的分解方法，测度各项家户特征整体上影响收入差别的程度，以及各项特征分别的影响程度。具体的公式如下：
其中
为特征i的特征-收入相关系数，反映了第i种城镇居民人口特征与个人收入之间的相关程度；
表示特征i的基尼系数，反映了第i种人口特征的分布程度；
为人口特征i的收益权数，反映了第i种人口特征的收入率在个人或家庭平均收入中的比重；△为加权等级误差项。[5][6] 这里各变量的数值均为已知，或略为计算即可得到，只有家户人口特征收入率需要通过回归法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
表示人均可支配收入，
表示解释变量，即各家户特征主要指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工龄、职业、所在行业等家户特征，
表示误差项。这里的回归系数
即人口特征收入率①，表示每个城镇居民人口特征对个人收入的贡献额，即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变动一单位的某个特征因素所引起的城镇居民收入的增减额，于是有
。 将家户特征变量的特征值代入公式(3)，测算的各变量的回归系数。测算表明，绝大多数回归系数均有很高的显著性，回归结果显示：第一，与1998年相比，2008年自变量的回归系数有增有减，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和就业性质的系数均有所增加，工龄和行业的回归系数下降。同时各人口特征收益率的排序也发生了变化，1998年行业的特征收益率最高，其次是工龄和性别；2008年性别的特征收益率升至最高，其次是文化程度和就业性质。行业收益率的下降说明行业对收入的影响在减小。第二，每年的各特征收益率是不同的。以2008年为例，性别特征对收入的影响最大，男性比女性年均收入多增加4794元；文化程度的特征收益率次之，即文化程度每提高一个等级，会使个人年收入增加3935元；就业性质和职务的收益率排在第三、第四位，即每向高收入就业性质或职务的单位增加一个等级，使得收入增加1655.1元和1631.3元。年龄和行业的因素排在最后，每增加一个年龄和行业等级可以增加281.6元和79.4元的收入。相较而言，1998年的人口特征收入率都要相应地低不少。 有了特征收入率，根据公式(2)，可测算出居民人口特征分别及总体上对收入差别的解释程度。数据表明，1998年天津市城镇居民的收入差别基尼系数中，可以由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工龄、行业和就业性质六个人口特征来解释的为0.14290，占当年天津市城镇居民收入差别的基尼系数0.34431的41.5％；2008年由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工龄、行业、就业性质和职业及职务等7个人口特征来解释的基尼系数为0.09331，占当年基尼系数0.39003的23.92％。 在被解释收入差别内部，城镇居民各种人口特征贡献率及考察期间的变动情况如下： 第一，性别特征贡献额的绝对值有所下降，从1998年的0.00905降至2008年的0.0057。特征贡献额是由人口特征收益比重、特征收入相关系数和人口特征相关系数三个因素共同决定的。进一步分解分析可以看出，性别的特征收益比重略有增加，而特征收入相关系数和特征基尼系数略有下降。因此，导致性别特征贡献额绝对数下降的原因是特征收入相关系数和特征基尼系数的下降，其贡献率也有小幅下降，从1998年的6.33％降至1998年的4.49％。 第二，年龄特征贡献的绝对值略有增加，由1998年的0.00797增至2008年的0.0092。进一步分解分析可知，年龄的特征收益比重增加的幅度较大，由1998年的0.39409增至2008年的0.67579，增加了近一倍。年龄特征的收入相关系数和特征基尼系数均略有下降。因此，导致年龄特征贡献额绝对值增加的主要因素是特征收益比重的增加。但2008年年龄特征贡献率相比1998年是下降的，从9.72％降至7.19％。 第三，文化程度特征贡献额的绝对值变化较大，从1998年的0.01737增至2008年的0.0546，增加了3倍多。分解分析表明，文化特征收益比重和特征收入相关系数均有较大幅度的增加，分别从1998年的0.36584、0.31313增至2008年的1.08009、0.3350。特征基尼系数微有下降，从0.15166降至0.1508。因此，导致其数值增加的主要因素是特征收益比重和特征收入相关系数。同时文化程度的贡献率增幅也较大，1998年为21.19％，2008年增至42.61％，增加了20多个百分点。 第四，工龄特征贡献额的绝对值略有下降，从1998年的0.00805降至2008年的0.0006。分解分析表明，工龄的特征收益值和特征收入相关系数均有大幅下降，分别从0.29166和0.31414降至0.10813和0.0164。但特征基尼系数出现了大幅上升，从0.08786升至0.31024，增长了近4倍。因此，导致城镇居民的工龄特征贡献额下降的原因是特征收益值和特征收入相关系数的大幅度下降，但工龄的特征贡献率出现下降。从9.82％降至0.43％。 第五，行业特征的贡献额的绝对值有了大幅下降，从1998年的0.06212降至2008年的0.0037。伴随着数值的大幅度下降，其贡献率也出现了最大幅度的下降，从75.79％降至2.93％。降低了70多个百分点。同样的分解分析表明，行业的特征收益比重和收入相关系数均有较大幅度的降低，分别从1998年的0.76603和0.52282降至0.08324和0.1305。特征基尼系数略有上升，从0.15512升至0.34484。因此，导致行业特征贡献额绝对数下降的原因是特征收益比重和收入相关系数的下降及特征基尼系数的增加。 第六，就业性质特征对收入差别在1998年的贡献额是0.03833，占被解释差别的46.77％；2008年对收入差别的贡献额为0.0043，占被解释差别的3.37％，均出现了大幅下降，这主要是因为就业性质的特征收益比重和收入相关系数都出现了大幅下降，分别从0.5563和0.53147降至0.3301和0.1001。就业性质的特征基尼系数略有上升，从0.12966升至0.13068。 采用费景汉-拉尼斯方法对总收入差别的分解结果显示，各人口特征中，文化程度取代行业特征成为影响收入差距最大的因素，其对收入差距的解释度达到42.61％。其次影响收入差距最大的特征是职业和职务，其对收入差距的解释度达38.98％，这两个因素合计对收入差距的解释度为81.59％。 三、各项人口特征的变动对收入差别变动的解释程度 这里对收入差别的增加值作城镇居民人口特征变动量的分解分析，即进行增量的分解分析。计算公式为：
公式中r为特征的个数。具体的计算结果表明对城镇居民收入差别基尼系数的增加值的解释，通过检验的有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工龄、行业和就业性质这六个特征的变动，其解释率占总差别增加量的80.78％左右。分别考察，文化程度的变动对基尼系数增加额的贡献率最大，占被解释增加值的94.87％；行业次之，占70.43％；工龄的变动对基尼系数增加额的贡献率为20.80％，年龄的变动对基尼系数增加的贡献率最小，为8.09％。因此，可得出结论：在考察期内文化程度和性别的变动是导致收入差别扩大的最主要因素，行业和就业性质变动对基尼系数增加额的贡献率为负，说明这两个特征的变动对收入差别的扩大起到抑制作用。 四、相关对策建议 由于受教育程度、职业及职务和就业性质是影响居民收入差别最重要的特征变量，这三个特征组间差距的缩小可以在更大程度上引起收入差距的下降。因此，为缩小整体收入差距、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特提出以下建议：第一，由于人力资本已经成为影响收入差距最主要的变量，因此，合理配置教育资源，通过发展教育、保障教育公平提高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水平，进而提高其收入是缩小收入差距最重要的举措。加大对中西部和农村地区的基础教育投资力度，提高义务教育的经费保障水平，对农村和城市中的低收入群体采取补助性财政措施，使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接受同等教育，以缩小居民之间的文化水平差异。根据劳动力的需求结构，应重点发展各级各类专业技能教育与培训，提高中低收入者的知识水平、技能水平和自身素质，改变其劳动形态，提高其生产能力，使其在劳动市场上更具竞争优势。第二，为缩小职业及职务的组间差距，一要加快推进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绩效工资改革。二要提高从事农林牧渔等职业的基层劳动者的技术水平，提高其劳动生产率。第三，要缩小就业性质的组内差别。一要加强对收入水平过高的国有单位进行工资福利水平监管，尤其是对高于社会平均工资水平几倍的国有单位工资福利水平进行监管和调控，以抑制其工资福利水平的过快增长，同时，国家应当运用税收、金融、物价、计划以及法律等手段对国有经济进行宏观调控，限制超额利润。二要促进吸纳了大量就业的个体和私营经济的发展，鼓励个体私营经济从业人员不断提高自身的文化水平、科技水平和管理能力，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和科技含量，以增强其市场竞争力，并进一步提高该群体的收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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