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推动中国居民的信用卡消费信贷——基于住房的研究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信用卡论文,视角论文,住房论文,消费信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提出
信用卡是信用经济时代的一项重要发明，它具有循环信贷、转账结算、存取现金等功能。作为大众使用最为普遍的消费信贷工具，信用卡在提升消费信贷供给能力上具有独特作用。中国自1985年引入信用卡，经过10多年的发展，居民的消费习惯也出现很大转变。信用卡的发展推动了中国社会从储蓄文化向消费文化的转变。根据《中国信用卡产业发展蓝皮书2011》的统计，截至2011年末，中国信用卡市场信用卡累计发卡量已达2.85亿张。按照中国13.7亿人口来算，意味着每5人就持有一张信用卡。当前国家提出“十二五”期间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出口导向型和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方式将逐渐让位于内需拉动型经济增长方式。启动内需，就是要增加消费，尤其要增加居民个人的信用卡消费信贷。
然而，与信用卡的高速扩张相对应，中国信用卡的消费信贷程度还不高。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统计，信用卡的激活率为53.33％，大约有一半的信用卡处于休眠状态。本文的研究表明，在激活的信用卡持卡人中，仅有36.80％的持卡人使用了消费信贷功能。清华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2009年进行的中国城市家庭微观消费金融调查显示，在全国24个城市5274户城镇居民中，受访者中持卡人仅有31.00％使用过信用卡的消费信贷功能。此外，还有一部分信用卡持卡人，他们使用信用卡仅为了免年费或者是折扣促销，远没有形成稳定良好的消费信贷习惯。
如何进一步发挥信用卡在消费信贷中的作用?本文认为，除了要进行信用卡的客户细分和客户生命周期研究外，更重要的是稳定消费者的通胀预期，特别是稳定房价上涨预期。这正是本文的出发点，基于住房的视角来分析住房对信用卡消费信贷的影响。房产是家庭中非常重要而特殊的资产。根据清华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的调查统计，住房约占国内城镇居民家庭资产的69.35％(廖理，张金宝，2011)。目前，在消费金融研究领域，与家庭资产配置相比，对家庭住房如何影响消费信贷的研究相对较少。何丽芬等(2012)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研究了中国家庭是否持有负债以及负债程度的影响因素，其研究发现，房产特征、风险态度以及消费预期是影响家庭负债的重要因素。相对于金融资产而言，房产的特殊性还体现在，金融资产的价格波动是短期的，而住房资产的价格波动往往是长期的(Dvornak，Kohler，2007)。这种差异使得住房不同于其他金融资产对消费的影响。 Case et al.(2001)运用14个发展中国家的宏观面板数据，发现家庭财富的增加会增加家庭的消费。 Ludweig and Slok(2002)对住房财富效应的传导机制进行了分析，包括实现的财富效应(Realized Wealth Effect)、未实现的财富效应(Unrealized Wealth Effect)、预算约束效应(Budget Constraints Effect)、流动约束效应(Liguidity Constraints Effect)、替代效应(Substitution Effect)。这些传导机制中有些对居民消费有正向拉动作用，可以理解为存在财富效应，即住房财富增加时，会使家庭感觉更富有，从而更愿意消费。另外，一些则负向抑制居民消费，也可以理解为存在挤出效应，即当家庭是采用贷款购买住房时，会抑制居民的消费。在中国，这两个方面的影响究竟哪一种占据了主导作用，需要大样本的实证分析来证实。
鉴此，本文采用某银行信用卡的微观数据，通过观察住房特征(自有住房、分期付款购房和租房)对中国信用卡消费信贷利息、消费信贷频率和使用频率的影响情况，探讨住房特征对中国居民信用卡消费信贷是具有财富效应还是挤出效应，这弥补了以往研究的不足。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居民消费信贷(Personal Consumption Loans)是指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采取信用、抵押、质押方式，向个人消费者提供的信用。随着中国跻身世界银行标准下的中上等收入国家行列以及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逐步改善，有越来越多的居民愿意通过消费信贷来进行提前消费，社会对消费信贷的需求正在迅速扩大。居民的信贷从期限结构上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中长期贷款例如房贷和汽车贷款，第二类是短期消费信贷。本文的信用卡消费信贷主要指短期的消费信贷。本文主要从微观的金融机构内部信用卡数据研究住房特征对信用卡消费信贷的影响①。本文采用的金融机构内部微观数据具有数据量大，数据的定义和计量也比较准确等优点，相比于问卷调查数据更具可靠性。然而，房产是家庭中非常重要而特殊的资产，它对信用卡消费信贷又有着重大的影响。关于住房与信用卡消费信贷问题，国外学者作了大量的研究，这些研究为本文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住房特征与信用卡消费信贷的理论框架
居民消费的生命周期理论认为，人们为了能够实现整个生命周期内消费的最佳配置，会在较长的时间跨度内计划自己的消费和储蓄。Ando and Modigliani(1963)认为，尽管个人的收入是不断变化的，但消费者在一定的生命周期阶段会根据个人和家庭的需求，维持一个比较稳定的消费水平，这种偏好促使消费者在不同的生命周期阶段里采用不同的消费和借贷策略。但是，相比收入，居民的财富对其消费行为的影响更加重要。居民的财富一方面影响了其可支配收入，另一方面还影响了居民的风险态度。
根据美国的消费者金融调查报告，除了最富有的家庭外，房屋资产是普通家庭中最重要的一种资产，房产占普通家庭总财富的55％—60％；对于中国大多数消费者而言，房产也是最为重要的单项资产。房产的特殊性体现在：①住房不仅是消费品，还是投资品；②住房资产规模大且流动性差；③住房是居民可以从银行获得抵押贷款的资产。一旦家庭决定买房，这一决策将会影响家庭未来的金融资产分配方案和未来的消费信贷。由于在中国买卖房产的交易成本很高，大多数家庭可以选择租房或者采用分期付款以负债的方式购买房产。这些特性都使这一领域的研究更加复杂。当家庭拥有住房时，随着房产的增值，居民会更愿意消费信贷，这就是住房的“财富效应”。但是，这一解释目前存在一定争议。Phang(2004)研究了新加坡市场住房与居民消费信贷，研究发现，随着以住房价格为代表的住房财富增加，居民消费并没有显著增加。关于住房与信用卡消费信贷之间的关系，以往的研究并没有给予太多关注。Chien and DeVaney(2001)的研究发现，租房者和自有住房者在信用卡负债程度上并没有显著差异；而Kim(2003)则发现，与没有住房的消费者相比，有住房者的信用卡负债金额更高，但是目前在中国还没有相关文献研究住房特征对信用卡消费行为的具体影响。
住房特征对于信用卡消费信贷的影响是复杂的，居民的住房特征主要分为自有住房、分期付款购房和租房三种。因此，本文从流动性约束和风险态度两个角度来综合分析。流动性约束(Liquidity Constraints)指家庭的流动性资产不足导致家庭支付困难②(王江等，2010)。本文认为，中国居民整体表现为勤俭节约，风险厌恶，财富较高的居民并不会增加信用卡消费信贷，即财富效应在中国并不存在。与拥有住房的家庭相比，租房和采用分期付款方式购房的家庭由于每月支付较多的房租和按揭款，导致实际可支配收入降低，面临更多的资金需求，因此，他们存在流动性约束，有很强的动机利用无抵押的信用卡消费信贷。Mathews and Slocum(1969)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也得到类似的结论，他们的实证检验发现，流动性约束是影响信用卡负债的重要因素，低收入和低社会经济地位的持卡人主要采用信用卡的负债功能，而高收入的持卡人主要采用信用卡的交易功能。另一方面，消费者风险态度对信用卡消费也有重要影响。李永强等(2008)采用实地问卷调查的方式研究发现，感知信用卡的实用性是影响消费者开通以及使用信用卡的最重要因素，而信用卡相关知识、信用卡感知风险、金钱信用态度也对信用卡使用频率有着重要的影响。江明华和任晓炜(2003)采用问卷调查的数据，发现对信用卡的正面态度和消费冲动对信用卡消费信贷有着积极的影响，而确切清楚自己存款的人则对消费信贷行为有着消极的态度。消费者态度源于社会心理学的研究，Fishbein and Ajzen(1975)指出，态度(Attitude)包含了个体的行为信念，影响着个体最终的行为。根据他们提出的合理行为理论(The 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人们在进行决策时，会先根据自己的信念对事物形成自身的态度，依此采取相应的行动。持卡人对银行信用卡的态度决定了信用卡使用的活跃度，对信用的态度越正面，信用卡消费信贷程度越高。中国人的传统价值观“量入为出”属于风险规避态度，采用分期付款购房的家庭对风险的偏好程度更低。吴卫星等(2010)的研究发现，家庭如果没有住房，其风险态度会降低，从而降低参与股市的可能性。采用分期付款购买住房的家庭由于每期有大量的按揭贷款，其可支配收入受到限制。这可能会导致他们减少日常消费，尽量避免信用卡消费信贷，分期付款购房对信用卡消费信贷因此存在挤出效应。为此，本文提出：
假设1：拥有自有住房的居民，其信用卡的消费信贷程度不高，住房的财富效应在中国并不存在。
假设2：相比租房，采用分期付款的居民其信用卡的消费信贷程度较低，住房对信用卡消费信贷存在着挤出效应。
2.人口统计特征变量对信用卡消费信贷的影响
人口统计变量也对信用卡的使用行为有重要影响。信用卡持卡人的人口统计特征主要包括年龄、收入、社会职位、地域等。针对年龄，大量的研究表明，相比老年人，年轻人更容易持有信用卡进行借贷消费(Canner，Cyrnak，1985；Bei，1993)，并且信用卡的使用频率也较高(黄卉，沈红波，2010)。除了年龄，收入、教育和职业等社会经济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SES)因素也是影响持卡人使用信用卡行为的重要因素。Wood(1998)认为，不同社会阶层拥有不同的消费习惯，因为不同人群具有不同的推迟满足感。社会阶层较低的人更加容易产生冲动消费，而社会阶层较高的人更加倾向于进行储蓄、推迟消费信贷(Meidan，Davos，1994)。Plummer(1971)发现，高收入和受教育程度高的持卡人主要是交易型用户，这一类的持卡人信用卡负债较低，主要使用信用卡的支付功能，使用信用卡也更加频繁。Awh and Waters(1974)根据持卡人的职业来定义持卡人的社会经济地位，他们发现，社会经济地位高的持卡人更愿意使用信用卡。Steidle(1994)的研究结果显示高收入者更容易持有信用卡负债。一些学者的研究结果也显示持卡人的收入水平与信用卡的使用率之间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Kaynak et al.，1995；Chan，1997)。Kim and DeVaney(2001)的研究显示收入和学历都与信用卡负债的金额呈正相关关系。但是，也有不少学者认为收入和学历与信用卡负债之间呈负相关关系(Bertaut，Haliassos，2009；Min，Kim，2003)。从信用卡负债的金额看，Steidle(1994)发现高学历持卡人信用卡负债程度更高，而收入与信用卡负债金额之间是反向关系。人口统计特征对信用卡消费信贷的影响之所以复杂，因为它需要在一个长期的时间、用更大的样本和更准确的计量来进行深入检验，因此，其学术领域的争议依然在进行。
此外，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是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中国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显示，改革开放以来，以人均GDP为衡量指标的各地区差距持续扩大。同时，中国金融市场也存在较大的地区差异，居民的信用卡消费行为在不同地区间可能存在明显差异。北京、上海地区人均信用卡数量较多，但是在中西部许多地区，人均持有信用卡数量还较低。地区之间的差异将会对信用卡消费行为产生重要的影响。本文主要从流动性约束和消费便利性研究地域差异对信用卡消费行为的影响。从流动性约束看，西部不发达地区存在更强的流动性约束，通过信用卡负债进行消费的可能性和程度更高，但从消费便利性看，西部地区的持卡人使用频率应较低。本文将以性别、年龄、职务、地域等人口统计特征变量作为控制变量，讨论这些变量对信用卡消费信贷的影响，此部分不提出研究假设。
三、数据样本和分析变量
本文使用的数据为某商业银行信用卡中心的微观数据。该数据涵盖了全国各地信用卡持卡人的信用卡使用行为和特征，为本文的实证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数据库共分为两大主要部分：①申请者背景信息数据，包括申请者的年龄、性别、婚姻、收入和住房等；②用户行为数据，包括用户账龄、期初余额、消费信贷利息、使用频率、违约次数等。本文选取2007年3月之前开户的信用卡账户在2007年3月—2008年2月之间的行为特征为研究样本，经过数据的清洗和整理，共得到有效样本573369个。本文选择该微观数据的持卡人消费信贷利息、使用频率和消费信贷次数等信用卡使用信息，还有持卡人的住房情况、所在区域等人口统计特征作为研究变量。由于中国居民的信用卡消费行为在不同地区间可能存在明显不同，并且居民信用卡消费行为可能还会受到年龄、性别、婚姻及地域特征等因素影响，因此，在进行住房特征对中国居民信用卡消费的效应研究中，也充分考虑了这些人口统计学特征对信用卡消费的影响。为了分析住房特征、地域差异对信用卡消费行为的影响，本文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1)在上述计量模型中，creditcard_
表示持卡人i的信用卡用途(是否产生信贷利息)，该因变量为虚拟变量，持卡人产生负债利息时取1，否则取0；考虑到信用卡用途为二元离散变量，针对离散型因变量特点，本文选择将计量模型(1)式设为Probit模型形式；
为持卡人i的负债利息，即年度消费信贷利息的自然对数；考虑到这种负债利息的数据为删截数据(Censored Data)，针对受限因变量的特点，本文将计量模型(2)式设为Tobit模型形式；
为持卡人i的使用频率，计量模型(3)式设为线性回归模型形式。
(2)
分别表示本文重点讨论的住房情况与持卡人地区这两个自变量；其中，住房情况为虚拟变量，1代表自有住房无房贷，2代表自有住房有房贷，3代表租房；持卡人地区变量也为虚拟变量，1代表东部，2代表中部，3代表西部。考虑到信用卡消费行为还受到除住房情况与所在区域之外其他因素的影响，本文在计量模型中控制了可能影响信用卡消费行为的其他人口特征变量
，包括持卡人的家庭人口数、工作年限、性别、年龄、收入、职务级别。其中，fami_member表示家庭人口数；work_years表示工作年限；lnage表示年龄的自然对数；lnpei表示持卡人收入自然对数；techp表示职务级别，该变量为虚拟变量，1表示高级，2表示中级，3表示初级，4表示其他； gender表示性别，该变量为虚拟变量，1表示女性，0表示男性。
四、实证结果分析
1.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表1给出了本文主要变量的统计分析结果，变量包括信用卡用途、消费信贷利息、使用频率、消费信贷次数，以及家庭人口数、工作年限、年龄、收入等其他人口统计变量。从信用卡用途的统计结果可以看出，信用卡的贷款使用者的比例为36.80％，低于信用卡的交易使用者的比例；信用卡的消费信贷利息的自然对数均值为1.3570；信用卡使用频率和负债次数的均值分别为6.5560和1.4710，反映出使用信用卡信贷功能的持卡人比例相对较低。
表2按照信用卡用途将持卡人分为交易型用户(Transactor)和消费信贷型用户(Revolver)两类，前者指没有消费信贷利息的持卡人，后者指有消费信贷利息的持卡人；然后根据住房情况、所在区域、性别、职务级别这几个虚拟变量进行分组，给出各组交易者和循环者所占比重情况。从持卡人的住房情况看，自有住房无房贷的持卡人比例最高，占76.81％，其次为自有住房有房贷的持卡人，占18.49％，租房者的持卡人比例最低：从持卡人的区域差异看，东中西部的持卡人比例存在明显差异，东部地区所占比例为67.33％，而西部地区比例仅为3.89％。通过对持卡人的住房情况、所在区域、性别和职务级别的分组看，各组的交易型用户比重均明显高于消费信贷型用户，表明使用信用卡负债、分期还款的持卡人比重相对较低，更多的用户出于成本低、使用方便等方面的考虑使用信用卡交易。
2.单变量差异性检验结果
根据表2的信用卡分组统计结果，本文发现自有住房、房贷住房和租房者的信用卡使用情况存在差异，并且东部、中部与西部持卡人的信用卡使用情况也存在差异，为了进一步研究住房特征和区域差异对信用卡消费行为的影响，表3给出了自有住房与租房者、东部与西部持卡人其信用卡消费行为的差异性检验。
根据表3中不同住房特征的持卡人消费信贷差异的t检验，自有住房与租房的持卡人在信用卡使用频率、消费信贷利息和消费信贷次数的差异均显著；租房的持卡人在信用卡使用频率、消费信贷利息与消费信贷次数方面均高于自有住房持卡人。根据不同区域信用卡消费差异的t检验结果，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的持卡人在在信用卡使用频率、消费信贷利息和消费信贷次数方面均存在显著差异。其中，东部地区持卡人在信用卡使用频率方面高于中西部地区持卡人，而在负债利息与负债次数方面低于西部持卡人。此外，我们进一步比较了年轻人的住房特征与信用卡消费行为，我们发现年轻人的信用卡消费信贷程度(lnint)和使用频率(salenm)高于全样本，但年轻人在住房特征上的差异也是非常显著，有自有住房的年轻人也没有因为财富而增加消费信贷，这里的财富效应并不存在。对于老年人，其虽然多数拥有住房，但是由于没有可靠的收入来源，信用卡的消费信贷和使用频率明显低于年轻人，但老年人之间的差异并不显著。
3.住房特征与信用卡消费信贷
表4的Probit模型和Tobit模型的回归结果分别反映了住房特征、所在区域等人口统计特征对信用卡使用用途(是否负债)与消费信贷利息的影响。下面本文分别就各特征变量对信用卡消费行为的影响进行讨论。
(1)与自有住房无房贷用户相比，采用分期付款的自有住房有房贷和租房的信用卡持卡人信用卡负债的可能性更高。本文的解释为：根据生命周期理论，家庭持有资产和负债在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是不同的，而对于中国大多数消费者而言，与自有住房无贷款的信用卡用户相比，自有住房有房贷用户和租房用户的平均年龄相对较低，对未来的收入预期相对较高，而且可以拥有更多负债满足当前消费，因此更可能进行信用卡消费信贷和持有更高的信用卡负债。此外，由于住房具有资产规模大且流动性差的特点，尤其在当前中国房地产价格过高的情况下，大多数家庭缺乏足够的购买能力，多数购房者采用家庭负债分期偿还的方式购买住房，与自有住房无贷款的持卡人相比，自有住房有房贷和租房持卡人存在更高的流动性约束，这部分信用卡用户更容易出现信用卡消费信贷和更高的信用卡负债。因此，在中国住房的财富效应并不存在。同时，表4结果还表明，采用分期付款的居民，其每月存在偿还贷款本金和利息的压力，其信用卡消费信贷的程度显著低于租房者，这表明当前高额的房价对其产生了挤出效应。表4的回归结论与表2的分组统计结果相一致。
(2)与东部发达地区相比，西部地区的持卡人信用卡消费信贷的可能性和消费信贷程度更高。本文的解释为：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消费信贷机制还很不健全，消费信贷服务的范围比较狭窄；对于西部地区收入水平较低的家庭来说，很难从金融市场上获得中长期消费信贷；而信用卡负债作为短期信贷的主要组成部分，具有循环信贷、可按最低还款额分期还款等特点，当家庭出现财富困境且中长期信贷难以获得时，这些家庭更倾向于选择短期的信用卡负债，这使得西部地区的持卡人在信用卡消费信贷的可能性和信贷程度方面比东部发达地区的持卡人更高。
(3)持卡人的生命周期特征和社会经济地位也对信用卡持卡人行为具有显著影响。家庭规模越大的持卡人信用卡负债的可能性与负债程度相对较低，本文的解释为，当持卡人家庭人口数越多时，其家庭负担越重，对信用卡消费信贷的程度越低；工作年限越长的持卡人，其年龄相对更高，根据生命周期理论，这一类持卡人的负债程度会较低；高收入的持卡人信用卡负债可能性和负债程度更高，可能的原因是信用卡使用方便快捷，交易时可以避免携带大量现金，因此受到高收入持卡人的青睐；与女性相比，男性持卡人的负债可能性与负债程度更高，可能的原因是交往时主要由男性买单，并且男性有更多的公务应酬等。
4.住房特征与信用卡使用频率
表5的回归结果分别反映了住房特征、所在区域等人口统计特征对不同类型持卡人(消费信贷型Revolver和交易型Transactor)信用卡使用频率的影响。结果表明，与自有住房相比，采用分期付款和租房的信用卡持卡人信用卡使用频率更高；同信用卡消费信贷相似，自有住房有房贷用户和租房用户的较高的使用频率也可以从生命周期与流动性约束的角度进行解释。与信用卡透支情况不同，西部地区的持卡人使用信用卡的频率明显低于东部地区，这是由于信用卡用户在地域分布上呈现一定的集中性特点，东部地区的人均信用卡拥有量远远高于西部地区。此外，东部地区电子商务与物流运输更加发达，东部地区的用户能更方便的选择信用卡网络支付，这在很大程度上增大了东部地区信用卡使用的频率；因此，地域差异对信用卡使用频率有显著影响。
此外，持卡人的生命周期特征和社会经济地位也对信用卡使用频率具有显著影响。其中，女性持卡人的信用卡使用频率更高，可能的原因为：当新的购物刺激出现时，女性消费者的平均购物欲望更强，且由于当前网络购物的便利性以及信用卡支付的无痛性，更多的女性选择信用卡进行日常消费品的购买；低年龄持卡人的信用卡使用频率更高，在一定程度上，信用卡的使用代表着一种超前的消费方式，这种消费方式更容易被乐于尝试新鲜事物，具有一定经济基础的青年人群所接受；高收入和高工作职位持卡人的使用频率更高，本文的解释为，高收入和高工作职位的持卡人更加注重个人的消费方式与理财方式，并且这部分持卡人通常有更多的应酬和社会活动，因此更倾向于采用携带方便、使用快捷的信用卡进行消费。
5.稳健性检验结果
为了进一步验证模型的稳定性，表6将信用卡持卡人分为交易型用户和消费信贷型用户，并根据住房特征、所在区域等特征对不同信用卡持卡人消费信贷利息、消费信贷次数和使用频率进行稳健性检验；所得的结论与上文的实证结论一致：与自有住房相比，采用分期付款的信用卡持卡人信用卡消费信贷的可能性和透支的程度更高，使用频率更高；与东部发达地区相比，中部地区的持卡人信用卡透支的可能性和信贷程度更高，但其使用信用卡的频率却更低。此外，低年龄和高工作职位的持卡人消费信贷和使用频率更高。
五、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信用卡消费信贷是近年来家庭金融研究领域的热点之一，它不仅对居民福利有着重要的含义，同时也直接影响到中国经济的增长。与收入相比，居民的住房资产对消费有着更大的影响。国内外学者大多从人口统计学的角度对信用卡消费行为进行研究，对住房与中国信用卡消费行为的大样本实证研究较少，现有文献无法回答住房特征、地域差异对信用卡信贷利息、信贷频率和使用频率的影响，更无法得出住房与区域因素对于信用卡交易型用户与消费信贷型用户又有何不同影响。这正是本文的研究主题。本文将居民的住房特征分为自有住房、分期付款购房、租房三类。通过比较这三类人的信用卡消费信贷，我们得到以下结论：拥有自有住房的居民，其信用卡的消费信贷程度和使用频率都不高，这表明住房的财富效应在中国并不存在。相比租房，采用分期付款的居民其信用卡的消费信贷额度和使用频率较低，这表明当前较高的房价抑制了中产阶级的消费信贷，住房对消费存在着挤出效应。以上研究发现对于推动中国信用卡发行、消费及管理有着重要政策意义。
(1)稳定房价上涨的预期，采用分类治理的方式控制房价，为信用卡消费信贷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中国目前的信用卡消费信贷不仅受到居民收入和财富的影响，更与当前的社会保障体系紧密相关。虽然居民消费模式正在升级，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通过信用卡消费信贷来进行提前消费，社会对信用卡消费信贷的需求正在迅速扩大，但是，相关的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备将抑制信用卡消费信贷。目前，大多数的家庭只拥有一套住房，即使房价出现上涨，其住房的财富效应也并不明显。本文的微观数据也发现，自有住房和信用卡消费信贷并没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对于那些没有自有住房的家庭，当前高额的房价进一步抑制了其信用卡消费信贷。众所周知，中国有世界知名的高储蓄率，同时民间感受到的通胀水平远高过统计局的CPI数值，在通胀预期的前提下，采用分期付款购买住房的居民其信用卡信贷更低，房价对信用卡消费信贷呈现了挤出效应。因此，控制房价上涨的预期，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采用分类治理的方式控制房价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稳定房价上涨的预期，这需要政府对房地产进行重新定位。虽然居民对住房有很大的需求，但房地产毕竟不能成为经济增长的引擎。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是居民的大众消费而非房地产。如果房价持续上涨，社会财富差距将进一步扩大，大量的财富会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财富较多的居民对整体消费的贡献较少，而有着较强消费需求的居民受到高房价的抑制会减少消费。在当前，很多企业投资房地产，地方政府也采用压缩土地供给的方式抬高房价，导致了实业的衰落。大量资本由实业转向房地产，将带来整个经济体的空心化和泡沫化，影响中国长期的经济增长。只有稳定房价预期，促使实业回归和提高居民消费，才能带动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此外，对于当前高额的房价，应采用分类治理的模式。中国人口众多，应将居民分为低收入者，中等收入者，高收入者进行分类治理。具体而言，是“重保障、增供给、调房产税”。重保障，主要针对目前的众多低收入居民，需要加大保障房的建设，采用政府补贴的形式解决低收入者的住房问题；增供给，主要是采用增加土地供给的方式调节中等收入人群的住房供给和需求，目前的许多城市(除一线城市外)，政府采用调节土地供给的方式抬高地价和房价，继续走土地财政的方式，进一步促使了房价上涨；调房产税，主要是对拥有多套住房的居民征收房产税。这样才能重塑民众信任，推动消费信贷的平稳增长。
(2)推动住房相关的个人所得税改革，进一步发挥信用卡对年轻人的消费信贷功能。本文的研究表明，拥有自有住房的居民，其消费信贷并不存在“财富效应”，并不会因为自有住房而增加消费信贷。而对消费信贷有着迫切需求的中产阶级，却限于高额的房价和分期付款，对其消费信贷产生了“挤出效应”。为提高居民的消费信贷能力，当前的个人所得税制应该向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方式转变。《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要“逐步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在公司的税收体系中，公司支付的利息是可以抵扣所得税的，但是在居民的税制中，目前采用的是分类税制。虽然工薪阶层的收入按照分类征收方便，但其房贷利息还不能抵扣所得税。相反，高收入人群由于其主要收入是劳务报酬和财产所得，这些税率较低，有些所得还会因为监管不力而无法有效征收。因此，应尽快进行个税综合征收改革，考虑更多的抵扣因素，促进税收公平。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指出要规范收入分配秩序、“调节过高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当前，中国的贫富差距较大，拥有较多财富的少数居民，并不会增加其消费，而对消费有着强烈需求的居民其消费能力又不足，这会限制经济的增长。如果经济成果向中低收入群体倾斜，而且银行提供消费信贷，中国社会整体的边际消费信贷倾向就会上升，推动消费总量的高速增长。因此，增加居民的消费信贷其前提是提高居民未来可支配收入，对其房贷利息支出应可以抵扣所得税。
(3)加强消费者金融教育，树立或培养健康的信用卡消费信贷文化。中国的消费信贷面临着双重困境。一方面是居民的消费信贷意识较差，另一方面是缺乏消费者金融保护法案。本文的研究发现，只有36.80％的信用卡持卡人采用了消费信贷，这表明中国大部分持卡人依然是以交易为主(Transactor)，并没有发挥信用卡的消费信贷功能(Revolver)。信用卡的消费信贷者不仅能给自身带来更高的效应和福利，也能给银行的信用卡业务带来更高的利润，从而推动经济增长。目前的消费者对信用卡的消费信贷功能认识不够，需要加大宣传力度，引导居民转变传统的消费观念，从无债消费转变为适度负债消费，从滞后型消费转变为适当超前型消费，逐步提高居民的消费信用水平。同时，美国的金融危机给消费者敲响了警钟，这表明适当的消费信贷能促进消费者福利，但过度负债则可能导致居民破产和违约。金融危机后的美国成立了消费者金融保护局(Consumer Financial Protection Bureau)，以确保消费者在购买抵押贷款、信用卡和其他金融产品时获得清楚、准确的信息，保护其免遭隐藏费用、滥用条款和欺诈行为的损害。金融危机后的英国也成立了消费者金融保护局，对信用卡、住房按揭贷款等产品进行监管，对合同利率、费率等进行标准规范并要求条款简单明了。因此，对消费者的消费信贷，一方面需要加大消费信贷观念的培育，另一方面需要完善法律法规，保障消费者金融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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