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文学经典的建构过程及其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记论文,意义论文,过程论文,经典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司马迁的《史记》是中国文化史上的经典之作。文学经典的建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且有许多要素，如文本自身的价值、文本的传播、读者的消费与接受，等等。《史记》之所以能成为文学经典，首先在于它本身具有独特的文学价值，这是成为经典的根本和基础，尤其是《史记》中的本纪、世家、列传三种体例的叙事、写人，最能体现它的文学价值，对此学界已有较多的研究。《史记》作为文本产生以后，后代不同的读者对它产生不同的认识，而且经过不同时代的反复检验，《史记》作为文学经典逐渐被建构起来。这个建构过程中，读者始终是主体。如果借用接受美学理论来认识这个过程，那么它包括普通读者阅读欣赏《史记》的“审美效果史”、评论家对《史记》的“意义阐释史”、文学家对《史记》学习而进行创作的“经典影响史”。这些方面综合在一起，共同促进了《史记》文学经典的建构。
司马迁《史记》完成之日，正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确立之时，在当时正统思想家眼里，《史记》是叛经离道之作，是“谤书”，东汉司徒王允说：“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①魏明帝说：“司马迁以受刑之故，内怀隐切，非贬孝武，令人切齿。”②这是政治势力对经典建构的干预。同时，史学在两汉时期还没有它独立的地位，它被作为经学的附庸而列入《春秋》类中，这种文化背景也影响到《史记》文学经典的建构。再者，当时的文人学士，喜欢的是铺张扬厉、对偶工整、语言华丽的辞赋，而司马迁的《史记》则是用一种自由奔放、参差不齐的散体长短句，这就使得它的流传受到影响。司马贞《史记索隐序》称：“(《史记》)比于班书，微为古质，故汉晋名贤未知见重，所以魏文侯听古乐则唯恐卧，良有以也。”本此，《史记》的传播遇到很大阻力。直到东汉中期以后，《史记》才在社会上得到比较广泛的流传③。魏晋以降，史学摆脱了经学附庸地位，在学术领域内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史记》史学的身价得以提高。同时，文学也走上自己独立的道路，此时被学界称为“文学的自觉时代”。《南史·宋文帝本纪》：“元嘉十五年，立儒学馆于北郊，命雷次宗居之。十六年，上好儒雅，又命丹阳尹何尚之立玄学，著作左郎何承天立史学，司徒参军谢元立文学。各聚门徒，多就业者。”文学与儒学、玄学、史学并立学馆。文学自觉，使《史记》的文学价值得以展现，此期的史传和各种形式的杂传以及志人小说大都学习《史记》的写人方法。一些咏史诗也从《史记》中取材，如班固《咏史》、陶渊明《咏荆轲》、虞羲《咏霍将军北伐》等。以诗的形式歌咏历史人物，使历史人物身上具有了诗的意味，进入文学的殿堂。
汉魏六朝时期，就《史记》传播而言，司马迁的外孙杨恽是《史记》的第一个传播者④。后来，《史记》在流传中有所残缺，褚少孙又补续了某些篇章，使《史记》成为完璧。另据《汉书·艺文志》、《史通·正史篇》等资料，在班彪、班固父子之前，续写《史记》的还有冯商、卫衡等十六人。桓宽《盐铁论》、刘向《别录》已开始节引或直接引用《史记》原文，高诱用《史记》注释《吕氏春秋》、《战国策》，他们对《史记》的传播都作出了一定的贡献。魏晋以后，读《史记》的风气愈来愈浓，如《梁书·曹景宗传》说曹景宗：“颇爱史书，每读穰苴、乐毅传，辄放卷叹息曰：丈夫当如是！”《梁书·文学传》说袁峻：“抄《史记》、《汉书》，名为二十卷。”《隋书·李密传》：李密师事包恺，“受《史记》、《汉书》，励精忘倦，恺门徒皆出其下”。《晋书·孝友传》：“刘殷有七子，五子各授一经，一子授《太史公》，一子授《汉书》。一门之内，七业俱兴。北州之学，殷门为盛。”而且，据李延寿《北史·高丽传》，高丽“书有五经、三史、《三国志》、《晋阳秋》”，可见唐以前《史记》已流传异国。
《史记》流传之广，与当时文人的积极评价分不开。扬雄、班氏父子、王充、张辅、葛洪、刘勰等人都对《史记》进行了评论。例如，刘勰《文心雕龙·史传》，把《史记》列入大文学范围进行评述。萧统《文选》不收历史记载，但收录“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史论十三篇，却没有《史记》论赞，可见萧统对《史记》文学价值的认识有一定偏颇。从各家对《史记》评论看，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对司马迁叙事才能的认可。尽管当时人们对《史记》有许多不同的看法，但对司马迁的叙事有比较一致的意见。扬雄《法言·重黎》：“或曰：《周官》，曰立事；《左氏》，曰品藻；《太史迁》，曰实录。”范晔《后汉书·班彪传》班彪说司马迁：“善述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质相称，盖良史之才也。”班固《汉书·司马迁传》云：“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这些评论，肯定了司马迁的叙事才能，尤其是肯定了司马迁秉笔直书的实录精神。
第二，对《史记》“爱奇”倾向的认识。扬雄《法言·君子》：“多爱不忍，子长也。仲尼多爱，爱义也；子长多爱，爱奇也。”谯周也曾说司马迁“爱奇之甚”⑤。刘勰《文心雕龙·史传》则说《史记》有“爱奇反经之尤”。以上各家，初步认识到《史记》独特的文学审美倾向，但没有深入到“奇”的真正内涵，只认识到“奇”的表面现象，甚至把“奇”与“义”、“奇”与“经”对立看待。
第三，班氏父子提出“史公三失”问题。扬雄曾指出，司马迁“不与圣人同，是非颇谬于经”⑥，可以说看出了《史记》一书的独特之处，但带有贬义。班彪、班固继承了扬雄的观点，更明确地说司马迁有三个方面的失误：“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⑦他们的评价对后代影响很大，以至于成为整个封建社会《史记》研究的一条主线⑧。
第四，班马优劣之论。《史记》、《汉书》是汉代两部有代表性的史传著作，汉魏六朝时期，人们已经开始对它们进行比较研究了，在比较中较多地涉及文学方面。“王充著书，既甲班而乙马，张辅持论，又劣固而优迁。”⑨王充《论衡》中说班氏父子“文义浃备，纪事详赡，观者以为胜于《史记》”，着眼于“文义”和“叙事”。晋人张辅撰《班马优劣论》，认为“迁之著述，辞约而事举，叙三千年事，唯五十万言；班固叙二百年事，乃八十万言，烦省不同，不如迁一也”⑩。这是以文字的多少、叙事的详略来判断《史记》、《汉书》的优劣。范晔《后汉书·班固传》曰“迁文直而事核，固文赡而事详”，较公允地指出了两书的不同特征，也特别注重文学叙事。
入唐以后，《史记》文学经典的地位得以正式奠定。主要原因在于：
第一，从文化背景来看，由于统治者对修史的重视，史学地位的提高，尤其是“正史”地位之尊，使《史记》备受尊崇，纪传体成为修史之宗。唐代编纂的八部史书(《晋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全都采用纪传体。这是从实践上对《史记》纪传体的肯定。从文学角度看，纪传体的长处在于以人为核心组织材料，故事完整，情节生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唐代以《史记》、《汉书》、《后汉书》为“三史”，并把三史作为科举考试的一科，可以说从制度方面有力促进了《史记》的广泛传播(11)，形成了学习《史记》的良好风气，如《旧唐书·儒学传》载李元植、高子贡等精学《史记》，《新唐书·孝友传》载陆士季学习《史记》之事，等等。
第二，对《史记》文学特点的评论，加快了《史记》的文学经典化进程。司马贞、张守节、刘知几、皇甫湜等人，对司马迁易编年为纪传的创新精神作出了许多肯定性的评论。尤其是皇甫湜，旗帜鲜明地提出废除编年而弘扬纪传的主张，认为司马迁“革旧典，开新程，为纪为传为表为志，首尾具叙述，表里相发明，庶为得中，将以垂不朽”(12)。刘知几是历史上第一个广泛评论《史记》的史学理论家，他的《史通》尽管有“抑马扬班”倾向，但对《史记》的评论有许多精彩的见解，对《史记》纪传体的优点也予以肯定：“《史记》者，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此其所以为长也。”(13)尤其是对“六家”、“二体”的总结，以及对每部史传著作的总结，都显示了他独特的眼光。
第三，唐代注释《史记》是其文学经典化的重要因素，如顾柳言《史记音解》三十卷，许子孺注《史记》一百三十卷、《史记音》三卷，刘伯庄《史记音义》二十卷、《史记地名》二十卷，王元感注《史记》一百三十卷，李镇注《史记》一百三十卷，徐坚注《史记》一百三十卷，裴安时《史记纂训》二十卷等(这些注本都已散佚)，而成就最大的是司马贞的《史记索隐》与张守节的《史记正义》。这两部书和南朝刘宋年间裴骃所作的《史记集解》，被后人合称为《史记》三家注，三家注的形成是《史记》研究史上第一座里程碑。三家注从文字考证、注音释义，到注人、注事、注天文历法、山川草木、鸟兽虫鱼、典章制度等等，无所不备，成为后人阅读理解《史记》的重要参考书，对于《史记》的广泛传播具有积极意义。
第四，唐代掀起的古文运动，举起了向《史记》文章学习的旗帜，使《史记》所蕴藏的丰富的文学宝藏得到空前未有的认识和开发，这是《史记》文学经典建构的重要因素。韩愈爱好《史记》的文章，如柳宗元所说：“退之所敬者，司马迁、扬雄而已。”(14)韩愈自己在《答刘正夫书》中也说：“汉朝人莫不能文，独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扬雄之为最。”在《进学解》中说自己作文时，“上规姚姒，浑浑无涯；下逮庄骚、太史所录”。清人刘熙载说：“昌黎谓柳州文雄深雅健，似司马子长。观此评，非独可知柳州，并可知昌黎所得于子长处。”“太史公文，韩得其雄。”(15)宋代李塗《文章精义》说：“退之《圬者王承福传》，叙事议论相间，颇有太史公《伯夷传》之风。”(16)可见，韩愈文章的雄健风格来自于司马迁。柳宗元以“峻洁”称赞《史记》的总体风貌，在《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中说“太史公甚峻洁，可以出入”，在《答韦中立书》中说“参之太史以著其洁”，在《与杨凭兆书》中说“峻如马迁”，可见司马迁对柳宗元的影响。尤其是韩愈、柳宗元等人从文学实践上学习《史记》，从人物传记的类型到文章的章法结构，从创作风格到语言的运用，都向《史记》学习，奠定了《史记》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还应注意的是，唐诗中许多作品运用《史记》人物和事迹的典故，如涉及《李将军列传》的典故就有一百多篇，有的咏史诗直接取材于《史记》，如胡曾《咏史》组诗等(17)。大量的咏史诗进一步扩大了历史人物在文学领域中的影响。唐代传奇小说，在人物刻画、形式结构上学习《史记》人物传记的特点(18)。唐代类书《初学记》、《艺文类聚》等大量引用《史记》，如《艺文类聚》有一百八十多处引用《史记》的人和事。这些都说明《史记》在唐代已得到广泛的流传，并且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宋人王应麟《玉海》卷四六《唐十七家正史》云：“司马氏《史记》有裴骃、徐广、邹诞生、许子孺、刘伯庄之音解。……《史记》之学，则有王元感、徐坚、李镇、陈伯宣、韩琬、司马贞、刘伯庄、张守节、窦群、裴安时。”称“史记学”为《史记》之学，并认为形成于唐代，基本符合事实。
宋元时期，《史记》文学经典的建构步入一个新的阶段。宋代由于统治者对修史的重视，加之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刊刻印行《史记》较为普遍(19)，为人们研读《史记》提供了方便。而且，科举考试也促进了《史记》的广泛流传。据《玉海》卷四九引《两朝志》：“国初承唐旧制，以《史记》、两《汉书》为三史，列于科举。有患传写多误，雍熙中，始诏三馆校定摹印。”这种文化背景对于《史记》的广泛传播起了促进作用(20)。
宋代文学家也注重学习《史记》的作文之法，这是“经典影响史”的具体体现。欧阳修、曾巩、王安石、“三苏”等人都是宋代古文大家，他们继承唐代古文运动的传统，提倡学习《史记》，并身体力行，取得了可喜成果，《史记》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有了进一步提高。欧阳修作为文坛领袖，其创作深受《史记》影响。如他编纂的《新五代史》，学习《史记》纪传体写人艺术，成就突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曰：“褒贬祖《春秋》，故义例谨严；叙述祖《史记》，故文章高简。”(21)而其大量的杂传作品，在艺术上也颇得《史记》精髓(22)。
宋代始开评论《史记》之风气，或论史事，或评人物，或谈文章，有褒有贬，不宗一派。大部分学者对《史记》持肯定态度。尤其注意用“通”的思想认识历史、认识《史记》，如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郑樵的《通志》。郑樵对《史记》甚为推崇，在《通志·总序》中称《史记》为“六经之后，惟有此作”，指出司马迁的重大贡献在于“通”，这是第一个在理论上从“通”的角度评论《史记》的人。黄震的《黄氏日钞·史记》、叶适的《习学记言·史记》也都是评论《史记》的重要著作。就文学评论而言，宋人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两个新的重要课题：
其一，苏洵首先发明司马迁写人叙事的“互见法”，其中“本传晦之，而他传发之”(23)，就是《史记》的互见法。这个发现，开拓了《史记》文学研究新领域，为人们进一步认识《史记》的写人叙事、褒贬色彩提供了新的思路。
其二，苏辙、马存认为，司马迁壮游天下的阅历对他性情的陶冶、文章风格的形成产生极大的影响，这是知人论世的剀切之言。苏辙《上枢密韩太尉书》认为，“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24)。《史记》奔放而浩漫、停蓄而渊深、妍媚而蔚纡、感愤而伤激、雄勇猛健、斩绝峻拔、典重温雅等文章风格都与司马迁的经历密切相关。把司马迁的经历与《史记》文章风格联系在一起的评论方法和观点，也是《史记》文学评论中一个新的亮点。其他一些评论也能切中要害，如李塗《文章精义》评《项羽本纪》：“史迁项籍传最好，立义帝以后一日气魄一日；杀义帝以后，一日衰飒一日，是一篇大纲领。至其笔力驰骤处，有喑噁叱咤之风。”(25)类似的评论已经特别注意从文学角度认识《史记》了。
本时期的评论，还把汉魏六朝时期提出的“班马优劣”问题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苏洵、郑樵、朱熹、叶适、黄履翁、洪迈、王若虚等人都发表过评论，各种看法都有。郑樵《通志·总序》扬马抑班：“自《春秋》之后，惟《史记》擅制作之规模，不幸班固非其人，遂失会通之旨，司马氏之门户自此衰矣。班固者，浮华之士也，全无学术，专事剽窃……”明显扬马抑班。而王若虚《史记辨惑》却扬班抑马：“迁记事疏略而剩语甚多，固记事详备而删削精当，然则迁似简而实繁，固似繁而实简也。”在宋代，出现了倪思、刘辰翁《班马异同评》、娄机《班马字类》这样的专门著作，使这一问题的研究向前推进一步。《汉书》中有四篇纪、六篇表、三篇书、四十篇传根据《史记》改写而成，倪思的《班马异同》将这些篇目逐字逐句加以比较，让读者看到班固是怎样修改《史记》的。在此基础上，刘辰翁又加以评点，从中分析优劣，并且对《史记》的文法有专门的品评，如评《项羽本纪》：“叙楚汉会鸿门事，历历如目睹，无毫发渗漉，非十分笔力，模写不出。”可以说，《班马异同评》是较早把《史记》当作艺术品进行鉴赏的，许多结论也较为公允，其研究方法也颇有独特之处。
以《班马异同评》为代表，可以说是评论家细读文本的开始。这种特点，也体现在古文选本对《史记》作品的选择和点评，如真德秀《文章正宗》选择《史记》叙事、议论的作品五十四篇(段)作为散文的典范，这种做法对明清古文选本有一定影响。
由于时代的局限，本时期对司马迁和《史记》也有进行批评和指责的。如苏轼评说司马迁：“吾尝以为迁有大罪二，其先黄老，后六经，退处士，进奸雄，盖其小小者耳。所谓大罪二，则论商鞅、桑弘羊之功也。……秦之所以富强者，孝公务本力穑之效，非鞅流血刻骨之功也。而秦之所以见疾于民，如豹虎毒药，一夫作难而子孙无遗种，则鞅实使之。至于桑弘羊，斗筲之材，穿窬之智，无足言者。”(26)对司马迁《史记》人物选择进行指责。王若虚撰《史记辨惑》分采摭失误、取舍不当、议论不当、文势不相承接、姓名冗复、字语冗复、重叠载事、疑误、用虚字多不安、杂辨十类，对《史记》的取材、立论、体例、文字等方面的失误，广为疑惑，并略作辨证，多有偏激之辞。尽管这些评论着眼点不在文学，但实际上仍与文学有关，尤其是人物选择、材料选择、文势字句等方面，都是文学的重要体现。
元代在《史记》文学经典建构方面有两大成就。一是刊刻《史记》和评论《史记》，如彭寅翁刊刻的《史记集解索隐正义》，在《史记》版本史上具有重要意义(27)。评论方面继承前代并有所发展，如刘因、马端陵、王恽等人肯定司马迁的史才和创造新体例之功。二是在于把《史记》中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搬上戏剧舞台，进行广泛的传播。元代是中国戏曲成熟的黄金时期，许多戏剧的剧目取材于《史记》，仅据傅惜华《元代杂剧全目》所载就有一百八十多种，如《渑池会》、《追韩信》、《霸王别姬》、《田单复齐》等，这些剧目的流传，反过来又扩大了《史记》的影响。这是前代所没有的成就，这是《史记》文学经典化的重要途径，接受的群体进一步扩大，《史记》不再局限于高雅的文士之中，普通大众可以通过戏曲认识《史记》，元代的这一成就是值得肯定的。
明代前期，由于文化上实行高压政策，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因而学术空疏。中叶以后，文化思想方面发生重要变化，出现了以王艮为代表的“王学左派”，他们发展了王守仁哲学中的反道学的积极因素，富有叛逆精神，在思想文化界引起震动，产生了积极影响，文化学术也出现了新的局面，《史记》文学经典化随之进一步加强。
明代由于印刷技术的提高，给刻印《史记》提供了有利条件，明代刻印《史记》达二十多种，如南北两监本、北京都察院本、陕西及山西两布政司本、苏州府本、徽州府本、福州府学本、秦定王朱惟焯翻刻宋建安黄善夫本、丰城游明翻雕元中统本、震泽王延喆本、凌稚隆《史记评林》本，等等(28)，对于推动《史记》研究起了积极的作用。尤其是套版印刷的兴起，给评点《史记》提供了方便。万历四十八年闵振业等人辑刻的《史记钞》九十一卷，套版印刷技术已到非常精湛的地步了，陈继儒《史记钞》序文云：“自冯道、毋昭裔为宰相，一变而为雕版，布衣毕昇再变而为活版，闵氏三变而为朱评，书日富亦日精。吴兴朱评书既出，无问贫富好丑，垂涎购之，然不过一二卷或数卷而止；若《史记》卷帙既重，而品骘尤真。”把套版印刷的意义与冯道推行印儒经、毕昇发明活字印刷相提并论。另外如凌森美刻印《史记纂》二十四卷，也是套版印刷《史记》方面的重要著作。
文学复古运动的出现，使得《史记》文学经典的建构更加突出。如前后七子李梦阳、何景明等人，“文称左、迁，赋尚屈、宋，诗古体尚汉、魏，近律则法李、杜”(29)；“文自西京，诗自中唐而下，一切吐弃，操觚谈艺之士翕然宗之”(30)。《史记》成为他们效法、学习的榜样。唐宋派代表人物唐顺之、归有光、茅坤、王慎中等人，也对《史记》推崇备至，并且都评点或评钞过《史记》。方苞《书归震川文集后》说归有光：“其气韵盖得之子长，故能取法于欧、曾而少更其形貌耳。”(31)文学家对《史记》的学习促进了经典传记的流传。
宋代形成的文本细读、评点风气，到明代达到兴盛阶段。除综合性评论外，大部分是逐篇评点批注，即“评点”、“评钞”，这种著作在明代多达三十余种，如杨慎的《史记题评》、唐顺之的《荆川先生精选批点史记》、何孟春的《史记评钞》、王慎中《史记评钞》、董份的《史记评钞》、钟惺的《钟敬伯评史记》等，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茅坤的《史记钞》和归有光的《归震川评点史记》。随着各种评点的出现，辑评工作应运而生。《史记评林》搜集整理历代百余家的评论，汇为一编，给研究者提供了便利，茅坤在序中称之为“渡海之筏”。当然，凌氏除了集各家之说外，许多地方还有自己的评论，且能启人耳目。后来，明代的李光缙在《评林》基础上进行了增补，使该书更加完备。另外，朱东观《史记集评》，葛鼎、金蟠《史记汇评》，陈子龙、徐孚远《史记测义》也进行了辑评工作，且大都着眼于文学方面，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资料。总的来看，明代《史记》文学评论的主要成就有：
传统评论课题的进一步发展。汉魏以来的评论，或评司马迁的史才，或评历史人物，或评历史事实，或评编纂思想与体例，或评文学手法，在明代继续得以发展。评论中涉及许多传统课题，但有新的进展。如班马异同问题，许相卿《史汉方驾》一书，是对宋代《班马异同评》著作的发展，从文字比较中分析《史记》、《汉书》的特点。在具体评论中，各有不同看法，如凌约言说：“子长之文豪，如老将用兵，纵骋不可羁，而自中于律；孟坚之文整，方之武事，其游奇布列不爽尺寸，而部勒雍容可观，殆有儒将之风焉。”(32)认为两人各有风格。茅坤《刻汉书评林序》认为：“《史记》以风神胜，而《汉书》以矩矱胜。惟其以风神胜，故其遒逸疏宕如餐霞，如啮雪，往往自眉睫之所及，而指次心思之所不及，令人读之，解颐不已；惟其以矩矱胜，故其规划布置，如绳引，如斧
，亦往往于其复乱庞杂之间，而有以极其首尾节奏之密，令人读之，鲜不濯筋而洞髓者。”而在《史记钞·序》说《史记》“指次古今，出风入骚，譬之韩、白提兵而战山河之间，当其壁垒部曲，旌旗钲鼓，左提右挈，中权后劲，起伏翱翔，倏忽变化，若一夫舞剑于曲旃之上，而无不如意者，西京以来，千古绝调也。即如班掾《汉书》，严密过之，而所当疏宕遒逸，令人读之，杳然神游于云幢羽衣之间，所可望而不可挹者，予窃疑班掾犹不能登其堂而洞其窍也，而况其下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一三评《史记》、《汉书》的长短：“子长叙事喜驰骋，故其词芜蔓者多，谓繁于孟坚可也，然而胜孟坚者，以其驰骋也。孟坚叙事尚剪裁，故其词芜蔓者寡，谓简于子长可也，然而逊于子长者，以其剪裁也。执前说可与概诸史之是非，通后说可与较二史之优劣。”可见，明代在班马异同问题上表现出一定的矛盾性。
明代对于《史记》的创作目的、审美价值、刻画人物形象的方法、多样化的艺术风格等都进行了有益的探索(33)。如对于《史记》文章的审美价值，许多评论注意到它叙事的简练、褒贬倾向的寄寓、多变的手法。凌约言说：“太史公叙事，每一人一事，自成一片境界。”(34)茅坤《史记钞》卷首《读史记法》：“于中欲损益一句一字处，便如于匹练中抽一缕，自难下手。”王维桢评《史记》笔法说：“或由本以之末，或操末以续颠，或繁条而约言，或一传而数事，或从中变，或自旁入。意到笔随，思余语止。”(35)对于《史记》刻画人物的成就，茅坤《史记钞》卷首《读史记法》从个性化角度总体上分析了《史记》中的历史人物形象，指出：“言人人殊，各得其解，譬如善写生者，春华秋卉，并中神理矣。”并且用“太史公所得之悲歌慷慨者尤多”、“文多感”、“太史公所慨于心者”指明太史公写人物时充满着强烈的感情。茅坤特别说到读《史记》的效果：“读游侠传即欲轻生，读屈原、贾谊传即欲流涕，读庄周、鲁仲连传即欲遗世，读李广传即欲力斗，读石建传即欲俯躬，读信陵、平原君传即欲好士。”李贽说：“《史记》者，迁发愤之所为也，其不为后世是非而作也，明矣。其为一人之独见也者，信非班氏之所能窥也欤。”(36)视《史记》为发愤之作，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对于《史记》的艺术风格，方孝孺《与舒君》一文认为，《史记》之文，“如决江河而注之海，不劳余力，顺流直趋，终焉万里。势之所触，裂山转石，襄陵荡壑，鼓之如雷霆，蒸之如烟云，澄之如太空，攒之如绮縠，回旋曲折，抑扬喷伏，而不见艰难辛苦之态，必至于极而后止”(37)。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中用“衍而虚”、“畅而杂”、“雄而肆”、“宏而壮”、“核而详”、“婉而多风”、“精严而工笃、磊落而多感慨”等概括《史记》的多种风格。屠隆评《史记》艺术风格：“贾马之文，疏朗豪宕，雄健隽古，其苍雅也如公孤大臣，庞眉华美，峨冠大带，鹄立殿庭之上，而非若山夫野老之翛然清枯也；其葩艳也如王公后妃，珠冠绣服，华轩翠羽，光采射人，而非若妖姬艳倡之翩翩轻妙也。”(38)在具体篇目评点时，他们都看到了《史记》文章多样化的风格。
明代小说的繁荣，使得人们对《史记》的文学认识也开辟了新的角度，探讨《史记》与小说的关系，这是前所未有的新成就。天都外臣《水浒传序》把《史记》与《水浒传》从精神到艺术都进行了比较，甚至把《水浒传》中“警策”之处与《史记》的“最犀利者”相提并论，认为有相同之处。李贽不仅指出《史记》是发愤之作，而且在容与堂刊百回本《忠义水浒传序》中也说：“太史公曰：《说难》、《孤愤》，圣贤发愤之所作……《水浒传》，发愤之所作也。”把《水浒传》看作与《史记》一样是发愤之作。金圣叹虽然没有留下一部完整的《史记》评本，但在他评点的《才子古文》中保存了他评选的《史记》序赞九十余篇，而且在《水浒传》和《西厢记》评点中多处涉及《史记》，对《史记》的发愤之作有充分的认识，对《史记》的艺术手法也多有赞扬，尤其是对《史记》与小说关系的认识在当时是独树一帜的。他用读《水浒传》的方法读《史记》，又用读《史记》的方法读《水浒传》，令人耳目一新。他在《水浒传序一》、《水浒传序三》，乃至于整个《水浒传》的回评、夹评中常常把二者相提并论，如第三十四回回评：“读清风寨起行一节，要看他将车数、马数、人数通记一遍，分调一遍，分明是一段《史记》。”这些评论，为后代进一步认识《史记》与小说的关系问题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明代的古文选本，如陈仁锡《先秦两汉文脍》、《古文奇赏》，冯有翼《秦汉文钞》等，都对《史记》作品有收录和点评，这是宋代以来古文选本、古文学习的进一步发展，也从一个侧面加强了《史记》文学经典的建构。
清代是《史记》文学经典化的高峰期。从文化背景来说，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统治者为了加强修史工作，钦定前代的二十四部史书为正史，《史记》是“二十四史”之首。并且编纂《四库全书》时放在史部最前面。这种做法，虽是着眼于历史，但同样对《史记》的文学经典化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使《史记》在更广的范围传播。第二，由于统治者实行高压政策，屡兴文字狱，文人学者只好埋头于古籍之中，以免遭祸，于是，考证、细读点评《史记》蔚然成风。由于这样的文化背景，《史记》得到各方面的重视。据统计，清代研究《史记》并有文章著作的学者达三百多人，著作如储欣《史记选》、何焯《读史记》、王鸣盛《史记商榷》、赵翼《史记札记》、王念孙《史记札记》、吴见思《史记论文》、王治抓《史记榷参》、方苞《史记注补正》、王又朴《史记七篇读法》、汤谐《史记半解》、牛运震《史记评注》、邱逢年《史记阐要》、丁晏《史记余论》、林伯桐《史记蠡测》、梁玉绳《史记志疑》、张文虎《校勘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郭嵩焘《史记札记》、李慈铭《史记札记》、尚镕《史记辨证》等，都是颇有特色的著作，其他如顾炎武《日知录》、李晚芳《读史管见》、刘大櫆《论文偶记》、章学诚《文史通义》、刘熙载《艺概》等，也对《史记》发表了许多值得重视的评论。考证姑且不说，就文学评论而言，也颇有特点。许多学者是考中有评，如章学诚《文史通义》虽不是专门评论《史记》的著作，但其中多处涉及对《史记》的评论，且有创新意义，如他认为：“《骚》与《史》，千古之至文也；其文之所以至者，皆抗怀于三代之英，而经纬乎天人之际者也。”(39)赵翼说：“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序帝王，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志人物”，“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40)。顾炎武在《日知录》卷二六中曾赞叹说：“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于序事之中既然见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平准书》末载卜式语，《王翦传》末载客语，《荆轲传》末载鲁勾践语，《晁错传》末载邓公与景帝语，《武安侯田蚡列传》末载武帝语，皆史家于序事中寓论断法也。”顾炎武的评论，提出一个重要话题，即《史记》“寓论断于叙事之中”，作者把自己的思想、感情寄寓在字里行间(41)。
清人《史记》文学评论的问题十分广泛，许多见解十分精辟。如《史记》中的“太史公曰”，前代对此评论不一，清人对此却十分重视，牛运震《史记评注》卷一说：“太史公论赞，或隐括全篇，或偏举一事，或考诸涉历所亲见，或征诸典记所参合，或于类传之中摘一人以例其余，或于正传之外摭轶事以补其漏，皆有深义远神，诚为千古绝笔。”牛氏的评论，对“太史公曰”的作用进行了精辟的概括。又如班马异同问题，前代对此多有评论，清代进一步发展。杨于果《史汉笺论》、杨琪光《史汉求是》是两部专门研究马、班异同的著作。蒋中和、徐乾学、沈德潜、浦起龙、邱逢年等都有专文论述，其他如钱谦益、顾炎武、牛运震、王鸣盛、赵翼、章学诚等也有一定的评说。涉及马班思想比较、文字比较、体例比较、风格比较等方面。有宏观，有微观。钱谦益说：“读马班之书，辨论其同异，当知其大段落、大关键，来龙何处，结局何处，手中有手，眼中有眼，一字一句，龙脉历然。又当知太史公所以上下五千年纵横独绝者何处，班孟坚所以整齐《史记》之文而瞠乎其后不可及者又在何处。”(42)提出辨别马班异同的关键所在。浦起龙《班马异同》指出两书“体制不同”、“格力不同”、“意致不同”等，“然固之书，实有未及迁者”(43)。邱逢年《史记阐要·班马优劣》说：“故夫甲班乙马，与夫甲马乙班之已甚，皆非平心之论也。然则二史无所为优劣乎？又非是。分而观之，各有得失之互见，合而观之，量其得失之多少，吾知其得之多者必在马，失之多者必在班。”指出两人的不同特点，但总体上还是认为《史记》高于《汉书》。章学诚《文史通义·书教下》的评论可以说是最为精彩的：“马则近于圆而神，班则近于方以智”，“迁书通变化，而班氏守绳墨”。对两人的不同特点进行了高度概括，至今仍具有权威性。再如《史记》与小说关系问题，明代提出这一问题，清代进一步探讨，主要是一些小说理论家的认识。如戚蓼生《红楼梦序》说《红楼梦》“殆稗官野史中之盲左、腐迁”，看出《红楼梦》与《左传》、《史记》在艺术上有相似之处。冯镇峦《读聊斋杂说》：“《聊斋》以传记体叙小说之事，仿《史》、《汉》遗法。”何彤文《注聊斋志异序》：“《聊斋》胎息《史》、《汉》，浸淫魏晋六朝……至其每篇后异史氏曰一段，则直与太史公列传神与古会，登其堂而入其室。”看出《聊斋志异》与《史记》的关系。樵余《水浒后传论略》：“有一人一传者，有一人附见数传者，有数人并见一传者，映带有情，转折不测，深得太史公笔法。”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金瓶梅》是一部《史记》。然而《史记》有独传，有合传，却是分开做的。《金瓶梅》却是一百回共成一传，而千百人总合一传，内却有断断续续、各人自有一传。固知作《金瓶梅》者，必能作《史记》也。”“《金瓶梅》到底有一种愤懑的气象，然则《金瓶梅》断断是龙门(按：指司马迁)再世。”毛宗岗评《三国演义》第四十一回张飞大闹长坂坡：“予尝读《史记》，至项羽垓下一战，写项羽，写虞姬，写楚歌，写九里山，写八千子弟，写韩信调兵，写众将十面埋伏，写乌江自刎，以为文章纪事之妙莫有奇于此者，及见《三国》当阳长坡之文，不觉叹龙门之复生也。”这些评论，是对明代《史记》与小说关系认识的进一步发展。
清人对《史记》文学成就进行了多方面的评述。如桐城派代表人物方苞用“义法”论《史记》，他在《又书货殖传后》中说：“《春秋》之制义法，自太史公发之，而后之深于文者亦具焉。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在《古文约选序例》中又说：“义法最精者莫如《左传》、《史记》。”刘大櫆《论文偶记》中用“奇”、“高”、“大”、“疏”、“远”、“变”来概括《史记》文章的特点。除桐城派外，许多学者对司马迁变化多端的叙事、高超的写人艺术等进行评论。刘熙载说：“《史记》叙事，文外无穷，虽一溪一壑，皆与长江大河相若。”(44)汤谐说：“《史记》之文，一篇自有一法，或一篇兼具数法。烟云缭绕处，几于勺水不漏，而寄托遥深，迷离变幻，使人莫可端倪。一片惨澹经营之意匠，皆藏于浑浑沦沦浩浩落落之中，所以为微密之至，而其貌反似阔疏也。”(45)李晚芳《史记管见》、吴见思《史记论文》、牛运震《史记评注》等，都在评论《史记》艺术美方面作出了成就。如李晚芳《读史管见》评《项羽本纪》：“羽纪字字是写霸王气概，电掣雷轰，万夫辟易，大者如会稽斩守、巨鹿破秦、鸿门会沛公、睢水围汉王三匝；小者浙江观秦皇、广武叱楼烦、垓下叱赤泉侯、斩将刈旗，至死犹不失本色。或正写，或旁写，处处活现出一拔山盖世之雄，笔力直透纸背，真是色色可人。”可见《史记》写人艺术的高超。吴见思评《高祖本纪》：“高祖开创之时，事务极多，多则便难抟捖矣。看他东穿西插，纵横不乱，如绣错，如花分，突起忽往，络绎不绝，如马迹，如蛛丝。或一齐乱起，如野火，如骤雨；或一段独下，如澄波，如皓月。万余字组成一片，非有神力，安能辨此。”将《高祖本纪》叙事特征揭示无余。牛运震《史记评注》评《魏公子列传》：“太史公出力写魏公子，善于旁处衬托，虚处描摹，复处萦绕，情致有余而光景如生，真佳传也。”评《酷吏列传赞》：“赞语与列传意义各别，列传多深疾酷吏之词，满腹痛愤；赞语即摘酷吏之长，以为节取，此褒贬之互见，而抑扬之并出者也。”评《廉颇蔺相如列传》中“完璧归赵”一节中的“璧”字：“一璧耳，变出易璧、奉璧、完璧、授璧、得璧、求璧、取璧、持璧、破璧、送璧、归璧、留璧，字虽非经意，却有多少生情处。”孙琮《山晓阁史记选》选《史记》作品一百零五篇，许多评点着眼于文学手法，在评论方面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清代由于评点《史记》的人愈来愈多，辑评工作继续发展。其中有代表性的如程余庆的《史记集说》，继承了《史记评林》的传统，但所集大都是《评林》后如徐与乔、方苞、吴见思、牛运震等人之说，亦往往间有程氏之自评(46)。邵晋涵《史记辑评》收录《史记》九十五篇作品的评点，亦间以己意，如评《蒙恬列传赞》说：“轻百姓力易见也，阿意兴功难见也，深文定案，使贤者不能以才与功自解罪，此史家眼力高处。”这些辑评著作，大都偏重于文学方面，对《史记》文学经典的建构具有积极意义。
清代许多古文选本都收录《史记》作品并予以评论。如吴调侯、吴楚材《古文观止》收十四篇，姚鼐《古文辞类纂》收七篇，《古文渊鉴》收十四篇，浦起龙《古文眉诠》收四十四篇，汪基《古文喈凤新编》收八篇，林云铭《古文析义》初编、二编共收三十六篇，蔡世远《古文雅正》收十篇，李光地《古文精藻》收五篇，等等。这些评论基本以文学为主，也很有见地，如《古文观止》评《项羽本纪》的“太史公曰”：“前后‘兴’、‘亡’二字相照，‘三年’、‘五年’，并见兴亡之速，俱关键。‘过矣’、‘谬哉’，唤应绝韵。一赞中，五层转折，唱叹不穷，而一纪之神情已尽。”颇能抓住《史记》文章的要害进行评点。
总之，清代的《史记》文学评论、评点，主要涉及叙事和写人两大方面。叙事而言，评论者说《史记》有整叙、散叙、虚叙、实叙、单叙、双叙、分叙、合叙、插叙、补叙、夹叙夹议、以议代叙、以叙为议、即事以寓情、寓论断于叙事等多种手法。就写人而言，评论者谓《史记》有正面写人、侧面写人、大处写人、细处写人等方法。
近现代以来，学者们一方面沿袭“乾嘉之学”，在校勘、考证、训诂意义、评注诸个方面用力较勤，另一方面此时的史学界正经历着一场翻天覆地的变化，梁启超提倡“史界革命”，顾颉刚等形成“古史辨学派”，都对传统史学进行了批判。梁启超主张来一场彻底的革命，以新史学代替旧史学。顾颉刚等“古史辨学派”，以“疑古”为旗帜，以考辨古史资料为职志，大胆疑古辨伪，认为先秦史书多不可信，或不可尽信，特别是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张扬了理性的怀疑精神。
与史学的怀疑之风不同，《史记》文学经典的建构却进一步加强，人们对《史记》的文学成就仍予以极大关注。吴汝纶《点勘史记读本》、曾国藩《求阙斋读书录》、庄适《史记选》、魏元旷《史记达旨》、李笠《史记订补》、杨启高《史记通论》、刘咸炘《太史公书知意》、齐树楷《史记意》、李景星《史记评议》、靳德峻《史记释例》、郑鹤声《史汉研究》、施章《史记新论》、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等，都是有影响的著作。其他如章炳麟、梁启超、王国维、顾颉刚、鲁迅、范文澜、吕思勉、余嘉锡、罗根泽、郭沫若、翦伯赞、周谷城、郑振铎等著名学者，在自己的著作中程度不同地论述了《史记》的文学价值。
此期关于《史记》文学的总体评价，在前人基础上取得了一定的新认识。多数学者认为，司马迁创作《史记》，是对中华民族三千年历史文化的全面系统清理总结，其气魄之宏伟，识力之超人，态度之严谨，罕有其匹。除整体上充分评价《史记》的价值之外，在一些具体问题的认识上，也比前人有了进步。就纪传体体例而言，梁启超的《要籍解题及其读法》认为《史记》体例的意义有四个方面：第一，以人物为中心写史；第二，具有历史的整体观念；第三，组织之复杂及其联络，五体之间互相调和、互保联络；第四，叙列之扼要而美妙。蔡尚思《中国历史新研究法》列举《史记》纪传体所包含的编年体、纪事本末体、政书体、史评体、史论体等七个方面的内容，认为《史记》体例包罗万象，是“纵通”的通古史，又是“横通”的社会史。他们不仅充分肯定了《史记》创造纪传体通史这一贡献，而且初步挖掘了《史记》体例的丰富内涵及其五体结构在社会史等角度上的结构意义。关于《史记》的成因，徐浩、杨启高、李长之等从司马谈遗命，司马迁壮游各地，李陵之祸影响，司马迁个人素质，汉代大一统的时代背景各个方面进行考察，比前代更为周全细致。林纾是桐城派最后一位代表人物，他在《春觉斋论文》中，对《史记》文章情韵之美的分析，对司马迁委曲逼真地描绘人情世态的分析，对重要篇章“筋脉”、“风趣”、“收笔”艺术的分析，都颇有新意。李景星的《史记评议》，在继承前代评点成就基础上，重点从文学方面分析《史记》的文章结构、写人艺术等，颇有特色，如评《李斯列传》：“行文以五叹为筋节……‘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云云，是其未遇时而叹不得富贵也；‘李斯喟然而叹曰嗟乎’云云，是其志满时而叹物极将衰也；‘斯乃仰天而叹，垂泪大息曰’云云，是已坠赵高计中不能自主而叹也；‘仰天而叹曰嗟乎悲夫’云云，是已居囹圄之中不胜怨悔而叹也；‘顾谓其中子曰’云云，是临死时无可奈何，以不叹为叹也，以上所谓‘五叹’也。”评《魏其武安侯列传》：“以魏其武安为经，以灌夫为纬，以窦王两太后为眼目，以宾客为线索，以梁王、淮南王、条侯……许多人为点染，以鬼报为收束，分合联络，错综周密，使恩怨相结，权势相倾，杯酒相争，情形宛然在目。”类似评论非常精彩。而像《史记》文章风格，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一书可以说是第一部系统研究《史记》文章风格的著作，认为司马迁人格和《史记》的风格是一事，那就是浪漫的自然主义精神。作者对《史记》的美学风格也进行了细致分析，并探讨了《史记》的史诗特征、《史记》与中国小说戏剧的关系、《史记》的讽刺艺术等问题。
此时，各种版本的《史记》相继出现，如影印殿本、国学基本丛书本、万有文库本、四部备要本等，还有胡怀琛《史记选注》、高步瀛《史记举要》等通俗本的出现，为广泛传播《史记》起了积极作用。梁启超《要籍解题及其读法》、《中学作文教学法》等对《史记》读法的论述、指导，也有积极的意义。梁启超在《史记》一百三十篇中独具慧眼挑出“十大名篇”。他认为《史记》中《项羽本纪》、《信陵君列传》、《廉颇蔺相如列传》、《鲁仲连邹阳列传》、《淮阴侯列传》、《魏其武安侯列传》、《李将军列传》、《匈奴列传》、《货殖列传》、《太史公自序》等十篇“皆肃括宏深，实叙事文永远之标范”(47)。
此期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文学史》著作的编纂。如林传甲《中国文学史》，作者用大文学史观念认识文学，其中“史汉三国四史文体”题目下，对《史记》格外重视，“《史记》为经天纬地之文、《史记》通六经自成一家之文体、《史记》本纪世家文体之辨、《史记》世家列传文体之辨、《史记》十表创统计学之文体、《史记》列传文体之奇特、褚少孙裴骃司马贞张守节诸家增补《史记》文体、归震川评点《史记》之文体”等，全面论述《史记》的价值，尤其是文学价值。鲁迅《汉文学史纲要》高度评价《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既是史学评价，也是文学评价。此期其他文学史著作，如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1932)、陆侃如和冯沅君《中国文学史简编》(1932)、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1941)、谭丕模《中国文学史纲》、林庚《中国文学史》(1947)等，都程度不同地对《史记》文学成就进行论述。把《史记》列入中国文学史，这是《史记》文学经典建构的重要途径。《史记》通过各种不同形式、不同时期、不同作者的文学史论述，名正言顺地成为中国文学的经典著作，其文学地位更加稳固。
《史记》文学经典的建构，从汉代起步，到近现AI写作入中国文学史，走过了漫长的道路。经过不同时代的读者认可，其经典榜样已经树立。到20世纪后期，对《史记》文学特征的认识更加丰富，更加深入(48)，而且随着中外文化交流，《史记》在海外的影响也日益广泛。从《史记》文学经典的建构过程可以看出，《史记》文学经典的建构是与其史学经典的建构密切相关，起步阶段比较艰难，唐代以后，其文学价值逐渐得到挖掘和普遍认可，愈来愈受到人们的重视。文学经典的建构过程与史学经典的建构过程基本一致，但由于是文学家视域中的《史记》，所以又与史学的经典建构有不同之处。经典建构过程是与社会政治、文化背景等有密切关系，如唐宋古文运动、明代复古运动等。经典建构过程也是多元化的，从建构方式说，有直接的，有间接的；有明显的，有隐蔽的。从体裁说，传记、散文、小说、戏剧、诗歌等不同的文体都从《史记》中汲取营养，又促进《史记》进入这些文学家园之中。从建构的读者层次来说，既有文学家的学习、评论家的引导、文选家的传播，也有普通百姓的欣赏与接受。经过不同时代，不同读者对《史记》的消费与接受，《史记》的文学经典地位得以建构，并愈来愈稳固。
《史记》文学经典建构的意义首先在于扩大了《史记》的文化价值。随着《史记》文学经典的建构，受众面不断扩大，不仅雅文化、主流文化学习它，视之为经典，而且俗文化也从中吸收许多有用的东西，在民间有较大的影响，一些说唱作品、戏曲、小说等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学习《史记》。史学著作被文学化，而且成为文学经典，这并不影响《史记》的史学价值。从某种意义来说，反而促进了《史记》的史学经典化。因为《史记》不是纯文学，它与历史密切联系，它的文学表现受历史真实的限制，如同“戴着镣铐跳舞”。所以，在历史真实的前提下，把《史记》纳入文学领域，更显示了《史记》多方面的价值。
《史记》文学经典建构的意义还在于促进了中国文学的发展。从经典影响史来说，中国文学中的传记、散文、小说、戏曲乃至于诗歌等文体，都受《史记》的影响，有些甚至直接取材于《史记》。正如李景星《史记评议序》所说：“由《史记》以上，为经为传诸子百家，流传虽多，要皆于《史记》括之；由《史记》以下，无论官私记载，其体例之常变，文法之正奇，千变万化，难以悉述，要皆于《史记》启之。”如果从文学主题说，《游侠列传》、《刺客列传》所引发的侠客文学，《伍子胥列传》为代表的复仇文学，《屈原列传》所表现的忠奸斗争，《司马相如列传》描写的才子佳人故事，《秦始皇本纪》、《吕太后本纪》所展现的宫闱秘史、宫廷斗争，《伯夷列传》所引发的隐士文学，以及大量描写战争的作品所展现的军事文学，等等，都显示了《史记》文学经典的影响力。
《史记》文学经典建构的意义还在于使有价值的历史人物走向永恒的时间和无穷的空间。“子长同叙智者，子房有子房风姿，陈平有陈平风姿。同叙勇者，廉颇有廉颇面目，樊哙有樊哙面目。同叙刺客，豫让之与专诸，聂政之与荆轲，才出一语，乃觉口气各不相同。高祖本纪，见宽仁之气动于纸上；项羽本纪，觉喑噁叱咤来薄人。”(49)司马迁把死的人物变成活的生命体，随着文学经典化过程，《史记》中所描绘的人物不只是历史人物，也成为文学典型，具有永久的艺术魅力。
注释：
①《后汉书·蔡邕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006页。
②《三国志·王肃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18页。
③据陈直先生《太史公书名考》一文考证，《史记》原名《太史公书》，称《史记》开始于东汉桓帝之时(《文史哲》1956年第6期)。清人梁玉绳《史记志疑》云：“取古‘史记’之名以命迁书，尊之也。”(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489页)书名的变化表示人们对《史记》的尊崇，也说明此期《史记》的传播较为广泛。
④《汉书·司马迁传》：“迁死之后，其书稍出。宣帝时，迁外孙平通侯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737页)
⑤《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司马贞《索隐》引，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346页。
⑥《汉书·扬雄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580页。
⑦《汉书·司马迁传》，第2737—2738页。
⑧鹿谞慧《试论封建社会史记研究的主线》，《学术月刊》1986年第1期。
⑨浦起龙《史通通释》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204页。
⑩《晋书·张辅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640页。
(11)中唐时期殷侑《请试史学奏》云：“历代史书，皆记当时善恶，系以褒贬，垂谕劝戒。其司马迁《史记》，班固、范蔚宗两《汉书》，旨义详明，惩恶劝善，亚于六经，堪为代教。伏惟国朝故事，国子学有文史直者，宏文馆宏文生并试以《史记》、两《汉书》、《三国志》。又有一史科，近日已来，史学都废。……伏请量前件吏科，每史问大义一百条、策三道，义通七、策通二以上为及第。能通一史者，白身请同五经一传例处分。其有出身及前资官应者，请同学究一经例处分。其有出身及前资官，稍优与处分。其三史皆通者，请录奏闻，特加奖擢。仍请班下两都国子监，任生徒习。”(《全唐文》卷七五七，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7855页)
(12)皇甫湜《皇甫持正集》卷二，《四部丛刊初编》第158册，第7页。
(13)浦起龙《史通通释》上，第28页。
(14)柳宗元《柳宗元集》卷三四，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882页。
(15)刘熙载《艺概·文概》，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3页。
(16)李塗《文章精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4页。
(17)赵望秦《唐代咏史组诗考论》(三秦出版社2003年版)、《胡曾咏史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以及《史记与咏史诗》(三秦出版社2012年版)等著作对此问题进行了全面研究，可供参考。
(18)李少雍《司马迁传记文学论稿》(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一书，对《史记》与唐传奇的关系问题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探讨。
(19)张玉春《史记版本研究》(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对两宋时期的《史记》刻本有细致研究，可参看。
(20)如人物评论，苏洵有《项籍论》等三篇，苏轼有《留侯论》等十余篇，王安石有《读孟尝君传》等九篇，张耒有《司马相如论》等十七篇，等等。这些人物评论，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宋代文学家学习《史记》的风气。
(21)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四六，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411页。
(22)关于欧阳修《新五代史》的传记特征，参见张新科《褒贬祖〈春秋〉，叙述祖〈史记〉——欧阳修〈新五代史〉传记风格探微》(《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欧阳修杂传的成就及特点，参见张新科《论欧阳修的杂体传记》(刘德清等编《欧阳修研究》，学林出版社2008年版)。
(23)苏洵著、曾枣庄等笺注《嘉祐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32页。
(24)凌稚隆《史记评林》卷首引，天津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61页。
(25)李塗《文章精义》，第72页。
(26)苏轼《东坡志林》卷五，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07—108页。
(27)张玉春《史记版本研究》，第264页。
(28)张秀民著、韩琦增订《中国印刷史》上，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321页。
(29)李贽《续藏书·何景明传》，张建业主编《李贽文集》第四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577页。
(30)张廷玉《明史·文苑传序》，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307页。
(31)方苞著、刘季高校点《方苞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17页。
(32)凌稚隆《史记评林》卷首引，第172页。
(33)张新科、俞樟华《史记研究史略》第四章《明人评点史记的杰出成就》，三秦出版社1990年版。
(34)凌稚隆《史记评林》卷四引，第225页。
(35)凌稚隆《史记评林》卷首引，第171页。
(36)李贽《藏书》卷四○，张建业主编《李贽文集》第三卷，第795页。
(37)方孝孺《逊志斋集》卷一一，《四部丛刊初编》第324册，第274页。
(38)屠隆《由拳集》卷二三，《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80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674页。
(39)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上，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22页。
(40)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上，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页。
(41)白寿彝《司马迁寓论断于序事》(《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61年第4期)一文对顾炎武提出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后收入《史记新论》(求实出版社1981年版)一书。
(42)钱谦益《牧斋有学集》卷三八，《钱牧斋全集》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310页。
(43)浦起龙《酿蜜集》卷二，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清代诗文集汇编》第24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6页。
(44)刘熙载《艺概·文概》，第12页。
(45)汤谐《史记半解·杂述》，康熙慎余堂刻本。
(46)关于《史记集说》的价值，详见高益荣《〈史记集说〉初评》(《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史记集说》(三秦出版社2011年版)由高益荣、赵光勇、张新科标点整理。
(47)梁启超《要籍解题及其读法》，《饮冰室全集》之《饮冰室专集》(72)，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1页。
(48)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史记》文学经典建构，取得了丰硕成果，《史记》作为文学经典的地位更加巩固，受众更加广泛，认识也更深刻，对此，笔者将另文论述。
(49)(日)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史记文章》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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