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联组织框架中的左翼作家身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左翼论文,框架论文,作家论文,身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 20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60X(2006)02-0100-07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下称左联)是一个特别的文学团体。一方面，不少加入左联的作家以文谋生，他们在左联成立之前和以后以个人的名义发表作品、创办刊物和编辑丛书，在上海形成了一个不受左联组织掌控的文化空间①。在这个文化空间里面，左翼作家从事文学创作与社会文化批评，展现了左翼文化人作为一个独特的知识分子群体的历史存在。另一方面，左联不是一个纯粹的作家联合体，不少加入左联组织的青年学生、工人、职员、教师并不从事写作活动，左联的集体行动亦大多与文学无关。“左翼作家”这一身份被左联派上扩大组织和开展政治活动的用途。
左翼文学作为一个文化现象以及左翼作家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群体，其历史文化特征已经引起学术界足够的关注。本文要探讨的问题是，作为中共领导的一个外围组织，左联如何规训“左翼作家身份”，这一身份又以何种方式在左联组织框架中运作。
最初的身份规训与两类左翼刊物
1930年3月2日左联在上海成立。是年5月10日，左联机关刊物《巴尔底山》旬刊的第2、3号合刊，发表了菊华的《想对“左联”说的几句话》一文。文章以一个几近于局外人的口吻，批评左联的实际行动没有和纲领所规定的趋向同一步子，特别是左联作家编辑的刊物《现代小说》、《拓荒者》、《萌芽》、《文艺讲座》和《大众文艺》仍然在旧的轨道上运行，左翼作家也仍旧是“论文创作、批评随笔”从事着个人的文学活动。文章呼吁左联作家按照左联纲领的要求，不以参加革命的文化斗争为满足，而要把自己的全力交给联盟，以成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实践者[1]。总之，左翼作家应该放下手中的笔，投身于实际的政治行动当中。
菊华对左翼纲领的理解以及相应地对“左翼作家身份”的规训，奠基于文章的大前提——我们承认：在大革命的前夜，一切革命分子都是要兴奋地起来参加这个伟大的行动的[1] (P8)。这一为“我们”(包括“言说者”和“隐含读者”)所“认可”的大前提，特别是“大革命的前夜”这一时间描述，其语义功能不仅在于预告一个政治事件的发生，更重要的是展现了一种道德态度，并向读者征询认同和服从。在同一期的《巴尔底山》上，陈正道的《五一与文艺》一文也有着几乎相同的时间描述——“群众的斗争，是到了革命的高潮。”对左翼作家的批评亦和菊华如出一辙，陈正道甚至质疑《现代小说》、《拓荒者》、《萌芽月刊》和《大众文艺》等杂志的编辑和撰稿人的“左翼”身份，把它们重新归入“小布尔乔亚”(即小资产阶级)的旗下。对于真正的“左翼作家”，陈正道与菊华有着相同的期待，亦即“要参加革命底实际行动”[2]。
在一些当事人的回忆录中，陈正道、菊华的文章所批评的《现代小说》、《拓荒者》、《萌芽》、《文艺讲座》、《大众文艺》等刊物与《巴尔底山》一道被看作“左联刊物”；过去研究者在编选左联研究资料时，也无区别地把它们归入了“左翼文艺刊物”一类②。这难免给人一个错觉，似乎这些杂志都是在左联组织强有力的控制之下，而它们各不相同的历史背景、办刊方针、编辑成员、发行机构等事实则往往被人忽视。
实际上，当时文化界有影响的刊物当属《大众文艺》、《萌芽月刊》和《拓荒者》。其中《大众文艺》由郁达夫、夏莱蒂在1928年创办。郁达夫主编期间，主要刊载鲁迅、郁达夫、夏莱蒂等人的译作，且每期的头题都出自鲁迅之译笔。1929年2月陶晶孙接手之后，则改以创作为主，开辟了《大众文艺小品》、《各国新兴文学》、《大众文艺讨论》、《少年大众》、《通讯》等有大众色彩的专栏，并杂以漫画、音乐，可谓聚集了来自创造社、艺术剧社、南国社等营垒中从事文学创作、理论批评、美术、音乐等多方面的人才，刊物内容色彩斑斓。
《拓荒者》保持着太阳社的刊物风格，与后期创造社倾向于理论和批评不同，太阳社旗下主要是诗人和小说作者，因而他们的刊物一直以创作为主。1929年3月蒋光慈在上海现代书局推出的《新流月报》，只不过是为了躲避国民党政府的审查而由太阳社的刊物《时代文艺》(其前身是《太阳月刊》)改名而来。1929年《新流月报》共出四期，主要刊登太阳社成员的作品。1930年改名为《拓荒者》之后，仍旧由蒋光慈、钱杏邨承担编务，主要撰稿人还是蒋光慈、洪灵菲、楼建南、戴平万、冯宪章等太阳社的旧部，体裁以小说、诗歌为突出，创造社的冯乃超、郭沫若等人只是偶尔在那里露面。
这两种刊物的发行者现代书局，由宁波人洪雪帆创办于1927年，其主要出版兴趣在于有政治风险的“新文艺”和“社会科学”，1931年曾遭国民党政府查封。1930年这家书局拥有四大文艺杂志——《现代小说》、《大众文艺》、《南国月刊》、《拓荒者》。《拓荒者》第一卷第二期上一则广告一度声称这四个杂志“销路日增月盛，几有求过于供之势”。尽管这只是商家的广告用语，四本杂志之销售的真实情形不一定如其所言，但是出版商对这些刊物之商业前景的关注在这则广告中表露无遗。
《萌芽月刊》则以光华书局为依托，由鲁迅创办于1930年年初，主要刊载鲁迅、柔石、冯雪峰的译作。《萌芽月刊》和前两种刊物一样，并没有因为左联的成立而改变编辑方针。三个刊物上的作者大多用读者熟悉的名字发表文章，在1930年5、6月间相继遭查禁之前，都已经坚持了5-6期。这说明，三个刊物均拥有一定数量的读者，在商业上已经让书店老板有利可图。
这些刊物的编辑、撰稿人基本上加入了左联，1930年3月2日左联成立后三家刊物也都分别登载了有关左联成立的消息。表面上看，它们均可视为左翼文化人势力之下的公开文化阵地。但实质上，这些刊物已经是具有一定声望的文化产品，其编辑取向由读者和作者所共同维护。中共延伸到左联中的政治组织和政治理念，显然无法对刊物的编辑发生大的影响。这正是三个刊物均受到左联机关刊物《巴尔底山》批评的原因。
《巴尔底山》在1930年的“左翼刊物”中却算得上一个特别的类别。它创办于1930年4月，在左联成立之后；版面基本上由言论组成，涉及文化、社会诸方面；所署笔名大多为人所不熟悉；尽管被称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机关刊物，但难以让人相信它与文艺创作有何种关联。有人指出这本杂志先由鲁迅主编，第四期后由朱镜我、李一氓、潘汉年、周全平等人接掌编辑之职[3]。但是从刊物内容看，很可能从2、3号合刊甚至从创刊号起具体的编辑职责就落在朱、李、潘、周的手中。这四人当中朱、李本来就不是作家，周、潘当时也不再搞创作，1929年底之后，他们都是直属中共中央宣传部的文化工作委员会的成员(从1930年3月起朱镜我任文委书记，之前是潘汉年)。中共的政治理念和行动安排正是通过这一机构向左翼文化人传达。当发现由左翼文化人编辑和撰稿的杂志在左联成立之后仍旧保持着原来的风貌，他们便借《巴尔底山》对上述数家刊物提出了批评，对“左翼作家身份”展开了最初的规训。
左联组织机构与鲁迅的关系
上述两类左翼刊物的不同也揭示了左联作为一个文学团体的特殊性——大多数左翼作家以个人的名义发表作品、创办刊物和编辑丛书，其文化行为并不受左联组织的控制。而左联组织的领导权却掌握在不再从事创作的中共年轻人手中，他们从当时左倾的中共政治理念出发对“左翼作家身份”提出要求与期待。在左联近6年的历史中，中共以何种组织形式领导左联？左联组织与左翼作家的旗手鲁迅有着怎样的关系？
1930年3月10日《拓荒者》上一则报道左联成立大会的消息称，大会选定沈端先、冯乃超、钱杏邨、鲁迅、田汉、郑伯奇、洪灵菲7人为常务委员，周全平、蒋光慈二人为候补委员，并组织了各种研究会。这次报道是左联第一次也很可能是唯一的一次以真实姓名向外界公开其领导层成员名单。1932年3月15日左联秘书处油印的《秘书处消息》第1期刊发《关于左联改组的决议》，介绍改组后的左联秘书处由书记、组织、宣传三人组成，并在文总和左联执委会的领导之下，经常执行左联执委会领导左联的任务。这一左联内部流通的文献，是笔者目前获得的唯一一份关于左联成立之后的左联组织结构的史料。《关于左联改组的决议》所提到的领导左联的“文总”，事实上指的是中共“文委”。阳翰笙的回忆录有一个详尽的说明。他说，左联是群众团体，上面的领导机关“文总”(左翼文化总同盟)也是群众团体。“文总”设有党团，“文委”属于党中央宣传部的机构。“文委”的成员同时也是“文总”党团成员，即一套班子，两块招牌[4]。
很显然，为了保密，《拓荒者》上左联成立大会的报道只提到执委会，而没有披露中共延伸到左联内部的组织机构。事实上，与中共文委相对应，左联从成立时起就成立了一个名为“党团”的机构。按照阿英的说法，执委会是左联行政上的最高领导机关，常委制，没有设主席、主任。鲁迅在实际上是领导地位，但并没有名义，一般也不参加活动。只是重要的事情向他汇报请示。文委领导左联，主要通过左联执委会内的党团组织，设一党团书记[5]。夏衍在回忆录中说，由于左联有非党员参加，并由鲁迅担任团体的领导，表面上是公开的，但具体工作是由左联的党团领导[3]。由此可见，左联名义上的最高领导机构是执委会，而事实上的组织者是执委会中的党团成员，左联的中共党员甚至大多数盟员，在文委和党团这两个机构的领导和组织之下，进行各种政治文化活动。
左联刚成立时，常委会下面设有组织部、宣传部、编辑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国际文化研究会和文艺大众化研究会。4月29日召开的左联第一次全体大会，一度批评这些部和研究会的工作为“松弛”和“无效果”[6]。20天之后左联第二次全体大会做工作总结，仍旧指责除组织部，编辑部有行动以外，其他各部没有成绩；各研究会也只有“马克思文艺理论研究会”举行过一次并不深入的讨论会。据夏衍回忆，就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也没有正式形成组织，而是由个人分别进行工作[7]。因为人数减少，1931年起，左联常委会下面这些部、委员会就开始简化和合并，并设行政书记，全面负责左联事务。
左联书记及其他行政成员的任免主要由党团书记负责。茅盾回忆说，他1931年5月下旬担任左联行政书记一职，就是时任左联党团书记的冯雪峰的个人决定，11月征得冯雪峰的同意他又辞去了这一职务。冯雪峰在同意茅盾的辞职和长假之后，才让他向鲁迅交代半年来的工作情况。胡风1933年7月从日本回到上海，也是应左联党团书记周扬的要求，担任了左联宣传部长。在茅盾辞去书记职务之后，周扬又安排他接替茅盾出任书记一职。胡风回忆说，在担任左联书记期间，左联工作由周扬、任钧和他三人商定，而鲁迅不参加左联的会议。只是他经常与鲁迅见面，向鲁迅汇报左联的工作。
1934年秋徐懋庸卸去《新语林》编辑一职后便被选入左联常委会，担任宣传部长。1935年春，田汉、阳翰笙等被捕，担任左联书记的任白戈去日本，徐懋庸开始接任书记。据徐懋庸回忆，当时周扬选择他担任左联的职务，考虑的是他与鲁迅有私人往来。当时周扬所主持的左联常委会，几乎没人可以同鲁迅谈得拢，而周扬虽然和鲁迅关系不好，但还是想团结他，所以才让他担任宣传部长以至书记。
可见，左联的行政书记或其他负责人向鲁迅汇报并不是组织框架之内的事情。相反，鲁迅与左联发生关系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他与朋友之间的私人感情。1933年之前有好友冯雪峰在党组织(先是左联党团书记，后升为文委书记)任职，之后又有可信任的胡风担任左联行政书记。胡风之后，按照任白戈的说法，鲁迅不再与左联发生联系。而到徐懋庸接手任白戈的左联行政书记一职，鲁迅与左联之间又有了联络。徐懋庸在回忆录中说，他曾向周扬数次转达鲁迅对解散左联一事的意见。虽然鲁迅的意见都到了周扬手中，却没有被采纳。这进一步说明，左联组织的领导权自始至终掌握在党团手里，鲁迅之与左联只不过一个相当于顾问的角色。
两个决议对左翼身份的解释与修正
左联成立前后，中共正处于极左的“立三路线”的领导之下。中共“党团”对左联的领导不可避免受到这一路线的影响。
“立三路线”引用中共六大四中全会《议决案》的说法，就是“不顾共产国际的指示，而走到冒险盲动和反共产国际的政策的道路”[8]。“立三路线”的一个重要内容在于对“革命前景”的想象和描述，亦即对“革命形势的估计”。其重要文本是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决议案，其标题是《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这个决议描述了一幅不切实际的政治革命的前景图——“世界范围的革命”即将发生；“中国革命”将处于“世界革命”的“领先”和“中心”位置；中国范围内“一省与几省的首先胜利”一触即发，“全国胜利”就在眼前[8] (P46)。
在李立三的冒险盲动路线失败之后，当时中共以王明为代表的国际派把这一冒险盲动的革命策略命名为“立三路线”。事实上，所谓“立三路线”，特别是这一政治策略得以奠基的关于革命前景的想象和描述并不是李立三个人的意见，而是当时中共掌权的极左派与共产国际集体创作的结果。
1928年6、7月间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共六大通过的《政治决议案》中就有关于世界革命第三期的设想，第一期为苏联十月革命，而第三期便是“革命、暴动、反苏联的战争，以及列强大战”[8] (P6-7)。对中国革命也有“革命的新的高潮不可避免”；“新的高潮象征已见，但不可过分估量”；“一省或几省革命高潮与苏维埃政权的前途是可能的”的表述[8] (P16-17)。由此可见，诸如“世界革命第三期”、“中国革命新的高潮”、“一省或几省革命高潮”等基本的词汇和想象框架，中共“六大”早就设计在先。
1929年10月26日，共产国际执委在给中共的一封信中声称，中国到了深刻的全国危险的时期，并要求(中共)积极地发展和扩大革命形式的阶级斗争，包括群众的政治罢工、革命的示威运动、游击运动等等。1929年11月18日，中共江苏省委在上海开会，李立三代表中共中央作报告，认为世界革命已经进入“第三时期”，即资本主义总危机时期，中国革命也已进入“成熟复兴”和“直接革命形势”，他的这一观点当时就获得了党内人士的支持。
而且，在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议案《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公布之前，“立三路线”得到了很好的执行。1930年2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第70号通知，指出组织地方暴动、组织兵变、扩大红军是目前的中心策略。中共江苏省委立即做出反应，为接受中共中央第70号通告下发通知，号召发动政治罢工、同盟罢工、扩大游击战争、发动兵变等。3月13日，中共中央又发出第71号通告，要求在五一节这天在上海、南京、武汉等重要城市组织全国一致的广大群众的示威运动。
基于左联领导成员绝大多数是中共党员，而且成立伊始，左联作为一个组织基本上建立在中共的人事网络之上，左联投身到当时中共极左派政治革命的大合唱当中也就在所难免。4月29日左联第一次全体大会的政治报告中就有这样的句子：“革命的文学家在这个革命高潮到来的前夜，应该不迟疑地加入这艰苦的行动中去，即使把文学家的工作地位抛去，也是毫不足惜的”[9]。这里关于“革命前景”的描写所用的基本词汇显然照搬中共中央的文件，而对左翼作家的身份定性则与前一期《巴尔底山》刊载的陈正道、菊华两人的文章惊人的相似。可见，左联成立之初，“左翼作家身份”已经被中共党组织引入了政治运作的轨道。
1930年8月4日与1931年11月左联执行委员会分别下发两个决议，即《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新的情势及我们的任务》与《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这两个决议正是应中共中央政治纲领的变化，而对“左翼作家身份”进行重新解释和修正的结果。前者是对李立三《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响应，后者则公布于王明的《两条路线》成为中共事实上的政治纲领之后。这两个决议对政治形势的描述，尽管其用语前后发生了变化，但是所展现出的对于革命胜利的想象，以及迫不及待地要全身心投入这一历史事件的热情，却没有不同——前者称“整个世界都在革命的前夜”，后者号召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中国革命民众“转变对苏联的进攻为全世界革命的爆发”等等[6] (P60、157)。
与此同时，对于“左翼作家身份”的描述，也从左翼纲领抽象词句，具体到中共中央最新的政治语言。前者提出“为苏维埃政权作拼死活的斗争”是左联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目标，后者把“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解释为教育、宣传工具，甚至派上识字之用途。两个决议还提出了大众化的口号。1930年的决议倡导“工农兵通信运动”，认为通信员运动是实践大众化口号的唯一的具体办法。到了1931年，大众化问题则成了决议中专门的一章。决议不但重提工农兵贫民通信员运动，墙报运动，组织工农兵大众的文艺研究会读书班，而且进一步要求“运动与组织的大众化”，“作品、批评以及其他一切的大众化”，甚至“文学者生活的大众化”。
这里所说的“生活大众化”，显然已经溢出了文学领域之外，指向整个左翼知识分子群落。“大众化”也不再是一个关于文学或者一般知识实践的名词，而是缘于政治组织者对于知识分子的生活和写作方式的担忧，而试图规范其私人空间。正因如此，1930年决议提出左联不应该是单纯的作家团体，而应该是领导文学斗争的广大群众的组织，一年之后便明确要求左翼作家接受工农干部的领导[6] (P166)。
政治行动中的左翼身份实践
一方面，左联组织通过机关刊物与内部决议等阵地以语言表达的形式对“左翼作家身份”加以解释与规训；另一方面亦借助集体的政治活动把左联成员引入“左翼身份”的实践当中。其中借助身体、声音、文字以进行身份张扬是左联政治行动的一个重要特征。
左联第一次全体大会通过十一个决议案。在这些决议案中很难发现与文学创作有关联的条款。其中第11个决议案就是“有组织地参加五一并发动群众”。据夏衍的回忆录，这次会议表面上是为了检查左联成立两个月来的工作，实际的目的却是筹备“红五月”，安排在五一、五七、五九、五卅等纪念日举行飞行集会及其他贴标语、散传单的行动，并且规定凡盟员必须参加。这个会议还通过了一个《“五一”纪念宣言》。宣言承认左联是一个作家团体，但是否定这一团体是建立于艺术流派——亦即个人的文学创作活动之上。相反宣言中弥漫着集体表达的渴望和冲动，这种表达试图借助的媒体是身体和声音，是文字符号的视觉效果。甚至可以说，这个宣言本身就是一条放大了的标语。
5月29日，左联举行第二次大会，大会的“第一步决议”便要求全联盟一致参加“五卅”示威纪念。并对这一活动作了细致部署，把全体盟员分成了小队，每小队由一队长带领，各小队又由一总队负责。而且当时会场上就情绪高涨，与会者开始还遵守不大声讲话以防引起警方注意的规定，但是在胡也频传达完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之后，就有人情不自禁在会上高呼“苏维埃万岁”、“保卫苏联”的口号。1932年3月左联秘书处印发了《和剧联及社联竞赛工作的合同》，其中第八条要求左联盟员至少得动员到全体2/3参加示威，每次散发宣言1000份。
而且，参加这类集体活动以及在活动中的表现，被左联用来考查新盟员和准备加入联盟的积极分子。白曙1932年夏天加入左联，任左联沪东北区的一个小组的召集人。她在回忆录中说，凡是节日、纪念日、反帝、反法西斯、反“围剿”，左联无不印发告群众书、宣言、漫画等传单，或宣传小册子，交由她们去散发、张贴。甚至规定每人至少写若干条标语，每条标语后面要写上个英文字母，作为自己的代号，好让检查时做统计。王尧山1934年下半年开始担任左联组织部长，他的回忆录也印证了这一说法。他说，左联成员经常在马路上写贴标语口号，而这些活动被组织部用来考验盟员及积极分子。可见，一些新盟员在加入左联之前就加入到左翼身份的实践当中。
其次，左联通过严格的吸收新成员的程序以及频繁的组织生活以维护“左翼作家身份”的纯洁。1931年11月左联执委会通过的决议《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第七条是“左联的组织及纪律”，规定在左联内，不许有反纲领的行动、不执行决议的行动、小集团意识或倾向，以及有超组织或怠工的行动[6] (P166)。1932年3月9日，又颁布了《关于新盟员加入的补充决议》：
1.抱着坚决的意志欲加入左联而尚未具有充分的左联的盟员资格者，应当使他暂为左联的后备军——加入文研或其他左联领导的文学团体，和左联经常发生密切的关系，过相当时期再行正式加入。
2.欲加入左联而曾蒙有和反动派别有关系的嫌疑者，必须用他真名在公开刊物上发表反对那反动派的文字，才能正式加入。
3.曾属于反动派别，现在转变欲加入左联者，他必须把那反动派别的组织内幕和活动实情告诉左联，一面用他真名在公开刊物上发表反对那反动派别的文字，才能正式加入[6] (P183)。
从这些文件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觉察到，左联像政党组织一般严格吸收新盟员的程序，以确保左联集体不受侵蚀。
左联内部的组织生活十分的频繁和严密。在左联与剧联、社联举行竞赛中，竟有一项内容是开会，声称“自执委会(每月一次)，秘书处(一星期一次)，小组(一星期一次)，以至各委员会(二星期一次)经常开会”[6] (P185)。小组会大致有以下几方面的内容：学习左联的《理论纲领》、《行动纲领》及鲁迅的《意见》及其他理论书籍；汇报学习的情况，安排墙报稿件和统计抄写传单和张贴传单数字；讲革命形势，特别是苏区的和后来红军北上抗日的长征途中的消息，念油印的内部刊物等等。为了不泄露组织的机密，各小组只有单线领导，没有横的联系。只有组长知道组员的地址，组员并不知道组长的住处，也不知道同组人的住处。
“左翼作家身份”还被派上扩张组织的用途。左联成立伊始，就以“左翼身份”吸引了一些爱好文学甚至一般的大学生党团员加入联盟以扩大组织。这一做法实际成了左联的一个传统。譬如仅在左联呆了半年的吴强就是1933年与其他五位就读上海正风中学的学生，因为爱好文学而被吸收为左联成员。除学生外，社会上文学爱好者也是左联的发展对象。1931年艾芜跑到上海几乎是流落街头。后来因为给丁玲主编的《北斗》投稿，而被邀请参加《北斗》读者座谈会，并编入左联小组。据艾芜的回忆录，小组会上，几乎都是谈政治问题，很少谈文艺。
1932年的《和剧联及社联竞赛工作的合同》第五条关于“组织”的条款，明文要求发展新盟员20人，而且至少包括5名工人。这里特别规定工人盟员所占的份额，显然是源自左联“大众化”的理想。这个任务落在大众化工作委员会的肩上。其中成立文艺小组和办夜校是左联大众化工作委员会的主要活动形式，也是中共发动工人斗争、培养干部、建党的基础。中央特科成员吴奚如1933年春加入左联，在大众化委员会工作了两年，并一度成为负责人。这期间，他除了摸清工人中青帮和红帮的不同派别，就是与其中有知识、有文化的工人交朋友。通过这些朋友，他把上海法商电车公司的工人夜校办了起来，但是夜校只是一个由“学文化向政治活动稳进”的场所。他极力培养的一个工人吴保太和农民周白月都没有能成为一个作家。王尧山在回忆录中说，左联盟员来源主要有作家、失掉党的关系找到左联的、青年工人、青年职员学徒、中小学教员、女工夜校中的积极分子等等。
总之，“左翼作家身份”是一个复杂的历史存在。首先，左翼文学是一个文化现象，作为创作主体，“左翼作家”所指称的是一个知识分子群体，他们以个人的名义发表作品、创办刊物和编辑丛书，有着大致相同的创作取向和文化追求。与此同时，“左翼作家身份”又在“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组织框架中运作：一方面，左联成立之初，左联组织便通过机关刊物对“左翼作家身份”进行描述和规训，呼吁左翼作家放弃其文化身份投身到实际的政治斗争当中，之后又对应当时极左的中共政治纲领的变化，通过左联决议对“左翼作家身份”加以解释与修正，要求“左翼作家”服从具体的阶段性的政治目标。另一方面，左联组织引导其成员参与实际的群众性的政治活动，通过飞行集会、呼喊口号、散发传单、张贴标语等方式进行身份的张扬；在组织内部则通过严格的组织纪律以及频繁的组织生活以维护“左翼作家身份”的纯洁；而且，“左翼作家身份”被派上扩张组织的用途，不少并不从事写作活动的青年学生、工人、职员、教师加入左联组织。很显然，如果顾及到这些侧面，我们对“左翼作家身份”的理解会全面的多。
注释：
①这一文化空间的形成当在左联成立之前的1927年下半年。当时创造社、太阳社、众作家从全国各地陆续来到上海。他们创办刊物，出版作品，特别是引发“革命文学”的论争，在文坛造成大的影响。
②比如马良春、张大明两位先生主编的《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资料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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